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关帝庙古称铜山关帝庙、铜陵关帝庙，是国内四大关庙之一，保存的文物史迹丰富，文化底藴深厚，为台湾众多关帝庙之香缘祖庙。东山关帝庙地处海隅，历史不算悠久，为何能享有如此重要的学术地位，本文拟从东山关帝文化历史演进的角度探析。

　　一、本庙尚存明代以降关公历次晋封史迹见证东山关帝文化历史演进

　　东山关帝庙堪称关公文化历史博物馆，尚存不少见证关公历次晋封的文物，为研究关帝文化历史演进提供依据。关公卒后，经历蜀汉刘禅追谥“壮缪侯”、宋徽宗先后封“忠惠公”“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由侯晋王。又经历宋高宗封“壮缪义勇武安王”、宋孝宗封“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元文宗封“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至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撤掉前朝所加封号，恢复原封爵“汉寿亭侯”。

　　铜陵关帝庙前身“关王祠”建于洪武二十年（1387），至明正德三年，在旧祠右侧鼎建关王庙。之后历次兴修，规制庙貌至今不易，故明初以降关公历次晋封，皆留有文物史迹。

　　1.关王祠与关王庙。分两阶段，第一阶段为关王祠，自洪武二十年至正德三年（1508），规模狭隘，历一百二十一年；第二阶段为关王庙，自正德三年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庙貌壮观，历一百零六年。

　　关王庙自正德三年兴建，于正德七年落成，之后陆续增添塑饰，本庙三个史迹可见证这段历史：一是太子亭横梁背面有正德四年石刻：“明正德己巳年绅耆士：吴子约、黄宗继、方廷元、游日初、黄宗能、方肃敏、方体扬、林道济、唐孟岳、武守为，九月吉日募众鼎建”。二是正德十年《重建铜城保安堂记》碑刻，原碑已毁，碑文见于僧承理纂《铜陵关帝庙世系略谱》。三是正德十一年《鼎建铜城关王庙记》碑刻，立于大殿龟趺上，底座雕刻祥云，完整精美，为本城尚存最古老石碑刻。后二石碑刻学术价值极高，笔者详核碑文，不烦其赘，钞録如下：

　　《重建铜城保安堂记》

　　浮屠入中国久，我  圣祖开天诏寰宇，诸司立院寺为祝  圣之所，铜城保安堂盖创始于斯焉。星霜历久，风雨侵凌。正德三年戊辰夏，漳卫覃侯来总戎政，睹斯堂之荒废不堪，遂欲鼎新之，缘铜之善士方四公辈欣欣然而所命。夫何瓜期在迩，轺车东还，而铜人攀辕弗留，率相语曰：斯堂之建必待吾覃侯重握戎，寄佛氏有缘，吾人有望后期也。五年庚午秋，覃侯果膺 藩 远选，五载之任，下车之初，喻铜人曰：□□氏为□□□□圣祈安国□攸万，念斯堂岁久且弊，尔等盍共成胜事而鼎新之。于是出俸金而倡，铜之千兵户侯、耆英绅士，各捐财助□□□无□不□，遂大斫石经营，于正德七年壬申十一月三十日辰时落成；十年乙亥正月廿六日，殿堂门庑黝□彤漆，焕然一新。旧祀□□□□□□□□□□□□□尊像□□匪□□□□□堂。总戎公恭人黄氏复出贷而塑饰之，铜之耆妇率众资而襄赞之。□目之间，金碧辉煌，祥烟缥缈，无异兜率真境。

　　夫上□□下之倡。覃侯□□□熙皞太平之秋，一倡禅门之事，铜之旄倪不待教令而皆倾囊解橐，若夫倡忠孝之大伦，振纲纪之大义，回海滨邹鲁之风，星变□斗□□之俗，顾在此一转移耳。且斯堂之建，由覃侯作倡之专，亦惟公辈趣事之敏。铜之风土倍有胜概，然恐岁远事迹漫没，资缘芳姓嘉名□□□是铜人铜与立石以垂悠久，而覃侯鼎新之功、莅任之详，历千载而皆有所考，是为记。

　　大明正德十年岁次乙亥夏朔，赐进士出身礼部政江西吉水刘梦诗撰，住持僧  立。

　　《鼎建铜城关王庙记》

　　铜城东，天尊堂之右，有祠一所，汉关羽云长之宫也。其神生自蒲州解良，事蜀，威震华夏，卒葬于玉泉山，人德之，祀以为神，着绩于宋祥符七年（1014）解州盐池，受敕封义勇武安王。

