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与汉字独特的结构与精深强大、生动准确的表意功能密切相关”。清代楹联学大家梁章巨认为，楹联肇于五代之桃符，而后推诸楹柱，至有清一代，楹联勃兴，受到文人的追捧，“名公巨卿，鸿儒硕士，品题投赠，涣衍寰区”，在这种氛围下，殿廷庙宇建筑均悬挂楹联，以彰显建筑的文化特质。明杨慎的第一部联书《谢华启秀》问世后，联书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福建长乐人梁章巨、梁恭辰父子成就颇高，他们所着《楹联丛话》《楹联续话》《楹联三话》《楹联四话》《楹联剩话》《巧对録》《巧对续録》《巧对补録》引领了楹联学的发展，同时影响了清代福建的风气。梁章巨曾言：

　　余撰楹联丛话，初刻于桂林，一时颇为纸贵。近闻粤西、湘南两省皆有翻刻本，后至扬州，书坊亦欲谋翻刻，阮云台师为怂恿，余允成之，于是又有扬州翻刻本。既归闽，侨居浦城，汇检后得者，又编成六卷付梓，题曰《楹联续话》，而乞者愈多矣。尚有同人续録见寄者，则细碎不能成编，而竟置之，又复可惜，因附入归田琐记之后，庶不负録寄者之盛心云尔。

　　《楹联剩话》初版付梓后，受到粤西、湘南和扬州等地文人的追捧。迨梁氏侨归浦城县时，重新整理为六卷本，付刻后，影响更广，求者愈多。可见，楹联之学在闽省已经具有广泛的基础。

　　明末以后，中国民间信仰进入一个勃兴时期，庙宇修建蔚然成风。以福建安溪地区为例，在明王朝270多年间，新建的寺庙约有104所，而清王朝近300年间，新建寺庙约105所。楹联与庙宇建筑的结合逐渐变成一种风气。陶明选认为：“祠庙、寺观等建筑本身属于建筑文化范畴，而这些建筑上的楹联、匾额等亦应当属于广义的建筑文化。”然而，建筑作为固态的存在并不能完全反映民间信仰的所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等意识形态。楹联以文字形态的出现，丰富了建筑景观的文化表达空间。建筑与楹联的合流丰富了庙宇文学的形式。

　　16世纪以后，中国东南沿海的渔商以东南亚地区为枢纽，与亚洲乃至世界贸易网络产生了深远的联系。以闽粤地区为主的移民在移居海外过程中，也将关帝信仰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庙宇。他们通过楹联赋予了关帝信仰文化意义，这也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一种重要文化策略。

　　一、关帝庙文化空间的延伸

　　楹是建筑的重要构件，主要为建筑物提供支撑作用，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古建筑之中。《说文解字》：“楹，柱也。从木，盈声。”又《周礼·冬官考工记》云：“轮人为盖，达常围三雨，桯围倍之，六寸。信其桯围以为部广，部广六寸。部长二尺，桯长倍之，四尺者二。”《集韵》将“桯”训“与楹同”。可见，中国早期建筑学中就对楹柱有细致的描述。由于在建筑空间具有高耸独立的特性，楹又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含义。《说文解字注》注意到楹柱“亭亭然孤立、旁无所依也。按《礼》言东楹西楹。非孤立也。自其一言之耳”。因此，楹的意义空间得到拓展，殷人有“楹鼓”之礼，《礼记·明堂位》：“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悬鼓。”又云：“唯两君为好，既献，反爵于其上。礼，君尊于两楹之间。”汉郑玄注：“楹，谓之柱。贯中上出也。”《隋书·音乐志下》：“夏后氏加四足，谓之足鼓；殷人柱贯之，谓之楹鼓；周人悬之，谓之悬鼓。近代相承，植而贯之，谓之建鼓，盖殷所作也。”无论是楹鼓还是君臣之礼，楹构件的都成为一种重要的物态载体。随着中国文化的演进，楹所具有的垂直高耸的视觉特征，使其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

　　梁章巨注意到“至推而用之楹柱，盖自宋人始”。这种文字与建筑构件的文学样式往往依托门这一建筑空间得以表达。《释名》云：“门，扪也，在外为扪。户，护也。所以仅户闭塞也。”可见，门早期的意义主要是建筑学上的护卫意义。但是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门的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满足人类安全的需要，而更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入口作为建筑内外部之间的过渡空间，其一方面反映了建筑的性格；另一方面又作为建筑与人身体、心理的直接接触点，给人以心理暗示从而引导人的行为。

