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闽南师范大学和漳州市东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关帝文化研讨会”，是一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连接海峡两岸文化的盛会。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关帝文化”，很有必要予以进一步的阐释与认识。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偏执的“机械唯物论”的影响，人民对于诸如关帝等等的神明崇拜，指斥为“封建迷信”活动。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关帝文化”对于连接海峡两岸人民精神文化上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关于举办“关帝文化”等等的活动，为民间和政府所认可。但是对于“关帝信仰”本身的性质，还是闪烁其词，不敢旗帜鲜明地指明她的积极文化意义。我认为，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作法，应该彻底摒弃。

　　如今我们提倡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首先就必须瞭解所谓的“文化”，包含了些什么内涵？文化概念的含义，自然是相当广阔的，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承认，民间信仰毫无疑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在《文化与修养》一书中对“文化的内涵”做出了这样的论说：“要具体地瞭解什么是文化，最方便之道是从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一句名言为引子说起。罗素曾说:‘人类自古以来有三个敌人，其一是自然，其二是他人，其三是自我。’罗素这句话是有相当永恒的意义，我们可以把它延伸而说明“文化”。我们可以说，人类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首先面临了自然的困境，要克服自然才能生存下去。人类为了克服自然这个敌人，所以创造了第一类的文化，我们可称之为“物质文化”或“科技文化”。所谓物质文化，也就是指工具以及衣食住行所必须的东西，以至于现代科技所创造出来的机器等，人类借这些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与工艺得以克服自然，而取得生存所必须的东西。其次，为了与他人和谐共处以维持社群的生活，所以创造了第二类文化，我们可称之为社群文化或伦理文化，那就是道德伦理、社会规范、社会制度、典章法律等等。人类借这些社群与伦理文化得以从事社会生活，构成复杂的人类社会。最后，人类为了克服第三个敌人——自我，也就是克服自己的感情、心理、认知上的种种困难与挫折、忧虑与不安，因而创造了第三类文化，我们可称之为精神文化或表达文化，那就是艺术、音乐、喜剧、文学，以及更重要的宗教信仰。人类借这些创造以表达内心的种种感情与心理状况，并借这种表达而得到满足与安慰，进而维持自我的平衡与完整。……文化的三个范畴，那就是物质文化、社群文化与精神文化。”

　　显然，包含着宗教信仰在内的精神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理所当然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缺少精神文化、宗教信仰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无法可以想象的残缺文化形态。真正的“唯物主义”的概念，其本身就是属于精神文化的，唯物主义者应该正视同属于精神文化的宗教信仰，当然也包括民间信仰。

　　早在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就精辟地指出：“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我们的祖先，早在数千年前，就告诫人们应该敬畏自然，敬畏天地，把天时、地利、人和奉为国家与社会得以进步、发展、强盛的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从现今的一部分人看来，所谓“敬畏自然”、“敬畏天地”，饱含着许多不可知论的唯心主义色彩在里面，因此是迷信的。不可否认的是，数千年来，人类对于大自然，对于“天地”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近两百年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昌明，人类对于自然、天地的认识，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大自然的奥秘和天地的神圣，永远不是人类所能完全掌控的；同时，作为“人”的个体，在一生的生活经历中，难免遇到许多自己所困惑与无法遣解的精神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先，为后人创造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这其中就包含了以敬畏自然、敬畏天地为核心的道家思想文化。而我们现在所流传下来的民间信仰，正是基于这种敬畏自然、敬畏天地的道家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幷且传播下来的。

　　就中国民间信仰的产生和发展的历程看，絶大部分的民间信仰，都是从宋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宋代在中国民间信仰发展史上的这个重要节点，正好与中国儒家发展史在宋代的重大变化，相互吻合的。中国的历史演变到宋代时期，先秦汉唐时代的豪门士族制度，已经土崩瓦解，不复存在，以平民科举出身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成了宋代社会的中坚力量，社会逐渐向平民化转变。唐代后期以迄宋代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化，促使了社会的上层建筑即精神伦理、思想教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相应的变化。我认为，宋代理学群体的出现，正是在这一社会基础背景之下涌现出来的。宋代理学家们的思想内涵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却对后世的精神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就是：宋代理学家们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之上，一定程度上揉合进来一些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从而逐渐出现了儒、释、道三家相互参揉甚至合一的某种趋向。在宋代的这种文化发展趋向之下，许多民间信仰在这种多元文化融合的沃土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中国以及闽台两地许多有重大影响力的民间信仰，如关帝、妈祖天妃、保生大帝、清水祖师、法主公、广泽尊王以及王爷信仰等等，都是在宋代确立起来的。在这种多元文化融合的沃土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间信仰，其信仰的文化内涵，远不只是所谓的宗教的精神寄托，而是包含着许多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在里面。

　　唐宋以来中国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与融合，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信仰和精神信仰，深具自己的文化特色。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中，并没有“宗教”一词，“宗教”一词的使用，是近代受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播而逐渐广泛运用于国内的。广义上的“宗教”，固然是指人神之间的交往方法，藉以追求人生的究极意义，来解决生存问题的社会现象。但是就“宗教”的具体定义而言，即使是西方的学者，也是众说纷纭，各执己见。从人类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世界诸多不同的宗教，就会发现，宗教是与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密不可分的。世界众多民族均有他们自己的文化，而他们的文化又塑造了他们的宗教特有模式。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的文化传统，自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与西方各国的文化传统很不相同，这也正是诸如关帝、妈祖等中国本土的信仰在中国各地特别是闽台两地根深叶茂的原因所在。如果把西方的学术概念原封不动地硬套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其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以往我们动辄用西方的所谓“唯物主义”来评判我们本土的宗教及民间信仰，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削足适履。

