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价值：跨时空的文化记忆

　　民俗文化的传播与承续，往往会随着该民俗与社会发展和生活需求的关系来做加减法。民俗文化中的信息量决定了受众对该民俗的依赖程度。信息是生活的参考，传播内容是否具有信息价值性取决于它是否能让现实生活因之而获利。

　　传统戏曲根植于农耕社会，不仅具备农闲娱乐功能，也承载着与社会平稳运行相关的规范信息，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同时，农耕社会的知识传播主要依靠口头，口头传播的重要形式之一是集知识性与观赏性于一体的戏曲表演。口头表达的内容最终会被印刷媒介记録下来，实现跨越时空的传播。但时日久远，文字总有失落，而注重形式且活色生香的戏曲演出保留了大量民俗礼仪，跨时空的文化记忆依旧能在其中寻找到蛛丝马迹，为传统文化作注释，以助后世民众理解。

　　传统戏曲成为考察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来源的便利化，传统戏曲之于现代生活的参照意义逐渐淡化，有效信息也随之减少。减除了知识性价值之后，传统戏曲的娱乐性功能在多元的现代娱乐市场中并不出色，逐渐呈现黯淡退场的趋势。

　　防止传统文化资源枯竭的有效途径就是增强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联，有效的传播是维系并强化此关联的重要手段。反思与突破传统文化在当下文化语境下的传播瓶颈，是推动传统文化走出低迷状态的必要措施。

　　布袋戏是我国传统地方戏剧，是多地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闽台盛行一时的传统布袋戏，偶头多为木雕，颈部中空，偶身则以布料缝制并外披精美的戏曲服饰，大小约为30公分，表演时手套入戏偶服饰中，食指置于颈部中空位置控制头部，拇指控制左手，余下三指控制右手。因其表演动作精巧，情态生动，而被赞为“手指花”，备受海峡两岸民众的喜爱。

　　作为一款传统小戏，当前的布袋戏因受众市场萎缩不得不面对传播困境，难挡式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闽南地区的布袋戏曾多次进行影视化尝试，但目前影响力较为有限。与闽南布袋戏同根同源的中国台湾布袋戏积极吸收新技术元素，实现创新性转型与传播新路径拓展，为传统戏曲的现代发展探出一条新思路。走入当代视听世界并实现产业化的中国台湾布袋戏发展并非一路顺畅，而是在曲折中前行，与当下生活主动关联，活化了自己的生存状态，延长了生命线。传统戏曲积极寻找出路，探索生存方式是值得肯定的，这种来自自身内部的生存意愿将更好地推动传统戏曲的健康发展。

　　台湾现代布袋戏不仅保留了传统布袋戏表演的分支，也发展出结合现代声光电等影视制作手法的新形态布袋戏。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尝试以影视剧集的形态在电视平台上播出。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霹雳布袋戏为代表的创新布袋戏开始形成主题化的系列布袋戏剧集，不仅在电视上播出，也藉助録影带以租售方式影响了一批受众。随后，中国台湾创新的布袋戏不仅在节目制作上走向技术化与模式化，在戏偶改良方面也愈发精进，逐渐脱离了传统表演制式。进入21世纪后，台湾创新布袋戏尝试进军大银幕，在影视化方面探索更进一层。而此时产业链也日臻成熟，与剧集相关的周边衍生产品一应俱全，以粉丝经济助推布袋戏创新，形成有台湾特色的布袋戏文化产业。

　　不难发现，台湾布袋戏的现代转型正是以“影视化”为其核心举措。本研究以“台湾布袋戏影视传播”为研究对象，通过细致剖析每一阶段左右其发展的影响因素，总结其得失，希冀为我国传统艺术在多媒体融合的时代寻找具有可借鉴的发展与传播之路径。

　　二、理论：解析的架构

　　本研究藉助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结合PEST分析模型，力求对台湾布袋戏影视化进程中的内部运行机制及其与外部环境因素互动模式进行拆解，更加充分地瞭解台湾布袋戏影视传播的优势与障碍。

　　（一）理论框架

　　1.传播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中侧重历史和理论的一种研究思路，是宏观的观照。莫斯可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四大特点，即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社会良好秩序）和社会干预（实践）。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研究媒介的经济、政治及其他物质结构的情况，也致力于将媒介去中心化（decenter the media），去中心化意味着“将传播系统视为社会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基本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观点下，媒介被放置于由资本积累、雇佣劳动等形成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框架中来讨论。这样媒介就被视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随着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ICT）的发展，新的主题不断出现，传播生产、话语与接受体验的变化，阶级权力与性别、种族的复杂关系，传播工业内部和跨行业的结构变迁，劳动和劳动过程的私有化、斗争和联合，国家和公共传播的关系更加复杂，这都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的机遇。”因此，在这一视野中讨论文化，对文化样本的解析也有了更为立体化观照的可能。

