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分别以“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成为公认的中国古代四大美女。 在四大美女中，春秋末期周旋于吴越两国之间的西施、汉元帝时期入宫最后和番的王昭君、以及受唐玄宗宠爱的杨贵妃，皆为史料中真实可寻之人物，唯独貂蝉是否真有其人，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貂蝉最后的去向，也呈现了多元的面貌。

　　有关貂蝉的研究，日人伊藤晋太郎所撰《关羽与貂蝉》一文，乃针对关羽斩貂蝉的故事作一阐发；而王丽娟的《貂蝉连环计故事的源流演变》、钟林斌的《论连环计故事在戏曲小说中的演化》、张振昌的《美女连环计与貂蝉新考》等文，对于小说和戏曲中的貂蝉故事，都有所阐述与考证，但是对民间传说的记载，却付之阙如。

　　本文乃就史书、戏曲、小说及民间传说等几个面向循线探求貂蝉，以期解开貂蝉的身世之谜及相关叙写所呈显的文化意涵。

　　二、貂蝉的身世流衍及叙事意藴

　　(一)貂蝉身世的演化

　　有关貂蝉的身世，历来众说纷纭，以下分别由史书、小说、戏曲、以及民间传说等四个面向，就目前可见的书面资料做说明。

　　现存史书中的相关记载，主要在《吕布传》中，可窥见端倪，如《三国志·吕布传》就有如下记载：

　　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自不安。 

　　在这段记载中，吕布为保护董卓，经常出入其住处，因此与董卓侍婢日久生情，而产生私通之情事。但在上述中，并未记下此侍婢的姓名，也未详述吕布与其私通的前因后果，不过已隐约浮现连环计中貂蝉的身影。又如《后汉书·吕布传》：

　　卓又使布守中合，而私与傅婢情通，益自不安。

　　此处所记“傅婢”，观其前后文义及所状情事，应与《三国志·吕布传》所载之“侍婢”为同一人。由上述二条记録可知：在正史当中，并无具名貂蝉的史料记载，但是已出现了与貂蝉形象隐约相仿的人物原型。

　　以小说而言，宋、元、明时期由于三国故事的广为流传，使得貂蝉的形象逐渐明晰。在《三国志平话》中就有如下的记载：

　　贱妾本姓任，小字貂蝉，家长是吕布，自临洮（兆）府相失，至今不曾见面，因此烧香。……丞相归堂，叫貂蝉：“吾看你如亲女一般看待”

　　连环计与貂蝉的故事最早见于《三国志平话》。“平话”是中国宋、元时代对于白话历史小说的通称，至明代始在文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可说是白话小说的先驱。但是正如郑振铎所言：《三国志平话》是“纯然的民间粗制品”，又如夏志清所说：《三国志平话》是“对口头材料的笨拙的整理”、是“以乡间说书人的自用脚本为基础”，因此在简短的叙述中，却有不少错别字，保持了未经润饰、最粗糙原始的风貌。

　　在《三国志平话》中，连环计已具备简单而完整的故事，主要的角色：董卓、王允、貂蝉、吕布，都已现身。但在情节的铺陈上，则略显粗糙草率。譬如：吕布刺死董卓的情节，即让吕布轻易的“提剑入堂”，“一剑斩其颈（胫）”，即“刺董卓身死”。在平话中，出现了貂蝉的姓氏籍贯，及与吕布的特殊关系：姓任，字貂蝉，且为吕布之妻。

　　而于《三国演义》里，编撰者则言简意赅的让貂蝉出场：

　　忽闻有人在牡丹亭畔，长吁短叹。允潜步窥之，乃府中歌伎貂蝉也。其女自幼选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允以亲女待之。

　　在演义里，貂蝉乃王允自幼选入府中培训的歌伎，王允视其如同亲生的女儿。但是对于平话中所提及的姓氏籍贯、和为吕布之妻的繁杂冗枝都未再叙及。充份显示编撰者去芜存菁的笔墨功力。

　　戏曲方面，元代杂剧有《夺戟》及《连环计》，作者皆未载。杂剧《夺戟》今已佚，但是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的记载，可以略窥一二：

　　元有《夺戟》剧，云貂蝉小字红昌，原为布配，以离乱入官，掌貂蝉冠，故名；后仍作王司徒义女，而连环之计，红昌不知也。

　　在《夺戟》杂剧中，出现“红昌”一字，且说明瞭貂蝉名字的来历是因“掌貂蝉冠”而来，与平话相同处在于为吕布配偶，但从平话的“吾看你如亲女一般看待”，转而明言为王允义女。另在杂剧《连环计》第二折中，貂蝉对王允自述道：

　　您孩儿不是这里人，是忻州燕寒木耳村人士，任昂之女，小字红昌。因汉灵帝刷宫女，将您孩儿选入宫中，管貂蝉冠来，就唤作貂蝉。灵帝将您孩儿赐与丁建阳，当日吕布为丁建阳养子，丁建阳却将您孩儿配与吕布为妻。因黄巾贼作乱，俺夫妻二人阵上失散，不知吕布去向。您孩儿幸得落在老爷府中，如亲女一般看待，，真个重生再养之恩，无能图报。昨日与奶奶在看街楼上，见一行步从摆着头踏过来，那赤兔马上可正是吕布。您孩儿因此烧香祷告，要得夫妻团圆，不期被老爷听见，罪该万死。

