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敦煌写卷中有两篇《燕子赋》，学术界通常以（甲）（乙）区分之。《燕子赋》甲本是以四、六言为主的俗赋，《燕子赋》乙本则是以五言句式为主的诗歌。此二篇作品，皆以燕雀争巢为铺写主体，但在内容及陈述方式上，仍有许多相异之处。本文拟由形式、内容及表现手法上观察此二篇作品。

　　二、《燕子赋》写卷叙録及年代

　　敦煌写卷中的《燕子赋》有以下数种： 

　　（一）甲本

　　在写卷叙録方面：

　　1.伯2653号：开端稍有残缺，抄《燕子赋》甲乙各一篇、《韩朋赋》一篇。

　　2.伯2491号：写卷完整，并标有题目“燕子赋一卷”。

　　3.伯3666号：写卷末尾有残缺，亦赋题作“燕子赋一卷”。

　　4.伯3757号：只存开端十八行。

　　5.斯6267号：存五十行，但太破损，多断行。

　　6.斯214号：卷首残缺，存七十五行。

　　7.斯5540号：仅存尾一小段。

　　8.伯4019号：残存后半段五十一行，尾署“《燕子赋一卷》曹光晟书记”。

　　9.俄藏第1484号：有题记。

　　在写卷年代方面：

　　1.伯2653号：写卷钞写时间不可考。

　　2.伯2491号：卷背有“天福八年岁次癸卯十月一日”题记（公元943年）。

　　3.伯3666号：明确署年“咸通八年”（公元868年）。

　　4.伯3757号：卷背有“天福八年岁次癸卯七月一日”题记（公元943年），与伯2491号抄于同一年。

　　5.斯6267号：写卷钞写时间不可考。

　　6.斯214号：写卷有“癸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永安寺学士郎杜友遂书记之耳”及“甲申年三月二十三日永安寺学士郎杜友遂书记之耳”二条题记，应抄于公元923-924年。

　　7.斯5540号：写卷钞写时间不可考。

　　8.伯4019号：大概抄于914~925年之间。

　　9.俄藏第1484号：写卷有“龙兴寺学郎”题记，应抄于917~920年间。

　　（二）乙本

　　仅存伯2653号一卷，写卷钞写时间不可考。

　　由上述可知，写卷的钞写年代，就可考证者而言，约从公元868年至公元943年，乃经历了唐懿宗、唐僖宗、唐昭宗、唐昭宣帝、后梁太祖、后梁末帝、后唐庄宗、后唐明宗、后唐愍帝、后唐潞王、后晋高祖、后晋出帝等十二君主、四朝代的替换，可见此民间作品流传于晚唐五代时期。

　　而《燕子赋》编写完成的时间，在甲本中，出现唐人避太宗讳之文句，且从雀儿自述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征辽东一事，可知其编写年代，最早不超过此年。而在乙本中，篇首五言诗中提及“《开元歌》”，其中“开元”应为年号。因此，甲本应最早出现于初唐太宗贞观之治时，乙本应写于盛唐玄宗时期。

　　三、《燕子赋》的形式

　　（一）甲本

　　此作品句式，从四言到九言不等，但是以四、六言句式占多数，全篇韵角转换自由，乃为赋作的体制。惟篇末以一首七言诗和一首五言诗作结，在形式上较为特殊。

　　（二）乙本

　　从开场诗“此歌身自合，天下更无过。雀儿和燕子，合作《开元歌》。”及通篇句式观之，除了六言五句、七言一句外，全篇以五言句式为主，押韵灵活，应为五言歌行体诗作。

　　四、《燕子赋》的内容

　　敦煌写卷的两篇《燕子赋》，主要都以燕雀争巢、凤凰判案为陈述要点，以下分述其异同：

　　（一）甲本

　　主要叙述燕夫妇辛勤地筑巢造屋，但是雀儿趁着双燕外出时，霸占了燕巢。

　　燕子回来时看到只能情绪激动得“踏地叫唤”，而雀儿却反客为主的左推右打、“剜耳掴腮”。燕子夫妇没奈何，只好“往凤凰边下，下牒分析”。凤凰认为燕子的讼状辞理恳切，“雀儿豪横，不可称说。”，但为求公平，仍须双方“对面分雪，但知臧否，然可断决。”，因此派鸨鹩前去捉拿雀儿。差官鸨鹩十分尽忠职守，以最快的速度将雀儿拘提到案。凤凰对雀儿的辩解认为是“者贼无赖，眼脑妒害，何由可耐。”，因而大加斥责。待唤燕子来对质时，雀儿仍自隐欺负，并欲借立下毒誓以自清。但凤凰一眼即看穿雀儿说谎，判定“雀儿之罪，不得称算”，因此“责情且决五下，枷项进身推断”。雀儿被禁数日后，欲行贿狱卒不成，遂又搬出“有上柱国勋”，因此使凤凰转判其无罪释放。雀儿放出后，与燕子共饮和解，鸿鹤看不过意，遂加以讥讽，岂知燕雀却同声回词而对，乃以二诗作结。

