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五千年文明，孕育着中华民族生存与生活的智慧。在文史哲学的国学宝库里，藴藏着祖先以真实人生流传下来的“生命的学问”，指导着后人如何能于天地间以仁德的自我实现达到“自我圆满”；以互爱的伦理关系达成“人我圆融”；以和谐的自然天道完成“天人圆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讲话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两岸学者将中国的古代智慧与医学、心理学做结合的研究，由来已久。大陆学者自1998年推动的“文学人类学的文学治疗”研究，与台湾学者自1986年推进的“儒释道的意义治疗”研究，在本质上，都是对人类的身心灵安顿进行研究与阐述，但是因为采用的关键词彚不同，专注的主体方向也略有出入，因此长久以来未能做有机的联系，殊为可惜。若能将两岸的研究进行整体有机的结合，相信必能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实现中国古代知识体系向现代知识体系转化的发展，向世界展现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示，要“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据此，期能借由大陆与台湾相同根脉、资源丰沛的中华文化，拉近彼此日渐疏离的认同，推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达成祖国的完全统一，实践生活中的圆满、圆融、与圆通。

　　一、大陆学者的“文学人类学的文学治疗”研究

　　1998年5月叶舒宪发表《文学与治疗——关于文学功能的人类学研究》一文，提出文学艺术对个人生命的治疗功能及对社会群体的文化生态作用，他认为：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通过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语言交流而实现；文学的治疗效果则是通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语言虚构世界而实现。1998年11月叶舒宪发表《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一文，提出文学治疗他人与治疗自己的两种可能性，以及文学内在的能量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从而具有跨文化治疗的可能。1999年叶舒宪主编《文学与治疗》论文集，以“文学治疗”为轴心收録相关论文，分别从文化生态、精神医学、个案研究等角度进行探究。自此，为大陆学者的“文学治疗”研究，揭开了序幕。

　　诸多学者也试图从治疗他人与治疗自己的方向进行研究。户晓辉《唐宋诗词与梦》一文中指出，艺术家通过描述自己的不幸和梦幻，也就达到了对自己的压抑的渲泄和象征的治疗。武淑莲《文学治疗作用的理论探讨》一文认为，艺术创作既治疗作家自我心灵，也可治疗有同感的接受者，是积极的“双向治疗”。王立新、王旭峰《传统叙事与文学治疗——以文革叙事和纳粹大屠杀后美国意识小说为中心》一文提出，中国人往往将苦难作为锻炼心智、成就大事的必经阶段，当这些传统的观念被编织进文学叙述中的时候，它们就会悄悄改变人们留存在记忆中的痛苦和恐怖，医治人们受伤的灵魂。曾洪伟《全媒体文学治疗:文学治疗的新空间与新境界》一文，提出了全媒体出版为文学治疗受众范围、治疗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媒体资源基础与治疗空间。龙珊《白先勇作品文学治疗功能阐释》一文认为，文学经典总是用最完备的形式表达人类思想最丰富的内容和最普遍的意义，经典文本都或深或浅、或隐或现地沉潜、表征着文学的治疗功能。苏永前《文学治疗的知识谱系》指出，文学与治疗的跨学科耦合已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文学治疗无论对于增进人文关怀，抑或深化我们对于文学功能的认知，均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学者们对文学治疗的阐释，使相关研究持续精进。

