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学热”不断升温，这是件好事。这股热不仅激发了广大国民的爱国情怀，增强中国文化自信，而且促进了我国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鉴，并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提供了精神动力。正是在这一有利的背景下，约3年前，笔者发表了《“国学”应当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一文（原载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十大国学人物精品选》），今年初又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名为《国学新论探讨》的小册子，得到了不少朋友和读者的支持和肯定，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国学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学，哪来的什么“新国学”！？其实“新国学”这个名词（概念）并非笔者首创，在学术界早就有人提出，并不断流传和发展。

　　一、是谁率先提出“新国学”这个名词（概念）

　　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在第3版发表了毕全忠先生撰写的《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引起全国关注，甚至轰动一时。国学大师季羡林感慨地表示，能使用“国学”二字本身是有“勇气”的表现，并指出：“国学，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既然是顺乎人心，应乎潮流的事业，必然会发展下去。”

　　在这种良好的国学研究氛围中，第2年（1994年），“《文史哲》杂志第三期开设了‘国学新论’专栏，收録四篇相关文章，其中，肖兵先生率先提出‘新国学’，强调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而发展出新国学，国学而勇称新，就必须引进、运用新理论、新材料、新方法。所谓‘新国学’，本应该除了对象（中国传统文化）依旧以外，全体焕然一新：材料新，......；角度新，......；方法新，......；理论新，......；自然得出的结果更要新，甚至连表达的方式都要新。”

　　“此外，张岱年先生的‘贯通中西，不拘一偶’；张世英先生的‘联系我们现时代的参照系对我国的传统作出新的解释’；叶舒宪先生的‘多重证据法’；皆是契合着新时代的新情形而要求鼎新国学研究方法，增扩国学研究对象，皆在探索新国学的可能建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中国内地能够提出“新国学”概念絶非偶然。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国学”概念曾一度销声匿迹。“文革”期间，在“造反有理”、“破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蛊惑下，无人敢问津传统文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出现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持续多年的文化研讨热潮。人们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的鼓舞下，积极为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而努力探索。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学术界因自身所面临的“失语症”、“文化危机”，而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学术），并提出“新国学”是很自然的事，即顺理成章。他们认为，“‘新国学’顾名思义是对传统‘国学’概念的更新，而‘新国学’研究历史显示其在研究方法、精神内核、观念定位上不断地寻求新的发展路径与前进方向。……规避传统‘国学’概念的模糊性而彰显文化发展的生命力。”

　　夏芬先生评价说：“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学者已旗帜鲜明地标识出‘新国学’概念，并强调吸收与运用新方法、新视角、新理论，这既是对新时代的回应，也是学术自身发展的时代脉动，更是传统文化资源的革故鼎新，尤其是传达出学术匠人们对传统学术资源进行整理与翻身的研究建议与学术期待。”

　　二、2005年是新国学研究进展的关键年

　　实践是学术思想萌发和发展之源。我国著名的文化巨匠、《红楼梦》研究的卓越旗手冯其庸先生，自青年时期起就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自己治学的一个目标。他于1986年9月，应邀赴新疆大学讲学，首次接触西域，得益良多。因此，在其后的20年间（1986—2005），他十赴新疆考察，足迹遍及天山南北。那时，国家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其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各族人民也正在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而持续奋斗。这一轰轰烈烈的大开发实践，对冯先生的震撼是非同寻常的。有评论指出：“正是历经西域艰苦卓絶的长期考察，冯其庸先生的‘新国学即大国学’理念从萌发、充实、丰富到成熟，为他在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办学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大国学’理念，与国家的西部大开发紧密结合，并付诸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办学实践，在课程设置、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以及书画创作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其治学报国精神令人敬仰。”

