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了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夯实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的四点主张：第一，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第二，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第三，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第四，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习近平主席关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论述，尤其是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全面系统地揭示了人类文明的传播规律，指明瞭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作为文明发展的根本要求，交流互鉴既象征着不同文明之间取长补短、相辅互动，也象征着平等对等、多元多向，由此才能走向亚洲乃至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活动之中。

　　作为中国文明的表象之一，关帝文化上承华夏文明之根，下传中华周边乃至整个世界，可谓是中华文明走向海外，推动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的一大典范，也彰显出作为中华文明的深邃的包容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尤其是到了全球化的当下，这一精神也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华文明延续与传播的极具代表性的“文明遗产”。就此而言，论文就以冲绳地区的关帝文化在日本的初传之地为对象，通过将这一文化的传播活动把握为“文明互鉴”，由此来尝试探讨关帝文化传播到日本的历史背景、基本形式、整体评价，从而把握关帝文化的现代精神与历史意义。

　　一、明清时期关帝信仰在琉球的传播

　　古代琉球（今冲绳岛），东北起日本九州南端的大隅诸岛，西南止于台湾以东的先岛诸岛，自东北向西南延绵约1000公里，成弧形链条，总面积约为2249平方公里。它是中国东海和太平洋之间的一个群岛国家，虽然国土狭小，偏处一隅，但与中国、日本在历史上的交流却是久远而复杂并占有重要地位。

　　明以前，琉球处于半开化的时期，加之又受到航海技术的制约，“国无典籍，其沿革不能详然”，其早期的历史甚为渺茫。至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遣行人杨载，携诏书出使琉球，自此开始了以中国为主体的册封进贡体制。同时，琉球凭藉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发展海外中介贸易，为中、日、朝三国及南洋各国之间的贸易的重要枢纽，成为叱咤海上的“万国津梁”。及至明万历年间（1573—1615年），日本国内的“战国大名”，更有觊觎海外之念，从而使琉球的对外处境益加复杂。时至日本庆长十四年（1609年），萨摩入侵琉球，琉球被迫置于萨摩藩的统治之下，这样琉球就成为两属国家。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875年，严令琉球彻底断絶与清朝的朝贡和册封关系，1879年日本强行废琉置县，改名为冲绳，将琉球纳入自己的版图。至此琉球国已成为历史，然而冲绳地区的人们却注重这段历史。

　　如果说制度式的宗教更多是和国家联系在一起，以其深邃的哲学内涵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那么多姿多彩的信仰习俗则更能够体现人们生活化的、活泼生动的精神面相，这一点在琉球信仰习俗的世界中表现得更为充分。明清时期琉球出现人格化神明尤其是关帝信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其精神的表述既是中琉友好关系的见证，而且又体现人格神的特点，满足人民不同方面的需求来概括无疑是可取的。

　　关帝原为三国时期蜀国的大将，名羽，字云长，山西解州人，后为刘备手下的五虎上将，他在代理荆州牧之时，东拒孙吴，北抗曹魏，不幸战死。后人在同情蜀汉政权的同时，也将关羽塑造为一个失败的英雄。后来，佛教徒传说关羽出家为僧，成为佛教护法神——伽蓝。于是，关帝崇拜在民间逐步发展。

　　明清时期，关帝信仰经过历代君王的褒封，已经普遍存在于福建地区。而琉球的关帝信仰主要经由册封朝贡和闽人迁徙两条途径传播到琉球。随着册封朝贡、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等，福建的关帝信仰与祭祀习俗也传入琉球，并迅速在当地传播并修建关帝庙。

　　关于关帝信仰传入琉球，《球阳》中有相关记载，琉球关帝庙创建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癸亥（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册封使汪楫、林麟焻出使琉球时，感慨琉球没有供奉关帝的习俗，于是便捐钱修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琉球王命令朝贡使赴华朝贡之际从中国带回关帝像及关平、周仓圣像。康熙三十年（1691年），琉球在天妃庙内建一个祭坛供奉关帝，并视为“护国伏魔之神”。这一史实在琉球国的史籍里多有记载：

