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中国大陆的红学研究，是由《红楼梦》派生出来的一项专门研究学科。不同的研究方向，造就了评点派、索引派、考证派、政治评论派等红学研究的大观园。如火如荼的红学研究，究竟能反映出甚么样的价值？而其评论观点的不断变迁，究竟又具有何种意义呢？

　　马克思主义美学主张把审美意识、艺术现象，看作是由一定的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决定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评价，正体现着当代社会历史的内容。

　　马克思曾言：“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 97）文学作品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复现，当作品完成而时代不断向前推进时，读者对作品内容的理解与评价，将再次复视了与时推移的直观自身，也正显现出当世代客观现实的观念。

　　文学不应该是束诸高阁、无关世事、风花雪月的吟咏，而应该是具有社会作用的文化体现。对于人物典型的塑造与评论，正能体现出社会内容与当世代的文化意涵。本文试由红学中对薛宝钗形象评论上的转变作一研究，期能看出在不同世代中，因着思潮的转变，所呈现出的社会文化意涵及历史内容。

　　二、五○至六○年代

　　从一九四九年起，为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此时因刚取得政权，为了能顺利执政，遂容忍传统思想的存在。但至一九五四年起，进入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缩短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开始大力推动社会主义，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对于传统思想开始改革。

　　一九五六年在艺术和学术问题上，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表面上让传统思想大鸣大放，事实上是为了“整风运动”作铺垫。一九五七年知识分子“大鸣大放”批判党的问题，被毛泽东视为由“人民内部矛盾”变为“敌我矛盾”，因此进行反右派斗争，并将传统思想视为敌人思想，大力加以批判。一九五八年进入三面红旗时期，各方面大力实施社会主义，推动人民公社、工业大跃进，幷且加大力度改革传统思想。

　　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在“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的风潮下，传统思想被全力革除，红卫兵“造反有理”被毛泽东大加肯定，中国封建制序与礼教伦常已荡然无存。

　　五○至六○年代，在中共政治社会背景的推波助澜之下，与传统思想产生了敌对的状态，认为务必将旧有的思想文化除之而后快，因此对于封建礼教极度的排斥、贬抑与不屑。而对于宝钗这位封建礼教的正统样板人物，自然多所贬损。如：王昆仑于1954年所写的〈薛宝钗论〉就直接指出：

　　我们从薛宝钗这一典型形象中所看到的，是封建主义虚伪做作的本来面目，同时在它上面又蒙盖着一层典丽大方色泽悦目的外衣。

　　认为薛宝钗是一位披着美丽封建外衣，实则虚伪做作的女子。表面上骂的是薛宝钗，实际上也针对封建道统做了严厉的批判。李希凡、蓝翎在1954年发表的〈《红楼梦》中两个对立的典型──林黛玉和薛宝钗〉一文中也提到：

　　薛宝钗是科举制度热烈的支持者、封建礼教的虔诚信徒。这个形象的实质，就在于她是一个封建制度的坚决维护者。她的一切思想行为都在客观上积极地巩固着封建制度的统治。因为她不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所谓“败家子”或无“德”的泼妇之流，而是最标准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经人”。她有为统治者所需要的“才能”和“美德”，是封建礼教要求的“完人”。摇摇欲坠的封建制度正需要用这种榜样来继续维持其统治。

　　薛宝钗虽然以一个有德的“正经人”、甚至是“完人”的形象出现，但是因为这样的形象，是符合封建礼教制度的完美典型，在反传统思潮的情结下，遂变成一个错误的示范。原本在《红楼梦》中，薛宝钗乃是以正统形象出现：

　　“年纪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行为豁达，随分随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下无人。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头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笑。”薛宝钗一进贾府就取得了被环境所推崇喜悦的地位，显示着她具有正统人物的风范。（李希凡、蓝翎，1954）

　　行为豁达、能谨守本分、与时推移，原本在儒家礼教社会中，便是一个读书人修养的典范，行为能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更能追步孔子“圣之时者也”的典范。但是在反封建时代下，这一切“正统人物的风范”，却都成为罪恶之源。刘大杰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薛宝钗的思想本质〉一文中，便直言指出：