　　以中国古代作品作为文学治疗研究对象的，也不在少数。郑怀林、郑琪《从〈七发〉看西汉时期生活方式病的文学治疗思想》指出，大凡有影响的作品，都有其潜在的医疗保健功能。至于能否发挥正面的治疗作用和潜能，则主要取决于作者与对话者之间的协调互动，以及欣赏主体的状态。师帅《文学与治疗:曹植诗歌的别样解读》提到，现实中曹植无力圆梦，然而，他却在文学的世界里尽情挥洒豪情，以一位战场英雄的形象勾勒心中的自己，这一切，恰恰就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所缺乏的，也难以得到满足的，如著名的《白马篇》就是最好的佐证。李柳莹《诗歌疗效:诗人心灵的自我救赎——以左思〈咏史〉八首为例》认为，出身于寒门的有志之士渴望出人头地，却往往被埋没，英雄无用武之地。西晋左思的八首《咏史》诗就是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下产生的作品。诗歌创作成了诗人缓解内心苦闷的一剂良药，在写诗的过程中，作者的心灵得到一步步地调节，甚至渐渐回归淡然恬静。张蔚《浅谈〈诗经〉的文学治疗功能》中指出，沉醉于艺术世界，可以使人忘却生活的纷扰，而使非实体性的心灵得到寄托和安慰。在艺术世界中，人最具有精神性和超越性的特征，它可以将人带向更高级的精神家园。贾飞《王褒〈洞箫赋〉之治疗功能探究》认为，文学作品要承载治疗的功能，不仅要讲究内容，还要讲究形式之美，注意行文的节奏性，把握文学语言的音乐性，以调节患者心理。刘洋《唐传奇的文学治疗作用阐释——以〈枕中记〉〈南柯太守传〉为例》一文认为，沈既济的《枕中记》和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都是作者力图通过梦这种虚幻的形式，逃离痛苦的现实。卢生黄粱一梦后的醒悟，正是作者沈既济自己的觉醒；淳于棼虽然能够位极人臣，但最终仍被逐出国门，遣返回乡，作者李公佐正是以淳于棼的身份来满足自己难以实现的理想，虽然自己遭到贬谪，但在梦中得到了幸福，回到现实还是能够接受一切。王水香《“上医医国”的实质——兼论〈老子〉的辨证治世功能》提出，国家的乱世等同于人体的疾病，医国的原则等同于治病的原则，医国的言论等同于治病的方药，治国之道等同于治病之道。春秋时期的老子以著述《老子》阐发“医国”之道，是一位典型的“上医”。贾飞、叶舒宪《行状文体功能演变及其文学治疗功能探究》提出，文学是人学，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行状文学性的体现，亦突出了人性。生者通过写作表达对逝者的哀悼和纪念，也只有在写作的过程中，生者才能尽情地与逝者沟通，实现生者与逝者的隔空对话、情感的交流，并在行文中陈述逝者一生的事迹和美德，从而使生者的内心苦楚得到极大释放，以达到治疗内心的目的。这是行状经过功能和文学性的演变后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治疗功能。陈爽《〈七发〉文学治疗功能探究》指出，吴客以“谈话疗法”的方式治好了楚太子因长期耽于享乐而引起的一系列毛病，这是《七发》文本呈现给人们最直接的信息。但是，在楚太子生理病得到治愈的同时，他之前错误的认知也得到了纠正——不能沉迷于奢侈享乐，而应该多听听“要言妙道”。而这种文本深层的认知治疗，恰恰才是这场文学治疗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可以看出文学治疗在古代文学与文化中，有许多值得深入探究之处。

　　二、台湾学者的“儒释道的意义治疗”研究

　　曾任教于台湾大学的台湾学者傅伟勋1986年在《弗兰克尔与意义治疗法－兼谈健全的生死观》、《意义治疗与社会治疗》二文中指出：西方的心理治疗与东方哲学宗教之间，具有会通发展、相辅相成的可能性。他由终极关怀的立场，将心理治疗的理论基础连贯到宗教哲学的智慧，首先将弗兰克尔（Viktor E.Frankl）“意义治疗学”（Logotherapy）的观念援用到中国哲学上，并做了创造性的转化，提出建立中国本位精神疗法的愿景，说明意义治疗如能借儒、道、佛三家的思想予以深化，即可以发展出一套中国式的精神疗法，而使这三家哲学有了现代化的诠释，能展现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更为积极的一面。

　　有关意义治疗学的论述与开发，曾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教授的台湾学者林安梧自道：“我之接触生死学、意义治疗学，可以说是受到傅伟勋先生的启发最多。”安梧认为中国哲学中的儒释道，都强调道德实践、心性修养的优先性，此中正隐含着一套十分可贵的治疗学思维，非常值得加以阐发。据此，林安梧提出中国传统文化衍伸出来“意义治疗学”的三个向度：儒家型的意义治疗学从“我，就在这里”开启，道家型的存有治疗学从“我，归返天地”开启，佛家型的般若治疗学从“我，当下空无”开启。儒、道、佛三家之诠释系统虽有别，而在当下具体实践上能相通。