　　“康熙癸亥（阙），册封敕使汪楫、林麟焻惜乎本国无供帝王，竟以创建帝王庙之意，深以许愿，乃捐白银五十两，请乞创建。此像至庚午年（阙），王令贡使能塑帝及关平周仓圣像，明年之夏奉此神像而回来，即上天妃庙内别筑一坛奉安，其像以致，圣诞及春秋之祭礼，永为护国伏魔之神焉。”

　　关帝庙者，乃护国伏魔之神，天下无不尊敬焉。但本国未有创建斯庙耳。康熙二十二年，尚贞王受封时，钦差汪、林二公徧谒寺院神庙，独惜斯庙之未建，遂能许愿，各发银两，因嘱唐荣官员云，迄我旋后，请代建庙。是故，紫金大夫蔡铎志多伯亲方奏允其事。康熙二十九年，乃当入贡之期，便托使者能塑关帝及关平、周仓三位圣像，越明年，奉此而旋。故于上天妃庙内别筑一坛奉安其像，永为护国之神焉。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尚贞王受册封时，钦差汪、林二公徧谒寺院神庙，独惜斯庙之未建，遂能许愿，各发银两，因嘱唐荣官员云，迄我旋后，请代建庙。是故，紫金大夫蔡铎志多伯亲方题请，王允其请。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乃当入贡之期，便托使者能塑关帝及关平、周仓三位圣像，越明年，奉此而施（旋）。故于上天妃庙内另筑一坛，奉安其像，永为护国伏魔之神焉。

　　自古以来，中国人尤其闽人祭祀关帝是因其忠、义、勇之形象特征，常常将其作为勇猛无敌的战神来祭祀的，并奉为“武神”、“农神”等。关帝信仰传播到琉球仍然保持英勇的形象，被认为具有护国伏魔的能力，被世人尊为“武神”，周煌的《琉球国志略》载有一则《琉球国创建关帝庙记程顺则》写到：“予至中华见所在神祠，血食乡土者甚多；独关帝庙貌清肃庄严，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健儿牧竖，莫不凛然起敬，瞻礼恐后也……视帝之忠义，奚啻天壤也。其心折于帝也，宜哉！”可见，关帝在琉球也被认为是勇武和忠义的化身。后来关帝的护国之能力逐渐放大，每遇逆贼作乱、国灾家难之时，琉球人多有祭祀关帝以祷告保佑之习俗。在《球阳》中记载，“尚泰王六年，上届戌年以来广西省逆贼作乱祸，及各省用烦（阙）宸虑。是年，特派遣各官于辨才天堂辨岳观音堂、关帝王、天尊庙、龙王殿两天后宫等处，祷告诸神早扫逆贼以归太平。而于辨才天堂辨岳观音堂等处，遣王子代祷，其余王子暨按司三人、法司御物奉行、申口吟味役等官，并自紫巾官，至筑登之座，敷各一人陪祷于关帝王、天尊庙、龙王殿两天后宫等处。本应遣法司官代祷，但因英人留国，遣紫巾官代祷，申口座当势头里之子筑登之各一人总理官长史里主御物城陪祷。”甚至在外国侵入时，琉球人也不忘去关帝庙祷告，《中山世谱》载：“咸丰十一年，本年传闻中国贼兵昌炽，骚扰不堪。况又北京，有英、咈、哦三国夷人，但振威势力，闯入城内，猖獗不堪等由。主上深为轸念，意欲扫尽贼氛，除去夷人，早享太平之福。乃祷告各神……又于关帝庙、天尊庙、龙王殿、两天后宫等处，特遣向氏识名亲方朝显，率同诸官代祷。”

