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在台湾学运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台湾解严后第一次非校园议题的大规模学生运动。从此以后，台湾学运基本上摆脱了1980年代单纯以争取校园自由与民主权利为主要议题的学生身份制运动，除了1994年的“草山学运”仍然是一个比较单一的校园民主改造事件之外，先后发生的2004年“新野百合学运”、2008年“野草莓运动”、2012年“反媒体垄断运动”、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2015年“反对亚投行运动”和“反课纲微调运动”等一系列较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都走上了广泛参与政治议题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的道路，而且其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它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岛内的政治格局，而且其社会效应也波及到香港地区，并严重冲击着海峡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对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提出了巨大挑战，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学生运动，作为一种以学生为主体或学生主导的大规模抗争行为，显然不能独立于社会之外。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学生运动的发展，其活跃程度、议题取向、组织方式、结果和影响等等，都与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二战以后，台湾地区学生运动的勃兴，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是根本决定因素，一切社会运动都可以从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中找到其根源。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经济的原因是本质的也是深层次的，政治状况往往才是各种社会反抗运动的直接诱因。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晚近的西方社会运动研究范式中，政治过程理论对社会运动的爆发更有解释力。政治过程理论不再像早期的集体行为理论那样，把社会运动视为单纯由相对剥夺感激发的怨恨宣泄因而将其归为非理性的病态行为。政治过程理论认为社会运动是政治性而不是病理性的运动，并特别突出了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壮大中的作用。例如，在艾辛杰(Eisinger)看来，政治体制的变化与社会运动的发生密切相关，社会运动在最开放与最不开放的政治体制中爆发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而在开放与不开放之间的混合政治体制下则比较容易发生，因为政治体制从封闭向开放的松动为原本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政治机会，但由于政治体制尚未完全开放，因此这部分群体只能通过非常规的抗争手段尽快获得自己想要的政治影响。

　　第一节　近25年来台湾学运发展的基本趋势

　　与1980年代相比，从“野百合学运”开始到现在，最近25年来台湾地区学生运动发展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是学生首次走出校园直接要求与“总统”对话，谋求推动台湾政治转型；2004年“新野百合学运”因质疑陈水扁“总统”胜选舞弊，首次对台湾政党政治发起挑战；2008年的“野草莓学运”起因于抗议台湾警力在执行陈云林（时任大陆海协会会长）到访的维安任务时过度执法，首次触碰两岸关系；2012年反媒体垄断运动以维护台湾新闻自由、反对媒体垄断、防止中资与台湾财团控制台湾媒体为主要诉求，首次将中国元素纳入运动主轴；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直接插手两岸交流议题，学生第一次暴力占领台湾地区立法机构；2015年“反对亚投行运动”和“反课纲微调运动”则分别以加入亚投行和课纲调整会矮化台湾政治地位为名，深度介入统独争议。

　　80年代的学生运动与90年代以后的学生运动截然不同，80年代是台湾学运从无到有的黄金酝酿期，学运的主要场域大都在校园之内，基本上以学生为主体，主要依靠组建校内社团、发行刊物进行动员，以静坐、游行、请愿为主要抗争形式，规模不大，事件型为主，学运的主线是冲破国民党威权统治对大学的严苛控制，以争取校园自治、自由龢民主为主要诉求，因而学运的性质是理想校园的学生改造运动。90年代以后的学运，虽然也有对80年代致力于大学改造的学运精神的继承，如1994年的“草山学运”、1994年开始并持续数年的“反高学费运动”，但整个学运的主轴已然发生巨大转变，校园改造的诉求让位于整个社会的政治改造诉求，运动形式从单纯的学生主体发展成由学生发起而社会大众参与，学运的性质蜕变为具有内涵连贯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其规模效应波及面扩大至全台、大陆乃至西方社会，彰显了台湾学运发展趋势的最新特点。下面主要从爆发特点、组织动员、运动效果，价值诉求等方面做一些分析。

　　一、学运发生的频率、范围和抗争程度都呈现急剧上升趋势

　　学生运动作为一种以学生为主体的集体性抗争行动，和其他社会运动一样，是社会常态发展中的非常规社会现象，其爆发象地震一样，往往具有偶发性，难以准确预测，爆发之后则又经常会打破社会正常发展节奏或秩序，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余震不断。通过仔细检视近25年来台湾学运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学运的频度（发生的时间间隔）、广度（运作和影响范围）和烈度（破坏性程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扬态势。

　　1.学运爆发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频度明显升高。从1990以后，特别是到第一次政党轮替以后，台湾学生运动爆发变得十分频繁，不仅间隔时间缩短，而且往往具有连续性，其发生频率呈直线上升的态势，这个现象我们可以从80年代、90年代和2000以后的所发生的学生运动的对比中得到观察。

　　1975年蒋介石去世，经过严家淦短暂的过渡，蒋经国于1978年正式全面主政台湾直至1988年去世。蒋经国在其任内，一方面大力推动经济领域十大建设，台湾经济快速发展，年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以上，并很快完成工业化，使台湾跃升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另一方面蒋经国也在政治领域逐步开始民主改革，先后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以及实行“民意机构改革”等，开启了台湾政治民主化之路。经济改革的成功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民主政治意识有了很大的发展。政治体制的逐步改革，则为国民党外的政治力量的成长提供了机会，这些都为学生运动的萌发创造了有利条件。

　　20世纪70-80年代，原先沉寂的校园开始“死水微澜”，台湾“学运”初露端倪。但由于在整个80年代政治体制还处于从全面戒严、高度专制向逐步戒严、开始民主改革的过渡时期，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既给予大学校园一定的民主气息，但又无法一下子获得完全自主，因而学运显得步履维艰，先后经历了酝酿期（1980-1986）、突破期（1986-1988）和蜕变期（1988-1990）三个阶段。这期间较具代表性的学运事件有两次：一次是1971年数千名学生在台大集体抗议美日侵犯钓鱼岛主权的“保钓运动”，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害怕学生的爱国情绪发展下去会演变成不可收拾的学运浪潮危及其自身的统治，因而连续使用安抚和弹压结合的手段，很快将其平息。“保钓”之后，台大的激进学生转回校园开始争取普选权。另一次是由1986年台湾大学“李文忠事件”和“大新事件”引发的“自由之爱”运动，这场大学改革运动一直持续到1987年6月最终实现台大代联会主席普选而落幕。此后，80年代再无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出现。

　　80年代的学运虽然发展缓慢，但逐渐积蓄了巨大的动员能量，这种能量最终在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中破茧成蝶，达到高潮。野百合学运由于得到了时任“总统”李登辉的正面回应，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后续台湾的民主改革，因而为学运赢得了较大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正是这种正当性，鼓舞了青年学生进行抗争的信心和勇气。此后，学生运动继续扩展，但由于“野百合学运”的政治诉求如召开“国是会议”，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万年国会”、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总统”直选等逐步实现，此后的学运再次转归校园，扩大校园民主成为90年代学运的主题。这期间较有代表性的学运事件也有两次：一次是1994年位于阳明山（原名“草山”）的台湾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罢课反对系主任滥权的“草山学运”，抗争34天后以系主任被迫下台而落下帷幕；另一次是1998年“反高学费行动联盟”发起一连串抗议行动，诉求降低各级学校学费并向财团课教育税，但最后不了了之。

　　2000年，岛内政党轮替，台湾民主化转型完成，台湾民众获得了较大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大学校园氛围进一步宽松。但自李登辉执政后期开始，台湾经济就开始出现衰退，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岛内经济状况继续恶化，贫富分化加剧，失业率特别是青年失业率逐年升高，青年世代的“相对剥夺感”日益突出，再加上岛内蓝緑阵营恶斗不止，民生问题迟迟得不到改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再度兴起，学运出现井喷之势。先是2001年台南“地检署”以“非法下载MP3音乐，涉嫌违反著作权法”为名搜查成功大学学生宿舍并提起诉讼，引发了学生抗议的“成大MP3事件”，而后则因台北捷运局未施行告知而强行拆除乐生疗养院，于2004年开始引爆“青年乐生联盟运动”，继之以2004年学生抗议选举舞弊的“新野百合学运”、2008年学生抗议海协会长陈云林访台进行第二次“陈江会谈”的“野草莓学运”，以及2012年抗议“旺中集团媒体并购案”的“反媒体垄断运动”，直至2014年“反服贸”的“太阳花学运”达及学运高潮，此后则在2015年3月和7月绵延兴起“反对加入亚投行”的抗议行为和高中生“反课纲微调运动”，标志着学运进入普遍化和常态化时期。

