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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地区关公神像雕刻的美学建构

  神像是社会发展进程中诞生的产物,是人们与大自然、神明、祖先心灵交流的媒介,也是人们对于生活的慰借和情感寄托。在福建漳州地区,关公神像信仰十分的盛行,家家户户都在厅常正中供奉关帝君神像,最著名的是东山岛上的关帝庙,当地人称为铜山关帝庙,又名关王庙,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二年,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扩建。它与湖北当阳关陵庙,河南洛阳关林,山西解州关帝庙、山西运城关王故里并称我国五座著名关帝庙,也是闽南十大古刹之一。漳州地区还有扶摇村的关帝庙,至于在漳州各地庙祠供奉的关公神像更是数不胜数,它们对应的是人们不同的信仰需求。

  漳州地区民众的生活是离不开关公神像的,而关公神像在闽南人的眼里也是尤为重要的,关公具有“忠、义、仁、勇、诚”的精神,即“对国以忠、待人以仁、处事以信、交友以义、作战以勇”,这几项精神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因此关公被看作一种精神象征,并被世人所尊崇,成为与文圣孔子齐名的武圣关公。这是闽南区域色彩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漳州位于闽南地区的最南端,其民间信仰程度丝毫不亚于泉州和莆田,信仰中的关公神像雕刻也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但在多数的闽南地区神像雕刻研究中,关于泉州地区和莆田地区的神像雕刻研究居多,而漳州地区神像雕刻的相关研究较为不足,所以本文将定位于漳州地区的关公神像雕刻,通过对其美学渊源、美学特征、美学价值这几个方面的研究来分析和阐述其相关的美学内涵,幷发掘其藴含着的传统技艺,从而补充漳州地区神像雕刻艺术的相关研究。

  一、漳州地区庙宇神像雕刻的美学渊源

  (一)众生普渡的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源自于中国的社会历史,人们以自然崇拜、历史人物崇拜、神仙崇拜、先祖崇拜、民间传说神崇拜等为主要崇拜对象。民间信仰与其它宗教门派不同,它没有统一的信仰对象、成章的教规制度。它是具有地域性、分散性、自发性、民间性的非制度化自然宗教。

  在福建,民间信仰十分的兴盛,福建地区的民间信仰崇拜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时期。东汉末年时局动荡,为躲避战乱,大量汉人从中原进入了闽地,在唐宋末年又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迁徙,汉人的信仰也随之大量的涌入闽地,与当地的闽越族的巫蛊信仰不断的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福建特色的信仰形式。

  闽地的民间信仰快速发展阶段是在唐末之后,各朝代政府为笼络闽越地区的土著人,对当地的固有祭祀活动、庙宇的建设不断放宽,根据明代《八闽通志》记载:唐末之前庙宇的数量只有百来间,唐末之后数量开始不断的增多,信仰的自然神、传说神、历史人物神、先祖神等各种神明开始不断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王公名臣、救世圣人神格化的现象也在这个时期广泛出现如:开漳圣王、妈祖、陈靖姑、保生大帝、祖师公、关帝君等等。此外中原地区的神明进入福建之后受当地的人文环境影响逐渐“本土化”如:祭拜仪式本土化、庇护功能本土化、形象装饰本土化等等[1]。

  随着各朝代的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信仰风俗习惯发生改变,神明的功能也在不断转变,神明的用途不再局限、不再各司其职,取而代之的是更全面的、更完整的“全能化”的神明,即众生皆可普渡。在闽南民间,人们认为神明神通广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各神明的职能和功能都在不断的往“全能化”神明的趋势发展。“全能化”的神明也更加符合“普度众生”这一功能。虽然“普度众生”是佛教提出来的,但是闽南地区的民间信仰发展到现在所体现的也正是“普度众生”这一内涵。其中关圣帝君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因其一生刚正不阿、仁勇忠义、嫉恶如仇,后被世人逐渐神格化,成为保护世间的守护神。随着社会思想不断的转变包容,除了武财神赵公明外,在民间也会将关公视为武财神保佑生意兴隆,发展到现在甚至还有保佑生子、学业、事业、身体健康等职能。

  神明功能的不断完善,使得福建地区的民间信仰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了具有福建特色的民间信仰形式,即众生普渡的民间信仰形式。

  (二)包容并蓄的审美特色

  漳州地处于福建最南部,上有泉州相邻下与台湾隔海相望,它们有着历史悠久的血缘、地缘和文化缘等情缘关系。漳州的关公神像雕刻的审美是受多元化影响的,因为福建省的民间信仰活动十分平凡,信仰文化交流十分活跃,近现代也受到了许多外来文化的冲击,所以逐渐形成了具有包容性、大众性的审美特色。

