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太阳花学运”余波未尽，已经酝酿一年多的“反课纲微调运动”一波又起，本次运动起因是2014年2月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公布了普通高中语文及社会领域课程纲要微调方案(简称“课纲微调”)，2015学年台湾高中语文、历史等科目将使用新课纲。正是这一课纲微调方案在岛内引发争议，随着新课纲生效日期的临近，岛内抗议活动逐步升级，事态走向引发广泛关注，最终高中生第一次成为学运的主导者，但稚嫩的花朵被邪恶的“台独”势力所蒙骗，终是无奈的草草收场，但也将台湾的命运往“独化”的深渊又推了一步，对台湾社会及两岸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节　反课纲微调运动的背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反课纲微调运动”之所以爆发，是“台独”史观的长期毒害、课纲调整中的不断冲突以及大选需求紧迫三方面合力的结果。

　　一、“台独”史观下课纲积毒深重

　　课纲是课程教学的风向标，“反课纲微调运动”之所以会被高中生群体所扺触离不开“台独”分子十余年在教育领域的“台独”意识的腐蚀，其以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为理论开端，以李登辉的“88课纲”为行动起点，在陈水扁的“95课纲”和“98课纲”中进一步深化。

　　杜正胜是“台独”史观的重要推手，1995年，他发表《历史教育的改造》和《本土-中国-世界》等一系列作品，提出要将中国史为主体的历史教育改造成以“台湾”为核心的历史教育，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是在“告别中国”，提出同心圆式的历史课程设计，即第一圈乡土史、第二圈台湾史、第三圈中国史、第四圈亚洲史、第五圈世界史，以强调多元化为表象，试图从历史概念层面将台湾从中国剥离，进而解构“大一统”理念。

　　李登辉上台后随着其个人权力的巩固，其“台独”野心日益显现，1999年在两岸关系上提出“两国论”，即“大陆与台湾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在教育领域，则是从历史科目为主要着力点，提出为高中课程以适应台湾的“本土化”需要，开展高中课程标准修订，于1999年（民国88年）实施，即“88课纲”。在88课纲修订中“台独”历史学家杜正胜成为李登辉的左膀右臂，“台独”史观被进一步渗透到课纲之中。在历史科部分将中国史和台湾史并列，试图通过所谓“台湾主体性”的体现将中华和台湾以并举的方式进行意识上的分离。还将台湾地区相关知识进一步单独编撰成《认识台湾》教材，而杜正胜便是该系列教材的主要编写者。其内容组织与叙述方式多是同心圆史观视角下“台独”和“皇民”，一方面在台湾视独立“国史”，将中原王朝对台湾的治理看作是外来政权。另一方面美化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

　　在陈水扁时期的“95课纲”和“98课纲”中“台独”教育倾向进一步凸显。伴随着民进党的执政，杜正胜于2004年被提拔为“教育部”部长，任内力推由“台独”意识浓厚的张元主持编修新的课纲，即“95课纲”，将台湾史和中国史彻底分离，1945前编入中国史，1945之后列入台湾史，单独成册。之后周粱楷在“95课纲”的基础上，将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进一步深化到课程指导要求中，“去中国化”和“台独”思想更加凸显，如将光复改为战后，将中国第一大岛改为海南岛，开始以我国来进行自我表述，如“我国国土面积36000多平方公里”，将涉日表述进行“中立化”表述，美化慰安妇事件，提出有“自愿从事慰安妇的妇女”。将台湾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时间纪年由“中华民国纪年”改为日本天皇的大正纪年。十余年的台独课纲的实行对学生、青年和教师群体影响颇深，“皇民思维”与“文化”台独”的毒害日渐深化，接受内藴着“同心圆史观”的课纲下成长起来的学生逐渐成长为台湾教育界的重要力量，成为课堂教学和课程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和执行者，这为后面马英九政府试图“拨乱反正”的课纲修改，造成了巨大的阻力。

