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包含两个层面，其一为海洋的历史，其二为海洋的文化。前者是指人类欲实现其某种行为与目的时，包括战争、交通、谋生等行为，因为背景或地点与海洋有关，故可以称之为人类活动在海洋上的历史，它是一种静态的陈迹。后者则是指海洋能影响与刺激人类的行为模式或思考方式，亦即海洋能影响人类的文化内涵，进而塑造出一地特有的海洋文化。狭义的海洋文化，主要涉及海洋的神话、信仰、宗教、文艺呈现与创作方式上。广义的海洋文化，除上述活动外，外加海洋经济、海洋社会等两大层面。本文采用狭义之说，指以海洋为题材，或书写海上体验，从而表达作者情怀或意识的游记作品。

　　“东宁，缘高丘之阻以作屏，临广洋之险以面势。”“东宁”即台湾，台湾与大陆一海之隔，神秘莫测的台湾海峡是横亘其中的一道天然屏障。宋元以前，受限于地理条件与航海技术，实际登临者并不多。宋元时，随着沿海的开发以及指南针在航海上的运用，“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海洋贸易日渐兴盛，海洋文学逐步发展。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将台湾划归辖下，并派遣官员渡海治理。高拱干《台湾府志·凡例》曰：“山川、形胜，所以设险固圉，亦以领异标奇；分野之后，例首及之。台湾为新辟，海疆流峙，异于中原；虽词客骚人，未多登临游泛之作。而扞卫四省，屹立大洋；笔之于书，匪特观美，故于海道三致意焉。”对于清代游宦文人而言，登临台湾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跨越黑水沟、横渡重洋更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海洋之战，生死存亡，只在须臾之间，因此在台湾方志或其它书籍中，皆对海洋本身或航海过程多有着墨，海洋游记书写因此勃兴。唐施肩吾作《岛夷行》被视为描写台澎地区的最早文人诗：“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彝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但其所写亦只是隔岸观海，而非亲身渡海之作，后虽有南明遗民徐孚远、卢若腾、张煌言等人创作的大量以海洋为题材的诗篇，或描述南明海战之惨烈，或哀怜渡台移民之艰辛，或状写冒险犯难之精神，或抒发个体流亡之情怀。但因其生命情境与清代入台文士大不相同，且在意象表达、修辞手法、写作目的等方面亦各有千秋，故无法放在此处相提并论。那么浩瀚无穷、深遂神秘的台湾海峡，究竟带给清初文人怎样的触动与情思？本章试从以下四节展开论述。

　　第一节　海洋性格：横渡重洋之波云诡谲

　　纵观清代台湾游记中的海洋书写，着墨最多的是渡海历程的惊险与危殆。前往台湾岛，首先要面对的便是渡海问题。清代渡台路线中，必以澎湖为中继。干隆四十九年（1784）之前，官方开通了第一条航线——厦门至鹿耳门，航行水程共十更，约四百八十里。王必昌《重修台湾县志·山水志》云：“鹿耳门西北至澎湖，水程四更，约一百八十里。澎湖西北至厦门，水程七更，约三百里……按海洋行舟，以磁为漏筒，如酒壶状，中实细沙，悬之，沙从筒眼渗出，复以一筒承之；上筒沙尽，下筒沙满，更换是为一更。每一日夜共十更。每更舟行可四十余里。而风潮有顺逆，驾驶有迟速……自台扺澎为小洋，自澎扺厦为大洋，故亦称重洋。”“一日夜共十更”，指的是一路顺风且无任何阻碍的条件下，只要一昼夜多便可到达。但在同治八年（1868）福州船政局建造的第一艘机械轮船“万年清”下水之前，清代渡台的交通工具均为帆船，又称戎克船。帆船依靠风力航行，台湾海峡素以阴森诡谲、浪大风急着称，帆船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外加洋流、风向、暗礁以及各种气候变化，使得变幻莫测的航程更加危殆凶险，船毁人亡、葬身鱼腹者十有八九，极难如期到达。

