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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国学”概念的三种不同理解

  “国学”一词在我国古代就有,是指国家一级设立的学校。如西周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学校。这与近代以来作为学术之作的“国学”的含义不同。近代以来所说的“国学”一词,有学者认为源自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一部分日本学者,如荷田春满等人提倡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研究,以探明本土固有的文化,遂有“国学”之称。我国民主革命家著名学者章炳麟(字太炎),因参加维新运动被清政府通缉,流亡日本。他在日本期间鼓吹反满革命,同时提倡研究国学。留日青年成立国学讲习会,请章太炎讲授国学,鲁迅就是学生之一。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回国,继续从事多项革命工作,并于1922年在上海讲“国学大概”和“国学派别”。1934年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同时出版了《国学论衡》和《国学概论》(由曹聚仁先生笔録整理。)这两本著作可视为我国国学最早的代表作,也是著名的国学入门书。

  但是,从“国学”兴起于民国初年时,学术界就对国学概念存在不同的看法。“章太炎认为‘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胡适等人则把它看成是一部中华文化史,包罗万象;辛鸿铭则强调‘一切中国学’,为了捍卫中华传统,其本人坚守了让很多人都难以想象的奇怪遗风。”尽管当时学界对国学的看法存在分歧,却反映了在“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深关切,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未必是一件坏事。

  从民国初年国学开始流行迄今,随着国运的兴衰起伏,国人对国学的研究及认知程度也有高有低。二十世纪90年代 以来,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对国学都更加关注和深入研究,在某些问题上也取得了初步的共识,即认为“中国国学是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进一步问:究竟“博大”有多少大?“精深”有多少深?“源远”又在何处?“流长”指向何方?学界和社会上的各种人就众说纷纭,对国学的概念、范围也各有看法,争议不息。不过,从笔者所收集到的部分资料来归纳分析,在学理层面加以疏理,大致上对国学概念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理解,一般可分为狭义、广义的两种概念及新国学或大国学的概念。下面就三种国学概念遂一进行分析说明。

  一、狭义的国学概念

  持有这种观点的,以十年多来出版的几种国学著作较有代表性,其中,吴仕谦编撰的新书认为,国学是“以先秦经典和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以及历代史 学等内容,形成了恢宏的‘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其内涵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白君所着一书则认为“国学所涵盖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从经、史、子、集到医学、戏剧、书画、民俗,无所不包;国学绵延的时间是极其长久的,‘国学’之名虽始于清末,但它的产生与中华文明同步,纵横几千年;国学的思想是博大精深的,既有贤主明  君的治国之道,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文人情怀,也有寻常百姓安身立命的生活哲学。”

  可见,上述两位作者在阐述国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时,都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强调国学涵盖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国学绵延的时间是“极其长久的。”这无可厚非。问题是他们把国学范围与时间定格在清末国民初年之前,只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与时俱进,没有或甚少研究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的学术文化成果。这与广义上的国学概念、新国学的概念相比,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方面都窄(短)了一些。从这种意义上说,学术界通常把只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门称之为狭义的国学。仅此而已,并非贬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其意义重大,不可忽视。

  事实上,有些学者把狭义国学的内涵与外延看得更窄(短)。一本两人合编着的新书写道:“国学是二十世纪初在我国提倡的一门学问,亦称‘国故学’,因为研究‘国故’而得名”。北京大学曾经出版过《国故月刊》。胡适提出过‘整理国故’的口号。他说:‘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故国学,省称国学。”另一位姓曹的学者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他说:“国学这个名词,是因为欧美学术输入才发生的。它的范围,是把西学输入以前中国原有的全部学术包括进去的。”“国故,就是本国文献的意思。不论精粹不精粹,过去的文献总是可宝贵的史料,都可包括在国故范围里面去,这样看起来,国故这个名词总算是公平而完备了。”笔者认为,国故,一般是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旧《辞海》)。但曹学者认为“国故,就是本国文献的意思”,“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只能够代表研究的对象,而不能代表研究这种对象的学问。”按照这种说法,国故的研究内涵范围不可能等同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小于传统文化。

  还有一位姓刘的学者,她认为,在现代新儒家第一代代表人物里,诗哲、国学大师马一浮“所定义的‘国学’,不是经学、诸子学、考据学,而是以传统经典为主要承载,‘统摄于一心’的‘六艺之道’,他认为‘一切学术该摄于六艺,凡诸子、史部、文学之研究皆以诸经统之’……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笔者认为,虽然马一浮对国学的定义有新的表述,具有自己的特点,但其内涵与外延均没有超越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