　　值得注意的是：雀儿在被囚禁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古者三公厄于狱卒，吾乃今朝自见。惟须口中念佛，心中发愿，若得官事解散，验写《多心经》一卷。”这段话说明，当时民间相信念佛、转经可以避祸得福，积功增德。如《太平广记》的《报应类》，几乎全属此类。关于写《多心经》，也有故事，《太平广记》卷112《孟知俭》就是一例。另外，唐郑处诲《明皇杂録》中说到杨贵妃养一鹦鹉，会念《多心经》，与这只雀儿发愿写《多心经》可相辉映。 

　　（二）乙本

　　雀占燕巢，但燕子以其伶牙俐齿与雀儿对骂，二者争执不下，乃请凤凰作裁决。凤凰乃判雀儿“急还燕子巢”，最后燕雀一番对话后才作结。

　　其中亦有与佛教相关的述写，如：燕子说：“真成无比较，曾聘海龙宫，海龙王第三女，发长七尺强。”这是龙王龙女故事，与印度佛教故事有关。雀儿说道：“一种居天地，受果不相当……恒思十善业，觉悟欲无常。饥恒餐五谷，不煞一众生。”这里，“受果”（受果报的意思）、“十善业”、“无常”、“不煞一众生”（煞同杀），都是佛教用语。而当凤凰作出裁判，令雀儿归还燕巢，雀儿唱道：“凤凰住佛法，不拟煞伤人；忽然责情打，几许愧金身。”凤凰以佛家的慈悲心化解矛盾，并没有责打雀儿。在乙本中，雀未受刑、燕未被殴，乃与甲本不同之处。

　　《燕子赋》是一篇寓言，以鸟类争巢寓人类社会的财产争端。这种鸟儿间进行长篇对话的寓言，在佛经文学中比比皆是。因此，《燕子赋》这种寓言的出现是，应亦受到了佛经寓言的影响。

　　综上所述，《燕子赋》甲、乙本皆叙述雀儿强占了燕子的巢，二者找凤凰裁判之事。二篇内容皆依循着以下的脉络而行：

　　雀占燕巢──燕雀争执──凤凰裁决──燕雀和解

　　且二篇作品皆在文中提及与佛教相关的叙述，可见当时佛教之深入民间与影响之广远。

　　而此二篇之相异处，则在于燕、雀、凤凰在争执及裁决的态度上有所不同：譬如在情节上，甲本有燕雀打斗的形象化场面，乙本则只是纯粹斗嘴而不动手；又如甲本凤凰裁决的态度前后不一，乙本则凤凰一语定案。

　　五、《燕子赋》的表现手法

　　（一）形象生动鲜明：

　　1.燕子

　　（甲本）

　　开头以燕子夫妇出现，乃一老实可欺之形象，需全凭他人主持正义，一旦失去依凭，也只能乡愿的与人和解，个性太过懦愚。

　　（乙本）

　　以单一身份出现，乃精明干练、反应敏捷、灵活聪颖、且相当伶牙俐嘴的形象，不但能替自己争取权益，且还能引经据典的卖弄学问，与甲本燕子的形象，实有天壤之别。

　　2.雀儿

　　（甲本）

　　雀儿是欺善怕恶、见缝插针的典型。一开始对老实的燕子拉头发、撕衣服、外加拳打脚踢，十足的凶神恶煞状；后来见了差官鸨鹩就卑躬屈膝的跪拜，还千祈万求的，甚至直言行贿。在凤凰面前，巧言狡辩，甚至不惜立下毒誓以自清。在狱中仍想贿赂狱子。最后以“有上柱国勋”为自己脱罪，着实显示出其巧诈的形象。

　　（乙本）

　　雀儿在本篇，虽然从头至尾与燕子针锋相对，但显得有些区居下风。

　　3.凤凰

　　（甲本）

　　凤凰在一开始俨然正义的化身，虽然得知雀儿有后台，仍差鸨鹩前往捉拿，其无视于雀儿的倚权仗势，而愿意为小老百姓主持公道的父母官形象，让人不禁对他的公正廉明油然欣喜。但是后来却因雀儿有“上柱国勋”，遂将雀儿无罪释放，其畏惧权势、急转直下的态度，实令人扼腕。

