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是对沿途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记録。清代台湾游记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凡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社会风貌等，只要是游者眼所见、心所感，无不纳入笔下。“若其土俗民风，载郡邑志者，亦屡经修辑，而览者犹有弗全、弗备之憾；何耶？程之以在官，縻之以常俸，迫之以岁月，不能事事考而物物辨也。”较之方志，游记的题材更加广阔多元，且处处充满作者细腻敏鋭的观察，对后世游记及散文创作，也产生一定影响。除具有文学及美学价值外，也是其他学科研究的重要资料。藉助游记书写，可以瞭解有清一代社会思潮的演变、地理环境的变化、甚至西方文明的入侵等，可以说，清代台湾游记就是一部鲜活的台湾史，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第一节　清代台湾游记在中国游记史上的地位

　　作为中国古代游记的一个组成部分、清代“学人游记”的一个分支，清代台湾游记在继承传统游记的同时，也发展出与时代相契合的新特点、新变化，并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作用。

　　一、对传统游记的继承

　　清代台湾游记是中国游记文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清代“学人游记”的一个分支，延续了“学人游记”的写作特点与写作模式。从游记文学溯源来说，清代“学人游记”源自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宋人尚实型游记及明人徐宏祖《徐霞客游记》等，重视对“风俗”的探寻和研究，为舆地志游记的发展开拓了新路。作为清代学人游记的一个分支，清代台湾游记上承郦道元《水经注》地志游记及《徐霞客游记》的科学考察特点，以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以写实手法，注重对外在客观事物的描述，熔山水摹写、科学考察、古迹考察、史地辩证及风情笔録于一炉，内容丰富，容量巨大，带有较浓的考辨性。从清初朱仕玠的《小琉球漫志》、黄叔璥的《台海使槎録》，直至清末唐赞衮的《台阳见闻録》、史久龙的《忆台杂记》，基本上都延续这一创作基调，对于台湾的物产、风俗、制度等多作客观理性的考证，在大量记载个人所见之台湾风土外，对于过去讹误之事，上至国家制度，下及方言野语，往往结合史料加以考证，使作品呈现出客观、合理且兼具知识性的面貌，而这也成为清代台湾游记的一大特点。且看鲁仕骥《台海使槎録序》所言：

　　煜闻先生之言曰：“余之订是编也，凡禽鱼草木之细，必验其形焉，别其色焉，辨其族焉，察其性焉；询之耆老、诘之医师，豪厘之疑，靡所不耀，而后即安”。嗟乎！么么名物，先生犹廪廪焉若是；而况岛屿之险易、城堡之坚脆、番俗之驯悍、政刑之张弛、戎伍之疏密、礼乐之异同，有关精神命脉之大者乎！抑禹迹未经，儒者从略，先生必务详审精密。

　　从中不难发现作者的实地调查与科学考评之精神。以客籍鸿儒吴子光为例，酷爱考证，从国家建制，自然景观、风土物产、直至其周遭住所，几乎无所不考，无所不辩，“按”“考”等字眼，在其文中俯拾即是，典型的一副学问家口气。其《双峰草堂记》九首中处处有考证。如《双峰草堂记》（三）：“吴氏草堂当峰下山穴中。按《尔雅》，山有穴为岫，是岫非即山也。”指出草堂建在双峰山的山穴里，依照《尔雅》，应称作“岫”，而不是“山”，故草堂所在之地实应称做“双峰岫”，而非“双峰山”。此后，继续分析造成错误的原因在于陶渊明名句“云无心而出岫”和谢眺“窗中列远岫”。二者太过出名，导致以讹传讹。紧接着作者又引《尔雅·释宫》辨正“楼”与“台”之用法，指出“以楼为台”是错误的。在两则考辨后，才回到本文：“草堂斲雕为朴，无文饰可观。”彰显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所谓“多识即学”，大扺如此。

　　此外，清代台湾游记也沿续了传统游记一物一记，一事一记的写法。一些作品通过时空的合理转换、语言的变化多样、意象的巧妙营造等艺术手法，融情入情，彰显主题，突出情感，使文章呈现出浓厚的文学氛围。如陈梦林的《九日游北香湖记》，蓝鼎元的《纪水沙连》，季麒光的《寓望园记》，高拱干的《澄台记》，宋永清的《息机亭小记》，翟灏的《倭琉璜花记》，章甫的《游鲫鱼潭记》以及邓传安的《游水里社记》等等。这些作品采用传统的游记散文形式，融描写、抒情、议论于一体，注重游记的完整性与整体性，无论是季麒光笔下的同僚悠游园林之趣，陈梦林的与君子比德的北香湖，亦或蓝鼎元的清幽雅致的日月潭，章甫的泛舟畅吟之雅趣，还是吴子光笔下极具人物性格的雄伟山峰，都堪与中原的柳宗元、苏轼、袁宏道、王思任等人的游记相媲美，从山水园林的描摹、意境物象的营造、到悠游情绪的渲染，丝毫不逊色。

　　且看郁永河对安平海吼这一台湾奇观的刻画：

　　海吼俗称海叫。小吼如击花鞚鼓，点点作撒豆声，乍远乍近，若断若连；临流听之，有成连鼓琴之致。大吼如万马奔腾，钲鼓响震，三峡崩流，万鼎共沸；惟钱塘八月怒潮，差可仿佛，触耳骇愕。

　　文字省练、乾净有力，藉助声音、情状的描摹，铺陈出万马奔腾、波澜壮阔的海吼气势。《裨海纪游》中有一段划水仙的描绘精彩纷呈：“舵与帆不洽，斜入黑水沟者再；船首自俯，欲入水底，而巨浪又夹之；舟人大恐，向马祖求庇”。“浪击舵折，鹢首又裂，知不可为，舟师告曰：‘惟有划水仙，求登岸免死耳！”划水仙者，众口齐作钲鼓声，人各挟一匕箸，虚作棹船势，如午日竞渡状。凡洋中危急，不得近岸，则为之。船果近岸，拍浪即碎’。”形象生动，跌宕起伏，曲尽其妙，“大量的动作叙述，除了带有强烈的动感，灾难的紧张气氛也时时融于其中，整个过程高潮迭起，场景变换相当迅速，生死关头一再出现，虽然是王云森复述，但将一个非亲身经历的事件写的如此活灵活现，更可以看出郁永河写景记事的功力与成就”。另有一段描写亦相当传神：

　　巨石林立，欹斜合沓，若连楹复室，而徊环曲折，一径可通，逼仄处，佝偻匍匐，俯首侧仜然后度；有时瀑流淙淙，横拂肩袖间，其实在涧底石下行也。洞中宏敞，有石几可凭，清泉可濯。……始出洞，而新月一弯，已挂林杪矣。相共踏月归。

　　为文清新自然，只言片语写尽巨石之情态与景色之怡人，“新月一弯”“相共踏月归”，更是巧妙道出了文人雅趣，其中之意悄然满溢。黄叔璥《赤嵌笔谈》铺写罗汉门之景：“入罗汉门内，峰回路转，眼界顿开；沃衍平畴，极目数十里。……层峦叠嶂，苍翠欲滴，瞑色尤堪入画。”文笔流畅，文采斐然，黄叔璥《台海使槎録》与《裨海纪游》号称描写台湾风土的随笔双璧。

　　又如蓝鼎元《纪水沙连》：

　　水沙连屿在深潭中，小山如赘疣，浮游水面。其水周大山，山外溪流包络，自山口汇为潭。潭广八、九里，环可二、三十里，中间突起小屿，山青水緑，四顾苍茫，竹树参差，云飞鸟语，古称蓬瀛，不是过也。