　　薛宝钗这样一位封建社会的所谓“正派人物”，曹雪芹雕塑她的形象时，是非常谨慎非常细心的。他用了细腻曲折的笔法，从各个角度上直接或间接地把她的封建思想反射出来，把她唯利是图的商业地主阶级的烙印显示出来。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提下，商业地主都是该打倒的对象，薛宝钗在小说中的身分，及为了维持贾家经济开支所做的种种安排，都成为她被归于负面人物的主因。

　　薛宝钗不仅是封建主义的规模实践者，而且也是一个封建主义的积极宣传者。在大观园中，她一有机会，就要传经布道，扩大其思想影响。（王昆仑，1954）

　　封建主义已是落伍不切实际的思想，而薛宝钗竟然还主动积极推广封建思想，是此一毒瘤思想的宣传者，是拥护封建秩序的马前卒，“这个少女俨然成了中国数千年封建道统的继承人”（王昆仑，1954），因此自然不能不大加挞伐。

　　刘大杰（1956：43）说得更透彻：

　　薛宝钗是《列女传》里的人物，是封建社会的闺秀典范，是官僚地主家庭的好女儿好媳妇，……在这一位“知书达礼”的女性形象上，体现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所要求于妇女的封建伦理封建教养的精髓。……通过那条封建思想、封建教养的黑闇道路，做了封建社会、封建道德的积极拥护者和宣扬者。

　　千百年来，封建社会所要求“知书达礼”的女性形象，在薛宝钗身上具体成形，在已被制约的封建思想下，薛宝钗自然而然的会推己及人地宣扬封建道德，实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思想。如此推波助澜的宣扬封建教条，让薛宝钗“不仅是一个封建道德礼法的自觉恪守者，而且还是一个不惜殉之以身的卫道者。”（王昆仑，1954）然而她这么做，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薛宝钗所以能顺利地被送上了“青云”，是因为在她背后站着强大的封建势力……她在形式上取得胜利的同时，她的生命也就被埋葬在她所崇奉的封建礼教的坟墓里。（李希凡、蓝翎，1954）

　　以反对旧传统的思想而言，薛宝钗虽然登上宝二奶奶的地位，但是与贾宝玉维持着一个空有名份、而无实质情感的婚姻状态，事实上，这样的“青云”，反而是一种作茧自缚。即使赢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是无幸福生命的实质，与埋葬在坟墓里的生命又有何不同呢？

　　薛宝钗一直到最后，也许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吧，都没有发现或者感觉到自己也被囚禁在封建的牢笼里。其实，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原来，吃人的社会制度不仅吃被剥削的下层人民，有时也吃它的忠诚拥护者啊！（王昆仑，1954）

　　薛宝钗一心所谨守、拥护的礼教，竟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制度”，做为一个被制约、囚禁，却仍一意遵行的极度忠诚者而言，旁人会对她的“愚忠”，掬一把同情之泪吗？王昆仑（1954）作如此陈述：

　　她是一个为巩固封建制度而牺牲的牺牲品。对这一人物，不能是单纯同情，更不能一味赞美，而是应当有所批判，有所否定。

　　虽然是制度下的牺牲品，但是以反封建主义者的观点而言，支持封建礼教制度者的人，都应该严加批判驳斥，不值得同情。可看出时代的氛围，深深影响着评论者对薛宝钗形象的看法。在这个阶段，反传统者对于薛宝钗的批驳与否定，是斩钉截铁而毫不留情的。

　　三、七○至八○年代

　　后毛时代，于一九七六年四人帮遭逮捕，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复出，一九七八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解放思想”，为了有和平环境而致力于改革开放，在思想上逐步摆脱文革时期的束缚，而呈现多元化的开放思想。

　　一九八二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命题，到一九八七年十三大更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步走战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命题，以充实内容，更加大开放思想的力度。

　　七○年代初期，经由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之后，反封建思想已经逐步扎根， 对于封建思想及代表人物或其支持者，多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高明阁在〈“克己复礼”的活标本－－薛宝钗（我对这一形象的再认识）〉一文中，便指出：

