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帝文化源远流长，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较早向海外播传的重要文化符号，进入21世纪以后进一步受到海外相关研究者的重视。与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历史上长期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的浸润之下，对关帝文化的相关研究不论在深度或是广度上都远超世界其他国家。新世纪以来，一些日本学者的关帝研究成果陆续进入我国学术界视野。尤其是日本学者对关帝文化中某一分野的学术探讨也开始见诸于国内的专业性学术期刊中，虽然数量不多篇幅不长，但这标志着日本学界对于关帝的研究已经开始和中国本土学者展开学术对话。如：日本学者大冢秀高《关羽和刘渊——关羽形象的形成过程》通过口头文化的研究探讨关公信仰的生成和传播过程。伊藤晋太郎《〈三国志大全〉中的关羽形象》和《关羽与貂蝉》对文学作品中的关羽形象进行分析。前者大冢秀高乃日本埼玉大学教授，日本著名汉学家；后者伊藤晋太郎是名门大学——日本庆应大学博士，日本研究关帝等中国民间信仰的后起之秀，因此不妨将此二人看作日本关帝研究领域完成新老交替的一个缩影。

　　基于日本最大的学术论文数据库CINII，利用文献计量分析法，从研究内容与趋势特征两个方面，全面回顾日本学者的关帝研究成果，对相关的研究经纬进行历时性梳理。整体而言研究呈现出内容的多元与深入、研究方法的交叉与整合、研究对象的聚焦与离散。厘清日本学界对关帝研究的整体特征，或许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形象建构提供他者视阈下的思考与研究资料。 

　　一、日本学者开展关帝研究的学术原点：关公文化在日的经年广泛传播

　　关公文化东传日本的具体时间和路径尚无确切说法，日本学界也一直没有定论。关公文化在日的传播扩散与《三国演义》一书密不可分。《三国演义》在元末明初成书后不久就由日本儒学大师林罗山带回了日本，但因没有日译本，只有懂汉文的贵族和上层人士可以阅读。直至近百年后，日本元禄五年（1692）湖南文山以李卓吾评本为蓝本，用文言体日文译成《通俗三国志》呈现给日本普罗大众。《通俗三国志》作为《三国演义》的日文版，相较《关帝圣君觉世真经》，对关公文化在日本的广泛流传功不可没，随着《通俗三国志》的传播，关羽在日本家喻户晓。《关帝信仰和<三国志通俗演义>》（《关帝信仰と「三国志通俗演义」の关连性について》）一文对此即有深入浅出的分析。《关公与足利尊氏——日本最古关公神像伝说 》（《关公与足利尊氏——日本最古关公神像传说》）、《毛宗岗本<三国志演义>における<关公秉烛达旦>について》（《毛宗岗本<三国志演义>中的“关公秉烛达旦”》《关圣帝君前史》等都研究都对关羽的故事进行了学术演绎。

　　一般认为，日本江户时代盛行关帝信仰的重要原因在于官方自上而下的推动龢民间自发行为的促进。德川幕府对关羽的褒扬出于统治需要，民间的群体和个人竞相宣扬关羽则是出于自身需要。关羽作为忠君爱国思想践行的典范，江户时代日本幕府为巩固武士阶层对幕府的忠心，大力鼓吹关帝信仰，将关羽忠君品质与武士道精神融合。《三国演义》传入日本后，书中“尊刘贬曹”的思想契合了江户时代的“南朝正统论”思想，刘备和诸葛亮的组合，也与水户派“后醍醐天皇—楠木正成”的理想君臣组合吻合，这使得江户时代的汉学家和儒学大师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从《东皐心越和关帝信仰：《觉世真经》和金印的由来》（《东皐心越と关帝信仰 : 『覚世真経』と金印の将来》）可知，心越禅师将《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和关寿亭侯金印带到日本以后，由于得到德川家康之孙德川光圀的支持，《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得以在日本流传开来。日本人首次接触到了关帝降笔的劝善良言，关寿亭侯金印也被置于小宝塔内供奉。关羽忠君爱国的精神契合日本武士道精神，江户时代对基督教信仰传播的防备比较严格，但对关公精神却是大力弘扬，这促使日本民间很快就接受了关帝信仰。除江户幕府的支持，在日华人也将关羽作为彼此联系的精神纽带。如唐人集团“三兴帮”1623年在长崎兴建了兴福寺，以供奉妈祖和关帝，并定期举行祭祀关帝的仪式。旅居日本的明清汉人频频建造庙宇的行为促进了关帝信仰的传播。此外，日本诗人对关羽的都有相当高的评价，德川幕府官员林读耕斋在其作品中盛赞：“关羽威名鼎国中，久从先主逞军功，襄阳战胜将开汉，遥恨行间识吕蒙”；林鹅峰则赞关羽“生则为军将，没则为灵神。”