　　对比柳宗元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

　　日月潭清幽雅致，小石潭悄怆幽邃。论意境，《小石潭记》或稍胜一筹，但论浑然天成，出幽入胜，却非小石潭可比。写山、写水、写石，柳宗元能用心体察，准确捕捉景物的特征，做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并以细腻生动之笔，以诗心观照自然，融情入景，抒发贬官后抑郁悲凉的心境。此处蓝鼎元毫不逊色，仅以“山青水緑，四顾苍茫，竹树参差，云飞鸟语”十六个字，便形象描摹出日月潭的万千风情，如同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令人向往，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大自然的无限喜爱之情。林纾《柳文研究法》指出，文有诗境，是柳州本色。移论蓝鼎元游记，同样贴切，无论景物描摹，亦或情感传递，均与《小石潭记》不分伯仲。如此富有意境情趣的作品，可以说，即使置于中国古代散文史，乃至文学史上都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

　　二、对传统游记的发展

　　“文变染乎世情”，随着时代的推移和世情的变化，清代台湾游记在继承传统游记散文的同时，也发展出与时代相关的新特点，正所谓“吟承古体出新意”。

　　（一）游记题材的扩大

　　游记是对沿途所见所闻所感的记録，从这个角度来说，游记题材包容万象，既可作名山大川、边塞风光之描摹，也可作风土人情、社会面貌之记録，甚或河流地貌、历史文物之考察等等。然纵观中国古代游记史，以模山范水为主体的游记文学占据了半壁江山，无论是唐代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还是宋代苏轼的《赤壁赋》，亦或明代袁宏道的游记小品、张岱的《西湖梦寻》《陶庵梦忆》，均以山水自然为主要描摹对象，以诗心观照自然，寄情思于秀丽山水间，纵横驰骋、天马行空，山水自然成为主体悠游其中并生发感悟的主要参照系，并由此构建出人与自然审美为核心的游记文学。换言之，山水游记是古代游记散文的主体，文人墨客往往徜徉于山水之间，兴之所至，则微吟浅酌，寄怀寓兴。清代台湾游记以台湾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风俗等为主要描写对象，表现作家们的社会意识，这种游记虽然继承了传统游记的诸多特点，但更多的却是对传统游记题材的拓展，他们负载了视察台湾社会政治经济、风土习俗等任务，并非为“游”而游，而是为视察而游。“如果说清初入台之人，首先惊诧于台湾特殊的自然景观与风土人情，故在风土杂咏中，多模山范水以表达内心的震撼与惊颤；那么到了中后期，文人们更多地从自然转向社会”。特别是清晚期，在与帝国列强的火力较量中，清政府屡战屡败，作家们亲眼目睹了西方文明的威力，内心产生了巨大的震憾，由此兴起的学习西方先进生产力的洋务运动渐步日程，于是，介绍西方现代化设施、殖民贸易等一系列新事物，从中透显出知识分子的主体思想与认知，成为游记书写的重点，如唐赞衮《台阳见闻録》记録了大量闻所未闻的西方新事物，诸如电话、电报、电线、铁路、火车、邮政等，蒋师辙《台游日记》详述新式轮船的内部构造，池志征《全台游记》描写第一次乘坐火车时的切身感受，史久龙《忆台杂记》则首次介绍西方的台风预警仪等，这些都是不同于古代以山水摹写为主体的游记散文，它突破了传统山水意义的游记模式，不仅有对自然景物的描摹，更有针对台湾战略位置、经济物产、军事部署、对外贸易等的分析评论，前面第七章已对此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他们的观察与书写，不仅增进人们对时代变革、对西方文明入侵的认识，而且使游记文学的题材范围得到较大的拓展。可以说，题材的扩大也是时代变动的需要。

　　（二）“游”的理念的变迁

　　关于“游”，《说文解字》释为“旗旌之流”，段注云：“旗之游如水之流，故得称流也。”旗帜飘扬，无所限制，犹如水之流动，自由自在，由此引申为出游之“游”。先秦典籍中的“游”带有两重含义，一为出游之游，较具功利性与目的性。二为游览之游，多具审美性。传统游记中的“游”多具审美性，强调主体对客体的审美观照与个体感悟，在青山緑水间，藉助“游”建立起一种山水意识，“使审美主体与客体合二为一，达到物我相亲、物我同化、物我合一的审美理想境界”。相较而言，清代台湾游记的“游”，带有更多的目的性与针对性，原因有二：

　　一是身份使然。综观有清一代台湾游记作家队伍，台湾本土文士仅二人，其余均为大陆文人，且多数为清政府派往台湾的官员，具有官方身份，如季麒光为诸罗县首任知县，黄叔璥为首任巡台御史，朱景英为台湾海防同知，邓传安为“北路理番同知“，唐赞衮更身兼台澎道、按擦使、台南府知府数职，即使个别非官方委派之人也多具幕僚身份，如蓝鼎元、丁绍仪、池志征等，无任何官职更是凤毛麟角。这样的身份，自然导致了创作动机与“游”的理念的变迁，他们的“游”带有官方性质的巡视考察，借实地走访，瞭解地理形势、体察民情，为清政府提供理台建议，与传统意义上的游赏之“游”不尽相同。即使美名远扬的自然景观，在他们眼里也成了治理台湾的天然屏障。以蓝鼎元为例，因其幕僚身份，故所游非纯粹的山水之游，而是带有某种经世济民之性质。康熙六十年（1721），蓝鼎元以幕僚身份随族兄蓝廷珍赴台平定朱一贵之乱，为深入瞭解台湾民众及山川形势，在台期间积极走访各地，其游踪遍布台湾南部的十八重溪、虎尾溪、水沙连、竹堑埔，及诸罗县等地。蓝鼎元的身份及赴台动机，决定了他对于旅途中的景致的特殊视角，如《纪虎尾溪》一文，先与“多江泥翻波，其水赤”的黄河作比较，进而写“虎尾则粉沙漾流，水色如葭灰，中间螺纹旋绕，细腻明晰，甚可爱，大类澎湖文石然”，铺陈出虎尾溪泥沙滚滚、水流湍急、水质浑浊的样貌。然面对如此奇观，蓝鼎元想到的却是利用虎尾溪沙底松软危险的特性，将其作为天然的险阻屏障，再设一县，防止再度发生乱：“窃谓诸罗以北，至此可止，宜添设一县于半线。自虎尾以上至淡水、大鸡笼，山后七八百里归半线新县管辖。然后北路不至空虚，无地广兵单之患。吏治民生，大有裨补。不知当局可有同心否？”以描摹虎尾溪之景衬托渡河之险，进而提出“虎尾溪天然划堑”之建议，将景观书写转移到治台策略的主题上。《纪水沙连》《纪竹堑埔》一文也提到相关问题，认为“即使半线设县……不二十年，此处又将作县……再二十年，淡水八里坌又将作县”。《纪台湾山后崇爻八社》则提醒当局者台湾五方杂处，时虽已成安定之势，但难保百年无事。将来若匪类穷蹙，必以山后为避兵之所。等等。蓝鼎元之游与有清一代的宦台官员一样，多是借实地走访，提出理台策略，正因如此，蓝鼎元在欣赏到日月潭之絶美景致时依然不忘教化思想，“但番人服数未深，必时挟军士以来游，于情弗畅，且恐山灵笑我。所望当局诸君子，修德化以沦浃其肌肤，使人人皆得宴游焉，则不独余之幸也已。”希冀为政者修明恩德教化少数民族，使之与汉人和谐相处，让众人都可来此宴游，达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之境界。台湾学者林淑慧指出：“即使是抒情、绘景的数篇游记，蓝鼎元于文末总不免借当是景物来表达其经世济民、移风易俗的寄望。”大扺不错。蓝鼎元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注重以文学阐发义理，其游记背后均带有教化少数民族、移风易俗、安定民心之思想，其《东征集》自序曰：“蓝子自东宁归，见有市《靖台实録》者，喜之甚，读不终篇，而愀然起，喟然叹也。曰：嗟乎！此有志著述，惜未经身历目，使得之道路之传闻者。其地、其事，多谬误舛错。将天下后世以为实然，而史氏据为征信，为害可胜言哉！”但不可否认，他所描绘的台地景物，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镜头。可以说，不管是蓝鼎元的《纪虎尾溪》《纪水沙连》《纪竹堑埔》，还是邓传安的《水沙连纪程》《游水里社记》，抑或曹士桂的《宦海日记》，山水自然已经超越了纯审美意义上的自然，他们的游记书写均具有反映台地民心向背，为清政府理台献言献策之用意，体现了作者的社会观察与经世理念。