　　2.学运广度不断扩展。从广度上观察，近年来台湾“学运”也进入规模急剧扩大时期。

　　首先，学生参与人数越来越多，相应的加入抗议队伍的群众也越来越多。七八十年代的学运基本上都是学生发起并参与，连教师都很少介入，而且学生参与人数极少，一般是几十人，最多上百，而且都是一校之内。比较有影响的1970年的“保钓运动”学生参与人数百余人，最大规模时群众达及千人；而李文忠事件直接参与的学生几十人，其后兴起的“自由之爱”运动最大抗议规模达到800余人。然而，到了1990年以后，学运参与人数就大大增加了。1990的“野百合学运”，最初是由台湾大学的9名学生发起，后来增加至数千人，最大规模时达到7000人，而且吸引了2-3万的群众参与其中，可谓规模空前；1994年的“草山学运”尽管局限于文化大学一校，但参与学生也超过了500名，而且得到了150多位学生家长和近200位美术系系友的支持；2004年的“新野百合学运”开始时并非由学生发起，后期参与学生也就数十人，最终影响甚微；2008年的“野草莓学运”参与学生数百人，最大规模时超过1000人；2012年“反媒体垄断运动”学生参与者数百人，最大规模时群众近9000人；2014年“太阳花学运”达到高点，直接参与的学生就达到数千人，最大规模时参与群众近数十万人。2015年的反亚投行运动持续时间较短，由30多名学生发起，参与群众最大规模时近300人；“反课纲微调运动”由20余名高中生发起，抗议最大规模时参与人数达到1300多人。

　　其次，学运参与者由原先单一的一系、一校、一地向校际联合、全台互动、遍地开花发展。1970年代“保钓运动”和“李文忠事件”均以台大学生为主，而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虽然最先由台大个别学生发起，但很快就引发了来自台湾各地大专院校数千学生的声援，并成立了“全国学生运动联盟”，此后大部分“学运”都出现了校际联合态势。2008年的“野草莓学运”肇始于台北，后逐渐扩及台南、台中、新竹、高雄、嘉义等地。特别是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几乎全台所有公立的大专院校都有学生参与，甚至部分私立大学和几所中学也有学生参与进来，并曾出现各地民众以静坐方式包围各县市国民党党部的抗议事件。

　　最后，学运的主题不断扩展延伸，从80年代的校园议题延展到社会议题，到90年代渐次升级到政治议题并在2000年以后扩及两岸议题，走过了大学改造、社会改造再到台湾政治改造的学运成长道路。80年代中期，主要是争取学生代联会主席的普选权，学运的主线是冲破国民党政府对校园的专制，争取学生完全公民身份权，最终实现校园自治、民主和自由，这也就是八十年代“李文忠事件”及其后的“自由之爱”运动的抗争诉求。八十年代后期学运尝试走出校园，走向社会，介入社会公共事务，1986年的台大学生的“鹿港反杜邦运动”首开学运的“反杜邦模式”，此后学运开始和农运、工运、环保、原住民运动汇聚，在环境保护、都市更新、性别平等、教育公平、人权保护等方面持续发力。1990年野百合学运开始，学运的抗争诉求进一步提升到台湾的民主改造上，政治议题成为主导性诉求。特别2000年以后，学运在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领域都曾现身，从反核电、反迫迁、反性别歧视、反系主任滥权、反高学费发展到反威权体制、反警察暴力、反媒体垄断、反民主黑箱，直至反政府、反大陆、反全球化。

　　3.学运烈度强。透过对历次学生运动的组织、动员和抗争过程的观察，不难发现，与学运的频度和广度大致成正比的是，学生抗争手段日益多样，抗争行为持续升级，抗争烈度显着增强，破坏力甚巨。

　　90年代以前的学运，基本上都是采取静坐、游行、请愿的非暴力方式，以体制内反抗为主；90年代之后，除了传统的静坐和游行示威等抗争形式外，不仅经常采用“絶食”这一冷暴力行为，而且在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中常常发生肢体冲突，甚至多次出现流血事件；近年来的学运还一度出现暴力冲击政治机构，显示学生暴力反体制的行为愈演愈烈。

　　1990年野百合学运中学生的抗争行动比较理性和克制，主要是静坐和集会。2004年“3.19”枪击案发生，之后陈水扁以极为微弱的优势击败国民党，成功连任“总统”，同年4月台大学生质疑选举舞弊，在中正纪念堂静坐抗议，并接力絶食一百七十三个小时。2006年由施明德发起的“百万人民倒扁”行动中，在“红衫军”游行示威时，很多学生也参与其中，期间也发生了几起流血冲突事件。2008年“野草莓学运”中，先是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在台南孔庙被推倒并受伤，后是海协会长陈云林访台时遭泼漆，期间发生了数次警民肢体冲突事件；2013年“洪仲丘事件”发生后，由学生参与的“白衫军”曾两度上街抗议，先是3万人包围“国防部”，后是20万人在凯达格兰大道集会。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先是3月18日学生强行攻占“立法院”，导致“国会”停摆24天，后是3月23日冲击“行政院”，并引发隔日警察的强制驱离行动并最终酿成流血冲突，紧接着3月30日50万人在“总统府”前大规模集会抗议，4月11日则又发生数千人包围台北市警察局中正一分局的冲突。2015年7月以来的“反课纲微调运动”也发生了冲击“教育部”，占据“立法院”等暴力行为，期间还发生了几起极端事件：一个是一名叫周天观的反课纲学生，与前来劝离的父亲发生推打的反人伦事件，另一个是反课纲北区高校联盟发言人林冠华在住家烧炭自杀的悲剧事件，另有一名学生意图轻生未果的恐怖事件。

　　二、学运的动员结构网络化转型明显，不确定性和自主性显着增强

　　纵观近25年来台湾学运运动的演进脉络，可以观察到的另一个基本趋势是，“学运”的组织特点逐渐跳脱传统的动员方式，而更加趋向于网络化的组织形式。

　　1980年代，由于仍处于戒严时期，国民党政府对于媒体进行严密控制，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是官方控制，人民的言论自由受到极其严格限制。因此，80年代台湾学运的组织动员主要依靠学运积极分子创建社团组织、通过社团发展人脉并组训成员，并通过在校园蹲点演讲、散发传单等方式积聚人气、号召学生，所以学运的讯息很难传递到校园之外，无法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和支持，很容易为校方和官方镇压，社会影响往往很有限。

　　但从1986年开始，国民党政府开始施行民主改革，当年9月党外力量正式地组织化成立民进党，并在年底的选举中获得台湾人民的热烈支持，党禁因此而突破；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解除长达40年的戒严，年底开放大陆探亲，人民的言论、集会与结社的权利不再是禁忌。1988年报禁正式解除，包括报纸、电视等媒体对抗议事件的报导也不再成为禁忌。因此，1990年“野百合学运”时期，最开始的动员形式仍然是几个学生社团组织通过呼朋引伴模式逐渐聚敛人气，但力量非常弱小，3月16日9名台大学生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开始静坐抗议，但直到17日中午还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对学生的行为有任何报导，抗议人数也就数十人而已。但下午时分，由于李登辉发表了一篇电视谈话回应学生，很快电视新闻就报导了学生的静坐活动，一下子引起了比较大的社会关注度，前来围观的群众迅速增加。但当时仅有的三家电视台，分别是台视、中视和华视，都隶属于官方，因而对学运的报导篇幅有限，评价官方。尽管如此，在广场上静坐抗议的学生却透过电视画面的传播，获得了极大的自我满足感和自豪感，并以自身的光辉形象吸引了更多的学生前来参与。而且，正因为电视报导对他们的不认同，反而催生了学生在自我内心对自己产生一种自我意识的解构和再建构，而强化了自我认同。相较于电视媒体的负面倾向，当时的众多报纸则对学运做了多元化的报导，《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等多家报纸都进行了全方位跟踪报导，及时将学生的声音与议题传达了出来，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抗议人数最终达到数千人以上。可以说，当时的电视和报纸不经意间却成了学运动员的重要媒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电视和报纸这类传统媒体，其传播方式是单向的，局限性很大，一是容易受到当局的干预和控制，二是传播者与接收者地位不对等，信息的传输容易受到传播者的立场的左右，而且传播过程也有时差，时效性较差。“野百合学运”虽然藉助传统媒体扩大了影响，增加了动员的管道，但主要的动员方式仍然是80年代学运动员的传统模式，即主要依靠学运组织及其联盟的人际网络进行动员，这种动员方式是基于熟人交际圈的情感纽带维系的，因而比较容易建立学运的理念认同，学运的领导结构和运作机制比较容易形成，凝聚力较高，但动员的规模、持续性、社会影响会受到时空的较大限制。

