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在两岸关系恶化、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叠加影响下，两岸经贸发展环境明显转向不利，由此激化了两岸农产品贸易长期累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两岸农产品贸易形势急转直下，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破解两岸农产品贸易困境，当务之急和根本之道在于消除“台独”政治干扰，改善两岸农产品贸易环境；当下较为可行的途径应是借重两岸民间功能性沟通平台谋求局部突破；较长期而言则是探索“共同市场”，矫正市场扭曲，促进两岸农产品贸易渐进回归市场经济轨道。

　　【关键词】两岸农产品贸易；困局；成因；突破路径

　　作为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密切结合的物质生产过程，农业生产对于自然资源和条件高度依赖，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由此奠定了现代农业地域专业化的基础。依托于农业地域专业化的农产品贸易则成为不同国家（地区）农产品市场互济余缺，保障民生需求、增进民众多样化消费福祉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自20世纪中期以来，发展中经济体工业化进程加速、发达经济体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具有天然弱质性[1]的农业逐渐沦为弱势产业，农民则成为弱势群体。农产品贸易直接影响农业这一基础性产业的发展，关乎粮食与食品安全，关乎民生，关乎农民群体利益，具有经济、社会、生态、政治等多功能性[2]，因而成为经济体跨境贸易中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重点领域。换言之，农产品贸易是跨境商品贸易中受非经济因素影响最为深重的部分。尤其是复杂两岸关系背景下的跨境农产品贸易，受台海局势变迁的影响更为严重。虽然其贸易规模有限、所占两岸贸易比重不大，但涉及岛内弱势群体农渔业者利益以及广大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等问题，因而“通常是两岸关系及岛内经济社会中最为敏感的经贸话题”[3]。

　　事实上，两岸农业互补性强，两岸农产品贸易互惠空间广阔。但由于台湾当局对大陆农产品进口严加限制，致使两岸农产品贸易畸形发展，其规模与结构远远不能满足岛内市场需求，极大伤害了台湾民众福祉。尤其自2016年民进党重返岛内执政以来，蔡英文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恶意制造两岸对立，致使两岸官方沟通几乎全面停摆，加之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台湾当局“倚美谋独”，极力推动两岸经贸“脱钩”，两岸经贸交流环境急转直下，两岸贸易摩擦加剧，连带两岸农产品贸易不确定性风险更形升高。值此背景下，如何应对来自内外部因素交织影响的复杂局面，采取相应途径（措施）破解两岸农产品贸易困局、推动两岸农产品贸易健康发展，以增进两岸民生福祉、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成为当下亟待探讨的课题。

　　一、两岸农产品贸易的发展特征

　　（一）贸易额总体保持增长态势，贸易依存度快速上升

　　两岸农产品贸易是两岸经贸联结中极具基础性及特殊重要性的组成部分。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两岸经贸往来隔絶，由于岛内民众生活必需，两岸农产品贸易也没有完全中断，该时期主要是中草药等大陆农产品经由香港以及新加坡等第三地输入岛内。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倡议两岸“三通”。随后随着两岸关系趋于缓和，农产品贸易恢复并加快发展，贸易规模及品类均不断增多，一度成为两岸贸易的重要板块。1987年后，台湾当局解除戒严、放松外汇管制，开放台湾民众回大陆探亲，允许间接进口大陆农工原料。值此两岸经贸环境向好形势下，两岸非农产品贸易比重快速上升，两岸农产品贸易比重相应下降，但总体而言，其年度贸易额虽时有波动，但总体呈现增长态势。[4]尤其是受2001年和2002年两岸先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5年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首次会谈并达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愿景”、2010年两岸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等两岸（经贸）关系重大历史性事件影响，两岸农产品贸易实现了新一轮大幅度规模成长（见表1）。