　　2005年10月16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国学学院，即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正式成立，这不仅是人民大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件大事，更是振兴国学教育的历史新起点。当时，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和各级领导，社会各界，海内外同行给予了热切的关注和格外的关爱，纷纷发来贺信和祝福。部分领导和嘉宾还光临会场。作为国学院首任院长的冯其庸先生在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致辞时明确指出：“我个人所理解的国学，是大概念的国学，也就是中国学术的简称，它应该是包罗宏富的。......我认为国学并不是凝固的、僵化的，国学随着历史的进展在不断的丰富发展......我们的国家是伟大多民族团结融合的国家。我们不能把国学局限于某一局部，这是显而易见的。”

　　2008年10月13日，冯先生还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大国学即新国学》一文，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其后，他的学术活动有一大特点就是念念不忘如何将传承文化的“中国梦”与西部大开发，国家富强结合起来。

　　2010年10月16日，人民大学隆重举行“国学院成立五周年庆典暨其冯其庸先生从教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贺信中点赞冯先生：“带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为国学新时期的发展，为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发挥着主要作用。您治学报国的精神，令人钦佩。”冯先生则在会议闭幕式的致辞中又就国学概念与国学教育的关系发表了新的看法。他强调：“国学概念讨论深入了，对于课程设置、学位设置也许更有利，但是实践第一，首先是实践，国学教育可以先办起来。”可见，冯先生是一位十分重视大国学理念的杰出践行者。2017年1月2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5岁。

　　2005年，对于“新国学”的发展来说，是个好年头。因为这一年的5月27日正式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并于同年10月16日举行国学院开学典礼暨揭牌仪式，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所颇有声誉和影响力的国学院，同年10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干元国学教室。此外，2005年《社会科学战线》开设《新国学研究》专栏，同年4月汕头大学推出《新国学研究》专辑。因此，“有学者则直呼2005年是中国的‘国学年’。”

　　有评论指出：“值此之际，‘新国学’研究也呈现三种不同的学术定位的发展趋势：首先，作为中国学术整体的新国学，其‘新’在于扩大了传统国学内涵与外延，要求考察由传统学术与五四以来学术所构成的学术整体。......。其次，作为传统国学新时代发展的新国学，其‘新’在于研究方法的丰富与研究对象的增扩。......。最后，马克思主义新国学，其‘新’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的、历史的研究方法。......。于此阶段，‘新国学’概念已被明确地指出且系统性确立。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学术定位与发展趋势，但殊途同归，都要求体贴时代的脉动而推动‘新国学’的可能发展。”笔者认为，2005年前后一段时间，“国学新概念”已被明确提出确有其事，而“系统性确立”则言之过早，值得商讨。

　　三、最近10多年来学者对“新国学”的探讨

　　由于资料缺乏，目前笔者所看到的部分资料索引有：

　　江凌撰写的“试论国学与新国学”（原载《文史哲》2006年第2期），严家炎撰写的“从‘五四’说到新国学”（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方立克撰写的“创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国学”（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7月15日第003报），梁枢撰写的《新国学之路——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原载《光明日报》2009年10月26日），李慎明撰写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国学观念和新国学体系”（原载《光明日报》2010年2月8日），顾建军撰写的“建设华夏新国学要解决两大难题”（原载滨州职业学院学院》）2012年第九卷第1期》），等等。笔者想过，读者要通过这些索引寻找到作者的原文来学习与研究并非易事，但相信对有志研究新国学的朋友也许看了论文的题目可能有所启迪，对自己研究新国学的思路及角度会有所帮助。

　　在著作出版方面，笔者已拜读过的有三本：一本是吉林大学邴正教授主编的《国学新论》。该书在序言中写道：“不管我们对全球化持何种观点和态度，我们都已经和正在面对全球化的现实。......作为具有几千年历史传统文化要以怎样的姿态进入这个文化对话的场域？要怎样发出自己的声音？要如何打通传统与现代的壁垒？要怎样从民族走向世界，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迸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些是当代学人极其关心的问题，因此，解决这些问题也成为中国当代学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一句话，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对象的旧“国学”，要以“全球化时代”同行，才能使国学研究的内容不断丰富起来，发生巨大变化，成为“新国学”。该书还收入王富仁先生撰写的《“新国学”论纲》与其他学者的五篇研究新国学的文章，有参考价值。

