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德哥离开我们几十年了，伤心往事终生难忘。彼德哥大我四、五岁，小时候我喜欢他，经常粘着他，他是村中侬儿头（小伙伴的头头），外婆家在卖香村（今南岸村），全村以制香卖香为主，做猪中、牛中不少，外婆家有两个和我年龄相仿的表兄弟，彼德哥带我去过几次，外婆家在村边。我在十三岁时母亲就去世，后就再没去外婆家了。学校放假，总盼着在外读书的彼德哥多点回家陪我，每次回家，他总带点销口（零食）给我吃，还有新鲜故事、见闻讲给我和村中班兄弟听。和村中兄弟关系很好，有他在气氛自然就活跃起来，白天上位岭捉鸟儿、挖坡龙，黑夜走营、捉迷藏；下雨天田里捉蛤，去后背洞水沟捉鱼摸虾，蝉春网蝉，我年纪小，每次都是做他的下手，他也教我一些小技巧。

　　彼德哥聪明、活泼有担当、肯帮人，每次我做错事，家人责怪时，他总替我顶着，向大人解释、承认错误但从不顶嘴。

　　家里兄弟多，还有个大姐很小就出嫁马榕村，父亲讲义气，得知好友没儿子，就把植恒（有光）五哥送给水洒人家，大哥植怀话不多，总是忙生意很少和我倾计（说话），另一个五哥植情我有点怕他，他聪明，但皮气大，我们少交流，六哥植怡性格好，人缘不错，平时我俩都有话讲。

　　当年家里环境不错，父亲做生意有钱，知彼德哥有出息，在黄坡读完小学后征求陈柱老师（陈信材）意见送他去梅緑世德学校读初中，头二年，彼德哥隔周都会回家，那时我们家在黄坡圩沙岗庙旁边，好大一间拖廊屋，中间升二层住人，铺后有个院子供我们兄弟玩，也方便村中兄弟叔侄趁圩有个落脚点。我读书后，彼德哥很少回来，特别是1939年母亲病故后，彼德哥回家次数更少了，他在学校很活跃，参加学校宣传队、抗日宣讲团，为此事父亲曾到学校找过他，叫他专心学习别惹事，但他根本不会听，还参加张炎将军的学生军，几次去高州培训，后来听说彼德哥还加入了地下党。

　　日本仔侵略中国，社会很乱，人心惶惶， 学校停课，我们都搬回村住了，1940-1942年，在世德学校教师的彼德哥回村次数较前多了，有时还带一批人回来，在村里一住就是几天，最长有半个月。当时六哥植怡也是游击队员，跟彼德哥部队打游击。六哥字写得好，也是初小毕业，有文化，是程耀连、杨子儒独立中队的人，后来当他们的文书。我和植梅、植萼他们几兄弟，植明、植华、植秀、植富、亚振、秀培、昌荣、植山、植泉、章富、云龙等一班村中兄弟成立儿童团，当彼德哥部队驻扎在村中时，我们就守住村中几个路口，轮流在村口晒太阳，注意往来的陌生人员，为游击队通风报信。由于我们警惕性高，有二次国民党兵、伪乡丁从覃屋村方向来搜查村中游击队时，被我们及时发现，报告彼德哥他们撤离。1945 年2月，南路党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来坡上村围捕游击队，也是我们儿童团预先发现敌兵，彼德哥他们从油行村迅速转移到大福神岭，从高首椅往塘㙍方向转移，避开了敌人。

　　1945年12月，吴勃哥和李雄大队长、高脚李（李卓彬）主任他们去泗岸开会回来，在上马村路口被国民党兵拦截，为掩护战友而不幸被捕，关在黄坡伪乡公所，不久被枪杀。

　　父亲吴瑞初是商界头头，和万崇锴、林瑞生、龙保初、万昌、李兰舒他们经常开会商量如何筹集钱粮支援南路抗日游击队，而我在1946年被国民党抓壮丁到傅作义部队，后来起义后加入解放军，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大哥植怀在鱼亭摆摊买猪肉一般每天都很晚才收档，家里只剩我和大嫂，观康、康凤一对侄儿女，记得是1943年春节，彼德哥突然回家，见我直接问：细佬，毕业了还想不想上学？我对他说：无心机（兴趣）读书了，而且外面又很乱。彼德哥和大嫂谈了一会又回过头来和我说，他准备去钓矶岭小学当校长了，问我想不想去他那做事。我想，自己这么小，识做什么？他好像知我在想什么，直接说去帮他们几个老师煮煮饭，做做菜，搞搞卫生之类，暂时没工资，包吃住。其实彼德哥一直是很关心我的，母亲走得早，父亲生意忙没时间照顾我们，侄女康凤才满月，大嫂也照顾不了我，继母那时还未公开身份，怕我没人管，所以彼德哥想带我在他身边，考虑下我就点头同意了，过了一个礼拜，彼德哥派学生李华元来接我去学校报到。在彼德哥的引领下，我一步一步走上革命道路，那时我十七、八岁。

