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刹三平寺位于平和县文峰镇境内，地处蛇穴宝地，背枕“灵蛇”。前望“神龟”，为晚唐高僧义中禅师于唐会昌五年（845年）所创建。寺庙依山而筑，前低后高，结构匀称，“三落半”的建筑风格全国罕见。寺内供奉义中禅师（公元781～872年），一心向佛，悬壶济世，广济众生，敕号“广济大师”，民间尊称“三平祖师公”，为世人所敬仰，千百年来香火鼎盛。经过千百年的传播，三平寺文化在乡村传播区域广泛、群众基础坚实，其文化精神逐渐与很多民众的日常行为和思想相融合，并逐渐成为当地社会关系和价值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文化发展和乡村社会治理发展等角度，多侧面阐述三平寺文化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助推功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三平义中禅师的文化特质 

　　作为三平寺文化符号的义中禅师（781-872）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亦是南禅“一花开五叶”(p18)发展时期独行特立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僧人。今存最早最可靠的文献资料主要有两种，一是唐吏部侍郎漳浦州刺史王讽撰的《漳州三平大师碑铭并序》，一是（宋）普济《五灯会元》卷第五的《三平义中禅师》和《大颠宝通禅师》中有关三平禅师的言行记载。 其它关于义中禅师的文献记载和传说对于考察三平寺文化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价值，但不能作为考证三平义中禅师本人生平思想的依据。

　　三平寺文化的源头应该追溯到唐朝的禅宗，禅宗有南北之分，三平义中禅师属于南禅法嗣。 据(宋)普济《五灯会元》卷第五《三平义中禅师》中载：

　　漳州三平义中禅师，福州杨氏子。初参石巩，巩常张弓架箭接机。师造诣法席，巩曰：“看箭！” 师乃拨开胸曰：“此是杀人箭。 活人箭又作么生？ ”巩弹弓弦三下，师乃礼拜。 巩曰：“三十年张弓架箭，只射得半个圣人。 ”遂拗折弓箭。(p282)

　　从这则故事中，可以看出义中禅师曾受到石巩禅师张弓接机的心理测试，表现优异。 后来，义中禅师南游潮州，再拜大颠大师为师。其时，韩愈因向唐宪宗谏迎佛骨被贬潮州。 一次，韩愈曾求问大颠大师治理军州之策，《五灯会元》卷第五《大颠宝通禅师》云：

　　文公又一日白师（大颠）曰：“弟子军州事繁，佛法省要处，乞师一语。 ”师良久，公罔措。 时三 平（义中禅师）为侍者，乃敲禅床三下。 师曰：“作么？ ”平曰：“先以定动，后以智拔。 ”公乃曰：“和尚门风高峻，弟子于侍者边得个入处。 ”(p264)