　　二、日本CINII数据库的多维解读与关帝文化研究综述

　　日本CINII数据库是由日本国立情报研究所 (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cs，简称 NII) 运营的，目前是日本最大规模的学术论文数据库。CINII收録了日本各学术机构及团体的期刊论文和大学学报论文，并可通过检索获取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文期刊索引数据库”所收録的论文，索引文献数量多，并含有相当数量的全文文献，同时还显示论文之间引用与被引用的情况等相关信息。除日文外，CINII中也有部分论文用英文、中文或其他文字发表，作者国籍也不限于日本。CINII数据库分为两大部分：①CINII Articles：检索日本论文。可以检索到在学会/协会学术期刊上刊载的论文、大学研究纪要、国立国会图书馆的杂志纪事和索引数据库等学术论文信息。数据库共收録约1，500万篇学术论文，其中刊载在学协会刊物、大学学报或日本国立情报研究所刊物上的论文约370万篇。②CINII Books：检索日本大学图书馆书目。可以检索日本的1，200个大学图书馆约1亿册馆藏书目信息和150万条作者信息。这些书目广泛收録了从最新期刊到古典书籍、海外书籍、CD、DVD等众多领域的各类出版物。

　　（一）CINII数据库的多维解读

　　以“关帝”、“关公”、“关圣帝君”为关键词分别进行检索，显示条目约400条（按：包含若干重复条目）。CINII根据研究结果的形态细分为研究数据（研究データ）、论文（论文）、书籍（本）、博士论文（博士论文）和项目（プロジェクト）五大类。从写作主体看，CINII中所收録的文献90%以上为日本人；从写作语言看，除少数以英语、汉语及韩语（仅1篇）书写外，主要以日语进行撰写。从写作体裁看，包含了书评、田野调查报告、专题研究、学术论文、纪念手册等。以下仅以二阶堂善弘一人的著述为例：

　　①书评：对小川阳一着《明淸のおみくじと社会：关帝灵签の全译》（《明清签占与社会：关帝灵签全译》）发表的书评。

　　②田野调查报告：《东南アジアの关帝庙》（《东南亚的关帝庙》）、《东アジアの伽蓝神信仰》（《东亚的伽蓝神信仰》），着重调查越南等地的关帝庙分布情况及关帝信仰的传播情形。

　　③学术论文：《关帝信仰と周仓》（《关帝信仰与周仓》），考察了周仓在关帝信仰形成与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CINII还收録了一部分学术含量不那么浓厚的纪念手册，主要是由横滨等地的华侨华人为庆祝关帝圣诞等节庆采集汇编而成，图文并茂，有很强的可读性和纪念性。如：《关帝庙と横浜华侨：关圣帝君镇座150周年记念》（《关帝庙和横滨华侨：关圣帝君镇座150周年纪念》）、《横浜中华会馆・关帝庙・同善堂について》（《横滨中华会馆·关帝庙·同善堂》）等。以及音像制品《关帝庙の水陆普度胜会》（《关帝庙水陆普度胜会》）等。

　　（二）20世纪以来关帝文化研究综述

　　日本各路专家学者以中国汉族为中心，向中华各民族、华侨、华人居住地区扩展的关帝信仰，对东北亚、东南亚、东亚各地区进行历史性、现时性的跨学科研究，包括实地调查、文献爬梳、参加学术研讨会等，对关帝信仰展开整体的考察和探讨，成果斐然。包括：山田的《东北亚的关帝信仰-历史与现在-》、丸山的《关羽信仰与道教礼仪》、濑川的《香港新界的庙神祭祀与关帝信仰》、冈本的《清代的蒙古与关帝信仰》、矶部的《<会神图>中所见的关帝》、《关于<画俗三国志>的解说和影印》等。仅上述论考和新发掘的珍贵资料影印，就大幅提高以往日本学界对关帝信仰的研究水平，并拓宽了关帝文化研究的纵深。

　　具体来说，关于近代中国各地区关帝信仰的复杂性和地域性，日本学者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华北和东北部等地，通过道教礼仪中出现的作为神的关帝的作用。阐明瞭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界地域中关帝庙的位置十分重要，及其在香港民间社会中的整合功能。在中国以外，日本学界关注到关帝信仰对蒙古、新加坡、越南等地的影响及其现状。最为重要的是，得益于日本学者天然的便利性，他们能够持续深入考察日本本国长崎、神户、横滨、函馆、水户、冲绳等地区的关帝信仰传播和受容情况。此外对于一些细节问题，如日本绘画在江户时代，如何对关帝信仰的普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等以往尚未查明的各种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三、研究特点与趋势