　　二是时代使然。清晚期风云变幻，社会动荡不安，怀有深重忧患意识与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们因此改变了“游”的理念，他们不再只是游走于山水间，而是将笔触从自然延伸到社会，将目光从自然山水移向社会现实，从关注山水转而注意时代风云，抨击吏治腐败、同情民生疾苦、愤慨民族耻辱，不仅为山水传神，更为时代写照，体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如果说清初由闽入台的文人们，首先惊异于台湾的殊异的自然景观和有所不同的风土人情，在其风土杂咏诗中，往往模山范水，表达其遇接粗犷、荒莽的台湾山水龢民性时内心的震颤和惊动；那么到了清朝中、后期，特别是台湾生口日众，社会成型，教化步入正轨以后，文人们将其眼光更多地转向了社会现实”，这种创作变化在清晚期的作家中尤其普遍，如唐赞衮的《台阳见闻録》、蒋师辙的《台游日记》、胡传《台湾日记与禀启》等，均有对时事的关注与评析，传达出对时代变迁与社会变革的关注，流露出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

　　（三）形式上的变化

　　清代台湾游记并不拘泥于传统游记一事一记、一物一记的完整性写法，而是长篇短制，灵活自由。表达方式上，清晚期部分游记作品甚至以议论为主，诸如丁绍仪的《东瀛识略》、唐赞衮的《台阳见闻録》以及胡传的《台湾日记与禀启》等，均不乏对时事政治、军事部署等的大段议论，语言犀利、形式自由，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魏晋以降飘逸空灵的传统山水游记的束缚，开辟出一方新天地。

　　清代台湾游记形式上的最大变化，在于产生了一种类似方志的写作模式，从林谦光的《台湾纪略》开始，一直到黄叔璥《台海使槎録》、吴桭臣的《闽游偶记》、董天工的《台海见闻録》、朱景英的《海东札记》、丁绍仪《东瀛识略》以及唐赞衮《台阳见闻録》等，从清初一直延续到清末，他们以类方志的结构架构全文，以记叙、说明、议论等手法，客观、详实地记録在台所见所闻，将台湾的历史、地理、军事、政治、教育、税收、民情风俗等，以摘録笔记的方式，对前人文献资料或引用、或摘録、或裁剪，同时结合自身观察与体会，分门别类，建构起认知中的台湾景象。如《台湾纪略》以类似方志的编排模式，将全文分成三大部分，一为形势、沿革、建置、山川等地理景观，二为城郭、港口、赋税、学校、兵防、津梁等人文景观与制度，三为天时、地理、风向、气候、风俗、物产等风土人情。篇幅不长，却囊括了地理环境、人文建筑、社会制度、风土民情等，并加入了个人的观察所得与评论。应该说，这种形式上的变化与作家的创作动机息息相关，恰如邓传安《自序》所言，是使“亦欲来者知区区滥觞”。董天工《台海见闻録》体例上与方志类似，卷一记録山川建置、官制武务与田赋课税等，卷二记録台地物产与汉番习俗等。又如唐赞衮《台阳见闻録》“自序”言：“涉览之余，辄以所见，证之所闻，悉笔志而论列之……以备来自海外者可资谈柄而考故实。”可见其写作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资料借鉴，作者在引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自身观察所得，分上、下两卷书写台湾的政治变革、通商情况、税收状况、土地开发情景、军政区域调整以及物产、风俗民情的转变等，结构模式类似于方志编纂。然而，这种类似方志的创作模式，虽有助于中原人士快速认识台湾，但文学性是比较缺乏的。梅新林、俞樟华指出“学人游记”的衰颓趋势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向地方志演变，在结构上接近于地方志；二借鉴笔记体日记体游记的优点，在随意挥洒中表现出渊博的学养；三将考评作为学人游记的点缀。这种衰颓方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台湾游记的发展概貌，作品虽平易稳健，但叙述不够畅快，加上考证之风，形成疏于写景抒情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台湾游记的艺术成就和永恒魅力。

　　三、对后世游记及散文创作的影响

　　台湾初入清朝版图之时，文风不振，较少出现本土文人，台湾社会从移垦趋于文治化的过程中，外地入台人员起到极大的作用和影响，他们的宦游文学占据了台湾文坛的主体，游记散文数量虽不多，但对台湾本土文学的形成乃至后代台湾游记及散文创作，均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游宦文人的文学传播，台湾本地文人逐渐兴起，出现了诸如吴德功、洪弃生、连横、林献堂、骆得林等著名文人，开启了本土文学的新篇章，他们的散文写作模式也多受游记影响，甚至影响了日本占领时期的散文创作。清代台湾游记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日记体游记，二是笔记体游记，前者以郁永河《裨海纪游》为代表，后者以黄叔璥《台海使槎録》为典范，号称描写台湾风土景观的“散文双璧”。翻阅台湾古典散文创作，不难发现二者的影响轨迹，日记体散文有日本占领时期台湾本土文人洪弃生的《八洲游记》、吴德功的《观光日记》，大陆文人张遵旭的《台湾游记》、邱文鸾的《台湾旅行记》、施景琛的《鲲瀛日记》以及谢鸣珂的《台湾旅行记》等。笔记式散文则有日本占领时期本土文人连横的《台湾史迹志》《台湾漫録》《番俗摭闻》《台南古迹志》，林献堂的《环球游记》与骆香林的《临海随笔》，以及大陆文人刘范征的《台湾旅行记》乃至日本文人佐仓孙三的《台风杂记》等。

　　清代台湾游记在题材上的拓展，使游记的内容更加丰富，形式上类似方志模式的建立，也使得游记包容性更强，作家们以开放的眼光，吸收西方观念，关注现实社会，直接记録并议论现实中政治性较强的社会现象，这种政治性的特点，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近代域外游记的写作，域外游记继承了台湾游记书写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特点，以极大的兴趣大量描写西方社会生活、制度文化，并作了相当细致深入的探讨，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意识。诸如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康有为的《突厥游记》，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此角度来看，清代台湾游记在游记文学史上实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台海使槎録》首创分十三区叙述少数民族文化的写作模式，按地理位置将各族群分为“北路诸罗番”一至“诸罗番”十，以及南路“凤山番”、“凤山傀儡番”二、凤山琅峤十八社三等十三个聚落，每个聚落又按照居处、饮食、衣饰、婚嫁、丧葬、器用等六个方面分类论述，并附上各社的歌謡。这种记録模式被后来诸多方志所采用。如范咸《重修台湾府志·番社风俗》按行政区域将少数民族各社群重新划分归类为：台湾县（诸罗一）、凤山县一至三（凤山一、二、三）、诸罗县一至三（诸罗二、四、五）、彰化县一至四（诸罗三、六、七）、淡水厅一二（诸罗九、十），再按照《台海使槎録》的模式将风俗分为六项，一一摘録。其后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在内容与体例上也基本沿袭这一模式，无甚变化。郁永河《裨海纪游》云：“苟能化以礼义，风以诗书，教以蓄有备无之道，制以衣服、饮食、冠婚、丧祭之礼，使咸知爱亲、敬长、尊君、亲上，启发乐生之心，潜消顽憝之性，远则百年、近则三十年，将见风俗改观，率循礼教，宁与中国之民有以异乎？”视“衣服、饮食、冠婚、丧祭之礼”等为教化的重点内容，这在黄叔璥《番俗六考》中也有体现，诸如“饮食”“衣饰”“婚嫁”“丧葬”等，此类编排模式也被方志所沿用，《重修台湾府志》与《续修台湾府志》，均专列四卷重点叙写风俗，并将风俗分为六项，仅在分类标准上有所不同。可见《番俗六考》实具承先启后的历史文献地位。有学者指出：“清代台湾志书在平埔族风俗的编纂上，受《台海使槎録》的影响颇深。”可见，清前期的游记散文，具有文化传承的功能。

