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央电视台《乡土栏目》的热播,以及相关综艺、地方电视台和新媒体的广泛推广,闹春田成为客家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通过“闹春田”集体狂欢的民俗形态,不断提升宗族文化认同、规范民众社会行为与化解不同姓氏宗族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结构中各种力量的动态平衡;通过“局内人”的知情身份与“局外人”的疏离眼光,阐释“闹春田”祭祀神灵的夙愿祈求,是社会对个体的集体认同;还有学者提出了加大宣传力度、开发相关产业和申请民俗非遗等“闹春田”民俗节庆开发等思路。笔者认为,“闹春田”作为客家文化的缩影,理应站在客家文化的学理基础上和客家社会变迁的视域下,深层刨析中原关公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发展的历史变迁,解构客家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缘由,探究客家关公“闹春田”的历史记忆,洞悉变迁背后的乡村社会关系和价值逻辑,深刻阐释关公“闹春田”民俗活动的现代场域表达,还原身体在场的国家意志、乡村文化和行为表征,为新时代关公民俗体育参与式乡村治理提供借鉴意义。然而,以关公信仰为精神图腾的身体活动,如何诠释乡村的文化表达?以关公信俗为载体的民俗体育,如何彰显其体育的文化力量?以关公精神为内核的文化节庆,如何为新农村建设发力?一些列困惑成为课题组深入研究和探索的症结所在。
一、研究方法
(一)文献资料法
课题组通过中国知网查询关公“闹春田”相关历史文献33篇;其次结合地方志和关公文化网站对关公“闹春田”的相关报导进行文献梳理;最后对体育人类学专家倪依克教授、杨海晨教授、韦晓康教授、谭广鑫等学者的68篇相关文献进行解读,以期为关公“闹春田”民俗体育的田野调查做好基础准备。
(二)田野调查法
课题组主要采用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第一次调研时间是2018年2月,通过现场观看和参与关公“闹春田”民俗活动,瞭解和体验关公“闹春田”民俗活动的文化内涵,并与村委会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与村委会建立良好的沟通交流环境。第二次调研时间是2019年2月,结合第一次的访谈和情况,对村委会负责人、村落传承人、村落德高望重的族人等有针对性的进行结构式访谈,详尽的掌握关公“闹春田”民俗活动的历史演进、现代展演以及当代价值。第三次调研时间是2023年2月,再次通过全程参与和体验关公“闹春田”民俗活动,反复思考和印证之前的文献分析,保障了调研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三)口述史方法
课题组分别对村委会负责人、村落传承人、村落德高望重的族人等有针对性的进行口述史研究,以口述的方式追忆历史印记,以口语化的形式记録历史事实,以口述者的经验阐述历史演进,进一步丰富了田野调查的实证材料,也为课题的深入探讨提供思路和方向。
二、闽西客家关公“闹春田”民俗活动的历史记忆
举林村与举和村位于福建省西北部的长汀县童坊镇,地处三县交界之处,是闽西的少数民族示范村。每年的正月都会举行隆重的关公“闹春田”民俗庆典,当地称为走烂泥,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是全体村民共同参与的一项节日狂欢庆典。关公闹春田是网红视阈下的文化表达,而“糊烂泥”、“摔烂泥”、“走春天”才是乡民文化的村落表达,也是客家先辈对原始农耕文化与农民生活状况的历史记忆,并通过关公“闹春田”的身体认知行为,凝聚和展现祖辈集体智慧的结晶。笔者通过数次对举林村与举和村的实地调研和走访调查,深度挖掘关公“闹春田”仪式的文化内涵与精神表达,洞悉其文化外延和现代意义,成为彰显客家民俗文化的重要窗口,诠释了客家民俗生活方式的变迁与历史演进。
长汀县童坊镇举和村与举林村的关公“闹春田”仪式本质上是村民崇拜关公、信奉关公精神的行为表现,具有驱除邪恶、保护村落、寄托夙愿、风调雨顺等基本功能。关公“闹春田”到底是泥鳅精转世与崇拜,还是与崇拜张琏、关公崇拜、元宵闹春有关,虽然没有具体的文字记载,但我们可以通过《明史·俞大猷传》、《明史》、《三佛齐国王张琏》等历史文献进行粗略考究,也许就是为纪念纵横七海的祖先张琏,用身体力行的方式表达曾经祖先辉煌的历史战绩。无论是哪一种历史起源,关公“闹春田”是藉助神力驱除瘟疫的最好诠释,是乡民祈祷来年五谷丰登和安居乐业的美好向往,也是村民自发组织的一种宗教仪式活动和最原始的乡村庆典仪式。
