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帝信仰是中华文化中最具普遍性与民间认同性的重要信仰之一，其神通三教，是典型的民间信仰形态。及儒，与“山东夫子”孔子并列，称“山西夫子”，“壮缪侯”，乃至“协天大帝”“文衡圣帝”。及道，称“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及佛，位列护寺“伽蓝菩萨”。亦是民间鸾堂的主要恩主之一。关帝的信仰经历了民间自发祭祀，到伏魔护国获得官方认可，再通过官方以及军户祭祀圈建立的武庙来进一步发散，乃至形成民间影响力，成为官民祭祀的共识。

　　诸如关帝这类能够达到民间普遍信仰的神只，均拥有众多的在地化演变事例，这也是与民间达成信仰共鸣的结果。而去关注这些在地演变与特色，则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到关帝信仰，作为一个全民信仰的“各美其美”乃至从其中找到“美美与共”的方法。

　　闽南关帝信仰与卫所、航运和运输水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凡重要的航线卫所与港口码头，都有关帝的香火流传。

　　一、卫所武庙

　　万历朝关公信仰完成了从侯到帝的提升，明神宗于万历十年(1582年)敕封关羽为“协天大帝”；万历十八年(1590年)又加封“协天护国忠义帝”，赐关庙额 “显佑”；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应解州崇宁宫道士张通源题请，敕赐解州关庙名曰“英烈庙”；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加封关羽“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关帝封号中的“协天、护国”皆表达了关帝神格中“维护国家稳定”的属性与期许。

　　随着明清月港的兴起，沿海卫所重新布局，卫所的建立引来的驻军军户便是传播关帝信仰重要的推手。以如弹丸之地的厦门岛所在的中左所为例，便分布着三座关帝庙。

　　（一）厦门岛上的武庙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福建分巡兴泉永海防兵备道周凯所编撰的《厦门志》有载：

　　“武庙在城西南隅。祀汉寿亭侯《鹭江志》载：‘前时文武祝嘏于此。康熙二十四年建，道先六年提督许松年重修。’

　　外关帝庙在神前街，坐海向街。每月朔读法于此。歙人许师古有碑记《鹭江志》。

　　内关帝庙在海岸，背海面街。祀汉寿亭侯并关、周二将军之神。其周将军极灵，祈祷不絶《鹭江志》。”

　　因此厦门城武庙与神前街“外关帝庙”，城外关隘内的“内关帝庙”，形成了一城三关帝的格局。在一座卫所里分布着这么多的关帝庙，亦是体现在月港贸易海上体系形成了以后，加之明郑经营与平台战争的基地作用，厦门的卫所作用日益重要，岛上军事部署增多，一来凭关帝忠勇神威宽慰离家卫戍的官兵，使其有着共同的精神向心力，二来关帝的典祀亦是官方权威在民间映射。

　　（二）外武庙与内武庙

　　根据《鹭江志》记载外关帝庙在神前街，坐海向街。每月朔，文武官在此宣讲圣谕，也便是文武官员学习新政令的所在。有碑记：

　　“万历丁亥正月朔，师古受命来知浯屿水寨事，求关公之神而造谒焉。神栖于路亭之旁，不可以成礼。乃出囊资七十金，撤菜食之庐舍八十椽，庀材鸠工以首庙事。四哨之官捕目兵共[弁]而[等]人相率而助四十金。两班卫所之队若军，亦相率而助四十金。望老奉三金供酒食。游兵毛户侯以二金称花币，道人讳鸿宝输五金施绘事，遂入为司祝。逾年而庙貌奕然，甲八闽矣。古武夫不能文，直书其年月始末以诏来者。万历已丑年七月望，歙人许师古九顿首撰，越人俞国辅拜书”。

　　外关帝的形成，最早源于海滨边一块神似关帝的石笋，根据厦门学者李禧记録：“厦外关帝庙一带，旧为海滩，滩有石笋一笏，因塑为关壮缪像。”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歙县人许师古受命管理浯屿水寨。其深信关帝，上任后“求关公之神而造谒”，在澳前看到了这尊石笋所雕凿的关帝像，但惜“神栖于路亭之旁，不可以成礼”，于是倡议官兵人等出资建庙，庀材鸠工以成庙事。一年后“庙貌奕然，甲八闽矣”。