　　二、课纲调整中冲突不断

　　马英九当局执政台湾地区后于2009年开始对部分课程纲要进行修改，2011年时完成对历史和国文课程的重新修订，并于2012年开始实施，即“101课纲”。但在总体上并没有和“98课纲”有大的区别，总体结构未变，诸多表述并没有回到“一中”的框架之下。于是2014年初，台湾教育部门以“错字勘误、内容补正及检核”为由对“101课纲”进行再次修订调整，强化日本统治期间的殖民色彩，突出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历史联结，并于2015年实行，即“104微调课纲”，而该版本课纲对一些历史表述进行了更加符合史实的修改，规范了两岸之间的表述，将“中国”调整为“中国大陆”，特别是对台湾史部分进行一定的调整。虽然仅是微调，但却挑动了“台独”分子的神经，招致教育领域内众多“台独”倾向立场的教育工作者的反对，以亲緑学者周婉窈、吴俊莹为首的教育界人士发表关于质疑104课纲的文章，进一步引发了从高校教授到高中老师再到学生的争议，议论之声不絶于耳。

　　台湾高中历史课纲争议点

　　表格略

　　2014年1月17日，台湾“教育部”召开公听会，公布普通高级中学历史科课程纲要部分修正表，说明瞭微调课纲的内容、审查和程序。

　　2014年1月23日，包括台湾教师联盟、公投盟等多个“泛緑”背景团体到“中华民国教育部”前抗议，以质疑编辑成员政治立场为理由，要求撤换课纲总召王晓波及课纲委员谢大宁，并再加开公听会。提出“教育部”修改课纲无急迫性、刻意操作公听会时程、课审会审查程序黑箱、检核工作小组成员非史学专长无代表性且以促统意识形态干扰课纲调整等。民进党发声支持要求停止调整高中课纲。“教育部”表示课纲修改过程与内容合乎法律。

　　民进党、台联政党也表态反对课纲微调，除民进党执政的6县市联合扺制微调后的新课纲外，民进党更向“监察院”举发“教育部”违法失职，指课纲微调违反行政程序和中立客观专业等；民进党“立委”更协同台湾教授协会控告“教育部长”蒋伟宁涉嫌伪造文书，认为其在1月25日课程审议会决议的“不同意”课纲微调登载为“同意”。

　　2014年1月27日，2012年国教课程审议会最后确定通过“104课纲”，国文及历史、地理、公民共四科课纲的“微调”。1月29日，台南市的民进党籍市长赖清德宣布台南市拒用“教育部”的最新课纲。2月5日，民进党中常会决议，民进党执政的6个县市（高雄市、台南市、宜兰县、云林县、嘉义县、屏东县）将拒絶在本地区使用“104课纲”，认为此次历史课纲调整为“黑箱”，提出要扺制“教育部”违背事实以大中国观看世界，认为“104”课纲在进行“去台湾化”。2月6日，蒋伟宁表示，课纲调整合宪、合法、合程序。课纲调整后，由教科书出版公司自行编辑教科书，由学校自行选择，希望地方政府不要干涉学校自主选书权利。主任秘书王作台认为，调整课纲符合程序，主要目的在于去日本化，以及符合“中华民国宪法”。2月26日公民觉醒联盟与公民教师行动联盟发起两天一夜的“228翻转教室-街头公民课”街头抗议静坐活动，有上百人参与静坐、公民论坛及晚会，其中有5位公民课教师更展开饥饿28小时静坐表达抗议。3月9日，政大台史所教授薛化元经电子邮件发起连署，在台南召开记者会，反对此次历史课纲调整，有139位历史相关科系研究员与教授参与，是台湾第一次以历史相关学者教授为主、连署最多的公开声明。3月28日，中研院研究员张茂桂因为不满“中华民国教育部”过分干预课纲修订工作以及“教育部”长蒋伟宁对“太阳花学运”的发言，宣布辞去2012年国教总纲研修委员。

