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以来关帝信仰在中华大地上顺应时代潮流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并随着华人华侨移居海外而遍布世界。一直以来，学界一般认为明代晚期以李旦、颜思齐和郑芝龙等为代表的闽南海商和文人们纷纷前往日本九州岛平户及周边诸岛。随着他们的前来，平户和长崎的唐寺陆续建成，关帝信仰在内的中国民间信仰也传播到了日本。但是，有关关帝圣君像的日本文献记载却可以追溯到相当于我国元朝的日本南北朝时代（1336-1392）。

　　在今天日本京都市左京区有一座大兴寺，1196年由日本后鸟羽上皇敕令创建。最初是天台宗寺庙，两百年后因迎接关帝圣君像改为临济宗禅寺。在日本，人们初识关帝是在室町幕府最繁荣的足利尊氏时期。幕府将军足利尊氏梦见如来佛祖，受其开示从中国求得关羽像安置在这座大兴寺中进行祭祀，这就是关帝圣君像在日本文献中最早的记録。清代顺治时期的日本古籍《山城名胜志》是这样记载此事由来的：“尊氏卿二夜の梦に如来告げて云う、今汝に百戦百胜の术を教えん、大元国に军神を求め信仰すべしと。霊梦により元朝に求めるに、王关羽将军の像を送らる”。从本段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关帝圣君在日本最初是被作为武士阶层的保护神而被武士引入日本并受到崇敬的，同时也作为守护寺院的伽蓝护法神被信仰。但大兴寺虽然被日本学界公认为日本最早的关帝祭祀场所，但现存的关帝像是否还是足利尊氏求索的元代原物却值得商榷。从实拍照片上来看大兴寺关帝像不仅与宋元时代的关帝形象有很大的差异，而且与清代关帝像也有相当大的不同，因此日本很多学者都怀疑大兴寺关帝像是否真的是关帝像，配祀神像也不是关平和周仓，只是同时期的童子塑像。日本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权威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二阶堂善弘则在其著作《关公与足利尊氏》中主张，大兴寺关帝像可能是关羽、关平和关兴。               

　　图1  二阶堂善弘所摄制的大兴寺关帝圣君像

　　今天在京都大兴寺的网页上给这组关帝圣君像的文物说明则是：“关帝圣君像（关羽像），据说是从中国北宋（960-1127）通过贸易船传入日本的，是日本最古老的雕像。另外，据说尊氏从大元国取来，作为战场上的守护神。他坐在宝座上，双手放在膝盖上。衣服上留下了朱红色。 据说尊氏在一宇安置像。也被认为曾经被供奉在关帝庙。在中国是商业、财力之神，作为生意之神受到华侨的崇拜。另外，最初作为武神被崇敬，也作为守护寺院的伽蓝神被信仰。作者、年代均不详。据说有‘关帝’的匾额，刻着‘南宋武干谨书’。像高8寸（24.2厘米）。彩色木像，玉眼入。武士根据关羽之子的‘关平立像’和‘关兴（周仓）立像’。彩色木像，玉眼嵌入。”从这篇文物说明里我们可以发现大兴寺出于追远推古的角度出发，不顾文献记载的足利尊氏吉梦发生的1363年是中国元顺帝至元二年的事实，将这组关帝圣君像年代推前两三百年的北宋时期，还言之凿凿的强调有“南宋武干谨书”的“关帝”匾额。这种做法实际上反而混淆视听，妨碍了关帝信仰的传播。

　　关帝信仰兴起于隋代，有几种野史记载隋朝时关帝已被时人视为佛教护法伽蓝神，进入唐代，关帝又被视为和秦琼、尉迟恭一样的道教守护鬼神。北宋时期，关帝终于被国家册封为道教护国神，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敕封关帝为思惠公，六年后的大观二年（1108）宋徽宗又敕封关帝为武安王，短时期完成了侯-公-王的三级转换。但关帝封帝确是在明代万历年间。南宋时期絶对不会出现“关帝”匾额。且南宋为后世史家为分辨所定，时人如何会犯禁自书“南宋”两字。日本学者有人考证说应该是德川幕府中期活跃于京都的书法家武村南窓所书的匾额，其草书体的南窓武村谨书落款让后来者发生了辨别错误，先入为主的将南窓两字认读为南宋。