  漳州地区的关公神像具有“戏曲化”的一面。这是神像与漳州芗剧相互融合的一种文化现象。芗剧、神像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每当宫庙有特殊的节日活动必定会有芗剧表演,而且宫庙中的神像衣着往往也是运用芗剧中的龙袍蟒服和帽冠。在此之间它们所藴含的精神内涵都表现出了教化世人的作用,这是二者文化与审美相互统一、相互包容的显现。

  漳州地区的关公神像给人以檏实浑厚的感觉,其造型写意生动,充满韵味。这根植于中国的哲学思想与中国的传统审美。自古以来中国对审美有着独特的见解。东晋画家顾恺之提出了“以形写神”的观点:“‘神’不能不借适当准确的形来表现,一定的‘形’必然寄寓着一定的‘神’”。古代著名美术理论家谢赫将“气韵生动”排在了“六法”中的第一位,为“六法”之首,是品评画的最高美学准则,因此“在各个时代都特别重视‘神韵’‘气韵’的刻画,展示不同的精神风采。受这种哲学、美学思想影响,中国雕塑和绘画把‘传神’,也就是神韵、精神的表现作为最高追求”。漳州的关公神像雕刻亦是如此,十分的生动威严,每当抬头仰视关公神像时总会让人心生敬畏退避三分。但是由于福建民间信仰丰富,关公神像雕刻需求比较多,为满足审美意趣的原因,雕刻匠人总会有意识的忽略了更准确的对象的相象成分,以固定的手法口诀,直接对以前的关公神像进行一比一的复制摹刻,这也是匠人为了方便的说法。从而造就了避免不了的程式化的东西,形成了千人一面、似是而非的局面。

  如今新一代的匠人也在不断寻找突破的方向。在沿用传统的程式化造型的基础上吸收更多的装饰元素,学习各个雕刻门派的优点,在工具的运用上更上一层楼,使其雕刻的关公神像更为精美。如:关公神像中漆线雕工艺的运用更为丰富多样,相比旧时期的神像更为富丽堂皇,彩绘描金更加绚丽多彩,这也更加符合了大众的审美。新一代匠人吸取了西方的写实技巧使神像的形象更趋向于“人性化”。在漳州市漳浦县威惠庙就有着一尊具有写实性的关公神像陈列其中,与传统的神像形成鲜明的对比,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形式。

  二、漳州地区关公神像雕刻的美学特征

  (一)檏实圆润的体态特征

  “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十分喜爱的一个形状,人们对于圆的运用数不胜数,在对于圆的认识也有独到的见解。圆不光是指形式上的圆体之美,还包括形式之外的,审美意境上的对圆融与圆觉的认可。在这之中也藴含着独特的中国哲学理念,以圆的形式来阐述天道轮逥,事物的变化之道,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理念,在易学中相对应的便是“太极”。由此也体现了东方哲学思维下对生命的理解,形成了东方独特思考下“圆”的审美表现。

  贯穿古今,我们也能发现中国先祖们在制作雕塑、陶器等物品的时候对于“圆”的运用。东汉时期出土的击鼓说唱俑,在它诙谐憨厚、生动传神的形象中,作者对于其体态结构的处理也多为圆转。在中国的石窟造像中,佛像的体态也尽是圆润丰满、婉转优雅,对后世的佛像神像雕刻形式起到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漳州的关公雕刻也是延续了中国人自古对“圆”的审美思想,这也满足人们对于神明所映射的功德圆满,因果轮逥的哲学范畴。所以漳州地区大部分关公神像的形象都是体态圆润丰满,线条平滑圆转的。圆润的体态在视觉上会给予人一种稳重感和精致感,使神像看起来更加威严、更加富态、更加敦厚檏实。