　　陈卫星教授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视角从原先较为单一的‘文化工业’分析，深入到文化产业经济学的内部结构，不再把文化传播产业本身看成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整体，而是将其视为具有内在结构和职业关系的产业体系”。这也意味着理论的观察从批判角度转向考察技术创新、社会分化和趣味差异等形成信息传播的离散趋势。从文化工业的判定向文化产业的转变，产业的多结构和多样化发展交织着多层次的话题：个人生活与社会议程、公共服务与消费主义、全球化与本土化、技术统治与技术解放等。这一个个相互参照的力量，不但呈现出既协调又交叉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演化为经济全球化和信息资本化的重要内容。伴随这个概念转型的过程，不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得到充实，也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提供新的视角，产生新的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

　　台湾布袋戏文化在中国台湾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已经内化为社会有机结构的一部分，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与社会发展的其他因素产生互动？台湾布袋戏的现代化转型如何实现？为什么影视化的尝试初期不能成功，此后却获得成功？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文化产业”的系统研究视角同样适用于分析台湾布袋戏生产的实践。

　　2.框架理论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框架研究（Framing research）被视为“研究媒介与民意关系的新典范”。计算机专家Marvin Minsky将心理学的图式理论应用于人工智能的研究，认为人的知识是以数据结构（data structure）的形式储存在记忆中的，并用“框架”取代“图式”。Minsky给框架下的定义是：“表示常规情景的数据结构”。这个数据结构的完成决定了对事物、对现象的意义解读。框架（frame）作为一个认知概念，可以指具有定性区别作用的任何事物，也就是说，框架具有划定标记空间和无标记空间边界的符号功能。框架内的事物可以是一种对象，也可以是一个过程。框架搭建起一个符号场（semiotic field），用一种较为抽象的事物来指示另一种具体的事物，指示的过程携带着意义本身，正确理解其中的意义取决于对这个特定符号场的合理解释。

　　近年来，框架理论尝试从认知语言学视角来探究语言的本质，对不同文化语境下交流者的语言使用中产生的种种差异做出合理的解释，这在跨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文化语境经常随着文化、历史时期的变化而变化。各种语境是以人类普遍的认知、推理能力为基础，同个人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紧密相连的，会因人、因地、因时而变化。语境的不断变化会使不同的文化获得不同的意义。共同的知识背景、约定的传统习惯和语言运用原则会让交流更加顺畅，交流双方也更容易达成共识。因此，深入分析和挖掘文化语境对叙事框架的影响，以及对文化传播的推动，有助于更好地解读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

　　新闻框架是社会文化研究中常常审视的对象。过去对新闻框架的讨论，大部分集中于审视新闻媒介如何介入受众主观选择客观现实的过程。现在一般认为新闻并非自然产物，而是一种客观现实的建构过程，且是媒介组织与社会文化妥协的产品，具有转换或传达社会事件的公共功能。因而新闻报导是“框限”部分事实、“选择”部分事实及主观地“重组”这些社会事实的过程。而在新闻媒介建构社会事件的过程中，新闻媒介和受众都启动了主观的诠释基模，透过选择机制以强调（或省略）事件中的某一部分。这种建构意义或转换符号意旨的主观策略，是新闻框架形成的主要依据。

　　当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与框架理论有机融合，用于审视当下文化传播机制时，台湾布袋戏在发展过程中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成为理解台湾布袋戏文化的一个补充视角。台湾布袋戏从等待“被报导”到积极“造事”与“造势”，并与《中国时报》等新闻媒体保持良好互动的态势。通过框架理论分析新闻媒体对台湾布袋戏影视化的报导，不仅可以看出媒体对布袋戏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中国台湾民众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如今，台湾布袋戏影视化的剧本创作与传统舞台表演有了更大的差异，运用框架理论对节目内容进行分析也可以看出布袋戏创作对民众心理的把握与适应。这对研究台湾布袋戏影视化如何获得民众认可是一条便捷的路径。

　　3. PEST外部影响因素分析模型

　　宏观环境又称一般环境，它是影响一切行业和组织机构发展的外部性因素，包括可能影响组织的广泛的政治/法律环境（Political）、经济环境（Economic）、社会文化环境（Social）、人口环境（Humanic）、技术环境（Technological）和全球环境（Global）。对组织的宏观环境分析方法通常运用PEST分析方法，它与一般环境的关系用函数关系表示即LI=（f P，E，S，T……）。

　　近年来PEST分析法也常被用于文化产业发展环境分析。台湾布袋戏的影视化发展是对台湾社会宏观环境变化做出的反应，运用PEST分析框架对台湾布袋戏产业来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客观瞭解目前台湾布袋戏的实际现状，也能通过对台湾布袋戏所面临的宏观环境的分析，确定其发展的问题与需求，通过进行整体规划，从而为台湾布袋戏影视化的未来发展探求相应的发展策略。其PEST模型具体呈现如下：

　　政治法律环境主要指影响台湾布袋戏产业发展的政治、法律因素。影响台湾布袋戏产业的政治、法律变量主要包括社会制度、政治经济体制、当局的方针政策、台湾地区法律法规及社会的参与等。它是布袋戏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因素。