　　做学校的炊事工作不难，买菜煮饭搞卫生，兼上下课敲钟我都会。起初学校只煮几个老师的饭比较轻松，没多久又相继从广州湾调来李卓彬主任等四、五个老师，不是偶然有上面人过来开会、检查工作，一般煮几个人饭就可以了。记得李雄也常来学校，几次都是彼德哥叫我将饭菜送到二楼校长室他和李雄、李卓彬吃，没事他们也喝点酒，李雄嫂生女儿没多久，浸了不少酒漕，酒都是李雄带来的；李志毅也会来校长室坐坐，但很少在学校吃饭，李县长（当时都这么叫）家离学校几十米，一般回家吃。温睦小学（钓矶岭小学）是他一手创办的，他的小孩都在学校读书，大仔李炯已毕业，细仔李文在读三年级，吴勃哥经常借家访去他家坐坐，有时也带上我，他是张炎十九路军同事，是个团级大官，他家很大，里面都是红木家私，古色古香，左边墙上挂幅李志毅穿军装的相，正厅上面有他父母画像，旁边有一间马房和警卫室，里面有匹很漂亮的战马（听说跟他南征北战好多年了），外出他都是骑马的。

　　钓矶岭小学在吴勃校长和李卓彬教导主任的领导下，逐步热闹起来。记得有一次，南路党杨子儒书记（注：他当时是程耀连独立中队指导员）到学校宣布粤桂边区抗日游击四团吴川独立大队（二营）成立，并宣布李雄任大队长、李卓彬任教导员，吴忠明（彼德）任四连连长，李辉任指导员，还有五连邓家贵等我记不清了。当时宣布成立独立大队的会是在李加如簕竹园开的（后来这里就成了游击队聚集的地方），除上面来的杨子儒等三个人外，参加开会的还有学校党员老师、学生队员、老游击队员以及李雄手下那帮骨干，有的我认识，有的很陌生，我是校长亲细佬，虽不算游击队员，也有幸能亲身经历。

　　本来会议是准备上午开完，中午散，路远的、上边来人吃完中午饭就各自返回。由于来开会的有上马村、水埠、詹村、端德等好多条村的人，离集合地有远有近，交通不发达，有几位来迟，计划被打乱，开会只好推迟到下午二点。成立大会有三十几人参加，当时李战超对迟来的邻村几位游击队员发皮气，骂他们无组织纪律性，远的都来了，近邻村还迟到，这样怎能打胜仗等。

　　快二点时人齐，李卓彬主任宣布开会，介绍到会人员，杨子儒代表中共南路特委宣布成立粤桂边区独立团吴川独立大队，杨书记在大会上讲，经中共南路特委批准，成立吴川独立大队，大队有四百多人，下属三个连，并宣布特委任命，当念到吴忠明任四连长时我才知彼德哥又有一个化名。那时因革命需要，一般参加革命的人都有三几个假（化）名，李雄化名李英，程耀连化名程西屏，陈信材化名陈柱等。 会开得不算长，二点多开，不到四点就结束，各自回去忙自己的事，彼德哥、李辉留下四连李战超、黎家丰、李加如等几位骨干再倾段时间就散了，那天是周六学校放假，那晚有十多人在学校吃晚饭，李主任分付我多炒几个菜。

　　大队部和四连都设在李加如簕竹园，四连主要以钓矶岭村、李雄旧部、小学师生为主，五连驻詹村，六连驻端德（六连是后来才成立的）。 成立独立大队后，他们更忙了，白天吴勃要上课，中午或晚上和李雄、李卓彬他们在二楼校长室关起门密谈，听说是为筹集枪枝弹药和钱粮问题，我和华元几个高年级同学负责在校门口把守，生怕有乡丁突然冲进来，不久，吴勃哥他们组织人员出去搞枪武装队伍了。我家住在黄坡圩沙岗， 吴勃哥有时也会回家和家人聚聚，一般时间不太长，生怕人多口杂不安全。有一次，陈信材、杨子儒、李卓彬、吴勃哥他们有事需要在我们家商量，到饭点大嫂便煮煲猪肉粥他们吃。吴勃哥回家有时带上我，有时带上其他人，一是做警卫，二是做通信员（有事便于联络），做这些也是我份内的事，学校、黄坡天后宫（亚婆庙）、吴阳（我有个兄弟植恒分给何屋人养，当时也是受吴勃哥的影响做地下通讯工作，我们见过几次面）、大岸真衣庙、坡上村、泗岸、坡头水埠、龙头特思甚至广州湾我都去过，记不清多少次了，那时都是步行的，去远的地方华元和李伟去，我还要煮饭。因为年轻，被彼德哥他们抗日爱国思想感染，做什么也不觉得累，特别是1944年底，联系起义、收集的枪枝弹药何时交，交给谁都要派人和对方联系，我们就做这项工作。吴川独立大队虽没有全部参加张、詹起义，但也帮了不少忙，送了大批枪枝弹药去泗岸给起义部队，还派一个连去支援起义部队。我帮我哥他们来回传递信息不止三、五次，送枪送弹都是吴勃哥他们四连组织的，最后一次大型运送吴勃亲自参加，好像是化装成戏班运送的，很成功。