　　表1 1992-2019年两岸农产品贸易情况

　　表格略

　　2001年11月和2002年1月海峡两岸先后加入WTO，两岸经贸联系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贸易迎来新发展契机，2002年农产品进出口额年增率高达50.21%。2005年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首次会谈推出大陆对台部分农产品零关税进口、季节性紧急采购等优惠贸易政策，加之2008年两岸实现直接“三通”、2010年两岸签署ECFA等两岸经贸制度性合作，有效改善了两岸贸易环境，两岸农产品贸易进入到稳定、快速增长阶段。该阶段一直持续至2018年（2019年后出现了反向转折），其中以2010年后台湾出口大陆增长最为显着。2010－2013 年，两岸农产品贸易连续四年实现瞭高达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年增率分别为 43.18%、32.70%、24.14%、14.92。而当期台湾对大陆出口年增长率相对更为突出，年增率分别达34.22%、44.41%、27.76%、22.23%。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两岸农产品贸易依存度，尤其是台湾对大陆市场依存度迅速上升。2000年台湾对大陆出口仅占台湾农产品出口总量的1.5%，2018 年该比值已增至23.2%。截至2021年，大陆（不含香港）一直是台湾农产品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二大农产品进口来源地。[6]

　　（二）贸易产品集中度高，贸易深度有限

　　就贸易结构而言，两岸农产品贸易主要以初级或粗加工产品贸易为主，贸易产品集中度高，产品结构较为单一。其中，大陆出口到台湾的农产品主要包括木材、高粱、中药材、皮革、羽毛等原材料。台湾出口到大陆的前十大类农产品主要是鱼类及其制品、谷类及其制品、水果坚果及其品、花卉及其种苗、皮及其制品、羽毛、蔬菜及其制品、酒类。较之大陆出口产品，台湾出口产品加工程度较高，显示两岸农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占比不高，[7]两岸农产品贸易基本体现了基于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原则。[8]

　　也有学者针对后ECFA时期大陆对台农产品贸易增长进行二元边际分解，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指出大陆对台农产品出口增长是集约边际（数量扩张）和扩展边际（种类扩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陆农业生产率，以及农产品出口价格指数、汇率、贸易制度对集约边际有正向影响，台湾需求水平对集约边际有负向影响；扩展边际则受宏观环境冲击影响显着，与大陆农业生产率则呈现负向关系。该研究还指出，近年来大陆对台农产品出口种类未增反减。[9]这一研究结论间接印证两岸农产品具有产品集中度高、贸易结构单一的特征，两岸农产品贸易深度有限，未能充分满足两岸市场特别是岛内市场需求。 

　　（三）深受政治因素影响，存在严重的市场扭曲

　　跨境贸易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技术乃至社会文化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市场需求与供给水平、汇率变动等方面，是影响跨境贸易的基础性因素；政治因素则主要指贸易政策、政治关系、地缘政治局势等，是跨境贸易的重要制约因素；技术因素则主要指物流运输技术（如关涉鲜活农产品贸易的冷链物流技术）、电子信息与网络技术（关涉电子商务等贸易创新模式）以及海关检验检疫技术（关涉通关便利性），是影响跨境贸易成本与便利性的重要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则主要从消费者偏好角度（品牌偏好与消费习惯）对贸易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就自然资源条件、经济、社会文化等非政治因素而言，两岸农产品贸易可谓具备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过去几十年来的两岸农产品贸易发展充分体现了比较优势原则下市场供需逻辑赋予的韧性和生命力。但由于两岸关系的复杂性，两岸农产品贸易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存在严重的市场扭曲，致使其发展失衡。

　　一方面，台湾当局对大陆农产品进口进行严重限制[10]。大陆对于引进台资与对台贸易一直持积极的市场开放立场，特别是对于两岸农业交流实施倾斜性优惠政策，如创办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对部分台湾农产品实施零关税等。而一直以来台湾当局对大陆实施限制性经贸政策。虽迫于两岸民间经贸交流发展形势，台湾当局自1988年8月开始逐步开放大陆农工产品进口，但工业品进口至1996年实施负面清单管理，而农业品长期实行正面表列。两岸先后成为WTO成员后，根据WTO非歧视原则、促进公平竞争原则、取消数量限制原则，两岸应相互对等开放市场。但台湾地区并未依据入世承诺对大陆实施相应的市场开放，特别是在农业投资及农产品贸易方面对大陆实施严苛的市场准入，至今仍有1000多项大陆农产品禁入。台湾当局违背WTO规则造成两岸农业比较优势不得充分发挥，两岸农业合作无法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健康发展，其所引致的两岸农产品贸易的“单向、不对等”，可谓是两岸农贸市场扭曲失衡的始作俑者，事实上加重了两岸农业产品的无序竞争，不利于台湾农业的持续发展，同时严重损害岛内民众的多样化消费福祉。

