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和县三平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官方账号2021年1月8日17:47分发文一篇，题作《隔山离海——史料大有来头！<唐广济大师行録碑>藏在中国台湾地区》，附有拓本碑文清晰照片全文。林成瑜撰稿的这篇文章云：

　　东坡居士轼题跋的《唐广济大师行録碑》石碑被中国台湾地区--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据中国台湾地区信士介绍，石碑实物目前不对外展示，只向世人展示该碑拓本，此碑为唐宋八大家苏轼小楷真迹，有待大家一起品鉴、研究。

　　东坡居士轼题跋的《唐广济大师行録碑》石碑拓片影印版，史料来源于祖籍地福建的台湾王信士，他曾来过三平寺进香、拜谒三平祖师祖庭。王先生兴奋地表述着：“找好几年才找到，真是大因缘，我孩子去年考上台湾的大学，特别请他从馆内查到的，一切冥冥中有因缘相助，了却了一件多年来的心事。”

　　《唐广济大师行録碑》石碑拓本，题为：唐广济大师行録碑中散大夫守太子宾客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王沨撰，落款：东坡居士轼跋，日期：元丰十四年（1091年）正月上元书，该拓本的出世，为梳理、研究三平祖师的生平及三平寺发展史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可回答了后世历代学者对若干“王讽碑”（从873年起至今已经有七次立牌立碑，可见“王讽碑”的重要性）的质疑，毋庸置疑咸通年“王讽碑”（《漳州三平大师碑铭并序》作者-王讽）只有一个，容易先入为主，纠缠在真假二字，后来立牌、立碑都有题跋，却被忽视。《唐广济大师行録碑》石碑拓本信息量大，其中记载了：“引韩愈侍郎通入信门…大中十年（856年）建观音殿…韩文祠堂…”。苏轼于1092年（元佑七年）三月，接受了潮州知州王涤的请求，替潮州重新修建的韩愈庙所撰写碑文。《潮州韩文公庙碑》是一篇创作于宋代时期的散文。至于苏轼是在何背景写下《唐广济大师行録碑》，有待深入挖掘、考究，三平寺、三平祖师,给后人留了异彩纷呈的人文内涵和历史渊源，难怪韩愈赞三平祖师“格调高峻”。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苏轼长于行书、楷书。

　　三平祖师信仰在明清时期通过漳州移民带入台湾，目前仅台湾就有50多座三平寺分院。三平祖师是两岸民众的共同信仰，东坡居士轼题跋的《唐广济大师行録碑》石碑为中国台湾地区--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记録着两岸中国人共同的历史记忆，这是否认不了的事实。“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新时代下中国风，必唤醒中国台湾更多人的祖庭意识。

　　厦门城市捷报官方账号“城市捷报”2021年10月15日17:48刊发文章一篇，题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广济大师行録碑>初释》，刊行有明拓图片部分，及释读碑文全部，林成瑜文、图。其长篇编者按云：

　　宋苏轼书跋《唐广济大师行録碑》，系宋碑、明嘉靖墨拓本，今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馆珍藏。该拓本经杨守敬、黄子寿、谭泽闿等名家收藏或跋，韩日华装池后珍藏，1910年代谭泽闿鉴定为孤本。

　　《唐广济大师行録碑》明拓本，有历代递藏者的题跋、笺注、收藏印等丰富的文物信息，原碑原帖，为首次在国内面世，弥足珍贵。该拓本的发现对研究三平寺、三平义中禅师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唐广济大师行録碑》苏东坡的妙文，苏东坡的书法，加上刻工精良，现尚未知金石下落，暂称誉为“二絶碑”。清代金石学家李光暎撰《金石文考略》卷十四“苏文忠广济大师行録小楷书：《唐广济大师行録碑》，王沨撰。沨与禅师同时，苏文忠书并跋。其字圆劲不必言，妙在运笔天然，若不知作小楷者，故为小楷中所难也。光暎识。”

　　《唐广济大师行録碑》全文共1369个字，由于年代久远及拓本维护等缘由，有44字不全或残缺。本着心怀温情与敬意，经试读多方文献作出如上释文。抢救性挖掘三平史料，史海钩沉、抛砖引玉

