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海峡两岸在休闲农业方面的融合与发展潜力巨大,大陆与台湾一水相连、同根共祖、资源互补,具有良好而坚实的合作基础。两岸在休闲农业融合发展上存在社会文化和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差异,但市场需求、技术进步和政策支持为其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基于加强两岸在休闲农业领域的协同合作和效能提升,两岸休闲农业合作应从资源整合与共享、政策与法规对接、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文化与市场研究、以及投资与融资机制等多个维度进行考察分析。
【关键词】乡村振兴;休闲农业;海峡两岸;融合发展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地区面临着多重挑战,包括人口流失、土地退化和经济滞后等。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一全球背景下,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也分别推出了一系列乡村振兴的政策和措施。休闲农业作为一种融合了农业、旅游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的新型产业模式,正在逐渐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有效地推动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还能为城市居民提供丰富的休闲和文化体验。当前海峡两岸融合发展休闲农业,要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沿着向全域化、特色化、精品化、效益化的发展方向,通过不断提升实现休闲乡村的转型升级,从而真正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走出一条成功实践之路。[1]然而,在实际的融合发展过程中,由于地缘政治、文化差异和经济结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海峡两岸在休闲农业融合发展方面还存在不少挑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海峡两岸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也对我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长期目标构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海峡两岸一家亲,同文同种、同根同源,探索海峡两岸休闲农业融合发展,紧紧围遶“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深化两岸融合、建设美好家园,具有显着的合作空间,因此,在深入探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海峡两岸在休闲农业方面的融合发展现状、机会与挑战,以期为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实施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学术参考。
一、海峡两岸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与目标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提高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海峡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资源互补,具有坚实的融合发展基础。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既要着力解决存量问题,又要担负新的增量使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这其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作为指导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操作手册”,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休闲农业恰恰是发展壮大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基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要把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好”。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乡村休闲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高度认可与更高期望。因此,乡村休闲旅游高质量发展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志和主要成果,又是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2]。
(一)中国大陆的乡村振兴战略主要政策与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3]乡村振兴战略是指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以推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乡村振兴规划为引领,以乡村振兴示范区为平台,全面推进农业农村发展的战略,是我们党十九大、二十大提出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行了深刻论述和全面部署,并提出“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当前扩大和深化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具有较好环境与基础,要全面把握 “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与“五大振兴” 的关系,先行先试规划和实施好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示范区[4]。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思想和工作要求。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农民人均收入稳定增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农业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显着提高。到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这与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是相呼应的。
(二)台湾地区乡村振兴的主要政策与目标
