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本为史家之余，所记之言虽广，所传之闻亦富，但追溯其言辞之本源，十之八九均来自茶余饭后的市井闲谈，间或有一二可观者，时常亦为捕风捉影的江湖传闻，无法考稽其真实与否，故被春秋以来的史家视为末学，认为难登大雅之堂，只可一笑而了之。正如《汉书·艺文志》中述及“百家”之中的“小说家”时，则曰：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巷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前贤此论既定，后世史书与小说的天壤之别，早已明判。然而，撰写史书为了真实可信，必须坚守秉笔直书的原则，就不得不专精于记言记事的良史之笔，着力削减历史人物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为了警示来者，必须承继弘扬道义的传统，就不得不致力于隐恶扬善的良史之材，高度赞颂历史人物创造出的丰功伟绩。于是，史书被史家先天造就了一副义正词严的基本样貌，既缺乏通俗易懂的通识性与切合性，也缺少大众需求的生动性与趣味性，终究读之枯燥而常被人束之高阁，也就难免远离市井之人的生活而往往成为传说。传之久远，实则渐失其根据，遂有介于史书与小说之间的历史演义小说出现，诸如元末明初的罗贯中（约1330―1400年）著述的《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即如此。以今观之，当以《三国演义》的创作在同类中影响最为深远，应为历代以来妇孺皆知而可说可道的谈资。也正是因为如此，世间形成了人们评判《三国演义》的整体共识：七分属真实，三分是虚构。

　　仅从这一共识来看，《三国演义》小说中塑造的关羽形象，至少所具历史的真实成分应在多半。如从西晋陈寿（公元233―297年）所撰《三国志》中记载的历史人物关羽（约160―220年）来看，已有当世枭雄曹操（公元155―220年）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有曹操的“谋臣程昱等咸称羽、飞万人之敌也”。有曹操的谋士郭嘉（公元170―207年）称：“张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有曹操的智囊傅干（公元175―年）称：“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有曹操的参谋刘晔（？―公元234年）称：“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也有东吴名将周瑜（公元175―210年）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诸如此类者，不一而足，均为其对手发自内心的赞赏，实可证之为不虚。而后再经过南朝史学家裴松之（公元372―451年）注解《三国志》，又加古代官方忠君思想的极力推崇、儒释道三家的信仰崇拜，以及民间对三国故事进行艺术加工，及至《三国演义》成书后，更是全面推波助澜，遂成浩荡之势，跨越国度与民族的界域，最终为世间塑造出一个文武双全、义薄云天、忠信守诺、勇刚坚强的关羽形象，成为世代共同颂扬和崇尚的英雄人物。时至今日，关羽形象依旧存在于人们的心底里，实可呼之欲出而亲密无间；存活于日常的生活中，无不津津乐道而活灵活现。以至于心信之，如同父母；身赖之，如同兄弟；言敬之，如同帝君；行奉之，如同神灵。正如明人李贽（1527―1602年）《焚书》卷三《杂述·关王告文》中赞扬关羽之忠勇时，则曰：“惟神，忠义贯金石，勇烈冠古今。”又称赞世人对关羽的敬仰与信赖时，则曰：“盖公以正大之气压狐媚之孤……盖至于今日，虽男妇老少，有识无识，无不拜公之像，畏公之灵，而知公之为正直，俨然如在宇宙之间也。”又恰如当今学者赵运涛所说：“《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形象，不仅使得官方更加推崇他，以其作为社会的榜样和维护政权的神只，民间也更加信奉他，以其作为‘万能神’，同时也使得儒释道都以其为‘自己人’。”

　　既然关羽是“自己人”，又是“万能神”；那么如此亲切而又熟知的关羽形象，究竟又是如何从三国现实到史书记载，再到小说演绎的过程中最终被塑造出来的呢？在目前通行的《三国演义》中，针对关羽的外貌特征的描写最典型而又特别的地方有三处，也正是这三处几近于一再重复的描写，令关羽的形象栩栩如生，越来越逼真地植根于读者心田。鉴于学界对关羽形象的研究者多有宏论纷呈，后学实难有所超越。因此，所能做到的也仅是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三国演义》中出现过三次颇具典型的、针对关羽外貌特征的描写，进行深入探究，旨在揭示作者是如何成功地塑造出了关羽的形象，足令时隔千余年的历史人物形象就此定格而复活在世人心目中。尤其是随着该书在后世广为流布，关羽形象的内涵也日益丰富，不但成为一种影响力相当广泛而又深入的精神文化标志，而且成为一种凝聚力和号召力极为强大的社会因素。

　　一、从义兄刘备观察中看到的关羽外貌形象

　　在《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中，刘备与张飞结识的当日，二人一同入村店饮酒期间，看到关羽推车而来。这是小说中关羽的首次亮相，且立即受到刘备（公元161―223年）的关注。于是，作者通过刘备观察关羽的视角，对其进行外貌形象描写道：

　　正饮间，见一大汉，推着一辆车子，到店门首歇了，入店坐下，便唤酒保：“快斟酒来吃，我待赶入城去投军。”玄德看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若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