　　国朝洪武之二十年，城铜山以防倭寇，刻像祀之，以护官兵，官兵赖之。后官使往来之络绎，与夫祈者、赛者、问吉凶者，须臾聚可数十人，而不能以容，人咸病其隘；亦有喜施者，欲辟之，又以工程浩大，艰于济。正德戊辰岁正月，云霄吴公子约避寇于铜，同铜善士黄公宗继等九人，募众资财崇建之。遂卜旧祠右之空地，是年五月初七日辛卯，土木聿兴，阅至壬申年二月初二日丁丑落成。庙之地势，龙盘虎踞，水秀山明；庙之壮观，翚飞鸟革，矢棘跂翼；庙之定制，纵袤百二十尺，横广五十一尺；庙之规模，王宫巍巍，廊腰缦回，阶级竣絶，中肃阃门，外高华表，傍则僧舍翼然，非昔日之旧矣！是以祈者颂，赛者歌，游玩者乐，问吉凶者赞羡，官使停骖者便于息。虽古滕王阁，莫是过也。

　　愚也素恶世之祟祀无益，而此数公开诚心、昭义勇，不惮骫骳，不恤小费，督就是庙；又能节财，创买鱼扈一口，联于蔡福施扈之右，坐址三峙，则非特庙成，孔安已也。允宜立碑，纪其终始，以告夫后。庙之所以成，非欲自为记尔。吴公讳瀚字子约，金浦云霄人也；黄公讳孙字宗继、方公讳魁字廷元、游公讳旭字日初、黄公讳文字宗能、方公讳聪字肃敏、方公讳播字体扬、林公讳旺字道济、唐公讳仁字孟岳、武公讳团字守为，铜人也。于是乎为之记云。

　　大明正德十一年龙集丙子孟夏朔后六日武庠生黄玉国宝书丹篆譔，住持僧  月堂。

　　辨析后二处石碑刻可厘清铜陵关帝庙历史沿革两个重要史实：

　　其一，关王祠位置在哪里？按《鼎建铜城关王庙记》所述“铜城东，天尊堂之右，有祠一所，汉关羽云长之宫也”“遂卜旧祠右之空地”，可知新建关王庙位置在旧祠右侧空地，也就是说旧祠在今宝智寺后座紧挨关帝庙的地方，因旧祠左侧尚有一座“天尊堂”，莫考，由是亦产生不少错误解读，导致关帝香火何时入铜出现误判，《东山关帝庙志》记述即是一种常见的说法：

　　宋时，东山设有东坑铺、后林铺、樟塘铺、磁窑铺，各驻铺兵74名，属南诏场临水驿管辖。为护卫军民，各铺设有关公神位奉祀。东坑铺关公神位祀于铺之东邻，曰‘天尊堂’。元朝因袭之。

　　这段记述的真实性令人生疑。首先，宋代东山（五都）为海上孤岛，没有任何终端军事机构，有没有设置四个铺舍的必要或意义呢？其次，有什么证据说“各铺设有关公神位奉祀”呢？第三，凭什么说东坑铺之东邻祀关公神位的地方就是“天尊堂”呢？宋代铺兵是驿铺专司公文递送，承担传递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信息的职业军人。明正德《大明漳州府志》宋铺制：

　　南路为铺十，南门外为第一铺，二十五里至木绵铺，又二十五里至第三甘棠铺，又二十五里至第四横章铺，又二十五里至第五北亭铺，又二十五里至第六产山铺，又三十五里至第七火田棠铺，又三十里至第八白泉铺，又四十里至第九大悲铺，又三十里至第十半沙铺，由半沙五十五里至潮州界。

　　按正德《大明漳州府志》记载，宋代漳州南路共十个铺舍，并没有所谓（五都）四铺，也没有南诏场临水驿。正德《大明漳州府志》关于明代铺舍记载，漳州正南路则有六铺：

　　云头铺在六都，去城一百一十里，额设铺司一名，铺兵三名；陈平铺在五都，去城一百二十五里，额设铺司一名，铺兵三名；张塘铺在五都，去城一百四十五里，额设铺司一名，铺兵三名；铜山铺在五都，去城一百七十里，额设铺司一名，铺兵三名，此铺止铜山千户所。

　　明代因设铜山千户所，本岛（五都）才有设三铺的意义，但每铺仅三名铺兵，远没有74名铺兵之多，此时尚无“后林铺”出现，且最后一铺乃铜山铺，亦非东坑铺。光绪《漳州府志》则记载清代诏安县铺舍在东山（五都）有四铺：张塘铺、后林铺、东坑铺、磁窑铺。

　　只有清代，东山（五都）才出现四铺，开始出现“后林铺”，可见《东山关帝庙志》所谓“宋代东山有四铺、各铺设有关公神位、东坑祀关公地方称天尊堂”之说站不住脚，纯属杜撰。