　　在台湾学界的研究中，以“治疗学”为探讨主题，曾经逐渐形成脉络与架构，分述如下：

　　(一)儒学与意义治疗的会通融合

　　儒家思想是一种能指导现代人安身立命，而且可以修己安人的价值系统。诚如牟宗三所言：“中国人‘生命的学问’的中心就是心和性，因此可以称为心性之学”，儒家所强调的道德实践、心性修养的优先性，此中实隐含着治疗学的思维。

　　曾任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曾昭旭表示：孔子所倡导的仁道，是儒家探索终极真理的途径与方式，分析地说则可分为两端，一端是以存养纯粹的道德心为主的，可以称为“内圣学”或“良心教”；另一端是以无穷地创辟道德世界为主的，可以称为“外王学”或“人文教”。而无论是良心教、人文教，其根本目的，仍是为了要有效解决人生中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冲突，以成全人之所以为人，亦即体现普遍唯一的终极真理。儒家型的治疗学即是借着“内向超越”与“外向超越”而成己成物，以成就道德生命的实践。

　　台湾大学心理系荣誉教授黄光国，在《尽己：儒家伦理疗愈的理论》一文中，指出了二项儒家伦理疗愈的中心思想：

　　1.要内观自省：

　　指责他人是“外观”，是在“看别人”，不是“内观”。你可以“推己及人”，思考别人为什么会如此做，但不能要求别人：“别人一定要如何如何”。你要做的是“反求诸己”，思考：面对这样的人生处境，自己将来要怎么做？

　　2.有感恩之心：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虽然是因为自我过去在其生活世界中的行动遭到挫折，但他对未来的筹划却是朝向于自我可以采取的“行动”。儒家认为：个人在这种“行动取向”，必须把握“推己及人”的原则，尤其是要对他人抱持感恩之心。当注意力的焦点从个人的不幸移向报答他人时，许多神经质的痛苦也会因为建设性的目标进入生活而消失无踪。

　　曾任台湾辅仁大学校长、辅仁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的黎建球，在《哲学咨商与人文疗愈》一文中说明：中国的人文精神其实就是中国的人生哲学，他不但讲求人对自己的态度，也讲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人和天的关系，因此，真正的人文精神，乃是一种发挥人的潜能，造就更高尚质量的精神，是一种向上、利他的精神。所以中国人提倡的天人合一的观念，讲就的正是一种“和谐利他”的精神。

　　曾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教授的台湾学者林安梧，经由唐君毅《人生之体验续篇》书中的论述，将其转化而提出所隐含“儒家型的意义治疗学”，其实是一个道德的觉醒。把任何的悲苦，任何的不顺通过这样一个自觉的过程，往上提升而上遂于道，由这个道体再开启一个生命的动力，这样的方式是以“我，就在这里”的论式而展开的。这当下的承担其实就是孔老夫子说的“当仁不让于师”。儒家生命所追求的意义是来自于生命最底层的忧患和关怀，而这忧患和关怀是上透到“天道性命相贯通”。

　　傅伟勋对于宗教上的生死智慧，特别以王阳明被贬官贵州龙场驿，在真正面临生死交关时的悟道为例证，说明王阳明在整体儒学发展上有其独特之处，与弗兰克尔在纳粹集中营虽避开了毒气室死亡关口，却也因饥饿体弱而身染重病，数度在垂死边缘挣扎的生平极为近似，他们的生命都曾经遭遇过极端的苦难历程而存活下来，在心境的体悟上，与孔孟儒学和朱熹理学有很大的区别。这种“本体实践学”的体验和领会，是儒家意义治疗的重心。