  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例如,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某说:“国学是个宽泛的名词,但是不论你如何分类,都会把儒家与道家列为重点。儒家的代表是孔子与孟子,道家呢?自然是老子与庄子了。”又如,浙江宣传部门编着的《领导干部国学读本》,也是“遴选历代最有影响、最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经典文献并进行类编、导读,既体现国学框架的学科性、整体性、严谨性、全方位、多视角展示中华文明的传承脉络与博大精深;又强化领导干部读书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

  从上不难看出,学界与国人对国学概念或定义的认识各述所见,分歧难免。这是因为各人所从事的工作环境、教育程度以及看问题的视角不同等因素所致。但认真思考一下,也会发现,人们在谈论国学时,都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话题。正如南开大学方克立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言:“在我看来,学界目前所讲的‘国学’,就其指称对象和时空范围来说,多数学者实际上已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即以其指称中华传统 的学术文化。这就是狭义的国学概念。”

  二、广义的国学概念

  方克立教授接着说:“广义的国学是‘一国所有之学’,除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外,还包括西学和马克思主义传入后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与海外‘中国学’或‘汉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大致相同。”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大有人在,不过各人的认知程度和表达方式有所不同。

  国学大师、曾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在《中国国学传统》一书里有两段精辟的论述。他说:“所谓国学即中国学术之意。”而“中国学术,照传统的说法,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世之学。义理之学是哲学,考据之学是史学,词章之学是文学,经世之学是政治学、经济学。其实传统学术的领域不止于此。此外还有天算之学(天文学和数学)、兵学(军事学)、法学、农学、地学、水利学、医学等。这些学术中医学(包括法医学)、兵学(兵法)都有突出的贡献,至今日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都值得深入研究。”他又强调说:“今天研究国学,不但要整理前人已经做出的成绩,还应推陈出新,在前人基础上更向前进。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国学术是国学,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是属于国学的范围。……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了波澜壮阔的曲折道路。从五四到现在的学术演变,还是值得研讨的。探求真理的道路是宽广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必然引致学术的繁荣,追求的勉力永无止息,愿中华国学日益昌盛。”

  另一位国学大师、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季羡林也讲得很精彩:“我们的文化五色杂陈,头绪万端。……把其中的精华寻找出来,然后结合具体情况,从而发扬光大之,期有利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前进与发展。‘国学’就是专门做这件工作的一门学问。旧版《辞源》上说: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话虽简短檏实,然而却说到了点子上。七八十年以来,这个名词已为大家所接受。”他然后强调指出,“国学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表面上它是研究过去的文化的,因此过去有一些学者使用‘国故’这样一个词儿。但是,实际上,它既与过去有密切的联系,又与现在甚至将来有密切联系。现在我们不是都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特色最容易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我 姑且称之为‘软件’,……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感到骄傲的。所有这一些中国智慧都明白无误地表露了中国的特色。”

  有国学研究团体则认为,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英勇斗争和艰苦创业,其中包括国学专家在内的理论界,也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及中国文化自信,作出不懈的努力,在国学研究方面取得新的进展。“现在的国学由此变得包罗万象,万马齐鸣。泛指在社会主义各个领域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绩。无论从开设学科和课程的设置方面,都大大超越了百年前提倡国学时涵义上的那种‘国学’概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更是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综合国 力也出现了与日俱增良好局面。再加上电视剧《孔子》的热播,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国学热”。“国学兴国已成不争的事实。”

  有党组书记兼学者认为,“全球化时代,国学研究所面对的世界文化背景、文化间交流的方式以及更为重要的文化心度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一是在全世界各民族文化在一起的多元化新的背景下,如果国学研究还是以中西文化对立作为参照系,就显得太狭隘了,既限制自己的视野,也会失去很多优秀的文化资源。二是就文化交流的方式而言,要把“和而不同”的中国传统思想作为指针,才能抛弃意识形态的隔阂,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各种文化“对话”和交流,互为借鉴,使国学研究更从容吸收外来文化。三是必须认识到,“国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国学更是世界的,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要以平等和主体的心态来面对世界,每一个民族都有责任有义务为人类共同问题的解决贡献力量。”