　　杂剧《连环计》里，貂蝉的籍贯更为详细，且从平话中的“姓任”，更进一步有一位叫做“任昂”的父亲。而小字红昌、掌貂蝉冠、与吕布为夫妻、月下焚香祝祷夫妻团圆……等事，一应俱全。

　　到了明代，存有王济的传奇《连环记》。在传奇中，貂蝉自幼蒙王允教养成人，为在府中侍候的“一班女乐，演习歌舞”，允以嫡女相看。貂蝉不但充满书卷气、表现出大家闺秀的气质，且对于连环计的谋划也出于主动。

　　传奇《连环记》改变了杂剧《连环计》中吕布和貂蝉的夫妻关系，而延续了《三国演义》里司徒王允义女的形象，由追求小我夫妻情感的团圆，转而走向追求大我“救百姓、扶社稷”的家国圆满，塑造出一位足智多谋、深明大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豪杰。

　　而在民间传说方面，呈现了多元化的面貌，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面向：

　　1.貂蝉的父亲是个挖人参的小伙子，靠着天仙女人参姑娘的帮忙赚得工钱，后来娶了人参姑娘，婚后生下貂蝉，长得比天仙女母亲还更标致。

　　2.貂蝉是露水变成的，她被王允发现时，正在路边舔草上的露水。貂是山中的珍兽，蝉是饮露水长大的，王允收其为义女，于是给“露中生”的她，取名为貂蝉。

　　3.樵夫在崖洞里发现一个用貂皮斗蓬包裹的女婴，就抱回家抚养。路上遇见一个白胡子老人，告诉樵夫那婴儿原是一只貂精，因此将之取名为貂蝉。貂蝉渐渐长大，能歌善舞，样样出色，成为一个标致的美人。

　　在民间传说中的貂蝉，呈显出多样的陈述，但主要都针对“貂蝉”名字的来历，和她是个天生漂亮的美人做铺陈。

　　(二)貂蝉身世的叙事意藴

　　由前述可知，在《三国志·吕布传》及《后汉书·吕布传》中已出现吕布与董卓婢女私通情事的记载。而在《三国志平话》中，貂蝉姓任，小字貂蝉，关西临洮人，原为吕布之妻，后因丁建阳临洮作乱，导致夫妻失散三年，后流落至王允府中，王允视之如亲女。元代杂剧《夺戟》除了貂蝉的姓氏籍贯外，开始出现“小字红昌”及貂蝉名字的来历，且直接言明为王司徒义女，但对于连环计之安排，红昌是不知情的，仅是为了夫妻团圆而努力。到了元杂剧《连环计》，貂蝉有了更详细的籍贯（忻州燕寒木耳村人士），还有一个叫做任昂的父亲（为任昂之女），且对于连环计的安排，红昌是知情的。至《三国演义》时，则删去貂蝉复杂的身世说明及与吕布的关系，以王允“府中歌伎”一语带过。王济《连环记》传奇也采用了貂蝉为王允府中歌伎的说法，带出貂蝉的身份。而民间口头流传的传说，则延伸出更多充满想象的故事，使貂蝉的来历有更加多元化的呈现。

　　由写作年代、故事情节、和貂蝉身世身份的演化过程可知，貂蝉故事的发展顺序大致如下：

　　晋《三国志·吕布传》、南朝《后汉书·吕布传》

　　↓

　　《三国志平话》、民间传说

　　↓

　　元无名氏杂剧《夺戟》、民间传说

　　↓

　　元无名氏杂剧《连环计》、民间传说

　　↓

　　明罗贯中《三国演义》、民间传说

　　↓

　　明王济传奇《连环记》、民间传说

　　↓

　　民间传说

　　而貂蝉的身世及具体身份，大致循着如下的方式演变：

　　（史书）原型人物

　　↓

　　（平话）吕布之妻、王允视如亲女

　　↓

　　（杂剧）吕布之妻、王允义女

　　↓

　　（杂剧）任昂之女、吕布之妻、王允义女

　　↓

　　（演义）王允府中歌伎、王允义女

　　↓

　　（传奇）王允府中歌伎、王允义女

　　↓

　　（民间传说）仙女之女、露中生、貂精

　　而由上述，可观知以下三项叙事意涵：

　　1.貂蝉故事来自史书

　　王丽娟在《貂蝉连环计故事的源流演变》一文中认为：“貂蝉和连环计故事首先出自民间”。但笔者认为：“貂蝉”之名，虽未见载于史籍，可是于正史中，实已出现与貂蝉形迹类似的原型人物。于《三国志平话》中，貂蝉的名前缀次出现，但《三国志平话》乃是说书人的底本，原本就是从史书中取材再加以敷衍申述。因此若要溯及貂蝉故事的源头，史书的记载提供了原型人物的功劳，仍是不容一笔抹煞的。

