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台湾游记作品具有较强的经世济民的功能，正所谓“采风问俗，经世备治”“议事论理，以决政务”，尤其清晚期乃多事之秋，时局的变动，往往激发文人对于社会的省思与议论，他们不再“著书只为稻粱谋”，而是藉助文学来批判现状与解决问题，达到治国安邦、经世济民之理想。此期的游记一改传统游记中以“中和美”为旨归，常有较具体的议论时事与关心国计民生的书写，在呈现自然景观与风土人情的基础上，大多直接表达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以及面对外来文化冲击的反思，流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关注社会、分析时势成为游记中的书写重点。

　　第一节　时代变革记録

　　清晚期西方列强频繁入侵，社会动荡不安，风雨飘摇。西方各国以船只在台湾海峡遭遇海难为藉口，多次发起事端。道光二十年（1841），英国军舰进犯基隆港，道光二十二年（1842），再度进犯台湾；咸丰六年（1856），英、法两国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及“西林教案”为藉口，联合出兵攻打清政府。同治六年（1867），美国发生船罗号船难事件，借机出兵台湾；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日本古岛民在台湾琅峤东部遭遇飓风，登岸后误入“生番”部落被杀，少数幸存。同治十三年（1873）二月，日本出兵台湾，六月兵分三路焚毁牡丹等社，“牡丹社事件”让清政府进一步意识到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台湾的重要战略地理位置，从消极理台转为积极理台。同时，受英法联军之役战败的影响，开始感受到现代化的重要，于是发起“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现代科技产物，开展现代化建设，希冀以此富国强兵。而当时的台湾，也掀起了一连串的改革措施，如派重臣刘铭传、沈葆桢到台湾“开山抚番”，兴建各种现代设施等。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基隆一带成为战场，台湾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光绪十一年（1885年），台湾建省，任刘铭传为台湾第一任巡抚。积极开发台湾，兴建许多现代化机构，如铁路局、脑务局、电报局、邮政总局等。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溃败，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一、介绍现代科技产物之威力

　　不同于古代游记多作山水自然描摹的文学传统，清代台湾游记将笔触伸向了广阔的社会，变动的时代再次唤醒了文人的家国意识，纯粹的采风问俗已不足以济世，介绍西方文明及其带来的变化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也成为清晚期游记书写的重点对象之一，通过对现代科技产物的详实介绍，传达出固国强兵的爱国思想。恰如桐城派姚莹《黄香石诗序》所言：“文章之大者，或发明道义，陈列事情，动关乎人心风俗之盛衰。”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功用。时任台湾知府的唐赞衮，强烈意识到时代的变革和西方科技产物的威力，其《台阳见闻録序》云：“时势大异，洋枪火炮，摧枯拉朽，所向无坚城，轮船铁舰，冲风破浪，履重洋如平地。向之所谓险者，均无足恃。”于是将台湾之见闻整理而成《台阳见闻録》，主要记载台湾在“牡丹社事件”后，配合清政府推行新政后的各项措施，包括铁路、轮船、电报、电线、地律风（电话）、邮政等现代化事物，以及樟脑、硫磺、煤矿、金矿等物产的开发，其写实手法与古代域外游记颇为相似，但又加入了个人见解，流露出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其它如蒋师辙、吴子光、胡传、池志征、史久龙等文士，亦以敏鋭的觉悟，针对变革中的台湾人与事加以观察幷发表看法，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经世理念与爱国情怀。兹择一二分述如下。

　　（一）铁路

　　铁路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也是清代交通建设发展的重要一环，但却是清代以前游记中不曾有过的新事物。不同身份的作者，往往通过不同的观察视角与不同的写作方法，具体而微地呈现出这一新鲜事物所带来的特殊视觉体验与内心感受。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刘铭传向清政府呈上《拟修铁路创办商务折》一折，“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以及行旅、厘捐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指出铁路之重要性，奏请修建铁路，此举得到批准，唐赞衮《台阳见闻録》“铁路”条从官方视野的角度客观介绍铁路修建的艰难过程：

　　召洋匠创开铁路，径达基隆。狮球岭山洞亦已凿穿，两边峭壁间，多煤苗沙穴，一遇风雨，时虞坍卸。由铭军三营队伍修筑，已成坦途。间有低洼数处，均经填实。

　　这段描述的是台湾第一座铁路隧道。唐赞衮前后耗时两年多。“目下火车由水转脚驶行，直达坡角，往来迅速，商民利便。”唐赞衮对铁路的功效大加赞赏。而蒋师辙则采用说明方法，针对铁路、火车的外观、构造、时速作了全方位的描述：“铁路穴岭而过，历六堵、水返脚、锡口迤达郡郭，可六十里。车制四轮，高不及丈，长略赢，广二弓而缩，轮与铁轨坳垤相合，一车置机器前导，尾缀五车，行疾如飙驰电激，不逾时达矣。此路所费，以百万计，行旅便之。”当时在各地设置票房：“台湾铁路，自大稻埕以迄基隆、新庄诸处，共设票房数处。”对铁路进行营运管理。池志征曾乘火车至台北，途中穿越了狮球岭隧道：“有洞长里余，两旁石壁皆奇形，车过其中，霾暗险湿，声隆隆然如雷殷，令人毛发耸然。”初次搭乘火车穿越铁路隧道，耳边传来火车雷鸣般的巨响，令人毛骨耸然，胆战心惊，藉助视觉、听觉感官及比喻等手法，形象道出旅人首次接触新事物时的体会，真实可感。

　　（二）电报

　　关于电报，唐赞衮指出，台湾南北路，地势袤长，声息易于阻滞，沿途虽设有驲站，文报未能迅速。光绪三年（1877），福建巡抚丁日昌于台湾铺设首条电报线路，“凡两线：一自郡治达安平，一达旗后，计长九十五里。是为南路电线之始。”光绪十二年（1886），刘铭传上《台湾水陆电线告成援案请奬折》一书，奏请在台湾架设水线、陆线，电报线从南到北普遍设立。相较于铁路，电报似乎更加神奇。时人眼里，电报来去无影踪，相当神秘。这种奇特的现代化科技产物，自然成为文人观察与书写的对象，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游记创作晕染了些许奇幻色彩，在平易檏实的记録中流露出文人的惊叹之情。吴子光《纪台地怪异》曰：

　　见夷人公报，又云“电线”一节，海滨人捉搦者众，致工巧无所施，意似恚且恨者。踪迹诡秘，官不得过而问焉。按艺事乃红夷长技，遇万里事紧急，一线飞报，神速有若闪电，故名。唐代明驼使所不逮也。然鹰眼蛙声，非我族类，实逼处此，夫岂中国之福哉！

　　从吴子光将电报列入台地怪异一项，不难看出电报在其心中的神秘性。作者不仅描写电报，还加入自身的认知体验，把电报描写得相当传神，“遇万里事紧急，一线飞报，神速有若闪电”，将电报比作闪电，可见对西方科技产物威力的惊叹与赞赏，言语中带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激动。但是，对于外国人恣意在沿海一带设立电线，官员却不能过问一事颇为担忧，直言“夫岂中国之福哉”，体现其“夷夏之防”的观念。

　　不同于吴子光的激情描述，唐赞衮仍以冷静的态度作客观实録：

　　台湾南北路，地势袤长，声息易于阻滞。沿途虽设有驿站，文报未能迅速。经前抚丁奏准于台地安设电线，一切俱由中国官员自行办理；拨用船局工匠，携带器具，先由府城至旗后试办，计程八十里。当派船局学生苏必灼等勘明，于光绪三年七月开工，至九月工竣。