　　5月5日，史记文化事业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出现“台独”运动会让台湾的社会陷入国家认同错乱等字眼，引发部分教师不满且认为对于日本统治时代的台湾带有强烈偏见。“史记文化”的历史教科书上在叙述中国史方面，以“我国”来阐述中国史，亦引发争议。另外，史记文化事业代表人郑旗生，遭到新头殻与网友的人肉搜索，因其两岸统合学会执行长的身份被质疑为用“台独”史观诠释者对“去台湾化”及“大中国思想”复辟。

　　因不满“教育部”拒絶公开课审会委员名单与相关会议记録，台湾人权促进会因而提起诉愿，诉愿遭“行政院”驳回后，台权会提起行政诉讼。2015年2月12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法》，判决“教育部”败诉，认为“教育部”应提供“2012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审议会”会议记録，供台权会阅览、钞録其中签到表部分。而后时任“教育部”部长吴思华表示将上诉。

　　4月20日，由民间团体、高中教师组成的反黑箱课纲行动联盟，开始向各县市政府游说，要求他们拒絶使用新教科书，继续使用旧有教科书。面对批评声浪，吴思华6月1日召开记者会，表明“新旧教科书并行”“新旧版教科书差异不列入大考命题”“依程序启动课纲检讨”等3项政策，同时声明不干涉各校选教科书的权利，但外界对于课纲微调的疑虑仍未消除。

　　三、临近大选，两党竞争激化

　　两岸关系一直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影响的重要因素。2015年为台湾地区大选的关键时间节点，是候选人推举和造势重要阶段。马英九政府支持率飞速下跌，在民调中原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坚持一中共表立场，虽然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但引起“台独”分子不满，短期内民调低迷，国民党党内对洪秀柱表示不满，而后发起了更换行动，以朱立伦代替洪秀柱，而在新的候选人朱立伦的执政纲领中两岸关系被进一步模糊化，缺少清晰的表述。而蔡英文则继续坚持“台独”态度，幷且支持率一直领先于其他候选人。为寻求执政地位，国民党龢民进党在大选之前的竞争日益激烈化，政党和候选人之间的相互攻击花样百出，他们抓住一切能够影响选情的事物，并质问对方态度，以此表现双发在问题上的敌我分歧，拉选票。民进党在“太阳花学运”中收获颇丰，在2014年的九合一选举中大获全胜。而课纲微调中的内容与两党对两岸关系的基本主张高度相关，因此民进党在课纲微调中蠢蠢欲动，运用自身的舆论工具不断鼓动和激化课纲微调中的意见分歧。

　　第二节　反课纲微调运动的过程

　　“反课纲微调运动”时间漫长，从2015年5月1日登场到2015年8月6日收场，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苹果树下，学运初开

　　5月1日，高中职学生开始加入反课纲微调活动中，台中一中建校百年校庆日上学生社团“苹果树公社”的二十多名高中生以静坐、喊口号、高举告示牌的方式提出反对“洗脑课纲”的口号，时任台中市教育局长颜庆祥对学生行为表示肯定。“反课纲微调运动”由此拉开序幕。之后，全台湾各地高中生纷纷于Facebook成立“反黑箱课纲”粉丝专页，到6月5日全台即有227所高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同时各地高中职学生纷纷成立各区域的反课纲联盟组织，如“北区反课纲高校联盟”“桃竹苗区高校联盟”“中区反黑箱课纲学生联盟”“台南市中学生反课纲微调阵线”等，以此展开有组织的反课纲活动。

　　5月25日，新竹高中部分学生开始连署扺制黑箱课纲进入校园，在当日得到超过700份连署。6月9日，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吴思华到台中一中举行课纲微调座谈会，首度和学生面对面，但沟通过程中学生不满其回应，会后吴思华在搭座车离去时遭多名学生肉身阻挡。6月10日起，部分学生开始来到“教育部”前举行“反黑箱课纲”抗议活动。6月14日，台北市竹苗区以及桃园区的“反课纲”学生对于“教育部”临时取消课纲微调座谈会表示严重不满，于当日上午十点在新竹高中大门口召开记者会，挂起“思华翘课我难过，清山请假我痛心”之布条。