　　(二)道家与意义治疗的会通融合

　　林安梧认为“道家型的存有治疗学”是以“我，归返天地”而展开的，也可以说就是“我，归返自然”，天地自然就是常道。道家把人放回自然天地，用这自然天地的和谐性、调节的力量，让个人生命如同安卧在母亲的怀抱，因此而获得照顾，使人与万有一切的纠葛能全然放下而得到成全。道家的重点，在经由回溯生命自身，让自己照亮自己，当能够照亮自己时，就同样可以照亮世界的人、事、物，在此过程中，即能体会：世间最好的善，并不是以善去对峙恶，而是以善化解恶，让善与恶能恰当、和谐地相处。道家让自我归返天地，也因此使自我的动能，发挥到了极致。

　　道家注重养德调心、心德互养。老子的《道德经》中便有“复归于朴”的说法。“朴”指的是最根本的人性；“复归于朴”是老子提出的常德修炼者所要达到的高级层次，即回归到人性最初始的状态。而庄子在中《人间世》中提出了“无用之用”的观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庄子主张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合理有价值的，需要被平等地尊重和对待。幷且每个人都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体现在思维的与众不同、灵魂的独立有趣、精神的自由独特。在老庄思想中，这种回归自我、复归于朴的价值取向，与意义治疗的意志自由观点不谋而合。

　　曾任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台湾学者袁保新，在他的研究中，提出老子的形上思想和西方形上学不同，它所关怀的“世界”，是以人作为行动中心所辐射出去的“价值世界”，而非顺“对象之一般”所指涉的存有物世界；而老子哲学应“周文疲弊”这一机缘而发，其与儒家最大不同的地方是，它的智慧、精采全在于此批判、治疗，而非积极的建构。可知老子的哲学所关心的，乃是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世界。

　　对于“庄子治疗体系”的建构，曾任台湾华梵大学校长、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高柏园，有一番统合性的创论：庄子的治疗体系基本上的进路并非采取积极的建构方式，而是采取一消极的解构及超解构方式加以进行。庄子乃是针对已有之相关身体、语言、社会共建之意义或是“实在自身”之种种论说或体系，进行后设性的反省，经由消除其中之偏执，完成其对所有论说或系统之安顿，亦即完成了对人心灵之病痛的消除，由是完成了心灵治疗的目的。高柏园试图指出现代人心灵困惑之所在，而以身体观、语言观及心灵开放三个面向，呈显庄子思想中的心灵治疗体系。

　　曾任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的台湾学者王邦雄，对于儒、道两家思想的现代价值，有如下的诠释：有了儒家的修养，身心灵同步成长，人就不必自我膨胀，而可以“仁者安仁”；有了道家的工夫，身心灵得到了安顿，人就不必自我悲怜，而可以“道法自然”。儒家担得起，道家放得下，二者微妙的结合，而产生了生命人格的平衡与成长。”王邦雄认为儒、道两家，是指导当代人身心安顿、获得安身立命之道的生命智慧。依循儒家的修养，可使身心灵得到成长；经由道家的工夫，可化解身心灵的困顿，二者结合，可使生命获得智慧、化解危机，进而完成理想。

　　(三)佛家与意义治疗的会通融合

　　林安梧提出“佛家型的般若治疗学”强调回到意识本身，没有执着与染污。当我们能够透过这样一个诠释解析的活动，这时是一个圆融无碍的我、当下空无的我。因“我，当下空无”而回到一个真空的境地，让其它的存在事物，烦恼如其烦恼彰显，智能如其智能本身。佛教讲“如来”就是来去自如，来而不来，去而不去，这就是来去自如。由于彻底地放下，生命显得彻底从容，因为没有任何挂搭、干扰与痛苦，而这时候会生出一种非常强的实践勇气，任何世俗的荣誉、名利乃至生死，通通干扰不了你，如是而实践之，就能够因此有一种很强的生发力量。佛家以当下空无的我“自净其心”,使人能获得稳定的心理和生理的力量，继而产生从容自在的生命能量。

