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平祖师信仰文化是一个包含着宗教文化、祖师信仰、民间传说、旅游观光、医药文化等文化要素在内的，在海内外广泛分布的文化结构体。这一宏大的文化结构体决定了三平祖师文化的强大吸引力和影响力。这一文化结构体的形成是经历了从唐朝至今的一千多年的漫长的发展而形成的。三平祖师文化的发展必然是受着闽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回溯三平祖师文化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尤其在明代中后期是三平祖师文化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延续至今的三平祖师文化在这一时期已经初步形成。

　　一、三平祖师文化日渐兴盛

　　经济与宗教信仰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明代漳州沿海经济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三平祖师文化信仰的发展，具体体现在区域信仰格局的变化、寺庙修建、迎神赛会活动等方面变化上。

　　明代漳州府最主要的民间信仰主要有开漳圣王信仰和三平祖师信仰。由于15世纪中叶月港的兴起，龙溪地区的经济文化较为发达，是地域文化的中心，此时的开漳圣王信仰占有明显的优势。以进士而言，仅占龙溪一地的10%。但是，月港在17世纪前半叶就急剧衰落，此时地区差距明显缩小，平和进士达龙溪的57%，“以平和为依托的三平祖师信仰在清代跟开漳圣王崇拜差可比肩。”408

　　在明代，尽管龙溪平和两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但是从明代中后期三平寺修建记録来看，也开始呈现出了日渐兴盛的气象。据《三平寺志》记载，自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迄清咸丰三年（1853年）的350余年中，见载于碑碣中的有修寺8次，修碑2次，修路1次，修桥1次。其中，清干隆二十五年（1758年）修“成塔殿、山门及东西四十余舍可谓砥柱，佛门僧家之不多得也。此次重修，为后人奠定三平寺的完整规模。”3这与明中期以后，漳州地区整体商业经济迅速发展是分不开的。漳州在嘉靖年间以后成为中国的外贸中心，当地商品经济发展极快，市镇数量也大幅度增长。“漳州沿海的漳浦、平和与海澄三县，在万历年间分别有10个、9个、7个墟市，说明漳州沿海在明末以较高的速度发展。”40“商品经济发展后，市场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市场经济变化莫测，许多梦想发财的人想靠神灵预测前程。”295也有商人为取得贸易自由，改变社会地位低下的境况，便会想办法通过各种途径走向官场，其中就包括捐资营建寺庙。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三平寺的发展兴盛。

　　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晚明奢靡流风自上而下影响整个社会，民风趋奢成为一时之共见。晚明的文集、笔记、方志，多有记述。“其实晚明并非富裕到了可以尽享奢靡的程度，当时的实际情况只是未富而先奢。”198这股竞奢风气影响到全国，福建自然也不例外。“至迟明嘉万年间，福建地区不论是 沿海还是山区，奢靡之风渐起，如沿海罗源‘竞于奢华，风俗侈。’惠安妇女‘一珠箍而直百十金，一燕而山肴海错，凤瓯鱼枕，珍馐供帐，靡所不具。’山区沙县‘颇流于奢靡。’永安‘由俭而入奢。’即便各地不一，奢靡之风已渐渐影响着地方民俗活动的开展。经济的富足无不为迎神赛会开展提供强力的支撑。”70这种竞奢之风除了体现在迎神赛会的活动上，还极有可能影响到寺庙的修建的规模。

　　清代接武晚明继续发展，三平祖师信仰信众渐多，影响日大。改变通往三平寺的交通设施就日益迫切。“雍正八年（1730年）五月，地僧昌茂、如兰与乡人林振朝等广募众施，修三平石路（自石马溪口至塔潭），‘千有余丈，阔四尺，皆砌以石’，至次年八月告成，历时15个月，为三平人及游客提供便利。存有《漳城播兰堂募修理三平石路碑记》于寺中。”6[13]这也是明代以来，漳州商品经济发展需要和推动下，三平寺日渐兴盛的又一标志。