　　另一方面，限制大陆农产品贸易成为“台独”分裂势力的政治工具。长期以来，浊水溪以南农渔户聚居地区是台湾緑营的“票仓”。两岸农产品贸易关乎台湾农渔业者切身利益，因而成为民进党对抗大陆、推行“台独”政治的角力工具。从陈水扁到蔡英文，民进党执政时期两岸关系均趋于恶化，两岸经贸不确定性风险增大。即使作为在野党，民进党也极力阻挠与大陆紧密经贸合作。如推动“南向”、“新南向”政策阻挠台商赴大陆投资，煽动台湾社会反对两岸签署ECFA、鼓动青年学生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等。在民进党“台独”政治长期宣导下，包括农渔业者在内的台湾中南部地区基层民众对于两岸经贸合作缺乏客观正确认知，心态复杂、敏感、矛盾，既希望因之获利，又担心因之冲击生计，对于两岸双向市场开放持抗拒态度。大陆针对台湾中南部地区采取的“契作”贸易采购使中南部农民直接获利，增进了台湾基层民众对两岸和平统一红利的认同，可谓是大陆对台惠农政策卓有成效的部分。但2016年蔡英文为首的民进党重返执政之后，立即着手经济“脱中”，如在经济部门组织调整时撤掉ECFA临时任务小组，为阻挠地方自治机构与大陆地方政府签署“惠台”合约，阻断两岸民间农业经济合作渠道，台湾立法机构于2020年7月通过《农田水利法》，将原本是农渔民自治组织的农田水利会改制为公务机关，并将各地农田水利会的不动产全部收归当局所有。[11]总之，台湾当局对于两岸经贸合作的政治操弄，极大地增添了两岸农贸交流的不确定性风险。

　　二、当前两岸农产品贸易困局及其成因

　　2016年以来，在两岸关系恶化、中美贸易战及新冠疫情等因素叠加影响下，两岸经贸发展环境明显转向不利，并激化了长期以来两岸农产品贸易往来中所累积的市场扭曲、结构失衡等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致使两岸农产品贸易形势急转直下，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

　　（一）农产品贸易形势严峻

　　就指标面而言，两岸农产品贸易振荡下滑，贸易依存度连年走低，两岸农产品贸易形势严峻。

　　表2　2019年以来两岸农产品贸易情况

　　表格略

　　从政策面来看，两岸农产品贸易涉及的质量安全等事件呈现增加趋势。近年来，台湾输入大陆的主要农渔产品被检出虫害、有害物质残留以及商品注册等问题，大陆为维护生态安全对相关产品采取暂停输入措施。如2021年3月1日起，因检出新菠萝灰粉蚧等有害生物，台湾菠萝被暂停输往大陆；2021年9月20日起，台东县产番荔枝因多次检出有害生物被海关总署暂停输入大陆；2022年6月13日起，因检出孔雀石緑等禁用药物，台湾石斑鱼被暂停输往大陆；2022年8月3日起，因农药残留超标及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台湾柑橘类水果和冰鲜白带鱼、冻竹荚鱼被暂停输往大陆；等等。由于相似原因被大陆禁入的还有释迦、芒果等生鲜水果。由于大陆是台湾最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大陆暂停输入台湾问题农产品，近期对台湾农产品出口影响较大，远期则将影响台湾农渔业产业格局。2022年台湾对大陆农产品出口6.78亿美元，较2021年缩减39.5%，其中释迦、凤梨等作为台湾出口大陆主力产品的生鲜水果和石斑鱼等生鲜水产品出口量鋭减，前者由过去的占比85%鋭减至不足2%，后者占比则从17%减至10%。同年台湾农产品贸易逆差创历史新纪録，达150多亿美元。[12]同时由于岛内相应产品滞销、价格下跌，相关农渔产业受到较大冲击。