　　其二，鼎建关王庙与重建保安堂有没有关联？按《重建铜城保安堂记》，保安堂在正德年间属于重建，僧净波《保安堂世系谱序》有详细记载：

　　……明成化三年（1467）岁丁亥首夏四月，我祖解方参学，杯渡铜陵，仰观帝庙之福地，声灵必震于千年，询其来由，明洪武二十年命江夏侯周公城铜山始卜建耶。遂募善缘结庐于左翼，号其居室保安堂，乃卓锡于此矣。日惟托钵营斋，闲则诵经修忏，参透圆机，精勤不懈。时铜未有缁流，而我始祖焉？详查世历，祖由漳郡开元禅寺第九世讳圆球公，字肖岐，号月堂，幼入桑门，顿悟真空之心，长契神情，常存礼义之节。计斋粮难以济众，命徒子飞锡他方，及知老之将至，留其曾孙讳超机字孔阳公知客事茶。

　　迨至正德二年丁卯冬，适漳卫指挥使覃公讳桓来总戎政，日常聚谈，认为德邻，问其奚自，乃故友覃君郁之阿新也。遂有更建之思，未伸劝募之意。越戊辰春，适云霄人吴公子约避寇来铜，造庙谒圣，睹殿宇之敝且狭，立发大心爰谋改建广袤，同铜善士黄公宗继等九人义举劝缘，共成胜事。于己巳年五月鸠工至壬申年二月告竣，蔚成广居之宫殿，美哉仑奂于鼎新。未谋帝殿更改之前，先倡兰若重修之议，保安堂之重建者，蒙覃侯首倡之举也。同铜耆英方四公劝成，兴工于壬申冬，落成于乙亥春，美哉堂成。

　　僧净波《保安堂世系谱序》是考辨铜陵关帝庙历史沿革的珍贵史料。明成化三年（1467），漳州开元禅寺僧圆球（号月堂）开基铜陵，募建保安堂于关王祠左侧，为本城历史上首位出家僧人；至清干隆间，保安堂原址更建为宝智寺，而斯堂则移至关帝庙右侧菜园，此为后话。僧圆球在保安堂修禅四十年，正德三年结识新任铜山水寨把总覃桓，又结识至铜避寇云霄富商吴子约。此时保安堂及关王祠业已旧陋，吴子约及铜山九位善士于正德三年捐资鼎建关王庙；覃桓及铜山乡耆方四于正德五年重修保安堂。按《鼎建铜城关王庙记》所述“天尊堂”在关王祠左，而僧净波《保安堂世系谱序》则记旧保安堂结于关王祠左翼，关王祠与旧保安堂皆处于今宝智寺后座位置。正德三年之前，关王祠与旧保安堂规模较小，位置明确，同样位于此地的“天尊堂”显然不是关王祠，那么与保安堂又有什么关联呢？是同座建筑不同叫法还是两座独立建筑呢？尚无据可佐，留待后考。

　　2.关帝庙。自明万历四十二年至清雍正三年，包括因迁界外出云霄下港尾十年在内，共历一百一十一年。明万历至晚清，是关公晋封鼎盛时期。明万历十年（1582），封关公为“协天大帝”；万历十八年，加封为“协天护国忠义帝”，但这两次封“帝”未超出道教神只系统。万历二十二年，应道士张通源请求，朱翊钧晋关公为“帝”，是关公晋封历史由“王”晋“帝”之始。万历四十二年（1614），加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同时封关公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子关平为“竭忠王”，子关兴为“显忠王”，并以宋名臣陆秀夫、张世杰为左右丞相，配祀关帝庙。清顺治九年（1652），封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三年（1725），封关公曾祖为光昭公、祖为裕昌公、父为成忠公，敕天下直省郡邑皆设立“武庙”，雕像尊祀。

　　全国关王庙从明万历四十二年改为关帝庙，该年万历皇帝把北京正阳门忠武庙改为“关帝庙”，自此关公与孔子并称“文武二圣”，且关公夫人、儿子及部将周仓皆得封号，以及陆秀夫、张世杰配祀关帝庙。铜陵关帝庙尚存两个史迹，可证万历四十二年关公晋封史。

　　其一，文三俊《关帝圣君赞》匾。位于太子亭后额，木雕金字，高约120厘米，宽约80厘米，为明代铜山进士文三俊（字二仰，号痴客）题撰，全文如下：

　　圣贤之刚，鬼神之德，屋漏无愧，天地可塞。叹夫孔为周，关为刘，褫乱贼之肝胆，折吴魏之邪谋，一字斧钺、一剑春秋，国俎家祝，千载同流。

　　大矣哉！古今帝王。至矣哉！黎民父母。为溯厥生平，事何主？大汉炎刘；交何友？张赵其俦；居何地？湖广荆州；敌何国？吴魏为仇；读何书？寝食不忘，惟在鲁史春秋。

　　里人文三俊题。

　　文三俊于万历三十八年登进士，授浙江上虞知县。万历四十二年关公晋帝之后，文三俊为铜陵关帝庙撰《关圣帝君赞》，其作关帝联对“发大圣贤正气，醒愚夫妇真心”挂在殿内，为铜陵民居广泛采用。