台湾的乡村振兴战略是指以提升乡村生活品质、保护乡村文化与生态、增加乡村经济活力、促进乡村社会参与为目标,以整合性、参与性、创新性、可持续性为原则,以乡村规划为基础,以乡村发展计划为工具,全面推进乡村发展的政策。乡村振兴是台湾地区“十大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之一,也是台湾农业主管部门的重要工作方向。
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于2017年通过了所谓《乡村振兴法》,明确了乡村振兴的法律依据、组织架构、规划程序、资金来源等,并于2018年启动了“乡村振兴五年计划”,确定了乡村振兴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措施。针对农民收入偏低、农村发展滞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强的现状,为适应世界自然生态保护趋势,追求农业、农民、农村协调,生产、生活、生态平衡发展,出台一系列“三生农业”促进政策。如1992年的“农业综合调整方案”、1994年的“社区总体营造策略”、2000年的“农业发展条例”“农村新风貌暨营造策略”、2004年的“休闲农业辅导管理办法”、2010年的“农村再生条例”、2016年的“新农业创新方案”等。[5]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海峡两岸休闲农业融合发展现状
我国拥有丰富的耕地资源和多样化的气候环境,为休闲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基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休闲农业在国内逐渐崭露头角,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和人均收入的稳定提升,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为休闲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休闲农业开发的关键在于实现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的有效融合,实现可持续发展。[6]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发展,高度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问题,并连续推出多项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为休闲农业的快速发展营造了非常有利的政策环境。当前,我国主要采用以下四种不同的休闲农业发展模式。
一是休闲观光型。主要侧重于农业环境的旅游体验,在这一模式下农场或农村区域通常会提供一系列与农业生产或乡村生活有关的活动,例如摘水果、种植蔬菜、参观农场设施或田园风光等。这些活动旨在吸引城市居民走进乡村,体验农业生活和自然美景,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和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
二是休闲度假型。不仅包括农业观光,还提供了各种长期或短期的住宿和休闲设施。这种模式常见于那些自然环境优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乡村地区。除了常规的农业活动如摘水果、种植蔬菜等,休闲度假型农业还可能包括温泉、户外运动、手工艺制作和各种文化体验活动。
三是参与体验型。农业是一种注重游客参与和互动的休闲农业模式,这一模式更加注重让游客参与到实际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如耕作、种植、收割等。通过这样的参与,游客不仅能更深入地瞭解农业和乡村生活,还能获得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
四是民俗风情型。这一休闲农业模式主要聚焦在地方特色文化和传统活动的展示与传承上。这一模式通常融合了当地的艺术、手工艺、传统节日、习俗和美食等元素,将其与农业活动相结合,以提供一种更为丰富和多样的乡村体验。民俗风情型的优势在于它不仅能吸引游客,还有助于保护和传承当地的文化遗产,增强地方特色和身份认同。
我国台湾地区休闲农业大约在1990年代末期开始发展,[7]早期以农庄、采果体验为主。1980年台北市政府及市农会在总结农民自发发展的休闲农业经验的基础上,推行“台北市农业观光推展计划”,进一步升级观光农园模式。2000年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休闲农业发展迅速,形式也日益多样化,现在主要有采果、DIY、住宿、餐饮等业态。2004年至今,在本阶段里,台湾的休闲农业发展主要在提升服务品质促进发展上,“休闲农业辅导管理办法”历经2004、2006和2009年的三次修订,主要对包括对休闲农业区的划面积设立上限、增列休闲农场的农业经营体验区可作为生态教育之用、放宽的办理土地变更编订的非山坡地休闲农场的面积下限为3公顷、增列位于都市土地与非都市土地的休闲农业设施项目、增列在核发许可登记证之休闲农场及休闲农业区内之农舍可申请经营民宿等。此外,台湾省政府大力支持休闲农业发展,通过补贴和扶持政策鼓励农民转型。[8]台湾的休闲农业更侧重于品牌建设和高品质服务,有一些已经非常有名,如“台湾休闲农场”等,目前台湾已拥有上千家规模不同的休闲农场。主要分布在台北周边、桃园、台中等地区。近年来,农场还开始与餐厅、民宿进行联动,提供农场餐和住宿服务,实现产业的融合发展。
三、海峡两岸休闲农业融合发展面临的挑战
海峡两岸休闲农业合作尽管取得了诸多进展,但必须承认的是,由于政治障碍或经济政策的限制,两岸的休闲农业融合与交流尚处于间接、单向、非均衡的发展阶段,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挑战。如两岸农产品贸易政策极不对等、农业领域投资极不均衡等[9]。
(一)政策与法规不同步是海峡两岸休闲农业融合发展的“规则障碍”
在两岸休闲农业融合发展的多元格局中,政策与法规的不同步现象不仅凸显出制度性障碍,更成为影响合作深度与广度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在农业许可与审批流程、农产品质量与安全标准、土地使用与环境保护政策、税收与财政支持策略,以及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机制等方面,两岸存在明显的制度差异和执行难度。这一系列微观层面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双方合作的复杂性,甚至可能导致合作出现断裂或者失败。当前,我国农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农产品供给已由保“量”到提“质”转变,这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0]农产品质量与安全标准的不一致往往导致合作项目在产品质量验收环节出现问题,从而影响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土地使用与环境保护政策的不同更可能涉及到合作项目的选址和长期可持续性。不同的税收与财政支持策略也直接影响项目的资金成本和投资回报率。与此同时,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机制的差异可能会引发人力资源管理的一系列问题。
(二)资源分布不均是海峡两岸休闲农业融合发展的“拦路虎”
