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出生于上海的张爱玲，于1944年发表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此时女性经典主义之作《第二性》尚未问世，但青年时期的张爱玲，却已能借着她的生花妙笔，在其作品中细腻描绘在父权体制下女性的受压抑与觉醒，借着作品传达出女性主义的意识，可说是她以惯用的讽刺手法敲响了性别平权观念的暮鼓晨钟。

　　法国女性主义重要思想家和创始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于1949年出版《第二性》（法文︰Le Deuxième Sexe /英文︰The Second Sex），被誉为女性主义的“圣经”，是现代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第二性》这本书的定名，其实是意指男人为第一性，代表着：主导的、自由的、主体、我者；而女人则为第二性，女人相对于男人来说，意味着：从属的、被支配的、客体、他者。

　　本文试着由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他者”的观点，分析张爱玲青年时期作品《红玫瑰与白玫瑰》，可以看出张爱玲以小说手法传达出女性意识的觉醒，正能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理念互相呼应，从中也可看出张爱玲先进于西方女性意识觉醒的风貌。

　　一、“他者”的性别文化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揭示“女性是“他者”的观点，对于女性在社会文化中受到压抑的问题，提出批判与质疑。她首先提出“为什么女人是他者”（1）的问题。而所谓“他者”（the Other）具备的表征如下：

　　（一）他者是不能自主的人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的名言：“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2）点出了女性是依据男性的认定，而不是依据女性本身的定义来形成自我。女性不是她自己所认知的自我，而是从男性、从外在环境、从生活周遭赋予她的眼光而逐渐形成女性所以认为应该有的自我。

　　女性之所以必须面对许多不平等的待遇，其实是经由后天的社会文化所建构而生成的。西蒙娜·德·波伏娃提出：“人就是指男性。男人并不是根据女人本身去解释女人，而是把女人说成是相对于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3）男性是能有自主权的人，而女性在社会文化的结构认知中，却是一个不完整、不能自主的人。

　　（二）他者是次要附属的人

　　女性和男性之间，存在着一种附属和支配、次要者和主要者、客体和主体、他者和自我的关系。西蒙娜·德·波伏娃观察到：“她是附属的人，视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絶对，而她则是他者。”（4）女人只是男人次要的附属品，是客体，是他者。

　　在一个父权制的文化氛围里，男性或男性化，是积极的、主要的、正当的；而女性或女性化，是消极的、非主要的、不正当的。因为“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他把自己树立为主要者，以此同他者、次要者、客体相对立”（5）在惯性的父权体制中，男性占有絶对的主导权，女性只是次要附属的人。

　　（三）他者是不具超越性的人

　　西蒙娜·德·波伏娃观察到：“既然丈夫是一个生产劳动者，他就是一个超出家庭利益而面向社会利益的人，就是在建设集体未来的同时，通过合作开创他自己的未来，所以他是超越的化身。”（6）“而女人注定要去延续物种和料理家庭，－－就是说，注定是内在的。”（7）西蒙娜·德·波伏娃发现：女性作为他者，只具有内在性却失去了超越性，内在性是重复的、没有创造性的。

　　就像在日常生活中，家庭主妇经常被禁锢在不断重复、枯燥的家常琐事中，长久在这种固定不变的生活模式之下，女性的自由权益受到了极大的剥削与限制，无法进一步去实行自我创造的活动，更无法去超越现实、开辟未来。换言之，身为他者的女性，是不具超越性与创造性的人。

　　（四）他者是被动不具有决定权的人

　　西蒙娜·德·波伏娃提出：“女性的独立成功，却和她的女性气质相矛盾，因为，要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就必须使自己成为客体，成为他者。”（8）在父系制度下，父权是很崇高的，要想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女性仿佛就必须成为一个根本不想成为主要者的次要者，是一个絶对的他者。

　　在父权体制的社会文化中，男性拥有生产支配权，女性是被动的客体，是由男性的需要龢利益决定女性该做的事以及存在的价值。“这种被异化为一种意识的意识，在其纯粹的内在存在中。”（9）女性在男权意识的氛围中，在社会眼光的制约下，已逐渐将“女性是他者”这句话，内化成本来就应该如此的内在思维，而这句话本身其实就带着对于女性否定的意味，表明瞭在两性关系中，女性是不能自主的、次要的、附属的、被动的、消极的、不具有决定权的人。