　　另一本著作是上海大学文学院祝瑞开教授所着的《国学与当代社会》。该书的第一篇题为“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思想内涵”的文章，作为当代国学（即新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阐述，很有创见，给人启迪。祝教授指出：“邓小平同志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其理论核心和基石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特色是‘与时俱进’，充分反映时代特色，并和中国社会的实际紧密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旗帜。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接着，祝教授从五个方面较为系统的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思想内涵。这五个方面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活的灵魂；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理论；创造性的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理论。笔者认为，邓小平上述的观点和理论，无疑也是新国学的新内涵。祝教授在著作中还有一篇题为“历久弥新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学习胡锦涛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的好文章，也是研究新国学的重要资料。

　　第三本著作是纪宝成先生的《重估国学的价值》。该著作收録了作者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以来有关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讲话、发言、文章和部分访谈，共63篇，还有附録6篇。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等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对本书部分文稿的成稿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书在编者前言中说明；“在纪宝成校长眼中，重振国学并不是守旧，更不是复古，他所理解和倡导的国学是今人眼中的国学，是国际视野中的国学，是现代形态的国学，也就是大国学和新国学”。

　　此外，2016年3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国学名家辞海》，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分别由中央文艺出版社和中国国学协会等4个单位联合汇编的《传世国学三百家》、《中华国学范例教材（第一卷）》，其中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到新国学问题。

　　四、笔者对新时代背景下新国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心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指明瞭方向，当然亦为国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使我们一代学人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油然而生。3年多来，作为一个国学爱好者，笔者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按照中央“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要求，为构建具有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新国学（大国学）做出个人力所能及的小小贡献。笔者的思路有两个主要方面：

　　首先，从纵向来说：也就是从历史发展的走向来说，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先辈和同仁，在新国学研究方面已经提出哪些新的观点和问题，发表出版过哪些论文与著作，碰到那些新的情况等等。掌握这些情况和资料很重要，可为我们的研究打下基础，扩大视野。经过努力，笔者已收集到一些重要的资料，并初步进行整理，这可说是阶段性成果。但还不够，仍须努力，扩大成果。

　　其次，从横向来说：也就是立足中国现实，面向东西南北中的方方面面，考虑如何发展新国学，新国学的“新”在哪里？这是更为重要的学术问题。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新时代条件下研究新国学，至少应该有如下几个“新”的特色：

　　1.指导思想新。新国学研究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内涵十分丰富。其中，关于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诸多精辟的论述，对新国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

　　2.研究内容新。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据此中央精神，笔者认为，新国学研究的内容应该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外，还包括中国民主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相关的内容。前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新国学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后两个部分是国学的新发展，新成果，体现国学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3.观点要有新。创造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的原动力。学术研究也不例外，新国学之所以新，必须要有新观点或亮点。例如，过去国学不讲国家宪法，新国学应把我国现行宪法作为核心内容之一来研究，因为这部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等。又如，过去国学只讲“一国一制”，新国学要讲“一国两制”，它是国家一项基本国策，凝结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再如，过去国学虽然也讲中华传统美德，但偏重8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新国学教育要倡导24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这一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精神，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4.研究任务新。过去国学研究的目的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国人爱国情怀，破除“西方文化中心化”。新国学至少有两大重要任务：一是要着力构建有中国底藴，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尤其是要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二是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促进政策沟通、贸易畅通、尤其是民心相通和文化交流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发展新机遇。

　　此外，国学的研究方法也要不断创新，即在借鉴有效传统方法与手段的同时，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来改进国学研究。这有待大家一起深入研究，为新国学发展而共同努力。

　　（写于2019年7月20日，本书首次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