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来的社会巨变改变了客家乡村社区的文化景观。20世纪80年代，台湾客家受到全球化、本土化思潮及岛内客家族群意识觉醒的共同影响，以客家社区营造作为塑造族群认同和社区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大陆乡村建设经历从政治性、经济性向综合性发展的过程，深受国家发展战略影响。两岸客家乡村建设与社区营造的时代背景、建设步骤、建设主体、发展阶段有所差异，但共同目标都是传承客家文化与构建客家认同，也体现出闽台客家之间的不可分割。

　　【关键词】客家；乡村建设；社区营造

　　乡村建设是党和国家长期重视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强国的重要战略之一。本文以闽台客家乡村建设与社区营造为例，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两岸在这一问题上的异同。

　　一、研究概述

　　乡村建设与社区营造是两岸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近年来在大陆地区“乡村建设”、“美丽乡村”、“乡村旅游”、“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等话题最受关注，相关研究成果自2013年之后有快速增长的趋势，尤其在2017年后呈现井喷式增长，这既是学界在调查基础之上的集体成果呈现，也与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政策的陆续推进有关，更反映出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写入十九大报告之后，全社会对农业农村问题的高度重视。

　　闽台客家乡村建设研究，涵盖了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成果具有突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倾向。近年来，闽台客家乡村建设与社区营造的研究成果从研究主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客家乡村文化景观建设研究（姚墨旺、郑永平、喻可欣、林诗楠、陈晓雯、王松全 2015，袁霖、李敏 2015，徐春龙 2016，冯琪倬 2017，卢伟、陈力、许丽艳 2018，杜文超 2019，张倩 2022）。二是客家乡村旅游研究（谢建师 2016，余达忠2018，曾慧娟、饶勇 2018，王瑶 2018）。三是客家乡村典型事项与社区治理研究（谢佑华 2013,喻艳 2014，俞龙通 2010，吴良生、罗勇 2011，陈晓彦 2013，徐维群、邱立汉 2023）。四是客家乡村建设与社区营造成功案例研究（李浈、雷冬霞2005，吉路 2008，毛藴诗、陈嘉殷、李田 2014，杜辉 2016，傅文达 2016，封淑娜 2016，黄秋菊 2019，杜文超 2019）。五是客家文化产业与社区活化研究（宋霞 2015，黄信洋 2017，卫佳诗 2017，洪馨兰 2018，罗剑彪 2022）。六是台湾社区营造经验及其对大陆的借鉴作用研究（黄璐 2012，黄璐 2013，李玮 2014，杨小月 2015，邬维芸 2017，叶翔 2017，吕飞2017，刘闯、年福华、刘梓函 2017，王阁岚 2017，王鹤 2018，申歆童 2022）等。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台湾掀起社区营造研究和实践热潮，其研究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关注典型地区或个案，在田野调查与实际参与社区营造的基础上展开研究，这一现象台湾硕博士论文尤为突出，自20世纪90年代迄今，专题研究客家社区营造的硕博士论文至少有百余篇，其中很大部分都为社区的个案研究。二是研究话题多出自政府总体社区营造政策。自1994年台湾地区行政部门提出的社区总体规划，其中阐明社区营造的“造人”、“造景”、“造产”为主要内容，研究者也将研究重点放在社区参与、文化产业、政府组织在社区营造中的作用、社区经济等话题。

　　二、闽台客家乡村建设与社区营造的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起，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问题。从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乡村建设的发展重心，从最初注重乡村政治建设，转向改革开放后的注重经济建设，再转向乡村振兴战略下所倡导的综合性建设。台湾省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世纪中叶以后，两岸乡村社区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走过了不同的乡村建设与社区营造历程，两岸的乡村建设既有共性问题也有各自困境。