　　一、海上风候

　　风帆时代，风是航行的最关键因素。无风时，船只在茫茫大海中漂泊，是对旅人的一种精神折磨。康熙二十三年（1684）首任诸罗县令季麒光，因风力不够，在海上漂泊三日无法扺达澎湖，只能暂时泊于外围之枯井澳，其《海行杂诗》八首之五曰：“信宿重洋里，茫茫不计程。樯身迎浪缓，帆影受风轻。落日疑无路，孤村幸有城。月明枯井上，漂泊最关情。”干隆三十一年（1766）任澎湖通关的胡健伟，在金门寮罗湾时遭遇无风的窘境，盘旋七日之久，海水的腥臊，船只的颠簸，使其头晕目眩，痛苦不堪，其《渡海纪行》云：“停桡忽向寮罗捭，呀呻无风亦簸洒。更兼海气涌臊腥，重晕头眩轻也备。守风七日借风便，倏忽千里茫无边。”而当顺风时刻，船只又可疾驰千里。可见，风势是航行的关键因素。

　　清代最早至台游历者为徐怀祖，所着《台湾随笔》详细描述了康熙三十四年（1695）渡海时极其罕见的惊险历程：

　　海中风利，舟行迅决。若风恬浪静，则靡靡中流；所谓“海船无风不能动”者如是……余之初至厦门也，舟人以为风候，遂登陆假寓。已而大风雨者三日夜，舟藏曲岛，幸而得免；然闻台、澎之间，颇有漂溺矣。迨风霁，夜发；甫出海门行，及三鼓，风势稍厉，或有惧色，遽命回舟。昏黑中捩柁而西，几至不测。既明，始达于金门之山后；荒屿无居人，仅可避风耳。舟泊中流，不得登岸，抱膝而坐者累日。及晴霁，无风，乃复挂帆，则泛泛悠悠，舟亦不动；反不如平江中可以摇橹为力也。越三日而至澎湖……又越二日而至台湾。

　　航行中风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风不能动，风速过大则是一种灾难。徐怀祖乘坐的帆船一路走走停停，先因大风雨停泊厦门三日，出发后不久又突起大风急忙回航，结果月黑风高，忙中错乱，几发船难。到达金门时却无法登岸歇息，只能抱膝坐及累日，直至晴天才继续行走，又因无风而在海上泛悠数日，渡海之难可见一斑。徐怀祖笔下的航行片断形象刻画了去而复返中的心情起伏，以及茫茫大海中即使看到陆地也不能登岸的仿徨失措，把航海中的孤独无依与无能为力之感表露的淋漓尽致。可以想象当徐怀祖面临狂风巨浪的死亡威胁时，听闻同样航线中已有船只人员遇难时，内心将是何等的的惊悚与震撼！

　　郁永河的渡海历程比徐怀祖更甚一畴。他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月十六日自大旦门登海舶出海，因风势过大泊于大旦门内四天。直到二十日才乘微风离开大旦门，后又因无风暂泊于辽罗，前后共花十天时间纔到达台湾，而同行的十二艘船中最迟者甚至比郁永河慢了十天之久：

　　计自二十一日大旦门出洋以迄台郡，凡越四昼夜。海洋无道里可稽，惟计以更，分昼夜为十更，向谓厦门至台湾，水程十一更半：自大旦门七更至澎湖，自澎湖四更半至鹿耳门。风顺则然；否则，十日行一更，未易期也。尝闻海舶已扺鹿耳门，为东风所逆，不得入，而门外铁板沙又不可泊，势必仍返澎湖；若遇月黑，莫辨澎湖岛澳，又不得不重回厦门，以待天明者，往往有之矣。海上不得顺风，寸尺为艰。余念同行十二舶未至，蒋君职司出入，有籍可稽，日索阅之，同至者仅得半，余或迟三五日至七八日，最后一舟逾十日始至，友人仆在焉。讯其故，曰：“风也”。余曰：“同日同行，又同水道，何汝一舟独异”？曰：“海风无定，亦不一例；常有两舟并行，一变而此顺彼逆，祸福攸分，此中似有鬼神司之，遑计迟速乎”？

