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浦生（1874—1965）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经学家，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等职。他一生将小我完全融入国家的大我之中，既在理论层面阐释爱国思想，又在实践层面为祖国鞠躬尽瘁，始终成为一代忠诚的爱国人士。

　　一、成长经历与赤诚爱国情怀

　　达浦生生于江苏省六合，从小在六合义学接受传统教育，打下扎实的教育基础。当时，列强入侵的惨痛现实激发了他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深入思考。达浦生回忆说：“我家境贫寒，入学读书不易，因此发愤读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那时是晚清时期，列强频频入侵，大清国势日颓，眼看中国就要亡国，所以我读书时就想今后学业有成，定当报效国家。”

　　1894年，中日爆发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这场战争直接改变了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命运，中国掀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一页，而日本却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甲午之败，是中国人集体的苦难记忆，也惊醒了苦难中的无数中国人。是年，达浦生20岁，义愤填膺，怀着忧国忧民的理想，离开家乡，前往北平投入著名回族人物王宽处继续学习。王宽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人士，他真挚深沉的爱国情怀和敢为人先的革新精神，对年轻的达浦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达浦生表示，之前他的思想还囿于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范畴，远落后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他的思想获得极大解放，欣然接受民主共和思想。1912年9月12日，王宽等人以中国回教俱进会的名义接待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在欢迎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号召说：“今我国改为民国，采共和立宪政党，此为世界最良、最上之政体，贵教宜以宗教之感情联络全国教徒，格外发出一种爱国精神，辅助国家……”达浦生参加了这次盛会，他的心灵再次受到孙中山先生民主进步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洗礼。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扺御外侮、保家卫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达浦生旗帜鲜明地阐述道：“国家权利被人抢夺，……当群起扺抗……爱国属于信条之内。”1937年8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达浦生等联络上海相关人士，全力救济难民。日军占领上海后，到处物色在华的代理人，企图以华制华。达浦生成为被日军寻找的对象，“想利用他……参加伪组织”。达浦生“蛰居在租借中，既感救亡工作在沪未有赓续进行，又鉴于汉奸敌人对我的阴谋，租借也未可久居，于是决心摒挡一切，告别全沪的教胞同志，首途出国，远赴中东各地，为我国的抗战而宣传。”

　　达浦生计划远赴海外宣传抗战，既为躲避日军的阴谋所致，又与中东等地区对抗战真相不了解甚至颠倒黑白紧密相关。达浦生在与国外友人的信函中发现，日本自发动侵华战争开始就派遣人员前往中东地区进行歪曲宣传、混淆视听。

　　1937年12月，达浦生只身离开上海，赴海外宣传抗战。临走前，他发誓“上海一日不光复，一日不回来。”拳拳爱国之心，可见一斑。达浦生首选埃及这一在伊斯兰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国度作为海外宣传的第一站。1938年1月，达浦生扺达埃及，恰逢埃及国王法鲁克举行结婚典礼。在这一喜庆的嘉礼时刻，埃及国王召见了达浦生，达浦生介绍了中国抗战的真相：“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其居心已久，已数十年之积虑，一朝爆发，希望于最短时间解决中国。吾中国立国数千年，人民有四万万五千万，且地大物博，岂能忍此奇耻大辱，故各省人等与暴日抗战到底，中国此次对日抗战，……为正义之争，乃神圣之争也。”他又说：“我整个中华民族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咸存玉碎之心，不为瓦全之念，日本虽强亦不能占我片土，制我民心。中国的回教徒也如非回教徒一样的热爱祖国，抗御暴敌不愿为日人之奴隶。或直接持戈参战，或努力于后方工作，携手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法鲁克国王深表赞叹，并表示：“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中国的。”达浦生首站宣传活动非常顺利，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第二站，他选择了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虽然，达浦生的抗战宣传得到了沙特国王和各国人士的支持，但是，他发现口头宣传非常有限，需要以文字材料扩大宣传面和影响力。于是，他重返埃及，完成6万字的《告世界回教同胞书》，以确凿的事实揭露了日本的侵华罪行，阐明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质，呼吁全世界穆斯林谴责和制裁日本帝国主义。《告世界回教同胞书》先在埃及《金字塔报》上连载，并印成单行本分发至中东各国，产生了巨大反响，赢得了广泛理解和支持，还自愿募捐药品、纱棉等物资，寄往汉口。