　　作者对电报开设的原因、路线、人员及时间均作了明确交待，并未掺入任何感情色彩。身为朝廷官员，唐赞衮肩负经世济民之职责，故其游记多作客观实録，为清政府理台提供参考。应该说，这样的实録手法在清代台湾游记中比较普遍，也是主要特点之一。

　　二、呈现西方贸易之影响力

　　通商港口的陆续开放，打开了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的贸易往来，从中牟取高额利润，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港口城市的商业化程度。自开放港口后，台地商业贸易蓬勃发展，港口货物聚集，规模宏大，民间甚至盛传“台湾钱，淹脚目”之说。面对这种现象，宦台官员与文人们又是如何看待呢？且看台澎道兼按察使唐赞衮的《台阳见闻録》：

　　台地自办商务以来，不及两载，市面渐繁。盖从前府城一带，田地十居其八；刻下起造房屋，各项贸易栉比星罗，非复旧日荒凉气象。而艋舺货物聚集，规模宏敞，不减申江。

　　此段运用对比手法，从开发的角度呈现出港口城市的今昔变化。当年郁永河笔下黄沙弥漫的荒凉旧城，如今已变成繁华的街市，贸易带来的变化确实惊人。看似平淡无奇的叙述，却间接透露出作者重视贸易往来、发展社会经济的价值观，说明唐赞衮在经济贸易方面具有比较开阔的国际视野。一些靠海港口，多为货物集散地，其交易状况更是繁盛，如咸丰八年（1858）正式成为国际通商口岸的淡水：

　　榕阴如幄，流泉出蹊术间，颇饶幽致，小市居冈麓，肆廛栉比，海腥罗列，状多诡异。略一涉历，复登轮舶，凭栏侧顾，山势迤逦，如屏如障，草莽蒙密，不见山骨。海关及军垒隐露其颠，疑入画境。

　　山势迤逦，如屏如障，饶有幽致。山上的小镇人口密集，海货齐居，极为繁华。蒋师辙通过排列整齐的四字句，一气呵成，将淡水描绘的如同人间画境，而海关、军垒隐露其颠，若隐若现，又透露出作者清醒地意识到，作为贸易重镇的淡水必将成为西方列强争夺之地。身为一介文人，却能有这样的居安思危意识，实属难得。再看鸡笼：

　　鸡笼三面皆山，北面临海，山叠而雄，水緑而淡。满山草树，碧色如春，以地暖无霜雪故也。小划数十，望轮争飞，人气椎鲁，语言莫辨。余偕友人上岸沽酒，洋楼客栈，阛阛喧哗，亦一热闹口岸也。

　　这是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池志征到达基隆所看到的第一印象。鸡笼港临海背山，碧色如春，水深宽敞，开港后迅猛发展，西式洋楼、中式客栈等各式店铺林立，生机勃勃。文中虽无只言片语的个人情感或议论，但从激情飞扬的文字中，不难看出，作者对于眼前的繁华景象颇为赞赏，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大扺如此。

　　与对外贸易密切相关的是航运，当时的海外贸易主要依靠轮船运输。光绪十二年（1885），刘铭传在台北设立商务局，购买驾时、斯美两艘轮船，往来于香港与上海之间，远至新加坡、西贡、吕宋等处。光绪十八年（1892），蒋师辙从上海搭“驾时”号轮船到淡水，不仅亲身体验航运发展带来的便捷，还对轮船内部构造作了细致的观察：

　　招商局轮船之制：督行船者曰大副，曰二副，皆夷人；司船事者曰买办，中国人，而查舱则必与夷人俱。船居处判四等：最上者曰大餐间，卧格外多一榻，沐盘镜具，致为修洁，食皆番菜，夷人谓食为大餐，故舱蒙其名；次曰官舱，又次曰房舱，制不甚别，官舱外陈设较备，藤榻红茵，颇适偃仰；又次曰统舱，居最下，良贱杂厕，枕借相接，盘餐亦极劣矣。”

　　出于介绍西方新奇文明的目的，清晚期不少游记还采用说明的表现手法，此段亦如此。作者藉助细致的观察，对西式轮船的内部设置，包括驾驶者、装载量、房间等级都做了详细的说明，对于航运带来的交通便捷及商务繁华，蒋师辙亦颇多赞赏，这些都是基于现实利益为考量的国际贸易观，体现出进步知识分子的经世思想。

　　三、书写“开山抚番”之艰辛

　　“开山抚番”，顾名思义，即打开进山通道，抚绥“生番”。这是清晚期治理台湾的一项重大举措，自然也是台湾游记的关注重点。相对于开山，则是封山。封山令是清初处理汉“番”关系的一项措施，清政府为防止汉“番”冲突，在汉人与台湾少数民族之间划设番界，禁止汉民越界开垦。“牡丹社事件”使清政府重新改变这一政策。“开山抚番”政策最早由沈葆桢于《请移驻巡抚折》中提出并加以实行：

　　夫务开山而不先抚番，则开山无从下手；欲抚番而不先开山，则抚番仍属空谈。

　　沈葆桢认为开山与“抚番”相辅相成，必须同时进行。于是分南、中、北三路同时进行，以打通台湾东西之间的联络通道。南路分二路进行，一自凤山之赤山至卑南，由海防同知袁闻柝负责，一自射寮至卑南，由总兵张其光率领；中路自彰化之林圯埔至璞石阁，由总兵吴光亮负责；北路自噶玛兰之苏澳至奇莱，由提督罗大春率领。

　　同治十三年（1874）六月，罗大春被派往台湾着手“开山抚番”，所着《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为其亲历台湾北部，开发北部自苏澳起至奇莱一带的情况。“开山”是一项异常艰难的工程，环境恶劣，设备落后，士兵们冒瘴冲烟、披荆斩棘，飞奔于悬崖荒谷之中，只见“峭壁插云，陡趾浸海；怒涛上击，炫目警心。军行束马扪壁，蹜蹜而过；尤深险絶”。所见均“荒险异常，上崖悬升，下壑眢坠。山皆北向，日光不到；古木惨碧，阴风怒号。勇丁相顾失色，只得中止”。悬崖峭壁，怒涛上击，荒险异常，通过悬崖、古木、阴风等蛮荒阴森的意象，营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气氛，反映出任务的艰险，以及官兵面对未知恶劣环境所产生的忧患意识。

　　开山过程不仅要面临异常恶劣的自然环境，更有“生番”出草，原、汉冲突等事件频繁发生，罗大春自言：

　　至噶玛兰西、南、北三面皆迫生番，或数十人、数百人为一社，多或一、二千人；种类非一，嗜杀则同。较之南路，招抚为难。何也？南路皆有通事、土目，亦有汉人错处其间；此间则扞格不通，散漫无纪。所与往来者，番割耳。而番割又纯用术欺，以牟其利；卒之番无如何，报以一杀。故十充番割，九为番歼：土人言之历历。

　　此地多为“生番”居住地，族群多元，性嗜杀人，与汉人较少接触，语言上难以沟通。而作为二者沟通媒介的“番割”，又常因私利欺骗“生番”，导致信任度低，因此通过“番割”来招抚生番同样有难度。但开山路又必须深入少数民族住处，征用其领地，又因语言不通难以将开山意图明确告知，因此，三路的开发过程都引起不少的汉“番”冲突。且“番割又私以火药、铅弹易其熊胆、鹿茸，番得之如虎傅翼”，导致伤亡巨大，流血事件不断升级：