　　二、三平祖师文化的广泛传播

　　“漳州西北部的平和、南靖等县，开漳圣王崇拜的影响显得比较微弱，而以三平祖师信仰为主。”[1]357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推动着祖师从山林向沿海以及海外拓展。出现了“泉、汀、漳一体化”的现象[6]68，三平祖师信仰进入了闽西。而且汀州不断地向沿海移民，他们“是在闽东南、潮州、岭南定居 一段时期后，才逐渐向海洋发展。”123因此，他们也成为了推动三平祖师文化传播的一个群体。

　　明代中后期，闽人大批移民海外，或从事海上私人贸易，伴随着移民的足迹，三平祖师的“香火”也由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传播出去。三平祖师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台湾。宋代以后即有成批的漳人定居台湾，明清时闽南人移居台湾者，更是源源不断。“明末清初移居台湾屏东一位姓邱的先民，就随身带有三平祖师公的神像。他搭乘小帆船漂泊在大海中，经过半个多月的航行，终于幸运地登陆台湾，并在塔楼定居下来。他先将祖师神像供于家内，后因开垦顺利成功，家口平安，为答谢，乃创建三平祖师公庙。”[2]95明代天启年间，海澄人氏颜思齐、郑芝龙，首先入台拓垦，带动了漳泉移民数万人入台，这些入台移民把三平祖师公也一起请去。如今，台湾南投等地每年均有进香团往三平寺进香，祭拜祖师公。仅在台湾，三平寺的分庙就有50多座，与平和三平寺祖庙往来密切。分炉有近两百座。“明末郑芝龙占据台湾时，曾到闽南招募上万饥民去台湾垦荒，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活动。1624年至1662年荷兰殖民者占据台湾时期，也有不少福建人移居台湾，在赤嵌附近形成了一个约有25000名壮丁的居民区，全岛约有4.5-5.7万人。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除了郑氏军队外，又新增加移民2-3万人，使台湾的汉族移民增至10万-12万人，与土著居民的人数差不多，干隆五十四年(1789年),清政府取消了海禁，大陆向台湾移民出现了新的浪潮，嘉庆十六年(1811年)台湾人口多达1901833人。在向台湾的移民中，福建人(主要是闽南人)占絶大多数，据统计，1926年台湾总人口3751600 人，其中福建籍有3116400人，占83.07%。汉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历史也是福建文化移植到台湾并在台湾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这在民间信仰方面也得到充分的体现。”27

　　在东南亚及港、澳、台地区，奉祀三平祖师公的寺庙，或家里安放祖师公神像，到处可见。三平寺在32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众多信徒，每年前来三平寺朝圣者100多万人次。闽南地区民众从明代中叶开始，随着当时闽南经济的发展和漳州九龙江出海口处的月港和厦门港的开发，大批闽南人远渡重洋，到吕宋咖喱巴经商、谋生，移居海外，并把家乡奉祀的神明请出去。可想，当时生产力低下、用木帆船涉洋渡海，十分艰险，于是，一般出海移民在离乡背井之时，为庇佑水陆交通安全和战胜各种困难，总要寻找一个精神的寄托，便把他们最信仰的神明三平祖师公随身携带。当顺利地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又得到发展以后，他们认为这些成功和成就都托神明之保佑，首先便在家立坛供敬，早晚顶礼膜拜，然后随着华侨队伍的不断壮大和经济的发展，为崇功报德，集众兴建庙宇，移三平祖师神位入座。[2]14其中菲律宾的吕宋，苏门答腊的旧港，爪哇的巴城和下港，暹罗（今泰国）的大城，越南的广南等地，都是福建华侨相对集中的聚居地。三平祖师也分灵到东南亚，成为当地华侨信仰的对象。[8]481海外移民和海上贸易，使得三平祖师被赋予了海上保护神的新身份，幷且随着闽人的迁移播迁至台湾、东南亚等地区。这是明清之际三平祖师文化传播和分布的最主要变化，一直延续至今。