　　台湾在1990年代开始进入电脑网络发展的新纪元，网络时代的来临为学运的动员转型提供了契机。

　　1990年台湾学术网络诞生，年轻学生成为网络最活跃的族群。1992年，台湾企业界试用网络。同年，中山大学成立台湾第一个BBS网站，陈丰伟创立台湾第一个大规模的电子报“南方电子报”；1993年，台湾出现第一个搜索引擎“蕃薯藤”。“南方电子报”与“蕃薯藤”都是以为公益、弱势群体发声为目标，是具有社会关怀与运动色彩的网络先驱；1994年中化电信HiNet开始提供台湾商用网络服务，同年，台湾当局设立资讯基本建设推动小组（NII），大力推动电脑网络的发展；与此同时，传统媒体也乘势而上，1995年中国时报首先成立“中时电子报”，此后数年，各种传统媒体也接续跟进将资料上网；随着网络服务的逐步完善，台湾网民人数逐年增加：1996年6月第一次调查网民人数为36.5万人，到1997年6月便突破百万人，1998年6月时达217万，1998年底时上升到301.7万，1999年6月时，更突破400万人。另有统计资料表明，网络使用人口中，学生占比44.4%，是最主要的上网人群，以学历人口来看，大学、专科程度的上网人数占最多，分别为38.8%和30.8%，从年龄结构来看，也因为网民结构以大专学生为主体，因此网民的年龄结构也以20到30岁之间的群体占多数，其中20-24岁的网民就占了34.4%,25-29岁的网络使用者也达到22.9%。由这些统计数据不难看出，1990年代台湾地区的学生已经是名符其实的“资讯世代”了。

　　网络科技以其即时互动、大量传送、方便转寄、互动性强、成本低廉、管制不易等媒介特性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手段，在对内联系动员、形成共识、确认重要议题、发展行动计划，以及对外宣传动员、争取同情支持等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而不受物质地理局限的虚拟空间特性更使跨地域的运动联盟和动员行动比过去更为便捷有效。伴随着资讯技术的发达而成长起来的“资讯世代”，挟带网络技术巨大的社会效应，以翻转社会弱势底层的姿势不断革新传统的社会运动模式，迅速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规模巨大的学运狂潮。

　　2008年的“野草莓学运”是第一个利用网络发起并进行组织动员的学运。野草莓学运充分利用了多种网络工具，如批踢踢（PTT）、部落格（blog）、即时视讯等，其中以批踢踢兔（PTT2）的功能最为突出。PTT2是BBS的一个站点，BBS的英文全称是BulletinBoardSystem，即“电子布告栏系统”，也就是网络论坛，是通过电脑网络来进行传播、交流讨论、发布信息、获得信息的一种交流区域，具有方便快捷的高参与性和高互动性，使用族群多为青年学生。野草莓学运最初就是由台大教授李明璁在其个人专版“camduck”发起讨论，号召人们在台“行政院”前静坐抗议，幷发表诉求与行动声明的，其后得到众多学生在网络上的热烈响应，并于次日正式开展静坐抗议活动，从而开启了野草莓学运的大幕。野草莓学运先后使用的PTT2站有“camduck”“chinafashion”和“action1106”三个版面，此后运动的相关信息都在PTT上公告与即时更新，而且由专人整理了“懒人包”，可供人们快速便捷地瞭解运动的来龙去脉、主要诉求和重要论点。后来的研究表明，超过7成的受访者最初是通过网络获得的信息，并最终参与进运动中来的。抗议的学生在学运期间使用BBS和BLOG发表了大量的声明稿和新闻稿，并就学运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如学运的名称和精神象征“野草莓”就是由北中南三地的学生通过网上连线票选出来的，学运的LOGO也是在PTT2的“chinafashion”看板上征集来的。此外，抗议学生还充分利用了即时视讯网络，制作了“1106学生静坐行动”的现场视频，并利用网址http://live.yahoo.com/wenli进行直播，使网民随时都能瞭解运动的情形，转播最高峰的观看人气直逼3千人，接近人数的最高承载上限，当时警察驱离静坐学生的场面就被学生及时传播了出去，引起民众的极大同情和反弹，抗议声浪迅速扩大，极大地鼓舞了学运的士气。

　　在野草莓学运中，网络媒介的重要性展露无遗，它开启了岛内学运的新时代，此后几乎所有的学生运动都使用了网络动员的组织形式。

　　到2014年的时候，台湾家庭网络的普及率已达85%，智能手机的普及率近60%，Facebook的使用人次每天高达千万人，活跃度占据世界第一。在这种大环境下，经过“野草莓运动”、“苗栗大埔农运”、“反媒体垄断运动”的洗礼，年轻世代的新媒体运用能力越发纯熟。在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中，抗议的青年学生将网络科技运用到了极致。他们充分利用网络的高效、便利、通达，与线下的指挥调度工作密切配合，广泛而迅速地进行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动员，以及参与者之间的密切关联，在整个学运过程没有因为参与人数众多和异质性高而失控，却很好地维持了运动的持久能量和影响力。

　　“太阳花学运”期间，学生们大量运用各种即时通讯软件如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和连我（line）以及批踢踢（PTT）、微网志、博客（BLOG）、串联贴纸、共享书签等网络功能来创造议题，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组织动员、人员安排、任务分配、物资调配等相关事宜，使抗议活动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在这场规模空前的运动中，学生有两项重大的发明创造。

　　首先是对外宣传工作，他们深知掌握媒体和发言权的重要性，因此在进入议场之后，不仅注重利用各类媒体向台湾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视野向外，通过网络召集十位翻译志工及四位工程师，在一天内完成全英文官方媒体4am.tw的上线，并在三小时内就在募资网站上动员了3621名台湾民众筹集到高达630万的新台币，集资购买了《凌晨四点的民主》全版广告，刊登在美国的《纽约时报》的国际亚洲版。与此同时，学运决策指挥中心迅速成立国际部（翻译小组），在线招聘上百位精通外语的志愿者，将学运动态翻译成13种外语向外传送，同时协助半岛电视台等外媒配合采访报导。此外还与海外的台湾留学生进行跨时空连线，在欧洲的主要国家成立了服贸议题的翻译协作组织，完成英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等多国语言的翻译，在世界范围内传递声音、扩大影响，通过海外势力给当局施加压力。

　　其次是通过网络造势和现场直播博取眼球。在运动初期，学运人士就大量运用网络“懒人包”，以生动浓缩的形式传播“服贸”相关内容，有意将协议解读为危害台湾的“卖台”条款，暗示大陆的“别有用心”，凸显台湾在协议上遭受的损害，激发民众的雠恨。“懒人包”的传播使运动的议题框架迅速形成，成功煽动起社会反“服贸”的非理性情绪。点燃民主的愤怒之火后，他们又在Facebook等平台上宣扬“两岸协议”的签订违反民主程序，属黑箱操作，以“反黑箱”的诉求为运动确立正当性，重新建构群众对“服贸”的认知，形成一个极具鼓动性的“框架”，为后续冲击“立法院”的做足了准备工作。3月18日晚上9点“立法院”被成功占领后，就有一个叫彭筱婷的学生以极为敏鋭的新闻嗅觉，以个人笔记本电脑録下了一则两分多钟的影音新闻，并以极快的速度透过脸书第一个将学生占领议场的实况迅速传播出去，随即引起了全台湾的巨大轰动；更有创意的是，一个叫张龙侨的人，进入议场后就地取材，利用自己新买的室内拖鞋，夹着架起自己的平板电脑，以朋友3G手机的热点和网络上的Ustream(国外知名的影音直播网站)，从晚间11点21分起开始进行网络直播，原汁原味地适时向岛内外传递了议场内的情况，吸引了数万人的关注。此后才有社会媒体陆续跟进报导。正是由于学生创造性地运用了网络直播技术，搭建起一个属于学生自己的现场实况转播平台，并抢在公营媒体之前就适时发布了议场内外情况，逼真地营造出强烈的参与感，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学生和其他社会人士参与进来，抗议规模急剧扩大。运动后期，学运领袖陈为廷发出在“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的Facebook上发出“330集结凯道、捍卫民主”的号召后，迅速在主页贴上记者会的逐字稿与影片，及时进行线上宣传，幷且在主页发动了多次的“超级动员令”，呼吁群众参与，这些“超级动员令”的“点赞”人数逾万，转发、评论不断，使得运动动员迅速在群体间弥漫，在3天之内成功动员了数十万人上凯道大规模游行，给予台湾当局极大的压力并直接导致马当局对“服贸协议”的妥协，极大地彰显了学生网络动员的威力，并对此后岛内政局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总的来看，一方面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是青年学生对其创造性运用，二者的深度耦合使得学运的发生更具自主性、交互性、爆发力和规模效应，学运更趋高发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对于学运的规模和发展趋势的研判和掌控也就更加艰难。

　　三、学运的运动能量和社会影响力逐步扩大，左右岛内政局的能力攀升

　　从运动的效果来看，近年来台湾学运的不断爆发，让人们深刻感受到青年世代身上所藴藏的无穷力量，学生运动一再显示出强大的运动能量和不容小觑的社会影响力，日渐成为台湾新社会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关键政治因素。

　　本来，在社会的刻板印象当中，青年学生应该是一群纯洁无邪、天真烂漫的孩子，在家庭里是需要呵护和关爱的未成年人，在学校里是需要教育和关怀的莘莘学子。当然，这种社会刻板印象隐含的意识形态框架无非是一种家长制伦理秩序，在这种固化的秩序当中，学生在社会结构的位次中处于下位，作为上位者的成人长辈当然有责任对处于下位者的学生予以关心照顾、教育和引导，但另外一方面，此种秩序更加强调下位者对上位者的尊重和服从，所谓长幼有序。因此，整个社会对学生的期望是，学生在学校就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以学习文化知识为本分，将来才能更好反哺父母、报效社会。学生搞社会运动，热心社会事务的精神值得嘉许，但扰乱社会秩序则不应该。即使要搞运动，也应该局限在校园之内，以校园运动为限。