　　由于罗贯中在其著述的《三国演义》中，很明确地表现出了拥刘贬曹的倾向性立场，所以此时此刻已然设定了一个前提，即由小说的核心人物刘备，用审核的目光来观察关羽，必然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英雄识英雄的认同结果，其效果自然而然地会在读者心目中立刻确立起关羽外貌形象的基本特征：首先是从整体上进行宏阔塑形，如相貌堂堂、声音洪亮、高大雄壮、威风凛凛等的特征，呈现给人的完全是一副刚毅硬气的“大汉”形象；然后是从局部中进行细节勾勒，如长髯、红脸、润唇、丹凤眼、卧蚕眉等的特征，描述给人的主要是一种英气逼人而又儒雅持重的观感。也正因为如此，随着《三国演义》在后世的广泛流传和深远影响，关羽的个人形象由此逐渐成为定格。再依据在宋代已经成形、至元代已经通行的话本《三国志平话》来看，在描述关羽形象时，完全是以说书人的口吻娓娓道来，与《三国演义》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即称：“话说一人，姓关名羽，字云长，乃平阳蒲州解良人也，生得神眉，虬髯，面如紫玉，身长九尺二寸，喜看《春秋左传》。观乱臣贼子传，便生怒恶。”可见，除身高有“二寸”的差距可以忽略不计外，《三国志平话》所谓“神眉凤目”与《三国演义》中“丹凤眼、卧蚕眉”相比，关羽形象的局部特征还比较抽象，不仅缺乏必要的生动感，而且没有代入式的那种英雄识英雄的认同感。

　　尤其是《三国志平话》所谓的“虬髯”与“面如紫玉”，与其说这是关羽的形象，还不如说这幅胡须和面色的特征更接近于后世张飞的形象。而况仅以人物的外貌美而论，关羽的胡须之美，应为三国时期公认度极高的实情之一，以至于史书中存留诸葛亮在回复关羽问讯马超归附事宜的书信中，既不用其表字“云长”或“长生”，也不用当时通行的敬称“公”，竟然用“髯”字代称关羽，不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彼此之间的亲切感与熟知度，而且仅用一个“髯”字所表达出的敬重之意，似乎远远超出了同一份书信中以表字“益德”称呼张飞、以“孟起”称呼马超的效果。即据《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关张马黄赵传》载：

　　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絶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事实上，在《三国演义》中，关羽的胡须之美，也是关羽首次登场时着重描述的外貌特征之一，还特别通过刘备观察的视角突现出其胡须长至“二尺”。之外，又在后文屡屡描述关羽外貌时，也曾时常提及关羽的胡须，且有两处设置极为精彩的“美髯公”情节，值得在此一谈。

　　一是在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 救白马曹操解重围》中，曹操为了留住关羽，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既赠送美女，又给予金帛；还特赐名马，且定制锦袍；进而拜爵封侯，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于连同关羽的胡须，也成为曹操特别关心的重点之一，即曰：

　　操问曰：“云长髯有数乎？”公曰：“约数百根，每秋月约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皂纱囊裹之，恐其断也。”操以纱锦作囊，与关公护髯。次日，早朝见帝，帝见关公一纱锦囊垂于胸次，帝问之，关公奏曰：“臣髯颇长，丞相赐囊贮之。”帝令当殿披拂，过于其腹。帝曰：“真美髯公也！”因此人皆呼为“美髯公”。

　　可见，关羽的胡须之美，连小说中的汉献帝都见识过，也情不自禁地赞叹过。关羽自己更是心中有数，呵护有加。及至后世，文人墨客常常用一个“髯”字，时常作为局部特征来指代关羽本体，且几乎成为文学作品中吟咏关羽形象最独特的要素。此仅举《关帝志》着録的明代文人咏史怀古的诗词中，见有邢侗（1551―1612）的《谒汉寿亭侯祠》诗云：“柦柦髯将军，感时奋鹰扬。”黄克缵（1550―1634）的《谒玉泉山庙》诗云：“凄风入座髯犹奋，赤日当空胆正悬。”俞诰（生卒不详）的《谒武安王庙》诗云：“愿叩威灵露衷悃，掀髯何处读《春秋》？”王柱（约生活在明穆宗时期）的《谒解庙》诗云：“誓把金戈挽夕曛，英雄谁并美髯君？”李春光（约生活在明世宗、神宗时期）的《谒解庙》诗云：“赤面心扶汉，苍髯貌絶伦。”全天叙（约生活在神宗时期）的《题汉寿亭侯五言八十韵》诗云：“髯侯决圣主，赤手挽天潢。”来三聘（约生活在神宗时期）的《谒玉泉山庙（其二）》诗云：“修髯拂拂动风云，虎将当年正逸群。”毛一公（约生活在明神宗、光宗时期）的《谒解庙》诗云：“楼桑占王气，逐鹿遘髯公。天日心同耿，《春秋》义独融。”诸如此类即为明证。

　　二是在第二十七回《美髯公千里走单骑 汉寿侯五关斩六将》中关羽“绰髯”而“观书”的生动情节，实属作者罗贯中浓墨重彩的艺术加工，其精彩程度堪称经典小说中的传神之笔，即曰：