　　二、教署门前，冲突渐起

　　6月24日晚上，龙潭高中应届毕业生游腾杰突袭冲进“教育部”，悬挂“立即退回”的布条，并对“教育部”门牌泼红漆，事后遭警察带回警局侦讯。

　　7月5日，100多名高中生走上街头，集结在国教署前撑起黑伞抗议后，游行走到“教育部”，并将送给“教育部”的信折成纸飞机射进“教育部”，并要求“教育部”限期于7月10日前回应，否则将升级抗议行动。随后，1300多名高中生走上街头，撑起黑伞反对黑箱课纲微调，但有人指控这场活动背后有民进党提供资源。北区反课纲高校联盟总召朱震坦承，该场活动确实有龢民进党、台联等政党合作，并表示因为学生力量不足、资源不够，所以他们使用緑党的办公室开会，路障是从台联党借来，活动对讲机是向民进党借，抗议当天也有请社民党的立委参选人苗博雅在舞台旁向大家致意。不过朱震强调，并非只接受某一方面或特定立场，基本上只要愿意帮助他们进行活动者，都乐于接受其帮助。而提出指控的脸书社团则认为，带头者应诚实地说清楚，否则对参与者很不公平。

　　7月6日上午，桃园高校联盟学生一行人赴“教育部”抗议，游腾杰突破警方人墙翻进“教育部”，一度遭警察上铐。7月13日下午，数十名学生突袭“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简称国教署），原本在大门口静坐抗议，后来学生撞开铁门，爬楼梯冲到国教署组长办公室外静坐，国教署官员出面回应后学生自行解散。不过事后却也传出学生一开始以为出面官员是“副署长”，解散才发现是层级较低的“副组长”，指控“大人”们说谎。

　　三、侵入部院，舆论哗然

　　7月22日下午，北区反课纲高校联盟等团体号召300多名学生包围“教育部”，要求“教育部”官员出面，当晚有数十名学生守夜睡在“教育部”外。同一天，台北市育成高中学生许冠泽、南港高工学生周子翔出发逆时针环岛，花费25天（最后8月18日环岛返回台北）拜访14县市政府教育局处，表达反课纲要求。

　　7月23日清晨，“教育部”政务次长林思伶现身“教育部”外，却没和学生进一步对话，学生上午10点决定提前结束包围行动，准备晚上的座谈会。当晚“教育部”官员于师大附中等地举行座谈会，但仍被学生批评无善意回应。因座谈会无进一步结果，学生们晚间内部开会讨论，决定提高抗争强度。晚间11点半，20多名学生翻越“教育部”围墙，进到“教育部”大楼内，部分学生还进到二楼部长室内，将门反锁同时堆放椅子等障碍物，打算占领部长室，不过仍遭警方破门而入。警方逮捕所有进到“教育部”大楼内的学生和群众共33人，其中还包括3名前往现场采访的记者，即自由时报摄影记者廖振辉、苦劳网记者宋小海及前新头殻记者林雨佑。33人被逮捕后，24日凌晨2时被移送到保安大队（其中11名未成年学生移送少年法庭）接受侦讯，检察官复讯后谕令22人1万到3万元不等交保，其中3名记者各为1万元交保。3名记者以采访无罪为由拒絶交保，检察官则退让，改将3名记者无保释放，但仍限制住居。3名记者被限制人身自由将近20小时，直至当日晚间8时才被释放。

　　7月26日，台湾大学副校长陈良基表示，“教育部”指挥警方逮捕记者“非常可恶”，严重戕害新闻自由，社会应群起攻之，但被网友质疑认为他用言论自由包装来纵容暴力，甚至反问他是否允许其他人闯进其办公室。7月31日课纲微调召集人王晓波出面驳斥慰安妇表述的修改，表示连联合国都提出反殖民地宣言，难道要宣扬殖民的贡献？而连加慰安妇是“被迫”的都不行，反问道“这样屈辱台湾妇女，你能忍受吗？”。中午时分，反课纲学生林致宇在广播节目中提出“104课纲”抹杀了日本对台湾的“建设”，认为慰安妇不该沦为被迫，提出“慰安妇一定是被迫的吗？”表示“就像性工作者，有可能为了经济等因素而下海”，甚至于“你把性工作者看得非常卑贱！”

