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关帝庙的分布福佬地区远比客家地区多，其影响也比客家地区大。而关帝庙的始建年代多在明清时期。究其原因和这一时期漳州沿海地区的倭患，对外贸易，及郑成功抗清及收复台湾、清廷迁界、施琅复台等密切相关。

　　关于“福佬”名称的由来，有许多不同说法。按谢重光教授的观点，“福佬”一词“是贬义，是他称”，最初是客家人、畲民对于潮汕人和闽南人带有贬义的称呼，用久了，本义逐渐为人淡忘，闽南人和潮汕人也接受了这一称呼。

　　福佬民系的形成过程经历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首先，汉魏六朝北方汉族大批迁徙入闽，拉开了福佬民系形成的序幕。六朝至隋唐大批汉人移居晋江流域，隋唐五代又有大批汉人移居九龙江流域，他们与越族、蛮人等土著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方言龢民俗。五代时期，留从郊、陈洪进相继主政泉漳，泉州和漳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大大加强，逐渐形成以闽南方言为载体，以闽越文化为底藴，以中原文化为核心，以海洋文化为基本特征的福佬民系。宋代之后，福佬民系继续乡广东的潮汕地区拓展，明清时期向台湾省、海南岛以及东南亚发展，成为拥有上亿人口的有较大影响的民系。

　　关于“客家”名称的由来，也有许多不同说法。谢重光认为：“客家族群移民到粤中、粤西，被广府人称为‘客家’，移民到闽南、潮汕平原及台湾，被福佬人称为‘客’‘客子’‘客仔’‘客民’，都是族群间互相隔膜和互相歧视的产物……至于‘客家’或‘客民’‘客仔’称谓最早出现的时间，因为文献记载的缺略，已难于确断，但从《香山县志》的记载可知，不会晚于明中叶嘉靖年间。”

　　关于客家民系形成于何时？学术界有五代至宋初说、宋末说、唐末至北宋说、南宋末年说、清代说等多种说法。我们认为判断民系是否形成，最重要标志是形成独特的方言龢民俗。客家人迟于福佬人迁入福建，主要聚居在闽、粤、赣山区，他们与南方畲侗等少数民族融合，大约南宋时，就形成“风声气习颇类中州”，而语言和风俗都不同于福佬人，独具特色。元明清时期，客家人逐渐形成汀州、梅州、惠州、赣州四大中心，并大量外迁到华南各省乃至世界各地。  

　　漳州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是福佬人，但其中南靖县、平和县、云霄县、诏安县的西部乡镇，即南靖县的梅林、书洋，平和县的长乐、九峰、崎岭乡、大溪和国强乡，云霄县的马铺、和平乡、和下河，诏安县的太平、官陂、霞葛、秀篆和红星等乡镇，居民却以客家人为主或有相当比例的客家人，在文化上与其西邻的客家县份属于同一地理单元。

　　漳州客家与福佬的关帝信仰有何区别呢? 我们先看一些相关的统计数字。

　　漳州地区关帝庙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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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州南靖、平和、诏安云霄关帝庙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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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州客家地区关帝庙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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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漳州地区，关帝庙的数量在所有神灵的宫庙中居第二（前四名分别是开漳圣王288，关帝266，玄天上帝239，保生大帝200）。而从上述统计看，客家地区的关帝庙的数量明显比福佬地区要少，才占整个漳州地区关帝庙总数的8%，不少乡镇甚至一个都没有。而在龙岩、赣南的客家地区，关帝庙也不是很多，居主流的是“三大福主”（许真君、定光古佛、三山国王）等。

　　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和明中期的倭患密切相关。

　　从漳州地区关帝庙始建年代来看，大多数是明清时期的，特别是明代居多。以关帝庙最多的漳浦县为例，明清时期占64%，现代占20%，宋代和不详的各占8%（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现代的不排除有一些是把重建的年代作为始建年代的，而年代不详的也有可能是明清的）。而明清里面明代的又占72%。可见关帝庙的兴建在明代达到顶峰。

　　明初，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特地搬迁、改建关帝庙，并首次把它列入国家级祀典，与历代帝王及功臣庙、城隍庙等并称“十庙”。《明太祖实録》“洪武二十七年春正月，条中记载：是月建汉寿亭侯关羽庙于鸡鸣山之阳。旧庙在玄津桥西，至是改作焉，与历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庙并列，通称十庙云”

　　在明政府把关帝庙列人官祭庙的前后，明初出现了一股建设关帝庙的热潮，但多为官方和军队所建。在明中叶之前，东南地区民间社会尚未形成兴建关帝庙的风潮。关帝庙兴修的高潮是在明中期倭患以后。在明代中期的嘉靖和隆庆时期，日本倭人和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走私商人勾结在一起劫掠沿海地区，被称作倭寇。倭寇的劫掠和骚扰，给东南沿海的百姓带来巨大灾难。