　　随后，达浦生前往印度开展抗战宣传，其间发表了9场演讲，不仅得到该国人民的积极回应，而且博得积极援助。他在印度瞭解到，在甘地主持的援华反倭运动中，印度教徒已捐款近三十万元。结束印度的宣传后，达浦生还前往东南亚各国作抗战宣传。达浦生的海外抗战宣传不仅为所到各国政要和广大民众正确瞭解中国人民的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得到了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上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大力支持，并极大地鼓舞了国内民众的抗战热情。

　　回到祖国后，达浦生继续在国内各地参与抗日爱国宣传，他号召说：“抗战则生，不抗战必死，唯有全民族团结起来，血战到底。”时至今日，他的这一爱国信念和报国行动依旧产生着重要的现实引导价值，成为宝贵的爱国主义精神遗产。

　　二、心向光明与爱国公共事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更成为全国人民最为信赖可靠的主心骨。达浦生在南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生，心潮澎湃，心向光明。

　　1951年秋，时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的周而复邀请达浦生在上海会面，并转达了周恩来总理邀请他前往北京参与筹备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指示。已是77岁高龄的达浦生得到这一消息时非常振奋，不顾年老体弱，欣然接受了党和政府的盛情邀请，踏上了北上的旅途，他的人生从此又翻开了新的光辉篇章。

　　1952年7月，达浦生与包尔汉·沙希迪、刘格平、赛福鼎·艾则孜、杨静仁、马坚、庞士谦、马玉槐等知名人士作为发起人，筹备全国性爱国宗教团体——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达浦生在筹备会议上致辞说：“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平等友爱合作的大家庭里，才有可能召开这样盛大的会议。”

　　经过近一年的精心筹备，1953年5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北京成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国性爱国伊斯兰教组织，标志着为党和政府与广大穆斯林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在成立大会上，包尔汉·沙希迪当选为主任，达浦生为副主任。同时，他还担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与党风雨同舟，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穆斯林聚居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为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和睦和社会稳定积极做出努力。

　　1954年，达浦生任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任全国政协常委，自1954年起，先后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党和国家分解忧愁。1954年4月，亚非29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会议，史称万隆会议。达浦生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宗教顾问参加了此次盛会。这是亚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侵略战争，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而召开的一次盛会。

　　早年，达浦生在重庆就与周总理有过接触，新中国成立后，在不少重大活动上经常见面，是真诚的老朋友了。这次在飞机上，两人不仅交谈投机，而且留下了周总理将自己床位让给年长的达浦生的历史佳话。会议期间，周总理在公开讲话时，总把达浦生阿訇介绍给各国政要。达浦生渊博的宗教学识和儒雅的风度，亦赢得各国的普遍尊重，客观上为宣传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提升中国在亚非各国的威望与影响起到了良好的效应。达浦生回忆说：“我随周恩来总理参加了亚非万隆会议，以亲身体会向世界验证了中国共产党人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真实可信、诚心诚意的。”

　　达浦生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1957年国庆典礼上，达浦生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毛主席风趣地问年逾八旬的老人：“先生有何健身妙术，如此老当益壮！”老人答道：“每日五次功课，数十年总不间断。”毛主席听后大笑。一次达浦生应邀参加国宴，坐在毛主席的旁边，毛主席给他主动夹菜，可谓情深义重。

　　达浦生作为宗教界代表多次参与国家的出访和接待国际友人来访的活动，担任了民间外交使者的重要角色，为宣传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促进人类和平事业积极奔波。

　　三、兴办教育与培养爱国英才

　　达浦生作为一名著名的宗教人士，他自觉地肩负着促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任，以期伊斯兰教顺应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潮流，与时俱进。他认为，教育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要既传承文化、秉承道德，也要经世致用、有所作为。