　　其二，陆秀夫附神关公、宋帝昺附神周仓的传说。按万历四十二年关公晋帝，同时赐陆秀夫为左丞相、张世杰为右丞相配祀关帝庙。这种配祀当今全国各地关帝庙几乎罕见，但铜陵关帝庙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予以保留。铜陵关帝庙有两尊周仓，除持刀站立周仓外，大殿右侧神龛还坐着另一尊周仓，白净脸庞五绺须，龛上有匾“在帝左右”。铜陵关帝庙及民间流传：宋末忠臣陆秀夫先附神铜陵关帝爷，享受民间香火。后来宋帝昺也要下来附神铜陵关帝庙周仓爷。陆秀夫大伤脑筋，帝昺是君，自己是臣，总不能让皇帝站立在自己身旁吧。陆秀夫托梦庙祝，想出一个两全其美办法，让宋帝昺附神周仓，另立神龛安排“坐位”，这是铜陵关帝庙两尊周仓的来历。为什么会有这个传说？这个传说又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笔者曾请教“应锺师父”这个问题，答曰其十几岁即闻此事，可见传说由来已久。关于这个传说的背景可否如下推断，铜陵关帝庙于万历四十二年依据朝廷诏令，以陆秀夫、张世杰为左右丞相配祀在本庙，神龛题有“在帝左右”匾额。但明清鼎革，兵燹战乱，配祀陆秀夫、张世杰神位毁废，之后重修关帝庙，崇尚忠义的铜陵人没有忘记陆秀夫，以这种独特形式崇祀，其详实背景留待后考。

　　3.武庙与关帝庙。自雍正三年（1725）至民国二十九年六月，历二百一十五年。雍正三年，敕各地皆设“武庙”刻像尊祀。干隆三十三年（1768），封关公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嘉庆十九年（1804），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关圣大帝”；道光八年（1828），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咸丰四年（1854），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关圣大帝”，封关公三代祖辈为王，曾祖光昭王、祖裕昌王、父成忠王，即《保安堂世系谱序》记载：“国朝丙辰六年初秋奉旨追封圣帝三代王爵，敕建王殿……”咸丰六年，加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关圣大帝”；同治九年（1870），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关圣大帝”；光绪五年（1879），增封“宣德”二字，全称“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

　　民国二十九年六月，东山县民国政府实施破除迷信，摧毁偶像、改造神庙，次年武庙及周边庙宇改为县立中学。自雍正三年至民国二十九年，文献多称武庙，本庙关于“武庙”史迹甚多，地方志乘也有不少“武庙”记载。

　　其一，“武庙”石匾。清代，完整，嵌于关帝庙前殿大门前额，青石雕刻，鎏金，上方镂一龙首含珠，左右镂双龙花边，高约100厘米，宽约80厘米。

　　其二，庙内有三通《重修武庙（碑）记》，分别是道光二年、同治九年、光绪三十四年重修所立碑刻，统一题刻“武庙”。

　　其三，武庙公店碑，碑文：“武庙，圣山西夫子一号公店碑，帝君春夏出巡迪年，店税交一甲福首收。”该碑原在前街一居民外墙上，今移入关帝庙内，高49厘米，宽33厘米，完整。

　　民国《东山县志》记载县立初级中学以武庙及周边寺庙为校舍：

　　……遂于三十年四月由县政会议决议：成立本县县立初级中学筹备委员会。六月三十日开第二次筹备会，公推萧笠云氏负责进行。一面呈请政府准予立案，一面筹备开校事宜。旋萧氏奉命长该校，即以旧文庙、武庙、宝智寺、名宦祠一带遗址为校舍。

　　铜山城内笔架石镌刻“公禁”，亦称“武庙”：

　　此处系文、武庙龙脉，东至书院前，西至狮舌下，公禁：不许籍称祖地盖筑房屋，掘土取石，如违呈官究治。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吉旦，合铜公禁。

　　民间亦有称关帝庙的，故两种称法当幷存。如本庙《关帝庙放生池碑》，为清代石刻，称“关帝庙”；又如晚清时期僧承理纂《铜陵关帝庙世系略谱》。

　　4.关帝庙。197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东山县政协提出《恢复保护铜陵关帝庙》建议案，获县委批准，次年成立风动石园林管理处，着手恢复铜陵关帝庙，维修殿堂、雕塑神像。东山关帝庙香火渐旺，前来朝圣刈香的台胞络绎不絶。2023年1月，经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批准，东山关帝庙获批“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二、东山关帝文化历史演进见证海峡两岸交流及东南海疆守防史