　　如果说80年代的学生运动，还主要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改造校园为主要诉求，基本符合社会对学生运动的期许的话，那么，从近几年的学生运动的变化来看，学生已完全突破大人眼中的乖孩子人设形象，公开喊出了“公民不服从”的声音，“学运”也已完全超出校园运动的范围，经常与诸多的社运团体、公民团体结合在一起，甚至与岛内政党特别是民进党或明或暗地互通声息，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争行为。这种并不单纯的学生运动，其力量往往波及整个社会，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乃至对岛内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面对国民党内斗和滥权所引发的政治危机，政治上觉醒了的学生，第一次勇敢地站出来向当权人物说“不”，大声喊出了“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大家一人拉十人，来做国家的主人”“站出来吧，身为主人的我们，如果您是学生，请您秉着读书人的良知来吧”，要求“还政于民，重建宪政”。学运的议题指向台湾的政治体制改革，抗争的对象是台湾当局的统治阶层，这在以往的学运当中是没有的。学生不再是只懂得看戏的旁观者，而是实际参与演出的主角，“学运”所提出的四大诉求“解散‘国民大会’、废除‘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订定政治经济改革时间表”，得到了台湾社会的普遍认同，尤其得到了正在崛起的民进党的力挺，这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最后迫使时任“总统”李登辉出面予以正面回应。“野百合学运”虽然只持续了6天，却适时阻止了资深“国大代表”的扩权自肥，使得被称为“万年国会”的“国民大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且最终促使国民党当局陆续在10年内完成了民主化的初步改革，1996年“总统”直选，2000年政党和平轮替。凭藉“学运”的声势，一大批学运骨干被吸纳进民进党，如郑丽文（曾任民进党籍“国大代表”、民进党“国大”党团副总召集人，后加入国民党）、林佳龙（曾任民进党中央常委）、郑文灿（曾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等人。十多年以后，经历2000年民进党上台执政后，这些人不仅进入党政权力中枢，甚至有的转战地方政坛成为地方“诸侯”，成为民进党世代交替中颇具有影响“学运世代”，进一步充实了民进党的政治实力。

　　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愤怒的学生以“反服贸”的名义暴力占领“立法院”，史无前例地使台湾当局的立法机构停摆了24天之久，而且也史无前例地卷起了全台数十万人参与的抗议游行风暴，产生了极为轰动的社会效应。这次学运最直接的后果是彻底打乱了马英九的施政节奏，迫使马政府在“服贸”问题上不得不同意“先立法，再审查”，这不仅阻滞了两岸经贸关系的顺利开展，同时也让台湾参加区域整合的努力付诸东流，马当局在经济振兴的政策推行方面更加裹足不前，使本已举步维艰的台湾经济雪上加霜。“太阳花学运”虽然结束了，但它的政治效应却持续发酵，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极大地改写了岛内的政治格局：

　　第一，学运极大地贬损了国民党的政治声望。此次学运不仅暴露了马英九政府施政能力的不足，而且彻底暴露了执政的国民党内部的尖鋭矛盾，同属国民党阵营的马英九行政团队与王金平领衔的立院之间相互掣肘，再次印证了国民党一贯具有的“外斗外行、内斗内行”的顽固党疾，最终直接葬送了国民党继续执政的政治前程。学运期间，学生借着国民党在服贸协议审查过程中的瑕疵和马英九个人的一些缺陷，通过演讲、歌唱、漫画、涂鸦等各种方式无限放大了国民党的负面形象，不仅成功煽动了大众对国民党的痛恨情绪，极大地激发了青年一代的参政意愿，这些“首投族”首次成为2014年11月的地方“九合一”选举和2016年1月“总统”和“立法委员”大选中的关键少数。因为得不到这些青年选民的支持，执政的国民党遭遇极大挫折，先是“九合一”选举惨败，在22个县市长中国民党籍参选人仅获得6席，后来在“总统”和“立委”两项大选中也毫无悬念输给了民进党，国民党参选人朱立伦只拿下31%的选票，创下国民党有史以来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的最差纪録，作为台湾第一大党的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总共113个席次中，也仅获得35席，岛内实现第二次政党轮替。

　　第二，学运促成了新老交替，民进党政治实力进一步增强。由于学运核心分子林飞帆、陈为廷、魏扬等与蔡英文阵营的关系紧密、互为支援，最后迫使民进党大佬苏贞昌、谢长廷提前退出党主席之争，使蔡英文在“世代交替”的呼声中理所当然地取得指挥棒。也正是藉助林飞帆等人在学运中鼓噪起来民粹声浪，不少学运骨干分子直接进入民进党候选人的竞选班子，另有为数众多的青年学生进入民进党各级党部进行实习，参与党务、民调和文字宣传，甚至旁听中高层会议，并以学生会、社团的形式以及藉助Line和facebook等信息化手段辐射更多青年，极大地刺激了青年群体的政治投票的热情。最终这些被“学运”鼓动起来的青年“首投族”大多把选票投给了民进党和蔡英文，使民进党不仅在地方选举当中大获全胜，而且一举拿下2016年“总统”大选和絶对多数的“立委”席次。可以说，民进党搭着“太阳花学运”的“便车”收获了最多的政治利益。

　　第三，学运世代逐步更替，“太阳花学运”的一些核心人物日益成为新一代重要政治力量。由“野草莓学运”启蒙的“学运新世代”，经过“太阳花学运”的洗礼，正在逐渐实现对“野百合”世代的替代。他们有的直接被执政的民进党吸纳并担任重要职务，如学运核心之一的林飞帆2019年获任民进党副秘书长，月薪高达9万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0650元），成为民进党重点培养的“台独”接班人，学运另一活跃分子赖品妤（民进党前“立委”赖劲麟的女儿）接受民进党征召2020年当选“立法委员”，成为第十届“立法委员”中最年轻者。也有部分学运领袖借学运之势另组政党，开始独立角逐政治权力，如2015年1月成立的“时代力量”就囊括了“学运”导师黄国昌、学运核心人物陈为廷、黄郁芬等人。“时代力量”在青年群体的支持下，仅用一年时间便在2016年初的“立委”选举中一举拿下5席，成为“立法院”除民进党和国民党之外的第三大政党。“时代力量”的崛起和后起的由柯文哲主导的台湾民众党的强势进取，正在逐步改写岛内的政党政治版图。

　　“太阳花学运”掀起的反马英九当局和反执政的国民党的怒火，在一年后的“反亚投行运动”和“反课纲微调运动”中持续燃烧。一方面，差不多相似的学运社团以类似“反服贸黑箱”的操作方式再度“喊停”了马英九政府申请台湾加入“亚投行”的执政行为，使台湾再次错失了经济复苏的“顺风车”。另一方面，一群受到“太阳花学运”感染的高中生，模仿着学长学姐的样子，并在学运团体的支持和帮助下冲击台湾“教育部”，迫使马政府暂缓实行微调后的“新课纲”，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则直接废止了“课纲微调”。最近的这两次学运，继续对执政的国民党政府进行极限施压，不仅使马英九政府改善两岸关系以争取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努力再次流产，而且极大地冲击了国民党即将面临的新选情，马英九在剩余不多的任期内想有所作为的计划已无可能，最后只能黯然离去。

　　四、学运的价值取向一再迷失，“逢中必反”的非理性主义情绪挥之不去

　　从运动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来看，近25年来，在台湾“学运”的发展脉络中，理性与非理性交融，但非理性主义渐渐浓厚，中华民族意识与台湾“本土化”意识相交织，但分离主义和排他主义日趋抬头，强烈的“恐中”“仇中”“反中”情绪对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纵观几十年台湾学生运动的发展变化不难发现，岛内学生运动早已从早期的因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而要求公正对待这种较为被动的运动理性诉求转变为主动提出社会议题和价值主张，学运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大幅提升。但同时，随着学生运动的发展和影响力的扩大，岛内“学运”也已逐渐脱离了主要局限于法律范围和政治体制内较为和平理性的常态抗争模式，一再显示出暴力反体制和非理性主义的激烈抗争样态，情绪化宣泄往往大于理性的判断。

　　“野百合学运”是学生第一次主动走出校园，以“福尔摩沙”的主人身份，抗议当政者的专制和滥权，要求还政于民，创造了学运新的历史开端。在整个学运过程中，学生自始至终秉持着“自主、隔离、和平、秩序”四大原则，坚持以学生为行动主体，不受任何外力操纵，自主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等四大诉求，自行设立组织机构如校际会议、决策委员会和各工作小组，坚持和平、非暴力的抗争原则，主要采取广场静坐和选派代表赴“总统府”和平请愿的形式，在法律和体制内寻求问题的解决，因此，学运不仅没有遭到台湾当局的强力压制，反而得到了政府积极正面的回应，这就为这次的学运确立起一种正当性和合理性，因而成就了这一次较为理性和平和有成果的学生运动。