　　（一）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历程

　　近代以来，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基础受到强烈冲击。20世纪20、30年代，以留学归国的知识精英为主导力量发起现代意义上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梁漱溟、吴作孚等对中国农村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梁漱溟的“邹平模式”倡导从文化建设入手解决中国乡村问题；晏阳初在河北的“定县模式”以教育为立足点，希望塑造新人；吴作孚的“北碚模式”以工业化解决中国乡村的生产、政治和文化建设问题，他们都怀着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责任，为苦难的中国农村寻找出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则在根据地推动了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乡村实践，以大刀阔斧的革命手段改变了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后，我国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推手，逐步进入以建立市场经济为核心、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主要内容、强调城乡统筹发展的农村经济改革时期。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这一概念实际上在建国后不久的50年代就曾经提出，但真正的全面推动是在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之后，这次全会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乡村的宏观发展战略，其目的是统筹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全面进行乡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这一国家战略带动了全国范围内的美丽乡村建设，村民、社会团体和个人纷纷投身乡村建设，特别是农业农村问题专家等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实践活动，如王伟强在广西百色、温铁军在河北定州翟城村、中国人民大学的乡建中心在龙岩市培田村、艺术家欧宁和左靖在安徽省碧山村等，都是这一过程引起较多讨论的范例。

　　法律法规的制定与乡村建设相辅相成。自2007年至今，我国与乡村建设相关的条例大致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2014）、《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2015）、《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2019）、《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2021）、《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2021）、《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1）、《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2022）等等，这些法规以国家的力量推动和规范乡村建设实践。如中国传统村落的评选，传统村落是指拥有物质及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具有较高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1]2011年，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等四部门开始组织中国传统村落评选申报。截止2023年，全国已经进行了六批中国传统村落评选，评选过程极大地促进了乡村建设。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在其影响深远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基层社会本质是乡土性。[2]他的论断至今未过时，但当前我国乡村的宏观和微观环境都已不同于民国时期，也不同于1978年后的农村经济改革时期。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是“坚持农村优先发展，按照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可见，新时期乡村振兴的诉求是包含经济、文化、生态、福祉、政治等各项事业建设的全面振兴，[3]这意味着我国乡村建设的程度和水平都必然迈向新的阶段。 

　　（二）台湾社区营造历程

　　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起步较早，它的起源与国际社会思潮有密切关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台湾从农业社会迈入工商业社会，人口向城市聚拢，乡村社区发生了结构性改变。1951年，联合国首次提出社区营造（community building）的概念，此思潮于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影响台湾。1965年，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在施政纲领中提出“社区发展”概念，以此因应全球范围的“本土化”与“全球化”思潮。[4]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民主思潮与本土化思潮兴起，台湾的社区营造在此后应风而生。

　　台湾的社区营造经历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变化，改变的转折点在1994年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提出的“社区总体营造计划”。它是“以社区共同体的存在和意识作为前提和目标，借着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凝聚社区共识，经由社区的自主能力，配合社区总体营造理念的推动，使各地方社区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色，也让社区居民共同经营‘产业文化化、文化产业化’、‘文化事务发展’‘地方文化团体与社区组织运作’、‘整体文化空间及重要公共建设的整合’及其他相关的文化活动等。如此因社区民众的自主与参与，使生活空间获得美化，生活品质获得提升，文化产业经济再行复兴，原有的地景面貌焕然一新，进而促进社区活力的再现。如此全性、整体性的规划与参与社区营造创造的过程，称为社区总体营造”。[5]由此可见，社区总体营造计划”的核心目标是“造景、造产与造人”，“造景”具体体现为地方特有传统建筑空间、主题展馆等硬体设施的建设，即改变乡村的文化景观；“造产”体现为以文化产业改善社区生活品质；“造人”则体现为培养社区自治与公众参与的意愿与能力，凝聚社区共同体意识。