　　铜陵关帝庙存有大量实据，见证关帝香火从铜陵入台湾，也见证明清东南海疆的守防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1.黄道周撰书关帝对联。明代铜山忠臣黄道周故居即在关帝庙右前侧，直线距离不到二十米。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黄道周为关帝庙撰联：“数定三分，扶炎汉平吴削魏，辛苦倍常，未了一生事业；志存一统，佐熙明降魔伏虏，威灵丕振，只完当日精忠。”这幅对联不少方家质疑其有一处平仄不符联律，即上联“平吴削魏”，与下联“降魔伏虏”平仄不对，也许是作者疏忽或是历代雕刻艺人弄错，已无法考证。若把下联“降魔伏虏”调整为“降虏伏魔”，即符合联律，也符合万历四十二年关公晋帝，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的历史，但黄道周原联的确如此，不能任意改动。1979年修复关帝庙，原对联早已毁佚，工作人员闻悉厦门书画篆刻大师许霏曾于文革前在铜陵关帝庙拓存黄道周撰书对联，形状为一脚双行平面，立即协调拓印事宜，通过玻璃双勾，粘丝纸拷印三对，其中一对填墨给工程组雕刻用，后改为一行平面，悬挂于帝殿内。

　　黄道周撰书对联是见证铜陵关帝香火分灵入台的有力证据。台湾不少关帝庙挂有此联对，如澎湖铜山武圣殿，与铜陵关帝庙对联一字不差；有的则将对联个别字改动，如台南祀典武庙：“数定三分扶炎汉讨吴伐魏辛苦备尝未了半生事业；志存一统佐兴朝伏魔荡寇威灵丕振始完当日精忠。”1990年7月，李炳南与台南学甲慈济宫董事长周大围到东山关帝庙考察，当他们看到殿中石柱挂着黄道周撰题对联时，恍然大悟：“台湾关帝庙的祖庙正是在这里东山铜陵关帝庙！东山铜陵关帝庙是台湾关帝信仰的发祥地，台湾诸多关帝庙都是悬挂此联对，但不知出于何人所授，现在谜可解了，找到了这个根。”

　　2.公立关永茂碑记。立于庙二进东侧回廊，碑心留有两个抗战时期日寇轰炸留下的弹坑，致碑文多字缺失：

　　《公立关永茂碑记》

　　考之上世，吾铜乃海外岛屿，为渔人之寄足，民未曾居焉。迨明初，江夏侯德兴周公沿边设立，以此壤接粤境，为八闽上游之要区，设为所，以铜山名之，调兴化莆禧众来守此城，官与军咸袭封，是为军借，里甲丁粮，世莫之闻。至国朝定鼎，凡天下卫所仍旧无易，惟闽地炽于海氛，故弃之。是有借反散而为无，天下岂有无借之人乎？故莘庵陈公于康熙四十年将铜地户口编入黄册，而铜自此有丁粮之事焉。然泛而无宗，傍人门户，实非贻燕善策。因闻诏邑有军借而无宗者，共尊关圣帝君为祖，请置户名曰“关世贤”。纳粮输丁，大称其便。五十年编审公议此例，亦表其户名曰“关永茂”，众咸谓可。遂向邑侯汪公呈请立户，蒙批准“关永茂”顶补十七都六图九甲，输纳丁粮不但得画一之便，且幸无他户相杂，是散而复聚，无而又有，将来昌炽可甲于前第。迩因查县府司户册有一户“关永茂”，即黄启泰。□其间大有移花接木、藏头露尾之虞。

　　夫事方三载即如此互异，又安能保其后来不无舛黠辈从中滋弊，蠺我子孙乎？于是公诸仝人，当神拈阄，分为七房。小事则归房料理，大事则会众均匀。叔伯甥舅彼此手足，并无里甲之别，终絶大小之分。不得以贵欺贱，不得以强凌弱，苟有异视萌恶，许共鸣鼓而攻此，方为无偏无党，至公至慎。爰立石以垂不巧。大房：游继业、游琨玉、吴葛□□□□□江欧□□绍宗、藩衍、洪庄文桑傅谢康范苏。二房。三房：郑祯吉、唐绵芳、李玉承□□□廖光彩、吴日新、何兴隆、田兴邦、张发祥。四房：陈思明、思聪、思温、思恭□□思敬、思问、思难、思义。五房：姚嘉谟、翁万年、蔡□□□马栋、崔国祯、朱天庆、孔阳、郭龚沙董杨颜詹石顾。六房：林世发、世强、世刚、世毅、发祥、发瑞。七房：黄士温、士良、士恭、士俭、士让。

　　康熙五十二年岁次癸巳阳月榖旦，珠浦东旭氏江日升撰。

　　该碑的学术价值在于揭开清初铜山所被清廷撤销，铜山民众从有籍到无籍；之后恩受漳浦知县陈汝咸功德，复从无籍到有籍；之后又获漳浦知县汪绅文允准，从无宗到有宗的历史。以往解读铜山民众拜关帝为祖的历史背景，常出现两个错误：