　　林安梧认为，儒、道、佛三者连在一起谈，儒家强调“主体的自觉”，道家强调“场域的和谐”，而佛教强调“意识的透明”。王邦雄认为：东亚的儒教，是“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王道文化，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开放心灵，可以尊重与包容不同的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虽以儒学为主流，而与其一体并行的却是“虚静观照”与“有生于无”的老庄思想，与“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禅门教义。牟宗三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中心是所谓儒、释、道三教。其中儒、道是土生的思想主流，佛教是来自印度。而三教都是“生命的学问”，不是科学技术，而是道德宗教，重点落在人生的方向问题上。由是观之，儒释道的思想，对于人的生命，具有很大的引领作用。

　　中国哲学文化思想的论述语言中，虽然并无“意义治疗”一词，然而在中华文化思想中所藴含对生命关怀的情调，正是在寻求安身立命之道，掘发此层内涵，将中国哲学文化的思维援用进意义治疗之中，则可以形成中国哲学现代化诠释与应用的新风貌。

　　诚如林安梧所言：儒、道、佛的心性道德思想藴涵着丰富的意义治疗思想,其诸多语词概念跟现代西方的文化心理学、完形心理学如何能够接通,如何能够对话,这实在非常艰难,但必须要去做。大陆中南大学教授吕锡琛亦表示：建立适合中国人性格的心理治疗模式是当代精神医学和心理治疗的重要发展方向,披沙拣金,古为今用,发掘中国传统的心理健康、心理治疗智慧,并与现代心理治疗方法相结合,不仅有助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治疗和心理调节模式,更能为全人类的健心疗心、安身立命提供营养;不仅促进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而且能为全人类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两岸学者对于中华文化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和弗兰克尔意义治疗学的结合，都有着共通的想法，若能从这方面的文化途径推进两岸的融合发展，相信必能使彼此在心灵上的交融更加密切结合。

　　三、中华文化治疗学的体系构建

　　大陆的“文学人类学的文学治疗”研究，关键词以“文学治疗”、“治愈”为主，专注的研究内容以文学与史学为重；台湾的“儒释道的意义治疗”研究，关键词以“意义治疗”、“疗愈”为主，专注的研究内核以哲学为重。若能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儒释道哲学思想为理论架构，以文学和史学的内容为个案例证，将可构建出属于中国脉络的“中华文化治疗学”体系，标志出理论与实证兼具的中华文化心理学，也能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拥有乐观坚强生命韧性的文化特质，更具体的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本质上可说是以安顿生命为主题的生命哲学。中华文化的核心正是以“人”为本，不断探讨着生命的学问。牟宗三《生命的学问》自序中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学问。由真实生命之觉醒，向外开出建立事业与追求知识之理想，向内渗透此等理想之真实本源，以使理想真成为其理想，此是生命的学问之全体大用。中国哲学家对于人存在的意义、生命的困境、止于至善理想的实践，都是以生命为探讨核心，因此可用生命的学问来看待中华文化的哲学特质。

　　孔子毕生谋求人生的智慧，探讨“安身立命”与“待人处世”的课题，也就是在探求“人如何发展自身的独立性，生存于天地之间”；以及“如何发挥自己的群体性，生活于人与人之间”。老子注重个人的身心和谐、人际的和睦、家国之间的和平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都以“自然无为”的思想贯穿，幷且始终围遶着“道”。作为生命哲学的佛教文化，必须有“心性之体会”，明白“缘起性空”，通过内在心性的修养，才能升华生命智慧、净化精神品格，提升人生境界和生命品质。

　　儒家思想文化所传递的理念，有许多正是切合人生实际层面，可作为化解生活危机的一帖良方。许多文人已将这样的人文思想，内化为生命的活水源头，让自己在面对起伏不定的人生际遇时，都能借着这些内化的思想，在不影响大我社会和谐的前提下，为自己的生命找到合适的出路。儒家文化围遶着“人”存在的意义，向着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而开展，对于人在逆境中的正向指引，形成“儒家文化的伦理疗愈”思想，正是一种运用儒家文化的理念，合理面对生命困境的方式。