　　因外关帝庙后有海滨与自然形成的湾澳，便被称之为“神前澳”。可惜外武庙毁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大火，石笋所塑的关帝断为三截。后随着1920年鹭江筑堤修路，神前澳亦消散在历史里。

　　城西南隅的武庙亦是无迹可寻，而关隘内的内关帝庙-“内武庙”则留存到了现在。在清末民国时期厦门城内流传有“富、贵、贫、贱”四庙之说，“富”庙为聚集了众多名士，以扶乩出名的养真宫；“贵”庙为施琅在原供奉妈祖的“林孝女祠”基础上请建的“朝天宫”；“贱”庙则是供奉清水祖师的福茂宫，因其常受民众出请办事，与民间打成一片，最为出名的便是帮有需要信众入户乞药，所以自嘲为“贱”；内武庙在民间以马使爷出名（《鹭江志》记载为周仓），因为关帝身份尊贵不轻易求请，又有官祀属性，所以在四家比较出名的庙宇中香火较少，因此内武庙被戏称作“贫”庙。

　　二、关帝信仰与航运的连结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亦记载了一则关于协天大帝的敕封由来，据时任总督河漕右都御使的潘季训称：“本年（1590年）五月内，因上源、汝宁、寿泗一带淫雨连绵，淮水暴涨，至二十七、八日，雷雨交作，西风骤急，高堰将危。此时，从工所看到黄云一片，笼罩武安王庙上，良久方散。又本庙僧人宗权有徒远归，从十里外望见庙前灯火盛张，至庙寻访无踪，须臾风转雨收，水势遂定，高堰溢而后安，实系武安王神功之力。”万历十八年（1590年）潘季训特表奏朝廷，上谕“以神显灵高堰，诏加尊号，颁衮冕，赐庙额曰‘显佑’，封‘协天护国忠义大帝’”。

　　元代以后，内河漕运沿岸港口城市的商业贸易极为发达，成为了船帮与江湖结社讨生计的理想之地，所谓富贵险中求，此类组织的经营多具有危险性，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所以都很注重强调内部成员的忠诚和勇敢，且常常用“结义”、“授徒”等方式来提高组织的凝聚力。因此以“忠、义、仁、勇”为核心精神的关公也就自然受到了他们的追捧。

　　石码与海澄做为月港重要的码头，亦分布着重要的码头关帝庙，其中以石码的上码关帝庙与下码武庙最为有意思，上码关帝庙俗称大码头关帝庙，位于石码最繁华的红树林码头之上，始建于明朝的嘉靖年间，在清朝康熙、干隆、道光、咸丰及民国十五年、三十八年间均进行过多次的重修。其中民国十五年，石码镇的街道正在拓宽进行重建。当时石码镇大码头“关帝庙”也被列为拆迁之境地。为了保护此庙宇免于遭受到灭顶之灾殃，石码侨商林秉懋先生带头组织（大码头“关帝庙”董事会），并带头捐献自家在（石码大码头坐西朝东的店面二座）以扺毁庙。因为上码关帝所在码头的特殊性，其颇受码头上的商家所推崇。

　　下码武庙则是原本官立武庙所在。前街(横巷口)连福寿街(即解放东路中段)，据《石码镇志》及存碑记载，其为明嘉靖间礼部尚书林崇捐地所建，座东南向西北，三进三开间。原前二阙门华表(现存古石柱二根)一石埕，志载，“康熙乙未(1715 年)国学方文铨倡修之，宣统末年都人葺新，庙貌益焕。崇祀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五年敕封)，并祀孔明公等。岁春秋致祭，有庙产(见内中古石碑文)。有司望日(每月十五日)会同营汛诣庙行香不与祭。”因之，古时有“初一文(官祭拜)十五武(官祭拜)”之习。庙前有东西走向二巷，曰下码巷，曰横巷，皆下码之古街巷中较长者，今保护完好。是典型的卫所武庙形态。