　　经济环境主要指影响布袋戏产业发展的经济因素。影响布袋戏产业发展的重要经济变量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内容。宏观经济环境主要指台湾地区的人口数量及其增长趋势，民众收入、生产总值及其变化情况，以及通过这些指标能够反映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微观经济环境主要指与布袋戏产业发展相关的消费者收入水平、消费偏好、就业程度等因素。经济环境是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社会文化环境主要指影响布袋戏产业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布袋戏产业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包括居民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审美观点、价值观念等。它是影响布袋戏产业推广的核心因素。

　　技术环境主要指影响布袋戏产业发展的技术因素。技术环境是降低布袋戏产业发展成本，提高布袋戏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辅助性因素。影响布袋戏产业发展的技术变量主要包括科技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原材料的供应能力以及科技利用效率等。

　　在PEST分析模型与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有机融合的视角审视下，台湾布袋戏发展脉络已经能够被清晰地描绘出来，其发展特性也能够得到客观地把握，生存与发展所面对的机遇与挑战也可以清楚地展示出来。

　　三、观照：文化理论的逻辑

　　台湾布袋戏的影视化发展丰富了闽台的民间文化，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中，把台湾布袋戏影视发展放置在不同理论范畴中进行考察，能够更充分、更细致发掘地方文化影视化传播的积极意义，给地方文化的现代传播带来不同面向的启示。

　　（一）全球化的社会背景审视

　　毋庸置疑，全球化不仅已经成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要议题，深刻影响着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策略的制定。文化安全是每个国家发挥自身文化优势、发展自身文化特色的保障，地方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在保持各国文化特殊性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对地方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定位与未来发展的思考有重要的价值。作为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布袋戏的现代传播也无法置身全球化之外。

　　在《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一书中，大卫·赫尔德领导的伦敦研究小组将“全球化”描述为“一个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网络和社会关系系统在空间上不断扩展人的行为方式、积极性，以及社会力量的作用表现出洲际（或区域之间）的特点”。从这个角度说，全球化带来的将是文化特殊性的消弭，强调的是文化融合，甚至是在“现代文明”的幌子下让强势文化侵吞弱势文化。如何让与现代生活节奏、现代审美方式逐渐脱节的传统文化实现“回归”，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伦德林对全球化的阐释更详细：“全球化是日益增加的资本、商品和人员的跨国流动，藉助新的通信技术从而变得更加密切的网络化；通过分散不同产地的商品生产和服务所形成的更为复杂的国际劳动分工；思想、概念、图像和消费方式及消费品的快速流通；不断增强的全球风险与危机意识；跨国机构和全球网络化；政治运动数量的上升及其意义的增强；因此，它涉及到这些过程在纵向和横向，即在国家、次国家和跨国家层级上的相互渗透”。事实上，这些横向与纵向的网状联系也在某种程度上明确了地方性传统文化的特殊性，而对这种特殊性文化的消费特征的强化，恰恰是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全球化不仅给传统文化带来了“威胁”与“挑战”，同时也带来了“刺激”与“机遇”。

　　马里奥对全球化也持有相当积极的态度，他认为，对本土文化最好的保护就是融入全球化语境，文化的存在和繁荣，“不必受官僚或政治委员的保护，或者被置于铁栅栏后面，或者通过海关隔离开来”，这些过度的保护反而会伤害文化，“只会使文化凋零，甚至变得浅薄”。因为，不同文化之间的自由竞争“使得它们得以革新和更新，使它们不断演进并与延绵不息的生命长河相适应”。这样的描述也赋予了全球化更大的合理性。因此，“跨文化”传播无疑成为地方性传统文化应对全球化与现代化的重要策略之一。藉助全球化，地方性传统文化完全可以将其文化传播价值和资本价值最大化，实现在空间上传播得更远，在时间上流传得更长。全球化一方面让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局迫，另一方面也给了地方性传统文化应对压力并做出积极反应的新动力。

　　在台湾电视布袋戏出现之前，当留洋的学者将电视作为新传播方式引进中国台湾时，文化趋同的种子便已生根发芽。台湾电视布袋戏从一开始的非自觉形态，到主动采纳适合跨地域传播的影视化表达，再到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商业化因子的需求把全球化带来的压力转为塑造自身文化特性的动力。“全球化”已然是台湾布袋戏影视化由外而内的重要动因之一。这种出自于商业生存的压力也使其在寻找、吸收多元语彚的时候更加大胆，叙事空间的拓展更加灵活多变。

　　（二）地方文化发展逻辑的切合

　　“地方文化”是相对于“主体文化”而言的。一般来说，所谓主体文化，就是一个时代的社会主流文化（或核心文化），具有多个层面的共识意义；而地方文化，即是在体现主体文化的共识之外，显示了其文化区域性的特点。也就是说，地方文化是主体文化与地方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沿革相结合而形成的区域性或类别性文化。相对于具有某种殖民色彩的“全球一体化”的主体文化而言，各国的文化就是“地方文化”，这种地方文化的描述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相对于各国主体文化，带有乡土特征的地域特有文化自然成了地方文化。