　　而在民间有巨大影响，兼有战神、海神及驱邪镇恶职能的关羽自然成了民众心目中的保护神。于是关羽显圣保护民众、助战官军、灭剿倭寇的传说遍及沿海地区：

　　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继乱东南，天子命赵公文华统师讨之，师驻嘉兴。军中若见关侯灵应响助我师者。已而，师大捷。赵公请于朝，立庙于嘉兴以祀侯。”浙江余姚县：“囊岁倭奴寇姚，猝尔几陷，祷于公庙，卒以却敌。” 嘉靖倭患时，胡宗宪曾“练兵于吴山之寿春庵，侯示之梦，若有相于公者，已，果连破贼数阵”，遂将原宝莲院改为关庙。

　　漳州诏安县的关帝庙，是嘉靖三十七年（1558）“知县龚有成梦有护城之功，得应，故立。”云霄县云陵镇的顶关帝庙俗称协天大帝庙，据清嘉庆《云霄厅志》载：“关帝庙，一在城外火宵街。明嘉靖间建，地原皆巨石，铲其石筑华表于前面置庙焉。右庑有石笋高丈余，琢为直符使者神像，今存。”龙海石码镇上马、下马关庙俱为嘉靖间修建。东山关帝庙的传说更神奇：嘉靖三十五年十月（1556）十月，大批倭寇进犯铜山，势众兵悍，铜山卫所濒临失守，此时不少百姓前往关帝庙焚香祈佑。 骤然之间，海上大雾驾浪而来，烟云四合，咫尺之内难辨西东。攻城倭寇顿时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但闻一声长啸，一面“关”字大旗从嘹高山（即今骷髅山）破雾而出，掩天直出西门，守城将士随大旗冲出城门，刀光闪处，杀声动地。顿时倭寇乱作一团，如热锅蚂蚁纷纷掉入水中，四散逃命，数名被伏倭寇就擒时候魂不附体，口吐白沫，不停磕首求告“关老爷饶命……”，铜山军民知是关帝显灵助战使然，战后皆往铜陵关王庙晋祭，答谢神恩。而客家人当时多居于内陆偏僻的山区，并没直接感受到倭患的危害，所以对关帝的崇拜和关帝庙的兴建也就没有沿海地区那么迫切了。

　　第二，和明清时期的漳州对外贸易密切相关。

　　关帝在民间信仰中很重要的职能除了战神外，就是财神和海神。

　　关羽与财神的牵涉起始于《三国志》中对其“挂金封印”的记载。而在各类文艺表现与民间传说中，关于其“挂金封印”的细节则更加详细。据说关羽得知刘备下落后，不仅将曹操赐赠交留，且一一进行颇具条理的记载，有着账本的雏形，故在民间有将关羽称作“记账祖师爷”的说法。不过关于此另有一种较具正统意味的说法，传关羽生前十分长于会计业务，曾发明《日清簿》，涵盖原、收、出、存四项，为后世广泛沿用，故有“记账祖师爷”之称。在明清时期，关羽已经兼有财神的职能了。明代徐道的《历代神仙通鉴》说关公“司命録、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巡察冥司、招财进宝以及保护商贾等职能”而在嘉庆年间的《重修河东会馆碑记》中云：“至初立会馆，先设帝位，兼设财火神以为配……”

　　而明清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更将关公财神的地位普及和发扬。

　　一，本为武圣的关公可充当商帮凶险贸易路途的保护神；二，祖籍山西解州的关公可联结晋商家情乡谊，增进团结；三，忠义勇武的关公可作为商业行为上的道德模范与规范制约，尤其在其被多次敕封为神后；四，藉助朝廷敕封过的正神提高商界在“士农工商”中的地位。

　　关帝作为海神的职能，更是得到东南沿海地区渔民的认同。福建沿海的渔民在出海的渔船上，除了供奉妈祖、龙王外，同时也供奉关帝。

　　    前面说过，漳州关帝庙的修建大都在明清时期，而明清时期正是漳州对外贸易繁盛发展时期。

　　福建巡抚许孚远说：“看得东南滨海之地，以贩海为生，其来已久，而闽为甚，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涛而轻生死，亦其习然，而漳为甚。”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漳州月港对外贸易更是活跃，“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暹罗、佛郎机诸国通货易物”，而且广东、浙江的海商也于“漳泉等处买船造货”，由月港入番。一些外国商船也连翩而至。王世懋在《闽部疏》中言：“凡福之绸丝、漳州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桔、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当时由月港扬帆出海的商船航行于东西两洋及日本、琉球，到达47个国家与地区。

　　干隆《福建通志》列举了福建当时著名的走私港口六个，“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漳州占了四个，其中月港在整个东南沿海走私贸易中最为活跃。