　　可见，台湾的社区营造是以建立地方认同意识为主要诉求，此后的台湾社区营造基本延续了这一思路。此后，台湾“文建会”相继推出“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2002-2007）”、2005年“台湾健康社区六星计划”、2008年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2008年“新故乡社区营造二期计划（2008-2013）”及“7835文化发展计划（2013-2016）”等。“新故乡营造计划”以民间机构与民间团体为“新故乡营造计划”主要推手，“新客家运动”其中七大项之一。此外，2008年，台湾地区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列入政府的重点发展计划，借由“社区总体营造”理念建设地方的文化特色，即“社区营造不仅包括社区公共空间的形态塑造、居住空间品质的提升、地方产业的再发展和学习体系的建立等，还包括以文化来塑造人，通过社区文化空间的营造，创建一个‘心之所在’的故乡”。[6]台湾的社区营造经验成功，出现新港、土沟、金华、桃米、北投等社区营造典范，它们代表了小镇、农村、都市等不同的聚落类型。

　　比较而言，两岸乡村建设的路径有差异。第一，两岸乡村建设与社区营造背后有不同的逻辑和传统。大陆使用“乡村建设”一词；台湾采用“社区营造”，反映出它所受的国际思潮，台湾在社区营造的实践中也借鉴了很多其他国家的社区营造思路。第二，两岸乡村建设的建设主体不同。大陆乡村建设深刻地融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通过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传统村落等，遴选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村落，以国家战略的高度推进乡村建设，或以知识精英“去国还乡”的方式，进行小范围的乡村建设实验，乡村建设的力量自上而下，村民与民间组织的力量较为弱小。台湾的社区营造在政策理念上经历了由上而下到由下而上的过程，社区民众与民间组织成为社区营造的主体。第三，两岸乡村建设的时间节奏不同。大陆乡村建设经历从政治性到经济性再到综合性的转变，这一历程目前仍在继续，当前乡村建设的重点，是在实现乡村基础设施、自然环境保育的基础上的综合性建设。而台湾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实现了社区营造思路的转变，以系统性的社区建设理念贯穿了其社区营造史的主要阶段。

　　三、福建培田与台湾美浓的比较

　　（一）培田村

　　培田村位于龙岩市连城县宣和乡。自宋元之际以降，随着汉人迁入而逐渐成为客家聚居地。据郑振满的研究，[7]明中叶之前，培田大姓吴姓靠力田起家，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领导者，明中叶后吴姓子弟进入仕途者日渐增多，明后期吴姓开始修族谱、建祠堂，清代前期，吴氏十三世吴嘉宾父子经营竹、木、纸等山区特产而发家致富，在晚清达到顶峰，宗族发展塑造了培田的文化肌理。明清以降，培田都隶属于河源溪沿岸村落的轮祀联盟“河源十三坊”中的一员。十三坊是以十三个主要的村落为主的村落联盟，实际上包括了上百个小的村落，轮祀珨瑚公王（当地称为“入公太”的民俗活动）是地方文化生活中的大事，轮祀过程实现了村落联盟共同文化的延续和变迁。本文的调查发现，十三坊的客家人已经普遍接受并不断强化珨瑚公王是闽王王审知的说法：2017年是培田轮祀年，地方有力人士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将福州闽王庙中的王审知像请到培田共襄盛举，此次空前的举动让活动参与者印象深刻。

　　培田的保护开发，最初由政府着力最多。2000年连城县开始有意识地对培田保护开发，2005年培田所在的宣和乡人代会提出“理清管理体制，继续加大保护”，希望解决的是村民不理解、不配合的情况。2008年的连城县人大会议上，16名人大代表提出“处理好培田村保护开发与新农村建设之间关系”的议案，同年，龙岩市政府为培田安排每年500万的建设资金。[8]2009年培田村成为省级新农村建设试点示范村。2011年，培田村举办第一届春耕节，2012年培田通过了国家4A级旅游区验收，2013年通往培田的旅游公路建设完成。在长达十余年的保护建设过程中，政府的工作重点围遶着文物保护和新农村建设的政策，重点保存和修缮价值较高的历史建筑，并对培田进行环境整治和道路修缮，以配合培田的旅游开发。培田将新村与老村分离的做法成功地保护了培田传统村落景观，但保护开发过程中的开发利益分配、深度文化挖掘等问题值得反思。此外，知识分子团队对培田的乡村建设尝试中也反映出一些问题。