　　大陆为维护生态安全而暂停进口相关产品，本属于农产品贸易安全领域的专业问题，但却被“台独”分裂势力恶意政治扭曲。事实上，台湾出口农产品虫害、农药残留等问题过去也有所发生，但两岸基于“九二共识”互信基础所建构的机制化经贸沟通管道畅通，相应问题较易通过协商得以解决。蔡英文上台执政后，两岸制度化沟通机制停摆。缺乏政治互信，缺乏有效的沟通管道，相应问题不但难以通过协商获得“一例一案”的及时解决，而且容易因信息不对称和缺乏互信而导致双方对形势误判，从而衍生形成两岸更大规模、更具复杂性的农产品贸易摩擦问题。

　　2023年4月12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就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的公告》，宣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有关规定，决定自当日起就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涉及产品达2455项（后调整为2509项），其中涉农产品1066项，占比达43.42%。2023年8月18日国台办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国台办将根据对台贸易壁垒调查初步调查结果，支持依规研究中止或部分中止ECFA项下给予台湾产品的关税优惠。[13]上述举措是对台湾当局歧视性贸易政策的反制，显示在两岸协商机制停摆后大陆方面被迫采取的应对方式，具有充分正当性。若台湾当局继续坚持对大陆产品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必然恶化两岸农产品贸易。长期来看如能达成“拨乱反正”、使两岸农贸回归市场轨道的功效，将有利于两岸农产品贸易的长远发展。

　　（二）农产品贸易摩擦加剧

　　从政策面来看，两岸农产品贸易涉及的质量安全等事件呈现增加趋势。近年来，台湾输入大陆的主要农渔产品被检出虫害、有害物质残留以及商品注册等问题，大陆为维护生态安全对相关产品采取暂停输入措施。如2021年3月1日起，因检出新菠萝灰粉蚧等有害生物，台湾菠萝被暂停输往大陆；2021年9月20日起，台东县产番荔枝因多次检出有害生物被海关总署暂停输入大陆；2022年6月13日起，因检出孔雀石緑等禁用药物，台湾石斑鱼被暂停输往大陆；2022年8月3日起，因农药残留超标及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台湾柑橘类水果和冰鲜白带鱼、冻竹荚鱼被暂停输往大陆等等。由于相似原因被大陆禁入的还有释迦、芒果等生鲜水果。由于大陆是台湾最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大陆暂停输入台湾问题农产品，近期对台湾农产品出口影响较大，远期则将影响台湾农渔业产业格局。2022年台湾对大陆农产品出口6.78亿美元，较2021年缩减39.5%，其中释迦、凤梨等作为台湾出口大陆主力产品的生鲜水果和石斑鱼等生鲜水产品出口量鋭减，前者由过去的占比85%鋭减至不足2%，后者占比则从17%减至10%。同年台湾农产品贸易逆差创历史新纪録，达150多亿美元。[12]同时由于岛内相应产品滞销、价格下跌，相关农渔产业受到较大冲击。

　　大陆为维护生态安全而暂停进口相关产品，本属于农产品贸易安全领域的专业问题，但却被“台独”分裂势力恶意政治扭曲。事实上，台湾出口农产品虫害、农药残留等问题过去也有所发生，但两岸基于“九二共识”互信基础所建构的机制化经贸沟通管道畅通，相应问题较易通过协商得以解决。蔡英文上台执政后，两岸制度化沟通机制停摆。缺乏政治互信，缺乏有效的沟通管道，相应问题不但难以通过协商获得“一例一案”的及时解决，而且容易因信息不对称和缺乏互信而导致双方对形势误判，从而衍生形成两岸更大规模、更具复杂性的农产品贸易摩擦问题。