　　关帝形象是是经汉晋以来中国各种文学创作、绘画塑像和戏曲故事中相互影响而固定下来的。有关关帝的传说、灵异和显圣等从魏晋南北朝时代就流传开来。古籍中记载曹丕曾在曹操墓魏高陵中绘制关帝水淹七军逼降于禁的场景嘲讽于禁，这应该就是最早的关帝画像了，可笔者经询问魏高陵考古队和魏高陵博物馆，无人证实有相关发现，只能继续等待有缘之人了，毕竟同时期的丁奉墓就有将中国马镫史提前三百余年的奇迹。最早以勇比关张载入史册的例子就在《晋书》中：“晋刘遐每击贼，陷坚摧锋，冀方比之关羽、张飞。”此后直到宋徽宗将关帝封王为止，历代被人以关帝勇武形容的檀道济、萧摩诃、杨大眼等勇将多达二十几位。虽然关帝的传说和故事作为三国文化的一环经过历代加工逐渐形成，但在五代十国之前关帝并没有固定形象，只是在各种唐代传奇小说和志怪小说中存在片断性记録。五代时期开始出现关帝标准形象。宋代黄修复《益州名画録》中记载：“赵忠义者，德玄子也。……蜀王知忠义妙于鬼神屋木，遂令画《关将军起玉泉寺图》。于是忠义画自运材斫基，以致丹楹刻桷，皆役鬼神叠拱、下昂、地架一座。佛殿将欲起立。蜀王令内作都料看此画图，枋拱有准的否？都料对曰：‘此画复较一座，分明无欠。’其妙如此。”。赵忠义连玉泉寺都能画的如此精妙，其笔下的关帝形象必然更加精妙絶伦。到了北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达，民间开始举行各种各样的文艺表演、说书和戏剧，其中瓦舍、勾栏等说书中最流行的就是三国故事。中国皮影戏的最早记録就是北宋文学家张来的《明道杂志》中：“京师有富家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这一关公戏的记録。目前学界公认现存最早的关羽图像则是1909 年发现于西夏黑水城遗址时出土的《义勇武安王位图》。从现存于俄罗斯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的该图中可以窥见宋代关帝信仰的状况。首先，封关羽为“义勇武安王”是在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因此可以明确断定这幅义勇武安王位图是1123年以后的作品。南宋时期，随着起源于闽南的朱熹理学思想的树立，官史中的曹魏正统论迅速被匡扶汉室、北复中原的季汉正统论所取代。关帝形象也随着这一趋势进一步提升飞跃。进入元代，随着关汉卿等元代杂剧家们的创作，学界已知有13种以上的关帝戏，目前存世的包括《 关张双赴西蜀梦》、《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关云长单刀劈四寇》、《关云长大破蚩尤》等8种。这些元杂剧对明代出现的三国文化和关帝文化集大成者《三国演义》起到了直接的催化作用。《三国演义》的出现和绣像配图使得关帝文化真正走向了世界，也将关帝形象固定了下来，关帝最终在万历年间明朝廷先后敕封为协天大帝、伏魔大帝。

　　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形容关羽的词有两个，都是间接性的。《张飞传》中形容张飞:“飞雄壮威猛，仅次关羽”。马超归附刘备后，诸葛亮的信记载关羽“犹如未及髯之絶伦逸群也 。”这强调了关帝形象中雄壮威猛和美髯公的双重性。北宋的笔记小说辑録《大宋宣和遗事》中又为关帝形象添加了绛衣、金甲、青巾三个衣饰方面的固定搭配。到了元代关汉卿的杂剧中又为关帝形象增加了“ 九尺躯阴云里惹大，三缕髯把玉带垂过”的高大身躯和“绛云也似丹东脸若频婆，今天卧蚕眉瞅定面没有罗。”的红脸和卧蚕眉三个显着特征。关帝“喜看《春秋左传》”的设定则首见成书于元英宗至治(1321-1323)年间的《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这种种元素最终汇集成了明代罗贯中《三国演义》中“身高九尺三寸，髯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唇若抹朱;丹凤眼，卧蚕眉，人面威风凛凛。头戴青巾，身穿緑色战袍 ，手拿青龙偃月刀 ，脚跨追风赤兔马 。”的完整关帝形象。