　　二、中国文化影响下的琉球关帝信仰

　　琉球信奉的关帝是中国的民间俗神。关帝则为中国道教俗神，又称关公，关圣帝君。原为三国蜀汉刘备的武将。传说关羽死后，头葬河南洛阳，身葬湖北当阳，人感其德义，岁时奉祀，亦称“武圣”、“关二爷”。唐建中三年(782年)，关羽被列为古今六十四名将之一，放进武庙，配享姜太公。宋代以后，关羽便被带上“武圣”的桂冠。明神宗封之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又把关羽庙长格为“武庙”，与文庙--孔庙并列。清代皇帝标榜关羽为“万世人极”，在北京修建了关帝庙，还通令全国，普建关庙，按时奉祀香火。武圣关公庙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文圣孔庙。宋崇宁元年(1102)追封忠惠公，后封义勇武安王，明初祀为关壮缪公。万历三十三年(1605)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清康熙五年(1666)敕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而琉球关帝信仰之八月十五单刀会之祭奠，亦来源于三国时期的一个典故。关帝信仰在中国影响范围十分广泛，兼有降妖伏魔、国家守护神、门神、武财神等等神格。

　　明清时期，琉球的民间信仰深受福建文化的影响。古琉球的崇拜观与福建民间信仰文化就极具相似性，明清时期的两地频繁往来，使其逐渐吸纳并融合了明清福建信仰文化中的特色。琉球的民间信仰与中国特别是福建的民间信仰一样都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再生性，这与西方的一神信仰具有明显的差异。明以前，琉球古国就存在对于创世者的诸多神话传说，如荒神、辨才天女就作为国家的守护神的形象，在琉球民间广为流传。明清时期，福建与琉球的紧密往来，特别是两地民间往来的频繁，加之闽人三十六姓的迁徙，福建的民间信仰文化不断的渗透至琉球。明清时福建的鬼神形象数以百计，民间信仰发展至顶峰，各种民间俗神数量不断累计至最高点有迁徙入闽的中原人所带来，有土生土长的，也有两者相结合所产生的，其中有些神灵甚基至拥有几十至上百座庙宇。各类俗神被福建人陆续的引入琉球。

　　而关帝信仰具有保卫地方国家安全、造福一方能力的神，琉球人也将其吸纳并将其转化为自己地方的神灵。琉球有专门的关帝信仰祭祀活动，《琉球国由来记》载：“关帝庙，每年五月十三日圣诞、六月二十三日显神、八月十五日单刀会，皆例供祭物（俗云三味），每月朔望，例供灯一对，每年正月元日，例供月饼三盘。自其十三日至十九日，例供灯五个。右供物之数，详见于定手形。这些祭祀活动也大体跟福建民间传统类似。

　　此外，上文提及的《琉球国创建关帝庙记》除了记载立庙始末，还言明琉球设立关帝庙并不是为了国家武运昌隆，而是为了昭显君臣之义幷且教化百姓，取关帝忠义之神的意义，就集中体现了中国的关帝信仰与琉球的当地相结合。随着时代变迁，琉球人按照自己喜好把信仰的内容加以改变，关帝信仰也逐渐演变为“农神”“雨神”，李鼎元《使琉球记》载：“六月朔日，晴。连日球阳少雨，农家望雨甚切。因与介山至文庙、天妃宫行香，遂默祷于天后、关帝，求赐甘霖以救一方……未刻，阴云密布，飞雨数点而止……初二日大暑，阴……午后，微雨…初三日，阴。未刻，大雨，番薯得此，不啻甘露。”后来，航海之人出海时，亦多将关帝像供奉于船中祈求顺风，周煌的《琉球国志略》曰：“关帝庙在上天妃宫神堂之右。册使汪楫匾曰‘莫不尊亲’；徐葆光联云：‘赤心常挂扶桑日，正气时通大海风’。”