　　三、三平祖师传说的出现与文本凝定

　　林国平对唐王讽《漳州三平大师碑铭并序》、明王志道《漳州三平山广济大师行録》两通碑铭进行对比考证，认为从民间信仰角度看，《行録》记载有关三平祖师史料是颇具价值的，如为三平祖师的出生披上了神秘的外衣，特别是记述的神话传说，如“卓锡化树”“降服众祟”“鬼魅造寺”以及“擒大毛人，收为毛侍者”等至迟在明弘治十五年以前就已成型。[6]62

　　明代，福建民间信仰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形成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福建流传的众多地方神，如妈祖、临水夫人、保生大帝、三平祖师、清水祖师、扣冰古佛、定光古佛、广泽尊王、二徐真人，马天仙、青山王、惠利夫人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被塑造出来的。”[8]34

　　义中禅师的友人王讽在他圆寂后所撰写的《漳州三平大师碑铭并序》，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及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计4次重修此碑，并改木碑为石碑，但最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漳州三平山广济大师行録》的石碑碑文中，义中禅师却成了一位降妖伏法的神异僧人[1]408-409。

　　“民间传说在地方上成为信众们话语权的表达途径，是他们喜闻乐见的普遍历史记忆。在他们的表述中，祖师是最具灵异的，其中情节精彩曲折，甚至‘山水禽 树泉石云物之属，所触皆灵异’。明代，‘祖师与山鬼斗法’的文本最为常见。”如清水祖师的斗山鬼传说最早出现在明嘉靖《安溪县志》中，后《闽书》更有生动的描绘。实际上，嘉靖之前，“祖师与山鬼斗法”已经在信徒间普遍流传，只是还未在民间广泛传播而形成文本。至明代，“祖师与山鬼斗法”传说越发完整。[6]61

　　我们也发现，在《万历癸丑漳州府志》中已经有了关于三平寺侍郎亭、九层岩等景点的相关传说的记载，而《正德大明漳州府志》则无相关传说的记载。因此，这些传说可能于明中后期逐渐成型，流传日广，影响日大。

　　这些传说的形成进一步丰富了三平祖师的文化结构，并推动了三平祖师文化的传播。祖师传说的出现增加了三平祖师的灵异性和神秘感，是三平祖师从民间宗教转向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标志，丰富了三平祖师信仰文化的内容，是三平祖师信仰文化结构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传说文本的凝定，标志着三平祖师从佛到神身份转变的最终完成，大大推动了三平祖师文化的传播，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三平旅游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另外，我们还可以想见，三平祖师诗签、药签文化也必然随着民众对于三平祖师信仰的日益笃定而进一步传播。

　　四、三平旅游文化的初步形成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传统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开门七件事，到了明代中后期，已被文人士大夫换成了“谈谐、听曲、旅游、博弈、狎妓、收藏、花虫鱼鸟”闲暇生活新七件事，其中旅游成了生活新风尚。表面上看，人们的闲暇生活有了新内容，背后反映的却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三平寺虽然有秀丽的风景和动人的祖师传说，然其距离漳州文人较为集中的龙溪地区有百里之远，因此游客较为稀少。但是，历史上也留下了晚明诗人陈翼飞和郑爵魁的两组诗。[2]152

　　游三平寺  （明）陈翼飞

　　其一

　　路入寒山霜正繁，沙头落日暗平村。萧条古寺荒苔里，不见山僧只见猿。

　　其二

　　千山缭绕一山开，昔日中公杖锡来。满树昙花供石塔，半天明月下香台。

　　三平寺 （明）郑爵魁

　　西去平岩杖锡开，中公宝盖不分回。经台冷落千人座，灵磜长悬百丈崖。

　　钵里神蛇听伏法，云间香桧护坛载。降魔莫见深潭碧，习坐山中长緑苔。

　　从这两组诗可以看出，晚明时期三平寺已经成为文人关注和吟咏的对象。这一方面，与闽南地区晚明时期科举、教育发达，人文蔚起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三平寺在明末香火旺盛，影响日大有关。从郑诗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三平寺有关的传说已经十分丰富，且广泛流传，为三平祖师文化增添了丰富而神秘的内容。而诗人对三平寺的书写，则进一步为三平寺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气息，为日后三平寺影响的扩大奠定了基础。当然，我们也发现，在明末漳州文人的集子中很难再找到其他有关三平寺的诗文，这也说明这一时期三平寺的还未受到文人的普遍关注。这与三平寺距离文人云集的龙溪地区较远，且野兽出没、岩谷深邃，结曲奇危，登者需历三险三平方可扺达也有密切的关系。