　　泉州城内以通淮关岳庙香火最盛，明中后期通淮关帝庙有河渠通海，故航海经商者咸祠于此，只不过关庙未建以前，其曾祠平浪侯晏公。明人王士性在其《广志绎》中记载：“江湖社伯到处有祀萧公、晏公者，其神皆生于江右……晏公名戌仔，亦临江府之清江镇人也，浓眉、虬髯，面如黑漆，生而疾恶太甚，元初以人才应选，入为文锦局堂长，因疾归，登舟遂奄然而逝，乡人先见其驺从归，一月讣至，开棺无所有，立庙祀之。亦云本朝封平浪侯。”

　　晏公在明初受到了内河漕军的推崇，一度成为全国性内河漕运的水神。但通淮庙何时所立至今未知，到了万历朝，关帝信仰逐渐成为了通淮庙的主流，万历四十年(1612年)，乡试第一的涂门街人李光缙在《塑三义像记》中载曰：“郡故有汉寿亭侯庙，灵响特异，士民奉之甚恪。庙左右堂，左祀寿亭侯，右祀平浪侯晏公，不知所从始，久沿莫敢更。万历甲辰岁（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奉佛者迁平浪侯于堂之右偏，而中塑观音大士像，为善男信女皈依之地，识者非之。壬子春，移大士像于月台之禅室，而里中孝廉张汾、文学杨君某某、何君启升、张君某，相议塑刘先主、关寿亭侯、张西乡侯，附诸葛武侯祀于其中堂，位南向；而奉平浪侯于前厅，位北向。” “塑既成，表汉时共事之雅，开泉人未有之祀，观者如堵，缙记之。”乡绅们对于这一庙三结义加之诸葛武侯的祭祀场景改革无疑是成功的，获得了当时泉州人的围观与推崇。

　　而在泉城南门聚宝街的富美境，现以萧王爷而闻名的富美宫前身则为为祭祀关帝的武圣殿。其庙存道光元年(1821年)的《重建鳌旋富美境武圣殿萧王府行宫捐交姓氏目録》碑刻便印证着这一历史。富美宫所在的富美渡头是泉州海内外水运交通重要枢纽之一，位于浯江之滨，民谚中有”金浯江，银聚宝”一语。富美宫所在的富美渡头，与商铺林立的聚宝街相邻。虽然富美宫萧王府号称建于明朝，但究其“武圣殿”由来，此乃于嘉庆年间其宫供奉关圣夫子之故，据道光版本《萧夫子签谱》载郡人曾炳查所摸序言中有：“昭代嘉庆年间总巡天下降神于城南富美武圣殿……至令香火增新”。可见富美宫在清嘉庆前依旧是关夫子的庙祀。也印证了闽南航运水系中码头武庙林立的现象。

　　三、船舶上的信仰

　　明代定居于龙溪，被黄宗羲称为“万历间作手”的张燮，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所成书的《东西洋考》中记载了当时闽南航船所祀之以协天大帝（关帝）为首的三位航海舟舶之神。

　　“协天大帝者，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关壮缪也。万历四十三年上尊号。

　　天妃世居莆之湄洲屿，五代闽王时都巡检林愿之第六女也……

　　舟神，不知创自何年，然舶人皆祀之。

　　以上三神，凡舶中来往，俱昼夜香火不絶。特命一人为司香，不他事事。舶主每晓起，率众顶礼。每舶中有惊险，则神必现灵以警众，火光一点，飞出舶上，众悉叩头，至火光更飞入幕乃止。是日善防之，然毕竟有一事为验。或舟将不免，则火光必扬去不肯归。”

　　以上三神供奉于福船的神厅之内，并有专门的香公祀奉香火，香公为当时海上航运的一个重要职位，当船航行过一处地标港澳时，其便要对当处的神明致祭。

　　而在惠安崇武古城，其南门关帝信仰则与当地的造船业息息相关。崇武关帝庙，又称“南门关夫子庙”“南门关圣庙”，位于惠安县崇武镇海门村，地处崇武古城南门。

　　崇武的关帝源于卫所军户的信仰。崇武城里的关帝神像，最早祀于千户所公署的谯楼下，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移祀于西城门楼，现称西门关帝。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崇武千户所千户徐鸾在南门倡建关帝庙，嘉靖四十六年（1576年）竣工。