  还有一本《简明国学常识辞典》在前言里也明确写着:“步入新世纪后,发展、繁荣的文化诉求,社会各界人士继续热烈参与国学的议论。一般认为,当今之世,世界需要瞭解中国,中国需要瞭解世界,国学之复兴,实为时势所趋,是海内外文化学术互动的结果,重振国学具有时代意义。当今弘扬国学之目的和任务,是要探讨中国爱国主义的来龙去脉,发扬爱国主义思想,激发爱国主义热情,并通过中外文化交流,发扬光大中华优秀文化,开拓现代文明。在治学方法上,宜沿着‘传承—兼容—创新’的正确方向,以现代的理念来指导国学的研究与发展。……是使国学的传播得以 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上述一些研究国学心得体会的事例,可以告诉大家:狭义的国学概念逐渐演变为广义的国学概念,絶不是任何个人的一家之言。而是部分国人不约而同的初步共识,这当中包括国学大师、大学教授、党政领导干部,值得一提的还有参与编写《简明国学常识辞典》百岁老人章人英先生和 社会各界人士近20人。说到底,国学概念的演变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与进步的必然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道理很简单,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当然,学界和国人重视广义国学概念的探索及传播,不是把原有狭义国学概念抛去,因为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恰恰相反,要在深入研究狭义国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更好地探索和发展广义国学概念。

  在百年之前,国学兴起之初,学术界研究“国故”注重古代经典文献,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所制约的。如今我国已进入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学研究不能停留在百年前的思维模式,而应与时俱进,立足现实,吸取先辈国学智慧,拓展视野,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实践是学术文化的起源,而“实践永无止境,探索和创新也永无止境。”(胡锦涛语)学界和国人在研究狭义和广义国学之际不能排除其他探索和创新国学之途径。

  三、新国学概念初议

  (一)学者的有关论述

  方克立教授在论及狭义和广义国学后指出:“对于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源和血脉的国学,我们一方面要心存敬意;另方面又要以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和前瞻的态度来对待它,创建适合新时代需要的新国学,让它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和积极参与人类文化对话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袁行霈先生在一篇重要文章中明确说:“今天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继往开来的时代,这是一个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是一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此时,我们所研究的‘国学’也应当以一种新的、富有当代特色的形态出现。我之所以提出‘国学的当代形态’这个命题,就是强调:研究国学不是复古倒退,也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具有革新意义的、面向未来和世界的学术创新活动。”袁先生在详细说明这些创新活动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后,他继续说:“总之,国学研究既要保持其传统性与本土性,同时也要彰显它的时代性与世界性。当代的国学已经具备了各方面的有利条件,足以使之成为不同于以往的新国学。换句话说,现在已经是重建国学的时候了。”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兼国学院院长纪宝林教授在一篇重要文章则说:“重振国学,亟湏重塑学术理念。……这就是: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待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避免陷入单纯复古的泥淖;沟通历史与现实的畛域,摆脱为整理国故而研究国学的思路,立足于从丰厚的历文化资源中寻求启迪,为当代建设和人民福祉提供服务;不断开阔视野,注重东西文化比较,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进行定位,建设既融合世界潮流,又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国学。与此相适应,国学的研究方法也需要不断创新:一方面,应在借鉴传统方法与手段的同时,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来改进国学研究;另一方面,随着对外交流的拓展,还应充分吸收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桂钿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对国学进行创新需要有新视野,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这就要求在借鉴古代智慧的同时关注当代现实,从而丰富和发展国学,不了解新时代,不研究现实,缺乏新视野,国学的价值就得不到充分发挥。传统与现实结合,继承与创新结合,这是国学发展的正道。……当今时代,发展新国学更需要创新。只有通过创新形成越来越多的新成果,国学的生命力才会越来越强。”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祝瑞开生前在一本著作中写道:“在当今全球化和多元化时代,中外文化,包括西方在内,应该互学互补,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推动人类社会完善发展。中华儿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本土,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其特色和优势,结合当代社会现实,努力学习人类(包括西方)优秀文化,融合创新,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构建小康、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世界、人类美好乐土尽力!这是我们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旨。”

  笔者认为,上述五位学者关于构建新国学的呼声,会给国人带来几点重要启迪:

  第一、北京是国学的发源地和国学重镇,上海与天津都是国际大都市,经济繁荣,文化先进,因此,三地的学者率先呼吁建设新国学,理所当然。

  第二、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时代,必须创建适合新时代需要的新国学,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利国利民利学,也有利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