　　第一，村民对社区公共事务和乡村建设目标的态度并不一致。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团队于2014年在培田村调查村民对传统村落公共空间重构的参与意愿。[9]从调查来看，该团队将问题集中在个人特征、家庭社会特征、对公共空间的认知、对外部性力量的认知等4个部分。调查结果显示，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已婚的村民越明显地表现出对参与村落公共空间重构的认同，经济能力越强的村民更愿意参加村落公共空间的重构，外部力量（专家学者、公益组织、旅游开发者、政府）的介入可以提高参与村落公共空间重构的意愿程度，培田村民对旅游开发者的兴趣明显高于其他三个选项，这恰与十余年来培田保护开发的思路是一贯的，即村民认为保护的目的是为了旅游开发，并期待旅游开发。

　　第二，乡村建设过程中作为主体的在地客家人地位尴尬。王瑶团队调查了在培田开展的青少年乡土游学教育体验和消费情况，[10]调查发现，耕读文化游学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必然面临乡村社会的利益分配问题，作为主体的村落在其中是相对被动的，王瑶认为这是因为游学活动是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品，它冲击了地方社会原有的生活价值。曾慧娟、饶勇团队将乡村旅游中主客之间的关系称为互相“凝视”，[11]他们认为，培田旅游开发过程中，在作为游客的一方，对空间环境感受力最强，对文化氛围的感受相对较弱，仅关注被广为宣传的培田代表性的建筑符号。但当地客家人作为主人的一方，对乡村的宗法亲情瞭解度最高，对习以为常的人居环境关注度较低，主客之间互相“凝视”呈现错位。本文的调查支持了这一观点。一位在培田主要古建筑中售卖地方特产的报告人在谈到培田春耕节时，说“热闹是他们的”，而对吴氏的发展故事津津乐道。培田的保护是以旅游为目标，追求的是适应客体的需求（比如“耕心”众创团队在培田的民宿实验[12]），但培田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则留给专业的研究者，这不仅会造成主客之间的文化隔阂，也将影响村落建设的整体方向与思路。

　　（二）美浓镇

　　高雄市美浓镇是南台湾著名的客家聚居区。清干隆元年（1736），屏东客家人林丰山、林桂山兄弟来到美浓山下安家垦拓，立碑开庄，名为弥浓（日殖时期改为美浓），美浓后来发展成为高雄最大的谷仓，产生出标志性客家符号城门楼、敬字亭、伙房，代表性经济产品是烟叶和油纸伞。

　　1991年，地方政府为了缓解供水压力，不顾生态环境和潜在洪水危机，决议在美浓兴建水库，引发了美浓人抗争的“反水库”运动。1993年开始，美浓人已经意识到单纯反抗难以取得成功，于是在向政府提出替代方案延续反水库运动之外，着手开展社区内部营造。在民间团体推动下，美浓利用自身优势，因应社区内部的需求，社区共同目标由保护美浓变成发展美浓。在1993-2000年之间，美浓进行了大量的环境改善和古迹保存工作，创办了台湾地区第一个民间社区自发性生态祭典美浓黄蝶祭，创办社区学校、规划美浓客家文物馆，编写客家话教材和地方史《美浓镇志》，文化建设增强了社区的文化认同，美浓成为南台湾最著名的客家人社区。