　　崇武当地新船下水的仪式叫“落令”，船主需要择吉日，办牲醴、烧金纸祀神，并宴请造船师傅和参加推船下水的人。每年头出海，大多的渔民不愿为领头开道，所以渔船出海前，要先到关帝庙或妈祖宫卜杯确定带头人和出航日子。开海门时，领头的船，要用四两肉和画一只白虎，以红绳缚在绞车上，然后用斧头敲断红绳使其掉到海里，这叫“祭煞”。

　　在当地不论是渔船或商船，一般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补船运”，以求船运顺风顺流、平安顺利。其仪式即办三牲、酒醴、果盒、金纸，在船上的神位前敬祈，还要加烧纸人和纸船等“替身”，也要到关帝庙和妈祖宫敬奉。若是当年船在海上遇有意外事故，还要再进行一次“补船运”。

　　另有一种祈求航船安全的习俗叫“过油”，也称“煮油”、“打船醮”。“过油”的日期要在崇武南门关帝庙卜杯确定。到时日，船主在船上用一把有柄的铁鼎（锅），纳入木炭，浇上生油、麻油和金纸。点火后，船老航一手拿着扎有纸的斧头，一手拿着一壶酒，绕船一周，口中含酒向火鼎吹去，斧头则在船上的头巾、龙目、头桅、中桅、绞车、网、绳、舵等各个重要位置上敲一下，每敲一下斧时，船员要齐声喊：“顺”！所有祀神饼类即分给众人。据说这种做法的目的，是驱逐船上的鬼邪。

　　而在厦门港，其主要的造船群体亦是惠安人，厦门港船民对关帝亦崇拜有加，因为其生产捕捞海域所联系，厦门港的船民们特别崇拜东山铜陵关帝与惠安南门关帝。当地船民将对关帝的崇拜也体现在了船只的改造创新上。

　　“1850年厦门渔港钓业兴起，随着生产海域的扩大和作业方式的改进，原有的渔船已经无法适应渔业生产的发展。1870年，疍家出身的老航陈有金经过多年探索，将自家的一艘‘挂鸟嘴’渔船与惠安的钓船‘大排’比较，揉合早期的多种渔船的优点，精心打造出全港第一艘号称厦门钓艚的新渔船。新船下水投产后捷报频传，引起轰动效应。这一创举，成为厦门渔业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大转折。这种钓艚的特点：一是形如对开的蛋殻，呈‘U’字型（渔家疍户称誉为关帝鞋），具有较强的抗风性能。”

　　四、九龙江区域船民的普遍信仰

　　（一）九龙江阮氏帝君

　　除了陆地上的庙宇，因为九龙江船民的存在，还有在水上流动性的庙宇，这也是闽南民间信仰的特色之一。发源于九龙江船民的阮氏家族崇拜关帝历史已久，因为庙设于连家船上，所以称之为“水上帝君”，在九龙江上游的华安汰口船民亦有此传承，不过直到1994年华安汰口的水上帝君才移到岸上。

　　阮氏家族的帝君依旧因循在每年农历十月十二、十三日两天，将载有水上帝君庙（明朝年间始建，已有500多年历史）的连家船，停泊在芗城区洋老洲春兴埕举行祭祀庆典，礼毕巡游于江面之上。九龙江阮氏船民影响颇深，根据《漳州阮氏九龙江水上帝君庙碑文》所记録：“漳州阮氏九龙江水上帝君庙船始建于明朝成化年间，已有五百多年历史。现座落漳州市芗城区洋老洲九龙江西溪水上码头。据族谱史料记载，漳州九龙江流域，（西北溪二支流）水上居家船阮氏后代，古称漳州府龙溪县西溪房，开基祖阮崇龙，生有七子。