　　四、冠华身逝，学运蒙霾

　　7月30日，反课纲北区高校联盟发言人林冠华在住家自杀身亡，引发外界对其自杀动机是否与反课纲微调有关的争论，林冠华前一晚与同伴的通讯软件line留言“要让媒体舆论疯狂燃烧”等语也被曝光。下午，吴思华前往板桥林冠华生前住家召开记者会，并于记者会结束离去时遭10多名学生包围。学生和现场警方发生推挤，更指控黑衣便衣警察故意推倒学生。

　　当天晚间10时，上百名抗议学生、群众翻进“立法院”围墙内，要求“立法委员”召开临时会、取消微调课纲，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台联党团总召赖振昌也都到场声援并同意召开临时会，要求“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明天召开朝野协商。抗议群众随后转移阵地，移到“教育部”，并在午夜前要求“教育部”响应，否则提高抗议层级。31日凌晨1时半，数百抗议群众群情激愤，对“教育部”广场前的拒马、蛇笼开始推拉，警方仅守住门口并未加以阻止，放任群众占满广场。群众陆续翻进广场后，开始占领“教育部”，并持续表达退回微调课纲和吴思华下台的要求，警方虽三度举牌警告，但并未强制驱离。“立法院”下午3时召开朝野协商，讨论是否要召开临时会处理课纲议题，但在国民党团反对下，协商破局。学生对“教育部”广场也进入长期占领状态。

　　2015年7月31日，“教育部”决定由各校自行选择新旧课纲。在新课纲尚未废除之状况下，各县市首长已自行决定是否适用新课纲。基隆市、宜兰县、桃园市、新竹市、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市、台南市、屏东县、澎湖县等县市皆决定沿用旧课纲；台北市、新北市、新竹县、苗栗县、高雄市、台东县、金门县、连江县则新旧并行，即各校自行抉择；花莲县表示目前不确定，仅南投县单独使用最新微调课纲。国教署长吴清山表示，依照法律，地方政府县市首长或教育局处长不能统一指定版本，要选新版或旧版教科书，教科书选择权在于老师。

　　8月1日晚间，多个民间团体在“教育部”旁济南路上举办晚会，约300人手持白玫瑰悼念林冠华。8月2日下午，人本教育基金会在“教育部”发起游行，有近千人参与，表达退回课纲要求。“泛蓝”网友VidocqLee在CNNiReport投书一篇名为《高中生背后的权力游戏》（The power game behind high school students）的文章，内容称“蔡英文父亲是为日本军队保养器材的商人，她的家族被认为是‘忠诚的日本人’”，“若课纲微调暂缓，台湾将是第一个宣称慰安妇是自愿的国家，而非被迫”。

　　另外，中原、大同、文化、实践、中国科大等五所大学学校校长，针对高中生课纲运动发表联合声明，表达支持“教育部”提出的“新旧课纲并行”做法，对学生因为对课纲的不同意见，就入侵“教育部”及造成人伦争议感到遗憾，虽肯定学生参与运动的热情，但谴责违法脱序行为，呼吁反黑箱课纲学生守法和平解决。王晓波对于学生林致宇认为慰安妇是自愿的驳斥，“慰安妇没有自由，是被迫的，性工作者可以做，可以不做，有自由选择。”

　　8月3日下午，吴思华与“教育部”多名官员和朱震、王品蓁、陈建勋等7名学生及老师代表于“国家图书馆”内展开会谈，现场全程转播，会谈现场除了负责转播的媒体外，其余媒体皆无法进入。不过，吴思华会谈中仍未接受学生退回微调课纲、道歉下台等要求。朱震在会中当场崩溃激动落泪，双方会谈2小时破局。陈建勋会后受访时情绪激动，在镜头前下跪大喊“对不起大林（林冠华）、对不起伙伴”“今天就是台湾教育死的那一天”。