　　“野百合学运”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示范效应，激发了后续青年学生持续参与社会运动的勇气和热情，但也在无形中刺激或助长了学运暗中滋生出来的反理性因素。后来的“新野百合学运”一开始就采取了接力絶食的冷暴力形式，因而遭到台当局的强制驱离，也因为诉求的模糊，学运最后无疾而终；“野草莓学运”则因受到民进党“反中谋独”的蛊惑，在缺乏清晰认知的情况下，少数学生龢民众对来台正常交流的大陆官员进行围攻、泼漆、扔鸡蛋甚至身体伤害，直接冲击台当局的警察安保机制，多次引发警民肢体冲突，学运开始突破法律和体制的框架。

　　“太阳花学运”中很多学生在并不了解“服贸”的真实内容为何，就在社交网站“相信直觉吧，不懂服贸又怎样”口号的煽动下盲目地加入攻占“立法院”、冲击“行政院”的暴力行动中，把平时积累起来的对社会的种种不满顺势宣泄而出，甚至以“嘉年华”式的狂欢颠覆了运动本来所具有的正当性。有学者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太阳花学运”是一场恶质化的学生运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暴力乱政，学运首日的晚上，为阻挡学生闯进“立法院”有27名警员受伤。六天后，示威者翻越栅栏闯入“行政院”，2500名警力只能用高压水车驱离近万名抗议群众；二是破坏公物，学生在“行政院”破窗而入，4扇桧木门、13扇窗户、桌椅和办公用品等遭破坏，初估修复约需新台币300万元；三是娱乐政治。学生在“立法院”议场霸占“院长”位子，饮酒作乐，甚至还有男女接吻、谈情说爱的镜头。他们怀着嘉年华的喜庆去参加此类抗议活动和示威，与参加丰富多彩的社交party无异。这场学运宛如一个被大大延长的“狂欢节”；四是造反一切，青年失去判断力，糊里糊涂与自己真正的利益为敌。他们有改变台湾历史的激情，但以破坏法治的方式来行使民主，认为服贸协议审查违反程序正义，但却以最激烈违反程序正义的方法来应对。

　　“太阳花学运”的恶质化特质，在“反亚投行”和“反课纲”运动中一再重现，前者突袭马英九办公室，后者冲击“教育部”，似乎不占领公务机关就不能彰显学运的威力，不超越法律限度就不能达到学运的目的，而且这种恶性行为还在向低龄化蔓延，“反课纲”运动中竟然发生高中学生打骂父亲和高中学生自杀的极端非理性行为，这种触碰伦理底线的特征显示，台湾学运正陷于价值迷失，大大偏离了“野百合学运”所确立的理性进步轨道。

　　另外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动向是，以“保钓运动”为代表的台湾早期学运都还是在中华民族主义和中国意识的范围内展开，并直接延续着“五四运动”以来“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但在李登辉以及民进党执政时期对台湾“本土化”意识进行强化以来，岛内“学运”的政治立场已然转向，“反中”“仇中”“恐中”的情绪化操演大肆弥漫，“只问立场，不问是非”的排他主义急剧抬头。种种以维护民主和正义之名而行“去中国化”的分离主义之实的行径，已然给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野草莓学运”打出的口号是抗议“集会游行恶法”，实际上却是借机煽动岛内民众的反华情绪，以达到阻挠“陈江会谈”，阻遏两岸关系发展的目的；“反媒体垄断运动”表面上是反对旺中集团的媒体并购以维护新闻自由，实质上仍然是排华反共的心理在作祟；“太阳花学运”以高举象征光明的“太阳花”为旗帜，以反对马政府“服贸协议黑箱作业”，维护程序正义肇始，却以疯狂叫嚣“我是某某某，我支持台湾独立”的“大肠花”垃圾话论坛的上演落幕；同样，在反对加入“亚投行”运动中，一些激进的学运团体藉口“申请入行太草率”并突袭马英九办公室，实际上是害怕和扺制两岸金融一体化，而“反课纲”运动虽以“反洗脑”“反黑箱”为名，实际透露出的真实意图却是割裂台湾与中国的不可分离历史脉络，图谋推动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

　　第二节　台湾学运对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挑战

　　台湾学运的议题逐渐由过去的台湾内部问题转向两岸议题，而且两岸议题和大陆元素越来越容易成为学运的引爆点，学运所凸显出来的“恐中”“仇中”“反中”色彩日益浓厚，对民主的虚幻追求遮掩不住“厌统崇独”的政治心态。这既客观地反映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对台湾社会及民众心态的影响在加大与加深，也是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出的巨大挑战。

　　一、阻碍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步伐

　　2000年以后，台湾学运更加频繁地爆发，究其根本原因，恐怕经济不景气难辞其咎。蒋经国执政的七八十年代，台湾经济高速发展，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约为9%，是当之无愧的亚洲“四小龙”之首。但蒋经国逝世之后，台湾经济开始出现持续衰退，从李登辉时代到陈水扁时代，经济增长率从7%降到5%。2008年马英九上台之后，恰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台湾经济更是直线下滑，2013年勉强维持在2%。由于台湾经济整体恶化，导致岛内资金产业纷纷外移，社会薪资水平停滞，而且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但房价却居高不下，失业率不断攀升。这样沉闷的经济大环境对年轻人的影响尤为直接，他们失业率高、起薪低、升迁空间狭窄，是失业大潮中的“待业族”、薪资不高的“青贫族”、高房价下的“无殻族”和贫富差距下的“垫底族”。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海峡对岸的大陆正在迅速崛起，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目前经济总量已是台湾经济总量的20倍，形成全球资本的磁吸效应。原先挤破头想去台湾寻求更好工作和生活的“大陆妹”如今反转成让台湾青年羡慕不已的扎根大陆创业的“新青年”。原本正常的全球化磁性效应在岛内一小撮别有用心之人的煽动之下，青年学生把大陆想象成为挤压台湾经济的“假想敌”。这种对自身前途的无望情绪和对大陆的既羡且妒、亦忧亦惧的矛盾心理，成为青年学生宣泄不满、奋起反抗、扺触大陆的深层因素。殊不知，全球化是世界大趋势，台湾作为一个海岛型的经济体，自身的资源和市场都比较匮乏，对外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也是台湾经济避免边缘化的唯一正确路径，试图与大陆经济脱钩去搞所谓的“新南向”政策，事实证明不可能成功。因此，如果任由这种夹带错误认知的台湾学运一再爆发，首先伤及的恐怕还是台湾自身的经济。

　　当然，由于大陆与台湾是命运共同体，经济联系十分紧密，台湾经济发展与两岸经济合作相辅相成，台湾经济不佳不利于两岸经济合作，两岸经济合作不顺也无法为台湾经济再发展提供动力。如果台湾“学运”再继续狭隘地坚持“逢中必反”的立场，势必会极大地消解台湾当局调整两岸经贸合作的动力。“太阳花学运”开创的对两岸协议“逐条审查、表决”的恶例以及当时执政的马英九当局在此问题上的妥协以及后来蔡英文上台后对“服贸协议”签署的完全搁置，使两岸已有的经济合作的良好局面大大地倒退了。此后，若国民党重新上台，“反服贸”运动的后遗症有可能会让它在两岸经贸合作议题上“投鼠忌器”，大大限制其在处理两岸议题上的主动性和开拓步伐；若民进党继续执政，也极有可能会被学运的“反中”情绪所裹挟，为了保住“票箱”和所谓的“民意”而刻意疏离与大陆的经贸合作，而避实就虚地搞什么“新南向政策”之类的把戏，这除了不能挽救台湾经济，反而会进一步强化大陆对台的经济挤压的错误印象。因此，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学运的消极后果都将对改善台湾经济以及全面发展两岸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步伐都将因此而放缓，“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推进也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最终都有损两岸人民的福祉。

　　二、侵蚀两岸政治互信与互动的基础

　　近年来，台湾学运中普遍弥漫着一种“恐中、反中、仇中”的不良情绪，尽管不是每一个参与学运的学生都是“台独”分子，但是就这些“学运”的主要政治倾向、主要领导人物和幕后势力的政治态度而言，都难掩“台独”立场。无论是“野草莓学运”“反媒体垄断运动”，还是“太阳花学运”“反亚投行运动”和“反课纲”运动，在花样翻新的反恶法、反垄断、反服贸、反黑箱、反洗脑等等所谓的正义旗帜下，学运充斥着各种对中国大陆的疑虑、恐惧和不信任，在捍卫“台湾主体性”的言论中夹着大量支持“台独”的声音。“太阳花学运”领袖之一的林飞帆在“330凯道集会大游行”时曾公开宣称：“我们的行动，在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之间，我们也做了新的定义，我们告诉政府，台湾未来属于全台湾2300万的台湾人民，台湾的未来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学运”现场更是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台独”标语、口号，如“我们是台湾人干出来的”“我们是台湾人，我们不配当中国人”，还有大量的涂鸦作品把马英九指斥为“亲中卖台的卖国贼”“身披五星旗头顶鹿茸的中国狗”，极尽人身攻击之卑劣能事，尽显反中谋独之露骨情态。民进党的公开支持、极端“台独”分子如史明、蔡丁贵、王献极等人的煽动，以及激进“台独”团体如“黑岛青”“公投护台湾联盟”“台湾社”“908台湾国运动”等组织的声援，都使学运蒙上了浓重的“反中”阴霾。