　　其一，错误认为铜山民众拜关帝为祖乃陈汝咸批允，于是杜撰出关帝托梦陈汝咸的传说。陈汝咸（1658～1716），字莘学，号心斋，浙江鄞县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任漳浦知县。时值清初复界之后，田地易主，但赋额仍计旧主，出现旧田主逃避“乱粮”，新田主占据田地却无赋额，且官米、民米不同，田赋轻重不均，土豪滑吏相倚为奸，丁粮版籍岁久混淆，百姓痛苦不堪。陈汝咸采取“编粮均户”破解困局的做法载入史册，为使人丁归籍，令百姓自报丁口田产，自封投寄，就地定户，以人定产，凡有田之人，皆必立户，纳粮多者开为首户，实行滚单法，以次轮催。赋役编审定额后，列榜贴墙公布，百姓赞其公平，地方势家和里胥差役则无法营私舞弊，衰户弱民不再无端受榨，积弊为之一清。康熙《漳浦县志》坊里记载：康熙三十九年，知县陈汝咸重加编定，以十家为一甲，每二十甲为一保。……合东西南北四隅，为保共一百六十有六。

　　根据陈汝咸制定，每甲十家，以人口最多一户为甲长，同九家互相稽察，诘奸禁暴，保甲管理严密得法，城乡社会秩序渐趋安定。据《公立关永茂碑记》“至国朝定鼎，凡天下卫所仍旧无易，惟闽地炽于海氛，故弃之”记载，铜山千户所裁撤后，其区域及民众此时才划入漳浦，各地文史材料多讹明代铜山为“漳浦县铜山所”，也多讹“关帝庙一带为深井村”云云，谬也！按明制，卫所与郡州邑皆为天子守方封域，千户所的长官职衔为五品，远远高于县的职衔，不存在七品的漳浦知县管辖五品的铜山所千户，唯有铜山所裁撤后，铜山民众才由军籍沦为“无籍”之民而划入漳浦，正是漳浦知县陈汝咸“于康熙四十年将铜地户口编入黄册”，让铜山民众复有籍，归在南路六都，“而铜自此有丁粮之事焉”。康熙四十七年，陈汝咸调任南靖。时复籍铜山民众归在六都（云霄）近十年，因“泛而无宗”导致诸多问题出现。汪绅文于康熙四十九年任漳浦知县，次年值五十年编审，铜山民众“遂向邑侯汪公呈请立户，蒙批准‘关永茂’顶补十七都六图九甲”，可见批准铜山民众认关帝为祖的漳浦知县是汪绅文，而非陈汝咸。

　　其二，不清楚拜认关帝为祖的历史背景，错误认为清廷蔑视打压铜山民众。诸多文史资料把铜山民众认关帝为祖的原因归结为：清廷把铜山人看作“奸逆”，不予注册入籍，等同“黑户”，任凭地方恶吏和无良官兵横征暴敛，欺压凌辱；遭受苦难的铜山人常到关帝庙焚香祷告，祈求关公伸张正义；关公显身策马渡海到漳浦县衙慷慨辩诉，促使知县陈汝咸允诺将表奏朝廷重开审议；关公又托梦敦促各大姓族长到关帝庙会拟申籍文书，商议申办入籍事宜；全城百姓感恩戴德，稽首立誓做关公裔孙，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将各个姓氏囊括其中，重新呈请入籍。上述传说与历史事实差距甚大：上述已证批准铜山人民认关公为祖的是汪绅文，而非陈汝咸。康熙帝是康干盛世的奠基者，为何要视铜山百姓为“奸逆”？持这种观点有什么依据？若因铜山在南明曾为郑氏集团驻据，那么厦门、南澳及闽粤沿海等地方理应一视同仁才对，岂有惟视铜山民众为奸逆之理。铜山民众拜关帝为祖的历史真相又是什么呢？康熙间，铜陵“南屿陈氏”族人陈光国参与组织建立“关永茂”总户、拜认关帝为祖的整个过程，撰有《丁粮沿革杂记》一文，可以揭开这个真相：