　　自余躬率大队入新城，添设碉堡；番众骤生疑虑，来营要求子药。未经允给，遂呼聚悍党，昼则伏莽，夜则扑碉。节经各营奋击，时有斩获，稍息窥伺；丁勇等因伤亡数十人。最狡者，正月二十四、五、六，二月初五、六、七、八等日，大鲁阁番竟敢纠众数百扑我新碉；弁勇一面力拒，一面兴筑。余亲督炮队驰援，番族伤亡颇多，始行败窜；我勇阵亡者亦二十五人。

　　冲突场面十分血腥，描写简洁有力，平实却不失精彩。中路、南路亦大扺如此。光绪元年（1875）的狮头社事件，可谓南路开山中最大的汉“番”冲突。双方激战惨烈，罗大春的亲家也在此战中身受重伤而亡。据沈葆桢《报明南路剿番情形折》称，该战斗中清军死伤者达二千之多，耗时四个月才平定。开山过程中的种种艰难困苦，在罗大春的笔下鲜明地表现出来，看似平实简略的叙述，却深深地透露出作者内心的忧虑与恐惧。

　　历经艰险险阻，清晚期南路前后开通道路五条，遗憾的是，最后东部对外陆路交通，却只剩三条仑中的卑南道一路。光绪十九年（1893），池志征履任时经过三条仑中的卑南道，藉助其游记书写，可以进一步瞭解“开山抚番”这一新政推行的实际成效：

　　余自十八日上三条仑，披凶茸、历瘴毒，旁行四百里，上升崖悬，下坠壑眢，敻不见人，至今日茅荒沙渚，始遇岛夷，则此行险苦可知矣。

　　以凶茸、瘴毒、崖悬、壑眢等一系列原始意象的刻画，营造出一幅荒无人烟与凶险异常的蛮荒画面，道路崎岖难行，十分危险。由此引发作者的尖鋭抨击：

　　其途凡三出，而总以三条仑为通衢，然亦左山右溪，鸟道一线，侧足乃通。余甚怪当时官吏拔山通道，斩棘披荆，縻国家金钱数百万，仅开此三百里无益之岩疆，亦可为失计较矣。

　　一针见血指出官兵对于“开山”一事，常敷衍了事，劳民伤财却又收效甚微。应该说，这样的切入角度是比较成功的，与传统游记写法大致相同，先铺叙渲染，积蓄情感，最后自然爆发，水到渠成，无生涩斧凿之迹。

　　四、记録台湾割让日本之耻辱

　　游记是对沿途所见所闻的真实记録，不仅为山水传神，更为时代写照。唐代诗人杜甫曾以一首著名的《春望》，深刻反映出国破家亡带给人民的巨大苦痛。清晚期，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面对如此奇耻大辱，任何一位有识之士都无法默然于心，他们以愤慨之笔详实记録下这样的历史事实，在深沉的叙述中流露出极其沉痛的忧国伤时情怀，而这也正是台湾游记的价值所在。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一战，掀开了台湾历史的另一页。战争爆发时，清政府命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南澳镇总兵刘永福为帮办，各带勇渡台，加强台澎防备。但仍然无法挽回溃败的局势。第二年，澎湖被日军占领。当时身在彰化的史久龙，亲身经历了这一幕，回大陆后用他真实流畅的文笔记録下一个个真实的历史镜头，将甲午战争前后台湾时局的动荡情况，如实呈现出来：

　　二月二十七日，天将暮时，予在台中府署谢子笏二尹（搢）处，正畅谈间，忽闻雷声殷殷，自西南来，初以谓台湾雷本早发，不以为疑。继又闻数声，出而视天，则无片云，且雷声不应久于闷闷，群相猜度。以为敌船在嘉义一带施炮，然究不敢臆断。迨返台，声发不止，门窗均摇摇震动，彻夜如是，不能安枕。二十九日下午，接北电始悉昨日敌人在前虚攻，而绕道登岸，走至炮台之后，军士见前后受敌，群相哗溃，而周镇军（振邦）、朱太守（尚泮）、陈加驾（步梯）尚在陆路迎击。终以寡不敌众，相继乘小舟至台南，而澎湖遂失！

　　作者以平实的叙述交代了事情经过，日本采用障眼法，声东袭西，前后夹击，导致清军应战不及，澎湖失守。此后，唐景崧、刘永福、丘逢甲等人继续率军迎战，誓与日本交战到底，遗憾的是，“日人初八日由基隆金包里登岸，初九日湘军接仗小胜，广勇继进而败，后队见败即哗，群相溃逃。唐帅惟时在基隆督阵，见势不可为，于初十日返北部署行囊，十二日夜遂纵火焚抚署，微服而逃，各官皆只身遁走。时日人之登岸者，不过二三百人。”唐景崧只稍作周旋，便弃城逃走。台北失守，艋舺、大稻埕一带呈现出极度纷乱的现象，令作者极为痛心：

　　广勇、淮勇溃散，至北杀人焚屋之事，无处无之。库款上于二十余皆被分劫，土匪亦乘之而起，四处蹂躏不堪。

　　失守后，社会上杀人焚屋、瓜分抢劫，蹂躏不堪，作者以乾净简练的文笔，鲜明描绘出一幅极其混乱的历史画面。战争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灾难，民心大乱，社会动荡不安。此时惟有台南一带刘永福的黑旗军仍坚守阵地、力挽狂澜，作者携眷回大陆时，经过安平，记録下这一幕，为清晚期的台湾局势留下珍贵的历史见证：

　　安平一带，营势联络，地雷遍布，由安至旗海边，均用竹为浮桥，以通来往。精练陆师，专防腹地，每日可自率勇查防，或派员梭巡，昼夜络绎不絶。惟军法虽严，而粮饷太缺……誓守赤嵌，不让日敌。

　　对于刘永福的表现，作者十分敬佩，无奈台湾战败已是大势所趋。当台湾割让于日本的消息传来，史久龙的悲痛与愤怒喷涌而出：“接阅之余大为惊骇，不禁上为朝廷哭，下为台民哭，而为四海之子哭”，不曾想台湾“不亡于大国，而亡于小国。不弃于兵戈，而弃于揖让”，这既是国家的耻辱，也是台湾的不幸，更让四海之百姓不寒而栗。从文中的激烈措词中，可以看出他满腔的爱国热情。而情感的融入也使得作品更加丰满，文中多夹叙夹议，时时流露出复杂沉痛的心情，外加平易流畅的遣词造句，使作品呈现出较高的文学性，“原因在于这都是作者于事后重新整理回忆撰写而成的，内容较具一贯性，文字也较为畅达”。而同时，随着史久龙的离台，清代的台湾游记也就此划下了句号，此后进入了日本占领时期的台湾文学。

　　第二节　社会教化评析

　　所谓“经世”，有“治世”“理世”之意，往往承载着儒家德治传统，讲究“正人心、美风俗”。然而在时代风起云涌之际，仅讲究道德修养，已不足以济世，恰如周式濂为《东瀛识略》作序言：“凡人读书立说，咸思有裨于用。寻章摘句，固不足贵；即熔铸经，发为伟词，而于朝章政典、今昔形势、闾阎风尚与夫因革损益诸端委，不能察微知着、洞悉利病，甚或喜新非故、专务严刻，昧大体而炫私智，纵言之娓娓动听，而用之适足害道，则亦等之卮言，君子无取焉。”著书立言并非纯为娱情养性，修养道德，更要重经世之学，“只是讲明义理，以淑人心，使世间识义理之人多，则何患政治之不举耶？问论治便当识体，如作州县便合治告讦、除盗贼、劝农桑、抑末作，……为学与为治只是一统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学仕是两事，然却有互相发处。”文学要以服务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为出发点，通过文章反映现实，进而关注政治、教化社会。是故，如何变革，如何健全官僚制度，如何看待对外贸易，如何评价洋务运动，如何检验社会教化，如何做好军防、税务、交通、开发等实际技术层面的问题，成为清代文人所关心的经世主题。