　　二、张爱玲笔下的红白世界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一开头，就以二分法，将男子心目中向往的两种类型的女子作了区隔，以强化想描写的主题意识：“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的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10)青年时期的张爱玲，借着“普通人”三个字，含括了普世大众的一般想法。并将女人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区分为红玫瑰与白玫瑰，红色代表热烈的情妇，白色代表圣洁的妻子，再扩大红与白的范围，则为妓女与贞女的二元对立。这是传统以男性为中心的视角，将女人划分为不完整的扁平人物。

　　英国著名的小说家爱德华·摩根·佛斯特（E. M. Forster）在《小说面面观》一书中，提出对于小说人物的重要观点：所谓“扁平人物”（flat character），在十七世纪叫“性格人物”（humorous），现在有时被称为“类型人物”（types）或“漫画人物”（caricatures）。他们依循一个单纯的单念或性质而被创造出来。扁平人物的好处之一，在于易于辨认。只要他一出现，就立刻为读者的感情之眼所察觉。第二种好处在于他们易为读者所记忆。他们一成不变的留在读者心目中，因为他们的性格固定，不为环境所动，而各种不同的环境，更显出他们性格的固定。而所谓“圆形人物”（round character），是指人物所展现出的理念和性质若超过一种因素，其弧线即趋向圆形。其特色是能使读者惊奇，具有复杂的人性特质，而人物的复杂性，更能产生小说作品的逼真性。他往往是写实作品中的主角。圆形人物絶不刻板枯燥，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活泼的生命。(11)张爱玲刻意使用男性认知中所认同的语言，如“贞洁的妻子”、“热烈的情妇”等词语，表面上似乎是依循着男权文化的思路，实际上却是借着红玫瑰与白玫瑰人物形象、行为意识的改变，去解构、甚至颠覆男性的霸权位置。因此一开始截然对立的二分法，与后来人物行为的逆转，使原本呈现扁平人物的女性，到头来反而呈显出非直线式的发展，而展现出圆形人物的活泼生命力。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下面这段经典名句：“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这样的陈述，精辟地道出了一般男权中心者的心态：“得不到的永远最好”、“失去的永远最美”。因为对于男人而言，得不到、失去的，便能充满着无限的遐想与期望，可以在心中不断地加以美化，且放大曾有的美好，成为男人心中一个永远完美且不会褪色的梦。而在守身边的，即使像红玫瑰般娇艳如昔，或似白玫瑰般清新依旧，却会因为经常伴在身侧，而容易让人忽略了原本的美好，这就是人性在感情中无可避免的可悲心态，总是会有”坐这山，望那山，一山还比一山高”的错觉，而对原本所拥有的，总看不上眼。

　　以下针对红玫瑰与白玫瑰在书中的展现加以厘析：

　　（一）红玫瑰的再生

　　1.热情洋溢的红玫瑰

　　红玫瑰王娇蕊一出场，就十分的放荡不羁、热情奔放：“内室走出一个女人来，正在洗头发，堆着一头的肥皂沫子，高高砌出云石塑像似的雪白的波鬈。她双手托住了头发，……这女人把右手从头发里抽出来，待要与客人握手，看看手上有肥皂，不便伸过来，单只笑着点了个头，把手指在浴巾上揩了揩。溅了点沫子到振保手背上。他不肯擦掉它，由它自己干了，那一块皮肤便有一种紧缩的感觉，像有张嘴轻轻吸着它似的。……听说（她）是新加坡的华侨，在伦敦读书的时候也是个交际花。”借由她堆着满头肥皂泡沫还能很自在地出来见客的态度，可知娇蕊与人相处不会刻意的避讳，而且善于发挥她乐于与人亲近的的人格特质。也因为她这项热情的特点，才会成为别人口中的“交际花”。