　　综上所述，可知貂蝉故事乃循以下叙事流传而转化：

　　史书

　　↓

　　平话、杂剧、传说

　　↓

　　演义、传奇、传说

　　↓

　　传说

　　2.貂蝉身世的叙事型态

　　貂蝉身世的多元化倾向，正充分展现出中国叙事文学的典型。诚如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所言：

　　中国作品的叙事原始，是出入于神话和历史，现实和梦幻的。它采取动与静、顺与逆等一系列两极对立共构的原则来组建自己的时间型态，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叙事层面，以多采多姿的形式显示了时间的整体性观念。

　　相同的人物角色，在不同的时空流转中被传承下来，于叙事的原始有其共同的发端，但因着不同人、事、时、地的需要，角色遂逐渐因时制宜的有所转移，而呈显出多样化的面貌。正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

　　“生活的意义”的确是小说动作演绎的真正中枢。 

　　依照本雅明考察小说所依循的线索乃为“自然史——大事纪——口传文学”，在共同源头之外所衍生出的不同故事，正是跟着“生活的意义”而赋予了角色新的生命。因此，“一个伟大的说故事者总是扎根于人民之中。”但究竟在文人文学龢民间文学之间存在着何种互相影响与依存的关系呢？诚如《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所提到：

　　在中国小说史上，很难理出泾渭分明而又齐头并进的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两大系统。

　　能引起普遍回响、不断流传的文学，原本就是扎根于现实、而又能跳脱出现实窠臼、予以人心灵上产生共鸣的作品。是文人的生花妙笔使文学得以流传千古，还是民间口耳相传的力量，让故事传说得以源远流长的传播下去？陈平原对此做了一番诠释：

　　诗文在中国古代是处于文学结构中心的高雅形式，而白话小说则是正统的士大夫所不屑一顾的“通俗文学”。因此，诗文的发展必须藉助于不同质的民间文学的撞击，而白话小说的发展则必须得益于文人文学的滋养。这里强调的是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实际上现代社会中真正的民间文学已很难存在，这里主要指高雅的文学形式与通俗的文学形式——之间不断的“对话”，在撞击中互相借鉴、互相补充。

　　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在内容上并无实际明显的界限，而最大的区隔乃在叙事的形式上，可分为高雅的文学形式与通俗的文学形式。文学内容的流传，乃是高雅与通俗文学不断相互参照学习、彼此汲取养分，才能日渐成长茁壮、蔚为大观，貂蝉故事的流传与繁衍，正是此一叙事模式的展现。

　　鲁迅曾经对历史小说作了二类型的区隔：

　　历史小说有两种型态，一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二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定一篇”……前者为现实主义的历史小说，后者为“杂文化”的历史小说。

　　观貂蝉所留传下来铺陈敷衍的故事，正属于“杂文化”的历史小说。由史书中的原型人物，逐渐发展出平话、演义、杂剧、传奇、传说。貂蝉故事在元代逐渐发展成形，貂蝉的身世经历也渐渐由简变繁，塑型出一个全面性的、具有合理性与完备性的人物角色。从平话到杂剧，有关貂蝉的身世经历及相关背景的叙述，就越来越详细。而若有未臻完善之处，则又会延伸出许多传说故事以作为相关左证与说明。正如顾颉刚所言：“有许多传说是本来没有的，只为瞭解释的需要而生出来的。”譬如：一个年方二八的小女子貂蝉，如何能巧妙的周旋在残暴而精明的董卓和吕布之间，成功的离间义父子二人之间的关系，却丝毫无害怕之心呢？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就曾言：

　　为西施易，为貂蝉难：西施只要哄得一个吴王，貂蝉一面要哄董卓，一面又要哄吕布，使出两副心肠，装出两副面孔，大是不易。

　　民间因此而有了神医华陀替丑貂蝉换上西施头、荆轲胆的传说，于是貌美胆大的貂蝉，终于依计借吕布之手杀死董卓，替亲生父母报了仇。在这则民间传说中的貂蝉，是替生父母报仇，令人感到较为合理且平易近人，而毋需让一个才年方二八的小女子，背负着整个天下国家的重责大任。

　　从故事内容的转折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大时代的脉络及其所呈显的氛围：

　　叙事原始的功能，一是以巨大的时间跨度，储存了天人之道的文化密码；二是以湍急的时间流转速度的冲力，激发历史发展逻辑与天人之道的对接和呼应。除此之外，它还以高速的时间流转及其携带的文化密码，引发人们对永恒和瞬间的生命体验。

　　貂蝉的故事在不同的时间中，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读者的眼前，代表的正是在大时代当中，人们所投射出的“文化密码”。

　　叙事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把自然时间人文化的过程。时间依然可以辨认出某些刻度的，但刻度在叙事者的设置和操作中，已经和广泛的人文现象发生联系，已经输入各种具有人文意义的密码。

　　在杂文化的历史小说中，人物所代表的只是一个符号，借由此种符号与当世代的人文意象发生联系，输入在大时代中具有独特意涵的人文密码，在不同时代叙写的同一角色，就会呈显出多元化的面貌，貂蝉就是此一叙写模式中的典型。