　　8月3日，随着反课纲风潮愈演愈烈，台中市长林佳龙在市政会议中，谈到反课纲议题及抗议学生时，呼吁政府官员应用同理心、平等心与学生沟通，而非以教训方式对待，原本要说，大人不太关心这些孩子，都把这些孩子当“屁孩”，却不小心讲成“屁眼”，引起现场媒体错愕。

　　五、协商未果，学生撤离

　　8月4日上午，“立法院”朝野协商做成决议，各党团同意建议“教育部”立刻启动“高级中等以下学校课程审议会”进行课纲检讨，至于104学年度教科书则由各学校自行选择，不召开临时会。“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表示已达成学生要求，呼吁占领“教育部”的学生结束抗争，学生尽快回家。但学生表示底线是暂缓课纲，是否要退场还要讨论。

　　8月5日下午，吴思华到台中市国教署办公室，和各地高中生会谈，会谈过程平和但仍无具体进展。不过，会谈后吴思华召开记者会表示，因为学生们理性的表现，“教育部”决定对7月23日进到“教育部”的学生、群众和记者全面撤告，但仅限于无故侵入住居、毁损等告诉乃论之罪。晚间，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白狼）号召上百支持者，在“教育部”对面的中山南路上搭建舞台举行晚会，向反课纲学生呛声。两边阵营隔街互相叫阵，警方出动数百警力、镇暴警察维安，最后活动和平落幕，未爆发冲突。

　　8月6日，因台风苏迪勒逼近台湾，占领“教育部”的学生开始考虑退场问题。当天上午，“行政院”释出善意，要求“教育部”即刻启动高级中等以下学生课程审议会，进行课纲检讨。“教育部”次长林腾蛟、台北市长柯文哲、台南市长赖清德、高雄市长陈菊也分别到“教育部”现场劝退学生。当天晚上8时，学生于“教育部”现场表示已经达成阶段性要求，接下来应转进校园、深耕地方，加上台风影响人身安全的考虑，正式宣布退场，结束长达162小时的“教育部”广场的占领。

　　六、余波

　　虽然“反课纲微调运动”的诉求并未在占领活动中获得直接的成功，但在蔡英文当选后，“104微调课纲”无奈退出了历史。

　　2016年4月29日，“立法院”院会以71比15票表决通过民进党“立委”郑丽君的提案，要求“教育部”撤回高中国文、社会科微调课纲。5月21日蔡英文当局上任后第二天，“教育部”长潘文忠宣布，“教育部”尊重“立法院”决议，将以行政命令废止103年通过的课纲微调。103年高中国文与社会科微调课纲废止后，若学校已经进入105学年上学期教科书选书程序，“教育部”仍尊重学校选书权，学校仍可使用新版本的教科书，但105学年下学期之后，107年课纲的过渡时期，则仍使用101年课纲版本。2016年5月31日，正式废止104年高中社会及国文课微调课纲。

　　第三节　反课纲微调运动的特点与影响

　　“反课纲微调运动”有着“太阳花学运”的影子，组织过程中高度运用网络开展活动并藉助大量“泛緑”组织支持，影响了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选情，政治认同进一步扭曲，两岸交流合作受阻。

　　一、反课纲微调运动的特点

　　（一）对“太阳花学运”的低龄化模仿

　　这场运动在参与人群和方式上呈现出低龄化的特点。在参与人群上，“反课纲微调运动”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由高中生发起的社会运动，高中生成为了这个学运的发起者和主要参与者。有大概两百多所高中的学生参与到学运当中。在此之前台湾地区的学生运动或者社会运动里高中学生是作为次要的参与者，对于学运中的议题和发展方向不具备表决权。而在“反课纲微调运动”中高中生成为了学运决策的主体。

　　而低龄化也导致了学运过程中更具极端化的行为，反课纲微调运动整体上历时大约两年，2014年初主要以史学者、高中教师龢民间团体为主，行动类型较单纯，以联署、召开记者会或集会较多。而在2015年的以高中生为主体的反课纲学运中，行动类型也较多元，除了开记者会、集会外，也包含泼漆、突袭、占领等较为激烈的抗争行动。