　　却说王植密唤从事胡班听令曰：“关某背丞相而逃，又于路杀太守并守关将校，死罪不轻。此人武勇难敌，汝今晚点一千军围住馆驿，一人一个火把，待三更时分，一齐放火，不问是谁，尽皆烧死。吾亦自引军接应。”胡班领命，便点起军士，密将干柴引火之物搬于馆驿门首，约时举事。胡班寻思：“我久闻关云长之名，不识如何模样，试往窥之。”乃至驿中，问驿吏曰：“关将军在何处？”答曰：“正厅上观书者是也。”胡班潜至厅前，见关公左手绰髯，于灯下凭几看书。班见了，失声叹曰：“真天人也！”公问何人，胡班入拜曰：“荥阳太守部下从事胡班。”关公曰：“莫非许都城外胡华之子否？”班曰：“然也。”公唤从者于行李中取书付班。班看毕，叹曰：“险些误杀忠良！”遂密告曰：“王植心怀不仁，欲害将军，暗令人四面围住馆驿，约于三更放火。今某当先去开了城门，将军急收拾出城。”关公大惊，忙披挂提刀上马，请二嫂上车，尽出馆驿，果见军士各执火把听候。关公急来到城边，只见城门已开，关公催车仗急急出城。胡班还去放火。关公行不到数里，背后火把照耀，人马赶来。当先王植大叫：“关某休走！”关公勒马，大骂：“匹夫！我与你无仇，如何令人放火烧我？”王植拍马挺枪，径奔关公，被关公拦腰一刀，砍为两段。人马都赶散。关公催车仗速行，于路感胡班不已。

　　尽管《三国志平话》中的关羽“喜看《春秋左传》”之事，在《三国演义》第一回中尚未曾述及，又在第二十七回中出现关羽“左手绰髯”而“凭几看书”这一情节中，也没有明确说出关羽所读之书就是《春秋》。可是，传至后世，关羽掀髯而夜读《春秋》的画面感，几乎成为一个无需争辩的事实。深究其原因，主要有前后互为印证的两个方面：

　　一是在小说《三国演义》设计的“过五关斩六将”之前，就有一个来自曹操的“实证”。徐州兵败之后，关羽被困曹营暂居，于是曹操为了争取关羽为其效力，在极尽恩礼的情况下刻意安排关羽近距离保护其二位嫂嫂，只待日久天长，真实的故事发生了，君臣“上下内外之礼”既乱，而兄弟情分又失，则关羽一心坚持的忠义观也就会不攻自破，自此以后便是再也无颜见其义兄刘备，唯有转而投靠曹操，并死心塌地为之征战沙场。只可惜，曹操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落空了。因为关羽将曹操赐予的一座宅院分为前后院，二位嫂嫂安置在后院却从不涉足其中，自己守护在前院则彻夜秉烛读书，而其所读之书应是《左氏春秋》。要知道，此乃曹操为关羽量身定做、精心设计的图谋，因此关羽在此地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处于十分严密的监视之中，事无巨细均报至曹操而瞭如指掌。可是，在此处必须强调的关键点，正就在于《左氏春秋》。该书是阐述《春秋》经最为著名的三传之一，内容不但以记载史实见长，而且还承载着儒家奉行的仁义忠信精神以及培育人才的价值观。对于传统文化造诣深厚的曹操而言，这在其心中必定会极为熟稔。也就是说，曹操依据关羽夜读《左氏春秋》一书的情况，就已精准地揣度了其为人的品行以及持守，确定其实属义薄云天而又忠于职守之人。那么，最终的结局早已不言自明：曹操欲以此计图谋关羽归顺，从根本上就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只好就此作罢。

　　二是在小说《三国演义》设计的“千里走单骑”之后，又有一个来自曹操的“实证”，而且还是有可信度较高的史实予以支撑。在赤壁之战中，曹操落败而逃命至华容道时，正好被关羽截住去路，实处于逃无可逃的境地，于是曹操对关羽说道：“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显然，这是小说《三国演义》中借曹操之口明确说出关羽读《左氏春秋》的事实，且已达“深明”其大义的程度，故清代文学批评家毛宗岗（1632―1709年）读至此处，曾作眉批道：“（关）公明《春秋》，即以《春秋》动之。”在《三国志》中，原本不见载有关羽夜读《春秋》之事，可在后来的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在《关羽传》中略引《江表传》所载“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云云，旨在表明：关羽在当世既能武又能文。又在《吕蒙传》中详引《江表传》所载，且确定是由时人吕蒙曾对已代替周瑜职位的鲁肃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论，何一称穰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难为继，且与关羽为邻。斯人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气，然性颇自负，好陵人。今与为对，当有单复以（卿）待之。”在《江表传》中反复提到的《左氏传》《左传》者，即指《左氏春秋》，汉代又有《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左氏》等名称，是历代儒家弟子潜心研习的重要经典之一，也是整个唐宋元明清时期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春秋三传”之一。因此，上文述及的关羽夜读之书，皆由生活于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娓娓道来，应当毫无疑问是罗氏常见而熟知的《左氏春秋》。可是，问题的关键性又在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为了活命，怎么会在情急之下向关羽提及“将军深明《春秋》”之事呢？仅以小说中设计结果来看，当时曹操的说辞确实奏效了，关羽也确实被说动了，遂在如此紧要的关头放其一条生路。然而，在此处需要强调的关键点，依旧在于《左氏春秋》，该书中所倡导的大义，曹操岂止是明瞭，而更为重要的应当还在于其十分确信：关羽心中始终坚守着这一大义。所以，先申明“大丈夫以信义为重”的前提，然后仅凭曹操对关羽的熟知程度，便在生死一线之际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左氏春秋》这个关键点，且一经提及，便能立刻奏效，最终得以脱逃。当然，结合史书记载考证小说中的关羽夜读《春秋》的真实度到底有多高，的确没有太多的学术意义可言。但在此不可否认的应是：小说中前前后后、若隐若现地反复描述关羽读书情境与效果，无疑为其原本忠义神勇的形象增添了一份夫子之气，也加重了几许儒雅之风。