　　美浓乡村建设的一条经验是农业产业链整合，在农业产品生产的全过程，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并通过与旅游业、酒店业等第三产业的结合，推动休闲农业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消费者通过认股田地、体验农活，与农民建立起切实的生活联系。[14]美浓农业的成功，又受到台湾整体经济情势的走低这一外部环境的影响，年轻人从城市回流。重返美浓的青年包括土生土长的美浓后生、移居外出的美浓青年、有一半客家血统的年轻人及认同美浓社区运动理念的外地学生。[15]返乡青年从事与农业相关工作，加速了美浓农业技术的现代化，为乡村带来生机与活力。洪馨兰将美浓青年返乡的现象称为“反向迁移”，认为美浓因此获得了“挑战全球化的厚实体质，社会运动中暗含的文化根源得以称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基础。” [16]

　　美浓社区营造是与20世纪90年代台湾少数族群社会运动合流的产物，也是台湾本土意识、美浓地方情感与地方认同、客家文化觉醒的共同结果，它成功的经验包括：

　　第一，美浓社区总体营造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模式，民众在“反水库”运动中形成高度的社区认同。发展初期，民间组织、村民是社区营造的主力。随着营造机制的逐渐完善，政府与民间关系缓和，政府提供政策、资金的支持，专家学者协力提供理论与经验，民间组织与民众仍然是营造的主体。可见，美浓客家社区总体营造工作，起始于寻回地方文化的生命力，强调共同参与和客家文化认同，而“人”是社区营造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元素。[17]

　　第二，文化景观成功“转译”。2016年高雄市政府和美浓区公所提出“社区藏宝图”营造计划，深度发掘美浓历史人文和美食，打造社区轻旅行路线，扩大社区文化影响力。通过这一计划，美浓的传统文化景观得以成功融入现代社区发展，活动总共发掘出社区大小“宝藏”40多个，天后宫、福德祠、水德宫等传统建筑，客家文物馆等客家文化传播中心，水莲田、美浓湖等自然景观成为“宝藏点”，美浓的文化景观成功融合并“转译”再向游客进行文化的传播，使得美浓的文化独特性和社区的独特面貌得以展现。美浓油纸伞是美浓客家的文化符号。油纸伞从大陆传入后，[18]20世纪50年代左右成为美浓标志性的产业之一,随着台湾工业化进程,油纸伞的生存空间急剧压缩，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台湾经济发展带动了旅游观光业，油纸伞制造业复苏。黄秋菊观察到，油纸伞在客家文化中寓意“有子”恰恰契合了台湾少子化的社会危机，从而从传统日用品转化成具有现实文化意涵的现代文化商品。 [19]

　　第三，客家传统文化始终是美浓社区营造的重点。美浓共有20多个民间组织，涵盖社区总体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传统文化传承、身心健康关注、艺术氛围提升、弱势群体帮扶、居民教育问题等方面，对社区营造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据统计，以传统文化传承和艺术氛围提升为主要工作内容的民间组织分别占美浓民间组织的32%、32%，[20]成立于1989年的钟理和文教基金会，为推动以钟理和为代表的台湾乡土文学和台湾文学的进步做出巨大努力。美浓社区营造挽救了在台湾社会面临传承危机的客家文化。美浓通过编写地方志、创办地方报纸、推动客家乐队发展，更将油纸伞、蓝染、烟楼这些与客家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的文化产物融入社区营造，创造出具有美浓特色的客家意象。

　　四、结语

　　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改变了客家传统社会的乡土景观，闽台客家乡村建设与社区营造背后有不同的逻辑、时代背景与历史进程，大陆乡村建设受到传统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影响，而新中国整体政治经济战略起到决定性作用；台湾客家社区营造则更多地反映出本土化与全球化思潮对台湾社会的影响，亦是台湾政治发展与客家族群意识觉醒的产物。两岸乡村建设的核心目标有差异。台湾社区营造乡村环境、设施等升级外，社区营造的着力点在于用文化塑造“社区共同体”，建设具有社区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共同体意识。大陆乡村建设乡村并没有建立区社区共同体意识，文化建设和社区共同体意识培养的工作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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