　　对于初次见面的客人，娇蕊一点也不怯生，她的不受拘束正象征着充满热情的红玫瑰，使接触到她的人都不禁为之震撼，却也不能对她认同。“振保兄弟和她是初次见面，她做主人的并不曾换件衣服上桌子吃饭，依然穿着方才那件浴衣，头上头发没有干透，胡乱缠了一条白毛巾，毛巾底下间或滴下水来，亮晶晶缀在眉心。她这不拘束的程度，非但一向在乡间的笃保深以为异。便是振保也觉稀罕。席上她问长问短，十分周到，虽然看得出来她是个不善于治家的人，应酬工夫是好的。”在初次见面的外人面前衣衫不整却不以为意，而且不擅长治家，在父权体制下，这样的女人是极不符合标准的。但是在男主角振保的眼中，却是极具吸引力的：“她在那间房里，就仿佛满房都是朱粉壁画，左一个右一个画着半裸的她。”而她会具有吸引力的最大原因，却是因为在热情浪漫的外表下，却有着絶对他者的被支配性：“婴儿的头脑与成熟的妇人的美是最具诱惑性的联合。这下子振保完全被征服了。”有着絶美的外貌，却只有“婴儿的头脑”，正符合了“被支配”的他者要件：单纯、天真、不具决定权与自主性，对于“大男人”而言，正是极符合女性特质的表征。

　　2.觉醒独立的红玫瑰

　　原本传统社会所设定的道德规范是：女性只需具备外貌而无须太过有自己的思考见地与才华，因此明代的谚语有云：“女子无才便是德”，将女子于社会型态中的边缘化，具体而微的呈显出来。

　　《孟子‧告子上》曾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所说的学问，并不是指寻求一般知识的学问，而是指德性之学，也就是着重于内在生命的修养工夫，以达成圣成贤的人格。所以真正的学问，并不假外求，而是要向内寻求反思，将放失的本心找回来，即可明瞭真理。

　　正如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所言：“婴儿的头脑与成熟的妇人的美是最具诱惑性的联合。”但是一旦这应该只具有“婴儿的头脑”的女人，突然有一天内在觉醒，忽然会思考“爱”，并追求“爱”时，她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展现她的行动力：“他这女人，吃着旁人的饭，住着旁人的房子，姓着旁人的姓。可是振保的快乐更为快乐，因为觉得不应该。他自己认为是堕落了。从高处跌落的对象，比他本身要重许多倍，那惊人的重量跟娇蕊撞上了，把她砸得昏了头。她说：‘我真爱上了你了。’”

　　原本以为红玫瑰王娇蕊只是个见一个爱一个的浪荡女子，所以男主角振保就算明知道自己是抢了朋友的妻子，他也不觉得有深刻的罪恶感，反而有着不应该有的快乐。但是当原本被视为没有自主性思考的他者，竟会主动告知“爱上他了”，这对原本只想以游戏心态面对他者的我者，无疑是深深的震撼！

　　什么是“爱”？多么令人为之震惊的一个字，当被视为他者的女性觉醒时，对于“爱”的感受、区分、期盼和要求，就不仅仅只是片刻的冲动：“拥抱的时候，娇蕊极力紧匝着他，自己又觉羞惭，说：‘没有爱的时候，不也是这样的么？若是没有爱，也能够这样，你一定看不起我。’她把两只手臂勒得更紧些，问道：‘你觉得有点两样么？有一点两样么？’振保道：‘当然两样。’可是他实在分不出。”

　　觉醒的他者，对于“爱”是有感知和区隔能力的，但是对于未曾真正重视他者感受的男性，“有爱”和“没有爱”竟然是无法区分的。“男子憧憬一个女子的身体的时候，就关心到她的灵魂，自己骗自己说是爱上了她的灵魂。唯有占领了她的身体之后，他才能够忘记她的灵魂。也许这是唯一的解脱的方法。为什么不呢？她有许多情夫，多一个少一个，她也不在乎。王士洪虽不能说是不在乎，也并不受到更大的委屈。振保突然提醒他自己，他正在挖空心思想出各种的理由，证明他为什么应当同这女人睡觉。”(19)以父权思想为中心的男性，虽然知道自己正在做不该做的事，也不确定自己对这个他者是否有真正的爱情，但总是能合理的为自己的不真心与薄情找到合适的出口。