　　不过，小说中初次登场的关羽尚无出身可言，据《三国演义》中向刘备、张飞做自我介绍时的内容，可界定其身份为杀人后的逃亡者，即曰：“吾姓关，名羽，字长生，后改云长，河东解良人也。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逃难江湖，五六年矣。今闻此处招军破贼，特来应募。”而出现在比《三国演义》成书更早的《三国志平话》中的说法，也与之大体一致，只是明确了所杀之人乃其所在县的县令，即称关羽“因本县官员贪财好贿，酷害黎民，将县令杀了，亡命逃遁，前往涿郡”。事实上，有关各类小说中出现的、关羽一出场就自报家门的真实情况，实与正史《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关张马黄赵传》所载基本吻合，即曰：“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接下来，便是《三国演义》根据《三国志平话》以及元杂剧《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中的成熟剧情，演绎出桃园三结义的千古传颂的佳话。

　　而后又是关羽作为武将形象出场所必须配置的标志性武器装备，即“云长造青龙偃月刀，又名‘冷艳锯’，重八十二斤”。且有诗赞曰：“唯凭立国安邦手，先试青龙偃月刀”。显然，这是所有小说中一贯沿用的大英雄出场必要标配神级宝刀的基本模式，也是小说家塑造人物形象中的习惯性神力渲染，实属无可厚非之事。这与考证历史上的关羽到底是用什么兵器是另一回事，再想想《西游记》里的孙猴子，竟然能将重达一万三千五百斤的金箍棒耍得如飞转，我们也就乐得接受，在此反倒怕的是小说家的想象力不够丰富。当然，作为历史人物的关羽，首先为了尊重现实，我们需要在此赘述一点：冷兵器时代的战场现实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即便是最精良的战马，正常奔走中的最大负重约为一百公斤，按照关羽“大汉”形象的体重及其人马装备重量，合起来肯定已严重超标，而此时的神驹赤兔马还未配备，关羽如此沉重的行头，又该如何在战场上纵横驰骋，乃至神速杀敌？然后，为了尊重历史，我们尚需在此略做考证一下：从《汉书》至《三国志》以来的所有正史中，并不见载与“青龙偃月刀”相关的任何史实，当然也是有违常理而不可能见载的事实。因为与此相类似的这般重量级的神兵利器，直到唐宋时期才有雏形出现，再至元末明初才得以定型，且以其主要用途来看，一般不可能会是用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杀敌武器，而是安排在科场中检验应武举人刀法套路和臂力的一种特制试器。如据《武经总要》载，直到北宋时期，刀柄较长而刀口如斜月形的、接近于“青龙偃月刀”形制的武器已经出现，但还没有确定的名称，即曰：“锯刀，刃前鋭，后斜阔，长柄，施□。”又如，据《武备志·军资乘·器械》载，直到明代，所谓的“偃月刀以之操习示雄，实不可施于阵也”。足见，正是在《三国演义》的影响之下，“青龙偃月刀”最终成为后世民间传说、戏剧影视等作品中展现关羽形象的一种标志性武器。只不过在后世出现的絶大多数情况，这往往都是戏台上装饰华丽而又能取悦观众的表演性道具而已，比如川剧中喜闻乐见的“盖三省”关刀上的腾龙即为如此，表演者一旦手起刀落，就在“人头落地之际，手中的关刀刀尖上跃出一条小青龙，龙身还在颤抖。原来他在刀上按了弹簧，以此吸引观众”。显然，这应是出现在现代戏台上的艺术表演杰作，创作者魏香亭（1886―1963年）则是当今擅长扮演关羽形象的著名艺术家。

　　二、讨伐董卓盟军众将士目光鄙视中看到的关羽形象

　　在《三国演义》第五回《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破关兵三英战吕布》中，因曹操行刺独揽朝政、欺君害民的董卓而没有成功，故只好逃回陈留，不惜散尽家资，招募义兵；又发矫诏联络袁绍，发檄文策动各镇诸侯合兵结盟，共同讨伐董卓。然而，在盟军的进攻过程中，起先与董卓麾下战力远不及吕布的华雄相遇，先是第九镇的“济北相鲍信”之弟鲍忠，“被华雄手起刀落，斩于马下”。而后是第十六镇的“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遭遇华雄夜袭，奔亡途中与部将祖茂以帻换盔后，才得以逃脱。至于助孙坚引开华雄的祖茂，一路奔逃，藏匿在林中，待华雄近前，相机冲出，正挥舞着双刀“欲劈华雄”时，反被“雄大喝一声，将祖茂一刀砍于马下”。由此可见，华雄的战力絶非等闲所及，已让孙坚差点丢了性命，尽管最终只是失去了象征其身份的“赤帻”而深受辱没，可还是折损了其四大战将之一的祖茂。仅从这一战果来看，素以“勇烈”称着而能征惯战的“江东猛虎”孙坚，最终“败于华雄之手”。