　　此通苏轼书跋碑，前此仅见清初李光暎提及，显系藏家宝传之物，寻常罕得一见。因为是苏轼写就并题跋，对于苏轼研究，以及唐代三平义中禅师研究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目前尚未见到学术界就此予以回应。然笔者在阅读报导时，就其说碑文“日期：元丰十四年（1091年）”，已产生疑问。按，元丰，公元1078-1085年，宋神宗年号，共计八年，无十四年。用释文对读全碑后，笔者首先可以确定碑文正文不是孤本，与1930年代初翁国梁钞録、没有标点的三平寺存碑（以下简称“翁録”），题做《漳州三平山广济大师行録》的，以及颜亚玉1990年代初钞録核对标点的（以下简称“颜録”），题为《三平山广济大师行録》的，当是同一通碑。原碑今虽仍存寺中，但笔者亲历其地，据熟知该碑的平和县一位有关官员介绍，石碑长期失于有效保护，在该官员一再强调其对于寺院的重要性后，始得嵌于碑廊墙壁保护起来。然石碑更加漫漶残破，大多难以识别，原碑可识度反不如颜亚玉之钞録。为便于对比阅读，笔者以报导所称“明拓本”为底本，参校翁録、颜録，释读于下，兼于每条校勘记后，根据文意，尝试下断语。

　　唐广济大师行録碑   中散大夫守太子宾客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王沨撰

　　夫儒、道、释分为三教，乃戒、定、慧总摄一心。何以知然？夫子赞有道而贬不仁，归乎戒；老君尊冲虚而鄙贪欲，契于定；吾佛般若而闿愚痴，通其慧。复以沤和方便，敷大愿力。布慈云于广莫，洒甘露于长空。若此，则儒、道左右扶持，释尊中立，如其大器，左右皆源，是以圆应顿机，单传瑶印。西䒶始自迦叶，东震至于南能。思、让分灯，一迁列派。至第四世，有大开士，法讳义中，本居高陵，俗姓□氏，因父仕闽，于甲子岁，而生福唐，白光满室。虽居襁褓，不□荤辛。丁丑岁中，随父任官，至宋州。是年十四，投于律师玄□出家。二十七岁，削发受具。多穷经史，长于《周易》。先修奢摩它、三摩钵鍉，后修禅那。因览《禅门语要》云：“不许夜行，投明须到。”师乃喜曰：“《系辞》不云乎：‘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似有感动，未能决疑。繇是肩锡云游。先造百岩怀晖禅师，次依西堂智藏。后谒百丈怀海，巾侍十年。仍往抚州石巩。巩才见，便开弓云：“看箭。”师乃当前擘胸。巩收箭云：“三十年来，张一枝弓，挂三只箭，师而今□射得半个圣人。”师进云：“作么生是全圣？”巩弹弓弦三下。师乃巾鉼八载。末后，南游灵山，礼见大颠，颠云：“卸却甲胄来。”师退步而立。由是妙造室中，深了无碍。复引韩愈侍郎，通入信门。自此放旷林泉，优游适性。宝历初，遂辞大颠，游于漳水。至于开元寺之后，卓庵，建三平真院。会昌五年乙丑之岁，预知武宗皇帝沙汰冠带僧尼，大师飞锡入三平山中。先止九层巌山鬼穴前，卓锡而住，化成樟木，号锡杖树。次夜，众祟舁师，抛向前面深潭。方乃还来，见师俨然宴坐无损。一夕寝次，复被众祟舁向龙瑞百丈漈中，以笼聚□□之。其水极峻，观者□眩。及乎回，见大师如故。于是，递相惊讶，仰师之道，欸服前言：“乞为造院。愿师慈悲，闭目七日，庵院必成。”师乃许之。未逾五日，时闻众祟凿石牵枋，劳苦声甚。师不忍闻，开眼观之，院宇渐成，惟三门未就。怪徒奔走，其不逮者，化成蛇虺。有大魅，身毛□□，化而未及。师戏擒住，随侍指使，曰 “毛侍者”。然后垦创田地，渐引禅流，南北奔驰，不惮巇崄。至大中三年，宣宗皇帝重兴佛法。本州刺史郑公，久钦师德，特迎出山，请入开元，为国开堂，奏赐“广济禅师”。大中十年，建观音殿。咸通□□，□□□院。至□□七年，春秋渐迈，于寺西山下建草堂，时复宴息。咸通十三年十一□初□□，□□□□：“吾生若泡，泡还如水。三十二相皆为假伪。汝等□□□□□灋身，量等太虚，无生、灭、去、来之相，未曾示汝，临行未□□□。”闭目长嘘而化。寿九十二，僧腊六十五。门人移真身于草堂，建于石塔，置田安众，号“三平塔”。今三平山院者，面离背坎。左生锡杖树，右澍虎爬泉，东连大伯山，南接百丈漈，西有九层巌窦，北耸仙人亭台。水口峰若龟浮，径头岭如虹卓。广济沼沚，韩文祠堂，鬼□神工，灵蛇锦色。其余胜概，笔舌难周。时元丰十四年正月上元书。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三者之间在具体文字方面，还是存在不少差别的，在存在的差异中，以拓本文字更为贴切准确，翁録最差。这当然与三者来源有直接关系。