　　1.地方文化保护

　　不少学者将地方文化视为与“全球化”的文化殖民相抗衡的力量，地方文化是作为保证自有文化特征的重要条件，对文化殖民保持极高警惕。他们认为全球化的推进“将对地区文化龢民族文化，对传统、风俗、神话，以及更多决定各国或各地区文化认同的东西构成致命一击”。地方文化是否能够扺御冲击，保持独特性关乎存亡。

　　钱理群教授在《地方文化研究的三个关系》一文中提出，对地方文化的研究首要应解决的问题是厘清地方文化研究与全球化即国家、民族文化重建之间的关系，因为“地方文化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其内在的冲动正是全球化、民族性、地方性的紧张与冲突。

　　另一位北大学者萧放认为，在地方文化传统重建过程中应重视整体文化与地方文化相互依存的关系，要符合地方文化生态法则与地方历史的内在逻辑，要遵循文化宽容原则，避免过分文化自恋与文化自足。

　　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管理政策对地方文化发展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根生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地方文化（乡土文化）在面对现代生活的工具理性时所显露的弱势是不言而喻的。布袋戏等传统地方文化所需的深度技艺研习方式与流水线生产逻辑已然格格不入。经济结构带来的价值观念转型是传统地方文化面对的棘手问题，“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地方文化面对外来理念冲击的时候何去何从？

　　传统文化繁琐的礼俗表达的是对未知世界的敬畏，现代科技的扫盲也让民众失去了敬畏之心。敬畏感缺失必然带来仪式简化，甚至消失，也让许多地方传统文化失去了生存的心理基础。取而代之的是快捷而功利的生存方式。在以各种“价值”为衡量标准的现代文明进程中，地方传统文化生存对高情感投入的依赖，但却又是低经济产出的现状，让它逐渐远离高速运转的现代生活轨道，不得不在各种扶持下艰难为继。如何重建地方文化的心理机制，重塑当地民众对传统文化的敬重，正是地方文化保护的核心问题。

　　台湾布袋戏文化从大陆闽南地区传入后历经多次政治、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不断吸纳新文化元素，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中国台湾特色的一种艺术表演方式。在传承中突破，演化出一套与当代审美相适的表达语彚，贴近现代文化接受心理机制，可以说台湾布袋戏的发展为地方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标树了一个典型案例。

　　2.地方文化与民族认同、民族自尊等问题的相关性

　　事实上，推进全球化的落脚点是地方性认同的策略。文化认同实践同样包含着消费和生产的实践，人们的自我观念和传统文化在实践中被有选择性地构建起来。约翰·汤姆林森认为，日常文化实践中最本质的东西，恰恰是由地方性而非全球性来定义的，而只有那些能够踏入到此类地方性文化之中的人们，才能够检验文化亲近感的真实程度。在拥抱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认同”与“民族主义”紧密相关，它是意识形态龢民族主义的基石。

　　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出生地、同样的生活地域，以及与此相关的相同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元素或强或弱地建构着文化认同感，进而影响到身份归属的安全感。乔纳森·弗里德曼曾经从人类学的实践观点出发，指出全球视角产生于民族志行动的自我意识中。民族认同意识即便没有“自觉”，也潜藏于“集体无意识”中，这种的产生与地理环境和社会压力有重要关系。地方文化随着人群的迁徙而落地，对根源文化的认同也会随之迁播，这也是中国台湾民众常以文化为线索，到大陆寻根谒祖的原因。同样的文化样态保藏的是来自远古的心理认同，闽台同根同源的布袋戏同样具有相似的文化功能。当然，此类认同感的强弱也自然会受到现实地理、经济、人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费孝通先生在写作《江村经济》时，将地方知识放置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思考。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行在各个领域的全球化冲动中，费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他认为，在全球性的文化转型潮流中，我们要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充分思考“在全球文化发展和交触的时代，在一个大变化的时代里如何生存和发展，怎样才能在多元文化幷存的时代里真正做到和而不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地方传统文化的存留与发展，在做好“自我”的确认时，也需要做出更多的变通。布袋戏在农业社会的滋养下生长，尽管已经有了完整的表演程式，但在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也不免要适时调整，适应不同时期的审美需要。

　　诺曼·龙提出，全球化中“新的乡土性的出现”，认为全球性的社会变迁给不同的行动者群体带来新的复杂关系，农业人口和农业生产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种新的关系，从而给“乡土性”带来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如全球和当地行动者的多样性，农村空间和农业空间的不对等，自然的价值对农村环境的重要性，商品网络和价值谈判及移民和移居问题等方面。

　　采用了影视化语彚的台湾布袋戏及由影视布袋戏衍生而成的布袋戏文化，它们所体现的“乡土性”到“都市性”的转型并非简单粗暴的“去乡土化”，而是杂糅了现代化元素的“新乡土性”。自我意识带来的与“文化他者”的区隔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到文化的生产力与创造力，文化认同对地方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是地方文化安全的一道有力保障。这种新乡土性的确证，也是中国台湾民众认同群体特质的心理积淀，是他们接受新布袋戏文化的基础。