　　在盟军进攻遭受一连串的失败后，华雄率领铁骑开始转为反攻，先是盟军主帅袁绍的骁将俞涉出战扺挡，结果“与华雄战不三合，被华雄斩了”；接着第二镇的“冀州刺史韩馥”推举其上将潘凤出战应敌，去不多时，结果“潘凤又被华雄斩了”。眼前出现这样的局势，各路诸侯面面相觑，噤若寒蝉，早已不知该如何迎战华雄了。盟主袁绍对此也是大惊失色，不知所措，但为了当众挽回一点颜面，只好勉强地说道：“可惜吾上将颜良、文丑未至！得一人在此，何惧华雄！”

　　正当袁绍之言尚未尽毕之时，突然阶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看似关羽在这意外的情况下突然出场，实则是经过小说作者精心设计、层层铺垫而营造的特殊场合。于是，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关羽，除了凸显处在这一场合中的有所不同而增加了“声如巨钟，立于帐前”一语外，其余外貌特征均与初次登场时一模一样，即曰：

　　众人视之，见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巨钟，立于帐前。

　　一石激起千层浪，僵局虽被打破了，但场面也即刻炸锅了。先是盟军主帅袁绍不认识关羽，问询之下是由公孙瓒为之介绍，等说到关羽当时的身份是“跟随刘玄德充马弓手”时，袁绍帐中的后将军袁术就率先看不下去了，表现出万分的震怒。明明是主动出场帮大家解决困局，因何会招来袁术的万分震怒呢？其实原因很正常，也很简单。因为刘备是经公孙瓒保举而得任的德州平原县县令，关羽又是在刘备手下充任马弓手，具体执事仅限于协助刘备料理政务、巡查治安，职位只是小小县令之下当差的差役，几乎谈不到有什么出身可言，将此放在当时跨州连郡的各路诸侯面前，实乃微乎其微的小人物而已。而况袁氏一族，本为汉末公侯世家，门生故吏遍布海内，岂能容忍此等小人物在这种场合中胡言闹乱？简直就是儿戏到不知天高地厚的地步！因此，袁术大喝曰：“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在这紧要关头，曹操立马现身，因为在之前镇压黄巾起义的战场上，曹操曾见识过关羽神勇，所以急忙站出来为关羽请战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可是，盟军主帅袁绍更是觉得，让马弓手关羽出战应敌，将会大失盟军颜面，因此极力驳斥曹操曰：“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所笑。”于是，曹操为了力挺关羽出战，竟然将关羽的外貌形象也作为一项理由提出来，即曰：“此人仪表不俗，华雄安知他是弓手？”不过，最终还是在关羽誓死请战的情况下，才上演了著名的经典故事“温酒斩华雄”。以其整个决战的神速而言，简直就是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高度，即曹操为之所斟的一杯壮行酒尚温，关羽已经提着华雄的人头回来了。当时盟军大帐内外的鼓声、喊声，就好比“天摧地塌，岳撼山崩”。这一效果，真如《三国演义》中藉助后人有诗赞之曰：“威镇干坤第一功，辕门画鼓响冬冬。云长停盏施英勇，酒尚温时斩华雄。”也正是在盟军众将士的惊呼声前后，无数双鄙视关羽的目光，瞬间转为无比的敬仰，关羽的形象即刻异彩四射。也正是自此以后，奠定了关羽勇冠三军而威震华夏的英雄形象。另外，在关羽闪斩华雄之后，小说又安排了关羽在万军当中刺颜良诛文丑、在千里走单骑中过五关斩六将等的情节，将其英雄形象更进一步根植人心而不可剔除。

　　然而，从关羽“温酒斩华雄”的整个过程来看，所涉及的董卓、袁绍、袁术、曹操、吕布、韩馥、孙坚、鲍信、公孙瓒、刘备、关羽、华雄等相关人物，确实在《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正史中，或有纪传，或有本事记载于册，无疑属于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但被华雄先后斩杀的鲍忠、俞涉、潘凤，则在东汉至魏晋的正史中查无此人，亦无实据，应为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虚构。还有被华雄所反杀的祖茂也与史实不符，即据《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一·孙破虏讨逆传》中记载，当时孙坚的营寨确实被董卓军队围攻，“坚与数十骑溃围而出。坚常着赤罽帻，乃脱帻令亲近将祖茂着之。卓骑争逐茂，故坚从间道得免。茂困迫，下马，以帻冠冢间烧柱，因伏草中。卓骑望见，围遶数重，定近觉是柱，乃去。”可见，此载虽有董卓部下的骑兵追击过突围后的孙坚，且在追击期间也曾有过孙坚与祖茂易帻换盔之事；但是，既没有明确记载董卓部下的这支追击骑兵是由华雄率领，也没有提及祖茂在追击中被杀之事。此外，小说《三国演义》中还描述华雄举着象征孙坚身份的“赤帻”，在盟军面前羞辱之。这一情况也应是渲染气氛和衬托场面的艺术加工，因为同据《吴书一·孙破虏讨逆传》记载，历史上不是关羽闪斩华雄，而是孙坚脱困之后立即收拢旧部再战，杀死华雄等董卓部下。即“坚复相收兵，合战于阳人，大破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