　　学运的组织和发展过程几乎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太阳花学运”曾经的步伐，处处体现着“太阳花学运”的影子。高中生缺少社会运动的参与经验，“反课纲微调运动”是大多数参与者第一次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因此在活动组织上以“黑岛青”等“台独”倾向社团为其主要的指导者，而太阳花学运的成功更是成为其模仿学习的重要对象。在活动发展历程中，“反课纲微调运动”与太阳花学运如出一辙，前期是学界的部分学者与政府之间分歧争议的发酵为学运发动提供议题资源，之后是学生开始成立专门反对组织并相互串联，然后是通过街头静坐获得更大范围社会关注，之后是冲击占领政府机关试图让政府必须回应，最后在获得一定让步后退场。但相比较于大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参与经验，高中生在参与过程中秩序和主张不够明确，只是在重复诉求和等待声援中黯然收场。

　　（二）高度数字化的组织和传播

　　“反课纲微调运动”中组织方式上呈现出高度数字化的特点。当时的台湾高中生群体是“数字原住民”，网络是学运组织的重要手段和舆论传播的主要场域。北区反课纲高校联盟是台北地区高中生自发串联形成的反课纲微调组织成员，人数在80人左右，是学运中的核心组织之一。他们通过社团组织的Facebook进行实名制投票，以选举五人决策小组，数十个候选人通过网络进行拉票宣传，最终有超过2/3的成员参与到投票中，并选举出了五人决策小组，整个过程都是完全在网络平台中进行的。而在之后的行动中，网络也成为了学运发展的重要传导，学生们建立反课纲网站和Facebook讨论区，发布反课纲过程中运动进展和自身诉求，并对学运过程进行直播以期扩大运动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高度的数字化也导致密谋的难度变大，在被爆出民进党报销1495元收据事件和“叫警察”事件中相关凭证都是经过网络流出，网络成为揭露事情真相的主要手段。

　　（三）“泛緑”组织不断渗透

　　“反课纲微调运动”的发展与緑营组织的推波助澜分不开。在政党方面，民进党强烈反对“课纲微调”方案，蔡英文多次发声力挺“反课纲微调运动”，称台湾学生反课纲运动是“台湾新世代的觉醒”。2014年2月5日，民进党中常会决议，民进党执政县市将不配合“课纲微调”。在学生开始行动后，民进党为学生提供资金支持。打响“反课纲微调运动”第一枪的台中市正是民进党执政地区，而首先发生支持学生的台中市“教育部”门负责人也是长期在緑营执政区域任职。民进党除了给本次学运提供资金支持外，还到场探望学生，民进党主席蔡英文8月4日凌晨趁着月黑风高到现场探视学生；緑营大佬游锡堃、姚嘉文也都曾到现场。“反课纲”学生拿着民进党的捐金，接受他们的“调教”。

　　另一方面是学运社团积极介入。在“太阳花学运”中大出风头的“岛国前进”“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等学运社团在此次学运中身影活跃。一方面是直接参与，如参加过“太阳花学运”、现为“岛国前进”成员的高雄中学高二学生徐胤豪，俨然是“南部高中反黑箱课纲联盟”的骨干。“岛国前进”公开印发传单，表示要利用暑期在全台各地开办高中生政治讲习班，培训反课纲骨干，传授“反服贸学运”的操作手法。另一方面是外部造势，“黑色岛国青年阵线”也频频派出发言人赖品妤等人到高中演讲，煽动对立情绪，指点抗议手段。