　　（三）传统文化到流行文化的转型

　　1.新技术的推动

　　技术的进步发展对传播的直接影响便是为其注入新的理念，进而影响信息的生产、传播与接收。把艺术生产视为如物质生产一样，并视艺术生产力的推进是引领艺术生产方式变革的根本动力，是传统艺术文化顺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研究思路。

　　马克思把艺术纳入社会生产的范畴中提出了“艺术生产”的概念，认为艺术“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本雅明进一步阐释了这个思想，提出“艺术像其他形式的生产一样，依赖某些生产技术——如绘画、出版、演出等方面的技术。这些技术是艺术生产力的一部分，是艺术生产发展的阶段，它们涉及一整套艺术生产者及其群众之间的社会关系”。

　　尽管促成艺术生产方式转变的因素很多，但新传播技术是直接推动力。从人类文明史来看，新传播技术的出现促进了人类文化艺术生产方式的三次重大转变。第一次是文字与轻便书写材料的出现，人类艺术生产“从原始的‘群体化’方式发展到古代的‘专业化’方式”；第二次是印刷术的发明，艺术生产“从古代的‘专业化’方式发展到近代的‘职业化’方式”；第三次是当代电子传播技术的出现，艺术生产“从近代的‘职业化’方式发展到当代的‘产业化’方式”。

　　这些技术的出现让艺术突破时空局限成为可能，可复制的印刷术让艺术生产直接奔向商业化的怀抱，具有现代意义的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交织而成的大众传播网络则为艺术的现代化与产业化提供了无限可能。

　　现代传播技术极大提升了艺术的生产力和影响力，并极大提升了其表现力。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论断在艺术传播中显得意义重大，传播技术的确带来了艺术形态的转变，它为传统艺术的表达增加了新语彚。在中国台湾，电视布袋戏的生产制作将电视传播特征纳入其表达系统，蒙太奇语彚、光影色调等都成了表达的重要语言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与新传播技术相伴的工具理性也激发了传统艺术在传播自我方面的觉醒。台湾布袋戏影视化与产业化的进程中，不仅积极寻找与新传播技术结合的路径，也积极利用传播渠道，与新闻媒体互动，主动策划事件，从被动报导发展成积极成为新闻事件的“主事人”，进而扩大影响。传统艺术已然深谙现代传播的特性与宣传机制。事实上，这种结合也意味着“消费社会”的元素被吸纳进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自我发展需要不断拓展自己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接受流行元素与流行需求，特别是对某些社会现象、社会热点的“消费”让传统艺术的表达更生动，更有接近性。

　　“媒介依赖”是传播技术培养起来的文化消费习惯，从祖辈的报纸不离手，到父辈的电视常相伴，再到我辈的网络不离身，并可预见未来新技术将带来更强的信息消费黏性。传统艺术若要在现代社会“不离场”，就要将新传播技术所塑造的信息消费模式适当运用到传统艺术消费中。

　　台湾布袋戏与新传播手段结合，并积极促成自身表演形态的转变，不停留在以“迎合受众”为目的、被动提供娱乐产品的阶段，转而积极吸纳当代社会文化带来的活跃资讯，通过塑造群体符号认同，悄然培育受众对影视作品与周边产品的心理“依赖”。这种基于影像传播的营销策略让台湾布袋戏获得了直接的经济收益，也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2.大众文化与“粉丝”的互动

　　传播技术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往往是激发出某一种新生的文化现象，如作为信息媒介的手机无处不在，融入生活的各个环节。吃饭前要以“分享”的名义给食物拍照“po”（即“上传”）到网上，情绪、心境、吐槽等都会通过手机终端呈现出来，睡觉前还要以“刷微博”“刷朋友圈”结束一天的“劳作”，尽管对此类行为批评不断，但不能否认的是，各种手机运用（App）“控”的出现也是民众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一种表现。而当这种“控”发生在文化传播领域时，它的描述就可以由“迷”来取代。“迷”也称“粉丝”，来自“fans”一词的中文音译。

　　进入21世纪，《超级女声》等选秀节目带来的不仅仅是眼球经济和草根立志成才的效应，瞬间引爆“粉丝经济”。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看来，因为文化活动的参与者数量增长在引导参与活动的转变，信息传播技术本身成为现代性判断的一个重要变量，由此萌芽的有关信息传播技术的生产性质和社会功能的探讨也是当下文化传播研究的新视角。

　　对“粉丝文化”的阐释也是对当下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个切面。“粉丝文化”是流行文化的重要元素，同时迷群也是构建文化消费市场的核心力量，他们是消费能力的中坚力量。弗里德曼在《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提出，“在世界系统范围内的消费总是对认同的消费”。因此，传统文化若是不能找到与现代社会文化接受相切的表达方式，就很难获得现代民众的认同。只有实现与民众的文化接受方式、接受理念相合，才能得到认可，若能最终产生共鸣，将受众成功转为“粉丝”，实现文化接受的“高忠诚度”，培育出一个健全且有一定规模的受众市场，在其产业链条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实现获利。