　　一、阐发务实的改革观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政府的大门。为救亡图存，应对时局冲击，遂开展洋务运动，师法西方，改良变革。正如罗大春所言：“振兵威以寝狂谋、遏贪志，实为目前切要良图。”洋务运动的内容，不外乎制造大炮轮船、修建铁路、开发资源、人才储备等新式实业，从本质上讲是一项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其中，制造枪炮与轮船，是洋务运动的重点，得到了不少知识分子的认同与支持。罗大春曾言：“今非购铁船、制水雷、备各种洋枪并其合膛之子、洋煤、洋火药、合膛之开花弹、火龙、火箭之类，不为功。”池志征对西式武器同样重视，从防卫的观点分析建造西洋炮台的益处，“更得控扼当关之势”。蒋师辙亦云：“蒙谓火攻之器，西国诚利，必斥为无用者腐儒也。”深刻反映出有识之士的改革意识和经世理念。

　　枪炮外，还有轮船，刘璈《禀请拨换轮船由》指出：“台湾地方，孤悬巨浸，设有战事，尤须与内地息息相通，始免隔误事机。然大洋中阻，风涛汹涌，非借轮船，缓急难恃。而轮船战舰，又非极其坚利与多备数船，仍有缓不济急与不敷差遣之虞。”遇有战事，可藉助轮船与内地及时联系，但仍然不够坚利。唐赞衮从攻防结合的角度，进一步指出将铁舰与巨炮结合：

　　今台防之急务，莫如备制铁舰，扼守各口；而铁舰中，尤需多备巨炮。如有铁舰，有巨炮，而管驾之人必须熟习水线，驾驶敏捷，临阵时尤在有胆、有谋，得势、得机，乘天时、乘地利、乘人力，在在必争先着。

　　应该说，唐赞衮确实颇具战略眼光。不过，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推行时却遭遇诸多困境，时朝野上下，多带有“鄙夷”观念，即使战败受挫，也仅承认西洋炮火的威力，所以洋务运动只是一场改良运动，多以器物技能模仿为主，缺乏深层的制度改革。富有爱国热情的官员或有识之士往往能够在细腻的观察中发现端倪，针对当时的种种弊端，提出针砭，表达务实的改革观。

　　（一）武器设置。洋务运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盲目追求西式武器，迷信新武器的威力，却不论武器设置是否合理。身为全台营务处总巡的胡传深有体察并严厉指责：

　　窃查海口坚筑炮台，扼守要害，使敌船不得深入，为海防第一要义。然我以巨炮御敌，敌亦以巨炮攻我。外防垒摧，内防弹炸。必须两面兼顾，乃可无虑。炮台外御敌炮，不过坚筑基址及垣墙外加厚护而已。内防弹炸，务须相度地势，掘深坎，开水池，多为甬道重垣，使敌弹堕而不能炸，炸而不能伤人，始能固我守台弁勇之心志，而不患其遽致惊溃。

　　胡传认同大炮在海防上的重要性，但不盲目跟风，而是从务实的角度，对炮台的布防提出建议，认为要在攻防中处于上风，须两面兼顾，外防垒摧，内防弹炸。不仅如此，还对大炮操作技术的落后大加抨击：

　　查现驻安平之炮队、旗后炮台之镇海前军右营，均无能测量海面远近、炮线高下之人。平日操演，仅恃目力之凝注，不求算法之精详，虽幸中靶，究非确有把握。中国之炮队逊于外洋，实由于此。窃闻天津、福州、金陵等处，均设水师学堂及武备馆，讲求测算之法，已历多年；必有精于此者。如蒙宪台咨调一、二员渡海来台。以教二处炮台员弁，俾各知测算之法，炮不虚发，发必命中而摧坚，似于战守二者均有裨益。

　　有炮台却无开炮技术，胡传建议专调人员开展炮台操作技术教学，以提升炮队的战斗力，应该说，胡传的这一建议颇具针对性，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

　　（二）内部制度。清晚期台湾设有机器局，工匠约千人，规模庞大，但实际功效却是徒有虚名。史久龙《忆台杂记》曰：

　　日不过修理洋枪，焙制火药而已。所能者，惟各衙署中，或制一闺阁用物，或修一玩饰小器。各公寓内与局中人有相识者，亦可借其代作。国家糜以巨款，上下视为重地，而身居其中者，惟借此献其技于大府，饱私囊于一已，诚可笑而可痛者也。

　　强烈指责偷工减料、中饱私囊，未能发挥应有之效能等现象。对于沪尾炮台的水雷局也有犀利的抨击：

　　督造水雷，安置海口以防敌舟，立法甚善。嗣以海疆无警，节省经费，裁去教师，惟留学生数人。乃至演放时不知药线所在。上宪以为毫无实际，遂如告饩之羔羊矣；不过为安置闲散人员之地已耳！噫！中国于自强之道，始欲比埒他人，继则顾惜小费，终则轻于一掷。

　　水雷局工人演放水雷时竟不知药线所在，完全丧失水雷作为海战利器应有的作用，如何与西方相抗衡？这种评价台湾洋务运动的看法，在台湾游记中有不少类似记载，多带有比较务实的观念。池志征《全台游记》有一段综合性评论，或可作为总结：

　　入营见胡公……所统五营，南至花莲港，西至三条仑，纵横五百里，分扎三十处，共二千而实不及千人。呜呼！海疆营制，坏不可言，而台湾更甚。良以兵弁皆由内地脱逃而出，非昏眊即流活，无营不缺额，无兵不烟瘾……然而筑炮台、制水雷、调驻楚粤营勇，费已不资，而祸患仍出于筹防之外，盖亦治之者不得其本耳。余尝谓台湾惟东州地瘠无可为，中南民气忙碌，犹如日之过午未归食者，而台北山川磅礴、隆隆然如初日之升，苟得其治，未有不日兴者也。而其大要在练兵、兴学、理财、开矿、垦田。呜呼！台湾虽海外一岛，然亦东南七省藩篱，昔人固多言之矣。故谓南洋之防莫先于防台，台湾不失则东南半壁屹若长城，台湾若失则沿海诸省岂遂保百年无事乎？

　　此论述透露了当时军队管理松散、鸦片泛滥等腐败现象，一针见血指出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改革军队制度、加强海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虽仅一介文人，却能从战略攻防的高度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实属不易。

　　以上唐赞衮、池志征、史久龙等人之议论，均是在观游或巡查中直接发表，可见其重视着为事功的经世之学。而他们的务实变革观，也多少反映了洋务运动的局限性，多以器物技能的模仿为主，缺少深层的制度改革。

　　二、抨击吏治腐败

　　清晚期台湾的一些民变，如施九缎民变等，往往与吏治腐败有较大关联。吏治腐败问题历朝历代皆有，也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点写作对象，文人墨客往往通过诗词曲赋等各种艺术形式，或直接、或间接，或犀利、或委婉地揭露社会中的腐败问题。台湾游记同样如此，作品中常见针对吏治管理问题的评论，其写作动机恰如吴子光《与当事书》所言：“若夫落拓书生，即一身一家未知安插何所，乃敢昂首伸眉议论天下事得失，亦不自量之甚矣。然好善恶恶，人性皆同。手利剑以靖妖魔，欲吐者热血；借清议以维风化，未死者良心。”将贪官污吏比作妖魔，主张要手持利剑镇妖魔，为民众发声，造福百姓。