　　即言之，门已经成为人类感知的文化符号，并延伸出文化的意义。阶级社会的发展，使得门这一建筑形态具有身份地位象征的等级意义。作为一种空间连接的途径，门的空间意义还在于通过视觉感知给人心理暗示，进而规导人的行为。正如缅甸老街敬奉关帝的慕泰大庙楹联所言：“瑞气盈门佛光普照吉祥地，紫微映阁人间祈求平安福。”以门为分割隔，门内是佛光普照之地，门外则是凡尘俗世。

　　庙宇作为明清社会的重要公共空间之一，楹联依附门的建筑空间而存在，显然也成为民间信仰意识观念表达的重要视觉形态。郑镛认为，宗教艺术既是文化发展也是艺术发展的必经阶段，“民间寺庙的楹联大多镌刻在庙中的石柱上，或镌刻于木版再悬挂于殿中”，“楹联集诗词、书法和宗教文化为一体，对艺术的弘扬和宗教理念的传播当有不言而喻的重大作用。”由此可见，楹联作为门空间突出的文化景观，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内涵，信众从门这一空间通过时，楹联所传导的宗教理念得以传播，并规范信众的行为。马来西亚雪槟城圣义宫楹联：“一点忠心照日月，千秋义气壮干坤。”此联赞美的是关帝的忠义精神，也这是庙宇凝聚的道德力量。信众入庙礼祀关帝祈求降福时，显然也是认可了这种价值理念。

　　实际上，庙宇楹联还通过楹联空间分布来拓展其意义空间。除了门联以来，连接空间的柱子甚至神龛常常镌刻有各种联语，这些楹联无不将庙宇视为一种神圣空间，并于世俗生活进行分割。以马来西亚彭亨金马仑直冷甲新村水口关帝庙为例，其门联篆“圣恩深似海，帝德大如天”，其柱联篆“直忠直义扶先帝，能甲能庚保庶民”，其神龛联又篆“圣明如日章容光囗囗，帝德同天大涵育群生”。这种建筑空间层层递进的过程，无不塑造了关帝庙空间的神圣性。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一书中认为， 宗教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把世界事物区分为“神圣的”与“世俗的”，即“世界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包括所有的圣物，另一部分包括所有的俗物，这就是宗教思想的特征。”范热内普则提出“过渡仪式”概念来补充涂尔干的观点：“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之间不存在兼容，以致一个个体从一个世界过渡到另一世界时，非经过一个空间阶段不可。”从这一层面上看，信众礼祀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一个从世俗世界到神圣世界的仪式过程，而楹联所依附的门、柱、龛则作为一种重要的带有仪式色彩的“过渡空间”。

　　楹联是海外关帝庙宇的重要构成。信仰与文字的结合，突破了单纯的物理建筑形态。文字的表意性赋予了庙宇更多丰富而灵活的意义空间。而文字的书写者（群体）结合神明的传说和藴含的价值观进行提炼和表达，具有规训的色彩。信众在进香过程，首先接触到的是楹联，这一过程几乎伴随着他们整个祭祀过程。因此，楹联也是解读关帝信仰文化精神的重要途径。

　　二、语言样式与意义表达

　　在关帝信仰的海外传播过程中，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也随着传播到定居地，成为华人群体的共同价值认同。作为一种庙宇文学形式，海外关帝庙楹联的撰编与中国传统关帝文化息息相关。

　　海外关帝庙楹联的语言样式具有多样性，举凡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八字、九字、十一字、十二字、十三字、廿四字、廿九字联均有涉及。试举数例以为证。四字较为少见，马来西亚柔佛新山淡杯关帝庙门联为四字联：“义昭万代，气肃千秋。”区区数字，将关帝信仰的忠义精神表露出来。韩国首尔关帝庙大殿楹联也为四字联：“千秋义气，万古忠心。”同样是歌颂关帝的忠义之心。马来西亚雪兰莪沙白安南河畔关帝庙联云：“关圣义德普天共钦仰，帝君神威举世同敬祈。”这副九字联将“关圣帝君”作为藏头语，揭示庙宇奉祀的神明身份，也赞颂了关帝的义德和神威。马来西亚柔佛州淡杯关帝庙楹联为十三字联：“先武穆而神大汉千古大宋千古，历朝尊如圣人庙食何论吴地尽。”尽管该庙联对仗不甚整齐，大致颂扬了关帝德泽无边的美德。字数最大的要数缅甸慕泰大庙二十九字的古联：“汉有一人哉若显忠若仗义若敦大节极半生之血泣肠伤总是心心诩汉，尊无二上矣或崇王或封帝或号夫子任历代之神宫佛国那曾面面称尊。”这副楹联是已发现的最长的海外关帝庙楹联，上联赞颂了关帝辅汉室的大义，下联赞颂了关帝历代受封的光辉事迹。楹联语言样式的差异，受到建筑位置限制和书写视觉的影响，门联一般字数比较简约，而柱联往往字数偏多。如马来西亚雪兰莪丹绒士拔玉封忠义宫的门联为七字样式：“青龙偃尽千秋月，白兔追余万里风。”柱联为十二字样式：“忠贞照日月一片丹心扶汉室，义气震山河万世囗传在民间。”