　　传统文化也是曾经的“大众文化”，把它定位为“传统”并非以“雅”文化对其加以局限，更多的是出于与当下“大众文化”加以区分的目的。新技术的出现不仅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也用现代生活方式分流了传统文化的受众，让传统文化逐渐“小众化”，并逐渐与现代生活产生隔膜。因此，传统文化要“复兴”，要“回归”社会，要重现生机，追其根源就应再度实现“大众化”“通俗化”。没有接触就没有瞭解，受众市场重建若没有“粉丝”的支撑几乎就是神话。

　　需要注意的是现代“粉丝”与传统戏剧的“票友”并非同样的概念，粉丝是出现于消费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非理性群体，他们的自我认同的建构是通过对表达符号与象征的认同完成的。新传播工具不仅改变了迷群聚集于交流的形式，也深度改变了他们身份认同的机制。

　　粉丝身份认同机制的完成使得文化经济逻辑出发点具有了合理性。同时，大众文化与“人”之间的互动，也提供了传统文化转型后对文化认知的确认方式。台湾布袋戏影视化过程中注重与受众互动，台湾布袋戏粉丝群体建构机制也将台湾布袋戏如何从传统文化的范畴中进入大众文化领域的机制呈现出来。

　　（四）文化的产业化

　　产业化发展对传统文化而言是一个难题，产业化的逻辑与传统文化内在的农业化经济逻辑是矛盾的，如何化解这些矛盾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同时也是获得新生长力的源泉所在。

　　“文化产业”源于德国的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1947年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中的“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但这个在当时充满批判意味的词并没有像批判主义者所预期的那样，将文化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是逐渐确立了其“朝阳产业”的形象，并以其复数形态（cultural industries）在世界经济中站稳脚跟。不少国家和地区将“文化产业”视为改变既有城市和地方的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经济政策在城市和地方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显着。

　　1986年布尔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文化资本的理论。他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文化资本”是三种不可忽视的资本类型之一，另外两种资本是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理论主要适用于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探讨文化资本与个人发展的关系，如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等对个人事业的影响；二是研究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试图在用来交换的文化类产品中发掘文化对产品价值的影响，并以文化产品及文化产业为基础，研究文化体制、文化制度对一个企业、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文化资本投资与积累的过程是一系列价值观、信念看法和思维方式等不断扩展的过程，文化产业则将人们所习得的一系列价值观、信念、看法和思维方式以规模化、产业化的模式发展，使人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大规模地、快速地实现价值的增值，进而影响经济的增长。

　　我国传统艺术的消费传统久远，“勾栏”“瓦舍”曾经是“文化市场”的重要形式。舞台艺术的消费方式受到的空间局限较大，不适合大规模推广，传统艺术的“大众化”需要依托现代传播工具，实现艺术生产、售卖、消费的现代化，以多元化、立体化拓展传统艺术的生存空间。

　　有学者将文化产业视为“涵盖高级艺术文化消费与大众消费的一种折中式消费产业”，这样的表述为传统文化在消费社会寻找再发展找到实践的落脚点。“高级艺术文化消费”指涉的是高门槛的艺术品鉴活动，而文化的大众消费则让传统艺术“接地气”，获得更强的生命力。

　　台湾布袋戏曾构建了台湾民间交流的场域，并在传承中鋭意突破，积极寻找与现代传播技术的切合点，以影视化为核心的产业模式让有可能成为“博物馆艺术”的布袋戏在现实生活中自主发展。

　　（五）布袋戏媒介形象的塑造与变迁

　　正如前文所析，台湾布袋戏的发展不仅受到自身艺术规律的制约，也受到了整体社会文化的影响。

　　动态社会影响理论（DSIT）认为，整个社会是一个巨大的传播系统，其中包含许多亚文化系统，在这些系统内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和互动。推而广之，不仅系统中的人互相影响，系统中的组织也在持续地交流与互动，并形成相互影响的“区域”，它们在这个区域中实现认知与自我建构。因此，对某一现象的认知不仅可以从它自身切入，也可以从它与其他社会要素的互动中得到提示。在传播媒介愈趋多元化的社会，一种文化现象与社会各元素之间的关系，往往可以从它们出现在传播媒介中的面貌得到线索。

　　纸媒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记録者，提供了与电视媒介共同发展的平行视角，纸媒观照下的电视布袋戏呈现的样貌也能基本显露出社会对电视布袋戏的判断。《中国时报》是中国台湾的“三大报”，作为中国台湾的主流媒体，能够持续关注某一文化现象。从《中国时报》对布袋戏的现代发展状态的记録中，能够比较完整地呈现布袋戏媒介形象的蜕变。本研究收集了创刊开始，截至2015年12月30日（含《中国时报》前身《征信新闻》时期）所有与布袋戏相关的报导为研究对象，以管窥媒介视角中的台湾现代布袋戏的形象蜕变全貌。