　　三、琉球关帝信仰的传承与变异

　　琉球的信仰习俗受多方文化的冲击，不仅来自外来信仰或宗教的影响，而且也融合了缘由的信仰崇拜，产生了一系列的信仰习俗，形成了琉球人的精神习俗。诸如关帝信仰是琉球人格化神明。而人格化神明主要源于人们对灵魂不死的信仰。在琉球最古老的神话中，灵魂被抽象化为一系列的“神明”，诸如荒神和女神被认为是最高的神灵。这些神明不再是个别事物的灵魂，而是支配同类事物的灵魂。特别那些造福过人类或者对后人有深刻影响的人物，通常被认为死后的灵魂仍然可以庇佑人们。神明的形象或不断地被创造出来，或从外来传入，且很快落地生根，且历代传承。这些神明也有形体，因为他们是以自身的灵魂来理解其他灵魂，所以他们也将神的形体看成与人相同，且穿着与造神人相同的服饰，如“荒神年不过二十余岁，着王者冠赏”。琉球民间信仰繁盛，大量的外来神传入琉球，尤其是中国道教思想的传入且广泛传播，琉球的民间信仰的神明丰富且独特。据嘉庆十三年（1808年）册封使齐鲲描述，琉球寺庙“所供神佛像多奉自闽中，先师、关帝、天后外，有辨才天女、大士、天满大自在天神、三首六臂天孙不动王、雷声普化天尊、手剑而立不动尊、龙神诸像”。可见，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琉球的天尊、关帝、天妃、龙王、土地等神越来越多的神灵形象不断的出现，幷且在琉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以满足人们不同方面的需求。

　　可以说，琉球民间信仰深受中国的影响，尤其是关帝信仰。中琉的关帝信仰的沟通与互见，是很值得思索。信仰习俗主要形成途径，或是土生土长，或是他地信仰习俗传入与变异。而信仰习俗的传播是有条件的，其主要的媒介是人，人的迁移和并入必然带来信仰习俗的新成分。因此，不同地区，不同国族之间，是可以沟通互见的。琉球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然而任何信仰习俗传播到他地，也不会是一成不变，原封不动的。信仰习俗间的吸收，与信仰习俗间的同化是同时存在的。因为当地条件和固有习惯，时刻在影响着外来的信仰习俗，闽人三十六姓即使开始带着自己的信仰习俗在琉球扎根，也不能长期抗拒信仰文化的同化。这种同化或交融，必将带来某些变化，只是在程度上由于原条件适应性的差别，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如民间信仰、丧葬、岁时节日等受当地环境、物产、固有传统的限制，不同成分较大，变异也较多，而在石敢当、龟甲墓型方面，因牵涉其他条件的制约较少所以没有什么变异，或变异较少。因此，当我们认识琉球信仰习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既要从大文化圈来考虑；也要从具体交流与沟通中来认识，既要从其一致性来观察；又要从其差异性来分析；既要看到其传播，也要看到其差异和变异。唯其如此，才能进行客观更为客观认识琉球的信仰习俗，也才能使我们的观察接近于事实。

　　关帝信仰从原先的降妖伏魔、国家守护神、门神、武财神等等神格，加入了琉球人民的喜欢，演变为“农神”“雨神”，成为转向本土化、构筑文化自觉的一大标志。尤其是在初传琉球的一段时期，关帝文化以包容的精神、强韧的性格一步步地得以生根发芽，得以延展扩充，并始终发挥着一种“文明互鉴”的有效功能，也成为了中华文明走向海外的一大典范。

　　正如习近平主席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之中所提到的，“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包容精神、交流互鉴、文明和谐也是构成亚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内容。不言而喻，这一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厚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血脉之中，也在当下的全球化的实践之中浇筑了“新世界主义”的文明形态。不仅如此，中国作为这一实践的倡导者、先行者、共建者，更需要在这一过程中提供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中国方案，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利益、价值、责任、行动的共同体。站在这一基点，我们或许可以重新认识到关帝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