　　游记散文是一种本色创作，既真实反映了作者的悠游经历、审美趣味与生命情境，又具有极强的文化包容性，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熔政治、经济、科学、宗教、哲学、民俗于一炉，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为文学史增添了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且不论清代台湾游记的艺术成就是否上乘，但它的存在，确确实实掀开了台湾的神秘面纱，不仅丰富了清代学人游记的内容，也丰富了中国古代游记史的内容。而台湾游记本身也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发展变化出新特点，影响了后代游记散文及古典散文创作，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在中国游记史乃至文学史上都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第二节　清代台湾游记的多元价值

　　广博多元的清代台湾游记，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富有价值的资料以及研究方法上的启迪，本节主要从史料价值、民俗学价值及地理学价值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史料价值

　　游记是对沿途见闻的亲身记録，可靠性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实録性质的历史著述，保留了大量富有认知与研究意义的史料。清代台湾游记前后跨度二百多年，期间的风云变幻，无不载入文人笔端，展示了广阔的社会历史画面，从而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宗教、军事、交通、科技、历史等方面的史料。

　　（一）提供大陆认识台湾的文本参考

　　清政府平定台湾初期，大陆人士对台湾知之甚少，对台湾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朝廷内部分官员包括康熙帝，曾一度想弃守台湾，认为“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加广；裸体文身之番，不足与共守。日费天府金钱于无益，不如徙其人而空其地”。并因此引发了所谓的“台湾去留争议”。后经施琅等有识之士的极力上表，清朝才正式派遣官员渡海治理台湾。因身份与职责所致，这些宦台官员与文人的游记作品多带有官方性质的巡视考察，与纯粹的游而记不尽相同。不仅有对自然景物的描摹，更有对台湾社会经济、民风民俗的观察与评论，为清政府治理台湾提供政策建言。台湾学者陈佳妏指出：“观察清代所遗留下来的大批文字记録……如大量台湾地方志的编写、密集完成的游记书写等等，这些文字或多或少消解了中国的旅者对台湾的陌生感，并进一步提供清朝的统治者治理台湾的方向。”的确，这些实地游历后留下的文字材料，不管其记録初衷为何，确确实实揭开了台湾的神秘面纱，逐步将台湾山水风光诸如安平海吼、日月潭、玉山等景观呈现给中原，同时真实反映了清代台湾的各种社会图象，为大陆的台湾认识提供资料参考。

　　《裨海纪游》以日记体游记方式呈现在台见闻，为其危险旅程的经历实録。有学者指出郁永河对清初台湾社会观察重点有四：一、汉“番”杂处、南北开发差距大；二、对“番”人生活习惯之观察；三、汉“番”相处之情形；四、对台湾时事与番政的意见。“此书被视为攸关台湾历史、地理、文学的重要名著，内容涵括台湾历史的建构、少数民族论述、风俗物产、黑水沟航海险象，及陆地景象的描述……此一新鲜之旅的纪游，既可供官府治台，也可作游台之参考，因此深深吸引后来日治时期来台日人的注意”。可见，《裨海纪游》为大陆人士提供认知台湾的文本媒介。如郁永河观察新港社、嘉溜湾社及麻豆社等社后提出：“虽皆番居，然嘉木阴森，屋宇完洁，不减内地村落。余曰：‘孰谓番人陋？人言宁足信乎？’”以简短的两个问句，打破了早期文献辗转摘録，视台湾少数民族为半人半兽的传闻。郁永河本人也说：“余既来海外，又穷幽极远，身历无人之域；其于全台山川夷险、形势扼塞、番俗民情，不啻户至而足履焉。可不为一言，俾留意斯世斯民者知之？”书中不仅记録了采琉历程以及沿途自然景观、风土人情，还针对台湾政治制度、战略位置建言献策，可见其撰写此书之目的，这也正是清代赴台官员或文人的基本创作动机。

　　清代台湾游记的影响力，还可藉助当时文人所作序言窥见一二。如鲁仕骥《台海使槎録序》曰：“凡禽鱼草木之细，必验其形焉，别其色焉，辨其族焉，察其性焉；询之耆老、诘之医师，豪厘之疑，靡所不耀，而后即安……抑禹迹未经，儒者从略，先生必务详审精密。”黄叔璥对于古籍文献中未曾提及的，或是自己不曾见过的，必以鲜活灵动的笔尖，记録下所有事物，巨细靡遗，且务求考证翔实，直至精密无误。此书之所以备受赞扬，原因亦在此，既实现自身的猎奇渴望，也为未至台者提供认识依据。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序》言：“台郡初辟，中土士大夫至此者，类各有著述以纪异，然多散在四方，岛屿因鲜藏书之府也。范侍御奉命巡方，自京师携黄玉圃先生《使槎録》以行。”可见，《台海使槎録》集众书之菁华，成为清代赴台官员任前的重要参考书籍。

　　这样的创作动机与特点俯拾即是。如凤山县学教谕朱仕玠，于任期内书写台湾沿途见闻及各类新奇事物，着成《小琉球漫志》，其《自序》言：

　　凡山川风土，昆虫草木与内地殊异者，无不手録之。间以五七言宣诸讴咏……用以彰意念所寄。

　　鲁仕骥《小琉球漫志序》亦云：

　　台湾自入版图后，历今八十余年。人但知为南徼一籓蔽要地而已，未有知其奇胜有如此书所云也。即爱奇者遐搜博采，或得以知其一二，亦未有洞悉其人情土俗有如此书所云也。盖虽属内地，而巨洋隔之，学士足迹，无从而至；其四方之商贾于是者，既不足以知之，而官斯土者，政事卒卒，又或未暇笔之于书。是以八十余年，惝恍迷离，其详不得而着也。今先生以散秩优游其地，得以用其精心考核，而成此书。此书之成，既足以见圣朝覆帱之仁，不遗荒徼；且使读是书者，洞悉其人情土俗，他日或仕其地，知所法戒，而因以施其抚治之方。

　　上述两段话清晰表明瞭游记所起的作用。台湾远隔重洋，对大陆而言，“惝恍迷离，其详不得而着也”，而朱士玠的《小琉球漫志》能使人“洞悉其人情土俗”，赋予读者对台湾海岛的积极认知，也为清政府理台、治台提供参考，让日后任职者台湾者能够“知所法戒”“抚治之方”。翟灏《台阳笔记序》亦言：“台阳孤悬海外，远隔重洋，周穆马迹未尝至，东山屐齿未之经，不意得笠山笔记，如置我于海屿沙岛之中，而一一观其态状也。”游记为大陆文人提供了认知台湾的文本媒介。

　　毛大周《台海见闻録序》指出，宦台者的文笔，为无缘入台者提供文本参考，使其真真确确认识了想象中的台湾：

　　夫彰乃闽之台湾，古毘舍耶国。近以我朝德威远播，始入版籍。其地岛屿孤悬波中，城市独辟海表，山川既殊，风土亦异，民情物产，均多不侔内地。董君宦游斯土，实有得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乃退而编缉成书。凡台地疆舆、官守、土俗、民风、山珍、水利之类以及诗词歌曲，靡有不备，汇为四卷，颜曰《台海见闻録》……余披阅之下，神游其境，觉蛟室蜃楼之形，俨遇于目，涛鸣海吼之声，恍栖于耳，山川风土，一览洞然，不啻以董君之见闻，据为余之见闻矣。