　　像孔老二那样，一切妄图拉历史倒退的反动家伙，都是尽管心里怀着鬼胎，但却满脸“正经”，这就是他们的“克己”功夫。 薛宝钗的形象正是如此。（高明阁，1974：87）

　　在“打倒孔家店”的旗帜号召下，对儒家所推崇的至圣先师孔子，遂给予不留情面的批评，或不甚尊重的称谓，而儒家所强调的种种修身养性的工夫，竟也成为极为负面可笑的形象：

　　薛宝钗的“装愚”“守拙”，正是在使用孔老二的“仁义道德”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争取成为摆“人肉筵席”的主人。（高明阁，1974：94）

　　儒家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伦常的仁义规范，因着后代使用者的妄加延伸，导致“礼教吃人”之说，也因着反封建思想如火如荼的蔓延开展着，使得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竟得背负着“杀人不见血”的罪名。甚至连学者也对孔子直言批判：

　　章太炎在《章氏丛书》中曾经痛骂孔老二是“哗众取宠”、“矫言伪行”、“以富贵利禄为心的官迷”，真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儒家的反动本质。薛宝钗作为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她的行为自然也不例外。（龚力，1974：75）

　　儒家所提倡的孔孟之道，既已被大肆批驳，对忠于封建儒家教条支持者的批判，自然不能少。蓝少成在〈女禄鬼－－薛宝钗〉一文中，就做如是说：

　　她（薛宝钗）已经是腐朽的伦理道德的化身，她言传身教，竭力贩卖孔孟之道，处处表现她是封建地主阶级在思想阵地上的一个马前卒，一个面目可憎的女性国贼禄蠹。（蓝少成，1974：64）

　　薛宝钗在文化大革命反封建思潮中的形象，已非五、六○年代时，只是“制度下的牺牲品”，而是一个具有封建地主身分阶级的资本家，她所言传身教的孔孟之道，只是为了自己能从这腐朽的伦理道德中，得到一丝好处，已成就自身的“功业”。因此“女禄鬼”、“女性国贼禄蠹”这样不堪、这样现实功利的名号，就冠在她身上了。

　　薛宝钗要奴隶们“循规蹈矩”，就是在帮助封建家庭的当权者残酷地迫害奴隶，使他们去循封建统治之规，蹈封建统治之矩。（龚力，1974：74）

　　而薛宝钗在大观园中对他人的道德劝说，以及在贾家家中经济遇到困境时对于资源的再分配，这些作法，都让她成为了封建统治者的帮凶。

　　薛宝钗的“应候”手腕，实际就是孔老二“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韬晦之计的翻版。孔老二为了复辟奴隶制度，装傻充愣，招摇撞骗，制造种种假象，以掩盖其凶残狡诈的反动嘴脸。……薛宝钗正是把这种“以屈求伸”的诡计，用在了争取“宝二奶奶”地位的手段中。（龚力，1974：76）

　　而原本“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的薛宝钗，竟成了为复辟奴隶制度而装傻充愣、招摇撞骗、凶残狡诈之人。且为了争取地位，不惜使用阴谋诡计以得逞。在〈儒家卫道士薛宝钗〉一文中，便引用了鲁迅的一番话来评价薛宝钗：

　　鲁迅曾精辟的指出：“‘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红楼梦》里的薛宝钗，就是鲁迅所说的这一种“以柔进取”的儒家典型人物。（《红楼梦》评论小组，1974：94）

　　鲁迅认为：孔子乃以柔求进取之人，而薛宝钗的形象正是儒家此种“以柔进取”之徒。

　　至八○年代，思想更加充实而多角化，不再只是单一向度的思考模式，而对于薛宝钗这位拥护儒家思想的典型人物，逐渐有了不同角度的评价。八○年代初期，刘坎龙一九八一年在〈也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浅谈薛宝钗〉一文中作如此陈述：

　　薛宝钗这个人物形象是复杂的，她的性格也是多方面的。她是一个封建正统思想和道德的忠实信奉者，但她又有着发展个性的要求，有着超人的聪明和才干，她温柔敦厚擅于体会揣摩尊长的意旨，有时又不免显得虚伪；她端庄稳重，幽娴贞静，同时也好逗、怀春、渴求爱情；她行为豁达、善于避祸，但有时又过于安分顺时，取悦讨好。她被封建道德毒害，她也用封建道德去毒害别人；她是封建礼教、制度的卫护者，也是封建制度和礼教的牺牲品。（刘坎龙，1981）