　　这里，义中禅师敢于当着老师的面，敲禅床三下，说出“先以定动，后以智拔”八字建议，让韩愈茅塞顿开，说明这位南禅大师十分关注当时社会现实，絶不是一个远离红尘，不闻世事的纯粹宗教信徒。与上述相印证是收入《唐文粹》卷六四的《三平大师碑铭并序》。 文中记叙了义中禅师“先依百岩怀晖大师，历奉西堂、百丈、石巩，后依大颠大师。 ”可见出他在学习南禅中，遍插金针，转益多师的历程。 同时还写到“大师一日疾背疽，闭户七日不通问。 洎出，疽已溃矣。 无何，门人以母丧闻，又闭户七日不食饮。 ”亦可见他虽是出家人，却是一个至孝的血性男儿。 这与佛教所宣扬的“出家不认家”的信条迥然不同。 接着，作者还写到自己作为漳州地方长官，到任才两天就拜访义中禅师，请教《易》理，征询治郡理民之策。 “师曰：孝之至也，无所不善，有其迹，乃匹夫之令节；法之至也，莫得而私，一其政，则国之彝典。 ”可见在这位大师的思想里，孝道与法治幷存。所以王讽对其十分敬佩，认为他“适道适权”，“智 圆则神，理通则圣，师能得之，随顺无竞。 ”赞叹“达心大师，邈不可追。 ”我们知道，禅宗自初祖菩提达摩到五祖弘忍之后，出现了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和以六祖惠能（638-713）为代表的南宗。 南宗又名南禅，是一种平民宗教（六祖惠能本身就是樵夫出身）。 这种宗教主张“梵心合一”、“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追求“顿悟”。 其禅修方式，在封建社会后期对士大夫精神生活和处世态度影响甚大。由于南禅僧徒们生活在山乡辟野，远离尘世喧嚣，又大多自食其力，故又称“农禅”。(p5)经历了唐、五代、两宋几百年的时间，南禅势力越来越大。 先后形成了曹洞、云门、法眼、沩仰、临济五宗，即所谓“一花五叶”。 三平义中禅师生活的时代正是一花向五叶发展的重要时期，他开始参拜的百丈怀海和石巩禅师属于南岳怀让、马祖道一这一支。 而后来依附的大颠禅师又属于青原行思、石头希迁这一支。 可见此时的南禅还没有严格的宗派之分。 这就为他转益多师，兼收并蓄，不断丰富自己的禅学思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义中禅师来漳州时已 45 岁。65 岁时，经历了唐武宗废佛汰僧的历史事件，不得不避入平和九层岩卓锡。 当时这里山深林密，蛮獠出没，生存环境十分恶劣。 要想站住脚跟，弘扬佛法，肯定十分艰辛。 据福建省平和县三平风景区管理委员会编的《三平寺志》描述，义中禅师做了四件开发闽南的好事：一是传授生产技术，开发三平。 二是宣扬“众生平等”的佛理。 三是行医济世，拯救众生。 四是教山民习武强身，除暴安良。 应该说大体符合这位南禅大师当时的生活经历。 正因为义中禅师在开发闽南上有如此重大的贡献，所以才充分展现出非常有意义的文化特质。 概括起来，一是地域性。即义中禅师的所作所为，均是根据闽南地区人们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竭尽心力。二是平民性。即他身体力行，与民众生活在一起，为民众服务，因而声誉日高，引起官方人士的重视和赞赏。 如漳州刺史郑熏在唐宣宗大中年间，奏请朝廷，赐予大师“广济”称号，后来的漳州刺史王讽到任后第二天就向三平义中禅师求教等。 正是三平大师这些光辉业绩和杰出贡献，奠定了他在广大民众心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是他从人走向神的重要前提。 此后所有在闽南种种关于祖师公的神奇传说都是在这个文化特质平台上引申和发展起来的。 

　　法国艺术史家丹纳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 ”(p48)同样，闽南地区的生存环境与南禅平民宗教的普世观念的结合，决定了义中禅师这个文化载体的适时出现。

　　二、三平寺历史文化的积淀和内涵 

　　自唐宝历（825-826）年间，义中禅师到漳州建三平寺以来，三平寺文化就诞生了。据唐吏部侍郎漳浦 州刺史王讽撰《三平大师碑铭》载，义中禅师精通佛理和《易经》，躬行“善”和“孝”，体现了浓厚的佛、儒结合的文化色彩。在另一篇很可能是明万历年间有人托名王讽撰写的《三平山广济大师行録》中，可以明显 的看出以义中禅师为载体的三平寺文化不断丰富发展的内容和过程，即在真人的基础上被神化，闪耀着佛教的灵光和超人的光彩。尤其明确写到“至大中三年，宣宗皇帝重兴佛法，州刺使郑公，久钦师德，特迎出山，请入开元，为国开堂。奏赐广济禅师。 ”这“广济”二字，借皇帝的封号，非常准确地概括了义中禅师的善行义举和功德。如果说，开漳圣王陈元光是以朝廷的权威和武力在政治上建立漳州的历史名人，那么，义中禅师则是以南禅的形式，通过民间的活动，在文化上建设漳州的卓越僧人。他们都为开发和建设闽南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通过有关广济大师种种神奇的传说，可以看出其中透射出来的诸多丰富的文化信息。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一）“半个圣人的由来”等传说，既表明南禅“不定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修行特点，又借“圣人”之名抬高僧人的地位和身份。 同时也体现了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中国化佛教--禅宗不得不向主流文化--儒教靠拢融合的发展趋势。 