　　台湾虽与大陆一海之隔，然山川既殊，风土亦异，民情物产，均多不侔内地。毛氏云其阅读董天工之《台海见闻録》，仿佛神游于台湾，台湾的山川风土，花虫鸟兽，“一览洞然”，如同亲身经历般真实。这些宦游者总有意识地选择与提炼那些具有台湾特殊性的素材，关注与记録的重点往往是“奇”“异”之处，也因此吸引了大批的读者群。这不仅仅是文学写作的需要，更是基于现实的实际需要，入台身份与动机往往影响了宦游文人的观察视角，他们的游记多不以文采见长，而是作者的一种有意识的叙述。

　　台湾海防同知朱景英，任内着有《海东札记》四卷，郑际唐为其作序曰：

　　台湾孤悬海裔。入版图、置郡县，自我朝康熙始，阅今百余年。六榖时熟，犵姥如家人。官兹土者，怡怡于于，涉洪涛如履平地。盖太和翔洽，非一朝夕效也。若其土俗民风，载郡邑志者，亦屡经修辑，而览者犹有弗全、弗备之憾；何耶？程之以在官，縻之以常俸，迫之以岁月，不能事事考而物物辨也。武陵朱研北司马，深思笃古，酿于平时。乃以佐守是邦，行部所经，得遍其境。至辄延览形胜，诹询名物，暇日记所见闻，厘为四卷，名之曰海东札记……夫台湾蕞尔地，而外障生番，内屏中国，屹然为东南重镇；岂所谓地险者非邪？观研北是编，岛夷之延亘，风涛之险夷，不待按图，了然在目前。其地田亩、军营，下及鸟兽、卉木，巨细悉具。

　　指出《海东札记》一书对台湾地理位置、族群文化、物产气候作了极其详赡的记録，使人不待按图，亦了然如在目前。同时弥补了郡邑方志弗全、弗备、不能事事考而物物辨之憾，具有促进大陆人士深入瞭解台湾、认识台湾的积极作用。

　　由以上所举序文可知，许多无法亲历台湾者，往往通过台湾游记一窥其貌。这些游记书写，展现了清代台湾的社会风貌，成为沟通大陆与台湾的中间桥梁，不论基于何种观察视角，都是以发现者的身份，采风问俗，通过文学编辑，将台湾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呈现给未至者与后来者。恰如邓传安在《蠡测汇钞》自序中所言：“搜箧得若干首，汇为一编”的目的，是使“亦欲来者知区区滥觞，尚非无本之学云尔。”可以说，清代台湾游记散文，为大陆认识与瞭解台湾，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文本参考。

　　（二）提供台湾方志编纂的取材来源

　　明清时期，方志编纂盛行，台湾方志承此风气，发展迅速。中国的书写传统中本就有辗转相承的习惯，有些是全篇照録，有些是参考相关书籍再剪裁较精确的资料，有些则为袭仿改述。方志撰写亦是如此。纂修台湾方志，必须建立在对地方资料大量占有的基础上，清代台湾游记散文为方志编纂提供了取材来源。不少游记作品被收録于方志中的艺文部分，甚至有些方志直接摘録或剪裁文人的散文篇什。而后代的方志编纂又往往借鉴与摘録前志，于是，常会出现某一散文作品被多部方志所征引的现象。例如季麒光《台湾杂记》中描写海洋的一段话：“水中有蛇，皆长数丈，通身花色，尾有梢向上，如花瓣六、七出，红而尖；触之即死。舟过沟，水多腥臭，盖毒气所蒸也。”被多部方志反复征引。又如《裨海纪游》，不仅被同时期的台湾游记如《台海见闻録》《台阳见闻録》《小琉球漫志》等书引用，更常被后代方志所征引。如关于槟榔的一段描述被多次征引：

　　槟榔形似羊枣，力薄，殊逊滇粤。

　　范咸《重修台湾府志·物产》云：“槟榔形如羊枣，力薄，味逊滇、粤”，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物产》亦云：“槟榔形如羊枣，力薄，味逊滇、粤”。几乎没有任何改动。

　　又如关于楠木的一段叙述：

　　又有巨木裂土而出，雨叶始蘖，已大十围，导人谓楠也。楠之始生，已具全体，岁久则坚，终不加大，盖与竹笋同理。

　　这段文字同样被台湾方志普遍援引，如刘良璧编纂的《重修福建台湾府志》：

　　笋楠，山中有巨木，裂土而出，两叶始蘖，已大十围，老匠云：“楠也”。楠之始生，已具全体，岁久则坚，终不加大，盖与竹笋同理。

　　又干隆二十七年（1762）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云：

　　楠木始生，已具全体，裂土而出；两叶始櫱，已大十围。岁久则坚，终不加大，盖与竹笋同一理也。

　　上述两部方志仅调换文句次序，几乎无任何变动。除了这两部方志外，其它方志，如《淡水厅志》《噶玛兰志略》《噶玛兰厅志》等，也都只是将上述话语稍作改动。

　　再看黄叔璥《台海使槎録》。黄叔璥广搜博采，真实记録了包括天文气象、地理形势，特殊物产、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历史事件等在内的各类台地事物，涵盖面极其广泛，不仅被同时期的游记作品所引用，更成为后代台湾方志编纂的重要来源。该书卷二《赤嵌笔谈》部分论及台湾百姓的生辰礼俗的一段话，被《重修台湾府志》所征引：

　　生辰，为红面食团，彼此馈祝。神佛诞日，亦用以为献。娶妇之家，亲友制白面饼或二十圆、或十圆及簪珥肘酒为贺。

　　范咸《重修台湾府志》云：

　　生辰，为红面食团，彼此馈祝。神佛诞日，亦用以为献。娶妇之家，亲友制白面饼或二十圆、或十圆及簪珥肘酒为贺。

　　与《台海使槎録》只字不差。此后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同样不做任何增减改易，直接摘録。

　　《番俗六考》中关于少数民族“拔毛”习俗也被其后方志多次引用：“拔髭须，名心力其莪莪；爱少恶老，长须者虽少亦老，至头白不留一须。”范咸《重修台湾府志》云：“拔髭须，名‘心力其莪莪’；爱少恶老，长须者虽少亦老，至头白不留一须。”也是一字未改，原文摘録。此后的《续修台湾府志》《重修凤山县志》等同样原样征引，不做任何改动。《番俗六考》后还附有34首少数民族各社歌謡，其中33首被《重修台湾府志》所摘钞，仅《湾里社诫妇歌》一首未録。此后，干隆二十七年（1762）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十四至十六，以及干隆二十九年（1764）王瑛曾《重修凤山县志》卷三均传钞了范志的《番社风俗》。而道光二十年（1840）陈淑均的《噶玛兰厅志》，同治十年（1871）陈培桂的《淡水厅志》，以及光绪二十年（1894）纂修的《凤山县采访册》《云林县采访册》等，也都曾引用《台海使槎録》的相关资料，足见其对台湾方志编纂的影响力度。

　　此外，黄叔璥在撰写《台海使槎録》时，本身也引用了相关的台湾史料，如《平台异同》《诸罗杂识》《东宁政事集》等，这些书主要记载明郑时期及清初的相关资料，但多已亡佚。刘良璧《重修福建台湾府志》、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及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陈淑均《噶玛兰厅志》、沈茂荫《苗栗县志》、王瑛曾《重修凤山县志》及陈培桂《淡水厅志》等后世志书中，有关《平台异同》《东宁政事集》《诸罗杂识》等数段记载，都是从《台海使槎録》中获得的，黄叔璥所引材料，无形中成为后代辑佚的参考。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职官》称赞《台海使槎録》：“采摭最富，后之修郡志者，率取资焉。”可见其影响与贡献。