　　台湾“学运”的本质，是青年学生在岛内经济提振乏力的大环境下，在巨大生活压力逼迫下，所表现出来的对前途悲观失望，苦闷无助的不满情绪的一种宣泄，但岛内各派政治力量不仅无力扭转经济的颓局，却为了角逐权力而肆意恶斗，特别是民进党为了选票，不惜把青年学生牵扯进政治漩涡当中，长期给青年灌输“独化”意识，居心叵测地把大陆塑造成的损害台湾利益、威胁台湾发展的“他者”甚至是“假想敌”，以达到转移视线、打击政敌、牵制大陆的目的，这样丑陋的政治行为对于情绪化的“学运”无异于火上浇油。泛政治化的台湾“学运”，以“野百合”“野草莓”“太阳花”等等美好意象着力渲染“台湾主体性”意识的同时，却把“反中”视为“爱台”的表现，在“匡扶正义、维护民主”的口号下把反国民党、反共反中、反统一的意识形态纠合在一起，不分青红皂白地阻挠两岸事务商谈，肆意挑战“九二共识”，极有可能加剧两岸对抗的风险，对于两岸增强政治互信和互动，促进和平统一构成很大的威胁。

　　三、撕裂中华儿女共有的民族感情

　　值得警惕的是，台湾“学运”中的“台独”暗流，与国际上的各种反华势力以及“藏独”“疆独”“港独”等也有遥相呼应、互为支撑、同气相求之势。在台湾定居的“八九民运”分子王丹、吾尔开希就与台湾学运的主要组织者过往甚密，每次“学运”爆发之时，学运的组织者差不多都会邀请他们为“搞民主”的台湾学生传授经验。在“野草莓学运”中，也有激进分子在抗议现场打出“藏独”的“雪山狮子旗”招摇过市。

　　近几年，港台之间的政治联动比较明显：台湾学生渗透进港，香港学生赴台取经，藉助媒体遥相呼应，互相打气。在“太阳花学运”期间，“港学联”就曾前往香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示威，香港社会工作学生联会发动联署、街头默站，还有5名港生专程从香港赴台“立法院”，亲自送去上千港生联署的“反暴力、撑台湾”的布条。而在2014年5月香港非法“占中”之前，“港学联”还亲自选派3名骨干成员赴台，与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飞帆、陈为廷等进行闭门切磋，当面“请教”如何进行大规模的“抗争经验”。林飞帆积极予以支持，并曾计划与陈为廷亲自赴港参加“七一游行”，但后来被特区政府拒絶入境。后来他们只好改为通过视频向游行者喊话，两人所属的“岛国前进”则派出代表扺港参加游行。“港学联”在发动罢课期间，“台湾学生会”更是发动了岛内10多所大学以网络签名联署、街头讲堂等方式“跨海声援”。非法“占中”事件爆发后，台湾“岛国前进”“黑岛青”等团体还在台北“占据”了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意图壮大声势，声援非法“占中”运动。可以说，“太阳花学运”对香港“占中”运动起了明显的示范效应，在占中事件中扮演了支持者、指导者的角色，幷且逐步呈现从“地下”走上“地上”的趋势。

　　港台“独化”学生之间的合拍联动，更加加剧了两地青年对国家主体的“离心力”，客观上造成了两地青年与大陆的隔阂、猜疑、误解加剧，两岸、两地往来的负面因素被进一步放大，两岸三地青年之间的正常交往和交流受到很大影响，网络上无理性无限制级的“互撕”和隔空对骂现象屡见不鲜。2016年，网上就发生了“周子瑜事件”，即将受邀到大陆地方演出的艺人周子瑜被人曝光“台独”身份后，迫于压力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没想到一群郁闷的台湾网民为了发泄“台湾身份”被“践踏”的怨气，便找到了Facebook上的大陆艺人进行攻击，大陆网友随后展开回击，一场口水大战就此展开。如果任由这样的骂战蔓延下去，必然严重伤害中华儿女共有的民族感情，对于海峡两岸人民的友好往来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对于中央的港澳工作、对台工作以及海外统战工作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香港的繁荣稳定、台湾的早日回归有着难以预料的影响。

　　此外，台湾“学运”中“台独”情结的外溢效应显然也刺激着国际上各种反华势力的神经，一有风吹草动，他们难免蠢蠢欲动，借机煽动容易冲动的青年学生或明或暗搞“颜色革命”，是他们惯用的伎俩，这对于国家安全也不无隐患。

　　第三节　台湾学运未来发展的因应策略

　　近25年来，台湾地区的学生运动连绵不絶，而且愈演愈烈，构成了当今台湾政治版图中色彩极为鲜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预见的是，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学运还会继续爆发，影响也会持续存在，这将成为两岸统一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对此，我们既不能视而不见或隔岸观火，也不能大惊小怪惊慌失措。

　　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而言，台湾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既是挑战，也可能是机遇。一方面，学运不断凸显出来的理性迷失为两岸关系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势必对祖国的和平统一进程产生诸多不良影响。这是当前摆在两岸人民面前一场全新的战争，它在一定程度上要比两岸之前的政治对抗和军事对峙更为微妙和难以应对。另一方面，学运的巨大能量标示出台湾的青年学生已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登上台湾公民社会的舞台，正在成为影响未来台湾政治走向的关键因素。若能因势利导，争取台湾青年认清祖国统一的必然趋势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必定能大大缩短两岸和平统一的历史进程。

　　因此，我们既要辩证而客观地分析学运的性质，警觉学运可能引发的台海危机，也要冷静而审慎地对待学运的发展态势，采取更为积极稳妥的措施，努力把学运危机转化成和平统一的契机。

　　一、转变工作重点，更加重视对台青年工作

　　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和平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如何实现尽快统一，我们曾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因为“两蒋”时代，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我们希望当时的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放弃军事对抗，再次进行国共合作，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尽早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实现国家统一。但由于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当局坚持反共和反攻大陆的错误立场，统一大业始终没有实现。

　　李登辉上台以后，开始积极推行“台湾本土化”，逐渐放弃了一个中国的立场，走上了谋求台湾独立的错误道路。特别是民进党第一次上台执政以后，“台独”立场更加明显，分裂祖国的步伐越迈越大。对于“台独”立场已根深蒂固的民进党，我们已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对于其分裂行径必须予以坚决反击。

　　我们也曾寄希望于2008年重新上台执政的国民党马英九政府，希望当时的台湾当局能够抓住机遇，在推动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进程中，扭转岛内“独化”局势，开创和平统一的良好大局。但马政府却奉行“不统、不独、不武”的“三不”原则，只满足于维持台海分离的现状，而不敢再往前走一步，再加上经济社会发展举措方面乏善可陈，最终在民进党煽动起的“反马”“反服贸”的学运狂潮中，一败涂地。

　　近年来，为了政权和政党的利益，蓝緑两大阵营往往置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于不顾，在“统独”问题上恶斗不休，结果不仅没有使台湾人民因政治转型获得持续的生活质量的提升，反而因为低效能的政治运作耗尽了经济治理的能量，在世界经济新一轮结构转型过程中，台湾深陷经济停滞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平均22K（K=1000新台币）的低薪资，居高不下的高房价以及职业升迁空间的极度狭窄，使得青年学生成为岛内遭受经济衰退冲击最严重的群体。因生活窘困而对政党政治极度失望和愤懑，是青年学生不断揭竿而起的根本原因，他们怀着高度的理想主义济世情怀和超越蓝緑政治缠斗的想象与冲动，以体制外的斗争形式摸索和实践着“第三条道路”。尽管岛内学运目前或多或少都受到政党的影响，尚未成长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但他们毕竟开始以自己独有的姿态自主创设议题进行社会动员，积极介入社会公共事务，已然成为各种社会运动的先锋队和各种民间组织的后备军，常常走在各种社会运动的前列。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中的精英极有可能成为引领台湾政局的中流砥柱。

　　因此，我们不能再把希望寄托于台湾当局，因为不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他们的首要目的都是政党利益，“统独”议题不过是鼓动民心争取选票的筹码而已。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与台湾同胞的福祉更是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应切实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在实现祖国统一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因为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心才是最大的政治，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