　　丁绍仪曾在《东瀛识略》中，针对“台民易乱”的看法，以愤激的笔触一针见血指出：“嗟夫！事变之来，岂尽天意哉！抑亦人谋未臧欤！逮祸既烈，身命撄锋镝、膏血涂原野者动盈千万，耗费帑金亦动逾百万、数百万，民之流离颠沛、破家丧躯与妇女老弱之被污辱、转沟壑者，更不知其几，而其始实起于一、二奸徒耳。其起也，非有以酿之，即有以激之，岂天心若或使之然欤？顾曰台民好乱性成，信台民之生而好乱欤？台湾为海外岩疆，定制文武官胥由内地调往，非夙着循良卓卓有声者不得预其选；洵如是，数百年可期无事。何以数年、数十年变乱频仍欤？故老传言，朱一贵之起，由知府王珍任意苛敛，淫刑以逞；林爽文之变，由知府孙景燧始则因循弥缝，继则轻率妄动；张丙之反，由知县邵用之贪黩偏执、知府吕志恒不恤民隐。”时官方将民变归咎于百姓作乱，而丁绍仪却能从百姓的立场去思考与分析问题的原由，将官员的贪污腐败导致民不聊生的现象一一道出，针砭时弊，鞭辟入里，这种以游记发政论的笔法，使得文章气势磅礴，读之，酣畅淋漓。

　　铁路营运管理方面，存在诸多弊端。不管是在经费筹措、建造过程，还是建成通车后的营运管理上均频繁出现问题。唐赞衮《台阳见闻録》中记载了当时台湾铁路的营运情况：“去冬由粤商包办，获利无几，办理亦不妥善，仍改由党幼虞直刺经理。嗣以铁路四通八达，火车来往，多有假公济私及所载货物、并非官用、而隐戤官场者，若不严定章程，恐于商务终无裨益。”因假公济私之的情况频繁发生，导致铁路营运获利无几，难以有效发挥应有功能。强调要制定严格章程，遏制腐败。

　　盐务方面，同样如此，上下包庇，徇私舞弊：

　　其各馆持引来场运盐，场员将引裁取“缴查”，其余三联发还赍运。该晒丁秤手，凭引发盐。每引五十石，委员如不检点，每盐一石，过秤稍高，即可溢盐二、三觔不等。然此委员犹易防范。其所称场漏者，即无引之盐，必系委员串同甲首、晒丁、巡勇、左右邻，方能出运。

　　时台湾盐务中官吏营私舞弊现象十分严重，场员串通甲首、晒丁、巡勇、左右邻等人，或多秤多给盐，或无引也出盐。“若委员洁己自爱，则晒丁等力无能为。如委员不与若辈联同一气，其势亦难出运。是欲絶场漏之弊，必先慎择委员，使任其事而后可”。唐赞衮提出要对委员认真把关，从源头杜絶。对此，胡传也指出：“场员、场丁漏私，缉私弁勇包私。然必先去情面之私，而后可杜一切之私。此受病之源也。”然恰如刘铭传《撤留勇营综计款目请拨饷需折》所言“积习已深，非一时所能骤挽”。据陈凤虹《清代台湾私盐问题研究》一文统计，光绪十一年（1885）后所查缉到的二十七件私盐案件，以盐场人员最多，沿海居民煎私行为居次，船户居三。因此，连胡传也发出“盐务当极弊之后，整顿甚难；法令废弛久，稍相绳即以为操切。乃知古人猛以济宽，甚非易易”之叹，从中可以感受到清晚期吏治极其腐败，制度上存在诸多问题，即使铁面无私、作风强硬的胡传也深觉改革之难。

　　吏治的腐败甚至染指社会公益事业，吴子光《淡水义渡记》一文，开篇先泼墨般地描绘大甲溪溪水奔腾的壮观景象，“溪发源自东势角内山，一路曲折奔腾，以达于海。土产怪石，如虎牙、如剑锷，与风水相击撞；舟一叶，行石罅中，乱流而渡，稍一失势，则有性命之虑。比之滟滪堆、罗刹江、惶恐滩等，其奇险尤百倍，乃全台第一畏涂，行者苦之”。通过一系列的比喻、对比等手法，刻画大甲溪之凶险。之后又描绘渡溪之险：“然在旱干时犹可，一遇淋雨之际，两涯不辨牛马，溪流洒作十数道，茫茫水国，波浪掀天，或竟月不得渡。”以环境的险恶和渡江的艰难，突显义渡的必要性。遗憾的是，“近闻义渡需费，因染指者众，遂有名无实……惟以实心行实政，弗忍令前贤德意，啜汁于捉钱令史数人者之手，以为吏治玷”。借物说理，通过层层铺叙和渲染，水到渠成地揭露出清晚期官吏借机敲诈的情形，因管理不当，吏治腐败，致使义渡有名无实。

　　三、论述教化制度

　　儒家思想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作用，教育是实施教化的重要途径，也是统治者施政的重要一环。关于教化之论，在传统文人的游记作品中俯拾即是。清晚期的台湾，除了原有的少数民族和汉人教育机制外，还出现了西洋人在台兴学现象。此一变迁，也激发了相关的议论与书写。

　　（一）教化现状与改革之论

　　明郑时期，台湾推行儒学教育，有清一代继续沿袭。台湾移垦初期，由于移民结构成份复杂，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又受到商业贸易的影响，导致文教不兴，陋习盛行。清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台湾的教化程度逐步提升，但相较于中原，仍然滞后。受过儒家思想熏陶的传统文人十分重视对民众的儒学教化，就连行伍出身的罗大春在“开山抚番”过程中也注意观察东北部的教化情形：

　　苏澳为台北偏隅，久为王化所不及；非渍之以诗书之泽，无以作其向上之忱。因倡捐洋银五百饼，以为义学之费；并咨夏观察以其前建屋宇，改为学所。

　　指出苏澳地区教化仍旧滞后，主张应加强东北部的教化工作。蒋师辙在检阅台南、台北两地试题内容后评价道：

　　文都不谙理法，别风淮雨，讹字尤多，则夹带小本误之也。应试者分闽、粤籍，其人始虽皆郑氏之遗，然继世长子孙、沐浴文教已二百有余岁，而菁莪之化终逊中土者，岂灵秀弗锺与？抑亦有司之责也！

　　台湾施行社会教化虽已二百余年，却仍逊中原。但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移风易俗之难度：“所述习尚，大都殷赈而侈，人非土著，故其气浮，健讼乐鬪，根于天性。今服教化且二百年，而不变者什七。移风易俗，不其难哉！岁时俚俗，闽粤相杂，余简出，目譣盖寡，今昔同异，亦非采访不能详也。”主张通过实际调查，从中瞭解族群文化的变迁过程及表现，为施政提供参考。

　　台湾文风若此，如何提升？显然，科举考试，仍是文士们认为最有效的教化途径。那么，台湾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形如何？罗大春观察到：

　　淡、兰文风，为全台之冠。乃岁、科童试厅考时淡属六、七百人，兰属四、五百人；而赴道考者，不及三分之一；无非路途险远，艰于资斧所致。

　　指出台湾北部地处偏远，赴考路途遥远难行，旅费亦十分昂贵，故赴道考者并不多。鉴于此，沈葆桢“请旨于艋舺地方，准其捐建考棚……益广朝廷作育之意，奏请在艋舺设立考点，便于科考。但总体来说，在台湾，官方与民间均重视科举考试，蒋师辙《台游日记》曾描绘科举发榜的盛况：