　　对于薛宝钗人物形象的评价，已是正反面评论并陈，且是在批判中带着同情与怜悯，而非全然的指责。相对于七○年代全然不留情面的批评，已然缓和了许多。而评论者在做出评价时，也会衡量到人物形象所处时代性的要求与标准。梁归智在〈薛宝钗的“金玉姻缘”〉一文中便指出：

　　宝钗是个标准的封建淑女，这不仅表现在她对黛玉、湘云、宝玉等人真心真意的封建说教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她对自己的要求，即她日常的言行上。……对于宝钗来说，丝毫也不背离封建妇德的要求正是她一切行动的准则。（梁归智，1983）

　　宝钗在封建思想的深化制约下，已将封建礼教内化为自身言行举止中，理所当行的一部分了。而且除了自我要求之外，宝钗更力行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儒家思想：

　　宝钗是一个封建主义的笃信者，是那个时代标准的好女孩子。她无时无刻不以封建礼教道德来要求自己，并常常规劝周围的女伴。（梁归智，1983）

　　从儒家“推己及人”的修身观点而言，宝钗的行为并无不妥。而这样的封建道德要求，正是儒家社会维持伦常秩序的法则之一。

　　而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阶级属性，家庭背景、社会环境、文化教育，都会直接或间接的对人产生一定的影响，薛宝钗为人处事的风格及行事作为的模式，正是此种阶级现象的表征。李景光于〈关于薛宝钗的评价问题－－兼论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一文中提到：

　　薛宝钗生活在富裕的皇商之家，这样的家庭经济生活无疑是丰富的，但却没有政治地位。……政治地位低下的商人总是具有善于迎合、奉承等习性，生活在这样家庭中的薛宝钗也不能例外。（李景光，1985）

　　环境造就了一个人物的生活习性，因此薛宝钗就算有些善于迎合、奉承上意，也非其人之罪，而罪在环境影响使然，正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对于薛宝钗的人物形象，在以非反封建思想的角度切入观察时，薛宝钗呈现的是一个社会秩序安定的力量：

　　薛宝钗体现的是一种认同精神：认同于已有的价值标准系统，认同于孔老夫子谆谆教导的“礼”的即秩序、服从、仁爱的原则，认同于人际关系的平衡与实利原则。（王蒙，1986）

　　评论者的切入点，已能注意到从“人际关系面”去做分析，而非只会在原始的封建或反封建思潮中打转。此外，对于封建思想在维持社会基本秩序上，也给予了较正面积极的肯定。

　　除了对儒家孔孟之道的陈述评论外，对于薛宝钗形象的评论，已延伸到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诠释与合一：

　　“薛宝钗精神”，就是“三教合一”精神在这个“冷美人”身上的具体而微的象征，它概括了中国封建思想的最高境界和封建文化的最高成果。……她具备了那个社会中封建士大夫心目的最“好”的“美德”，有着那个时代的最高和最深的思想修养。（白盾，1986：250－251）

　　薛宝钗此一人物的形象，已形成一个能象征“那个时代的最高和最深的思想修养”之典范，甚至形成了所谓的“薛宝钗精神”，代表着儒、释、道三家的精神合一，诠释出中国古代封建思想文化中，修养所达的最完美之境。王蒙〈钗黛合一新论──兼论文学人物的评析角度〉一文中如此评价道：

　　薛宝钗的表现堪称是(那时候的)文化理想的化身：进退有据、刚柔得度、行止得体、藏用俱时。（王蒙，1986）

　　到了八○年代中期，薛宝钗在行事作为、待人接物上，已成为一个“文化理想的化身”，这与七○年代初期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不同。同时对于儒家社会所强调的人伦秩序与人际和谐，也予以正面的肯定：

　　在社会生活中，在哪怕是夫妻、父子、兄弟、在两个人或多于两个人的相处中，如果没有起码的理智和自制，如果没有起码的薛宝钗精神，如果实行絶对的不折不扣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就很难有哪怕是一小时的平稳与和谐。（王蒙，1986）