　　在论述了这么多关帝形象构建完成的过程后，可以将日本京都大兴寺的关帝圣君像放入其中进行造型学比较和文化内涵分析。这尊关帝圣君像是足利尊氏吉梦赴元求取的原物吗？成书更早的室町幕府晚期的临济宗僧侣兰坡景茝 (1419-1501)所写的诗文集《雪樵独唱集卷五》“武田左京亮文秀画像”的赞中记载更为详细。“昔后光严院御宇，等持相公（即足利尊氏），于九州多多良滨，与南军交锋，旁有一英雄，提长刀为先驱，怪而问之、则曰蜀将关羽也，不几南人败绩矣，凯旋之后，相亲知神之所助，命工写我像，所谓甲胄之影，秘置京之等持，今所丹青，亦其摸，而其所持乃关羽刀也。”这种足利尊氏带着关羽画像上阵的记録无疑比带着塑像上阵的说法更加合理，随后供奉在大兴寺的说明也证实足利尊氏和大兴寺最早供奉的关帝形象是一幅名为《甲胄之影》的关帝丹青，而现存的这尊大兴寺关帝圣君像是后来请来的。当然九州多多良滨位于现在日本福冈市东区，临近日本古代与中国贸易的重要港口博多，足利尊氏能明确记住蜀将关羽的名号和形象，那么不管他派人赴大元请来关帝圣君像还是命工匠画出关帝提刀丹青都应视作关帝文化在宋元之际已经传播到日本，并进入日本武家文化的核心中枢。另外，关帝形象在室町幕府初期已进入日本并非只此孤证。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写的《日本古记録》所收《璧山日録》中宽正二年（1461年）有记载日本僧人西山慈济曾获得一幅印制关帝持长刀护法像：“赵关见寄一帖并普庵之印像，其帖曰：此印板，入唐者赚之，非此方刊，故印之以寄公，祝有护法之验云，像傍有关国王，持长刀，其貌甚壮异也”

　　京都大兴寺关帝圣君像造型上不是宋元时期出现的丹凤眼反而是明代人物画中武将类型常用的圆睁虎眼，胡须也不是宋代《义勇武安王位图》中就出现的三缕髯而是明代人物画中文官类型常用的短须。这说明这尊关帝圣君像不是出自华北系统的关帝形象，更像出自是以南戏为主要载体的华南区域，很大可能是有海商传统的闽南区域，南海一号宋代沉船、新安元代沉船、漳州半洋礁一号宋代沉船、圣杯屿元代沉船都为这一可能提供了实物佐证。相关的文献记载也有不少闽南海商宋代就有前往九州交易的记録。出土的材料中，博多也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宋代铜钱。根据网页内容京都大兴寺的关帝圣君像的高度只有8寸，也就是24.2厘米，正合闽南流行的丁兰尺的财旺一栏，其它数据只能继续等待大兴寺公布了。24.2厘米甚至低于明清流行一般家庭或庙宇摆放的德化窑和漳窑瓷观音的平均高度的38-43厘米，这说明这尊关帝圣君像是以便携为考虑的，应该是闽南海商远洋商船上佛龛中供奉的小型神像。

　　大兴寺关帝圣君像中坐神像应为关圣帝君，但身后两人却没有周仓。现今学界一般是通过关汉卿的元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中的周仓和清代叶德辉根据元代版画《搜神广记》翻刻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一书认为元明交接之际就已出现了周仓这一关帝附属神将形象，但直到明代晚期关平和周仓才成为关圣帝君神像的标准陪侍。左侧陪侍像手中不像是托举印绶这一标准信物，反而像抓举某种礼仪用具。右侧陪侍像手中的武器也不是青龙偃月刀类的斩击武器，而是一把更像方天画戟的挑刺武器。大兴寺关帝圣君像三神像的衣冠服饰也不是宋元形制，关帝帽冠形制更贴近明代早中期的文官便服的乌纱帽，帽体后部左右各伸出一片短椭圆形小枝。三神衣服上的纹饰从照片上看也仿佛采用的是明嘉靖后神像上常出现的一年四吉（季）纹：春季牡丹花、夏季缠枝莲花、秋季菊花、冬季梅花。种种迹象表明该尊神像应该是成型与永乐至万历年间的闽南地区。