　　由于叙事原始的时间内涵不同，以及它所引导的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结合点不同，因此在有才华的作家笔下是不会陈陈相因的。

　　原型人物因为时间内涵点的不同，被赋予的任务、及引导读者的方向，便会因结合点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也造就了许多推陈出新的文学佳作。

　　叙述者的理性精神“入乎其里，出乎其表”，形成了对古老故事与沉痛现实进行双重的理性反省的叙事时间机制。

　　将老故事翻新就如同“旧瓶装新酒”般，如何能吸引读者、听者的目光聚焦，与现实结合作反省，乃是不二法门。尤其在每个时代所呈现出不同面貌的相同角色，常能反映出当世代人民的情绪核心，“其间包含着某种民间情绪的内核，甚至是以民心民情对某些历史公案和人间遭际的特殊形态的评说。”人世间现实的遭遇如果正巧与历史公案中的人物事态相仿、若合一契，则对于此些人事物的情节变化，正可看出不同时间点中，在此一大时代里人们的普遍想法与对事件的公断。

　　此类杂文化型的历史小说，诚如杨义在《中国叙事学》里所言，是要借一点历史文献的源头，来演出跨越时空、针砭时弊的义。换句话说，乃是在展现“如何于虚构故事的自然叙述中，带出时代的背影，留下历史的足迹。”这正是貂蝉这类型作品所具备最珍贵的意义。

　　3.貂蝉身世的性别意识

　　貂蝉于史书中所出现原型人物的身影，只是一个与吕布发生私情而不具名的董卓侍妾；至《三国志平话》中，貂蝉为其字，而本姓任，名则不见记载，最重要的身分为吕布之妻；杂剧则因其“掌貂蝉冠”而名之曰貂蝉，为吕布之妻、王允义女；而在《三国演义》、传奇里，貂蝉则以王允府中的歌伎现身；民间传说则侧重在貂蝉是个美人，且来历不同于一般人。

　　从性别意识的角度观之，貂蝉身世身分的多元化，甚至貂蝉的姓名来历也不一致，可以看出貂蝉故事的流传重心，并不在貂蝉本身，而在其简单出场后所施行的“美人计”。因此身世身分不重要，重点在于必须有倾城倾国之姿，要能成为男人政治斗争中完美的棋子，而其本身的身分地位，则是次要的。正如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Le deuxieme sexe）中提到：

　　男人一旦把女人变成了他者（the Other），就会希望她表现出根深柢固的共谋倾向。……由于不具备确定的资源……由于热衷扮演他者，女人也可能不要求有主体地位。

　　貂蝉本身的主体地位，在整体故事的流传中已然成为“他者”。多数的貂蝉故事在身分身世方面，都以简单的陈述一笔带过，乃因此角色的铺陈重点，是在于其必须年轻貌美、色艺双全，在于面对波云诡谲政治局势，能以“美人”这个工具获得逆转胜。虽然貂蝉所肩负的任务相当艰巨，但其身分身世却非传播貂蝉故事者的重心。而为了强化美人计的精彩可期，民间传说给予了较多异于常人的点染，主要仍在强化其“美”与“异”，以替后续发展的美人计作铺垫。

　　貂蝉的出场是为了完成美人计，貌美能达成任务才是重点，而其本身的主体地位，在史书、小说、传说中，并未受到正视，唯在杂剧中给予了貂蝉较完整具足的身世身分。

　　三、从性别意识看《三国演义》中的貂蝉

　　在貂蝉的故事流衍中，《三国演义》是写有定本、且流传最广远、又具有普遍阅读性的书面叙事数据，因此笔者乃以《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做为主要分析的对象，期能从性别意识的角度切入，观看貂蝉在《三国演义》中所具备的意义。

　　《三国演义》所描写的是一个英雄崛起、豪强争胜的时代，但是当祸国殃民的董卓一手遮天，各路英雄好汉无计可施、文臣武将一筹莫展之时，却由一位年方二八的小女子貂蝉，凭着其色艺双全，和过人的机智与胆量，不费一兵一卒，就顺利的除掉董卓，改变了原本的天下大局。诚如毛宗岗评点所言：

　　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而一貂蝉足以杀之。刘、关、张三人不能胜吕布，而貂蝉一女子能胜之。──以衽席为战场，以脂粉为甲冑，以盼睐为戈矛，以嚬笑为弓矢，以甘言卑词为运奇设伏。女将军真可畏哉！

　　然而这位解百姓倒悬之危、救君臣累卵之急、为国家立下连男人都无法企及的汗马功勋之“女将军”，在编撰者笔下真的是“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的大功臣，抑或只是政治斗争下男人手中的工具呢？

　　以下试从三个面向分析《三国演义》文本中的貂蝉，期能勾勒出编撰者笔下所欲呈显出之女性形象，及其在文中铺排所显现的男权意识。

　　1.物化的工具

　　《三国演义》第八回中，貂蝉为了要报答王允的恩养，遂同意牺牲自己，以美色巧妙地周旋在董卓和吕布之间，成功地离间了义父子二人之间的关系，完成王允的期许与使命。她为了报恩，情愿作个没有自我意识、没有自主性的人，在执行任务时完全不具有情感，而把自己当作工具去迷惑两个为她着迷的男人。编撰者对于貂蝉如何离间的过程，虽然描写得很成功且扣人心弦，但充其量只是将女性设定为一种工具，而其所拥有的美貌，只是为了达到出场的目的而已。