　　俗以隶籍黉舍为大荣，每覆试榜出，爆竹鼓吹之声喧阗竟夕。闻谒圣后蓝衫肩舆，鼓吹前导，遍拜亲故，往往经岁不已。知重名器，自能急公奉上，此亦民心可用之一证也。

　　蒋氏从施政者的角度出发，指出清政府可以利用知识分子追求功名利禄之心加强教化。对于少数民族参与科举一事，蒋师辙也提出个人见解：“闽粤之外，又有番籍，皆化番之向学者，人数寥寥，主试者持宁遗毋滥之说，恒虚其额。蒙谓化榛狉为文秀，诱掖有渐，宜宁滥勿遗以鼓舞之。”认为对待少数民族，不应过苛要求，要以鼓励为主，补足其科举功名的基本名额，从而达到推广教化的目的。

　　此外，清晚期的台湾，也出现了西洋人在台兴学现象。唐赞衮《台阳见闻録》记载了光绪八年（1882）在沪尾开设的英义塾，模式上效仿中国义塾，聘请中国之师，教中国之书。虽为义举，但唐赞衮认为“此端一开，诚恐逐渐推广，将来该子弟等文字、科名、势必沿溯渊源，致歧趋向。且以中土之童，蒙费外人之培植，官斯土者，心甚歉然。”于是商请支还英国传教士之款项，以杜流弊。可见其“夷夏之防”的思想。

　　自清政府与外国通商后，西学堂纷纷设立。对于西学堂的教学内容，唐赞衮也有所评论：

　　台湾为海疆冲要之区……初因翻译取材内地，重洋遥隔，往往要挟多端，月薪率至百余金，尚非精通西学者。因思聘延教习，就地育才……延订英国人布茂林为之教习生童。酌给膏伙，厘定课程，并派汉教习二人，于西学闲暇时，兼课中国经史文字；既使内外通贯，亦娴其礼法，不致尽蹈外洋习气……拟渐进以图算、测量、制造之学，冀各学生砥砺研磨，日臻有用。

　　应该说，对于西学之功用唐赞衮是承认的。认为台湾作为重要的港口与海防基地，不能闭关自守，孤陋寡闻，必须聘请外国老师，教习西学，中西结合，内外贯通，使西学为我所用的同时，又不尽蹈外洋习气。相较于当时多数人视西方为异端的观念，唐赞衮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变通性，体现出传统的带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所作出的普遍反映，字里行间藴含着固国强兵的爱国思想。

　　（二）教化功用与目的之论

　　采风问俗之最终目的乃化俗。“若夫端风化，正人心，导之以节俭，重廉耻而敦礼仪，焕然成文物之邦者”。士为四民之首，肩负教化重责，因此游记创作中的“采风问俗”，也往往借劝励风俗来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周士濂在《东瀛识略序》中指出丁绍仪创作之目的便在于“厚民生、移习俗，防微杜渐”。刘璈《禀筹办全台乡会试馆宾兴及育婴养济义仓各事宜由》云：“台湾孤悬海外，习俗嚣浮，教养抚绥，尤关紧要。”明确指出台湾教育是为“教养抚绥”。这也是抱有经世致用思想的官员或文人入台的动机与职责之一：

　　或言台民强悍、番性尤犷，非礼教所能化；或谓治台如武侯之治蜀，必猛以济宽乃可。余实未敢谓然。善乎魏叔子之言曰：“水无不清，停之斯验；民无不良，良有司治之斯验矣。”

　　在一些官员与文人眼中，台民强悍，“生番”野蛮，是“化外之民”。丁绍仪则一针见血指出教育具有移除百姓野蛮无知之性格，使其懂礼教之功效，假以时日，必能被礼教所感化。蒋师辙亦认为教化少数民族之目的在于“伍齐于民”：

　　今番塾有设，良秀者知读书矣，然狉狉榛榛，洪荒甫辟，骤期以衣冠文物之盛，幸而能喻，亦千百中获十一耳。蒙谓当兼开艺院百工之事，各立之师，遂其所欲，导使成业，业而后佣工鬻技，伍于齐民。

　　主张教授百工之事，导师成业，便可逐渐化“番”为民。刘璈《开山抚番条陈》进一步提出教化的目的：“以学传学，以番化番，番与官民，在在通气，不特路工无阻，而习俗渐移矣。”通过教化，使少数民族和官民不再对立冲突，最终达到习俗渐移之功效。

　　对于台湾移民教育，蒋师辙又云：

　　一曰兴文教。士为四民之首，里有善士，关于风俗非细。国家教泽，不遗海外。所期于士者，岂亶以能博科第为贤，固欲其读诗书，明义理，熏德善良为里党则也。县各有书院，宜诰良宰，迎延硕学，立之师表，广购经史，供其研诵。其有学成名立者，破格奬借之。率马以骥，激奋自众。文翁化蜀士，昌黎变潮俗，犹以文学言。蒙谓木铎收效，固不止此。

　　时人眼中，台湾移垦社会中存在诸多不良习气，好斗轻生，奢靡浪费、嗜赌成风，械斗频繁等，教化工作任重道远。是故，在台兴教就是要使民众“读诗书、明义理”，渐化暴戾之气，正所谓“移风善俗，莫要乎学”。这是受传统的儒家道德教育影响的文人们的普遍思想，希冀通过伦理道德教育，教化百姓，正人心，厚风俗。正因此，才会有蓝鼎元的“台湾之患，不在富而在教。兴学校，重师儒，自邵邑以至乡村，多设义学，延有品德者为师，朔望宣讲《圣谕十六条》，多方开导，家喻户晓，以‘孝弟忠信礼仪廉耻’八字转移世习民风，斯又今日之急务也”之论，以及黄叔璥的“建学明伦，所以正人心，厚风俗”之说，使百姓知人伦、懂纲常，达到社会风俗改善、政治稳定大扺是其共同的教化目的。故史久龙在《风俗宜正》中，提出先培养出一批优秀士子，“然后令其分往各乡，各立一坛，使其亦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事切实宣讲。必使贤愚共晓，妇孺皆喻”。这批士子成为教化地方百姓的媒介，通过他们进行道德宣讲，使百姓感化日深，化道德为内在自觉，从而使社会安定、政权巩固。

　　第三节　物产经济建言

　　“经济”一词，古有“经世济民”之意。经世之学提出了“通今”“实用”的思想原则。身处急剧变革的时代，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知识分子们无法默然于心，往往藉助观察与记録，表达对当世事务的意见和想法，希冀对国家、对社会、对百姓有所裨益。本节主要从经济与民生的角度，从资源开发、贸易往来、殖民掠夺等方面探讨文人们的经世思想与价值观。

　　一、重视资源开发

　　台湾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类如煤矿、金砂、石油、硫磺等，经济作物如茶、樟树、甘蔗等。社会变革的同时，也带来了台湾经济环境的改变，具有经世思想的知识分子，往往能发现其中的利害关系，谈经济、重实业，呈现重视资源开发的价值观。

　　台湾的煤矿大多分布在北部基隆一带，“鸡笼附近之老寮坑、深澳坑、大水坑、竹篙厝及暖暖附近之四脚亭、大坑埔、极去枢冲等处，煤质尚觉坚美，而以老寮坑为最。且山径低平，车路易造，水口较近，运费亦轻，开采尤便。”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煤的需求量急速增加，现代化交通工具如火车、轮船等，均需通过烧煤产生动力。池志征云：“又闻八堵山为产煤奥区，近有华匠浚煤井、仿西法以行之……为利源所在。台湾精华多聚于北路淡兰一隅，膏壤尤溢。是在官斯土者开其源耳。”认为开采煤矿为利之所在，凸显其务实的经济观。但同时也清醒地看到，煤矿成为列强觊觎之物，“鸡笼广产煤斤，尤为外人觊觎”，忧患意识可见一斑。开采矿产也是洋务运动倡导新式实业的一环，故刘铭传《官办基隆煤矿片》力陈“煤炭系为船厂、机局、兵轮要需，不能废弃不办”的重要性。