　　从以上所举几例可知，清代台湾游记成为方志引用的重要材料来源，对方志编纂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据吴福助《清代纂修台湾方志征引诗文研究》统计，散文部分有230家共953篇作品被征引，扣除被重复征引以及台湾本地文人作品，其数量仍相当可观。可以说，台湾游记为当时及后世的方志编纂提供了相当广泛的文本参考。

　　（三）保存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史料

　　清代台湾游记中记録了不少关于台湾社会发展、族群迁移的资料。邓传安在台近十年，见闻极其丰富，其《自序》云：“戴星于役，尝东至彰化界外之水沙连各社，北至淡水之艋舺八里坌，望鸡笼山甚近。迨治郡由假而真，又尝南至凤山之埤头，延袤千里。皆览其山川形势，稽其民风土俗，闲有所得，辄笔成书。”《蠡测汇钞》著作中有关道光初期台湾政治经济、“番”汉关系、及族群迁移的描述，从历史学龢民族学的角度来看，是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如道光三年（1823），作者前往水沙连社仔、田头、水里、猫兰、审辘、埔里等24社调查平埔族入垦一事。其《水沙连纪程》一文不仅描述了水沙连附近景观及日月潭之美，更对当时平埔族与水沙连族群迁徙之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过猫兰及审辘，昔为生番两社，自被占垦，番徙社虚，汉民既逐，鞠为茂草”“过埔里社，见其番居寥落，不及十室；询知自被汉民扰害后，社益衰、人益少。邻近眉里、致雾、安里万三社皆强，常与嗜杀之沙里兴往来，其情叵测”。通过考察，他认为“此次越入之熟番，实缘生番招来，异乎当日汉民之强占者”，不必驱逐“熟番”。建议迁走的“生番”“各还本社，可以安番众”。道光期间水沙连地区的族群大迁移，从曹士桂的《宦海日记》中也可找到答案，如“猫兰社，田约三百甲，村约三五十烟，半皆熟番，非本社生番也。审鹿，荒埔约二三千甲，未见居人。盖嘉庆年间曾经开垦，旋逐出而封禁，故荒埔多”等，极具史料价值。《蠡测汇钞》还提及某些碑刻，如《新建淡水厅城碑记》：“自南而北，若台(湾府)、若凤(山)、若嘉(义)、若彰(化)，或先或后并仡崇墉，独淡兰阙焉。”这些是道光初年修建完成的城墙，惜甲午战争后部分被日军占领而多已不存，邓传安的作品为瞭解清代台湾城建史提供了文献参考。有学者从史学的角度评论《蠡测汇抄》，指出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八年（1684—1689），蒋毓英编篡第一部十卷本《台湾府志》问世，至干隆二十九年（1764），余文仪编篡二十六卷本《台湾府志》刊行，前后共修了五部《府志》，平均每十六年左右便新出一部。但是，余文仪所修的《府志》是“台湾设府以来最后一部府志”，以后再没有编修过，认为《蠡测汇钞》距干隆十二年（1747）范咸所编纂的第四部《台湾府志》时隔约九十余年，可补充清代中期台湾政治经济、人民生活及某些城建工程的概况，具有相当不错的史学价值。所论极是，《蠡测汇钞》一书为后世瞭解清政府管辖台湾中期社会发展概况提供重要文献参考，弥补了方志的不足，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再如丁绍仪的《东瀛识略》，虽只有六万余字，但对于台湾地理环境、少数民族生存问题等均有增补更新，如记载平埔族迁移情况“岸里、阿束、东螺、北投、阿里史五社番众，于嘉庆初越山远徙噶玛兰境，早已名存实亡，今日之番半系他社迁入；又如猫雾捒诸社，已成阛阓，无复番踪可问。”篇幅虽不长，却具有不可忽略的史料价值。

　　清代台湾东北部开拓史从游记中亦可窥一斑。赴台“开山抚番”的罗大春，将这一工作付诸于《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中。从罗大春的日记中看来，“开山抚番”过程充满着艰辛血泪，瘴疠、对抗、逃跑、安抚、死亡等无处不在，如自然环境是“苏澳至奇莱水程百余里，陆路二百余里。其水则悬流恶湍，险仄异常；自宜取径于陆，以利师行。而陆之迭幛丛林，素皆人迹不到”，还有原汉战争情景：“是正月二十四、五、六，二月初五、六、七、八等日，大鲁阁番竟敢纠众数百扑我新碉；弁勇一面力拒，一面兴筑。余亲督炮队驰援，番族伤亡颇多，始行败窜；我勇阵亡者亦二十五人。叠经惩创，番情始觉稍定。”提供了台湾东北部开拓的真实历史。有学者指出：“罗大春所写的《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及所立石碑，至今仍是研究同治光绪之交台湾北部‘开山抚番’这段历史的重要史料。”诚为的论。《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中还有一段关于加礼宛社族群的描述：

　　初三日，率小队哨至五里亭巡视而返。加礼宛番目番陈八宝携其同社四人，请以已垦田园给照；余姑许，仍犒而遣之。

　　奇莱平埔之番，居鲤浪港之北者，曰加礼宛、曰竹仔林、曰武暖、曰七结仔、曰谈仔秉、曰瑶歌，凡六社，统名曰加礼宛社；其性畏强欺弱。

　　有学者认为“此为花莲平原加礼宛六社的最早记録，即存于《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中。”“花莲地区的‘南势番’及太鲁阁人之记载，罗大春是首创者”。此记载在清代台湾游记文本亦属首次，不管从历史学，还是民俗学的角度来看，都极具研究价值。

　　此外，游记里还有大量有关自然环境、矿产资源、河流水道、西方新事物的记録。吴子光笔下的自然景观如大肚山、火焰山、大隘山、八卦山、五指峰、双峰山等，均为其亲历之作，且以游记文学书写上述诸山者，吴子光乃第一人，故其所作增添了史料记载。吴子光《纪台地怪异》中还详细考察了清代中业兴起的三大物产茶、樟脑及石油，并首次记载了开采石油的情形：

　　就该地凿一井，径仅尺许，铸铁管如烟窗，每段长丈余，逐层衔接，用铁锥重可千斤，旁以木架绳索为辘轳转之，令锥下击，所遇粗沙大石，俱糜碎成泥，真巧思也。其井深数十丈，油日所出数百斤。未几，井底铁管被敲击逼切，气闭塞不复通一窍，水啮石泐，铁锥中断，万夫拔之莫能起。夷人目眙气结，口噤吤不能出一声而休焉。

　　可称得上是第一手资料。史久龙在《忆台杂记》记载了台风预警仪：“洋人于此等事考察最精，每值风发，先一时香港必有电音告以风发自何方？何时？每刻行若干里？须经何方至何方？何时始息？于是，海关即悬旗告警，而舟子皆知趋避焉。”台风预警仪是一种新型的西方现代化事物，通过仪器预知台风幷发出警报，这在清代台湾游记中尚属首次。唐赞衮的《台阳见闻録》，真实记録了台湾社会的种种变革情况，诸如电报、铁路、邮政、对外贸易情况等，是瞭解清朝末年台湾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史料。蒋师辙《台游日记》对西方现代化事物，如轮船的内部设置作了详细描述，对台湾各地风貌，以及地震、台风、瘴疠等，均有独创之见，极具史料价值。胡传任职台南盐务提调期间，发现了清代台湾盐务的三大问题：居民私售、船丁盗卖、盐场人员舞弊，可作为清末台湾盐务的重要参考资料。作品还详述樟脑制作过程以及割台前后台湾社会情形等，《全台诗》称：“在台期间留有日记及台湾禀启存稿，其中对台湾山川地形、人文政治都有详明的记载。”可视为对其史学贡献的一种肯定。