　　在整个连环计当中，貂蝉所呈现的是一个没有感情、失去灵魂与自我、而只有美貌的工具。正如乔治·卢卡奇（Georg Lukacs）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斯主义辩证法的研究》（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Studien iiber marxistische Dialektik）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谈到“物化现象”时所提及：

　　自我客体化，即人的功能变为商品这一事实，最确切地揭示了商品关系已经非人化和正在非人化的性质。

　　此段叙述明确的道出：所谓的“物化”，即是将“人的功能变为商品”，呈现出一种“自我客体化”的状态。将自我真实的情感与灵魂剔除于人性本身之外，乃是一种“非人化”的行为，此种“非人化”与“正在非人化”的性质，使得貂蝉在《三国演义》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形象，正像是一个不具自我意识的物化的商品工具，缺少了自身的主体意识，貂蝉变成了一个只徒具美貌的物化工具，将原本人的主体地位，降格为利用美貌以达成报恩目的之工具。

　　王允先在口头上表示要“早晚选一良辰”将貂蝉“送至府中”给吕布将军为妾；但过了数日，王允又将貂蝉献给董卓太师。在董卓面前，貂蝉自是曲意奉承，使董卓对其喜爱有加；而在吕布面前，貂蝉则刻意传达出自己被董卓强占的痛苦。貂蝉在吕布目光可及处，或“故蹙双眉，做忧愁不乐之态，复以香罗频拭眼泪。”，或“微露半面，以目送情”，或“于床后探半身望布，以手指心，又以手指董卓，挥泪不止。”，使吕布为之“心如碎”。貂蝉更进一步在凤仪亭以激将法促使董卓和吕布起了正面冲突，一方面告诉吕布“妾度日如年，愿君怜而救之。”，另一方面对于董卓听李儒之言想将其赐与吕布之事，则哭着表达“妾宁死不辱”之意。果然在貂蝉从容不迫的机智与胆识下，董、吕义父子二人，终于反目成仇，吕布执戟手刃董卓，貂蝉遂不费一兵一卒的改变了天下大局。

　　貂蝉只为了报恩，遂将自己的身、心、灵，都做了最大程度的牺牲与奉献，而这样无私的付出，到底是深明大义，还是失去自我呢？洁玫．葛瑞尔（Germaine Greer）在《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中有言：

　　女人越是自我牺牲，就会变得越无能，最后会失去付出的能力；除了牺牲之外。 

　　女人所牺牲的是自己从没拥有过的：自我。

　　对于习惯于被社会要求的女性，常会不断地为了大环境而牺牲自我、失去自我、甚至从来不曾拥有过自我。社会的高道德标准会告诉我们：“爱本身不求取悦，也非为自身而有所图，而是把自己的安乐给他人，在地狱的絶望中建立天堂。”因此，被文化熏陶塑造出来的“深明大义”者，势必得顺着社会所预期的高道德理想而行。而顺着社会期待所做出的自我牺牲，是否就真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与肯定呢？貂蝉为了“大义”无私的牺牲自己，以最珍贵的情感换得天下的改变，而将“自我”放在最后的位置，当她为国家社会做出牺牲后，若国家社会也无法给予她正面评价时，原本就未善待自己、也不曾拥有自我的貂蝉，其牺牲则所为何来呢？

　　第九回虽有“后人读书至此，有诗叹之曰：‘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看似对貂蝉一介女子完成大业的赞赏，细读之则可品味出：实际上是对王司徒运用连环计得宜的赞扬。且由此诗之前的叙述“李儒出，仰天叹曰：‘吾等皆死于妇人之手矣！’”可知：编撰者仍是将貂蝉视为“红颜祸水”之辈，并未对貂蝉为国为民牺牲个人情感以成全国家大义之举，有任何正面的褒扬。因此貂蝉在编撰者笔下，只是一个过场的工具，而非替社稷生民“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功臣。

　　貂蝉所呈现的，就其个人而言，为了国家大义，她必须虚与委蛇的周旋于董卓和吕布之间，做一个全然无感情、无自我的人；就他人对待貂蝉的态度而言，她只是一个可以让人作为拉拢关系、赠与他人的商品。貂蝉已然成为父权体制下争权夺利的牺牲品。

　　2.他者的地位

　　貂蝉尚未担任连环计的要角之前，在王允的眼中，她只是一个“将有私情”的“贱人”：

　　司徒王允归到府中，寻思今日席间之事，坐不安席。至夜深月明，策杖步入后园，立于荼蘼架侧，仰天垂泪。忽闻有人在牡丹亭畔，长吁短叹。允潜步窥之，乃府中歌伎貂蝉也。其女自幼选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允以亲女待之。是夜允听良久，喝曰：“贱人将有私情耶？”