　　人与人的相处，原本就如同合唱团中的大合唱，如何能抹去棱角，与人和谐发声，而不是只为展现自我而发声特异、与群体格格不入，这就需要具有“薛宝钗精神”，才能取得整体的和谐。但是，如此压抑原始性格，以求取在大团体中的谐和与完美，也非所有人都能认同。卓守忠〈“虽离别亦能自安”－－也谈宝钗的结局〉一文中便认为：

　　宝钗的性格是扭曲的，就她也是封建思想和制度的殉葬者这点来看，她也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她中毒甚深且影响别人，恪守封建礼教，内藏机杼，外露浑拙，压抑自己的个性。（卓守忠，1987）

　　为求得人际关系上的和谐，许多属于个人突兀的性格就得内藏于心，从另一角度而言，这正是性格上的扭曲与压抑。而整体中国士大夫所追求“中庸”的人生修养与境界，似乎正朝着这样的方向前进。正如何力柱〈“现实的历史的人”的深刻显现－－薛宝钗心理探美〉一文中所言：

　　就中国文化整体来看，“中庸”或“用中”的观念，实起源于古人求天地正中而居的地理观念，尔后又发展成为儒家学派对待整个世界的一种看法、处理事物的基本原则和一种伦理学说，后来历经后儒的阐释，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此做人，恐怕也只是一种理想而已，但它却束缚了个性的发展，难怪有人说，“用西方的观点看中国，可以说中国人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人格”（韦伯）。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许多人却在自觉地追求着这种理想，薛宝钗就是其中的一个。（何力柱，1988）

　　从韦伯的西方观点看中国，中国人修身处事最高境界的中庸之道，虽能达成对待整个人世间的和谐关系，但却形成了没有独立人格的状态。而薛宝钗自觉地追求着人我关系和谐的理想，竟然也成为一种无独立人格的典型。

　　四、九○年代以后

　　一九九二年中共党章写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保守派的治理整顿凌驾改革开放，邓小平南巡后，确立改革开放路线，十四大确立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如：经济市场、开放各种思想自由竞争。一九九七年江泽民在十五大提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写进中共党章里，确立各种思想自由竞争的机会。二○○二年十六大确立江泽民的“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资本家入党）”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了中共党章，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并列，显示出：为配合改革开放迄今的市场经济发展，资本家思想也可以存在。

　　九○年代后，思想文化的发展，已进入相当开化的阶段，以经济体制而言，甚至连原本在共产主义世界中该被铲除打倒的资本主义思想，也可与马列思想幷存。思想的开放与多元化，使得评论家在看待薛宝钗的形象时，也采用多角度切入的方式，而非单一化的评价。西方思潮的冲击与融合，也促使评论者在评论时，能触类旁通的以西方心理学理论，与薛宝钗的心理形象做契合。王海洋在一九九四年发表的〈薛宝钗人格心理内涵论〉一文中便指出：

　　在思想的理智性方面，宝钗更适合荣格心理类型中的“外倾思维型”。外倾思维型的人重视逻辑与秩序，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种种“原则”上面，“按照固定的规则生活，客观而冷静。善于思考但固执己见。”这种人“有一种强烈的倾向，相信他的公式代表了絶对真理。这导致他把意见强加于人看成了自己的一种道德责任”。薛宝钗正是这样。（王海洋，1994）

　　薛宝钗对其他人不由自主的道德劝说，以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起来，就可以单纯的只看成是一种心理现象反映出来，在道德责任上的行为，而无需背负起“中国封建道统的继承人”、“女性卫道之士”、“推广封建思想的宣传者”、“拥护封建秩序的马前卒”……等外加沉重的历史包袱。而历来对于壁垒分明的“拥林派”与“拥薛派”之争，也逐渐走向“二美合一”、“双姝并重”的大和解局面。余昊燕、刑长远在二○○一年〈兼美理想的凸现、矛盾与消亡－－解读薛宝钗与林黛玉的共时空存在〉一文中便做如此陈述：

　　薛宝钗与林黛玉是《红楼梦》中的两个象征意象，薛宝钗象征着合理的物质世界，林黛玉象征着自由的精神世界，她们共同建构了一个理想世界。（余昊燕、刑长远，2001：34）