　　吾族与通铜诸姓，自洪武二十七年调军以来，具是军籍，所有田地，系就别户输纳钱粮，从无纳丁。本朝康熙四十年，漳浦县主陈公汝咸编甲均亩， 铜山各户编作六都一图一甲、二甲。一甲诸姓附入云霄李隆户内；二甲诸姓附入龚谟烈户内。本族即系二甲内，陈姓共配八官丁，即以本族陈得光（陈士奇之孙）之名为八官丁户头名。至四十五年，陈老爷编审，再添一丁，共九官丁。五十年编审，铜山各姓虑恐附人门户，将来有所不便。俗云：作户丁是也。于是就关帝庙公议，一、二甲合作一甲，以关为姓，永茂为名，作通铜之总户名。另照姓分柱，使丁苗不得混杂。时光国、林建爹、黄泰公为诸姓公佥到县料理，承买十七都六图九甲蔡子昕户名，以为铜山盛户，费金百余两，近二年而事方归局。但此九官丁之内，虽属一姓，而族非本派，垂年来无肯出力理事，又甚参差，于是五十五年编审，始就陈得光总户内，抽出本派三官丁，一、陈得光，端弟坐；一、陈一飞，即量叔；一、陈光国。另立陈南屿私户名，以便每年就三官丁内，轮流理事，照毛丁（即男子丁）多少科银，交首事之人共纳，公私两得。及六十年，又诉免一官丁，只二官丁。雍正元年，将丁沿入四亩，而丁免纳矣。光国 志。

　　按陈光国《丁粮沿革杂记》，陈汝咸于康熙四十年（漳浦县志记三十九年）推行里甲赋役制度改革，把铜山所军户编入黄册，尚未合户，归在六都一图一、二甲，分别附入云霄李隆户内、龚谟烈户内输纳丁粮，随即出现“泛而无宗，傍人门户”，成为“户丁”等问题。康熙五十年编审，铜山民众“虑恐附人门户，将来有所不便”“因闻诏邑有军籍而无宗者，共尊关圣帝君为祖，请置户名曰关世贤，纳粮输丁，大称其便”，于是“就关帝庙公议，一、二甲合作一甲，以关为姓，永茂为名，作通铜之总户名”，以百余两金承买十七都六图九甲蔡子昕户名，以“关永茂”为户名顶替，呈请漳浦知县汪绅文，获批立户，即学术上所称“归宗合户”。同时为防止日后出现“舛黠辈从中滋弊，蠺我子孙”等问题，于是全铜民众集于关帝庙，“当神拈阄，分为七房，小事则归房料理，大事则会众均匀”，形成“无偏无党、至公至慎”议事机制，近二年而事方归局，于康熙五十二年立下《公立关永茂碑记》。

　　三、相关群体是推动东山关帝文化历史演进的重要力量

　　铜陵关帝庙离不开保安堂及清代宝智寺僧人、历代驻铜军事将官、铜山绅耆商人等群体的推动，正是以这三个群体为主的管理、兴修、信仰，铜陵关帝庙保留了诸多传统文化原貌，兼容海洋文化特色，为东山关帝文化历史演进做出卓越的贡献。

　　1.保安堂及清代宝智寺僧人的贡献。自明成化间住持僧月堂至民国时期住持僧承理，凡十有七世。明成化三年四月，漳郡开元禅寺第九世僧圆球，开基铜陵保安堂，清干隆间保安堂改建宝智寺，历世住持僧在管理、发展关帝庙做出历史贡献，清代宝智寺僧人不仅管理关帝庙，同时还管理忠匡伯祠（后改名宦祠）、东宫、城隍庙、王爷公庙、翠云宫乡厉坛等。

　　表1 保安堂及清代宝智寺历世住持僧一览表

　　表格略

　　2.铜山驻防将官的作用。铜山为东南海疆军事重镇，历代很多驻防将官为弘扬忠义神武、护国保民的关帝文化，积极倡修庙宇，为铜陵关帝庙做出历史贡献，略举三例：

　　其一，覃桓倡修保安堂，带动关王庙鼎建。民国《东山县志》名宦记载覃桓：

　　沔阳人，其先世寿累功升指挥佥事，调漳州卫。至桓谙武书，习弓马。正德二年征捕金山大溪贼有功，钦赏牲帛宝钞。三年把总铜山水寨，设策招抚海寇马宗实等。十一年流贼詹师富屯结卢溪河头之大伞山，委桓会剿，擒贼首张显福、蓝三等四十余人。又擒长高村贼首罗定亮，余俱奔湖山拒守。南靖县请调桓出哨，猝遇贼，独兵与战，贼丛戟刺之死。事闻，钦赠二级，子孙加级亦如之。

　　覃桓于正德三年任铜山水寨把总，与僧月堂结为德邻，有倡建保安堂之意。适云霄富商吴子约避寇铜陵，睹关王祠弊狭，发心广袤关王庙，于是保安堂重修与关王庙鼎建同时开展，而未谋鼎建关王庙之前，先有覃桓倡捐重修保安堂之举。这是铜陵关帝庙鼎兴之年，从此定制规模庙貌迄今不易。

　　其二，黄稿倡捐重建关帝庙。黄镐，字基远，号鼎庵，为晋江金埭黄氏九世，康熙十九年至铜山任总兵官、左都督，据《铜山志》记载：黄镐，泉州晋江人。清康熙十八年任铜山统辖水师总兵官，政声卓著。后升浙江水陆提督。铜人为立德政碑。