　　2023年4月12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就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的公告》，宣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有关规定，决定自当日起就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涉及产品达2 455项（后调整为2 509项），其中涉农产品1 066项，占比达43.42%。2023年8月18日国台办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国台办将根据对台贸易壁垒调查初步调查结果，支持依规研究中止或部分中止ECFA项下给予台湾产品的关税优惠。[13]上述举措是对台湾当局歧视性贸易政策的反制，显示在两岸协商机制停摆后大陆方面被迫采取的应对方式，具有充分正当性。若台湾当局继续坚持对大陆产品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必然恶化两岸农产品贸易。长期来看如能达成“拨乱反正”、使两岸农贸回归市场轨道的功效，将有利于两岸农产品贸易的长远发展。

　　（三）农产品贸易环境恶化

　　贸易环境是指目标市场上，除与产品销售本身直接有关的内容之外的其他因素。构成贸易环境的外部因素很多，按照不同的视角，通常分为以下类型：从环境因素自身的性质出发，可分为经济环境和非经济环境；从环境因素对贸易系统的作用范围出发，可分为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从环境与贸易活动的关系密切程度角度，可分为直接环境和间接环境；从环境因素的稳定程度出发，可分为稳定环境、缓慢发展环境和动荡环境。 按照上述分类逻辑，结合当前两岸农产品贸易环境演变特征，可以认为，受“台独”挑衅叠加中美战略博弈等非经济因素影响，当前两岸农产品贸易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环境”，贸易环境呈现前所未有的恶化态势。

　　自从2016年蔡英文上台以来，台湾当局一直拒絶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关系不断恶化，两岸两会协商机制停摆，ECFA后续协商中断。2018 年 5 月以来，蔡英文当局推动修订所谓“国安五法”，并在台立法机构强行通过“反渗透法”，不断煽动两岸社会对抗，制造 “緑色恐怖”，不遗余力阻遏两岸交流合作。2018年至今，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已由贸易延烧至科技、产业、金融领域，不断加快排斥关键敏感的中国产品进口以增强供应链韧性。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海峡两岸已经形成紧密的贸易投资关系，产业链联结日益紧密，两岸经济协动性日益增强。透过“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出口欧美”的三角贸易模式，大陆台企尤其是信息电子产业台企对美国市场存在高依赖度。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岸经贸造成明显冲击，同时连带冲击台湾经济。[14]但蔡英文当局却借机“倚美谋独”，密切配合美国操弄两岸经贸脱钩，如对大陆钢铁制品展开双反调查、施压台联电暂停与福建晋华合作、接二连三禁令岛内企业购买大陆原材料和电子产品等。[15]农贸方面一边严控对大陆农产市场开放，一边罔顾民意进口美日“莱猪”、“核食”，签署“以美为先”、对台湾农业极为不利的“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协议等。凡此种种“台独”政治操弄，极大地伤害了两岸经贸发展环境。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引发全球贸易壁垒升高，也从增加贸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角度影响两岸贸易，尤其涉及“食安”的农产品贸易受到更大冲击。如2022年6月，因自台进口的冰鲜白带鱼和冻竹荚鱼包装检出新冠病毒，为防范风险，大陆宣布自2022年8月3日起暂停相应货品输入。 [16]但新冠疫情作为短期影响因素，其所造成的两岸农贸波动不具长期性。

　　贸易环境直接影响贸易活动的开展，从制约贸易规模、贸易结构、贸易效率的角度影响贸易经济效益。显然，近年来两岸农产品贸易环境的恶化主要根源在于“台独”政治操弄及其与美反华政治勾连，导致台海局势动荡，两岸经贸发展的政治环境明显转向不利，两岸农产品贸易所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风险显着升高。