　　海外关帝庙楹联内容主要围遶庙宇的功能、关帝的功德和史事展开。海外关帝庙是海外华人的精神象征，庙宇则是这种精神的空间表达。关帝的功德主要体现在忠义这一核心要义上。而历朝历代与关羽有关的史书、小说演义龢民间故事等也同样成为楹联的主要内容，由于这些史事内容丰富，给了许多海外关帝庙楹联更多的创作空间。

　　在庙宇的功能表达方面，由于海外移民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危机，他们接受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将疾病、厄运等等视为邪魔的作祟，因此，伏魔、护境、安民便成为海外关帝庙精神信仰的主要功能。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巨港武帝庙由长利公司、源兴公司、双兴公司合创于光绪廿三年，其旧楹联云：“扶汉室而荡寇伏魔忠心宛在，奉神灵而馨香永祀庙貌常新。理洋郑万和号拜。”联语夸赞了关帝的伏魔神职，这与明神宗敕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有关，信众在楹联中强调关公的伏魔神迹，也是表达他们希望关帝能降服妖魔，保护他们在海外的平安。同时，海外的关帝庙也往往成为华人社区的中心，他们依然借用中国传统的“境”来表达他们的社区，因此一些海外的关帝庙也被视为境主神，缅甸老街慕泰大庙楹联云：“义气映日月，满怀豪情安民；忠烈动天地，一腔热血保境。”侨民希望关帝能够将忠烈之气带到异国他乡，保护他们社区的安全。此外，安民也被视为关帝的神职所在，赐福信众，佑护苍生，以安抚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孤独感和无助感。马来西亚森美兰波德申芦骨关帝圣君庙楹联：“天恩广被民载德，坛神显赫佑苍生。”又雪兰莪适耕庄关帝庙：“关圣威灵安社稷，帝君显赫护黎民。”海外侨民将自身托付于神明，也祈祷关帝能够庇护他们。

　　在关帝的功德方面，“忠义”是海外信众赞颂关帝的核心内容。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关帝的精神塑造，同时也是维系信众关系的精神纽带。在楹联的表述上，或是直接赞美关帝的义气，或是赞美关帝的春秋大义，这都强调了“忠义”的正统思想。海外侨民的社群关系有别于中国本土，血缘关系纽带并不是十分紧密，但是儒家强调的忠义伦理却能使跨区域、跨血缘的陌生人可以互相信任，也使得具有业缘关系的信众团结在一起。因此，海外关帝庙楹联最为常见的内容就是强调关帝信仰的忠义精神。建于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的日本神户关帝庙携刻《关圣帝君圣德略记》，铭文曰：“圣帝忠贞不二，义薄云天，后世尊为表率，尊称武圣。生时忠义仁勇，没后为神明：于儒为淑世圣贤，于佛为护法伽蓝，英风播于万方，大义漂乎千古，而使顽夫廉，儒夫立，大有功于名教。”忠贞不二，义薄云天是海外信众对关帝的深度认知。澳大利亚悉尼四邑关圣帝庙楹联云：“精忠昭日月，义气贯干坤。”联中“四邑”所指的是广东新会、开平、台山、恩平。1864年，新会人黄德滋率众乘数十艘海船到澳洲淘金，并于1898年建立四邑关圣帝，这是澳洲最早的关帝庙。这些来自广东四邑的移民血缘关系并不是十分强烈，但是在关帝信仰忠义精神的感召下，凝聚在一起。至今在关帝庙大堂一侧，摆满了百年前拓荒华人先贤的牌位。华人先贤即将离别人世时，均特意嘱咐子女把自己的牌位摆放在关帝庙。此外，法属留尼旺关帝庙也有类似的楹联：“忠心昭日月，义气贯干坤。”缅甸慕泰分区棉花林乡官寨大庙庙联：“伐魏抗吴皇皇忠义参天地，兴蜀立汉耿耿赤胆贯山河。”越南胡志明市范老五关帝庙联：“义在春秋功在汉，忠同日月义同天。”这些楹联无不颂赞了关帝的忠义之情。