　　红玫瑰王娇蕊对于自己对爱的感知，表现出极度积极进取的态度：“有一天她说：‘我正想着，等他回来了，怎样告诉他──’就好像是已经决定了的，要把一切都告诉士洪，跟他离了婚来嫁振保。”当他者要表现出她的决定权时，通常是无法被向来将她视为他者的主体我者所认同，尤其是会造成主体我者生活上的变动：“振保没敢接口，过后，觉得光把那黯败的微笑维持下去，太嫌不够了，只得说道：‘我看这事莽撞不得。我先去找个做律师的朋友去问问清楚。你知道，弄得不好，可以很吃亏。’以生意人的直觉，他感到，光提到律师二字，已经将自己牵涉进去，到很深的地步。他的迟疑，娇蕊毫未注意。她是十分自信的，以为只要她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别人总是絶无问题的。”(21)向来在男人缘上有着常胜姿态的娇蕊，不曾想过会被人拒絶。因此一厢情愿地规划着和自己认定所爱的人的未来，急着和前一段情缘挥别：“再谈到她丈夫的归期，她肯定地说：‘总就在这两天，他就要回来了。’振保问她如何知道，她这才说出来，她写了航空信去，把一切都告诉了士洪，要他给她自由。”

　　热情如火的红玫瑰不顾一切的追求爱与自由，但殊不知原本以为具有絶对自主权与决定权的男性，将会大惊失色且不知所措：“振保在喉咙里‘嗄’地叫了一声，立即往外跑，跑到街上，回头看那峨巍的公寓，灰赭色流线型的大屋，像大得不可想象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轰隆开过来，遮的日月无光。……他们彼此相爱，而且应当爱下去。没有她在跟前，他才有机会想出诸般反对的理由。像现在，他就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她爱的是悌米孙，却故意的把湿布衫套在他头上，只说为了他和她丈夫闹离婚，如果社会不答应，毁的是他的前程。”在男权意识的世界里，只要与主宰者的现实利益相违背的他者，都是可鄙的，是可以扣上任何不堪的大帽子而加以驱逐的。而所谓的小情小爱，都会因为与现实相扺触而显得可笑且一文不值。

　　觉醒的他者就算知道自己的决定是错的，也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她不走，留在这里做看护妇的工作，递茶递水，递溺盆。洋瓷盆碰在身上冰冷的她的手也一样的冷。有时他偶然朝这边看一眼，她就乘机说话，说：‘你别怕……’说他怕，他最怕听，顿时变了脸色，她便停住了。隔了些时，她又说：‘我都改了……’他又转侧不安，使她说不下去了。她又道：‘我决不连累你的’”红玫瑰虽然知道对方的反应不如预期，但仍然会尽全力去争取，而且在以对方为考虑前提的情况下，絶对不会拖类对方。然而，在面对抉择的时候，充满男权意识的我者，思路逻辑乃以本位利益为主，但总能适时的以宗法制度下，许多为了别人的种种理由，因此要舍弃在他们眼中的他者：“最后他找到了相当的话，他努力弓起膝盖，想使她抬起身来，说道：‘娇蕊，你要是爱我的，就不能不替我着想。我不能叫我母亲伤心。她的看法同我们不同，但是我们不能不顾到她，她就只依靠我一个人。社会上是决不肯原谅我的──士洪到底是我的朋友。我们的爱只能是朋友的爱。以前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你。可是现在，不告诉我就写信给他，那是你的错了。……娇蕊，你看怎样，等他来了，你就说是同他闹着玩的，不过是哄他早点回来。他肯相信的，如果他愿意相信。’”