　　如果我们较为细致度考察关帝、妈祖等中国本土信仰的种种神迹传说、教义文本、卜问诗签中，或是在庙宇里壁画上所描绘的故事，我们都可以领略到这些神明的宣说，基本上是以儒家的“孝道”理念，以及儒、佛、道各家关于“扬善惩恶”的理念作为闽台王爷的神格标准的。神明们基本上都是以这种伦理道德作为精神追求目标的。许多民间信仰的寺庙，还印制出各种的劝善书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醒目的图画，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忠贞孝道”等伦理思想和“扬善惩恶”的故事，向信众们广为传播。不论是儒家经典，还是佛家经典、道家经典，其内容虽然博大精深，但是这些经典并不是一般的民众所可以学习领会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些博大精深的儒、佛、道教授，与一般的下层民众没有太大的关系。而只有把这些博大精深的经典转化成一般下层民众所能接受的语言方式，这种经典才能在中国的民间社会产生重大的文化影响力。民间信仰揭示“忠贞孝道”及“扬善惩恶”的理念，正适应了宋代以来经典平民化的趋向，因此这种民间信仰，我们切不可把拜神祭祀当成简单的酬神求愿行为，在其背后，发挥着重要的教化民众、端正社会的巨大社会功能。包括关帝信仰在内的闽台民间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正统儒家伦理道德教育高高在上而无法直接惠及下层社会的教化缺陷，从而为宋以后民间基层社会传统文化教化的普及，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再者，宋代以来民间信仰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民间信仰与基层民俗化的结合。唐宋之后，佛家和道家虽然还有不少虔诚的信徒，坚守着清规戒律，从事着佛理、道法的研习，幷且自成系统、渊源可寻，但是在另一方面，宋明以来宗教信仰深入民间社会，宗教信仰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鬼神崇拜成了基层社会文化生活龢民俗风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基层一般民众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虔诚的许愿祈梦，隆盛的迎神赛会，恐怖的驱邪普渡，已经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融为一个民间文化的整体。在这样的民间文化的氛围之中，人们通过民间信仰的道德化教义，自然而然地从中吸取了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养分，从而世代相传，文化永续。民间信仰自然而然地成为儒、佛、道三家经典之外的教化社会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工具。事实上，在旧社会中国普遍缺乏文化正规教育设施的情况下，文盲的人数直至解放初期，占有总人数的百分八十以上，人们希望通过正规的文化教育来理解和传承我们的传统优秀道德价值观，是不太可能的。而这种扎根于基层社会业已民俗化的民间信仰的道德文化传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宋以后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和道德价值观代代传承的主要途径。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依然从所谓“封建迷信”的视野来考察和研究闽台区域的民间信仰，无疑是十分短视和偏颇的。民间信仰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与文化的进步背道而驰的，但是我们在考察闽台区域的民间信仰时，却不能不看到关帝信仰、妈祖信仰等民间信仰在推进这一区域文化进步时所产生的积极正面作用，它的社会文化教化功能，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3月1日在《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龢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领导干部还应该瞭解一些文学知识，通过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陶冶情操，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很深厚的文学素养，在诗词歌赋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总之，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1月12日在《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一文中强调：要不断体会和弘扬先人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德，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喻于义”、“言必信，行必果”、“德不孤，必有邻”、“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等，为为人处世、安身立命提供重要启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述，不正与关帝文化有许多共通之处。

　　自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逐渐以比较宽容的心态允许民间信仰重新活动。虽然说中国的民间信仰活动一度受到严厉禁止，许多民间信仰的庙宇也惨遭破坏，但是这种文化的印记，是不可能被完全压制消灭的。一旦当得到政策与环境的允许之后，中国的民间信仰，特别是福建地区的民间信仰，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这种情景的出现，本身就有力地证实了文化发展的延续性和顽强性。民间信仰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传承与发展，并不是一些突发性和非理性的阻隔所能消失的，它的传承和发展虽突然将受到某种阻碍，但是从长远的发展眼光看，它将继续沿着自己的文化发展轨道，不断前进。这正是我们今天在这里举办“闽台关帝文化信仰研讨会”的意义所在。当然，任何一种民间信仰，都有其某些落后的文化因素，我们在继承发扬关帝、妈祖等民间信仰文化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吸取精华、弃其糟粕”的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于2011年9月1日发表的《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告诉我们：在学习历史知识的时候，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不能读死书，要同工作实际结合起来，对所读之书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知古鉴今、古为今用，这样才能在我们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中发挥历史知识应有的积极作用。根据这一原则，把关帝信仰中所发挥出来的教化社会、端正民风的道德精神意义，进一步光大。把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民间信仰文化的研究、继承和弘扬，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2023年6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举办“文化传承与发展”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号召。同时他对中华文明精辟归纳出五个突出特征，这就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还就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出了不二的方向，这就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或许可以说，“海峡两岸关帝文化研讨会”的举办，就是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项具体举措。让我们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更加深入地领会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邃内涵和精神意义，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我们绵薄的奉献。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的郑玉玲教授，素对关帝文化怀有赤子之心。此次会议从策划筹办以至研讨及汇集编辑成集，郑玉玲教授均亲历亲为，费尽心力。现在，关帝文化论文集行将出版，郑玉玲教授嘱我为序，我岂能推却？谨此拉杂缀上以上文字，一以把自己对于关帝文化的点滴认识，聊为芹曝之献；一以祝贺郑玉玲教授厥功有成，再接再厉，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更大贡献！

　　2024年9月30日

　　（作者系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中国朱子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