　　儒家文化的伦理疗愈具有五项特质：

　　1.内化德性：

　　儒家文化的伦理纲常思想，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中国人内在的基础德性。

　　2.内观自省：

　　强调凡事“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不断自我要求反省，才能成就更美好的未来。

　　3.心怀感恩：

　　有感恩之心，才能从“仁”出发，过上有建设性的积极生活，而非沉溺于负面忧伤的情绪中。

　　4.强化内心：

　　内心世界够强大，有足够的内在支撑力，就能转逆境为顺境。心境，决定了你能过什么样的生活。

　　5.和谐利他：

　　以社会和谐的大我为最大的前提，纵使不能完成小我的成就，但至少让自己服膺于对大我的整体和谐，也算是对社会的一项反馈。

　　在文学与史学的领域里，饱含着儒家文化伦理疗愈与文学治疗的实际个案：

　　屈原忠君为国却遭谗被疏，满腔怨愤，在《九章·惜诵》开篇即言：“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乃借由书写赋作表露出其内心的愤懑，以作为纾解情绪、自我疗愈的管道。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只能借由创作表白自己的赤胆忠心，并指斥群小党人。虽然屈原最后以投江结束以明志，看似文学疗愈未能达成其终极性的目标，但若从屈原所经历的三十六年的低谷人生来看，文本书写的确陪他走过许多阴闇的幽谷。屈原以生命熔铸的不朽诗篇，不仅为其命运多舛的政治生涯留下了轨迹，更开创了迁客骚人“发愤以抒情”的文化治疗抒愤书写传统；同时也为有相同情境的读者，在阅读后找到自我疗愈的出路。

　　司马迁以“能绍明世”者自居，并提出《诗》、《书》、《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吕览》、《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点明瞭古代的圣贤之人身处逆境中，为抒发胸中的愤懑之情，而着书立说的情况。司马子长本身宁可隐忍苟活也要撰写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更是化悲愤为力量的具体展现，此为抒愤文论的传统与文化治疗的情况，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并呈现出最佳的典范。

　　苏轼融合儒释道三家的思想，面对人生顺境与逆境的更迭起伏，能以儒家仁民爱物之心济世安邦，以道家崇尚自然之心安时处顺，以佛家空静平常之心随缘自适，形成了旷达超脱、乐观圆融的人生态度。苏东坡不执着于遵循仪轨、斋戒诵经，也不妄谈虚理，而是将儒释道三家的义理与生活的体验相融合，增加现实生涯思想的厚度，活出盎然的生命情趣，升华人生的境界，可以说为“穷则独善其身”的读书人提供了一个修养心灵的范式途径。苏东坡在顺境中努力为官，也借由书写，传达出如何在逆境升华自己的心境。

　　事实上，文学治疗、意义治疗，在学界很早就以不同的关键词，持续进行创作与研究。譬如中国古代的“抒愤文学”、“贬谪文学”、“疗愈文学”，主要宗旨都是在抒发不平之鸣而让身心灵得到适当的纾解。

　　传统中华文化中的思想，实藴含着“治疗”的因子，值得将其系统化以帮助世人。学术研究不仅仅是案头文纸，而是应该能朝向经世致用的目标，让学术能使生活朝向更加美善的方向前进。两岸不论是大陆学者的“文学人类学的文学治疗”研究，或是台湾学者的“儒释道的意义治疗”研究，都是在学术学理的研究中，更多的将思想转化入生活当中，试图为现实人生找出最合适的生活样貌。

　　四、中华文化治疗学的实践路径

　　中华文化治疗学在实践上，可以运用“书写疗法”和“阅读疗法”加以推进。依据疗愈、治疗的对象，可从“创作者”及“阅读者”来探究相关的原理与过程。

　　（一）就“创作者”而言：以“书写创作”抒发内心情志

　　中国自古以来的“抒愤文学”、“贬谪文学”，实质上就是“书写疗法”的具体呈现。中国古代文人士子在遇到人生困境时，往往会以文字抒发胸中块垒，将心中累积已久的气愤或愁闷获得纾解。书写者希望在处于压抑状态下的现实人生中，能表明自己的心迹，期待在广大未知的读者群中获得共鸣。在书写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发泄怨愤、让不平之气得以缓解，另一方面也可以重新整理思绪，让自己有再出发的勇气。逆境中的心灵体会，尤其有助于创作者对人生进行深刻的反思，如果能得到适当的疏通调解与正向的引领，则可以借此带给书写者生命的升华。