　　清代的漳州东山“商人集巨资，驾帆船，北上而至宁波、上海、天津，东驶而至台湾、澎湖，运载货物，以销售于邻封者，为数至巨。他如西南沿海一带，素丰于盐，帆船广艇，采运南下，而至柘林、汕头、广东、以博厚利者，亦繁有徒。”

　　从东山关帝庙的碑刻中，可以看出商业贸易对关帝信仰传播的影响。光绪二年（1876年）所立的碑刻记载的捐户有： 靖海轮船捐户、台湾捐户、实咖捐户、上海捐户、宁波捐户、潮州汕头捐户、香港捐户、澎湖捐户、饶平南澳各捐户、云霄各捐户、五都等捐户、本铜等捐户、本港商船捐户。 这些捐户以地区为单位，多是一些商号、轮船公司等， 他们反映着这一时期与铜山有商贸往来的这些地区从事商贸等相关行业的人群，由于经济上等动因被纳入铜山武庙的信仰圈。 所以这些商号、轮船公司都以关帝作为他们的保护神，铜山关帝信仰也就通过这些商业网络扩展至这些地区。 民国九年（1920 年）所立的碑刻记载的捐户有：盐场、厦门钓艚、西门澳中桡、暹罗帮捐户、小吕宋捐户、厦门港捐户、隆澳捐户、潮汕捐户、紧渔户、西埔捐户、宁波捐户、泉州捐户。分析这些捐户，他们的名称显示他们从事商业及相关行业，关帝的信仰圈得到了继续扩展， 可见商业网络发展对关帝信仰的传播是至关重要的。

　　而明清时期的漳州对外贸易，主要在沿海地区，辐射到一些内陆地区。像南靖、平和的客家乡镇完全属于山区，而诏安、云霄几个客家人有相当比例的乡镇，也完全处于西部地区，所以受对外贸易的影响不大，关帝庙的兴建也就少一些。

　　第三，和明末清初的政治形势相关

　　漳州地区在明末清初时期风云变幻，动荡不宁。郑成功抗清、收复台湾，清廷迁界，施琅复台等等，无不与关帝信仰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如郑成功奉关帝为战神，传说关帝鉴于郑成功的忠心义胆，精诚报国，曾于夜中托梦，赐金鳞龙甲予东海长鲸。 世谓郑成功为“东海长鲸投胎转世”，故其“戈船十载，波涛一生，身经大小战事 58 役”，“几乎无月不攻，无日不战”，历尽刀火却毫发无伤，直至驱走荷夷收复了台湾，“一代武功，千秋咸颂”，名垂千古。

　　清廷的“迁界”，虽然界内的关帝庙多被毁，但也让关帝信响得到了扩散，比如云霄下关帝庙（又称霞港武庙）。东山关帝庙在“迁界”时被焚毁，关帝庙僧侣及士绅奉护关帝神像迁避云霄，暂寄下港居民方某家中。一时焚香膜拜者络绎不絶。后将神像迎入临近竣工的蔡氏私庙祀之。自此，铜山帝君像便成为云霄下港武庙崇祀的圣像。云霄霞港的庙宇就成为铜山关帝庙的分香子庙，关帝在云霄就有了很多信众。

　　施琅也崇奉关帝。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三百余艘战船、二万多水军驻扎铜山湾内，奉清廷之命伺机攻打台湾，完成统一台湾大业，关帝信仰成为施琅鼓舞士气的利器。 民间传说，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初，施琅奉旨征台，屯兵东山，准备择日乘西南风攻台。 其麾下军士夜宿铜陵关帝庙，梦见关帝显灵，于空中疾呼“选大纛五十杆，助施将军破贼”，军士将此梦境向施琅报告。 施琅知道是关帝显，心中暗喜，即沐浴更服，亲自到铜陵关帝庙晋谒圣灵，依据神灵兆示，择于六月十三日于铜山湾举行祭江仪式，十四日早上辰时起锚出发，乘强劲西南风直逼澎湖。 两军交战正酣，突然，海空中出现数十面大旗飞扬呼啸似神兵天将直扑郑氏舰队，结果郑军惊慌失措，仓惶溃退，出师告捷，顺利攻克澎湖，使台湾归于统一。 施琅统一台湾后，为感谢关帝显灵助战，在清军驻扎铜陵的营地龙潭山下五里亭建造关庙，又在台澎兴建多座关帝庙。 

　　而这一系列与关帝信仰有联系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漳州沿海地区，对西部的客家山区相对影响就要小得多。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两个基本以客家人为主的乡镇，即南靖的梅林、书洋的民间信仰宫庙的状况：

　　南靖梅林、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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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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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面表格可以看出，在漳州地区民间信仰宫庙居前四名的保生大帝在客家地区也一样不少，这和保生大帝医神的身份密切相关。此外，还有一些带有客家地区特色的如“公王”及女神信仰等。而在漳州地区民间信仰宫庙居第二名的关帝庙却未见。可见，漳州的关帝信仰在客家地区的影响远不如福佬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