　　长子：阮居山。以船为家水上运输航行于九龙江西溪线漳州往靖城、葛仔、山城一线水运，于明德元年（1506年）定居南靖山城阮厝，已传24世。

　　次子：阮旭居。留漳州，聚居在九龙江两岸的春兴埕，新桥头，草仔察尾，白鹭洲等处水上人家，以船为居，已传25世。

　　三子：阮赞风。长年航行于漳州往靖城、保林、龙山、金山一浅水上运输，已传22世。

　　四子：阮真宫。于明朝年代就开始航行于漳州往靖城、山格、小溪等地水上运输，建国后上岸，定居在平和小溪豀边村，已传24世。

　　五子：阮荣盛。长年航行开九龙江北溪线，常年货运于郭坑往浦南、新圩、沙建等地水上航运。建国后上岸在华安、沙建、汰口定居。

　　六子：阮茂盛。迁居厦门港。 

　　七子：阮允盛。（未详）

　　分布海外有日本、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印尼、越南、美国、等地区和国家。千百来年，他们居家在九龙江流域以及海外各地，以船货运，水上捕鱼为生，生生息息，世代繁衍。为祈水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供奉山西夫子帝君神像，建水上帝君庙，木雕制作，是当今世上最小的帝君庙。安放在木船上，巡游于九龙江西北溪，停泊在洋老洲江边沙滩地，岸上有古称‘春兴埕’占地三亩，作为庆典活动场所。因帝祖神明灵感，西溪每年农历十月十二、十三日，北溪汰口为十月十四、十五日，举行帝君庆典日。九龙江西北溪流域的各地阮氏宗亲船只汇集洋老洲水泊地，阮氏后裔众子孙在此举行大型祭拜庆典活动。”

　　(二)进发宫的信仰

　　与阮氏宗族同在九龙江上生活的烧灰巷船民，也有着自己的水上船庙“进发宫”，根据船上耆老之言，进发宫从明代便存在了，不同于阮氏水上帝君，进发宫有着丰富的神明谱系，供奉有九天玄女、朱池形李四位王爷、关圣帝君、玄天上帝、中坛元帅、玄坛元帅、下坛虎将公以及土地公等大小神明20余尊，其中关圣帝君圣诞便做两次，分别于正月十三与五月十三，小小一龛中便供有大帝君、二帝君以及周仓将军、关平太子。

　　进发宫的关帝前往进香的庙宇往往都跟他们的生产生活相关，历史即去过东山铜陵关帝庙，也去过石码大码头关帝庙，乃至扶摇关帝庙。进发宫的哪咤鼓还流传有讲述关帝生平的七言请神咒两首，义勇周将军、义忠关太子咒各一首。

　　（三）厦门港“菜神”

　　而同属九龙江出海口的厦门港，关帝信仰亦盛，陈复授先生在《厦门疍民习俗》中详细记载了厦门港船民对于关帝的信仰情节：“渔家疍民的性格刚烈勇武，极重义气，对正义和公平的渴求，对忠诚与义气的向往，与关公可意气相投、志同道合。从渔港的形成之始，有关武圣教谕‘敬天地，礼神明，奉祖先，孝双亲，守王法，重师尊，爱兄弟，信友朋，睦宗族，和乡邻，别夫妇，教子孙’的画册几乎家喻户晓，一幅关帝圣君的组合，即关公读春秋坐姿，身后傍立托印的关平与持刀的周仓，是每个船老航家中厅堂必挂的画卷，与渔船上男睡舱‘红格顶’上供奉的神像如出一辙。就连早期沙坡头渔港的小避风坞，因地形地貌与关公所持的青龙偃月刀近似，也被称为‘关刀河’，地名承袭至今。

　　在民国初期，厦港渔家疍户到东山岛关帝祖庙刈香分灵，准备回厦建庙奉祀，途中被诏安县宫口的一伙海盗劫持，关公金身下落不明，为此两地造成怨结达数十年之久，直到1956年才恢复交往。”

　　老一辈厦门港船民相传厦门港帝君为东山铜陵二帝，是早期往东山捕鱼时从铜陵关帝庙“偷请”而回的，供奉于居家之中，在厦门港船民群体里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在鱼行中还有组织有关帝相关的神明会，从渔业交易的抽头作为进香经费，因为传说此二帝祖不受荤腥，在本地俗称“菜神”，今在厦门港民家还有“菜神殿”存焉。