　　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派大部队驻扎吴川，开始进行大清洗。起义部队被打散，各自东躲西逃，我躲在坡上村公堂屋里不敢出门，六哥植怡跟程耀连队伍躲进塘㙍的大山大岭中，彼德哥胆子大，认为钓矶岭群众基础好，特别有很多簕竹园便于隐藏，比较安全，也便于组织开展工作，除躲避敌人的追捕转移至塘㙍外大部分时间都在钓矶岭村坚持斗争。

　　起义部队撤往高州，在一次战斗中游击队陈以铁等十几人被俘，最后游击队陈大队长被国民党砍头吊在城门楼示众七天七夜，很惨。

　　1945 年5月左右，为了收集余部，重新来过（重新组织战斗），上级派人回到泗岸翟屋一带收集余部，重整旗鼓。由于李雄大队（南路人民抗日游击独立团第二大队）没参加战斗，二百多人撤往坡头这边，实力保存得比较好。这次朱兰清回泗岸重组队伍，李雄委派吴勃全权代表二大队参加，汇报部队情况和重新拉起队伍进行对敌斗争的计划、方案，我作为交通员兼警卫，跟随吴勃参加二次会议。

　　日本仔投降后，本以为国民党忙于接收，没时间清共，我们放松了警惕，也陆续回到学校继续工作。为了迎接全国解放，交通联络比较频繁，吴勃哥经常到塘㙍、泗岸翟屋一带参加会议，听传达和指示。记得是1945午12月中，我与李雄、吴勃、李卓彬，还有其他中队长、文书七、八个人刚从泗岸朱兰清那里开完会准备返钓矶岭，吴勃提议顺便去上马村联络站看看，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当他们行到上马村路段时，远远看见七八个国民党兵在村路口盘查过往路人，这样场面见惯不怪，但是看见国民党兵手里拿了一叠纸，估计在认什么人吧？彼德哥见情况不妙，危险，但离敌兵较近，也没其它路可走，情急时把怀表交给我保管并示意我们先躲进旁边甘蔗地里乘机逃，不要管他，彼德哥混入几个趁圩村民中试探情况，结果，国民党兵拿的就是吴勃、李雄他们的画像，双方争吵了几句吴勃就被敌兵挷了押走，吴勃用生命保护了我们。借着天黑我们四散离开敌人包围圈，算安全了，但吴勃被捕了，被捕时将近晚上6点多，冬天黑得早，很快就见不到路了。

　　彼德哥被捕，我一直在外面躲，不敢回家，有时回村公堂屋躲藏，也没办法告知家人，听说彼德哥被关在婆庙，受尽折磨，国民党知他是小学校长、地下党负责人、游击队一个连长，近段时间又经常与党组织来往密切，应是条大鱼，所以软的硬的都用尽，也没能从他口中淘得一丁半点有用的东西，月底草草把他杀了（听说为防止共产党劫刑场，当局选了三个地点，枪杀他时由于枪手手抖，连打三枪彼德哥才倒下），国民党还布了个局，躲在旁边等收尸的共产党来抢尸，到了晚上，一无所获的国民党兵才不甘撤走，家人草草把他埋在沙岗坡簕界园。1955年黄坡建设，彼德坟迁到那碌等洒，六十年代才迁回上位岭安葬。

　　1946年夏天我在黄坡圩自家宏兴商铺被国民党强捉去当壮丁，那时我19岁。1948年底参加平津战役，后在北平起义，傅作义接受解放军的“和平改编”，所在的国民党十六军被编入解放军十三兵团四十二军，1950年10月19日，我随四十二军124师入朝参战，在东线黄草岭赴战湖阻击美军，陆战一师和韩军首都师，坚守阵地十多天，最终赢得胜利。1950年12月第三次战役，作为在右翼突击部队，所在的师强攻“三八线”防线，攻占道城岘，济宁里，歼灭韩军第二师，第五师一部，缴获大量的武器装备，我在师通讯连，在黄草岭战斗中因保障战时通讯畅通无阻，战后荣立“三等功”。当年，村中兄弟吴云龙也是参加平津战役后改编为解放军，他所在部队是宋时轮的9兵团第20军58师，1950年10月第一批出国参加抗美援朝，并在战场上负伤，荣立“二等功”。由于在战场上吸入大量浓烟，严重影响到我肺部呼吸系统，1952年12月我转业回乡。六哥受彼德哥的影响最深，在程耀连部队当文书，转战广东、广西等地，参加昆仑山保卫战，曾任文书、排长、代理连长，1952年冬转业回乡，参加农村建设，哥俩从不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我不适宜干农活，政府安排我到镇上看管单车，而六哥则在村中当生产队长，云龙则安排到吴川良种场工作。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怀念彼德哥，愿他安息！

　　（本资料来自吴讯生前多次向侄孙辈口述，谈起彼德（吴勃）一些先为人知的故事，经后人及吴讯晚婶等回忆，并由侄辈吴建荣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