　　三、两岸农产品贸易困局的突破路径思考

　　经贸连结作为沟通两岸社会的基础性纽带不能停、不能断；两岸农业经贸源于中华历史文化基因、关涉两岸社会民生福祉，更是不能停、不能断。当前两岸农产品贸易困境的主要症结在于“台独”政治干扰，具体表现为贸易环境恶化下，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所累积形成的诸如市场扭曲、结构失衡等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激化。面对两岸农贸困局，岛内农渔业者及有识之士均呼吁当局应积极谋求与大陆沟通解决，但民进党当局罔顾民意，反而趁机以分散市场为藉口推动两岸农贸“脱钩”，结果证明其以巨大补贴成本换取的美、日市场增长成效甚微。显然，要突破当前两岸农产品贸易困局，根本之道是消除“台独”政治干扰，重续两岸互动协商，改善贸易环境；而当下可为途径应是借重民间交流沟通，达成局部突破；较长期而言，则是在重续两岸互动协商的基础上，探索“两岸共同市场”路径，渐进推动两岸农业经贸回归市场经济轨道。

　　（一）消除“台独”政治干扰，重启两岸互动协商

　　当前两岸农产品贸易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其根源在于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岸政治互信遭受破坏，两岸两会等制度化沟通管道停摆，加之其大肆“倚美抗中”，频频挑战大陆两岸关系“红线”，致使两岸贸易环境动荡，具体体现为岛内因销往大陆的凤梨、释迦、芒果、石斑鱼等生鲜农产品检疫检验不达标等贸易争端事件，无法通过相应的制度化沟通平台妥善解决；岛内农渔业者普遍受惠的ECFA早期收获成果也面临被“台独”政治侵蚀破坏风险。目前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到“民进党不倒，台湾经济不会好”，以“台独”为神主牌的民进党在台执政，两岸关系恶化，带累两岸经贸环境恶化，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受损。

　　突破两岸农产品贸易现时困境，关键在于消除“台独”政治祸乱，重启两岸互动协商。正如台湾农经学者李武中指出，美、日市场无法代替大陆市场，“若有意让两岸农渔产贸易重回正轨，就应正视中国大陆这条巨龙，主动释出善意”；“在战略上应调整‘倚美抗中’基调，改采‘友美和中’，并用具体实际行动来缓和两岸关系，并重新检讨放宽对大陆600多项农渔产品的管制进口，主动释出善意；在战术上，应瞭解配合大陆官方正在积极推动三品一标（緑色、有机、地理标志和达标合格农产品）来提高农产品质量品质和农业竞争力，促进优质农渔品牌消费。”[17]然而，实践证明，民进党政客为谋求政治私利，絶不会轻易放弃“台独”神主牌而放弃对抗大陆的“台独”分裂活动。为谋求长期执政，民进党必将极尽政治骗术之能事，因而，消除“台独”政治祸乱，维护台海和平，推进两岸重回制度化协商轨道，需要两岸社会凝聚共识，更需要台湾社会的觉醒。

　　（二）发挥非官方交流平台作用，达成局部突破

　　蔡英文上台执政以来，两岸官方交流停摆，台湾农渔户聚集地区涉农行业自治组织等也被策略性“改组”成为公务机关而无法发挥其既往两岸农贸交流平台的作用。目前来看，较为可行的途径应是借重两岸非官方的功能性交流平台，包括国共党际交流平台以及双城论坛、两岸县市交流等地方性交流平台，达成局部突破。

　　以2005年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会谈为契机得以建立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其重要议题即为两岸农业交流合作，可谓是开启大陆对台惠农政策、繁荣两岸农贸交流的重要推手。2022年8月以来，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多次率团来大陆参访，在与国台办等部门领导会晤时重申“九二共识”，表达对台湾农渔产品因病害问题不得出口大陆的关切，进而促成台东县副县长访陆，瞭解大陆检疫标准等相关信息，最终通过针对性品质管理，重新获得大陆开放台东释迦进口。[18]此一案例说明基于“九二共识”政治基础所建立的两岸沟通管道，在促进两岸农贸恢复交流、突破当下两岸农贸困局方面可以有所作为。同理，沪台“双城论坛”（进一步或可开启更多两岸城市论坛）、岛内蓝营执政县市（或可进一步扩容为“蓝白执政县市”） 亦可望发挥类似平台功能。