　　1.报导话题的分布

　　在《中国时报》电子报库中以“布袋戏”为关键词检索该时间段中的布袋戏报导，共逾3000则，减除其中重复的条目，以及与布袋戏文化并无密切相关的社会新闻或其他类别报导〔仅以布袋戏或戏偶为喻表达对事件的看法，如《瞄准苏联 克里姆林宫上演布袋戏  戈巴契夫如何玩弄苏共四大派系》（19900630）；或仅提及“云林是布袋戏的故乡”等而内容并未与布袋戏文化相关，报导主体并非布袋戏的，如《派出所也拼观光？霹雳布袋戏装点》（20150324）〕，以及大量电视布袋戏的节目表信息则之后，有效报导为2 139则。根据报导标题及内容关键词，本研究梳理出“非官方表演活动纪实”“演艺者及表演团体特写”“政治背书”“官方表演、竞赛活动”“技艺传习”“文创产业话题”“观众反馈与节目影响力”“节目推介（非节目表信息）”“跨区域文化交流”“粉丝活动报导”“表演创新与突破”“娱乐明星互动报导”“相关政策与管理”“布袋戏知识介绍”“布袋戏发展现况”等报导主题类别。为尽可能控制人为分类的主观性因素，本研究邀请新闻学、统计学、英语、中文、行政管理五个专业的五位本科毕业生分别对报导进行分类，选取其中一致的分类结果，并对有争议报导进行集中讨论分类。最终结果呈现如图2所示。

　　作为积极融入现代生活的传统艺术，中国台湾现代布袋戏与媒体互动的特性尤为突出。报导主题的分布大体可呈现出台湾布袋戏的发展态势，以及中国台湾社会对布袋戏的态度与认知。从总体上看，“非官方表演活动”报导数量居首，占比为22.9%。这主要由两方面数据构成：一是商演，台湾布袋戏表演团队为民间团体，自主经营，争取尽可能多的商演机会以维持生存；二是个人或团体因“公益”目的筹办的活动，如慰问老人、关爱残障人士及失足人群等，或传统艺术保护团体组织的宣传演出活动等，这些公益活动恰恰说明瞭“传统艺术”并未与社会脱节，仍在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并为社会的有序发展尽力。活动数量之多，也带动了活动相关人物或团体的特写报导，其数量位居第二。需要指出的是，“非官方表演活动”中约有1/3的报导（187则）为民间祭祀活动，这与台湾民间对神灵、鬼魂的信仰有很大的关系。请戏是台湾祭祀活动中一项重要的仪式。

　　由于布袋戏文化在中国台湾民间社会有较大影响力，台湾当局对布袋戏的演出与发展也较为关切，积极参与一些较有影响力的偶戏赛事与布袋戏表演的组织，在一些政治活动中也有意地与布袋戏文化拉近关系，借为布袋戏“背书”之力塑造“亲民”社会形象。因此，“官方组织赛事活动”与“政治背书报导”报导数量也较多。在“技艺传习”的报导中也有87则为官方组织的传习活动报导，超过该主题总数的一半。随着传统艺术的现代价值重塑成为社会共识，台湾当局多次出台相关文化政策，对传统布袋戏的传习与现代布袋戏的产业发展给予辅导，当局对布袋戏现代传承与发展的重视可见一斑。

　　其他话题中，“文创产业”“与娱乐明星互动”“粉丝活动”“创新与突破”等均具有较强的时代感，主要报导时间也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虽然报导数量相对较少，但反映出媒体对布袋戏的报导题材正在不断拓展，布袋戏正在积极融入现代生活。

　　“观众反馈与节目影响力”反映的是台湾普通大众对布袋戏表演及电视布袋戏节目的评价，报导数量虽然占比仅约7%，但与“政治背书”“技艺传习”等报导约略持平，表明布袋戏对民众生活的有较大影响力。

　　报导中，对布袋戏发展现状的报导数量较少，占比未及0.5%。作为传统表演艺术，尽管偶见学者或民众忧心其发展状况，但未见大规模呼吁，这也侧面反映出布袋戏的现代发展总体态势较好，特别是在产业化方面愈发强势。以至于传统布袋戏的生存现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

　　平行媒体的视角能够较为客观地呈现某一媒体内容形态的面貌。从《中国时报》对布袋戏不同面向的报导中可以管窥布袋戏与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报导话题重点的转移、倾向的改变、报导方式的多元化等，均表明台湾现代布袋戏向受众展示的形象已经由传统的“乡土文化承载者”转变为“都市文化经营者”。台湾现代布袋戏文化对自己的形象定位不仅并未放弃“传统”，但更注重“创新”“时尚”与“个性”，它所体现的“乡土性”到“都市性”的转型并非简单的“去乡土化”，而是杂糅了现代化元素的具有独特地域特征的“新乡土性”。