　　（二）“斗妖驱鳄显神通”、“吉祥之物侍者公”、“虎侍四方保平安”等传说，表明粤北、闽南地区民众生命受到鳄鱼、毒蛇、猛虎等动物的危害，生存环境恶劣，因而借佛法无边的义中禅师降妖伏怪，甚至化恶为善，体现了闽南人民迫切要求改善生存环境的愿望，同时也宣传普及了平民佛教南禅文化。 

　　（三）“寺院三落半”、“石幢开花鬼相信”、“女扮男装真和尚”等传说，表明义中禅师当年来到闽南时，肯定受到当地“毛人”或“山鬼”的威胁，甚至进行过打斗。 由于大师武功过人，德行高超，扶危济困，见义勇为，文化先进，逐渐感化了“毛人”“山鬼”，从而站住了脚跟，弘扬佛教文化。 这也是从真人演化为神的重要原因。 因为任何一种文化，没有民众的信奉和躬行，就必然自行消失。 所以，三平寺文化，与其说是佛教文化，不如说是民众文化。在考察三平寺文化演变的过程中，不能不特别关注自唐至清在漳州主政官员和在朝廷或外地任职的漳州籍官员。他们为三平寺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三平寺志》中特加提示的“十三贤”：王讽、郑熏、蔡如松、颜师鲁、颜熙仲、林玕、陈天定、王志道、李宓、王材、黄梧、黄仕简、蔡新。 其中唐代王讽、郑熏是与三平义中禅师直接交往的地方长官，他们对义中禅师所做的记述和褒奬对三平寺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宋以后的漳州籍官员则大多根据自己的宦海感遇和人生需求借用三平寺文化载体不断丰富创造，推波助澜。 这里面有两位官员最为突出。 一位是南宋漳州龙溪的颜熙仲，曾官至吏部尚书。 据《平和县志》卷二十《杂览》中记载，颜尚书仕朝任满回乡，忽见砚墨水中灵蛇一条，锦色龙鳞，由小变大。 他听说此蛇三平寺有之，便派人前往寻觅，则见寺庙殿堂倾颓。 颜尚书感慨之余，毅然有新建之意。 便慷慨解囊，捐钱三百六十余贯兴工，并奏准拨用库银重修。另一位是漳州漳浦的王志道，系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官至吏部侍郎。他在中进士前，曾上三平寺进香求子，不久，果然妻子有孕，生下男孩，因而促使他“慕述立石”，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发起修王讽碑，将木碑改成石碑，并请当时漳州著名书法家李宓书写，目的是“余勒诸石，庶永不坏。 ”仅从以上两例即可看出，历代漳州籍的官员，无论是出任前还是致仕后，大多对三平寺这个文化载体饶有兴致，或出资修建，或修文宣传。 他们以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在三平寺文化建设上起到了导向性作用，体现出庙 堂文化与山林文化融合的色彩，并将这种文化元素注入到三平寺佛教文化与平民文化紧密结合的主色调之中，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三平寺整体文化的内涵。 

　　综上所述，三平寺文化的核心内涵就是佛教宣扬的救度众生和广大民众希望改善生存环境、企求平安幸福的有机统一。而义中禅师的躬行实践正是这种文化的体现，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千百年来，一直影响和净化着人们的心灵。 反过来，人民大众由于对义中禅师“广济”行为的肯定和赞颂，也在根据自身的心理需求和生活愿望，不断丰富和创造这个文化载体的内涵，如传说义中禅师亦禅亦农，传授农耕技术；亦武亦医，为百姓消灾祛病；精通天文历法，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等等。 所有这些，均鲜明地反映出佛教文化与闽南地域文化交融的特点。这种文化，深深地扎根于闽南民众的生活沃土之中，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三平寺文化对地方乡村振兴的助推功能