　　可见风速与风向之变幻莫测，使得渡海吉凶难料。“忆往岁榕城晤梁溪季君蓉洲，言自台令旋省，至大洋中，风絶十有七日，舟不移尺寸，水平如镜，视澈波底，有礁石可识；斯言诚然。”郁永河的航行也再次印证了季麒光的说法，航行中风势至关重要：“始悟海洋泛舟，固畏风，又甚畏无风。大海无橹摇棹拨理，千里万里，只借一帆风耳。”

　　干隆二十八年（1763）五月初十，朱仕玠调任凤山县教谕，《泛海纪程》记録其渡海经历：

　　二十八日甲申，登海舶。

　　二十九日乙酉，从小担屿张篷出口……是日阻风，仍退泊小担屿。

　　三十日丙戌五更放洋。上午以无风，且午潮将至，抛碇歇大洋。

　　六月初一日丁亥，回顾厦门诸山，散若断云，隐映斜照。微风偶动，波起伏辄数里，舟入洼如坠，其出如登。

　　初二日戊子，不复有山，空絶飞鸟，时有小青蛇游泳舟侧。

　　初三日己丑夜半，观日出。

　　初四日庚寅，遥望厦门同发舟，近一二十里，远则百里，如点墨贴空际。

　　初五日辛卯，望见澎湖岛，寸碧隐隐……自五月晦日至是日，皆以无风，随水前漾，夜仍宿大洋。

　　初六日壬辰，至澎湖……下午渡黑水沟。

　　初七日癸巳，至鹿耳门……海舶至此，仍将藩司所给票呈税馆挂号验讫，始得换小舟。

　　初八日甲午，至台湾府。

　　受风候影响，朱仕玠的航程并不顺利，五月二十八日从厦门登船，直到六月初七，约十天时间纔到鹿耳门。“常时风顺，一日夜可至。予以无风，留滞海中浃旬，因得纪其梗概如此。”航程之难让朱仕玠倍感煎熬，发而为文。

　　朱景英《海东札记》卷二《记洋澳》载：

　　厦门达台湾七百余里中，巨溟界之，或曰“岐海”，一曰“横洋”。自大嶝乘西北风，针盘定巽向，放舟出洋后，混茫一气，四望青苍，天角下垂，银涛怒卷。若乃天无片云，微风不动，中流停楫，栖泊末由。既而颷举浪掀，高帆峭起，瞥尔千里，簸荡无垠，局促海舶中者，鲜不眩摇心目、震慑魂神者矣。船将届澎湖，经黑水沟，乃海水横流处，深无底，水多青红碧緑色，势若稍洼，故谓之沟，广约百里。舟利乘风疾行，迟则怒浪夹击，且水深不能下碇也。

　　此段乃《海东札记》中的精彩片断，作者以对比的手法生动摹写了善变的海洋，时而温柔，时而暴躁，无风时停楫，风大时飙举浪掀，怒浪夹击，震慑魂魄。

　　除瞭风向不定外，海上风候中以飓风、台风为甚，破坏力极强。台湾多飓风，比飓风更烈者称台风。高拱干《台湾府志》卷七《风土志·风信》云：“风大而烈者为飓，又甚者为台。飓常骤发，台则有渐。飓或瞬发倏止，台则常连日夜，或数日而止。大约正、二、三、四月发者为飓，五、六、七月发者为台。”二者的区别是飓风常骤然猛烈、突发猛止，来时快去时也快，台风则是逐渐变大，数日不止。且一般正、二、三、四月发者为飓风，五、六、七、八月发者为台风。不过清代人们往往统称“台风”及“飓风”为“飓风”。台湾当地百姓甚至总结出飓风的不同种类及时间：