　　文学与心理学结合的“书写疗法”，又有“书写疗愈”“疗愈写作”“写作疗法”“写作治疗”等不同的说法，整体而言，是借着“书写”，与自己达成和解，但并非所有的书写都能让自我达到疗愈的功效，还是需要有人从旁适时地引导，转化心境，才能走出情绪的泥淖。

　　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在面对人生由高峰跌入低谷时，书写者对事件本身的“关注”“评价”与“反省”，正带领着创作者找回重新面对现实人生的勇气；而在不断书写的同时，创作者也借此经历从“酝酿”“书写”到“释放”的心灵三阶段成长。

　　书写疗愈的原理可从以下几个方向理解：

　　1.表达：书写可传达真实的自我，保持身心健康

　　2.反思：书写可促进自我的省思，协助重获新生

　　3.调节：书写可提供重释的机会，调整观看的视角

　　4.接受：书写可重构内部的自我，接受自身的局限

　　经由书写疗法，可让创作者能“面对问题”、“接受现实”、“放下执着”、“获得再出发的勇气”，完成战胜逆境四步骤，使自己获得面对生活的新动能。

　　（二）就“阅读者”而言：从“作品阅读”得到心灵疗愈

　　结合图书馆学、心理学和医学的“阅读疗法”又称图书疗法、文献疗法，在台湾称“书目疗法”。阅读疗法就是以文献为媒介，将阅读作为保健、养生以及辅助治疗疾病的手段，使自己或指导他人通过对文献内容的学习、讨论和领悟，养护或恢复身心健康的一种方法。在“阅读对象”上可以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发展阅读疗法，乃通过阅读完善人格，促进身心健康，保障全面发展，主要面向正常人，实施阅读保健，提升正常人的人格发展与自我实现，或维护心理健康；二是临床阅读疗法，乃通过阅读调节心理和对疾病的看法，发挥辅助治疗的效果，主要面向临床患者，实施阅读治疗。而在“阅读方法”上，可以分为两个流派，一是“荐读式阅读疗法”，以开列书目、提供读者自我阅读与领悟为主，适合以图书馆员为主导；二是“交互式阅读疗法”，以阅读为中心，在书目阅读之外，还要引导读者讨论，深化阅读的疗效，适合由医生、心理谘询师、图书馆员共同合作。其终极目标，都是希望经由阅读，引导读者获致身心灵的健康。

　　从阅读者的角度来看，读者透过文字与作者交游，乃经历了弗洛伊德学派理论归纳的“认同”“净化”“领悟”三层次的心理变化，亦即“觅得知音”“同情共感”“反思后再出发”的三个阶段，可以使其获得心灵世界的自我疗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淬炼出的文史哲经典作品，絶非案头文章，而是能切合生活、直指人心的人生智慧学，可以让我们穿越古今，照见自己。通过古人的经验与智慧，能带给我们继续前行的勇气，指引迷途者应行的方向；能为我们调整自己的心境，更好的面向未来。经由作品的书写或阅读，让身心灵能够获得正向能量。中华文化治疗学正是能提供这样正向积极的能量，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并进而贡献社会。

　　五、结语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与精神家园，体现着整个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反映着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与向心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质精神内涵，正是建立在拥有共同精神家园的基础上而持续发展。

　　两岸的文化可经由“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方式，不断开展两岸合作共好的学术文化研究，经由文化思想上的交流融通，达成二十大报告中“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目标，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在现代中国里，发挥与时俱进的影响力。

　　在学术研究上，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是当前应有的趋势。期待在两岸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能进一步将大陆学者的“文学人类学的文学治疗”、与台湾学者的“儒释道的意义治疗”做有机的结合，早日构建一套完整的“中华文化治疗学”体系，不但能提升精神文明生活品质，对当代世人身心灵健康产生一定程度的实用价值，让现代人不论身处于何处都能够过自在快乐的豁达人生；同时也企盼经由文化思想上的交流融通，可以促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使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祖国完全统一的愿景，能够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