　　在传统社会，更侧重三平寺文化在乡村传播的宗教约束与教化功能。新时代，三平寺文化乡村传播的宗教色彩、神圣性特征呈逐渐消退趋势，其在乡村文化、经济与社会中的世俗功能日益凸显。三平寺文化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动服务国家相关战略发展，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三平寺文化可以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一）助推地方乡村经济发展的功能

　　当前，国家倡导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和政府主导等理念，不断吸收三平寺文化元素服务经济发展。地方文化和旅游相关部门重新整合当地传统文化资源，吸引客源，发展旅游经济。地方藉助三平寺文化交流、寻根问祖等方式促进海峡两岸经贸合作。通过恢复民间信仰的传统文化形式，加强与海外华人的联系，争取外来投资与消费，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漳州打响“ 祖地 ”品牌推出系列旅游文化经贸活动。地方可以利用传统的庙会，发展商贸经济。正月初六是三平祖师诞辰日，其祖庙以及供奉这两位神灵的分灵庙宇都要在这一 “ 正日” 给他们举行隆重、热闹的庆典，故形成了一些村落庙会与区域庙会。现代的庙会经常与现代商业联系起来，精明的商贩在庙会上租摊售货，不断花样翻新地吸引人们购买。对促进当地商品流通、活跃乡村的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

　　平和地处厦汕之间，与台湾隔海相望，与港澳邻近，漳州在东南亚华人很多，打造三平寺文化品牌，对于加强港澳台和海外华人的民族感情意义不可低估。其次，平和县是在明正德年间由当时著名干臣（也是心学大师）王阳明在剿除闽、粤、赣边界山寇后奏请朝廷建立的。因此，相对于北方文化而言，平和在整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方面，显得较为薄弱。具有佛教和闽南民众生活融为一体的三平寺文化则在当地民众精神生活中有着坚实的基础和现实的需求。 从平和县政协文史委和三平风景区管委会编辑的《三平寺》介绍来看，这些年来，到三平寺观光朝圣的信众、游客逐年上升。 这一现象正说明三平寺旅游文化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因此，平和县应该在着力打造三平寺文化旅游品牌的同时，放眼全局，将其纳入全县旅游文化发展的整体规划之中，重点建设几个旅游点，在线路上连成一片。如开发灵通岩，建造王阳明纪念馆等，相互促进，集观光、朝圣，购物、休闲于一体，或一日游，或二日游，以适应不同人群和层次的需求。 在三平寺文化建设上，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为漳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例如“打造磁场”留项目，为加快项目建设，县委书记、县长亲自带领乡镇、部门负责人到深圳、泉州、厦门等地招商跑项目，促进了茶叶深加工、汽车配件、汽车润滑油、农资及农产品批发市场等一批较大规模项目的落实。同时，各乡镇也积极行动，加快引进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

　　（二）助推地方乡村文化发展的功能

　　乡村文化是民众在生活、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道德观念、民间风俗、生活习惯、社会行为和心理模式等。其通过具体的民俗活动、行为规范等载体反映了民众的生活原则与心理认知方式，是民众生活与生产的重要内容，也是民众生存的精神动力。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要积极开展乡村文化建设，不断提升村民的文化素质，形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良好乡风。

　　三平寺文化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其产生与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儒、释、道思想的熏陶。三平寺文化中藴含崇德向善的精神，这与文明的价值观要求相同；可敬、可亲，积极调和矛盾，注重社会和谐；三平寺文化藴含追求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理念，济世救人思想、忠君爱国思想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饮水思源的思想。在当代社会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它对文化传统具有传承作用。

　　如前所述，三平寺文化既然承载着千百年来闽南人民诸多美好的愿望和企求，那么，今天我们完全应该着力打造，发扬广大，让它成为各地各界人们表达自己意念和欲望的圣地，成为一种精神生活的方式。 如每年春节期间，尤其是祖师公诞辰日（正月初六）和圆寂日（十一月初六），到三平寺朝拜的善男信女摩肩接踵，寸步难移。 信众均烧香礼拜，祈祷喃喃，求签问卜，磕头许愿，香烟笼罩，鞭炮声不絶于耳。其热闹场面如沸如撼，难以用语言描绘， 堪称一幅独特的景观。人们之所以满怀兴致而来，远不是用“迷信”二字就能定性或概括，而是以这种形式表达对美好未来的殷切期待。 