三、闽西客家关公“闹春田”民俗活动仪式展演
福建省闽西长汀县童坊镇的举和村与举林村位于三省交汇的偏远山区,是客家文化的发祥地,素有世界客家首府之名。关公闹春田又称“抬关公”、“游菩萨”、“走春泥”、“祭祖宗”、“踩水田”、“甩泥巴”等,有“客家乡村狂欢”之名,是福建龙岩长汀县童坊镇举和村与举林村特有的客家民俗体育活动,也是一年一度客家民俗文化的代表作,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1]。每年的正月十二(举河村)、正月十四(举林村),村民们抬着上百斤重的关公菩萨在泥田里奔跑与角力,通过村民之间的体力比拼与嬉戏互动,展现了村民强健的体魄与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其中第五部分水田闹春是关公闹春田的高潮部分,共有四个环节的闹春展示。
第一环节:关公闹春田的初期,主要由4个人抬关公圣像在泥田里打转,不仅要求快速的身体转动,保持自身的身体平衡,而且还要在打斗中促使对方摔倒。如梁启超《三佛齐国王张琏》中所记载的一种水田中的军事训练,曾经作为训练士兵的手段和方式。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变革,逐渐演变为一种民俗体育活动。
第二环节:关公闹春田的中期阶段,经历4人抬关公圣像的热场场景后,活动的难度逐渐升级。每组大约有10人左右,同时参与抬关公快速奔跑与打转活动,更要注意运动身体与队友的位置关系。由于抬关公的轿子大小固定,但是随着人数的增多,100多斤重的关公圣像在10人左右的协作下,泥田打转和嬉戏的难度逐渐增大。不仅是絶对力量的比拼,更需要团队协作一致,才能在复杂的干扰环境下快速的奔跑,是体力、耐力、爆发力以及速度的完美比拼,更是客家人凝心聚力的完美诠释。
第三环节:关公闹春田的后期阶段,经历10人左右抬关公圣像的团队狂欢后,所有参与水田闹春的村民早已跃跃欲试,围遶在水田周边的参与者,争先恐后的参与到集体狂欢的闹春民俗活动之中。整个场面分为几个欢快的场景,最前面是举着旗帜的青年,有的在前面奔跑领路,有的摔倒后艰难爬起,有的抬关公在飞奔,有的则是尾随其后奋力追赶,还有的则是在关公圣像的周围边跑边喊。整个画面通过闹春田民俗游戏诉说着客家人民,一起奔跑、一起摔跤、一起呐喊以及不畏艰辛、勇往直前的民俗精神。
第四环节:关公闹春田的高潮阶段,集体狂欢常常被误解为闹春田的高潮和结束,其实几圈之后的摔倒和重振旗鼓,为闹春田的高潮做好铺垫。抓取水田的泥巴追打,投射于参与者的身体和关公圣像的塑像之上,互相追打和嬉戏掀开一场令人捧腹的泥浆大战。传说被泥巴弹中的人是有福之人,因此大家一边追赶,一边将泥巴洒在对方的脸颊,直至参与者全身沾满泥巴,成为泥鳅转世的代言人,在野蛮其体魄的身体参与下和文明其精神的心灵感召下,诠释着关公闹春田的文化释义。
四、闽西客家关公“闹春田”民俗体育认同逻辑
关公“闹春田”仪式传承数百年,已然成为村落节庆的生活方式,也是村民自治制度与契约精神的完美诠释。通过关公信仰的场域空间龢民俗体育的活动方式,将客家乡民的精神信仰、民族团结、文化价值与社会道德融为一体,以自治的精神契约教化着淳檏的客家族群,形成习俗、血缘、民族等文化的社会认同。
(一)个体认同:关公信念与民俗体育的工具表达
“认同”是个体或群体在感情与心理上的认知过程,也是对身份的认识、理解和确认,最早由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而“自我认同”是个体所拥有的一种独特特质,采用想象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塑造历史共同体的文化认同。自我认同基于自我的生活需求,找寻自我的社会空间,构建自我的价值选择,逐渐得到社会群体的文化认同。
“抬关公经过的地方都会放鞭炮,并进行祭祀和朝拜活动。闹春田活动的前一天我都会赶回来,前一天晚上会与家人团聚共进晚餐,第二天关公巡游经过自家门口,我们全家都会在门口迎神和祭祀,关公在老百姓的心理就是保护神,祈祷自己家庭一年平安幸福,能够顺顺利利,这样日子才会平平安安。(20170210,HXM,男,JLC村村民,公务员)”
“您每年都会参加关公闹春田活动?这个不要问,我都会参加,我们家族我是参加次数最多的一个人吧。因为我家庭男孩子比较少,而且我年龄也不大也不小,虽然很冷,但是我们都习惯了,也不觉得冷,对我们身体健康和预防感冒有很好的的效果。这可能也是关公保佑的结果吧。(20180227,HXG,男,JHC村村民,做生意老板)”
“您每年都会参加关公闹春田活动?在我初一那年,我就强烈要求去参加闹春田活动,因为看着自己家族的哥哥们,玩的很开心,所以自己一直也想去参与。但是在自己家庭的限制下直到我高一年级,我是第一次亲身参与关公闹春田民俗活动,之后我从没有间断过,现在我上大学,由于没有开学,所以每年也在坚持参与,今年我还邀请我大学舍友来我家过年,感受客家闹春田的节庆氛围。(20190216,HXG,男,JHC村村民,大学生)”