　　康熙十九年，总兵官黄稿见铜陵关帝殿因迁界毁废，僧大陆仅构数橼安圣像于门庑间，观瞻不肃，遂大发菩心，捐俸二百二十两，幷发动其他将官乐输，就旧址重兴关帝庙，次年竣工。铜山进士唐朝彝撰《大都督鼎翁黄公兴庙惠民功德碑记》，这是铜陵关帝庙历史沿革的关键之年，定制规模庙貌依旧不变。

　　其三，许松年重修武庙。道光二年，许松年任福建水师提督，衙门设在漳州，铜山为闽省海防重镇，此时关帝庙自康熙十九年重兴已历一百多年，风雨侵凌颓废，亟需重兴。许松年至铜山巡查海防，感慨关帝圣君忠义神武、灵佑仁勇，率闽省海防将领捐金兴修。据立于本庙一进东廊《重修武庙记》：“福建全省水师提督许松年、金门镇总兵官郭继青仝捐银一百员，金门镇总兵官陈化成捐银五十员，署铜山营参将蒲立勋捐银二十员，钦命浙江全省提督二等子爵王得禄捐银一百二十员，广东碣石镇总兵官林鸣岗捐银一百三十四员……”许松年、王得禄皆清代著名爱国将领李长庚属下，而李长庚、郭继青、陈化成又曾任铜山营参将，林鸣岗则是铜山本地人。这是铜陵关帝庙历史沿革的重要之年，定制规模庙貌虽然不变，但更趋赫奕壮观，开启晚清铜山海商时代兴修武庙的热潮。

　　3.铜山绅耆贤达的情怀。关帝庙历次大修，都有一批铜山绅耆、贤达、商人群体积极参与募化，献策献力，为铜陵关帝庙坚守优秀文化传统发挥重要作用。

　　其一，参与正德三年庙宇鼎建的铜山贤达。太子亭横梁背面有正德四年镌刻的募化鼎建关王庙十位功德主：“吴子约、黄宗继、方廷元、游日初、黄宗能、方肃敏、方体扬、林道济、唐孟岳，武守为。”除吴子约外，余皆铜山贤达。他们作为铜山所军户，崇祀关王之忠勇仁义，乐输敬献，建庙芳名垂于青史。黄宗继、黄宗能，系东门黄氏第三代长房、次房裔孙，黄道周正是东门黄氏一脉。唐孟岳，铜山科第开先唐文灿之祖父也。武守为，铜山历史上知名善士。

　　其二，参与康熙十九年庙宇复建的铜山贤达。康熙十九年，总兵官黄稿倡捐兴庙，诸多铜山贤达参与关帝庙复建：唐朝彝、李达可、唐誊、游大复、唐詧、黄子渊、方喜规、黄增龄、黄茂颡、田瞻、陈先声、陈锦、陈麟祉、黄钟、石维垣、陈言、唐尧臣、余寿国、李在公、林天盛、刘廷金、许文奇、谢维嵩。唐朝彝是清代铜山进士，官至宗人府府丞，为家乡复界后重建关帝庙、铜山城、南溟书院做出贡献。唐誊、唐詧，为唐文灿曾孙。黄子渊，为黄道琛次子。刘廷金，为陈士奇外甥，水寨大山《仙峤记言》撰者。

　　其三，董事同治九年重修武庙的铜山贤达。道光年间，铜山海商迎来历史上繁荣的时期，铜山北船叱咤重洋，涌现出一大批富裕海商。立于本庙《重修武庙碑记》（同治）记载本次重修自同治九年兴工，光绪二年竣工，由孙有全、高正扬、陈纯熙任董事，从碑刻所记看，捐银人数、社会层次、外地商户、外域商户、商船捐户之多，堪称之最。孙有全、高正扬，晚清时期铜山港极负盛名海商，热心社会公益，为铜山历史上大慈善家。

　　其四，董事光绪三十四年重修武庙的铜山贤达。清末民初，铜山海商持续鼎盛发展，立于本庙《重修武庙碑记》（光绪）记载本次重修自光绪三十四年兴工，民国九年竣工，由马兆麟、许祖熙、陈宝鼎、邱世潘、林文章任董事。马兆麟，书画家、教育家，爱国爱乡，创办东升学堂，倡议东山建县，为铜山历史上乡贤。许祖熙、陈宝鼎为晚清贡生。

　　结 语

　　东山关帝文化始于明洪武二十年建关王祠，兴于正德三年鼎建关王庙，时至今日仍以独特的方式发扬光大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六百多年来，东山关帝文化独有魅力，得益于铜山作为文献之乡，本庙保留的诸多关帝文化史迹；六百多年来，东山关帝文化远播四方，得益于宗教信仰与海洋文化的融合。铜陵关帝庙作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其价值将得到进一步挖掘和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