　　但是当王允发觉可以借着有报恩之心的貂蝉来完成“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的大业时，遂立即“纳貂蝉于座，叩头便拜”。由是可观知：貂蝉的地位不在于自身天赋的主体价值，而在于对男性而言所具有的实际利用价值。这就与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Le deuxieme sexe）中提出“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One is not born﹐but rather becomes﹐a woman﹒）这个主张不谋而合。从积极面观之，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女人在社会上的表现形象，女人可以借着努力改变处境，重新定义自己的存在；而从消极面看来，女人在社会制约与灌输下，逐渐把自己变成了客体，她的存在价值在于别人对她的肯定，否则便一无是处。

　　《三国演义》编撰者所呈现的男权意识，正如同利瓦伊·史陀（Levi-Stauss）所言：

　　如果他者对自我构成威胁，女人即对男人构成威胁；如果男人希望保持自由，就必须使女人屈居次位，臣服于男人；男人为了要成为自觉存在，便将女人贬抑为只具自体存在。

　　貂蝉虽然扭转了原本的天下大局，但是对于编撰者而言，女人仍应居于次要的位置、臣服于男人之下，因此在完成任务后，貂蝉的形象就明显的大受贬抑。在文本中，于群雄争夺天下之际，貂蝉顺利地除掉董卓，此举乃刘备、关羽、张飞都无法达成，理应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编撰者并未给予适当的肯定与褒扬，在完成任务后，则回归女性附属的地位。第十六回有载：

　　吕布有二妻一妾：先娶严氏为正妻，后娶貂蝉为妾；及居小沛时，又取曹豹之女为次妻。曹氏先亡无出，貂蝉亦无所出，惟严氏生一女，布最锺爱。

　　貂蝉不但嫁为人妇，且只居于“妾”的地位，连后来的曹豹之女都能居上作次妻，貂蝉的伟大性并未被凸显。且其所被重视的，不是她为国家立下什么汗马功劳，而是一般出嫁女子最常被检视“有无子嗣”的问题，此时的貂蝉，已与一般平凡女子无异矣。

　　且由貂蝉的后续经历观之，董卓死后，“吕布至郿坞，先取了貂蝉。”，貂蝉只是从一个好色之徒又落入另一个贪恋美色之人的手中。其后曹操追击吕布到了下邳，陈宫建议吕布引军断曹操粮道，吕布之妻严氏痛哭力阻，“布闻言，愁闷不决，入告貂蝉。貂蝉曰：‘将军与妾作主，勿轻身自出。’”，结果“布于是终日不出，只同严氏、貂蝉饮酒解闷。”貂蝉跟在吕布身边，在面对历时久而杀伐激烈的争斗时，昔日为天下社稷苍生挺身而出、舍我其谁的“女将军”风范已荡然无存，只私心的像个村妇般，深怕失去依靠，让吕布在众将面前留下“布只恋妻子，视吾等如草芥。”的骂名，成了只恋家小、不顾大局的贪生怕死之辈，最后仍难逃被曹操缢死一途。貂蝉在此处所显示出的眼光短浅，与第八、九回中的描述，实大相径庭，足见编撰者并未真心将貂蝉视为女英雄。而曹操杀了吕布后，“将吕布妻女载回许都”，虽然并未明言貂蝉是否在内，但极有可能已将貂蝉视为“战利品”而俘走。且自此之后，《三国演义》中就再未看到对貂蝉的下落有任何叙述。与她关系最密切的男人吕布在小说舞台下场后，貂蝉也就随之消失了踪迹。可见知《三国演义》的编撰者，只将貂蝉视为男人的附属品，而非一个需要独立描绘的具自主性之个体。

　　3.男权价值观的内化

　　在《三国演义》中，王允巧妙地将男性的争权夺利，套上国家民族的大义，遂使貂蝉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甚至是将父权的价值观内化成自身该担负的重责大任。正如同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言：“女人还将男人异化女人的观点内化，认同男尊女卑。” 以及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观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所述：“女人内在的审视者是男性，被审视者是女性。”因此貂蝉为了达成王允期待她完成的“重扶社稷，再立江山”之重要任务，遂因着报恩之名，而表达出自愿出卖情感以完成连环计的决心：

　　允曰：“汝可怜天下生灵！”言讫，泪如泉涌。貂蝉曰：“适间贱妾曾言：但有使令，万死不辞。”允跪而言曰：“百姓有倒悬之危，君臣有累卵之急，非汝不能救也。贼臣董卓，将欲窜位；朝中文武，无计可施。董卓有一义儿，姓吕名布，骁勇异常。我观二人皆好色之徒，今欲用‘连环计’：先将汝许嫁吕布，后献与董卓；汝于中取便，谋间他父子反颜，令布杀卓，以絶大恶。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皆汝之力也。不知汝意若何？”貂蝉曰：“妾许大人万死不辞，望即献妾与彼。妾自有道理。”允曰：“事若泄漏，我灭门矣。”貂蝉曰：“大人勿忧。妾若不报大义，死于万刃之下。”允拜谢。