　　三、次子关兴感激的双眼中看到的关羽形象

　　由于关羽大意失荆州而兵败退守麦城，随后又在突围时误中东吴的伏击而被俘，但因誓不降吴而被杀。于是，在关羽去世之后，由其次子小将关兴继之。在《三国演义》第九十四回《诸葛亮乘雪破羌兵 司马懿克日擒孟达》中，张苞、关兴、马岱分别率左、中、右军在与西羌兵对战时，关兴曾被敌军分割包围而无法脱困，只好退入山谷却遇到西羌悍将越吉的猛烈追击，关兴胆寒不敌而被击落于涧水之中，正当性命处于生死攸关之际，关羽显灵了，杀退了越吉的追兵，救下了自己的爱子。这时从涧水中爬出来的关兴，自然是用感激的双眼去看，结果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自己父亲神勇杀敌后的光辉形象，且为之指路突围，即曰：

　　看看至近，只见云雾之中，隐隐有一大将面如重枣，眉若卧蚕，緑袍金铠，提青龙刀，骑赤兔马，手绰美髯，分明认得是父亲关公。兴大惊。忽见关公以手望东南指曰：“吾儿可速望此路去。吾当护汝归寨。”言讫不见。

　　小说为了增强这一玄幻情节的可信性，接着叙述关兴率部直奔东南向，待走至半夜，正好与张飞之子张苞带领的援军相遇，结果是先由张苞问关兴说：“你曾见二伯父否？”关兴很吃惊地反问说：“你何由知之？”张苞回答说：“我被铁车军追急，忽见伯父自空而下，惊退羌兵，指曰：‘汝从这条路去救吾儿。’因此引军径来寻你。”然后，关兴也讲述了自己危难之际遇到父亲显灵，并助其退敌指路的实情。于是，通过二位小将彼此之间的惊奇，加深了关羽显灵的信实程度。

　　自古以来，人人都是怀揣一颗猎奇之心。比如一旦看到出现在小说中的此类玄幻情节，无不希望越是神奇、越是灵验，也就越好越能满足。因此，根本无需强加考证而一扫雅兴。然而，在此不得不赘述的一点，乃是关兴看到的“緑袍”，这是与上文所述前两次形象中最为明显的不同，也是关羽形象定格后、传之后世有所争议和发生变化的地方。例如在明代的绘像中，“已经出现了身着红袍的关羽”形象，且认为这是与“明代高级官员服饰尚红有关”。另外，在明代戏台上出演的关羽外貌的装扮，也是一副身着“绛红袍”的形象，即据明人朱有炖（1379―1439年）创作的戏剧《义勇辞金》第三折云：“听的道关将军临阵也……再遇着青龙刀、赤兔马、黄金甲、绛红袍。”及至明清时期，确实还出现了北京地安门外关帝庙里的红袍关羽塑像。再经我们实地考察中发现，1995年的复建于漳州市芗城区的浦头大庙，“系山西解州关帝庙分镇”，大殿中供奉的关羽塑像的“緑袍”虽罩在外面，但衣领及袖口露出鲜明的红色，表明“红袍”穿在其内。不过，以如今的川剧为例，关羽在不同时期的装扮也随其年龄、身份的变化而变换，且不完全相同，然而变换到最终的基本定式，都是外面穿“緑战袍”或“緑蟒袍”，如在“斩华雄”“三英战吕布”等戏份中，“关羽仅是一个马弓手，穿靠子（铠甲），因为战场上是甲不离身的，但头上只有‘包巾’，没有‘额子’。‘包巾’戴在头上，前后都是软的，用缎子或布料做成，后面暗用铁丝垫在‘包巾’里面（五爪），向上伸出数寸高”。显然，包括表明身份很一般的“包巾”在内，此处没有明确叙述关羽穿戴的具体颜色，上文述及的《三国演义》中，关羽的前两次出场也是如此，既在义兄刘备的观察中没有具体说明，又在盟军众将士由鄙视转向敬仰的目光中，也没有道明关羽到底穿什么颜色的服饰。只是在打造“青龙偃月刀”时，说道也制作了打战必需的铠甲。又如，在“挑袍”“古城会”等戏份中，由于“关羽受封汉寿亭侯，名声大振”，于是装扮也地位的上升而发生了变化，“穿緑靠甲、緑战袍，头上戴的除‘包巾’之外，又加了一个‘额子’”。特别是这里所加的“额子”，并非普通的戏台道具，“像一道箍，缀上左右对称的红色绒球比起只戴‘包巾’显得气派、威武，提高了身份和地位”。可见，为了和曹操所赠“红袍”有别，也为了集中体现关羽外貌特征与形象塑造达成一致，这时的服饰颜色已确定为緑色，既明确了穿的是“緑靠甲、緑战袍”，也可以肯定戴的是緑色“包巾”。再如，在“临江宴”“水淹七军”等戏份中，“官拜五虎上将、封荆襄王的关羽，功业赫赫，如日中天，这是他事业的顶峰”，故在出场时，“他头戴‘硬扎巾’——硬盔头，盔的两边还有燕翅膀”，或者是“更用‘黄扎巾’，穿黄靠，外罩緑蟒袍，给人大义凛然、苍劲威严的美感”。可见，这是在戏台上最终成为定型的装扮关羽外貌，几乎与《三国演义》中关兴双眼中看到的相差无几。于是，从小说到戏剧的交互传播过程中，逐渐被社会民众所普遍认同的、最具有神话色彩的关羽形象一旦定格后，就已经深入人心，且不容更改，甚至必须穿戴具有某种象征性意义的服饰也是如此。