　　1899年，达浦生在家乡创办六合广益小学，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在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等方面与当地公立学校相近早在1907年，达浦生的恩师王宽阿訇在北京创办回文师范学堂，改革了传统的经堂教育，办学理念和课程设置均融入现代意识，“经学中兼习汉文及科学”，开创了新式伊斯兰教教育的先河。王宽曾命达浦生担任过一段时期的回文师范学堂校长一职，这让他增长了才干，更重要的是革新了教育思想。他是这样阐述中阿兼修的重要意义：“吾为中国人，当然须精研中国文字。吾人为回教徒，当然又须深知回教精义。然欲人人尽精究阿文，其势似不易行。唯有延聘精通阿文与汉文之良师，妥定课程，以汉文讲授教义，并略授阿文，以植其将来深造之基础耳。果尔，则匪特我教民将来于知识程度能日渐提高，于生计方面能日臻发达……”显然，这是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关键，唯有培养中阿兼通的宗教人才，才能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伊斯兰教，彰显我国伊斯兰教的中国品格，强化中国穆斯林的中华文化认同，同时，还能实现提高知识水平和解决生计问题的双重目标。

　　1912年，受甘肃省提学使马邻翼邀请，达浦生任兰州回教劝学所所长，创办了穆斯林新式学校——清真第一高等学校，旨在传播新风气，提倡新思想，促进民族团结。在他的推动下，甘肃成立了多所新式小学。1928年，达浦生与哈德成等创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达浦生任校长。该校先后培养四届毕业生，造就一批伊斯兰教优秀人才，如马坚、金子常、定仲明、林兴智等赴埃及留学，学成归国后为我国阿拉伯语学科建设和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做出重要贡献。1939年，基于恢复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的初衷，达浦生在甘肃平凉建成“平凉陇东伊斯兰师范学校”，自己任校长。这所学校的教学理念和课程设置与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基本相同，而最大的特点是因抗战爆发，在学生中深入宣传抗日主张和爱国思想，培养出一批具有深厚爱国情怀的高层次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高层次爱国宗教人才成为达浦生萦绕心头的大事。按达浦生的话说：“培养大批学贯天人、学贯中外、学贯古今的高品级人才”，带动全国穆斯林跟上新中国前进的步伐。1954年，达浦生和包尔汉·沙希迪等提出创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的设想。1955年，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正式成立，达浦生任副院长，次年担任院长。这是培养高层次爱国宗教教职人员的伊斯兰教高等学府，作为学院的主要负责人，达浦生在办学方针、院校建设、师资引进、课程设置等方面全面规划，为学院的稳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已经形成全国本科班、新疆本科班、阿訇学历班、阿訇培训班和研究生班同时幷存的教学格局以及从学士到硕士的新教学体系，并正在建成中国伊斯兰教育的教学基地、研究基地和培训基地。回望历史，这与达浦生等老一辈人士当年呕心沥血的铺路奠基是分不开的。

　　达浦生不仅为促进伊斯兰教中国化培养人才，而且著书立说，从理论上积极构建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他潜心著述，完成伊儒会通的典范之作《伊斯兰六书》。这部著作共6卷，前三卷为穷理尽性之学，后三卷为修齐治平之训。他继承了刘智等创立的金陵学派的经学传统，用现代语言系统地阐述了对伊斯兰教历史、教义、哲学、教育、伦理，特别是自然和科学的认识，对历史上的伊儒会通做出了顺应时代的开拓之功。他的著作不仅在内容上为伊儒会通融入了民主、科学等时代精神，而且在方法上用现代语言做出的阐释实现了伊儒会通思想的通俗化，更加有利于对普通信众的思想引导。同时，他在讨论性理问题时既重视儒家思想的阐发，又注重伊斯兰教经训依据的支撑，进而提升了伊斯兰汉文典籍在穆斯林群众中的权威性。这为我们推进新时代伊斯兰教中国化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迪。

　　达浦生一生为抗日宣传、国家建设、民间外交、宗教教育和经学建设等作出积极贡献，但是，他自己曾谦逊地说：“奔波一世一事竟无成，欣逢社会日新，始得为国为教略尽微忱，尝自愧！”这体现了他虚怀若谷的人生品格和忠于国家的君子风范。

　　作者敏俊卿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编辑部主任、《中国穆斯林》杂志主编；洪长有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原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