　　貂蝉三次说到“万死不辞”，编撰者似有意凸显她为了报恩所展现的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的决心。若真的是为了可怜天下苍生、为瞭解决百姓的倒悬之危、君臣的累卵之急，貂蝉将一切重担一肩扛起，似乎还能成就人生中的某些价值意义，但现实情况是：在三国这个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貂蝉只是作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工具而已，可悲的是貂蝉却将父权体制下的争权夺利，内化成自己分内该完成的事。正如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中所提到：“从历史上直到现在，两性之间的状况，正是韦伯（Max Weber）称为支配与从属关系之状况。……已制度化的是，男人藉以统治女人的天赋权利。一种最巧妙的‘内部殖民’透过这种体制而实现”而在《观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里，约翰．伯格（John Berger）将这种“内化”的概念叙述得更为详尽：“女性的身分就是由审视者与被审视者这两个对立的自我所构成。她必须审视自己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还有自己的一举一动，因为她在男人眼中的形象，是决定她这一生是否成功的最大关键。别人眼中的她，取代了她对自己的感觉。”女人长期以来在社会的养成过程里，将许多外在的限制与期许，已在不知不觉中，内化成以为是自己想要如此做。貂蝉正是接受了这样的“内部殖民”，将男性的政治斗争，内化成自己该担负的责任。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只是一个被物化的工具；在其过场的功能性消失之后，她就只能沦落到附属的地位；而其为了“大义”无怨无悔的牺牲，却只是将男权价值观内化了的表现。且从第十五回刘玄德对张飞所言：“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已可约略窥知编撰者对于女性的轻忽与不重视的态度，而从《三国演义》文本里对貂蝉形象的叙写，更可与之相互映证。

　　四、由性别意识看貂蝉的结局

　　(一)貂蝉的结局

　　有关貂蝉的结局，在史书里目前并未见相关书面记载的数据留存。而在小说方面，《三国演义》中，对于貂蝉的描写，主要集中在第八回和第九回，而于第十六回、第十九回和第二十回里短暂现身之后，就渺无芳踪。

　　在戏曲方面，元代无名氏的杂剧《连环计》中，皇上对有功之人的封赏里，包括了貂蝉：

　　吕布讨贼建首功，封王出镇幽燕地。其妻貂蝉亦国君，随夫之爵身荣贵。 

　　由上述可见知：貂蝉被视作女中豪杰、大功臣，于论功行赏时，亦具有一席之地。“如此处理貂蝉女的结局，实际上体现出一种较开明的女性观，跟明清时期小说、戏曲流行的祸水论相去甚远。”而元明之间的无名氏杂剧《关大王月下斩貂蝉》、《关大王月夜斩貂蝉》、《斩貂蝉》等作品，都只见后世书籍记録剧名，但今均无传本。明代王济的传奇《连环记》中则以貂蝉假戏真作爱上了吕布，最终以吕布赠凤头簪予貂蝉、貂蝉以玉连环报之，二人私订终身，以吕、貂团圆作结局。而明代诸葛味水撰之《女豪杰》杂剧，今无传本，但在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中有云；

　　诸葛君以俗演《斩貂蝉》进诞，故以此女修道登仙，而于蔡中郎妻、牛太师女相会。是认煞《琵琶》，正所谓弄假成真矣。

　　可知诸葛味水认为《斩貂蝉》的故事太过荒诞，故而作此杂剧。另外，在明刊戏曲选集《风月锦囊》里收録了《三国志大全》，内有“关羽斩貂蝉”的情节。其中，因貂蝉贬丈夫吕布、夸关羽与张飞，关羽遂认为貂蝉是无义不良的女子，故以剑斩之。至清代曲选集《缀白裘》收録了《斩貂》，关羽亦是以貂蝉“妖女丧夫”的罪名，提剑而斩之。近代《关公月下赞貂蝉》则以关公被困曹营，曹操为笼络关公，于中秋夜送貂蝉会关公。关公在月下盛赞貂蝉除奸定乱、舍身救国之功，但不为其姿色所动。最后貂蝉为关公的忠义精神所感动，遂自刎身亡。与先前义斩貂蝉的情节内容，已有相当大的出入。

　　民间传说对于貂蝉的结局，则展现多样的面貌，大致可分成四类不同的结局：

　　1.改嫁赵子龙：

　　貂蝉在吕布死后，落入曹操手中，幸得赵子龙相救，因而得以脱离困境，最后与赵子龙结为夫妻。

　　2.关公月下斩貂蝉：

　　关公怕结义的三兄弟，会因貂蝉的美色，而重蹈董卓、吕布反目成仇的覆辙，遂在月下刀斩貂蝉。

　　3.关公月下斩貂蝉影：

　　又可再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型仍将貂蝉视为凡人。曹操将貂蝉赏给刘备，关羽心想：曹操一定不怀好意。再加上关羽见月下貂蝉的倩影好比画中的仙子，怕刘备必会被貂蝉的美色所迷而误了大事，在犹豫是否该斩貂蝉之际，不料一不经心，青龙偃月刀失手掉下，正落在貂蝉的影子上，而貂蝉就应声倒下、身首异处了。第二种类型则将貂蝉认为是月神下凡，在除去奸臣之后，烧香对天拜月时，关公正好路过，看见月下有一个“妖精”的阴影，一剑劈去，发现半空中有个美人朝月亮飞去，这便是月神回到自己的月宫去了。