　　在传统宗法社会制度下，男性在做错事情时，最大的靠山和藉口，往往还都会是女性，只是这个角色会视情况而定，可能是母亲，可能是妻子，也可能是女儿，无论如何，都是为了不让这些平时被视为他者的对象，受到突如其来的伤害。而这个让我者做错事的他者，就更不会是他所重视的对象，一切的错误，自然也就应由这个做错事的他者承担。“娇蕊抬起红肿的脸来，定睛看着他，飞快地一下，她已经站直了身子，好像很诧异刚才怎么会弄到这步田地。她找到她的皮包，取出小镜子来，侧着头左右一照，草草把头发往后掠两下，拥有手帕擦眼睛，擤鼻子，正眼都不朝他看，就此走了。……等他完全清醒了，娇蕊就走了，一句话没说，他也没有话。以后他听说她同王士洪协议离婚，仿佛多少离他很远很远的事。”

　　觉醒的红玫瑰娇蕊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也就不拖泥带水的“正眼都不朝他看，就此走了。”比起拿其他人当挡箭牌的男性我者，觉醒的他者以能够替自己所做所为负责任的态度，一肩扛起了所有的是非对错，这种有担当、有魄力的表现，是那些自以为主体的男性我者，所望尘莫及的！

　　多年后搭公交车的偶遇，让振保“对的世界”彻底瓦解：“搭公共汽车。振保在一个妇人身边坐下，原有个孩子坐在他位子上，妇人不经意地抱过孩子去，……振保这才认得是娇蕊，比前胖了，但也没有如当初担忧的……很憔悴，还打扮着，涂着脂粉，耳上戴着金色的缅甸佛顶珠环，因为是中年的女人，那艳丽便显得是俗艳。……振保记起了，是听说她再嫁了，现在姓朱。娇蕊笑道：‘可不是。’她把手放在孩子肩上道：‘带他去看牙医生。昨儿闹牙疼闹得我一晚上也没睡觉，一早就得带他去。’”男主角振保向来认为：“他喜欢的是热的女人，放浪一点的，娶不得的女人。”红玫瑰娇蕊，正是这种娶不得的女人。而搭公交车遇到中年有点发福的娇蕊，竟然发现她已经成为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是个会因为关心孩子牙疼而睡不着觉的好母亲。因着眼中他者的改变，主观的我者竟也会关心起他者曾经关心的“爱”的课题：“振保道：‘那‘姓朱的，你爱他么？’娇蕊点点头，回答他的时候，却是每隔两个字就顿一顿，道：‘是从你起，我才学会了，怎样，爱，认真的……爱到底是好的，虽然吃了苦，以后还是要爱的，所以……’振保把手卷着她儿子的海装背后垂下的方形翻领，低声道：‘你很快乐。’娇蕊笑了一声道：‘我不过是往前闯，碰到什么就是什么。’”觉醒的他者，已然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所以能洒脱的面对过去；反而是未能看清一切、男权自主意识超强的我者，无法面对他者已超越了他的掌控，不再是依附于他的附属品的事实：“在这一类的会晤里，如果必须有人哭泣，那应当是她。这完全不对，然而他竟不能止住自己。应当是她哭，由他来安慰她的。她也并不安慰他，只是沉默着”红玫瑰没有因为他的离去而哭泣，反而是振保自己泪流不已。止不住的泪，正是因为自己失去对他者决定权与掌控权的悲哀而潸然泪下。

　　张爱玲对红玫瑰王娇蕊的着墨，是充满积极与行动力的，从被视为他者，到积极做自己的主人，红玫瑰始终能为自己做主，正如书中所述：“娇蕊笑道：‘你没听见过这句话么？女人有改变主张的权利。’”对于颠覆男性我者的思想，造成父权意识的瓦解与崩溃，红玫瑰王娇蕊的角色塑造，正努力传达了这样的理念。

　　（二）白玫瑰的苏醒

　　1.社会制约的白玫瑰

　　张爱玲笔下的白玫瑰孟烟鹂，是个典型具有温良恭俭让传统美德、贤良淑德的女子，“烟鹂很少说话，连头都很少抬起来，走路总是走在靠后。她很知道，按照近代的规矩她应当走在他前面，应当让他替她加大衣，种种地方伺候她，可是她不能够自然地接受这些份内的权利，因而踌躇，因而更为迟钝了。振保呢，他自己也不少生成的绅士派，也是很吃力的学来的，所以极其重视这一切，认为她这种地方是个大缺点，好在年轻的女孩子，羞缩一点也还不讨厌。”话不多、害羞在女子，在父权制度下，是能够被认可的，因为这正符合了易受宰制的他者的要件。