　　据说，三平寺的签很灵，求子得子，求官得官，求偶得偶，求财得财，并有不少个例为佐证。 从文化心理学角度观照，人在现实生活中，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欲求，在自己还不能理性支配行动时，自然会创造出彼岸世界中的超人——神灵来指引。如果某一种愿望实现了，必然广为传播。 如果某种愿望暂时未实现，当事人在具有神秘性和权威性的三平祖师公面前，也不敢有所怀疑，反而会自责虔诚不够，有待努力（皮球总是不敢抛向对方）。 一旦某一天愿望实现，又必然广为宣传，所以流传开来的总是灵验的事例。 从这个意义上讲，求神问卜多少带有迷信的成分。 但是应该看到，所有朝拜祖师公的信众，祈祷的均是生活中还未实现的目标，其性质是善良的，愿望是正当的，它既不危害社会，更不危害他人。 对自己而言，是一种心灵的净化和安慰。

　　三平寺文化从唐宋延续至今，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被加以许多的内容、功能和色彩发展成为独特的祖师公信仰文化。这种文化所包含的精神内涵与祖师庙里遗存下来的藴含较高历史、文化、艺术与科学价值的建筑、绘画、雕塑与其他实物共同成为一种颇具地方特色的优势旅游资源，吸引了众多台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来此渴祖进香既加强闽台两地文化交流。

　　（三）助推地方乡村社会治理的功能

　　三平寺庙宇在多地方兴建，地方相关管理人员在乡村社会治理中起到重要作用，他们能够调动乡村民众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缓解乡村治理在人、财、物等方面的不足。同时，还可以增强乡村治理的自主性，促进形成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创新模式。加强区域认同和社会整合，民间信仰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在加强区域认 同、社会整合、加强内部团结和外部联 系、推动闽台经济联合方面有重要作用。迁移到台湾的移民把祖籍地的民间信仰神扺带 到台湾以后一般都建庙奉祀 。由于供奉同一神灵的移民一般都是来自同一区域的乡亲或同一宗族的宗亲，因而供奉神明的庙宇便成了他们聚会的地点、联络的场所。

　　对社会而言，做到自我约束，相互宽容和共存，客观上起到了一种以教代法的效应。所以，它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虽然它是以一种佛教文化的形式出现，但它的内容已远远超出了这种形式。三平寺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着文化内涵，人们既可以通过求神拜佛表达自己的愿望，也可以观赏它的建筑艺术和周围美丽山水，陶冶性情，提高审美水平。藉助三平寺文化，将思想理念体现于乡村治理的某些环节，实现乡村治理的自我监督、管理与约束，使乡村治理能够在民主和谐的氛围中有效开展。三平寺文化乡村传播功能的转化是其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必然选择。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拓展三平寺文化功能之时，要注意把握好尺度，不能单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因为从文化传承角度而言，三平寺文化是信众在获取生产、生活经验和维系人际关系合理性实践中形成的，其价值诉求除满足当地信众的现实需求外，还要维护他们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场域。所以，在转化三平寺文化功能时，要不断强化三平寺文化的自觉意识，坚守三平寺文化中的优秀部分。

　　客观上在民间社会发挥无形的社会道德伦理教化作用，比如济世救人思 想、忠君爱国思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饮水思源的思想。这从相关的神话传说、民俗活动、祖师庙里的签诗以及有识之士对其极力推崇可以反映出来。这一功能不容忽视和磨灭。除此以外，三平寺文化在当代社会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它对文化传统具有传承作用。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可以发展旅游经济、庙会经济，加强与海外华人的联系，争取外来投资与消费，对漳泉区域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在台湾的祖师庙也成为广大漳泉乡亲集中议事和联络乡情的活动中心，是漳泉乡亲的团结，象征和寄托爱乡情结的基点，在区域认同和社会整合方面发挥了凝聚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