  漳州宫庙的关公神像大部分都是由樟木雕刻而成的,部分神像是由泥或石头捏制刻制而成。在此基础上神像的样式还可分为“软身式”、“一体式”这两种形式。

  “软身式”神像的刻制材料基本上以木材为主,以便对其关节穿插榫卯结构。“软身式”的神像有点类似提线木偶,神像上除了头部与躯干是固定的之外,其他的手脚关节都可活动。这也是“软身式”神像比较有趣的地方,可活动的关节使神像更趋于灵活,方便更换神轿和服装。“软身式”神像的内部结构也近乎圆弧,均是由大小不等的类圆柱体构成,不加以过多的细节刻画,唯有身躯会刻有肚兜修饰遮掩。为其穿上服饰帽冠,附上神轿后就是一尊趋于完整的神像。“一体式”神像一般没有材料的限制,均由一整块木料、石料或者泥土雕刻塑造而成。神轿、底座、服饰、帽冠、首饰品等均是在神像的基础上一并雕刻出来,无需搭配可拆卸的神轿和令其穿搭的服饰帽冠,造型固定。工匠在塑造“一体式”神像的时候往往是大刀阔斧般的将神像整体的形状切割出来再用刻刀慢慢修整,在修整神像的时候对于面部结构、身体关节转折点、手脚的处理、服饰的褶皱都是以圆弧曲线为主,很少运用方折的切面。在一些必要出现转折的地方才会有方折,例如神轿的转折面、服饰的袖口衣口、帽冠的帽檐等。

  (二)生动传神的面部刻画

  中国的传统造像不像西方的雕塑那样注重描绘裸露的人体,完全不注重其身体结构和骨骼肌肉的表现,这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人伦道德理念对于人思想的束缚,所以中国传统造像的体态几乎完全包裹在袍服之下。在中国传统造像中不过多刻画躯体的情况下,造像的面部刻画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在对神明进行脸部刻制的步骤称为“开脸”。“开脸”是神像雕刻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神像面部刻画是否生动传神,这关乎到了一尊神像品质的好与坏。神像雕刻中有一句俗语“三分料,七分工”。强调的就是对神像的形象刻画的技术水平。脸部的特征是辨别神像人物个性和性格特点的一个重要标志,每种神明所呈现的面部神态都是各异的,如: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和蔼慈祥的土地公、怒目圆睁的四大金刚、庄严威武的城隍。

  漳州地区不同时期、不同的匠人在雕刻关公神像面部时都有各自独特的雕刻手法和审美方式。比如东山关帝庙选用香樟木、楠木和金箔、福建漆料等进行雕刻,由东山原产地地道的材料制作而成,再涂上红、黄、蓝等色彩,使得金箔与木雕巧妙的结合中,又能保证防腐防潮,经久不变形,从而达到庙宇内雍容华丽的特点。其最具特点的就是 黄金漆画工序,又称“鎏金画”。该工序是东山关帝庙始建之初所没有的,属于近代东山工匠艺人的创作,是传统金木雕和福建漆画的结合。

  关公的造型,基本上有文武二姿,文姿呈坐式,武姿多立式,也有骑马式。供在关帝庙内的关公多为坐式,呈红枣脸、五髯须、细长上挑眼、双手持笏或一手把须一手拿春秋,冠帽多为九旒冕,亦有戴战盔或挪头巾者,服式多为緑色战袍,亦有黄色龙袍者,腰间配有便带,座椅多为双龙椅或九龙椅,足登马靴,身旁多配以周仓和关平。 

  漳州地区宫庙的关公造像在面部修饰中有一个普遍的共性特点,就是男性神的胡须多为毛发镶嵌。以前的神像所镶嵌的胡须皆为女孩子的长发或者动物的毛发制作而成,可以长久保存,不易被腐蚀,而现在多用尼龙纤维。微风吹过,胡须便会随风而动,这种“动”与神像的庄严肃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氛围感,给人以仙气飘飘、神采奕奕的感觉。

  漳州地区宫庙中关公神像的刻画生动传神,生动传神已成为漳州关公造像的代言词,在人与神明心灵交流的过程中唯有生动传神才能使世人的内心得到慰借。

  (三)庄严华丽的色彩搭配

  中国人自古向来对鲜艳明亮、华丽富贵的颜色有着浓烈的喜爱之情。南北朝时期著名的绘画批评家姚最在其《续画品録》中说到“赋彩鲜丽,观者悦情”。这也证实了我们自古以来对鲜丽色彩的爱意。色彩能给人的感官带来最直接的冲击,在喜庆的节日时我们看到的颜色多为红色或黄色,它们能给与人们一种热闹喜庆的氛围感;同时色彩还能带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在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中所展示的青与緑给人以翠意黯然、心旷神怡的既视感。

  色彩在漳州的关公造像上的运用也极其普遍,赋色的对象主要是以木雕神像或泥像为主,华丽的色彩为关公神像提供了具有装饰性意味的美感。关公神像中所运用的颜色主要以纯色为主,常见的多为金色、红色、青色、緑色、黑色。在神明的色彩搭配中基本上由四到五种颜色构成,以其中一色为主其他色为辅的色彩构成形式,因为过多的颜色会降低神像的观感,让人以眼花缭乱的错觉。