　　二、民俗学价值

　　清代台湾游记不仅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还记载了台湾各种奇特的风俗民情，同样具有较高的民俗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保留了台湾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的第一手资料。台湾少数民族历史纵深，因没有自己的文字，又与大陆隔海相望，故相关早期古籍文献数量极少，或转载他人著作，或从他人转述中凭想象加以描述，即使描述也极简略。至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里的流求、明代陈第《东番记》对台湾生产活动的记録，地名的详尽描述、与平埔族文化的内容，皆流露出实证风格。但汪大渊《岛夷志略》所写极为简单，难窥其全貌。陈第《东番记》为亲身经历之记载，是汉人对台湾少数民族初步认识的代表作，但也仅限于西南部沿海平原一带，且比较简略。清康熙时季麒光的《台湾纪略》与郁永河的《裨海纪游》，对少数民族的生产活动、社会组织、风俗习惯、丧葬嫁娶等文化概貌作了更加详细的观察与记録。《裨海纪游》还对平埔族各族群的形貌、习俗作细致观察与描述，甚至记载并保存了古老的少数民族语言，如“其语多作都卢嘓辘声，呼酒曰‘打剌酥’，呼烟曰‘笃木固’”，这些都极具价值。林衡道评论《裨海纪游》说：“描写很多当年平埔族的文化概况，被现今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学者视为宝典。”肯定了《裨海纪游》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贡献。

　　黄叔璥《台海使槎録》在少数民族记録史上具有不可磨没的贡献。其中《番俗六考》三卷，将少数民族部落分为“北路诸罗番”一至十，“南路凤山番”一、“傀儡番”二、琅峤十八社三等十三区，并以大量篇幅详细记録不同族群在居处，饮食，衣饰，婚嫁，丧葬，器用等六个方面的不同之处，“番社不一，俗尚各殊，比而同之不可也。余撮其大要凡六：檄行南北两令，于各社风俗、歌謡，分类详注为番俗六考。”观察细微，用字谨慎，对当时的台湾少数民族做了相当全面的观察与描述。“清代的文献，对土著的类别一向缺乏明确的观念，惟黄叔璥‘番俗六考’分述土著的方法，则对平埔族的研究颇有帮助。”“《番俗六考》的可贵处在于作者注意到平埔族各族群文化的差别，并分别予以详尽细腻的记録。”黄叔璥对少数民族资料的收集、分类与分析均十分深入，初步建立起台湾少数民族各族群的面貌，其分类记録也影响了后来台湾方志及相关记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台海使槎録》：“叔璥裒辑旧籍，参以目见，以成此书。于山川、风土、民俗、物产、言之颇详，而于攻守险隘、控制机宜、及海道风信，亦皆一一究悉，于诸番情势，尤为赅备。虽所记止于一隅，而亘古以来，舆记之所不详者，搜罗编缀，源委灿然，固非无资于考证矣。”简明扼要点明该书所藴含的丰富价值，尤其在台湾少数民族文化实证考查的贡献上，功不可没。

　　自黄叔璥后，朱仕玠、朱景英、曹士桂、吴子光、唐赞衮、蒋师辙等有清一代文人，均在其游记作品中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化习俗加以观察与记録，诸如饮食、文身、打牙、拔牙，以及宗教信仰、婚嫁丧葬等礼俗，保存了不同时期少数民族的文化材料。如朱仕玠《海东剩语》描写少数民族文身习俗：“肩、背、胸膛、手臂，以针刺花，用黑烟文之。土官刺人形，副土及公戒只刺墨花，或刺蝌蚪字及虫鱼之状。”朱景英《记社属》则观察到：“迩来北路诸番犹治此习，南路则絶无贯耳、文身者。”已有所变化。曹士桂《宦海日记》中记録了台湾少数民族凿齿、纹身、猎首以及衣食住行等民俗资料。如记载少数民族的语言，称汉“番”通婚所生、通晓“番”语者为“番割”，称“番长”为“改努”，称独木舟为“蟒甲”等。还描写少数民族凿齿习俗“又各番男女将嫁娶，各拔去上下牙四枚，是殆凿齿之谓软”，以及“野番”“猎人头”等习俗，均可供后人对照参考。在台居住多年的吴子光因与少数民族接触较多，故对祖灵祭、野祀、做典、走镖等其他文献不曾记载的宗教仪式，做比较详实可靠的叙述。如元旦当天举行的部落青年赛跑的“走镖”仪式：

　　古史称飞廉善走……番俗元旦前一日，酋长使人立旗帜于十里外，旗皆红羽毛为之，仍分上、中、下三等。次早，令社中健儿拚命往抢夺，为捷足者所得，急持归，标诸己门首以表趫捷。按此与竞渡夺锦标相类。

　　有学者称之为“赛跑型祖灵祭”，这种祭祀方式在清代游记作品中尚属首次出现，极为珍贵。这些作品虽然不同于黄叔璥的分区分类写作模式，但通过文本比较，可以窥见二百多年间少数民族在生活习俗、社会组织、宗教信仰上的变化。可以说，所有这些都为还原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文化，为现当代学者研究台湾少数民族风俗民情及其变迁，留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二是保存了清代台湾乡土文学资料。诸多文人在其游记作品中引用了当时流传在民间质檏的谚语，融台湾民间文学与游记散文为一体，使文章描写更贴近民众的生活情境，带给游记文学以民间特性。如“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偷得葱，嫁好公；偷得菜，嫁好婿”“偷老古，得好妇”等谚语，在文人的文集中经常可见。朱仕玠《泛海纪程》提到澎湖居民受土地限制，倚赖捕鱼维生的情形：“丈夫出渔，妇女佐之，备尽劳瘁。谚云：‘澎湖妇人入台湾牛’，哀其瘁同也。”《海东剩语》谈及台湾盛行飓风时指出，“谚云：六月一雷止三飓，七月一雷止九飓。及其既作，必四面传遍，如北风飓，必转而东，东而南，南又转西；或一、二日，或七、八日。其南风飓亦然”。还有关于海洋或气象的一些谚语，如黄叔璥《赤嵌笔谈》：“鲲身响，米价长”，（谓海涌米船难于进港）“六月一雷止三台，九月一雷九台来”，“冬山头，春海口”，这些都是台湾百姓在生产生活中积累的经验，提供了研究清代台湾民风民俗的又一参考材料。

　　三、地理学价值

　　在四部分类上，游记因其内容侧重地理，故归属于史部地理类。清代台湾游记在地理学上也有不少贡献。

　　游记的地理学贡献之一在于对地理景观的如实呈现。如关于大陆与台湾的历史渊源及地缘关系，曹士桂记载：“台湾，南海中大岛也。闽、粤、江浙屏蔽。山脉发自福州，渡海三百余里，至淡属鸡笼山起祖，蜿蜒南行，至凤山之沙马畸而尽。南北绵亘约千二百里，东西半之。西南与福、兴、泉、漳遥相直，自古为番夷地。”明确指出山脉源自福州，这是对台湾源自大陆的地缘关系的再次证明，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理学价值。海防同知朱景英任职期间足迹遍布台湾西部，其《记岩壑》记録了府城以南的开发情形，以及海丰、笨港、三林、鹿子港、八里坌、白沙墩等各港口贸易情况：“笨港列肆颇盛，土人有南港北港之称，大船间有至者。鹿子港则烟火数千家，帆樯麇集，牙侩居奇，竟成通津矣。中港而上，皆可泊巨舟，八里坌港尤伙。大率笨港、海丰、三林三港为油糖所出；鹿子港以北，则贩米粟者私越其间，屡经查禁，近亦稍稍敛迹矣。”都是早期游记或方志中鲜少提及的内容，是干隆时期珍贵的地理资料。道光元年（1821），姚莹任噶玛兰通判时，以亲身经历详实记録府城至宜兰约千余里路程，对沿途地名、乡镇分布、人文景观以及风土民情都有极其详实的书写，尤其《台北道里记》一文为台湾淡兰古道的首度记録，反映了道光时期北部开发现状，极具历史地理价值。