　　二、反课纲微调运动的影响

　　（一）冲击选情，政策动摇

　　“反课纲微调运动”将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放置到大选的议题中，直接影响了台湾政党斗争的政治主张。2015年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龢民意代表选举的造势关键时期，从选举角度来说，民进党在此次学运中的遮遮掩掩实际上是对两岸关系政策的一种试探，为了尽可能多地争取到选民，特别是中间选民，蔡英文在两岸关系的统独立场的处理上态度模糊，蔡英文于2015年6月访美时提出未来将在“‘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依循普遍民意，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是既想坚持“台独”主张又想尽可能讨好中间选民。在“反课纲微调运动”中，以蔡英文为代表的民进党积极主动地多次发表意见和参与到行动中，但民进党是随着学运的发酵而逐步增大支持力度，相较于在“太阳花学运”中一开始便偕同民进党诸多人物到“立法院”支持学生不同，从口头声援学生抗议，到提供物质和组织支持，再到发动执政地市弃用新课纲，尤其是在“林冠华”事件中达到了顶点，待到事情逐渐要落下帷幕的8月4日时蔡英文到场看望学生，同时借机扩大民进党候选人的影响。以自由时报为代表的亲緑传媒长篇累牍地报导和宣传民进党在反课纲中的态度和作用，同时民进党还试图将这种支持隐蔽化，一开始并不承认对学生的直接援助，目的在于同学运做一定的切割，保证其独立的而不是“操纵”高中生的形象，为根据形势发展而调整策略留下空间。本次学运为民进党吸收和稳固亲緑选民提供了良机，为之后的2016大选的全面胜利提供了基础。同时民进党将课纲修改问题提升泛化成了统独问题，实际上是逼迫国民党在该问题上的表态，以达到激化两边基本盘，而国民党中央对于此次事件的态度高度统一，认为对于“中华民国”的认同关乎其党派自身的存亡，因此步调一致地反对此次学运。但国民党的基本盘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因此实际上此次学运客观上弱化南部地区选民对国民党的支持，以至于“存在中南部及北部的区域差异”，“中南部有些立委即表态不支持新课纲”。

　　（二）思想扭曲，毒害青年

　　“反课纲微调运动”中体现了台湾青年学生在系统接受“台独”史观教育后的“国家认同”已被高度扭曲。随着蔡英文的上台，“反课纲微调运动”造成的恶果进一步发酵，2015年5月23日，蔡英文上任3天，便废止了104微调课纲，而后开始推动108课纲的制定。“反课纲微调运动”为之后的课纲调整提供了背书，为其大范围的调整形成“台独”课纲塑造了舆论基础。先是通过“106课纲”试图进行柔性“台独”，又是在108课纲中进一步强化。在108课纲中，蔡英文当局将“台独”进一步渗透到课程教学之中。108课纲的编写延续了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的同心圆史观，“皇民”和“台独”的荒谬认识在课纲中再次加重，并构建起了一个以历史为主，地理、公民科为辅的全方位“文化‘台独’”教育体系，试图将人造的“天然独”在历史教科书的毒害中不断地“再生产”。在完全执政和“台独”课纲的双重加持下蔡英文更是进一步提出了所谓“天然独”的概念，但实质上“天然独”是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在教育过程中强行将台湾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进行分离的结果，“反课纲微调运动”之后“台独”认知愈发严重，2016年根据民调显示，高中生对于中国认同进一步下降。岛内青年学生的政治认同进一步扭曲化，对“一个中国”这一理念的认识上进一步极端化。

　　（三）“反中”加重，发展阻滞

　　“反课纲微调运动”是以激烈的方式试图抹去中国的印记，对两岸关系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一方面，民众在情感认同上将课本中所有关于中国的因素都进一步理解为“他者”，以一种抗拒的态度接受关于中国的文化和知识，这必然产生诸多错误负面的理解，对于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则进一步断裂。另一方面，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阻碍了台湾融入经济全球化，成为了台湾政党选举中不得不支持的存在，特别是关于与中国大陆的全球化合作方面报以相当高程度的警惕。蔡英文更是在多个场合强调要降低台湾对大陆的依赖度，之后提出的“新南向”的政策便是这些“台独”思想的尝试。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两岸之间的共识性对话基础被进一步削弱，两岸之间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蒙上了阴影，台湾当局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迟滞，让台湾错过诸多发展机会，加剧了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