近年来,与两岸关系的发展相对应,农产品贸易已成为海峡两岸经济贸易中重要而又特殊的组成部分。[11]台湾地区在特定的高附加值农产品、农业科技研发,以及农业服务领域拥有不可忽视的优势。相较之下,中国大陆则以其广阔的土地资源和庞大的内需市场为特色,这一不平衡状况不仅限制了两岸在技术、产品和服务上的有效整合,还可能导致合作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价格不稳、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以及市场竞争力的缺乏。台湾地区的农业科技在某些方面相对先进,尤其是在农作物品种改良和生物科技应用上,这为休闲农业提供了更高的品质和更多样化的产品。但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农业产量和农田面积远远超过台湾,这一规模优势在内需市场上具有更强的吸引力。由于这些资源和技术上的不均衡,双方在进行休闲农业合作时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台湾地区的某些高品质农产品在中国大陆市场上可能缺乏竞争力,反之亦然。此外,由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农业政策和标准存在差异,这进一步加剧了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如何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因此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因此,如何有效地整合这些分布不均的资源,以实现真正有益的融合,通过识别并解决这个“不平衡拦路石”,两岸有可能找到一条更可持续和互利的发展路径。
(三)文化与消费模式双重碰撞是海峡两岸休闲农业融合发展“隐性门槛”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宝贵财富和牢固的心灵纽带,不仅深深根植于过去的历史之中,也体现在当下。[12]虽然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共享深厚的文化底藴,但由于各自独立的历史轨迹和社会发展,两岸在消费习惯和文化认知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一现象在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过程中构成了一道不易察觉但至关重要的挑战。例如,台湾消费者可能更倾向于高品质、环保、或是本土特色的农业产品,而大陆消费者可能更看重产品的性价比和品牌影响力。这种差异不仅对产品设计和定位产生影响,还涉及到营销策略和信息传播方式的选择。更进一步地说这种消费和文化的差异也可能会影响到农业产品的标准和质量要求,从而在两岸间构建了一道隐性的门槛。因此,在推进两岸休闲农业融合的过程中,这一方面的差异必须被充分考虑和解决。否则,任何尝试都可能因为忽视这一维度的复杂性而遭遇失败。
(四)投资与融资瓶颈是两岸休闲农业融合发展的“资本难题”
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差异导致投资和融资渠道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尤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台湾地区则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不同发展模式下,两岸在金融市场的构建、政策环境以及金融工具的设计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例如,中国大陆的休闲农业企业可能更容易获取国有银行和政府基金的支持,而在台湾,私营银行和风险投资更为常见。这种局限性不仅影响两地休闲农业企业在融资方面的选择,还可能导致合作模式的不对称,如技术输出和资本输入之间存在的失衡。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两岸之间形成日益密切的产业分工体系。[13]在大陆拥有庞大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情况下,台湾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可能被视为更有价值的“资本”,然而,由于融资渠道的不同,这种“资本”在实际合作中可能难以得到充分的运用和回报。
(五)生态环境与可持续性挑战是两岸休闲农业融合发展要求的“緑色平衡”
当农业活动进入休闲和旅游的领域,这无疑加大了对环境的压力,这使得在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合作关系中,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均衡成为一个尤为复杂的议题。例如,农业旅游可能会导致土地利用改变,增加水资源压力,以及加速生态环境的破坏。乡村地区较之城市地区而言,经济根基薄弱、产业化进程滞后的问题普遍存在,即便在乡村振兴战略支持下,城乡差距依旧客观存在。[14]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在保持经济活力的同时,确保环境可持续性,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对于海峡两岸来说,由于各自存在的不同环境规制和政策立场,合作中的环境责任和可持续性标准可能会有所不同,台湾地区可能会更加重视环境保护,而中国大陆既关注生态环境也注重农业产出和经济效益,这种差异在合作项目中可能导致目标不一致和执行难度增加。更为复杂的是环境和可持续性不仅是一个科学和技术问题,它还涉及到文化、伦理和社会责任等多个层面。例如,对于土地和资源的使用权,以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都可能受到社会文化因素和历史背景的影响。
四、乡村振兴背景下两岸休闲农业融合发展的对策
海峡两岸休闲农业融合发展的进展与成效,要立足海峡两岸深厚的文化底藴的基础上,让休闲农业文化活起来,深入海峡两岸基层考察调研,走访台农等群体,认真倾听台胞心声、问需解难,让台胞们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
(一)海峡两岸休闲农业融合发展中的政策和法规对接:政策协同融合
政策和法规不同步构成了两岸休闲农业合作中一个常被忽视却极为关键的挑战。例如,当中国大陆有关部门和台湾省政府部门试图推进农业合作时,就很可能会遭遇不同制度背景下诞生的不同法规和政策,这种不同往往在具体执行阶段造成混乱或无法执行的情况。为解决这一问题,两岸政府部门可以通过高层次的对话和合作来研究并协调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具体而言,这可能涉及到建立专门的工作组或联合委员会,负责深入研究两岸农业法规和政策的异同,并提出具有操作性的解决方案。这样的工作组不仅可以为两岸政府提供专业建议,也可以作为一个持续对接和沟通的平台,确保在农业合作方面的政策和法规能够更好地协同和对接。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接和协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或程序性的问题,它也具有深刻的政治和社会意义。通过政策和法规的融合对接,两岸不仅可以推动农业合作走向深化和规范化,还可以为其他领域的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
(二)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农业资源整合与共享:跨海科技合作