　　游记的地理学贡献还在于通过历时比较，呈现出台湾地理的历史变迁面貌。郁永河以其亲身经历，描绘了17世纪末的台湾自然环境，时台湾西半部尚未开垦，除嘉南平原外，几无人烟，相当荒凉，《裨海纪游》可谓是三百年前台湾地理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如记録康熙三十六年（1697）时的沿途景观：

　　自竹堑迄南嵌八九十里，不见一人一屋，求一树就荫不得；掘土窟，置瓦釜为炊，就烈日下，以涧水沃之，各饱一餐。途中遇麋、鹿、麏、麚逐队行，甚伙，驱猃猲獟获三鹿。

　　呈现出一个人烟稀少、遍地荒野的自然景象。康熙六十年（1721），蓝鼎元巡视竹堑时仍较为荒凉、人口稀少。而到了光绪时期，台湾的土地开发及社会文化，均有了明显的变迁，池志征《全台游记》提到：

　　新竹昔时转竹为城，以避野番，故名竹堑。今则设官置治，画井封疆，气运大开，非人力所能遏抑也。……境内土地肥饶，人民沃衍，蓝鼎元《东征集》所谓台北民生之利无如竹堑，而二百年后竟着其盛焉。

　　经过一百多年的开发，该地摇身一变，成为民丰物饶的台湾重镇。1860年后，随着淡水、基隆、打狗、安平各通商口岸的相继开放，沿海城镇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上述对竹堑地区的时代记録可作历史地理变迁之实録。此后，池志征《全台游记》对照过去已有记载，结合实地观察，又发现多处台湾地理景观的变迁情况，如“鹿耳门昔可容巨舟出入，今已淤浅，改泊四草湖”，“凤山城小而形势甚阔，东、南皆沿海，向称毒瘴恶地，官其邑者皆不敢至；今则民番杂处，商贾云集，亦台南之屏卫也”等，呈现地理时空变化。尤其是对三条仑古道的惊险描述，更是之前游记文本中从未出现过的，其《自序》曰：“余在台三载，凡过其地者，必先睹其形势，谓某处形势将来必兴，某处形势今日虽盛、将来必败。余昔时所睹形势必兴之地，闻今日已为日本人所兴。呜呼！”始终注重对台湾地理形势今昔变化的对比观察，池志征当属第一人。他的作品描述了清末各地的地理景观、风土民情，相当珍贵。另外，史久龙《忆台杂记》中关于府城、淡水、基隆等城市风貌的叙写，也体现出不同的历史变迁感，如“西、北二门外途路，仿上海横盘街式。中实石子，外夹石条，东洋车行之，毫无偏颇。道旁夹植柳树，风日清和时，踯躅游行，颇有歇浦风景。”描写台北效仿上海横盘街式，在街道中间铺设石子，道旁种植柳树，繁华中透露中特殊美感，与二百年前《裨海纪游》中尘沙漫漫的样貌有着天壤之别。

　　又如黄叔璥《赤嵌笔谈》对罗汉门的描写：

　　外此羊肠鸟道，触处皆通；峻岭深谷，丛奸最易。土人运炭辇稻，牛车往来，径路逼狭，不容并轨；惟约昼则自内而外，夜则自外而内，因以无阻。夏秋水涨，坑堑皆平，则迷津莫度，与诸邑声息隔絶。

　　呈现出一片野草遍地的荒凉景象。而此后朱景英《记岩壑》亦载有：“曩以地逼野番，且易丛奸匪，故边界有禁，而辇运以时。近则垦辟渐广，往来如织矣。”二者相较，不难看出此处至干隆时期已逐渐开发，一片繁华，这些都是十分珍贵的台湾地理沿革变迁的历史资料，地理学价值自不待言。此外，邓传安记载道光七年（1827）苗栗县发生大地震后的地理变化，也提供台湾北部地理变迁的重要资料。

　　总之，清代台湾游记的价值是多元的、不可替代的，不少游记作品，如《裨海纪游》《台海使槎録》等在学者文章中使用率之高就是明证。不论其文学成就是否上乘，以亲身游历为导向，用心记録下这块土地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呈现出二百多年来的台湾风貌，应是这种写实游记的共同价值，也是带给台湾古典文学的最大贡献。

　　当然，清代台湾游记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受地志游记与学人游记影响，外加方志编辑之风、以及作家身份与赴台动机的影响，宗尚求实存真、经世致用，注重学术考证成为台湾游记的一大特点。一些台湾游记作品以类似方志的模式记録在台所见所闻，重“记”而轻“游”，以详尽精确为宗，而非以游者所思所想为旨，往往将台湾的历史、沿革、地理、军事、制度、教育、税收、民情风俗等，分门别类加以考证，建构起认知系统中的“台湾意象”。这种用游记散文做学问状与考证状的作品，虽有益于大陆对台湾的快速熟悉与理解，但在艺术性上却大大削弱了。作品中多数为记叙、说明、议论为主的实用性的记録文字，创作基调趋于写实，注重对自然景观、风土人情的客观实録和对历史文化、社会现象的理性评述，相较于传统文学游记，文学色彩是比较澹薄的。其次，与考证密切相关的是对古籍资料的援引。援引文献目的是使论据充分确凿，增强说服力。但凡方志、民间传说、神话、小说、野史等等，均可充分引用。然物极必反，若援引过多，将影响文章的流畅性与可读性。这种情况，在清代游记中较为常见。以黄叔璥《台海使槎録》为例，其所援引的书籍种类繁多，不仅大量搜罗相关的台湾方志，更将一些记载典章制度的书、笔记文集、小说纳入参考，体现其涉猎之广泛与治学之严谨。据台湾学者统计，《台海使槎録》前四卷引用的文献资料多达四十部，涉及方志、地理、政论、文物、逸闻、诗集等五个种类，方志类有《诸罗县志》《台湾府志》《凤山县志》《福建海防志》《广东志》；地理类《裨海纪游》《台湾随笔》《闽小记》《台湾纪略》《玉堂荟记》《读史方舆纪要》；政论类《诸罗杂识》《岛上附传》《东宁政事集》《理台末议》《按闽摘略》《平台异同》《东征集》《平台纪略》；文物类《文献通考》《图书编》《谈荟》《博物志》《西溪丛话》《南州广物志》《靖海纪》；逸闻类《居易録》《香祖笔记》《池北偶谈》《蓉洲文稿》《台阳运会编》《客问》《樵书》《名山藏》《春明梦余録》《外纪》《劳之辨集》《异苑》《三藩纪事本末》；诗集类《赤嵌集》等。其中，周钟瑄的《诸罗县志》被引10次，郁永河《裨海纪游》被引12次之多。部分所引书籍如《诸罗杂识》《平台异同》《东宁政事集》均已散佚，故《台海使槎録》对于史料的保存多有裨益，然引用他人材料过多，则会影响文章的文学性与独创性。

　　此外，一些日记体或接近随笔日记体的游记，往往存在结构比较松散零碎、平铺直叙及重点不突出等缺点。如蒋师辙虽以《台游日记》为名，但内容却重在“按日索记”部分，将方志编纂、友朋聚会、治台建议以及读史心得等，全部纳入文本当中，“游”的方面需仔细辨别。丁绍仪《东瀛识略》同样如此，读者需对作品内容加以甄别，分清何为作者亲身经历，何为整理文献资料所得。曹士桂的《宦海日记》起自道光二十七年（1847）正月一日，止于同年二月二十九日。除二月十一日缺记外，共计五十八天，无论大小、琐碎，皆每日一记，也有结构不紧凑、重点不突出之憾。然瑕不掩瑜，清代台湾游记必将以其独特的贡献，在中国游记史乃至文学史上占据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