　　一年之月，各有飓日；验之多应，舟人以为戒避不敢行。正月初四日，名为接神飓。初九日，名为玉皇飓。此日有飓，各飓皆验；此日若无飓，则各飓亦多有不验者。十三日，名为关帝飓。二十九日，名为乌狗飓。二月初二日，名为白发飓。三月初三日，名为上帝飓。十五日，名为真人飓。二十三日，名为妈祖飓。真人飓多风，妈祖飓多雨。以上三仙月共三十六飓，此其大者。四月初八日，名为佛子飓。五月初五日，系大飓旬，名为屈原飓。十三日，名为关帝飓。六月十二日，名为彭祖飓。十八日，名为彭祖婆飓。二十四日，名为洗炊笼飓。自十二日起至二十四日止，皆系大飓旬。七月十五日，名为鬼飓。八月初一日，名为灶君飓。初五日，系大飓旬。十五日，名为魁星飓。九月十六日，名为张良飓。十九日，名为观音飓。十月初十日，名为水仙王飓。二十六日，名为翁爹飓。十一月二十七日，名为普庵飓。十二月二十四日，名为送神飓。二十九日，名为火盆飓。自二十四日至年终，每遇大风，名为“送年风”。

　　从上述劳动人民的智慧中可知，农历三月到九月台湾海峡常有强烈台风，尤其夏秋两季，受台风影响，巨浪滔天，狂风怒号，海上航行险象环生，大多难敌风暴而翻覆。郁永河作有《黑水沟》一诗：“浩荡孤帆入杳冥，碧空无际漾浮萍。风飜骇浪千山白，水接遥天一线青。回首中原飞野马，扬舲万里指晨星。扶摇乍徙非难事，莫讶庄生语不经。”状写孤帆横渡之无助与惊骇。“风飜骇浪千山白，水接遥天一线青”，更是其横渡重洋之实録。最后以“扶摇乍徙，莫讶庄语”一句画龙点睛，烘托横渡黑水沟之凶险莫测。康熙四十四年（1705），迁台湾府海防同知的孙元衡写有《乙酉三月十七夜渡海遇飓天晓觅澎湖不得回西北帆屡濒于危作歌以纪其事》一诗：“飞廉倏来海若怒，颓飙鼓鋭喧鲸鲵。南箕簸扬北斗乱，马衔罔象随蛟犀。暴骇铿訇两耳裂，金甲格斗交鼓鼙”、“浪锋舂汉鹢首立，下漩涡臼高桅低。怒涛汹溅顶踵湿，悔不脱殻为凫鹥。”以拟人与夸张的手法，通过听觉、视觉感官，状写渡海时遭遇飓风，风大浪高，孤苦无助的的惊险历程。无怪乎任职台湾的陈瑸，会在《寄子书》中流露出生命堪忧之叹：“自厦门开船至台湾，有一千二百里。汝父此行，不但不知有身家，并驱命亦付造物矣。”

　　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台湾兵备道徐宗干渡海时遭逢飓风，险象环生，其《浮海前记》曰：

　　将午入洋，风益猛而雨且疾，渐形簸荡。至将夕，更甚。夜间，天昏水暗，如片叶入旋风中，坐卧不能定，器皿门户皆震动；眷属并扑地，稍动则唾呕不止。余初抱儿于手，唯默祷神力保佑；及渡黑水洋时，与儿皆睡而未觉。夜间，儿起坐，索烛、索茶，号泣不止。家人王禄，唾洟蛇行至前，送茶半瓯。儿大呼其母，而顾姬卧于舱下，不能动，动即眩晕。但呼儿，不得近。烛旋灭，昏昏冥冥，风雷澎湃中，微闻母子遥遥呼应而已。久之，忽闻砉然如石破山颓，盖悬床左右皆堆积木版釜盖以千百计，每起一浪则滚倒如演团牌阵。既而思之，所以置于舱面者，防有变可持之凫水耳。又闻铮铮金铁声，则排列巨炮，将以御盗也；惟时生死存亡，在须臾呼吸间。及天将明，每起一浪，即从半天而落。