　　在关帝的史事方面，海外关帝庙楹联往往将关帝一生忠君护国的事迹进行书写。这些楹联具有较高的自由度，寥寥数语展现关帝一生彪炳事迹。这一题材的楹联受《三国演义》等叙事文学的影响，将关帝的诸多史事汇合提炼成为联语。是为联语用典之法。如泰国曼谷关帝庙联语：“伐魏征吴，谁比一时事业；称王颂帝，孰同千古馨香。”是联将关帝伐魏征吴列为两大功绩。马达加斯加苏瓦雷斯关帝庙楹联：“铁石为心，汉室擎天一柱；春秋得力，尼山拔地奇峰”。又：“赤面秉赤心，乘赤兔追风，驰骋时毋忘赤帝；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此二联突出了关帝在辅助汉室过程中流砥柱的功绩，同时又从坐骑赤兔马引申到关帝至诚赤心，从兵器青龙偃月刀引申到关帝青史留名的丰功伟绩。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巨港武帝庙楹联则突出了桃园结义的情节：“义气重桃园一片忠心扶汉室，馨香崇圣世千秋庙貌镇南天。”这些楹联内容都将关羽的事迹带入联语之中，以事件内容突出关帝的丰功伟绩，表达一种敬仰之情。

　　此外，一些楹联还赞美关帝伟岸的形象，如马达加斯加塔马塔夫关公殿联：“日月高悬丹凤眼，江山长秀卧蚕眉。”以日月高悬喻关帝的丹凤眼，以江山长秀喻关帝的卧蚕眉，这样的比喻生动传神，刻画了关帝伟丈夫的形象，让人敬仰之情倍生。

　　纵观海外关帝庙楹联，其语言样式非常丰富，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庙宇的功能、关帝的功德和关帝的史事三个方面上。当然，这些内容的表达并非孤立的，往往是融汇到一起的。如慕泰大庙楹联：“立志破曹瞒万古英名垂竹帛，忠心扶汉室一身勋业足千秋。”既说关帝破曹扶汉事，又赞扬了关帝的耿耿忠心。

　　三、海外关帝庙楹联的中国文化认同

　　海外关帝庙是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历史见证。许云樵在《中华民族拓殖阿来半岛考》中写道：“神庙之祀，关公最多。”作为海外传播最广泛的民间信仰，海外关帝庙既是华人历史足迹的见证物，也凝结了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而楹联作为庙宇的文字系统，其内容与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几无异处，更是体现了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

　　首先，楹联的历史书写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在一些学者看来，文字具有文化的标识意义，一些学者甚至使用“汉字文化圈”的概念来描述文化传播的人文地理区域。在海外关帝庙，楹联内容全部以汉字书写，这与庙匾采用的汉外双语书写有着本质的不同，也是庙宇中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的符号。一些海外关帝庙的门匾，或许出于辨识需要，往往采用双语标注，如澳洲四邑关帝庙，其庙匾标识“SEE YUP TEMPLE”及“四邑关帝庙”，马来西亚福安会馆关帝庙，庙额上标“关帝庙”，下标“”。但是庙联没有出现双语情形，福安会馆关帝庙面额两侧楹联联“福世彰忠勇灵赫千秋丹心昭日月，安民显圣恩义传万古浩气壮干坤”全部由中文构成。虽然，这种情形与楹联的文字书写习惯和楹联的文体有关，但是必须肯定的是楹联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认同，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那些被更换的旧联依然被珍藏。马来西亚吉隆坡茨厂街广肇会馆关帝庙建成于光绪十四年，1994年大修时，将旧楹联拆换，而老旧楹联7副全部陈列于庙中。这说明，海外关帝信众对楹联的重视和认可。科大卫将建筑和文字传统视为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的礼仪包括礼拜形式、服式、建筑风格，以及不无重要的文书格调和标准”，而“礼仪的变动的长远观点所涉及的是在这个变动过程中相互竞争的正统的建构，是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尽管科大卫讨论的是中国民间社会的问题，但是以此观照海外华人社会，依然具有启发意义。海外信众将文化认同表现在建筑和文字之中，他们修建关帝庙并通过楹联赋予他们传统价值观中的文化认知，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的认同。