从上述访谈材料我们可知每年的闹春田仪式活动,除了本地村民的积极参与,外出务工的本村村民也会不远万里,在既定的时间回家参与闹春田仪式活动。既表达出个体对闹春田的文化认同,也是村落家族对个体认同的工具表达。关公“闹春田”作为客家乡村社会仪式的身体表达,是对乡村民众社会角色的转变与认同,赋予乡民更多的社会责任,民俗体育诠释着历史记忆的实践工具,历史记忆承载着族群认同的逻辑起点。
(二)乡村认同: 关公信俗与民俗体育的根源追寻
长汀县童坊镇举和村与举林村的关公“闹春田”仪式,凸显了历史记忆的身体表达和族群情感的文化认同。关公“闹春田”仪式是塑造群体认同、维持族群记忆、构建共同理想的行为实践表达,历史记忆与现实失忆共生同存,使得历史遗忘成为社会认同的有效架构,进一步强化群体的社会凝聚力,实现乡村民俗体育活动的传承与现代展演。互动仪式的展演过程中,情感能量的驱动作用极其重要,通过关公闹春田的集体狂欢,架构起乡村的情感纽带与乡民认同。村民可以通过互动仪式来增进自我的情感输出,并形成群体的情感共鸣。
“您作为村主任,每年村民的闹春田活动参与情况?不用我鼓动,大家都积极参与,而且争着抢着要做,自我作为村主任以来,每年的关公闹春田热闹非凡,嫁了的女儿也要回来积极参与,大家互帮互助共同完成闹春田的准备活动,俨然就像一个大家庭。村民的凝聚力随着关公闹春田活动更加团结。(20190216,HZD,男,JHC村村民,村主任)”
“自关公闹春田火爆出圈,每年参与闹春活动的乡民也越来越多,并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乡政府要求结合农特产品搞文化旅游,我们村委会也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文化节活动方案,积极打造客家乡村的民俗文化品牌。(20230218,HZD,男,JHC村村民,宣传委员)”
仪式为社会信任和意义情境提供了实践基础,不同的村落有自己独特的神灵保佑,也都有自己独特的祭祀方式。不论是抬“关公”,还是抬“五谷神”,亦或是抬自己认可的“石头”神灵,皆是乡村认同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村落认同的物质载体,通过共同的神灵祭祀,表达村落民众美好的精神夙愿。而作为闹春田这种活动仪式,也是村落民众通过身体活动的工具表达,以身体展演的方式形成村落集体认同。村落民众通过庙会仪式活动所建立起来的象征性的生活世界,是共同确认的社会秩序观念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写照,关公闹春田作为乡村民众熟悉或认同的庙会活动、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文化交流、休闲娱乐等,构架起乡村社会多姿多彩的生活愿景。
(三)国家认同:关公信仰与民俗体育的制度升华
特纳的仪式追求文化的能动性,生存的世界与想象的世界藉助于一种象征形式而融合起来,变为同一个世界,架构起民族的精神脊梁和世界梦想。国家认同是族群在民族认同基础上的升华,也是群体认同的最高层次,是群体认同在社会环境中的归属感以及使命感的责任表达。历经身份认同的社会归属,通过历史与民俗的展演记忆,强化民族归属感龢民族认同。民俗体育活动具有指向性和塑造性,发挥场域空间的叙事表达和使命归属,将历史记忆与当代民族感情融为一体,传承与展现乡民的身体归属和国家认同。
“随着关公闹春田活动的广泛传播,社会的认可情况如何?自从中央电视台播放以来,关公闹春田的知名度大大提升,吸引了全国各大媒体记者的争先报导,成为客家文化的一个品牌,以及瞭解客家文化的民俗窗口。(20230216,HZD,男,JHC村村民,教师)”
“关公闹春田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积极开发关公闹春田民俗节庆活动,将关公闹春田庙会活动,升格为关公文化旅游节,以旅游促进文化传播,以旅游带动地方经济发展。2017年地方政府将关公闹春田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多视角、多方位、多参与的形式,推进关公闹春田民俗活动的现代传承与发展。(20190217,ZGD,男,JLC村村民,村主任)”