　　在当前台湾青年逐步觉醒的时代，我们更应该坚持寄希望于台湾的青年，高度重视对台工作中的青年学生问题，深入开展以青年为主体的实质交流，走“深耕青年”之路。因为，能否争取到台湾青年的民心，直接关系到两岸未来的走向。这就需要我们站在战略的高度上，眼光向下，深耕基层，争取青年，面向未来，把捉时机，顺势而为，以更加卓越的政治智慧破解两岸分立的难题。

　　“太阳花学运”之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7日会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一行时指出:“两岸青少年身上寄托着两岸关系的未来。要多想些办法，多创造些条件，让他们多来往、多交流，感悟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潮流，感悟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趋势，以后能够担当起开拓两岸关系前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总书记的这段讲话充分展示了国家未来对台工作的重点，那就是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去瞭解台湾的中小企业、中低阶层、中南部民众和台湾青年的诉求与感情，真正将“三中一青”作为我们的对台政策的核心重点。未来，在面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我们要有更大的耐心和信心，要去更多地瞭解台湾底层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的需求，理解他们合理正当的利益要求，充分发挥他们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能量。

　　二、建构群体认同，科学引领对台青年工作

　　当代的台湾青年学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青年世代群体。一方面，他们的成长经历了台湾经济由盛而衰的过程，原先是“亚洲四小龙”之首的台湾为他们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提供了物质较为丰裕的“小确幸”，而当他们逐渐进入大学而后毕业开始在社会上自我打拼的时候，持续下滑的台湾经济只能忝居“亚洲四小龙”之末尾，“小确幸”的生活遭遇“大不幸”，曾经的优越感被就业困难、薪资微薄、出路狭窄的现实困境压抑得透不过气，负载了大量的失意情绪。另一方面，他们这一代也是在台湾“政治民主化”转型以后出生的一代，七八十年代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威权政治他们未曾经历，但祖辈父辈们曾经的抗争精神却沉淀在青年的意识深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自然被奉为天经地义的普世价值理想，一旦政府的公共政策显失公平正义或被认为会危及人权和自由，往往会群起而攻之。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们这一代也是在李登辉和陈水扁“去中国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世代，原生性的中华文化和国家认同逐渐消退，“台湾优先”的意识根深蒂固，“台湾人出头天”的情结浓厚，在强调对本土文化的尊重的同时，怀有比较强烈的台湾“国族”主义情绪。其实，表面上台湾与大陆尚未统一，但两岸其实从未分离过，两岸同源同宗，同一个血脉，同一种文化，即使两岸在制度安排上尚未完成统一，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却从未改变过。这是无论哪种政治势力都无法改变的事实，国际上也并没有台湾独立的任何政治空间。台湾表面上在中国之外，但事实上却在中国之内，身处于这种特殊政治环境下的台湾民众包括青年学生，在思想认同方面是极度混乱和矛盾的，对于大陆是“剪不断理还乱”，可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岛内蓝緑矛盾、省籍矛盾、阶级矛盾等各种矛盾叠加的背景下，青年群体生活上的失意、政治上的激情、意识形态中的混乱掺杂在一起，构成了当代台湾青年复杂而矛盾的生存状态，也是学运一再爆发的深刻根源。影响深远的“太阳花学运”不过是青年学生因生活的无望转而对公平的渴求的一种具体表现，是由“反马”而极端化为“反中”的一次集中展演，是当下台湾青年学生反抗苦闷现实、为自身寻求出路的一次冒险尝试。对此，我们既对这些青年群体的艰难处境深表同情，又对他们无法认清形势而盲目“反中”感到惋惜。

　　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台湾青年群体也是全中国青年群体中平等的一部分，在两岸最终完全统一的进程中，我们同样需要台湾青年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面对“学运”中所折射出来的台湾青年当下的困境和困惑，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走出逆境。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加强两岸青年的原生性认同，在弘扬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历史文化传统方面投入更大精力，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另一方面，我们更要与时俱进地强化两岸青年的建构性认同，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引领两岸青年共同的成才之路，在打造海峡两岸的命运共同体方面开拓前进。

　　面向未来，我们要坚持以共圆中国梦的伟大号召，激发两岸同胞特别是两岸青年共谋民族复兴、共促祖国统一的历史自觉性。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场合，不管是国际的、国内的还是两岸的，善于运用各种组织，不管是官方的、民间的还是中介的，灵活使用各种宣传工具，不管是传统媒体、新媒体还是自媒体，积极举办各种活动，不管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向台湾青年讲好中国梦，讲清楚中国梦是大陆的梦，也是台湾的梦，更是中华儿女共同的梦；讲清楚两岸和平统一的战略安排，就是给两岸年轻一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讲清楚只有民族复兴了，每一个中华儿女才能真正幸福，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就是两岸的最终统一；讲清楚统一是台湾最好的出路，回归是台湾发展的最好机遇，回归后有强大的祖国做依靠，包括青年在内台湾同胞的民生福祉才会更好，发展空间才会更大，在国际上腰杆会更硬、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讲清楚统一是福，“台独”是祸，使台湾青年早日看清“台独”的本质不过是政客骗选票的伎俩，絶无实现的可能，也要看清楚美国的真面目，美国不过是利用台湾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决不会真正给台湾带来好处。号召两岸青年携手共同扺制“台独”“藏独”“疆独”和一切反华势力分裂祖国的言论和行为，压缩其生存空间，斩断其利益勾连。

　　当然，没有参与就没有认同，我们也要逐步创设各种制度安排、提供各种便利条件，让更多的台湾青年有更多的机会到大陆观光、学习、工作、创业和生活，零距离地感悟近代一百年来中华民族不断救亡图存、发奋图强的光辉历程，理解“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之间的内在逻辑，增强投身于拥护“一国两制”伟大事业的历史归宿感，既瞭解和尊重大陆与台湾在制度方面存在的各类差异，又要把“一个中国”的概念深入人心，把国家的历史、民族的认同、时代的发展融进台湾青少年的心中。

　　总之，在全力推进“一带一路”的宏伟倡议和努力推动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努力打破过去在惠台让利措施中可能存在的政商盘剥的利益输送架构，尽快探索和构建起主要面向台湾“三中一青”的切实有效的利益共享机制，把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与公平正义的理想化为具体的行动，以平等平实的心态发挥“润物细无声”的“涓滴效应”，从下而上地渐次实现两岸经济利益联动、两岸人民情感共鸣、两岸社会理想与民间道义价值互动，努力打造符合历史趋势、时代要求和人心向背的命运共同体，切实践行“两岸一家亲”。

　　三、关注现实需求，积极创新对台青年工作

　　台湾学运中普遍流露出来的“反中”情绪，很大程度上源于两岸长期分离所造成的误解，“太阳花学运”的爆发就是明显的例子。学生的诉求从最初的“不反服贸”而只反“服贸黑箱操作”，进而要求对“服贸”进行“实质审查”，直至“服贸卖台，退回服贸”，抗议不断升级，而推波助澜的背后黑手则是网络上大肆流传的“懒人包”。所谓“懒人包”，实际上就是一些“通俗易懂”的信息碎片，它是由一些别有用心的緑营人士把完整的“服贸”协议内容加以简化，用插图和视频的方式整理出要点发布在网上，目的是让那些懒得仔细看协议的人在短时间内弄懂“服贸”。这种快餐式的“懒人包”号称3分钟就能让人瞭解“服贸”协议，实际上却是谬误百出，不仅刻意抹除了“服贸”对台湾经济的利好内容，而且还危言耸听地极力夸大“服贸”可能对台湾中小企业以及对青年人工作机会的冲击，从而大大加剧了青年学生对大陆的恐惧和对自身命运的深深忧虑，最终导致众多不明世事的青年人盲目地甚至是疯狂地卷入“反服贸运动”当中。两岸长期分治所带来的信息交流不畅以及岛内一小撮极端“台独”分子对大陆形象的恶意丑化，严重误导了台湾青年学生对大陆的全面瞭解，他们从海量的资讯信息中获取的内容，对立多于对话和共识，负面多于正面。

　　误解只能增加隔阂，理解才能培植感情。青年之间的深入交流和相互理解是未来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我们应在现有的两岸青年交流方式上，进一步扩宽沟通渠道，增进相互瞭解，增强相互信任，增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意识。

　　首先，要继续依托同源文化，不断创建更多交流平台。海峡两岸文化同根同源，青年一代属于同龄人，从小就接受相似的传统文化熏陶，因此依托同源文化来深化双方的交流，就有很多值得开发利用的资源。

　　第一，优化传统文化的交流方式，满足双方共同的情感需要。抓住两岸共有共爱的传统文化元素，在完善原有旅游观光、文艺表演、学术讲座等交流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文化的呈现形式和传播途径，将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和经典造型融入饮食住宿、服饰、建筑、家具、交通工具等社会生活领域，利用生活中常见之物来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化无形为有形，增加两岸青年的体验感，激发彼此的文化认同。