  第三、新国学的构建,既要充分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底色,把两者紧密切结合起来。同时,研究方法要不断创新。

  第四、新国学的研究,既要保持传统性与本土性,又要彰显时代性与世界性。传统与现实结合,继承与创新结合,这是今后国学发展的正道。

  (二)、笔者的几点思考

  1.新国学并非广义国学的别称

  有人说新国学的内涵与外延同广义国学概念差不多,前者是后者的别称。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初看两者好像同一概念,但认真思考之后,又觉得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新国学研究虽然也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革命文化的智慧,但它的重心将 逐步转移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探讨和研究方面来。尤其是它更突出一个“新”字。

  事实上,早在1993年,“肖兵先生率先提出‘新国学’”理念时,就“强调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而发展出新国学。”张世英先生也强调要联系现时代的参照系对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解释”。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冯其庸教授又提出“新国学即大国学”理念,强调这是个“大概念的国学,也就是中国学术的简称。”在这一年之后,还有不少学者就新国学的“新”与“大”发表自己的看法,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联系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有关精神。

  可以说,新国学(大国学)是从广义国学中引伸出来的一个新概念(理念),另有它新的内涵与外延,当然这需要长期探讨。因此,不宜把新国学作为广义国学的别称。

  2.十九大为新国学研究指明方向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这一新时代条件下,研究新国学,至少应该突出如下几个“新”的特色或亮点:

  第一、指导思想新。新国学研究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关于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诸多精辟的论述,对新国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

  第二、研究内容新。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据此,新国学研究的内容应该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主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组成部分。前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后两部是国学的新发展、新成果,体现国学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第三、观点要有新。新国学必须要有新观点,才能结合新时代的需要与人民的要求,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必须阐发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 新观点,尤其是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观点。例如,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我国社会主义总体国家安全观、“一国两制”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观念等等。

  第四、研究任务新。新国学要承担至少两项重要历史任务:一是要着力构建有中国底藴、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尤其是要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二是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促进政策沟通、贸易畅通,尤其是民心相通和文化交流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

  第五、研究方法新。当今世界,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信息技术硕果累累并得到广泛的运用。新国学研究方法也要不断创新,除了继续藉助传统方法与手段外,更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如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影视等来改进国学研究方法,拓展对内对外文化交流,弘扬国学精神。

  此外,鉴于国学研究队伍的 老年化,有计划、有选择性地重点培养新国学年轻新人才队伍,也很重要。

  3.新国学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

  自“新国学”一词提出至今已有20多年,但从总体上看新国学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表现在有些学者仅从宏观方面阐述构建新国学的必要性及其重大意义,尚未从微观方面深入探讨新国学概念的基本含义、新国学必须具备的基本 范畴,以及新的学科体系等等。虽然有不少学者专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新国学的言论,值得肯定,但大都是个人学习的心得体会,缺少系统性和整体性。目前,有关国学的书籍不少,但专门论述新国学的著作尚未问世。

  同时,有关新国学的一些理论基础性问题也没有搞清楚。例如,新国学的时间标志(起点)应何时算起较符合实际。是以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标志,还是以1993年“新国学”一词的首次出现为标志,或者是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其它重要时间节点为标志。希望通过大家讨论能初步达成共识。

  由于国学本来就“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再加上“新”的要求,就显得更加博大复杂,精深海底。新国学的研究要取得实质上的进展,必须有国家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各方面学者、专家的积极配合,经长期协作推进,才能成事。任何人或少数人都难于担当此重任。笔者还在学步,正如古人所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4.学术界对国学三种不同的理解可以幷存

  现阶段,我国学术界对国学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理解(今后有可能成为三个不同学派)。这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许可与要求。各自可以按照自己的原来的研究方向及范围继续向前发展,取得更好的成绩,无可厚非。

  狭义国学专门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有助突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同志说:“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

  广义国学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主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以使国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更加丰富与宽广。坚定中国特色文化自信,并揭示中国文化发展规律,是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唯一正确道路。

  新国学(大国学)重点做好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集中力量提高国家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

  可见,学术界对国学的三种不同理解各有道理,各有优势和长处,不应各执一词,互相诋毁,而应该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书写国学新篇章,才能无愧于新时代的要求和国人的热切期待。

  (原载《中国影响人物》,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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