　　中原传统信仰风水观念，认为开采煤矿会损伤地脉，破坏风水。对此，唐赞衮明确指出：“鸡笼口海港东边之深澳坑等处，开挖煤窖，实于风水、民居无碍，并于该处地方百姓有益，可试行举办。惟须饬知地方官，认准此事系为中国百姓兴利，不与条约相干；亦不与洋人相干。”认为不仅无碍风水，甚至可造福地方百姓。并进一步从经济民生和财政收入等现实利益方面来凸显开采煤矿的价值：

　　现查八斗老井，煤炭告竭，仅存一井可以出煤……倘停竭不办，不独船政乏煤应用，即台湾机器局、车路、轮船仅恃民煤，亦恐不能应手。中外商轮，往来上海、香港，半由台湾添购烧煤；商务、关税，因而起色。福、泉沿海船户，运盐来台，装煤回闽，盐价因而便宜。煤矿停歇，商船不过台湾，关税必减；盐船无货回载，盐价必贵。且一经停歇，煤矿工匠千余人，未免遽失生计。

　　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从反面阐述不开煤矿所带来的一系列恶果，指出不仅会导致煤矿短缺，甚至造成关税减少，盐价抬高，矿工失业等，有理有据。相较而言，刘璈在《详论煤务屯销利害由》中的评论更加直接：“台北煤务，人尽知其害；然以愚观之，实为台湾之大利；尤不仅为台湾之大利，且能夺外人利权而还之中国也。”指出通过煤矿开采与销售，既可增加台湾财政税收，更可与西洋争利，助清朝富强，从小我之利上升到国家之义，切入点独特，体现其爱国之志。

　　煤矿外，又有金矿。“自基隆至宜兰间，山脉连天，高峰冲天。其中间有溪谷，曰顶双溪、曰瑞芳店，多产砂金”，金矿多产于台湾北部双溪、瑞芳等地。胡传从“利”的角度直言：“不费公家一钱，而岁入十余万金，此天下一美矿也。”池志征则将采集金砂时的画面刻画的颇有诗意：

　　距鸡笼北十里曰七堵、八堵，凡十里至暖暖、瑞芳，二十里内皆金山。山气磅礴葱厚，左右岩溪，溪水映日，流砂闪耀。每日淘沙者约数千人。溪中时有山人小舟、伐木作薪、载往艋舰者。满山奇花异草，緑阴缤纷，男女红辫緑衫，歌唱自乐，真仙境也。

　　“醉翁之意不在酒”，池志征并非为写景而写景，而是借美好的采金画面，传达出其重视开发效用的务实观。

　　此外，樟树也是具有经济价值的植物之一，官员或文人们多明其利。蒋师辙言：“樟，余所见一种，色红臭烈，俗名香樟，作书厨可避蠹。”樟木材质好，适宜做家具，可防虫蛀，还可提炼樟脑，用以制作医药、火药等，甚至樟木砍伐后还可开垦土地为良田，可谓一举多得。当时樟脑需求量大，开发樟树利润相当高，光绪二十年（1894），史久龙奉命调往集集脑务局，对台湾樟脑之价格与利润有相当清晰的认识：“每百斤熬就出山，约须本洋十三四元，而售诸各洋行三十元之时居多，除完厘外，尚可多七、八元。洋行加箱转运香港，则每箱少可五六十元，多至八九十元不等。”无怪乎蒋师辙发出感慨：“樟……取其木煎垴，亦台地之一大利源，惜西夷龙断，我不得专。”此等资源却惨遭西方列强掌控，清政府无法独享其利，怎不令人惋惜，透显出重视资源开发效益的价值观。另有关于茶业等其它经济作物的论析，兹不赘述。

　　二、评析贸易往来

　　清代台湾移民社会，从土地开垦、经济作物种植以及商业贸易等方面来看，显示出移民谋利重商的精神。1860年以后对外通商口岸开放，受西方经济思潮影响，谋利精神再度抬头，激发出对商业贸易的诸多论述。

　　台湾拥有众多的经济作物，罗大春言：“台地所产，以靛、煤、茶叶、樟脑为大宗，而皆出于淡水北。比年荒山穷谷栽种愈盛，开采愈繁。”清晚期经济作物中最重要的是茶与樟树。以茶叶为例，“台北出产以茶……为大宗。每岁出茶可二千万斛，而乌龙为最佳，美国人喜之”。茶的产销也促进了城镇的繁荣，如大稻埕原为小城，后因茶业在此加工、集散、资本汇集，城镇亦随之繁华，“茶贾皆集大稻埕。每至夏月，开场列肆，柬别精恶，受佣妇女，千百成群，俗几与上海类。”茶、糖、樟脑是清代台湾的三大出口商品，连横《台湾通史·农业志》指出：“厦、汕商人来台开设茶行二、三十家，茶工亦多安溪人，春至冬返。贫家妇女拣茶为生，日得二、三百钱。”蒋师辙对此亦大加肯定，认为茶之利可与糖之利相提并论，且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当时有人认为樟脑收益更高，建议改种茶树为桑树，蒋氏对此大加抨击：

　　有创拔茶植桑之议者，微论炎荒天气，不宜于蚕，即使宜之，亦非一二年可收其效。毁百数十万已成之利薮，而冀幸不可知之原，拂民已甚，决不可行。且维持风化，固自有道，谓台北有桑无茶，妇女遂不淫逸，亦言之决不仇者。腐儒谈经济，往往如此。

　　蒋师辙从三个方面阐述种桑之弊，一是台湾天气不宜养蚕，且难以在短期内看到收效。二是弃现有之大利，改无法掌控之物，极不可取。三是通过养蚕让妇女学纺织，可改变淫逸之风乃腐儒之见。以上三点均是从利的角度来反驳拔改茶植桑之议，呈现其重商思想。

　　唐赞衮云：“台地自办商务以来，不及两载，市面渐繁。盖从前府城一带，田地十居其八；刻下起造房屋，各项贸易栉比星罗，非复旧日荒凉气象。而艋岬为货物聚集，规模宏敞，不减申江。”池志征对于台湾开港以后新兴通商口岸的描述，也呈现他的重商思想：

　　沪美民居数千家，皆依山曲折，分为上、中、下三层街。中、下市肆稠密，行道者趾错肩摩，而上则树木阴翳、楼阁参差，颇有村居缥缈之意。由街西出二、三里即港，俗所谓淡水港是也。两岸南北皆山，中开大港，宽六、七里，水深三丈，两边暗沙围抱，轮泊须俟潮出入。此鸡笼以南咽喉也。

　　淡水依山傍水，景色旖旎。开港后市肆稠密，欣欣向荣，自然景观与人文人风交相辉映，既有缥缈村居，又有参差楼阁、巨大轮船等现代化事物，宁静中透露出繁华气息，也透露出作者对开港贸易的赞许。