　　事实上，关羽的“緑袍”和“红袍”都是战袍，一般在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中标志着人物的身份，完全属于通过外貌表达形象特征的艺术手段，既无很严格的规定性限制，也无很明确的统一性要求，在很大的程度上应当是取决于广大受众的认同度。只是估计到历史流传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对于关羽这一特殊的形象来说，衣着确实具有较为特别的标志性内涵，一方面是关羽的“緑袍”应为义兄刘备旧赠，穿着表明不忘结义兄弟之间的情义，不改君臣一心之忠信；另一方面又是关羽的“红袍”应为丞相曹操新赠，穿着表明且记以礼相待之间的恩义，且念知己优遇之诚心。也就是说，在史书中，并不见载与关羽衣着色彩相关的内容，这应是史书的常态；可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则有关羽曾将旧战袍穿在新战袍的外面的细节描写，作者如此匠心独运的安排，肯定不是为了刻画关羽生活节俭的形象，而是为了表明关羽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不失其忠义之心的主旨。于今观之，真是所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所以，现在要分清楚到底是“緑袍”关羽还是“红袍”关羽的区别，如今确实已没有太多太大的意义了。尤其是关羽形象早已成为代表关帝文化的标志性符号，遍布四海，既融入生活，又深入人心。

　　如在《三国演义》成书前，据元代人郝经《重建庙记》载：

　　高、光以仁义得天下，而桓、灵失之。一时豪杰，莫不欲代汉受命……王讳羽，字云长，姓关氏，解梁人。起义于涿郡，争战于徐兖，奔走于冀豫，立功于江淮，而殁于荆楚。其英灵义烈遍天下，故所在庙祀，福善祸恶，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赵荆楚为尤笃，郡国州县、乡邑闾井皆有庙，夏五月十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则大为祈赛，整仗盛仪，旌甲旗鼓，长刀赤骥，俨如王生。千载之下，敬仰向慕，而犹若是，况汉季之遗民乎？……仍作诗以侑神。诗曰：“汉季草泽生英雄，王自蒲阪来山东。……飞死帝崩永安宫，三人在天义烈同。唯王神威地天通，血食庙祀仍军容。操骨已朽王爵隆，操鬼不食王礼崇。作诗颂王兴义功，愿如东坡赞孔融。”

　　又如，在《三国演义》成书后，有明代人李贽《观铸关圣提刀跃马像》诗云：

　　英雄再出世，烈烈有光辉。火焰明初日，金精照十方。居然围白马，犹欲斩颜良。岂料人千载，又得见关王。

　　再据当今人赵云涛《由人而神：关羽的成圣之路》中认为：“关羽是唯一被官方、民间、儒释道三教以及团会组织共同尊崇的神圣。”并由此进一步概括道：关羽其形象由历史而进入到文学、宗教，从而由神而圣，成为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符号。他是忠义的化身，也象征勇信，有着护民护法的职能，还是财神，等等，关涉古人的文化、思想以及习俗的方方面面，直到今日，在汉文化圈仍有着重要的影响。据学者统计，如今在147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社团组织作为共同礼拜的对象。

　　总之，在以上的琐谈中，我们可以看到：史书与小说之间的真实度虽有时合而有异，有时分而有同；但二者自始至终泾渭分明而不归于同流。再从文以载道的角度考察，不同的只是反映真相的表现形式，而彼此之间深层的终极目的和普遍的社会功能，往往都是不谋而合地趋于一致。史书如此，小说依然，都是为了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讲好未来的中国故事。过去如此，将来依然，无论是虚构的小说成分，还是纪实的史书记载，一切都会成为过往，正所谓“过去记録里有未来的风色”。尽管如今的小说与史书在学术上已无雅俗、贵贱、高低之分，至少孩子们喜欢读小说还是读史书，都不再认定为“看闲书”；可是作为常人的选择，十之八九依旧是乐于听读小说，喜欢观看戏剧，而不是硬着头皮去研究枯燥无味的史书。孰是孰非，均属正常。唯余乐在其中，自得妙趣，即为读书。

