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这个概念开始流行于民国初年，至今大约有百年左右时间，但学术界仍未有统一的定义。1979年版本的《辞海》上说：“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笔者认为通俗的说，所谓“国学”是中国学的简称，外国人叫做汉学。它是关于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所积累（沉积）、形成起来的思想理论或文化形态的学术成果。其所藴含的内容是指具有中国所特有的历史、经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等特定条件下所创立起来的各种学问总和；其外延横穿辽阔国土各地域所凝聚起来的不同文化的整体。因此，其中也必然含有精华和糟粕。国学研究一定要扬精华、弃糟粕，絶不能含糊。

　　为了更好地把握当代“国学”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今年酷暑期间，笔者特地花10多天时间到上海居家附近一家区级图书馆去翻阅近百本国学专著的图书，并复印部分较有研究价值的资料带回家里学习和研究，受益匪浅。但也发现一些资深国学专家的著作，还有几年前刚出版的《领导干部国学读本》、《党员领导干部二十堂国学修养课》以及《国学经典》、《国学概论》、《国学讲义》、《国学天空》、《国学常识》一类的书籍等，在论及国学定义或什么是国学内涵时，大多注重和偏爱历史上诸子传统经典名著的介绍，例如，有的作者认为，“‘国学’一词，最早出自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及《国学概论》的演讲，它以先秦经典和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以及历代史学等内容，形成了恢宏的‘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其内涵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的作者认为，“‘国学’是个宽泛的名词，但是不论你如何分类，都会把儒家和道家列为重点。儒家的代表是孔子和孟子，道家呢？自然是老子与庄子。”即使是2010年初出版的《领导干部国学读本》，也是“遴选历代最有影响，最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经典文献并进行类编，导读……为推动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和学习型社会提供了有益的载体。”

　　我们无意反对或贬低国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和青少年精读国学经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想有所作为并自立于世界强国龢民族之林，都必须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中国的国学就具备这种独一无二的特质。国学经典中藴含着中华五千年历史智慧的精髓，涵盖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许多优秀文化典籍藴含着做正人正事和治国理政的大道理，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它不仅构成我们祖先精神生活的良好客观环境，维系着中华文化之根；而且对于传承中华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起着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作为炎黄子孙，每个国家公务员和青少年都应该认真学点国学，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但是，我们总觉得，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新事物在不断涌现，新理念在不断提升，国学研究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经典的层面上，而应该转换思路，即在继承国学经典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现实，放眼世界未来，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永葆国学强大的生命力。简言之，国学研究既要继承更要创新。有学者指出：“对国学进行创新需要有新视野，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这就要求在借鉴古人智慧的同时关注当代现实，从而丰富和发展国学。不了解新时代，不研究现实，缺乏新视野，国学的价值就得不到充分发挥。传统与现实结合，继承与创新结合，这是国学研究的正道。”“当今时代，发展国学更需要创新。只有通过创新形成越来越多的新成果，国学的生命力才会越来越强。”（周桂钿：“国学发展的正道”，人民日报2016年7月25日理论版）。

　　事实上，一些有担当的学者在几年前就意识到时代在召唤国学的变革。

　　吉林大学邴正教授在其主编的《国学新论》一书（200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序言中说：“不管我们对全球化持何种观点和态度，我们都已经和正在面对全球化的现实。……作为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要以怎样的姿态进入这个文化对话的场域？要怎样发出自己的声音？要如何打通传统与现在的壁垒？要怎样从民族走向世界，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迸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些是当代学人极其关心的问题，因此，解决这些问题也成为中国当代学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

　　上海大学文学院祝瑞开教授在其《国学与当代社会》一书（2010年8月由学林出版社出版）中的第一篇题为“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思想内涵”的文章，作为当代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阐述，颇有创新，给人启迪。祝教授指出：“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其理论核心和基石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特色‘是与时俱进’，充分反映时代特色，并和中国社会的实际紧密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旗帜。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接着祝教授从五个方面较为系统的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的思想内涵。这五个方面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活的灵魂；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理论；创造性的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理论。

　　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国学大师季羡林生前也说过：“国学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现在我们不是都在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什么叫‘特色’我觉得，科技对我们国家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万万不能缺少的。但是，科技却很难表现出什么特色。……我姑且称这些东西为‘硬件’。硬件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色可言。”“特色最容易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我姑且称之为‘软件’，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经营、管理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以上这些学问基本上都保留在我们所说的‘国学’中。”“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感到骄傲的。”（见经典课程编委会编着的《北大国学课》代序“国学漫谈”，2014年12月由红旗出版社出版）。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7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幷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中国要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做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特贡献，就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是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二是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三是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是新形势下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纲领性文献，为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指明瞭努力方向。对国学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主席还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笔者认为作为普通学者，只能根据中央要求和部署，结合本职工作实际，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学科学体系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回顾自改革开放以来，自己在已经出版的21部著作（含独着、主编、合着）和发表的近300篇论文中。涉及当代国学研究方面提出了创新点或基本点，大致有如下十个方面：

　　一是关于我国宪法在当代国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问题

　　现行宪法应当成为近现代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是当代国学研究和以往国学研究的根本区别。2003年笔者发表的《高举宪法伟大旗帜，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指出：“宪法是规定国家各项制度、根本任务、确认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国家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理应成为至高无上的共和国的伟大旗帜。”“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坚实基础和基本制度架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二是关于我国宪法对特别行政区的适用性问题