　　薛宝钗代表的是现实层面的必需，林黛玉则代表着精神层面的展现，而理想的世界对此二者是缺一不可的。葛鑫〈宝钗的处世哲学〉一文对薛宝钗做如是分析：

　　《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善于交往，长于处世，她采取的是一种儒道互补的处世哲学。对待亲人，薛宝钗采取的是儒家的孝悌之礼，忠孝思想；对待其他人，薛宝钗体现的是儒家的“仁爱”思想，但这种“仁爱”絶非“兼爱”，其本质是“爱有差等，推己及人”，从道家角度看，薛宝钗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善于逥避矛盾，钝化矛盾；对己则做到修心养性，独善其身，薛宝钗用这种儒道互补的严正的生活态度来处身涉世，将自己塑造成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近似完美的封建淑女形象。（葛鑫，2001：59）

　　薛宝钗在人际关系上的体现，除了表现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种儒家有等差、有层次性的爱之外，评论者同时也能将“藏愚”、“守拙”这样的特质从道家思想作切入。而薛海燕〈宝钗之“时”与“无情”〉一文对“中庸”则有另一番体认：

　　从小说中可以看到，宝钗审时度势的原则和基本要义是“只恐人人面前失于应候”，显然是在奉行利他原则。而同时“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人，然后方大家有趣”，这样的处事原则颇得“中庸”的要义。（薛海燕，2003：165）

　　以“利他原则”作为“中庸”之道的要义，似乎让原本中国立身处世修养准则的最高指导原则，变得有些世俗化。张海英二○○三年所写〈《红楼梦》作者对我说－－穿越时空的对话〉一文，可说是对前述形象的一个总结：

　　薛宝钗的形象已越出了一般封建“淑女”的极限，显出了一种大伪若真，大巧若拙。从思想特征而言，这已经不是纯粹的儒家思想所能囿限的，其待人接物的诸多行为，更合乎道家那种“以退为进”的阴柔之道。正像白盾先生所指出的，在这外表温婉多才的封建“淑女”的身上，藴藏着中国封建士大夫身上所能够有的极深的思想修养和那个时代的人们心目中的最高的“美德”，是中国封建道德、封建文化的最高结晶，也是最理想的性格。她既有“处则为其儒”的涵养，又有着“出则为王佐”的才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薛宝钗形象反射出传统的“三教合一”的折光，是儒家理念和道家权术的最完美结合。（张海英，2003：68－69。）

　　薛宝钗的形象中，兼具儒家封建士大夫思想修养的最高典型、以及道家“上善若水”阴柔之道的修为，对于人情世故的熟练通达，使薛宝钗呈显出“三教合一”的光芒。杨罗生在二○○四年发表的〈漫说薛宝钗的“冷” 〉一文中，直接予以正面的评价：

　　“知命”就需“立命”、“正命”、“造命”，努力尽其人事，这就是宝钗一生坚持的原则。（杨罗生，2004：206）

　　凡事“尽其在我”、努力的去实践生命的意义，这就是所谓“薛宝钗精神”。

　　她不沉溺命运的悲剧，冷静地对待命运悲剧的精神，应该是可取的。（杨罗生，2004：206）

　　虽然小说中故事的结局不见得尽如人意，但薛宝钗始终秉持着“薛西佛斯的精神”，不断地以冷静持平的态度来面对所有的事情，这正是薛宝钗一直以来值得被大家所评论颂扬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结语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文学评论正是当代社会文化思潮的反应。五○年代迄今，读者对于薛宝钗形象的评论可说是与时推移的。从评论者的批评与论述中，正可以看出当代思潮的倾向，与思考面向的深度与广度。

　　文学评论者对薛宝钗的评论内容及批判模式，正如实的反映观照出当代的社会文化及政治思潮，就如同马克思所言，人是在现实活动中重新体现自己，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直接观察自身；亦如罗兰·巴特所说，读者对阅读对象所赋予的意义，才使得这个对象具备了意义。

　　红学研究能不断地推陈出新，正是因为不同时代的读者，因着所处时空环境的变迁而对红楼梦有新的体会与研究方向，才使得红学具备了永续被研究的价值，且能与时俱进。从对薛宝钗形象评论自五○年代迄今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的政治思潮与社会文化，正朝着希望各种思想能和谐和平共存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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