　　从这两组诗我们还看到，三平寺在两位诗人的笔下是“萧条”、“冷落”的。这种“萧条”、“冷落”虽表明三平寺此时不甚繁华，但从修建的记録来看，三平寺此时也不是一座荒郊野庙，其诗表达的更可能是一种对历史的感受。因为过去宋代的福建路的寺院经济居全国之冠。明代与宋代相比，寺院确实萧条冷落了不少。《宋会要辑稿》载，宋真宗天禧五年福建路僧尼达7.1万余人，占全国僧尼总数45万余人的15.5%。陈淳多次指出寺院占有的田产在全部田产的70%以上。举漳州之产而七分之，民户其一，而僧户居其六。陈淳还提到漳州“僧户居此邦十分之七，目前数甲院或产百千，或八十千，岁人巨万斛”P230-231 然而福建寺院经济其兴也迅，其衰亦速。至南宋时期，已明显地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延至元代，寺院的赋役负担仍为沉重不堪[9]234。

　　诗人笔下的三平寺虽然萧条冷落，但它却因有禅师卓锡，降妖伏魔的传说而独具一种神秘与安宁之美，从而使三平寺由朝圣之地进一步发展为文人士大夫的旅游观赏之地。陈翼飞虽然是平和籍贯，然而他主要生活在龙溪地区，其大部分文学活动在漳州龙溪地区，“万历三十四年到万历四十七年间（1606-1619年）常住龙溪。”他在平和的时间并不长，然而三平寺却能吸引他前去游赏且留下诗作，也可见三平寺此时已经开始成为文人士大夫的游赏之地，三平寺的旅游文化已经初步形成。

　　三平寺旅游功能的出现，还与明末时期文人视野更加开阔，心态渐趋于理性有一定的关系。明末文人对于各种民间的迷信活动持怀疑批判的态度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对于寺庙的关注点由原来的朝圣问卜转向旅游观光。如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谢肇淛曾说：“闽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请邪神，香火奉事于庭，惴惴然朝夕拜礼许赛不已。一切医药，付之罔闻。不知此病原郁热所致，投以‘通圣散’，开辟门户，使阳气发泄，自不传染，而谨闭中门，香烟灯烛，煮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即幸而病愈，又令巫作法事，以纸糊船，送之水际。此船每以夜出，居人皆闭户避之。余在乡间夜行，遇之辑径行不顾。友人醉者至，随而歌舞之，然亦卒无差也。”40非理性活动无益于疫病的有效应对，谢肇淛认为此类活动不是骗人无益的方法，就是该禁絶的邪说。

　　结语

　　综上，明代是三平祖师文化日渐兴盛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三平祖师信仰逐渐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汀州和闽南人的移民而向海外广泛传播。长期以来，在民众口头中形成的三平祖师传说在明代后期得以写定，标志着广济禅师从佛向神身份转变的最终完成。明末文人的三平诗咏表明三平寺作为旅游观光的功能已经出现。因此，可以说延续至今的三平祖师信仰文化体的主要结构要素和地域分布在晚明时期已经基本形成。清代以来，正是沿着这一结构不断发展兴盛的。三平祖师信仰文化结构将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占卜文化将会不断弱化而成为历史的记忆，“广济·和谐·发展”的三平祖师精神将不断得到弘扬。其旅游文化、社会教化功能，促进两岸同胞交流、筑牢民族共同体的职能将不断加强，为构建和谐社会，推动民族伟大复兴发挥出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