  金色在神像中是最重要的颜色,也是应用最多的颜色,因为金色能给人以华丽、尊贵的感觉,而且金色也是富贵的象征。在关公神像赋色中金色不仅可以与其他颜色搭配,也可单独使用。在辅助搭配使用中,金色则承担的是点缀作用。在神像造像过程中有一步骤叫“描金”或“按金”,多以神像上的漆线雕结合,通过用金粉调制的漆加以勾勒点缀或是运用金箔附于神像的漆线雕上,使关公神像形成了具有点线面结合的形式美感。

  在关公神像面部也有不同的颜色运用,常见的主要有金、红这两种,颜色是根据关公神像所表现的状态和神话传说来决定的。除了区分关公神像的不同形态之外这些颜色里也藴含着许多的象征意义。关公的红脸象征着仁慈、正义、忠义、宽宏大量、清正廉明;其余的如身边周仓的黑脸则多象征着严肃、威武、铁面无私、刚正不阿;关平的粉脸就是所谓的肉色,象征着慈祥、和蔼,也体现了一种“人性化”的精神内涵;其中装饰的金色则象征着“金身”“得道”的含义,给人以“神光普照”或“佛光普照”的感觉。

  可以看出,颜色的搭配在关公神像的构成中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一尊合格的关公神像往往离不开合理的色彩搭配,极具装饰感且合理的色彩搭配能够使神像的个性更加鲜明和完善,更具神圣感和华丽感。

  (四)绚丽多姿的服饰帽冠

  不同样式的神像有着不同的服饰穿搭。“一体式”神像皆穿戴披风,主要的披风样式有龙披风、凤披风、寿字纹披风等等。“软身式”神像则主要穿袍服,所穿着的袍服皆为漳州芗剧中所应用的莽服,在《中国京剧服装图谱》记载:“蟒,源于明、清时代的‘蟒衣’。明代‘蟒衣’本是皇帝对有功之臣的‘赐服’。至清代,‘蟒衣’则列为‘吉服’,凡文武百官,皆衬在补挂内穿用。衣上的蟒纹与龙纹相似,只少一爪,所从把四爪龙称为‘蟒’,遂名日‘蟒衣’。戏曲服装中的‘蟒’即是在明、清‘蟒衣’基础上,经过装饰和美化后所形成的”。神像所用的莽服主要以龙蟒、女蟒为主,男性神像多用龙蟒,女性神像则用的是女蟒。

  在关公神像的服饰中有着极其绚丽的装饰图案和蟒纹,这些图案和蟒纹皆运用“漳州刺绣”绣制而成。“漳州刺绣”简称漳绣,它起源于明代,是中国织造史上三大著名工艺之一,已被为福建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漳绣有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技法十分的繁多精巧,所绣的物品有着层次分明,立体性强,浮雕效果明显的特点,而且漳绣喜用金线,所以漳绣总给人以绚丽灿烂的感觉。在民间信仰丰富的漳州地区,由于漳绣所绣制的图像生动有趣,色彩瑰丽,装饰味道十分浓厚。因此漳绣被大量的运用到了民间信仰制品当中,如横彩、神袍、戏袍、桌帷等。

  漳州的关公神像所佩戴的帽冠也是沿用传统戏剧里的盔头,戏曲中的盔头大体可分为巾帽、盔帽,在漳州的关公造像里运用最多的则是盔帽。

  盔帽的帽胚是由硬纸板制作而成的,上面常装饰有龙、凤、狮、虎等图案,再用珠花、绒球、丝绦、雉尾等饰品结合而成。神明所佩戴的盔帽种类丰富,主要有:天公帽、帝帽、相帽、王帽、帅帽、武盔、凤冠、束冠、员外帽等等。在佩戴这些盔帽时也有所讲究。其根据的是神明的地位和等级来划分,不同身份的神像佩戴对应的盔帽。如三官大帝、酆都大帝、玄天上帝、五岳大帝、五显大帝、天上圣母等含有帝字或地位极高的神明皆戴帝帽;广泽尊王、水仙尊王、开漳圣王等皆戴王帽;迦南爷、城隍爷、等皆带相帽。其中武盔在神像的应用上是比较特殊的,几乎所有的神明都可佩戴武盔。武盔是神明出战时佩戴的盔帽,所以在举行神明游巡活动的时候人们总会把神像上原先的盔帽更换成武盔,其象征着神明出征讨伐邪祟、护佑境内风调雨顺、保佑境内合家平安。