　　在封建社会的守旧传统中，男尊女卑是不可动摇的既定常规。《仪礼·丧服·子夏传》有云：“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由此可知，女人被教导从幼到老都要顺服于男人，男人是天、是主人，女人就是地、是奴仆，这是在父权体制下，不可被动摇的真理，而白玫瑰正是凸显此一真理的形象代表：“烟鹂絶对不疑心到。她爱他，不为别的，就因为在许多人之中指定了这一个男人是她的。她时常把这样的话挂在口边：‘等我问问振保看。’‘顶好带把伞，振保说待会儿要下雨的。’他就是天。振保也居之不疑。”连为何而爱，都是因为社会制约的眼光告诉她，这个男人该是适合她的，因此就觉得她是该爱他的，更别问她，什么是爱了！白玫瑰已在众人的目光和期许下，很自然而然地以佟振保为天，一切以振保为依归，自然而然、心甘情愿地成为他的附属品。

　　但是烟鹂的温顺听话，并未能赢得所有人的认同，反而因着她的温和顺从，越发让人觉得她就是不能自主的、不完整的、不重要的、没有决定权的絶对他者，“她做错了事，当着人他便呵责纠正，便是他偶然疏忽没看见，他母亲必定见到了。烟鹂每每觉得，当着女佣丢脸惯了，她怎么能够再发号施令？号令不行，又得怪她。她怕看见仆人眼中的轻蔑，为了自卫，和仆人接触的时候，没开口先就蹙着眉，嘟着嘴，一脸稚气的怨愤。她发起脾气来，总像是一时性起的顶撞，出于丫头姨太太，做小伏低惯了的。”已经习惯做絶对他者的孟烟鹂，她的“天”并不会注意到，她也需要被尊重。因为被主要的我者视为不必被尊重，身边的人事物就也会跟着群起仿效，甚至就像美国詹姆士‧威尔逊（James Q. Wilson）及乔治‧凯林（George L. Kelling）所提出的犯罪学理论“破窗效应”（Broken windows theory）一样，因着他者不受重视的不良现象一直被放任存在，因而会诱使周围的人们起而效尤，甚而变本加厉的欺压他者。

　　因此白玫瑰越是谦和退让，越是没有自主权，就越是让人更瞧不上眼：“母亲到处宣扬媳妇不中用：‘可怜振保，在外面苦奔波，养家活口，回来了还得为家里的小事烦心，想安静一刻都不行。’这些话吹到烟鹂耳中，气恼一点点积在心头。”被认定的絶对他者，生气也未必有用，想要翻转自己的处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那年，她添了个孩子，生产的时候很吃了些苦，自己觉得有权利发一回脾气，而婆婆又因为她生的不过是个女儿，也不甘心让着她，两人便呕起气来。幸而振保从中调停得法，没有抓破脸大闹，然而母亲还是负气搬回江湾了，振保对他太太极为失望，娶她原为她的柔顺，他觉得被欺骗了，对于他母亲他也恨，如此任性地搬走，叫人说他不是好儿子。他还是兴兴头头忙着，然而渐渐显出疲乏了，连西装上的含笑的皱纹，也笑得有点疲乏。”他者的心境，旁人是一点也不想理解。原本柔顺的白玫瑰，为何会变了调，没有人愿意去理解其中的苦楚，却只用一句“觉得被欺骗了”淡淡地带过去，而且罪过全都加诸于这个絶对他者的身上，谁叫他者原本就是不能自主的、次要的、附属的、不具超越性的人呢！“他看看他的妻，结了婚八年，还是像什么事都没经过似的，空洞白净，永远如此。”而在我者的眼中，他者原本就是不被重视的，就算时间不断地累积，也不会因为日久生情而受到理解与重视。然而可悲的是，尚未觉醒的他者，却仍会兀自卑躬屈膝地去迎合她心中的“天”，甚至以自己的方式为她的”天”担忧，而无视于自己被蔑视与耻笑：“振保恨恨地看着，一阵风走过去夺了过来，唉了一声道：‘人笨事皆难！’烟鹂脸上掠过她的婢妾的怨愤，随即又微笑，自己笑着，又看看笃保可笑了没有，怕他没听懂她丈夫说的笑话。”而为了想尽力成为完美的附属品，他者在自信心不足的情况下，有时反而会弄巧成拙，做出更多不合时宜的事：“她常常给人这么一阵突如其来的亲热。若是笃保是个女的，她就要拉住他的手了，潮湿的手心，絶望地拉住不放，使人不快的一种亲热。”也因为他者的不能独当一面，我者就会更将他者视为客体：“振保因为家里没有一个活泼大方的主妇，应酬起来宁可多花两个钱，在外面请客，从来不把朋友往家里带。难得有朋友来找他，恰巧振保不在，烟鹂总是小心招待，把人家当体己人，和人家谈起振保……朋友觉得自己不久也会被归入忘恩负义的一群，心里先冷了起来。振保的朋友全都不喜欢烟鹂，虽然她是美丽娴静的最合理想的朋友的太太，可以作男人们高谈阔论的背景。”一心想为我者做点事的他者，总抓不住诀窍，但是仍然能在我者的生活中存在着，主要是因为以传统社会的眼光来看，具有絶对服从性的他者，是父权体制下能够成为男性我者符合理想、作为炫耀的背景。