　　第二，大力推进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创办两岸语言文化互展互赏系列活动。抓住两岸同说汉语、同写汉字的天然优势，根据青年的兴趣爱好和地域文化资源，围遶音乐、戏剧、相声、朗诵等主题，打造两岸语言文化诵写讲大赛等品牌活动，为双方创造更多文化交流和学习的平台，让彼此在熟悉的文化氛围中找到亲切感，进而促使两岸青年在语言文化领域构建长久融洽的关系。

　　第三，加强两岸文创产品开发，创新文化体验方式。两岸文化具有同源性，但呈现形式具有多样性，文创产品为传统文化赋予潮流化、年轻化的色彩，能让两岸青年获得前所未有的文化体验。台湾文创产业起步早，经验丰富，而大陆市场广阔，加强两岸文创交流与合作，能够汇聚两岸的文创资源和人才，共同探索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同时又可以深化两岸青年交流。

　　其次，要密切关注青年亚文化，拓展更多有利于两岸青年群体认同的交流渠道。青年亚文化（youthsubcultures，又译青春亚文化），是指主要由年轻人群体创造的、与父辈文化和主导文化既扺抗又合作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是在青年同辈群体中广为流行的文化生活样式，也是青年群体自我认同的文化纽带。虽囿于地理阻碍、政治隔阂等影响，长期以来两岸交流受限，但两岸青年属于同龄人，接受着同源文化的熏陶，加之当今网络信息交流的便捷等多种因素作用，在理想追求、生活方式以及兴趣爱好等方面仍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吸引力，在有限的两岸交流过程中虽然也有误解甚至是对立情绪，但在很多不涉及政治议题的情况下也展现出兴趣爱好相投、文化互浸相授、互相理解尊重、互动意愿强烈的一面。基于此，我们可基于青年亚文化的特点，将日常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作为切入口，运用两岸青年喜闻乐见的交流媒介，提升交流成效，建构青年群体认同。

　　第一，尊重两岸青年的个性表达，满足双方的个性需求。在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思想文化在交流中碰撞融合，青年一代创造了迎合自身特点的时尚文化，街舞、嘻哈说唱、练习生文化、汉服文化等青年亚文化受到两岸青年追捧，应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找到内在的正能量和切入点，举办主题文化节，吸引两岸青年加入，相互交流和学习，增强青年群体的粘合度。

　　第二，关注餐饮旅游等生活习惯，推动双方交流、借鉴与融合。当今，青年一代热爱旅游，喜欢寻找各地美食，感受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海峡两岸都拥有丰富人文地理景观，可以顺势推出多种特色的旅游线路，为青年一代提供全面瞭解历史文化的机会。

　　第三，台湾夜市餐饮历史悠久，大陆外卖餐饮发展迅速，海峡两岸可以围遶两岸青年不同的饮食习惯来展开交流，传递饮食文化，提升双方生活方式的融合度和体验感。第四，抓住两岸青年的“追星”习惯，促使双方找到情感共鸣。粉丝文化在两岸青年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青年一代历来具有“追星”的习惯，经常热议和追捧影视体育明星，因而海峡两岸可以抓住这一习惯，打造精品娱乐节目，拍摄喜闻乐见的影视作品，举办高质量的体育赛事，宣传优质形象大使，引导两岸青年接受正能量的娱乐文化，拉近相互之间的心灵距离，共同构建和谐融洽的朋友圈。

　　再次，要高度重视网络新媒体在青年交往中的重要作用，逐步探索构建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的虚拟社交大平台，以增强交往的实效性。尽管2000以后，两岸青年在求学、访问、旅游等方面的交流日趋频繁，但这种实地参访的传统形式受到时空的极大限制，到访过大陆的台湾青年还是少数，而且即使到过大陆也未必能深入瞭解。因此，在继续扩大两岸青年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实地交流的基础上，我们应充分重视新媒体技术在两岸青年交流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积极创设、打造和推广两岸青年网络社交平台，尽快实现快捷交流、频繁互动、扩大接触，增加信任。只有赢得了青年，才能赢得未来；要赢得青年，就要赢得信息传播的先机；只有赢得信息先机，才能最终赢得破解两岸困局的契机。

　　第一，利用两岸青年的“上网”习惯，创造“云端”交流机会。现代社会，两岸青年都是网络空间的主体力量，热衷于使用微博、微信、Facebook、Twitter等媒介来瞭解外界和开展社交，因而海峡两岸应该加强网络信息技术的交流与合作，搭建连接两岸的数字桥梁，鼓励两岸青年一起加入“互联网+”，进行直播“带货”，利用短视频、微电影等自媒体来讲述两岸故事，推销特色产品，增强彼此的联系和瞭解。

　　第二，积极发展两岸共享的网络青年社群，以汇集更多青年声音来影响两岸青年对两岸关系和国际局势的正确认知和行动。这些年，网络青年社群在瞭解青年需求、服务青年成长中十分活跃，网上青年家园、数码中心、时事论坛、手机微博等建设富有成效，但在思想政治领域耕耘不足，造成两岸青年特别是台湾青年对许多重大社会问题认识模糊与混乱。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两岸共享的网络青年社群的建设和思想引导，以正能量营造清朗的网络生态空间，坚决遏制网络水军恶意制造对立的行为。当大陆青年群体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对台青年工作当中时，需要率先疏导大陆一方青年的过激情绪，避免误解事件升级。要引导大陆青年更多地以理性的态度，平和的精神状态来相互交流，而不能通过煽动情绪、撩拨雠恨的方式面对误解和争端，更不能无节制地进行网络攻讦。

　　第三，建设科学的网络信息披露制度，抢占网络舆论制高点。近年来，台湾“学运”中的“反中”情绪，与“台独”势力利用网络媒体煽风点火和恶意妖魔化大陆不无关系。因此，我们要建立官方的，基于新型网络媒体的信息交流平台和新闻信息披露机制，在网络上适时公开对台政策的详细内容，及时公布各地的实施细则，让广大台胞充分瞭解大陆惠台、助台的诚意和决心，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不必要的误解，以实际行动堵住“台独”势力丑化政府形象、歪曲事实的险恶用心。同时，也要重视与台湾新闻从业人员的沟通和交流，不断改善台湾新闻从业者对大陆的观感，更好地化解两岸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差异，增强两岸休戚与共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最后，拓宽台湾青年来大陆创业就业的渠道，切实做好青年民心工程。青年是未来两岸关系的引领者。能否争取到台湾青年群体的民心，直接关系到两岸关系未来的走向。要想争取台湾青年民心，就要瞭解台湾青年的实际情况，关注他们的实际困难，倾听青年同胞的声音，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针对“太阳花学运”暴露出来的台湾问题，有专家指出：“台湾中小企业往往是青年群体开始打拼的第一步，在台湾产业升级转型的阵痛期，中小企业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在未来的两岸交往中，需要将现有的对台政策，尤其是扶助台湾青年发展的相关政策说清楚，落实处，还要及时宣传发布，才能用真正的事实打消台湾媒体与某些政党对大陆对台政策的妖魔化。”确实，当下台湾经济疲软乏力，青年学生就业前景不容乐观，这是摆在台湾青年面前的最大难题，也是我们对台青年工作的主要痛点，为此我们要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国家惠台政策的解读和宣传，号召两岸青年抓住两岸融合发展的机会。近年来，为了做好对台工作，加快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步伐，帮助台湾经济走出低迷困境，大陆方面连续颁布了多项方便台企台胞到大陆发展的便利措施，包括2018年2月发布的《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31条措施”)、2019年11月公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26条措施”)、2020年5月印发的《关于应对疫情统筹做好支持台资企业发展和推进台资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11条措施”)、2021年3月出台的“农林22条措施”以及2022年进一步放宽台胞在大陆设立个体工商户的限制。这一系列便利措施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也为包括台湾青年在内的台胞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台企台胞到大陆寻找发展机会，不少人收获满满。今后，我们应进一步向广大台湾青年一代宣传好这些惠台利民的政策，鼓励他们主动投身于两岸融合发展的浪潮中，寻找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优势资源，共享大陆改革发展成果，切实提高双方交流质量。

　　第二，进一步放宽台湾青年就业限制，逐步探索台湾青年服务台湾人的工作机制。大陆在人才引进方面既要考虑台湾方面培养人才的独特优势与国际化背景，也要适当放开部分公职单位吸引台湾的优质人才，特别是在一些涉台服务部门，引进台湾青年为台湾人服务，既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人心工程，也能让台湾青年更好的瞭解大陆的改革成就与发展道路。

　　第三，鼓励开展自主交流与合作，树立两岸青年交流典范。在两岸交流过程中，青年一代自己摸索出的交流模式和开创出的合作领域，更符合双方的心理承受度和现实接纳度，更具有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因此我们应藉助已有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为青年一代自主交流提供支持和服务，鼓励两岸青年共享信息资源、自主探索合作新路，携手共创交流合作的新局面。同时要加大对杰出的台湾创业青年进行社会表彰和宣传，及时总结可资借鉴学习的交流经验和方法，通过示范效应提升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的质量和成效，以融合发展的实际成果诠释好“两岸血浓于水”“两岸一家亲”的基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