　　4.关羽义送貂蝉：

　　关羽明白了貂蝉以一介弱女子舍身为国、进行连环计，除去了董卓、吕布二贼，是一深明大义之人。关羽不忍见貂蝉恐遭曹操杀害，遂连夜亲自护送貂蝉出城，并叮嘱貂蝉要“好自反省，把董卓、吕布之事，写成书、编成戏，流传世上，以警后人。”貂蝉感念关羽之恩，遂在净慈庵守志修身，日夜用功，写下了《凤仪亭》、《关公盘貂》等戏文流传后世。

　　从民间传说可看出，对于貂蝉这位弱女子，民间仍多半寄予同情。就算有关公斩貂蝉的故事流传，仍有将之延伸美化成关公月下斩貂蝉影子的故事，可看得出来民间对于貂蝉被斩的不忍之心。尤其《关羽义送貂蝉》一则，借貂蝉之口说出“王恩公巧设连环计，求妾舍身……现在二贼已除，妾却成了千古罪人。世事如此颠倒，怎能不叫人伤心落泪？”，的确道出了貂蝉最令人感到心酸处。但其缺失在于：仍不免借关羽之口对貂蝉教忠教孝，而且说貂蝉亲自写下了《凤仪亭》、《关公盘貂》等戏文，则完全没有注意到时代背景的合理与否，乃明显可见之失。

　　(二)貂蝉结局所呈现的性别意识

　　从上述可以看出，貂蝉的结局大致分成四个面向：一是以功臣身份论功行赏，如：元无名氏杂剧《连环计》将貂蝉视为大功臣，呈显出较开明的女性观。二是符合妇道的好结局，例如：明代王济传奇《连环记》以吕布、貂蝉团圆作结局，民间有与赵子龙结为夫妻的传说，都以觅得良人作为貂蝉最终的结局。而明代诸葛味水杂剧《女豪杰》则认为当让貂蝉进入仙界，与赵五娘、牛小姐等贤妻之辈同享声誉，乃以修道登仙作结。另外民间传说的“关羽义送貂蝉”中，貂蝉感念关羽之恩，遂在净慈庵反省清修，则是以守志修身作为对己身行为的反思。不论是“觅得良人”、“修道登仙”、“守志修身”都是以符合妇道为前提。三为忽视貂蝉存在的重要性，譬如：《三国演义》中与貂蝉关系最密切的男人吕布在小说舞台下场后，貂蝉也就随之消失了踪迹。可见知《三国演义》的编撰者，只将貂蝉视为男人的附属品，而非一个需要独立描绘的具自主性之个体。四为以死亡作为收场，戏曲中最常见，将貂蝉视为“女祸”而加以处决，如：元明间的无名氏杂剧《关大王月下斩貂蝉》、《关大王月夜斩貂蝉》、《斩貂蝉》等作品；明刊戏曲选集《风月锦囊》收《三国志大全》，内有“关羽斩貂蝉”的情节；清代曲选集《缀白裘》收《斩貂》，皆是以处斩貂蝉作终结。而民间传说则对貂蝉寄予同情，不忍貂蝉直接被斩，乃以斩貂影替之。近代《关公月下赞貂蝉》中，虽然貂蝉在月下被关公盛赞其救国之功，但最后貂蝉仍不免一死。不论是“斩貂”、“斩貂影”、还是“自刎”，貂蝉都成了不得不死的有罪之人。

　　若从性别意识去观察上述的四个面向，貂蝉同意深入险境执行美人计，其出发点不论是只具有小我之思，或者是充满了大我之爱，对国家而言，都是具有不可抹煞的功绩。然而仅有元无名氏杂剧《连环计》一例，能给予貂蝉名符其实的论功行赏。

　　貂蝉为了大局，牺牲自己去作女间谍，国家没有她不能成大事，但是成了大事后，换来的却是存在的可有可无、或是人人得而诛之的红颜祸水的罪名。而就算有免于一死的结局，也是要在符合妇道规范下才能求得生存与认同。即使后世的作者早已跳脱出权力斗争的时空关系中，却仍不愿意给为国建功的女子赋予功臣的地位，反而将貂蝉这位女英雄视为女祸，人人欲斩之而后快。看来“狡兔死，走狗烹”不仅是男士名臣的哀叹，更是貂蝉这类为了重情重义、报恩报国，而让自己身处极端危险焦虑之境的女间谍，内心深处最深沈的慨叹吧！

　　五、结语

　　貂蝉身世原本就扑朔迷离，民间传说更以“露中生，影里死”来形容貂蝉的来历与去向，更替貂蝉的存在性，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由貂蝉身世的叙写流衍，可以观察出中国叙事文学中，“杂文化”历史小说的典型模式；从《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可见知编撰着的男权心态，亦可看出当色艺双全的貂蝉凭着美貌与机智，成功的协助王允除掉董卓之时，也正落入了“红颜祸水”的预设陷阱之中；而貂蝉故事多面向的结局，则呈显出在不同的时间点中，人们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公断所反映出的历史足迹与文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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