　　白玫瑰让自己陷入一个完全封闭、没有创造性的世界，而身为我者的男性主控者，为了能完全掌控他者，通常是不会给他者机会去突破自我，但也总要替自己的霸道，找个合理而且是为他者着想的好藉口：“烟鹂自己也没有女朋友，因为不和人家比着，她还不觉得自己在家庭中地位的低落。振保也不鼓励她和一般太太们来往，他是体谅她不会那一套，把她放在较生疏的形势中，徒然暴露她的短处，徒然引起许多是非。” 

　　虽然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实际上所有的生存者都既是内在的，也是超越的。”“因为实际上，人的每一种生存都同时包括超越性和内在性：为了向前发展，每一种生存都必须延续，因为它只有与过去联为一体才能迈向未来，只有与其他生存交往才能确认自我。”但事实上，大多数的女性生活，完全取决于丈夫的设计，女性被认定身为他者的身分，是毫无参与创造性、超越性设计的希望。

　　絶对的他者，总是顺服的听从我者的一切安排：“她对人说他如何如何吃亏，他是原宥她的，女人总是心眼儿窄，而且她不过是卫护他，不肯让他受一点委屈。可是后来她对老妈子也说这样的话了，他不由得要发脾气干涉。又有一次，他听见她向八岁的慧英诉冤，他没做声，不久就把慧英送到学校里去住读。于是家里更加静悄悄起来。”白玫瑰孟烟鹂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向我者佟振保为她砌成的无声城堡，没有朋友，没有家人。她总是在替她的”天”抱不平，但她却连一个听她诉冤的人都没能留在身边，我者不屑于他者的付出，为了维护我者所认定的权益，我者毫不留情地剥夺了他者唯一且仅存的发言权，让他者落入无声的深渊中。