互动仪式理论的核心机制是高度的互相关注与高度的互为主体性[11],让大众瞭解和认识关公闹春田民俗活动,也是实现社会认可的重要基础[7]。随着关公闹春田知名度的提升,关公闹春田逐渐成为龙岩十大民俗节庆活动,也推动了关公闹春田民俗体育活动的国家认同。关公“闹春田”是关公信仰视阈下的民俗展演和历史记忆,是乡村认同与国家认同文化互构的逻辑衍生,也是民俗体育的文化载体。对乡村认同自然性的洞悉与发展,以及对国家认同后续性的身体感悟,通过历史舞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历史演义和现代展演,表达乡村认同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归属[13]。闹春田作为乡村生活的真实写照,通过民俗体育的节庆表演,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有力支撑,诠释了乡村发展的社会治理实践意义。
(四)个体、乡村、国家:民俗体育的互构逻辑
关公“闹春田”在历史记忆的场域中诠释着民俗体育的文化内涵与外延表达,展现了个体认同、乡村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群众基础和族群属性,在历史记忆的民俗展演场域中构筑了乡村社会发展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学。个体认同隶属于乡村认同,是乡村认同的逻辑起点,也是乡村认同的群众基础;乡村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国家认同视阈下的非正式制度;国家认同是个体认同与乡村认同的最高层次,是个体认同的价值实现与乡村认同乡民治理的价值需求。个体认同是乡村认同的根源,乡村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本源,国家认同是个体认同与乡村认同的最高阶段,三者是一种互构与反构的逻辑关系,基于想象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是三者融合发展的生存环境。互动仪式的核心机制是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是一种相互专注的情感和关注机制,并形成了一种瞬间共有的实在,因而会形成群体团结互助的身份符号。关公“闹春田”是基于关公信仰与关公崇拜的历史使命,结合地域文化的群体特征,以及乡村民俗文化的理论构架,共同演绎现代的身体文化与语言表达。只有强化个体认同的逻辑起点,通过民俗体育身体展演实现乡村认同的实践构筑,为实施乡村治理的国家认同提供实践依据。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就是个体认同的竞争性、乡村认同的选择性与国家认同的制度性之间互构的逻辑表达,是乡村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文化缩影。
结 语
乡土社会的村落仪式通过民俗体育的身体工具,构建起乡村认同的价值选择以及社会传承的乡民文化。在追求历史记忆与时代展演的空间和时间节点,通过构建性的身体语言和肢体动作,直观性的呈现其历史记忆。虽然关公“闹春田”仪式只是乡村社会的一个缩影,但却代表了客家乡民信奉关公,践行关公道德行为的实践表达,通过逻辑推演与历史重放,透析历史场域环境下的乡村体育与乡村振兴、民俗体育与全民健身、乡村健康与健康中国的现代价值与文化内涵,深刻领悟乡村发展与历史展演下的个体认同、乡村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逻辑演绎。“关公闹春田”数百年的传承演变中,形成独特的村落民俗节庆和文化象征,是乡村民俗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文化是村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行为主体。关公“闹春田”仪式在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历史性、村落性与民俗性相融合的体现,也是先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作为客家人的民俗节庆,承载着客家乡民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展演,在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民俗体育场域中,展演和塑造着客家乡村传统的文化烙印,为乡村认同与乡村治理提供了社会发展空间。关公“闹春田”仪式是农耕生活方式的历史展演,也是乡村认同的重要基础。随着关公“闹春田”仪式的历史变迁和乡村社会角色的转换,当代的关公“闹春田”仪式已然成为新媒体环境下乡村认同的混血延嗣,诠释着客家乡民檏素和传统的客家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