在海峡两岸农业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两岸资源整合与共享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两地在农业资源和技术方面的明显不平衡。一种务实而高效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构建科研成果、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等多元化途径,以整合双方的农业资源和技术优势。这不仅有助于平衡资源分布,还可能催生新的农业科技创新,进一步提升两岸农业的竞争力。在这种模式下科研成果的共享成为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不仅可以通过数据库和在线平台进行,还可通过定期的学术研讨会或工作坊来促进,技术交流的推进也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农业自动化、节水灌溉和病虫害防治等方面。此外,人才培养可以通过学术交流、研究生互换和短期培训等方式,提供双方专家和学者互相学习和研究的平台。这种资源整合与共享模式的成功实施需要一个清晰的战略视角和长期的政策扶持。政府机构、研究院所和农业企业应共同参与,形成一个全方位的合作网络,以实现两岸农业资源和技术的高效整合与共享。
(三)海峡两岸休闲农业消费文化与市场定位:农业产品的微观策略
尽管两岸共享中国文化的根脉,但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使得两岸消费者的文化和消费习惯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影响产品的接受度,还直接关系到市场推广和产品定位的成功率。因此,两岸合作中必须建立一种动态的、互为补充的研究机制,通过不断的市场调查和数据分析,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和文化趋势。这也意味着需要一个跨学科的方法,整合文化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知识,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洞见。这样的综合研究不仅能优化两岸农业产品的市场表现,还有助于推动两岸农业合作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拓展。
(四)海峡两岸资本流动与农业创新:投资与融资模型探索
针对两岸休闲农业合作,建立有效的投资与融资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这种状态下所需的不仅仅是资金的流动,更是一种制度性、策略性的合作。政府在资金支持方面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通过特定的资助项目或税收优惠来激励私人投资。这种公私合作模式可以解决由于两岸政治经济制度差异带来的融资难题,因为它在本质上是灵活的、可定制的,能够适应各种复杂的融资需求和政策限制。同时,为了确保资金的有效利用和风险控制,建议实施更为严格的项目评估和后期监管机制。这种机制应涵盖多个维度,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的商业可行性、环境可持续性以及对两岸关系的长期积极影响。
(五)海峡两岸休闲农业的生态平衡与长远规划:融合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两岸休闲农业合作中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一把双刃剑,既是巨大的挑战也是潜在的机会。具体来说采用综合性的环境影响评估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该评估应基于严谨的科学研究,并考虑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因素。在评估的基础上,相关方可以制定出具体、可行的环境保护措施,并将这些措施整合到整体的项目规划中。此外,必须在项目周期的各个阶段,即从前期规划到实施,再到后期的运营和维护——进行持续的环境监测。通过科技创新和管理升级,例如智能农业技术和循环农业模式,不仅能有效减缓环境压力,还能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从这一角度看环境可持续性实际上为两岸农业合作提供了一条走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这需要两岸各方不仅要有深刻的环境保护意识,还要有通过合作来解决共同面临的环境挑战的决心和智慧。
科研成果和技术交流在资源整合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高级别的对话和专门工作组为政策和法规对接提供了稳定环境,环境影响评估和可持续方法在项目设计中被强调,文化和市场研究为产品和服务提供了精准定位,公私合作和政府支持则为合作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总体有而言,两岸休闲农业合作不仅具有经济社会价值,还有助于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为海峡两岸各方面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多维视角和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1]王兴泽.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休闲农业发展的思考.甘肃农业,2023(03):24-27.
[2]陈航,王跃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潜力评价及障碍因素诊断 [J/OL].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1.
[4]邓启明等.“大陆阿里山”的新篇章——“五大振兴”引领漳平加快打造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示范区,海峡通讯,2023(03),62-63.
[5]张乐等.借鉴台湾建设经验推动宁波乡村振兴.两岸关系,2023(03):34-36.
[6]盛乐音.浅析休闲农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农家参谋,2022(01):112-114.
[7]参见吴季真、林义斌.台湾休闲农业发展报告(2017),《两岸创意经济研究报告(2018)》,厦门理工学院文化产业与旅游学院专题资料汇编,2018年,175-184.
[8]林荣清.台湾休闲农业发展的历史演进和启示.台湾研究,2022(06):77-88.
[9]王志,李赖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两岸农业合作问题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94-97.
[10]陈珏颖等.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国际经验及启示.世界农业,2023(08):5-12.
[11]魏远竹等.台湾地区对大陆农产品贸易现状及其对岛内经济的影响.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4):1-8.
[12]吴巍巍,郑雨竹.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赓续与创新——第八届两岸文化发展论坛综述,海峡人文学刊,2022.2(01):142-154+160.
[13]李非,李夏培.台湾经济融入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73(03):101-112.
[14]赵杨.基于乡村振兴的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发展路径探讨.常州工学院学报,2023,36(03):6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