　　2.苏醒待展的白玫瑰

　　在极度无望的生活中，絶对的他者还是会为自己的存在，找寻生活的出口。常言道：”弹簧压到底，压到极限的时候，下一步一定是反弹。”而絶对的无声，带来了“报复性的反弹”，佟振保感觉到了白玫瑰烟鹂的不寻常：“烟鹂在客室里，还有个裁缝，立在沙发那一头。一切都是熟悉的，振保把心放下了，不知怎的蓦地又提了上来。他感到紧张，没有别的缘故，一定是因为屋里其他的两个人感到紧张。”，虽然有这样的感知，但我者面对这样的情况，仍然是以高姿态以及不屑的目光看待他者：“他再也不懂：“怎么能够同这样的一个人？”这裁缝年纪虽轻，已经有点伛偻着，脸色苍黄，脑后略有几个癞痢疤，看上去也就是一个裁缝。”拥有自主权及决定权的我者，只允许自己的离经叛道，但对于他者所作的不寻常行为，是无法引起我者的反省：“振保想道：‘我待她不错呀！我不爱她，可是我没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地方。我待她不能算坏了。下贱东西，大约她知道自己太不行，必须找个比她再下贱的。来安慰她自己。可是我待她这么好，这么好──’”连最受制约、最受控制的白玫瑰，都不再受制于佟振保，他已然不能成为自己世界的主宰，父权意识再度的瓦解与崩溃。“振保现在常常喝酒，在外面公开地玩女人，不像从前，还有许多顾忌。他醉醺醺回家，或是索性不回来。烟鹂总有她自己的解释，说他新添上许多推不掉的应酬。她再也不肯承认这与她有关。她固执地向自己解释，到后来，他的放浪渐渐显着到瞒不了人的程度，她又向人解释，微笑着，忠心地为他掩饰。因之振保虽然在外面闹得不象样，只差把妓女往家里带，大家看着他还是个顶天立地的好人。”受创的我者只能选择自暴自弃，而忠实的他者，却还是一个劲儿的替我者圆谎，直到谎无法再圆，才会逼着自己去面对现实，自立自强：“此后，连烟鹂也没法替他辩护了。振保不拿钱回来养家，女儿上学没有学费，每天的小菜钱都成问题。烟鹂这时候倒变成了一个勇敢的小妇人，快三十的人了，她突然长大了起来，话也说得流利动听了，……烟鹂现在一下子有了自尊心，有了社会地位，有了同情与友谊。”

　　白玫瑰烟鹂为了面对生活，努力让自己坚强起来，开始试着用心与别人沟通，跨出了被囚禁已久的城堡，世界忽然天宽地阔了起来，昔日絶对的他者，已慢慢脱离了我者对她的束缚，甚至能慢慢影响我者：“振保坐在床沿上，看了许久。再躺下的时候，他叹了口气，觉得他旧日的善良的空气一点一点偷着走近，包围了他。无数的烦忧与责任与蚊子一同嗡嗡飞绕，叮他，吮吸他。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张爱玲戛然而止的结局，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佟振保的改过自新，重新变成了一个好人，但是否仍会以我者的姿态对待白玫瑰孟烟鹂，就不得而知了。但从书中的叙述可知，振保一直想在自己的世界做一个能掌控一切的主人：“振保就下了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絶对的主人。”但是自认为是我者的佟振保，却在被视为他者的红玫瑰王娇蕊和白玫瑰孟烟鹂面前，完全无法成为他者的絶对主人。

　　张爱玲笔下的白玫瑰孟烟鹂，是温婉柔顺、贤良淑德女子的典型，从在家庭中被视为不能自主、次要的、附属的、不具超越性、不具决定权的絶对他者，到逐渐苏醒、有意识的表达自己，甚至在我者自甘堕落、自我放逐时，努力撑起这个家，进而影响我者，白玫瑰终究能以女性特有的柔婉韧性，为维护一个家的完整而做努力。

　　三、结语

　　青年时期的张爱玲，已能超越西方，在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问世前，就以小说形式，突显在父权体制下，女性被制约及觉醒的过程。红玫瑰与白玫瑰在社会文化的约束下，女性被视为他者，被视为不具有自己自主性的人，但在张爱玲的笔下，书写出属于女性逐渐觉醒与苏醒的经历，而逐步瓦解了男权意识下所谓“对的世界”和观看女性的方式。

　　诚如林幸谦在《历史、女性与性别政治》一书中所提及的：“五四时期以来的大部分女性作家，在她们投身参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书写中，都发挥了较为强大的男性／阳性特质，以致在男性模拟中丧失女性自身独特的阴性特质。这无疑是强化了女性主体在书写领域中的边缘化危机。在这方面，张爱玲的书写模式反而显得较为女性化／阴性化，显示她的文本较远地偏离了宗法父权体制的操纵。”张爱玲跳脱出宗法父权体制观看女性的方式，而以女性的角度，看到女性该有的样子，从而指出女性该如何由他者不完整、不能自主的、次要附属的、不具超越性的地位，转而成为能为自己作主、具有主宰自己身体及精神生活的人。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正标志着女性由絶对他者走向非他者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