　　回顾日本学者的关帝研究成果，整体而言研究对象呈现聚焦与离散，研究方法上吸收融合了历史学、人类学、文学、传播学、社会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的养分，展现了日本学者开展研究时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对照意识。

　　（一）研究对象呈现聚焦与离散的倾向

　　在小切口里做细文章是日本文史研究的一大特色，对问题的高度聚焦是一大传统。在关帝造像与绘画等艺术研究领域，《长崎·圣福寺の关帝像》对长崎圣福寺的关帝像做了最新诠释。在此之前，留学生陈莉莉《京都大兴寺关帝像について》（《京都大兴寺关帝像》）一文中认为：关羽的形象随着说书、鬼小说、元杂剧、元曲和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发展而固定下来。虽然元代的关羽画在形状上略有不同，但丹凤眼、枣脸和长胡须在此时已经确立。通过分析来比较中国宋元时期关帝的造像、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描写和京都大兴寺的关帝塑像（据传该寺的关帝塑像是日本最古老的）。陈的另一文《江戸初期における长崎唐三寺の建立と关帝信仰》（《江户初期长崎唐三寺的建立和关帝信仰》）则阐明，在江户时代早期，幕府采取了越来越严厉的孤立政策。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聚集在长崎，带来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信仰。为了在严格的基督教禁令和隔离令下生存，这些华侨建造了唐神庙作为为海上人员祈祷的场所，以证明他们不是基督徒。随着中国人来到日本，关帝信仰作为崇拜的对象进入了日本唐庙。然而，在江户时代早期建造的三座唐庙中，关帝像不是作为主神，而是作为副神，作用仅限于祈祷航海者和海员的安全以及商业的繁荣。作为战神、职业神和普世神的关帝像的神性并没有得到体现。文章认为此时关帝的影响范围仅限于长崎的中国人。然而它为江户中后期关帝信仰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也为明治时期关帝信仰的繁荣做了准备。

　　伊藤晋太郎作为日本研究关羽的多面手，研究呈现出多元的视角及问题的聚焦。如《关羽の知られざる物语：<关帝圣迹図>を読む》（《关羽不为人知的故事：读<关帝圣迹图>》）、《<关帝圣迹図>の构成要素について》（《<关帝圣迹图>的构成要素》、《<关帝文献>出版の目的：<关帝事迹征信编>光绪八年序重刊本を例として》（《<关帝文献>出版的目的：以<关帝事迹征信编>光绪八年序重刊本为例》）等。其中伊藤的博士论文《<关帝文献>の研究》乃上述成果的集大成。《横浜华侨の文化复兴运动とエスニック・バウンダリーの再定位--横浜关帝庙の再建および关帝诞の创出を通して》《大阪关帝庙と大阪华侨--阪神大震灾修复事业から见えてきたこと》两篇论文分别对焦关帝庙和横滨华侨与大版华侨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在大事件如阪神大地震下的相互作用。《关圣帝君“顕圣”考--清朝と英雄神の关系をめぐって》《清朝国家・军队・关圣帝君》则聚焦于清王朝中关圣帝君的地位问题。

　　（二）研究体现较强的对照意识与他者意识

　　论及中国东传日本的民间信仰，妈祖与关帝首当其冲。因此CINII中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论述比较妈祖信俗与关帝信仰。如：二阶堂善弘的《长崎唐寺的妈祖堂和祭神——沿海边缘地区的信仰传播》( 《东亚文化交涉研究》2009年第3期)认为旅居长崎的明朝商人为了祈求海上安全而建立兴福寺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因为幕府严厉禁止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为了证明自己是佛教徒，这些旅居长崎的明朝商人纷纷资助建立寺庙。兴福寺主祀妈祖，此时的关帝还只是供奉于妈祖庙之中的陪祀神，没有专门以关帝命名并只供奉关帝的关帝庙。芦名裕子的《关圣帝君和妈祖的信仰地域》( 《佐野短期大学研究纪要》2003 年第14期) 考察了关帝信仰和妈祖信仰的地域差别。松本隆晴《泉州城内的天后宫和通淮关帝庙》（《国学院大学栃木短期大学纪要》2009年第44期）则聚焦于泉州的天后宫和关帝庙进行探析。此外，着眼于越南关帝信仰和妈祖天后宫的考察《フエ・フオンヴィン社旧外港集落の天后宫と关圣殿の调査基础报告》和《フオンヴィン社の天后宫と关帝庙での祭礼参加者调査》立足于详实的田野基础调查和历史人类学的访谈口述调查，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越南关帝信仰研究的空白。《ベトナム国チャビン省チャウタン県の关帝庙の盂兰盆に见る华人の文化変容》（《越南查宾省查乌坦县关帝庙盂兰盆节所见华人的文化变容》）则是上述研究的进一步聚焦。