　　其次，楹联的文本来源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渊源。海外关帝庙的楹联不少都来源于中国本土，他们或进行增补，形成新的楹联。如关氏宗祠专用联“忠昭日月，义薄云天”经常被化用到海外，如法属留尼旺关帝庙联“忠心昭日月，义气贯干坤”、澳洲四邑关帝庙联“精忠昭日月，义气贯干坤”、马来西亚槟城圣义宫联“一点忠心照日月，千秋义气壮干坤”、柔佛新山淡杯关帝庙“万古精忠贯日月，千秋义勇壮山河”等等，依然可以清晰看到海外关帝庙联对关氏宗祠专用联的模仿和化用。另一种情形是，海外关帝庙直接搬用中国传统关帝庙楹联，如明末武英殿大学士黄道周于崇祯八年（1635年）所题撰的著名关帝颂联也常被海外关帝庙所采用：“数定三分扶炎汉，平吴削魏，辛苦倍常，未了一生事业；志存一统佐熙明，降魔伏虏，威灵丕振，只完当日精忠。”这一对联在新加坡铜山宫、泰国唐人街关帝古庙、越南胡志明市义润关帝庙和会安关帝庙除个别字改动，几乎全部使用此联。黄道周的楹联既高度概括了关帝一生的杰出史事，也对关帝一生进行了历史评价，是人文性和历史性的高度统一。再者，如上文所言，海外关帝庙的楹联内容，均采用了关帝的故事传说，凸显关帝的忠义，因此，将这些楹联移植到海外，体现的也是海外信众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再次，楹联的在地化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输出。关帝文化随着移民的流动，在海外广受华人甚至非华人信众的追崇，这说明凝聚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关帝信仰得到海外信众的认同。 从这一层意义上讲，关帝文化具有世界性的特征。海外信众认为，关帝信仰同样能够佑护漂洋过海的他们。因此，在楹联的表达上，存在不少略有别与中国的“在地化”话语，这些楹联往往强调关帝信仰的跨地域性，如美国纽约关帝庙联“忠义照千古，威灵显五洲”，日本神户关帝庙联“精忠扶汉业，德泽荫侨民”，马来西亚马六甲青云亭关帝殿联“志在春秋扶汉室，光昭日月庇人间”，雪兰莪吉胆济仙洞关帝宫联“八面威灵贯日月，四方显圣奠干坤”，缅甸慕泰大庙联“三教合力各民族同垦芳甸，四海归心众乡邻共谱新篇”等等，当这些庙联提到“五洲”“侨民”“人间”“四方”“四海”时，很明显，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海外信众身份，热切希望关帝的神威具有跨地域性，佑护异国他乡的信众，正如澳大利亚本迪戈关帝庙联所言：“义炳干坤，宏开影象；兴来豪杰，大振良图。”楹联话语在地化的过程，表达了海外信众通过关帝信仰缓解生存境况的焦虑。海外华人虽然与中国远隔万水千山，但是在关帝信仰面前，他们依然是关帝的虔诚信徒，幷且按照中国文化的范式建构自身的信仰体系。从这一层面讲，楹联的在地化体现了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过程。

　　概而言之，海外关帝庙楹联传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受到海外华人的追崇，成为庙宇的重要组成元素。尽管这些楹联的内容和样式多有不同，但是却传播了中国正统的忠义理念。海外华人将之镌刻于门、柱、龛等位置上，成为营造神圣祭祀空间的文章系统，信众在祭祀关帝庙的同时，也接受了这种价值观念。

　　结 语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楹联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样式，也是中国文化的载体。随着明清以来民间信仰的兴盛，庙宇的建构也常常将楹联吸纳其中。楹联成为彰显神德的重要载体。这种文化传统影响到海外关帝庙宇的文化建构。明清以后中国东南部的移民在海外拓殖定居过程中，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关帝庙，也继承了庙宇楹联的文化传统。这些关帝庙成为海外华人联系祖国的纽带。

　　楹联拓展了海外关帝庙的文化空间，丰富了海外关帝文化的精神内涵。有别于其他物态形式的建筑，楹联的文字表意性更能表达精神的内涵。楹联的语言样式具有多样性，其内容主要围遶庙宇的功能、关帝的功德和关帝的史事展开，赞颂了关帝文化的忠义精神特质，这与海外华人的生存境况息息相关，也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和认同，主要表现在：楹联的历史书写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楹联的文本来源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渊源，楹联的在地化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输出。总之，理解关帝文化的海外传播，楹联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但是，仅从文学文本的角度讨论楹联，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种讨论忽视了楹联产生的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讨论海外关帝庙楹联，应该还原到海外社会的历史语境中，才能解读和还原文学活动背后隐含的中国与海外华人地方社会的互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