　　结 语

　　在关帝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有一条十分明确的纵向考察的线路，可根据郝平、杨波整理的《关公历代封号情况一览表》分为五个阶段：一是生前由人而得以封侯的阶段，即最初的历史人物关羽在亡命奔逃之中，得遇刘备而发展成为蜀汉著名的“前将军”；困于曹营时，坚持降汉不降操，由曹操奏请汉献帝赐封其为“汉寿亭侯”；最后败走麦城（今湖北当阳）被东吴俘杀，蜀汉景耀三年（公元260年）后主刘禅追谥其为“壮缪侯”，此距关羽被杀已过四十年。二是由侯而封为公的阶段，即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赐封其为“忠惠公”，此距关羽被追谥为“壮缪侯”已过八百四十二年。三是由公而封为君王的阶段，即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至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近二百二十四年间，除明太祖在洪武元年（1368年）恢复其原封为“寿亭侯”外，先封其为“崇宁真君”一次；后被赐封其为王五次，分别为“昭烈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壮缪义勇武安王”“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四是恢复原封为侯的阶段，即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封为“寿亭侯”，但一百多年间依旧是朝廷按常规祭祀的重要神灵，且有统一的祭文颁布。五是由王而尊奉为圣帝的阶段，即从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年）至清光绪五年（1879年），近三百七十年间，除1509年赐庙号“武忠”外，先后加封其为“山西夫子”一次、尊奉其为圣帝十次，分别为“协天大帝”“协天护国忠义大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关圣大帝”“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关圣大帝”“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关圣大帝”“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15]64等尊号。可见，贯穿四个阶段的是一条官方信仰的发展线路，也是历史上推动关帝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中轴线。沿着这一路线考察，我们就可以从中很清晰地看到：关羽的身份在逐阶段提升，并逐渐趋于儒家化的社会特征越来越明显。起先经历了宋代以前的由人侯到配享神、庙主神的神化，倾向于表现其威武神勇、义薄云天的武神特征。之后又经历了宋、元、明、清以来的由公侯向神君、神王到圣帝的圣化，倾向于表现其知书达礼、温文尔雅的儒将特征。这一点，仅从不同时期尊奉关羽程度变化就体现得十分明确，即关羽从人侯起，逐渐发展到有了独立供奉香火的祠堂或庙，诸如从之前阶段有“汉寿亭侯祠”“关公祠”“壮缪侯庙”“关公庙”“关王庙”“关圣祠”“关帝庙”“关圣帝君庙”，发展到后来又有“关夫子庙”“武夫子庙”“武庙”等相应的称呼。特别是自明武宗正德四年赐庙号“忠武”之后，世间逐渐形成了与文庙相对应的武庙系统，因此，学界认为自此“始有武庙之名”的称呼。由此观之，这应是关羽形象已被儒家化了的一个关键点，同时也是关帝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究其原因正在于：作为历史人物的关羽，在正史《三国志》中得到的评价实在并不算高，陈寿虽是由蜀汉入曹魏而最终为晋臣；但在撰《三国志》时，既以“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的高度盛赞之，又以客观的态度批评曰：“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不过，陈寿怎么也不会料想到，千载以后，关羽作为武圣人竟然晋升为整个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神。即实现了“从人到神”的转变，也完成“由神而圣”突破，进而形成瞭如今蔚为壮观、声势浩大的关帝文化。因此，再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上文考述的情况来看，尽管在“不同时代、不同政权的统治阶层和史家的历史书写和叙事话语各不一致，使得关羽形象呈现复杂多元性”，甚至在近世的传播中也有过一些细微的争议和考辨；但是通过《三国演义》所塑造出来的关羽形象，已定格为世人心目中十分具体的普遍形象。正是由于这一主体始终没有改变，至今不减反增，且愈演愈烈，就不得不肯定：《三国演义》所塑造出来的关羽形象，在关羽神化和圣化的过程中起到的助推作用之巨大而又深广，实不可估量；进而对历史上关帝文化的形成也做出的贡献也无可替代。直至当前，这一形象在我们弘扬关帝文化时，依旧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依然能够发挥出不容小觑的作用。

　　总之，从东汉末年算起，历经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演进而形成的关帝文化，絶对不会是某种历史上的偶然因素所致，而是历代以来人们不断崇尚诚信、忠勇、仁义等的精神传承之必然结果。正如清人乔光烈在为盛赞关羽曰：“以大而圣，以圣而神，神则昭乎古今，尊于天下。要其道，一本乎诚，《易》称圣人，斋戒神明，其德诚之谓也。……公之大节备于史书，至今读之者无贤不肖，相与感慕而敬畏何也？亦以其诚使之然也。或者尊公并于孔子，虽不必其为定论，然而圣贤之学在焉，宜其久而逾神，被于天下者，其盛如此。”又如清人张镇《关帝志序》中称：“当东汉末运，力扶正统，志灭群奸，其气概之雄壮，学识之高超，洵一代伟人哉。粤稽唐以及宋明，非无仗节守义，威敌匡国之人，足以震一时而传后世，而能使人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无贵贱智愚，莫不尊亲诚，未有若夫子者。盖浩然之气，足以贯金石而塞天地，故立乎百世之上，而奕世之闻风兴起者，自无不肃然生敬，崇奉之不容已也。”也正是因为这一精神传承至今，依旧在很宽泛的社会环境中备受推崇，不仅成为我们维系人与人之间非血亲关系的精神支柱，而且也被视为妥善处理利益与道义之间产生冲突的判定基准。尤其是“关羽身上所表现的高度忠诚的道德情操、光明磊落的人格，却超越了时代，一直有着强大的感染力，激励着后世的华夏儿女”。因此，在回顾关帝文化现象形成的历史演进中，深入探究关羽形象的塑造，不只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追溯其历史演进中的本源；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既要凝练出人与人之间该如何重塑价值观的核心要素，还要发掘出社会团体与团体之间该如何建立发展共同体的基本准则。进而赋予新时代的新内涵，抛弃旧时代的旧思想，有效地推动关帝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助力于我们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稳步推进。由此可见，关羽形象所体现的精神传承、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不但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备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