　　罗大春则针对台煤出口展开相关论述：

　　通商税则：外国煤进口，吨征五分；土煤出口，每百斤征银四分，计一吨应征银六钱七分六厘。近台湾产媒甚富，当事乃议请出口土煤如入口洋煤征税，则开采之利不致尽归洋矣。

　　从文中可以看出罗大春赞同台煤出口收取关税一事，提出平衡土煤出口税与洋煤进口税，其论述重点，是要与外国争利。一般而言，商人重商，如李春生，具有长期经商的经验，其《台事其六》指出台湾的地理环境适合拓展贸易并从中获利，而不应受限于“夷夏之防”的想法：“山杰地灵，土产饶裕，非仅足供本国之用，外此亦可任凭贩运他售，恒享出口无疆之利也。”在商言商，不足为奇，何以重商思想扩及非商人阶层？有学者指出：“重商的价值观到了1842年以后，愈加兴盛。这是由于1842年清廷因战败而被迫开放通商，因此西方列强的商业势力便逐渐加入中国。也因为受到西方商业势力的影响，通商口岸地区居民的价值观便逐渐倾向重商思潮。而此一重商思潮不仅在商人间流传，朝廷官吏与平民百姓间也是如此。所以，可以说当时社会上形成一股‘重商’的潮流。”是故文人的论述中，处处透露出重商的思想。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重商是他们谋求的救国方法之一，认为富裕指数的提升，与国力的增强密切关联。

　　三、反对殖民掠夺

　　港口的开放，对外贸易的拓展，虽可部分增加台湾税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在当时总体而言是一种极不平等的贸易。西方列强借机打开中国大门，倾销商品，从中大发横财，导致中国大量白银外流，国家积贫积弱。对此，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必发而为文、针砭时弊。

　　如上所述，茶叶是台湾的三大出口产品之一，表面看，茶产业可增加就业机会，带动城市繁荣，但实际上，相较于外商，中国人在茶叶买卖当中获利极少。唐赞衮一针见血指出：

　　所出茶叶，大都皆宝顺、怡记、德记三洋行收买居多。民商自运出口，本属寥寥；且台湾本地业茶商民，多系承领洋行资本入山采办，并无重资自开茶行。

　　大稻埕茶行虽多，却多为洋商资本入股。西方列强携巨资操纵茶叶贸易市场，大肆压低价格，从中谋取最大利润，本地商人所获仅冰山一角。李祖基指出，“唐赞衮的此段叙述足以证明台湾茶行缺乏雄厚资本，只能担任中间中介的角色，外商直接垄断台湾茶的贸易外销市场”，颇为中肯。

　　就进口产品而言，鸦片是帝国主义的重要倾销产品之一。18世纪初即有鸦片流入中国，随着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定，西方列强更加大肆倾销鸦片，李春生对此深恶痛絶：

　　人于屋漏尚须图为善德君子，况夫处光天化日之中，行有目共赏之地，称富道强，争盟主，竞牛耳，自许宇宙内之纯被教化，如欧、美二洲诸雄国者，竟任夫贩鸦片为贸易，以荼毒邻国，又饰词利权各擅，政无代庖，讵非明认天以下同一不仁之世界，自应个私所短，无得越俎干预？此尚得谓礼义王化者乎？

　　有学者指出，不仅台湾，当时整个清朝是世界上吸食鸦片最多的国家。据统计，当时洋药加工的平均利润率为13.72%，而淡水的洋药加工利润率则为17%，打狗则高达23%。如此高额的利润，使得禁烟运动屡禁不止。

　　鸦片倾销，不仅造成大量白银外流，更导致台湾民众吸食鸦片成风，荼毒社会。不仅普通民众，甚至连军营里的士兵也几乎无人不吸食鸦片，“形容羸槁，穷窘而无聊”，操练荒废，毫无战斗力。以台东州为例，所辖一千七百五十余士兵中，无瘾者仅九十九人，身兼统领镇海后军各营屯的胡传对此深有感触，虽知士兵吸食鸦片乃因误以为能辟瘴气，但对于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局势仍备感忧虑：“地方深患民少，而尤患吸鸦片之人，现已不少。市中商贾懋迁，烟土居其大半。营中饷糈之消耗，烟土亦居其大半。民日贫，军日弱……诚可患也。”指出民贫、军弱必有后患，流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亦如池志征所言：“海疆营制，坏不可言，而台湾更甚。良以兵弁皆由内地脱逃而出，非昏眊即流活，无营不缺额，无兵不烟瘾。”对于军队防务的弊端深为担忧。

　　为何鸦片屡禁不止，即使在鸦片危害广为人知的情况下，仍无法消除民众吸食鸦片的现象呢？我们认为，贫穷饥饿、生活单调只是清代中国人吸食鸦片的一种客观条件，封建主义的压迫导致中国的积弱积贫，西方列强对中国财富的掠夺才是鸦片在清代中国流行的主要原因。从西方文化的冲击层面来看，台湾民众吸食鸦片的恶习，多是西方列强大量倾销毒品的结果。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以及因鸦片问题引起的商业战争，使得闭关锁国的清朝，逐渐成为列强争先瓜分的对象，从而被纳入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网路和国际性的政治法律体系。光绪六年（1880），海关贸易输入总额358万银两，鸦片就占了60%左右。鸦片带来了生理与精神上的双重伤害，也使得社会财富大量流失，足见西方商品倾销的严重后果。

　　此外，商品交易还涉及到货币流通。当时台湾的外币，大约有三种：一是圆钱，即番饼，俗称洋钱，重七钱二分……二是中钱，即小番饼，重三钱六分，俗称对开洋钱，两个中钱相当于一个圆钱。三是茇，即小番饼，重一钱八分，俗称四开洋钱。此外，还有重九分之八开洋钱，重四分五厘之十六开洋钱。均从西洋流入，非台湾原有之货币。对于大量外币充斥台湾市场的现象，蒋师辙深有体察：

　　番饼充斥，网利无形（每枚杂铜四分铸成）。余尝痛疾之，谓为通商后诸大漏厄之一。详志所述，则台湾中患为最先矣。圜法之敝，亦甚内地……番饼一枚直钱九百五十，以重七钱二分为率，不及者有减（台湾所名为通用番者，皆椎凿重迭，体无完肤，甚有中穿如环，其重不满五钱者），而过者不增（日本番饼名库番，其体最重有七钱三、四分者）。钱贾利权独专，四民皆困。曾为有位者一再言之，越位之思，殊无髀益也。

　　外币质量极差，往往以次充好，不仅材料不纯，且重量上也往往不符合标准，轻重不一。西方帝国主义通过货币铸造的方式，进一步掠夺中国资本。蒋氏一针见血指出其中的利害关系，痛心疾首，大声呼吁。无奈当时台湾局势已非一介文人可以扭转，但文人关心时事，忧国忧民的情怀却可从中窥见一斑。

　　要之，清晚期的台湾游记，基本延续了“学人游记”的写实传统，夹叙夹议，将笔触深入到广阔的社会现实，书写知识分子遭遇时代变革时的个体心态与创作动机，透显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而作者经世致用的理念呈现其世界观及欲改变社会的意图，往往在写作之前，即已有一股强烈的意识，要借由论述的形式表达出来，幷且这个意识与他身处的整个社会有密切的关系，这些论述有时是社会面貌的描绘，但大多是藴含改革的写作动机。这些寓台文人的论述，虽不免受到自身学养、经历和思想的局限，将改革希望寄托于上层统治者，但也呈现出知识分子面对现实问题产生的原因、对社会的冲击以及对民众的影响的深层思考，并试图提出如何具体改革的方法。也正因此，清晚期的游记作品更加注重“文以载道”，讲究实用功能，文学色彩虽淡，但却流露出文人传统的经世济民思想与民胞物与胸怀，呈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