　　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我国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当时遇到的一个敏感的政治法律问题，就是现行宪法的效力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由于那时海内外不少人对这个问题存在认识盲点。笔者就在内地和香港分别发表了《宪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性问题探讨》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时我国宪法如何实施？》两篇长文。明确指出：我国宪法对香港特区的适用性是絶对的，但由于我国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方针，因此宪法不宜直接在香港特区实施，而是通过基本法这个“中介”在香港特区实施的，香港、澳门回归后，笔者又发表两篇论文，就这个重大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这四篇论文均已收入在笔者《十论香港基本法在实施中》一书。

　　三是关于“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与香港模式问题

　　笔者在6年前出版的《繁荣稳定大局与“一国两制”澳门模式》和《“一国两制”澳门模式与博彩业依法管治》等著作中，较为详尽的阐述“一国两制”香港模式和澳门模式的提出、内涵、特征和意义。强调从基本法的设计看，“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和澳门模式具有四大共同点，但两者也存在着17个方面实质性的差异，包括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文化制度和公民权利设计方面的差异。从实践方面看，“一国两制”澳门模式的成功实践较为成熟，得到中央和国际社会的肯定。“一国两制”香港模式的实践亦取得巨大的成功，但也遇到不少困难和挑战，有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和完善。

　　四是关于我国法律体系和内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问题

　　早在1999年10月，笔者在《怎样认识“一国两制”下的中国法律体系》论文中，就建议新的概念可以这样表述：“一国两制”下的中国法律体系（亦叫中国法律大体系），是以主要在中国内地实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主干，与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各自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所组成的有机联系，长期幷存、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这个法律体系具有几个新的特点，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准确地说是指中国主体部分内地的现行法律体系，并非整个中国的法律体系。

　　五是关于特别行政区制度能否成为基本政治制度问题

　　几年前，有些学者不知从哪里听到什么风声，热心开研讨会或发表文章，主张“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制度现阶段应当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民主制度之外的第五种制度。当时，笔者在《试论我国特别行政区的“特别”之处和重要意义》中明确表示：现时“要使‘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制度成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条件尚不完全成熟，这一方面是因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各项制度有待改进和完善；另一方面是因为提出‘一国两制’的初衷是用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尚未完成。只有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后，特别行政区制度将自然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六是关于我国“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选择问题

　　本世纪初期，在我国一些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较快、综合实力较强的地区，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也遇到一些质疑。这需要广大国学工作者去研究、探索和回答。笔者在《试论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内涵和发展趋势》中，从阐述”城乡一体化”的内涵和当时存在的若干认识“误区”入手，进而对二十世纪80年代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历史做了简要回顾，最后着重论述我国新一轮城乡一体化的特点及发展趋势。其结论是我国新一轮城乡一体化，已由长三角向全国一些经济社会较发达的地区逐步铺开，其发展趋势具有广阔的前景，并将向更高层次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情况作出的正确战略选择。

　　七是关于我国城镇化中的都市圈发展战略研究问题

　　2007年5月，由复旦大学原副校长、经济学教授施岳群和笔者共同主编的《城镇化中的都市圈发展战略研究》出版了。该书10多位作者对都市圈概念内涵及其界定方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并将国内都市圈和国外都市圈进行了比较，对支撑都市圈发展的产业结构、生态环境、交通网络和法制、社区、文化等各项建设进行专章论述、观点鲜明、理论联系实际、论证逻辑性强。该书作为我国“十五”规划中的一项研究课题，并经国家验收专家组通过验收。正如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原副部长谢扬所说：“本书的面世、在我国城镇化、都市圈与建设新农村方面增添了丰富的一章，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亦有所启迪。” 

　　八是关于我国特区中的特区建设初探的问题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和深化，除了原有的珠海、深圳、厦门、上海浦东等几个经济特区外，又出现了几个被称为“特区中的特区”。对此，笔者给予高度关注，并进行初步探讨。例如，在《横琴开发与澳门大发展新机遇》中，就横琴开发的战略决策，功能定位、产业发展、总体布局与发展模式进行有益的探索。在《关于深圳前海开发若干重要问题的初探》中，就前海的区位优势、战略定位、发展目标、空间布局、着力点以及重要意义进行系统探索。在《平潭综合实验区开放开发若干重要问题探讨》中，就平潭开放开发战略提出的历史背景，独特优势，重要意义，主要内容以及如何加快建设步伐提出建议等。在《广州南沙新区开发与功臣霍英东》中，赞扬霍英东为南沙开发打下基础，并就南沙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和具体规划提出建议等。笔者将继续研究这些特区中的特区发展态势。

　　九是关于港澳基本法对当代法理学发展的贡献问题

　　2001年3月，笔者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港澳基本法与当代法理学》的万字论文。首先从多个视角认证了港澳基本法是一种崭新的法律现象。这在我国立法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其次论述了港澳基本法对当代法理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比较集中的表现在8个方面，即在法的性质、法的更替、法的体系、法的制定、法的渊源、法的解释、法的适用以及司法体制方面，为当代法理学注入新的血液和生命力。最后指出，在21世纪人类社会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法学研究学者，应当把握时机，勇于冲破旧体制下的条条框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所需要的当代中国法理学体系。

　　十是关于如何正确对待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流派问题

　　在我国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受到“左”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对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流派的研究，曾被视为唱不得的对台戏。其实，毛泽东早就说过：“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基于这种认识，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法理学教授孙国华邀请笔者参加编着《法学基础理论》一书中的第六编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流派评价，便欣然接受。笔者认为，现代西方法学流派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法学理论宝库，其中自然不免有些糟粕，但也有些精华，前者要抛弃，后者要继承。继承精华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有助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并与世界接轨的法学理论体系。

　　总之，“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时代永远在变，实践发展永无止境，国学研究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服务国家和人民。

　　写于2016年8月初

　　（原载《十大国学人物精品选》，作家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