　　（乙本）

　　凤凰在本篇具有高高在上的地位，以及一语定案、不容置喙的权威性，由“朕是百鸟主，法令不阿磨。理列合如此，不可有偏颇。”之语，即可窥见一斑。

　　兹将上述角色与表现手法之比较，以简表方式，罗列如下：

　　表格略

　　（二）套用俗话谚语

　　（甲本）

　　如：“耕田人打兔，跖履人吃臛。”为流行已久的古语；“人急烧香，狗急蓦墙。”为常见之俗谚；“死雀就上更弹”、“宁值十狼九虎，莫逢痴儿一怒”、“官不容针，私可容车”、“开眼尿床”等，皆为当时的俗语。

　　（乙本）

　　如：“恩泽莫大言，高声定无理，不假觜头喧。”即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久住人憎贱，希来见喜欢”为古代俗语。

　　甲、乙本《燕子赋》于文中套用俗话谚语，除了为文章增色外，也适时保存了此语。

　　（三）记载民间习俗

　　（甲本）

　　如：雀儿在被鸨鹩捉拿的前一晚“梦恶”，一早起来又“眼润”，就一般的民间习俗而言，不论是“做恶梦”或是“眼皮跳”，向来都认为是恶兆或将发生某种事情的预兆。

　　又如：雀妻对雀儿所做的“口里便灌小便”、“疮上还贴故纸”，即是民间治疗跌打损伤、和具有止血疗效的偏方。

　　（乙本）

　　如：“渴即饮丹砂”乃民间相传饮用后可以长寿。

　　（四）适时运用典故

　　（甲本）

　　如：篇末鸿鹤好心却被讥刺所作之诗“鸿鹤宿心有远志，燕雀由来故不知”，乃运用《史记》中“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典故。

　　（乙本）

　　如：“请读《论语》验，问取公冶长。”、“往者尧王圣，摄位二十年”、“郑乔事四海，对面即为婚”、“元伯在家患，巨卿千里期”、“燕王怨秦国，泣马变为麟”、“并粮坐守死，万代得称传”、“伯桃忆朝廷，哽咽泪交连”、“断马有王义，独自不能分”、“伍子胥发楚，二邑亦无言”等。

　　乙本连续运用了较多的典故，显得文诌诌的，但少了点民间文学自然流畅的气息，较有可能是饱读诗书的文人所作。

　　六、结语

　　在唐代有许多作品，都是针对相同事件，而以不同的创作形式来呈现，譬如：白居易作《长恨歌》诗，叙述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絶期”的浪漫爱情，其后陈鸿乃作《长恨歌传》与之相辅而行。白乐天之作乃把当时关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民间传说和史实，通过自己丰富的情感和想象，加以充实和渲染，成为一首咏史、叙事、兼富有浪漫主意色彩的长诗；而陈鸿是史家和礼官，“明劝戒”的史学传统和“以古为镜”的时代思潮遂在《长恨歌传》中不言而喻。陈鸿对宪宗不立皇后的反常、违礼行为，深为担忧，故欲借玄宗嬖幸杨贵妃酿祸的历史，开悟宪宗。又如：元稹《莺莺传》篇中有《会真诗》叙述同一件事；冯亚之作《冯燕传》而后有司空图写出《冯燕歌》，这种《传》、《歌》同写的现象，可说是当时传奇创作的一个风气。

　　《燕子赋》甲本与乙本的创作模式，“就其体制而言，两篇合并在一起，内容互相发挥，与某些唐传奇极其相似。”，虽然在形式、内容的阐发、以及表现手法上有所殊异，但整体而言，其中心主旨皆以燕雀争巢为主轴，应可视为类似于上述“《传》、《歌》同写的现象”之另一种呈现模式。

　　参考书目

　　书籍

　　伏俊琏，《敦煌赋校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

　　伏俊琏编着，《俗情雅韵──敦煌赋选析》，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

　　张锡厚，《敦煌赋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5月。

　　张鸿勋，《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2月。

　　单篇论文

　　伏俊琏，两篇风格迥异的《燕子赋》，社科纵横，总第20卷第2期，2005年4月，页150-151。

　　江蓝生，《燕子赋》（乙）校释拾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1995年，页47-53。

　　高国藩，敦煌本《燕子赋》析论，固原师专学报，1990年第4期，页33-37。

　　张鸿勋，《敦煌《燕子赋》（甲本）研究》，《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页177-198。

　　黄征，《燕子赋》研究，《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总第77期，页38-44。

　　楚永桥，《燕子赋》与唐代司法制度，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页41-48。

　　薛克翘，变文六议，中华佛学学报，第12期，1999年7月，页69-78。

　　简涛，敦煌本《燕子赋》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山东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页4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