  盔帽的颜色也十分丰富,在戏曲中应用的颜色种类繁多,而神像所用的以金色盔帽为主。在闽南由于神像尺寸大小各异,为了适配大部分神像,所以神像的盔帽在尺寸上会比戏曲盔帽更加多变。小型神像所佩戴的盔帽小巧玲珑,由于大小的限制,在配饰上的处理部分会略显拥挤,但富含精致感;中型神像所佩戴的盔帽的表现性会更强,可以增添更多的配饰,点翠也更加丰富,装饰的疏密程度更加合理,造型也更加华丽;大型神像的盔帽会更加绚烂,色彩丰富的同时细节也十分到位,而漳州地区宫庙里的关公神像戴的盔帽主要是緑颜色,主要是古代重视五行,中间的緑色对应五行中的木,也象征正直、勇敢。

  绚丽多彩的服饰,华丽璀璨的帽冠二者的运用与神像巧妙的结合,给人们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觉盛宴,使关公神像看起来更加的尊贵、华丽且多变。

  三、漳州地区关公神像雕刻的美学价值

  (一)洗涤心灵的道德教化

  在漳州地区,神明的信仰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除了每日要供奉家中的神明外,每逢月初、月中、月尾都要以饭菜祭拜神明,如有所信仰的神明诞辰则要前往庙中参拜。在这民间信仰风情浓厚的背后,所藴含的应该是人们对于生活的一种情感寄托和反过来对于自己的洗涤心灵的道德教化。

  民间信仰是“人——物——灵”三维关系的心理反映。三维关系之中,“物”是巫教信仰思维的对象维(客体维),它为信仰思维提供了一个物理的、实在的、客观的世界。“人”是信仰思维的主体维,它为信仰思维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心理人格世界。“灵”是信仰思维中的观念维,它为信仰思维提供了一个虚幻而又神秘的神灵世界。神像便是这三维关系之中的“物”,是承载着人们对于神明信仰思维的载体,是连接“人”与“灵”的精神道路。在这种关系下“人”与“灵”所运转的规则是“人”通过“物”来起到对于“灵”的述说,反过来则是人利用“灵”通过“物”对于“人”的反应。这种反应就是对世人的教化作用。

  工匠在塑造关公神像的艺术处理过程则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教化反应。这更加拉近人了与神明的距离,更加强化了人们对于神明的敬畏感,也更加体现了“人在做,天在看”的精神内涵,从而劝导世人多行善事,遵循孝道。

  (二)神像雕刻的情感美学

  神像雕刻得以存在的重要意义是人们对神像的虔诚供奉,在漳州或者说是在闽南地区,神明是一种神圣独特的存在,人们认为神明可以解决超意识范围的难题和超自然现象的困境,如缘分、运气、命运、诅咒、通灵等,通过虔诚的供奉就一定能得到神明的庇佑和帮助。这其中藴含着许多深层而复杂的精神因素和观念意识,同时也是民众对神像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

  在神像雕刻中所表现的关公形象有的庄严肃静、有的慈祥和蔼、有的怒目圆睁,这是人们将自己内心的所想所愿赋予到神像上的一种审美显现。当人们面对这些充满人性外观的神明时,则更便于人们的情感抒发,同时拉近了人与神明之间的距离,体现出神明对于人的一种亲切感,这种富含人性的艺术表达也反映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和美好世间的向往之情。

  神像雕刻这门民间技艺不仅是包含寄情的审美,还富含着漳州地区民间信仰所体现的精神内涵。这种情与美的融汇赋予了神像雕刻别样的艺术感染力。

  结  语

  漳州地区的关公神像雕刻是漳州民众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连接了社会信仰活动的主体。它不仅反应了当地的民俗风情与信仰文化,同时还是每个虔诚信奉者的情感寄托。

  如今的社会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年轻人一代对于神像的背景和技艺瞭解的也越来越少,往往只是单纯的跟着长辈去庙里祭拜,殊不知其藏在背后的人文情怀、社会背景和优秀的技艺传承。神像雕刻本身就是一门古老的技艺,与现代的雕塑有所不同,它引起的是广泛的精神共鸣,是一种独特的信仰文化,这是社会发展所诞生的特殊产物。不仅如此,在漳州神像雕刻技艺之中还夹杂着许多极具传承价值的非遗技艺。如装饰在关公神像上的漆线雕工艺,装饰其衣物的漳绣技艺,还有百年以来戏曲里的盔帽技艺,这些技艺不应该只在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昙花一现,优秀的传统手工艺更应该为人们所熟知并永远的继承下去。

  在充满着宗教意义和社会功能的色彩中,神像雕刻至始至终藴含着浓厚的艺术气息。它不仅极具观赏性,而且也是是民间意识形态的体现,它反映的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于美好事物极具的创造力,其传承和发展具有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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