　　（三）探索“共同市场”途径，推进两岸农贸市场有序竞合

　　当前两岸农产品贸易困境，“台独”分子勾连美国反华势力进行政治操弄引致台海局势恶化、致使贸易环境动荡是主因，但同时也暴露出两岸农业经贸长期以来累积形成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包括两岸合作深度有限、市场开放不对等、农贸结构失衡等，这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造就了两岸农业经贸的“非市场”逻辑属性，决定了其易受外部政经因素影响而出现大起大落。市场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长远来看，要提高两岸农业经贸抗外部因素扰动、冲击的能力，就必须经历以回归市场逻辑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系统性结构调整。

　　鉴于两岸农业经济体量及生产要素成本差异性，这种系统性结构调整需要有计划、渐进推进，需要在充分遵循优势互补原则上推进良性竞合，以减少对台湾农业的冲击。于此，笔者认为，可以探索“共同市场”路径。“共同市场”旨在消除两岸农业要素流动障碍，按照市场竞合达成两岸农业经贸合作自由化、便利化，但须强调的是有计划、分阶段地消除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包括检验检疫标准对接、冷链物流网络建设、通关便利性等方面的系统化改进，渐进推进市场化改革，避免两岸农产无序竞争，保障两岸农业经贸“市场化”软着陆。如此，可望在保障两岸农渔业者、农渔产品消费者福祉的原则下，推动两岸农业经贸回归市场经济轨道，从而提升其抗风险能力，提高两岸农业经济市场整合程度，增进双方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李德锋：《农业弱质性若干表现及原因分析》，《农业经济》2004（11），77-78页。

　　[2] 杨 楠、倪洪兴：《WTO 农业谈判中的非贸易关注问题》2005（10），76-80页。

　　[3] 苏美祥：《新形势下扩大闽台农产品贸易往来的对策思考》2018（3），5-9页。

　　[4] 邓新安：《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特征》，《台湾农业情况》1992（4），15-16页。

　　[5] 徐芬丽：《两岸农产品贸易面临的新问题及未来展望》，《台湾研究》2020（4），20-30页。

　　[6] 台湾农业主管部门：农业统计资料查询，农业贸易：贸易统计表各年，https://agrstat.moa.gov.tw/sdweb/public/trade/tradereport.aspx.

　　[7] 李非等：《海峡两岸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10（1），69-74页。

　　[8] 邓启明等：《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的现状与发展》，《农业经济问题》（月刊） 2005（12），34-37页。

　　 [9] 谢国娥等：《大陆农产品对台出口增长分析：数量扩张还是种类扩大？》，《国际经济合作》2017（3），31-39页。

　　[10] 李正禧：《两岸农贸WTO化探析》，《台湾农业探索》2007（1），36-37、43页。

　　[11] 曹晋丽、刘艺卓、高 雅：《两岸农业经贸合作新动向、新问题和新路径》，《国际经济合作》2020（6），74-80页。

　　[12] “台湾地区农产品贸易逆差破纪録”，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4801041989730624&wfr=spider&for=pc。

　　[13] “国台办：支持研究中止或部分中止对台关税优惠”，http://www.gwytb.gov.cn/m/fyrbt/202308/t20230818_12560258.htm。

　　[14] 张冠华：《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岸经济关系及台湾经济影响》，《台湾研究》2020（2），12-22页。

　　[15] 白光裕：《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国际贸易》2020（2），48-56页。

　　[16]“大陆恢复台湾冰鲜白带鱼冻竹荚鱼输入，岛内热议！”，海外网官方账号，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0483546216706854&wfr=spider&for=pc。

　　[17]“蔡当局宣称美国已超越大陆成为台湾农渔产品最大出口市场”，https://www.sast-sy.com/af1f2VwBsBABYAFMD.html。

　　[18]《经济日报》社论：“大陆开放释迦进口的启示”，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28/7256701?from=edn_subcatelist_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