　　另外，也有将武神关帝与文神孔子作为议题的论文，如《关帝--孔子と并び中国を代表する神》。而王维的博士论文《日本华侨的传统再造和宗族—以祭祀和艺能为中心》则围遶关帝信俗仪式与祭祀圈和宗族间的耦合关系作了系统性论述。同样关注关帝信俗仪式的还有《道教庙の年中行事と集い机能について : 台南市东区“关帝庙”ランタン祭りの一日観察调査より》（《道教庙的年中行事和整合功能：基于台南市东区“关帝庙”绕境仪式的一日观察调查》）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台湾地区始终是日本关帝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区域，日本学者频频在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学术会议亮相并以文交流，如：《大英图书馆所藏福建漳州海澄县道教科仪手钞本(Or. 12693)初探》，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这份藏于大英图书馆的手钞本为首次走入关帝研究的学术视线中。

　　（三）研究体现一定的国际视野

　　在全球视野下的关帝文化研究已经愈来愈成为一个有机生态体，形成了纵贯跨学科、跨地区、跨文化的经纬。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在若干经纬上呈现多点散在态势，也不乏在某一个点上深度开掘取得的开创性原创性成果。这与日本学者平素严格的学术训练与较深的学理素养是密切相关的，此外也得益于日本学界已经形成一只学缘结构相对稳定及年龄梯队相对合理的关帝文化研究队伍。例如日本东北大学立项的《东北亚地区关帝信仰的历史与当下研究》（《东北アジアにおける关帝信仰の歴史的现在的研究》负责人：山田胜芳；研究时间：1997-1999；研究经费：320万日元），科研项目参研者冈洋树、濑川昌久、矶部彰、丸山宏都逐渐成长为日本关帝研究的中坚力量，东北大学和庆应大学等已然成为日本关帝研究的重镇。研究队伍中，既有深耕中国区域的研究者，也有对新加坡、越南、韩国等国家的关帝文化持续保有研究热情的学者和硕博士生。日本长期以来作为亚洲地区最大的留学目的国，来自上述国家的留学生们在以关帝文化为中心所勾勒出的研究同心圆，很大程度上能够融合研究者本人在母国所获得的个体经验、田野资料以及日本式的研究方法论。应当说，这种研究本身在研究视角方面是极具价值的。

　　朝鲜、越南、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都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遭到压迫、剥削与奴役。东亚作为中华文明辐射最强的区域，关帝信俗文化历经数百年传播，已扎根融入于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因此，包括关帝在内的民间信仰在这些国家的存在情形是二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关注的对象，被纳入制定殖民统治政策中的重要一环。当地许多与关帝相关的文物和文史资料被日本侵略者破坏焚毁，也有部分被带回日本国内，现藏于各地博物馆、图书馆或民家。今天随着日本方面关帝相关田野调查的深入，相信今后将有更多的珍贵史料将重见天日。    

　　结  论

　　关公作为日本家喻户晓的中国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之一，长期以来在日本的中国文学、历史学、宗教学等诸研究领域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本文之论述仅选取CINII数据库中可资读取的线上资源作为切口，挂一漏万自是难免，但即使管中窥豹，仍然可追寻到日本学界在关公文化研究的学术兴趣点和近年的学术增长点。同时，以上的资料梳理还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如日本学界在民间信仰方面是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这种认识论又是怎样影响今天中日民间的交往和交流的？如，《明清教派系宝巻盛衰の研究―武神と圣母神信仰をめぐって―》（《明清教派系宝卷盛衰研究——以武神和圣母信仰为中心》的研究在圣母女神系、武神系及文神系宝卷划分的基础上，根据实地调查和流传的教派系宝卷及史料，以西大乘教宝卷为中心，探索了教派系宝卷的内容和特征及其宗教背景。该研究同时指出，明末清初，与西大乘教不同的汲取无为教潮流的教团布教组织产生于江南华南社会，与之相呼应，教派系宝卷也从北方渗透到了该地。日本学者在学术上的求索和充足的研究经费支撑了其在日本国内外扎实的田野研究和文献整理工作。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日本学术界关于关帝信仰的研究还将有令人振奋的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