　　五、关帝信仰的闽南从神衍生

　　在闽南关帝的信仰系统里，其所配祀的从神亦是同等神功显赫，以至于衍生出了特有的关帝从神信仰系统。

　　（一）“渡人侯”周仓

　　在漳州的浦头港岸边一列排开俱是祠庙，浦头港大庙同样为祭祀关帝的崇福宫，但其中以二层楼阁形制的文英楼最为显眼，文英楼又称“定潮楼”， 位于浦头盐鱼市110号旁。

　　明清时期，浦头港是漳州东部周边地区重要的商品物资集散中心。嘉庆十八年（1813年）《重修文英楼碑记》载：“鹭岛贾船咸萃于斯，四方百货之所从出也。”

　　江阎在《家乡的码头》记述到：“文英楼二楼祀奉的周仓，民间又称‘渡人侯’。相传明朝末年，港脚社的秀才陆希韶父母早亡，由叔父代为照顾，并管理财产。崇祯六年（1633年）乡试，传说今科解元是陆姓子弟，其叔父为了让儿子能考中，故意不让陆希韶赴试。考试前夕，陆希韶心中郁闷，到江边徘徊，有位老渔翁主动以扁舟送他到福州赶考。陆希韶一夜航行数百里，从南台登岸赴考，终于高中解元，留下‘一夜渡南台’的佳话。陆希韶考中回家乡，发现文英楼周仓爷的神像酷似老渔翁，便请求赐封周仓为渡人侯。为感念周仓，他将周仓神像由配祀改为正尊崇祀。文英楼也因此有了‘周爷楼’的别称。”

　　这个“一夜渡南台”的传说，让义勇周将军的信仰在九龙江的关帝信仰圈里传播开了，其实也是行船人仰慕《三国演义》中周仓关公从碧津渡乘船单刀赴会机智执言并全身而退的桥段，其谋勇双全，又是单刀会的得力干将，在关羽水淹七军的桥段中水性又好能够在水中生擒庞德，更重要的还能与渡船航运结合。这使得周仓成为了关帝信仰在闽南航运产生紧密结合的神只。所以在九龙江一带的关帝庙中，常有周爷信仰的分支，甚至会单塑一尊周爷坐像，这个现象在同一港脚的崇福宫与铜陵关帝庙里也有出现，乃至《鹭江志》记载厦门的内关帝庙即内武庙“其周将军极灵，祈祷不絶”。虽然铜陵本地相传“在帝左右”的周仓与关帝为宋幼帝与陆秀夫的化身，但追究其根本，应是周仓传说在航运信仰中的体现。

　　（二）关平爷骑马

　　在每年农历二月的南安洪濑蓬莱境天香巡游中，“农历二月十二，先是“关平出巡”，亦称“关平探路”。队伍集中地点在新洪南大街至莱州宫口，队伍前面是八面大牌“肃静”“逥避”，然后是彩旗、凉伞。关平坐在马上，身披彩袍，后面人马紧跟。”庙内的软身关平神像会特别打扮，骑上一匹骏马参与巡境，其造像俊美飘逸一副少年将军的面貌，在队伍中特别显眼。这也是传统四肢可以灵活活动的软身造像的另类展示，亦是洪濑天香重要的记忆点之一。

　　结 语

　　关帝信仰的闽南案例便是官民共建的结果，其经历了由国家共性到民间特殊性的转化，完成了正统性与在地性的关联，是关帝信仰能够扎根到闽南民间，并取得社会普世认可的重要方式。所以我们在追溯一种民间信仰的正统性及其在官方典祀的历史重要性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民间对其的吸纳演变及二次拓展。

　　正因为闽南民间关公信仰的多元性，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一两个所谓祖庙的论述就把它们都概括掉，这样会逐渐走向单边化，反而体现不出这类独特性。

　　当群众能够自发地把度过苦难或者取得成功的品质与原因与关帝信仰挂钩的时候，这是神性的与有荣焉。在现今的宗教营销现象里如果单一地强调祖庙或者源头概念，但没有起到实质性开放包容的作用，无法更广大范围的信众建立起日常关联，是无法取得公众的实质性认可的。我们应从更开放的民间传播中寻找优秀案例，建立好关帝信仰跟民间日常生活的连结，从小处见大，才是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