　　江户时代初期，华人和华僧在日本长崎创建了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等寺庙，再加上圣福寺被称为长崎四福寺，这些都被称为唐寺。1624 年，兴福寺作为南京等江浙华侨的归属寺被首先创立。1628 年，来自福建省南部泉州和漳州的华侨随之创立了福济寺，该寺庙被日本官员常常简称为漳州寺，后成为京都宇治黄檗山万福寺的分寺。长崎四福寺的住持和檀越之间有着极其强烈的同乡连带关系，日本古籍中记载的福济寺开创情况也特别强调了漳州海商和僧人的作用：“当寺开创ノ事ハ、寛永五年唐僧觉海当表二渡来レリ。其顷漳州方ノ船主共相议シ、唐船入津ノ最初二天主教ヲ尊信セルヤ否ノ事ラ紧シク穿凿ヲ遂ケ、且ッ海上往来平安ノ祈愿又ハ先亡着提供养ノ为、其顷萨州二住居セシ唐人陈冲一、同子藤左卫门ヲ檀越ノ头取ニテ、右の觉海ヲ住持トシテ、禅院ヲ创建成シタキ旨……市中二テ漳州寺ト称ス。”福济寺的日常祭典之中关于关圣帝君的活动就有每年正月十三的关帝祭、每年五月十三的关帝诞辰和每年九月十三的关帝祭。漳州寺一年三次的关帝祭典频次仅次于海上保护神妈祖的一年五次。同时长崎四福寺或者专门设立了关帝堂，或者在妈祖堂的边厢专门恭请布置了关帝、关平、周仓三神像。后来福济寺因原子弹爆炸火灾被烧毁。供奉关帝圣像的情况据《长崎图志》记载，青莲堂中央供奉观音大士，右坛供奉天妃，左坛供奉关帝。随扈关平、周仓。关帝坛前有“大栽培”三字匾额，左右楹联则为“扶起家门，百岁祥云随日转；护持严社，九天恩露及时濡”。长崎出岛荷兰东印度公司商馆的荷兰医生西博尔德在1825年参拜过福济寺后绘制了铜版画，让我们在今天仍能一睹当年福济寺青莲堂祭祀关圣帝君的盛况，供桌上还布置了大量闽南锡制器皿。  

　　目前日本学界一般认为江户时代初期的关帝信仰是以居住在日本的华侨海商为中心只在长崎等九州岛上的贸易港口盛行。但是，漳州泉州联合的闽南系唐寺的建立和关帝信仰设施是近代以来中、后期日本关帝信仰的扩展核心，是日本关帝信仰发展的重要基础。根据大兴寺官网的介绍，其至少历经四次大火，每一次都是全部损毁，分别是室町幕府时期的公元1469年应仁之乱，安土桃山时期的公元1573年织田信长进攻京都，德川幕府时期公元1675年和1692年两次毁于大火。所以这尊关帝圣君像最可能应该是1692年后由前往长崎进行贸易的漳泉海商应京都宇治黄檗山万福寺的请求或出自自身美好祈愿的情况下将随船神像捐献给京都大兴寺的。

　　不论日本京都大兴寺现存的关帝圣君像是不是南宋原物，都无法改变古代日本九州岛博多唐人町，长崎唐人屋敷或是现代日本三大中华街（横滨中华街、神户南京町、长崎新地唐人街）都是以关帝祭祀场所为核心扩建而来的事实，无法抹去关帝文化早在宋元就以远传日本的档案记録，无法否定漳州泉州海商团体和闽南僧人在明清时期的异国他乡延续传播关圣文化的不懈追求。正如现在参拜人数最多的横滨关帝庙碑文所述：“关帝庙，已成为连结华侨、华人和祖先儒释道众神的场所，成为连结中国传统文化和故乡的场所，成为许多人心心相映的地方。”关帝庙已成为在日华人华侨安居乐业、事业兴旺的精神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