　　翁録本，是翁国梁在民国二十一（1932）年，亲到三平寺钞録的，“找了两天都不见，到第三天才发见。这碑是镶在塔殿右边的壁上，被庙僧的床铺遮住”，“我便用碳在碑上摩索，费去整天的工夫，才把碑文钞出，乡人见之皆笑”。钞録之时，环境嘈杂，光线亦未必好，故问题最多。

　　拓本正文前有附带题识一纸两行：“赠拓000340N000000000(国赠006121)。宋苏轼唐广济大师行録碑明拓本  册。”从此题识可见，收藏者认定这是苏轼书跋的明拓本。

　　拓本正文跋语末有题识两款。上款：“东坡小楷，此为神观。癸未秋，后学□（漫漶）礼题”。这是曾经过目者认定为东坡苏轼所书。□礼，未祥为名，或字，或号。下款：“韩日华重□（漫漶）珍藏”。这是曾经的收藏者韩日华所题。此两款题识似较早。韩日华，不详。

　　拓本正文后附有一纸两款题识。前一：“此刻今罕见，玩其纸、墨，当为明嘉靖以前拓本。丙戌四月，守敬获睹并记”。这是近代学问大家杨守敬（1839-1915）的留墨。丙戌，即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杨守敬对此拓本书写及题跋者较为谨慎，没有明言，应该是有疑虑的。但肯定了此拓本的价值，即罕见，拓印时间早，明嘉靖以前。

　　后一：“丙辰七月，□（漫漶）在上海收得黄子寿先生旧藏也。余故有涪翁书狄梁公碑之明代拓，与此皆孤本矣。泽闿记。”丙辰，即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黄子寿，即黄彭年，1824-1890，晚清重要学者。涪翁，即宋黄庭坚的号。狄梁公，即唐狄仁杰。泽闿，即谭祖同，号瓶斋，延闿弟，1889—1948，民国时期著名书法家。谭泽闿对此拓本是比较宝视的，以之与明拓黄庭坚书狄梁公碑并称，认定为孤本。我们也注意到，谭氏对于书写与跋语者，没有明确。至于是延续前人说法，顺延默认为苏轼作品，亦或存有疑虑，模糊处理，我们不得而知。

　　是此拓本早在清代康熙、雍正间，李光暎已有记録，并断定为苏轼作品。另一过目者□礼，未祥时代，或晚于李氏，亦定为苏轼书法。此后经韩日华、黄子寿、谭泽闿收藏。期间，有杨守敬过目后写下跋语。但没有人再明确认为是苏轼书跋作品。据报导，此件拓本后被收藏人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经三平祖师信士王先生努力，获得此拓本复制品，得以流入大陆。并传该石碑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不知何故，秘不示人。这是此拓本的流传脉络，是比较清晰的。

　　拓本《广济大师行録》文后，有一款跋语：

　　苏子曰：王沨之述禅师云尔。沨并禅师时，言必可据。尝读《传灯録》，见师微言尚多，沨不尽及也。余独爱其载师最后语云：“□生若泡，泡还如水。三十二相，皆为假伪。汝等有不假伪底法身，量等太虚，无生、灭、去、来之相。”呜呼大师！吾得而见之矣。曹溪法门，惟论见性，斯非其一语印南宗者与！然则《传灯》所载，种种机缘，自度度人，止为斯事。而当时伏蛇虎，度魑魅，则其三十二相耳。虽然，世间能真洞性体者无几。若非光景动人，令法堂前草深一丈。昔大悲具无量圆应，入诸国土，□以名闻，独遍十方。其诸□□，又修罗等身而说法者。九层岩前事近之。而近代即之为尼山，祷者往辄应。余以乙巳冬往，归而孕，果生男云。夫三十二应，摠之不出神、人两端，则师备之矣。是为假伪乎？不假伪乎？师有偈曰：“只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呈君。”盖言体用非分非不分也。离体别用，无真非假；自性自用，无假非真。无假非真，则溪声山色，亦一真如。况从自性中，自现神化，以育人民，超六道者，犹有假乎？要其本源，在彼而不在此，则“水泡”之指隐矣。王沨碑杀青于唐咸通，未及千年，坏而修者三，今勒诸石，庶永不坏。然而，问师之真不坏，则“其无生灭去来”者也。东坡居士轼跋。