　　2.时间轴上的演化

　　根据年份的断代，可以对布袋戏报导做出比较粗线条阶段切分。从报导时间的分布上看，报导数量具有较为明显的阶段化特征，报导数量也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台湾现代布袋戏发展主要脉络以电视布袋戏为主线，其发展状态也是布袋戏影视化分期的重要依据。中国台湾现代电视布袋戏的发展有几个关键节点：一是1961年李天禄受邀登电视台表演布袋戏；二是1970年电视布袋戏《云州大儒侠》首播掀起全民布袋戏热潮；三是1982年电视布袋戏解禁重登电视屏幕；四是1995年霹雳集团成立专业电视台，促使布袋戏影剧制作专业化；五是2006年霹雳布袋戏当选中国台湾网民心中最能代表中国台湾意象的文化符号，以“官方认可”及“民众公认”双重确认的方式进入中国台湾社会文化消费体系。

　　2013年也是一个标志性年度，该年9月霹雳集团登陆台湾兴柜市场，布袋戏进入资本市场。经过一年多酝酿，次年霹雳集团正式进入股票市场，实现融资发展。由于这个时间点与研究样本取样截止时间（2015年12月20日）间隔偏短，因此，本研究未单独做阶段性划分。

　　根据这几个节点，台湾布袋戏影视化发展阶段大体可切分为：影视语彚的探索期（1962—1968），曲折发展的生长期（1970—1977），多变求存的成熟期（1982—1994），频道化发展的专业期（1995—2005），产业化发展的转型期（2006年至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78年到1981年间为电视布袋戏的“空档”年份，其间台视、中视与华视并未播出电视布袋戏节目，布袋戏演出团体回归野台戏或内台戏的演出，并蓄积能量伺机再起。

　　这几个时间点前后的报导比较突出地呈现出台湾现代布袋戏媒体形象的蜕变规律，可以作为考察不同阶段台湾现代布袋戏与媒体互动状态的区分点。在不同节点界分下，每个时段《中国时报》的布袋戏报导也呈现出不同的报导侧重点，其中影响报导取向的因素各不相同。影视语彚探索期的报导注重对布袋戏传统表演形态的生存状况描述；曲折发展期的报导注重来自管理者施加压力造成的布袋戏节目制作转向；多变求存期的报导则关注经济因素崛起之后对布袋戏文化形态的影响；频道专业化发展期的报导不仅关注电视布袋戏自身的技术发展，也留意多元素共同作用下的布袋戏内容传播方式的改变；产业化发展时期的布袋戏已经不再是布袋戏自身的话题讨论，而是布袋戏对社会活动参与的能力及对社会文化发展的推动能力描述。

　　一种有现代意识的文化形式，往往会自觉与时下权威媒介保持良好互动，借其力量进行自身形象塑造，引起社会关注，获得更好的社会口碑。“媒介互动”一词描述的是不仅是传者与受传者之间交互影响的过程，也包含传播对象转变被动接受塑造的状态，转而主动向传者提供筛选后的信息，甚至转换角色，成为积极信息传播者的可能。现代台湾布袋戏的文化形象在自身塑造与媒体刻画中愈发明晰，持续性的媒介曝光更可信地见证了台湾现代布袋戏媒介形象的改观。在这一个动态化的描述中，台湾布袋戏实现了从乡土文化文本到都市消费文化文本的蜕变。

　　电影布袋戏虽然出现于电视布袋戏之前，但未成气候，随之而来电视布袋戏繁兴的风头，很快淡化了台湾民众对电影布袋戏的印象；直到2000年，霹雳集团推出电影布袋戏《圣石传说》，以视听震撼赢得高票房收入，电影布袋戏重新回归受众视野。但此时的电影布袋戏已不是无序乱撞试水的产物，而是电视布袋戏成熟之后的另一种突破。其间，布袋戏録影带出现，这是布袋戏在电视传播渠道受阻时的一种探索，在録影带市场成熟发展后与电视布袋戏并行发展，形成相辅之势。因此，布袋戏録影带的发展被包容其中。

　　台湾布袋戏的影视化为地方性传统文化的影像化传播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这些影视作品的出现与发展既是历史的推动，也是其自身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及社会条件做出的反馈。台湾布袋戏在全球化社会背景下完成现代化转型，借用影像化传播的手段，大量使用流行文化元素突破传统演出形制的框架，描绘了传统文化在当下的更多发展可能性。

　　可以说，逐渐脱离传统农业社会特征的台湾现代布袋戏，藉助大众传媒的力量逐渐脱“俗”（民俗）进“产”（产业），正在以一种“都市消费时尚”的自信风貌呈现在受众面前。

　　在文化消费盛行的当下，失去农业社会土壤的传统表演艺术不仅要合理融入现代表达元素，也应积极塑造媒介形象。在与媒介的互动中，传统表演艺术不能仅作为信息提供者而局限于被动的单向性报导，也应扮演起信息经营者的角色，充分利用媒介，主动塑造与当下审美意趣与消费需求相适应的形象，积极融入现代生活。台湾现代布袋戏的典型经验值得其他意图在现代社会寻得一席之地的传统艺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