　　此跋语应该是李光暎、□礼及林成瑜断定此拓本为苏轼书的主要依据。然，此跋语，亦菲苏轼所作。翁国梁钞録此碑后，又钞録了几段文字，即“附録宋元以来重修木碑各题识”：

　　世之比拟广济大师鬼窟活计，乃谓小乘。如斯言议，涉在常情，俗谚井谈，道听涂说。况观音大士，楞严会上，佛顶光中，独证圆通，故能十方诸国土，无剎不现身，□软皆资，非惟鬼趣。以此知之，可谓具大无畏者耶。云岳崇宁壬午，叨□郡檄，来住斯山。观古遗言，碑文缺堕，命工镂板，以永其传。大观四年庚寅之岁，正月上元日题。

　　锦桐僧如璧，久向漳江，多有古迹，于大德丁酉年间，方始来游。时蒙郡命，令主斯剎。闻古遗言，足知此山乃七百余年之道场也。院宇颓倾，碑文烂坏。如璧伏思广济大师初创之时，用力非常，虑恐后来者莫能知之，即欲镂碑以晓后来。奈此间深山穷谷，罕有勒者，因循而过。至戊戌，有温陵二兄弟，历寻古迹，来访斯山。交谈之际，因言及此，乃就告之。曰：“善哉！善哉！当效其劳。”遂令工解碑，即而成之。岁大德三年己亥正月上元日也。

　　切思经今久坏，又恐后者莫能知之。是退居住持僧定祥，诚心普化施主，命工复立，再晓后来者耶！时大明弘治十五年，岁次王戊，十一月之吉日，退居住持古心定祥重立。

　　王志道曰：王讽之述禅师云尔。讽并禅师时，言必可据。尝读《传灯録》，见师微言尚多，讽不尽及也。余独爱其载师最后语云：“吾生若泡，泡还如水。三十二相，皆为假伪。汝等有不假伪底法身，量等太虚，无生、灭、去、来之相。”呜呼大师！吾得而见之矣。曹溪法门，惟论见性，斯非其一语印南宗者与！然则《传灯》所载，种种机缘，虔人，止为斯事。而当时伏蛇虎，度魑魅，则其三十二相耳。虽然，世间能直洞性体者无几。若非光景动人，令法堂前，草深一丈。昔大悲具无量圆应，入诸国土，所以名闻，独遍千方。其诸现□，又修罗等身而说法者。九层岩前事近之。而近代即之为尼山，祷者往辄应。余以乙巳冬往，归而孕，果生男云。夫三十二应，摠之不出神、人两端，则师备之矣。是为假伪乎？不假伪乎？师有偈曰：“只此见闻，无声色可呈君。”盖言体用非分非不分也。离体别用，无真非假；自性自用，无假非真。无假非真，则溪声山色，亦一直如。况从自性中，自现神仙，以育人民，热六道者，犹有假乎？要其本源，在彼而不在此，则“水泡”之指隐矣。王沨碑杀青于唐咸通，未及千年，坏而修者三，余勒诸石，庶永不坏。然而，问师之真不坏，则“其无生灭去来”者也。有明万历三十五年九月望月，漳东居士王志道慕述立石，同郡李宓书，住持僧宗珍、道钦督工，锡匠游锳。

　　据此历代修碑题识，我们可以明白，所谓苏轼跋语，即王志道跋语。王志道，1574-1646，漳浦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历官户部侍郎。跋语中所谓“坏而修者三”，指的即是宋徽宗大观、元成宗大德、明孝宗弘治三次重修。拓本显系剜补王志道跋，李宓书的碑文，作伪而成。作伪者尽管技术精妙，但是文化造诣较差，故留下如此大的问题，疑为专业文物贩子所为。

　　书写者李宓，生卒年不详，字羲民，漳州龙溪人，“工诸体书，琳宫碑额，挥洒最多”，“今遗迹所存，摹榻甚多”。是本地书法名家。甚至同时代的大书法家董其昌，亦闻其名，“尝具书币请其书，自叹不及也”。其书法作品，久已广为人摹拓。

　　尽管是赝品，但拓本至迟在明末清初已经完成，时间当在李宓所书原碑修立之后不久，且目前可见拓本确为孤品，故其文物价值、校勘价值仍然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