　　此段描写可谓精彩纷呈，藉助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意象，以及比喻、夸张等不同修辞手法，将旅人身处诡谲莫测大海中的漂泊无助展现的淋漓尽致。一叶扁舟漂落在茫茫大海中，生死存亡只在须臾呼吸间，“每起一浪，即从半天起落”，状如石破山颓，惊天动地。徐宗干的船原打算停泊于鹿港，却因风速过大，向南多驶二百余里，最后停靠在坌港附近。应该说，徐宗干是幸运的，虽短暂河流他方，终是安全着陆。因狂风、飓风冲击，而在海上迷航以至飘流无踪的海难不计其数，当时有许多台湾学子渡海赴京赶考，结果因此葬身鱼腹，出师未捷身先死。故徐宗干为此特地发出渡海告示，为渡海旅人提供参考，其《壬癸后记》曰：“是科（戊申）淹没诸生，知其姓名者数人：石耀德、施金镛、吴春晖、方金城，尚有武生二、三人。在郡补遗而就近配渡者，皆凤山人，不记其名。有监生某，因文理过谬未録，不赴试，幸而得免。书院散馆日，设酒食遥祭诸生之漂没者，刊石于门云：‘乡试诸生，小暑节前登舟内渡，过此勿往。’又立石试院云：‘乡试文武生，勿轻出海口，文于小暑前、武于白露后。’又作渡海万全歌云：‘三、四千石新造船，鹿口对渡到蚶泉。三月廿三、四日后，四月初七、八日前。’”是故清代台湾民歌《渡台悲歌》唱道：“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知生知死都是难。”是对航海过程九死一生的生动诠释。

　　二、港湾暗礁

　　横渡重洋中，除却风灾、洋流之危险，在鹿耳门海域尚有一道危机。徐怀祖《台湾随笔》云：

　　一遇岛屿可以泊舟，则尤兢兢焉；盖海屿虽卑而水中尚多岩峦、又有积沙如堤阜，皆能败舟；且山上回飙，亦能噙其舟而胶之。及已泊之后，犹恐潮汐往来及戕风猝至，故湾中有必不可藏舟之处。

　　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跨越黑水沟这一道天堑，到达澎湖。紧随的第二重考验接踵而来，鹿耳门航道险恶，暗礁、积沙如堤阜般坚硬，舟行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惟恐触碓，遭遇不测。一年后，徐怀祖离台，经过鹿耳门时，再次经历了凶险的航程：

　　既登舟，止于鹿耳门十日。鹿耳门为台湾门户，其水中沙石累累环潆，出入危险；舟行畏之。既而启行。南风甚劲，海师以指南针指子癸之次，凡三日三夜，乃目睹风涛之壮。

　　鹿耳门为清初进出台湾的重要关卡，徐怀祖虽仅以“水中沙石累累环潆”一句带过，但“止于鹿耳门十日”七个字，便可想象鹿耳门之凶险，此地处处暗礁，若无涨潮，水位不够深，船只随时有触礁之险。郁永河《裨海纪游》曰：“盖鹿耳门内浩瀚之势，不异大海；其下实皆浅沙，若深水可行舟处，不过一线，而又左右盘曲，非素熟水道者，不敢轻入，所以称险……尝闻海舶已扺鹿耳门，为东风所逆，不得入，而门外铁板沙又不可泊，势必仍返澎湖。”在《台郡竹枝词》中郁永河还对鹿耳门进行详注说明：“铁板沙性重，得水则坚如石，舟泊沙上，风流掀掷，舟底立碎矣。牛车千百，日行水中，曾无轨迹，其坚可知……沙坚水浅，虽小艇不能达岸，必借牛车挽之。”西南部海域遍布珊瑚，礁石坚硬如石，船只一旦受风流冲击颠簸，船底极易被沙击碎，船毁人亡，故有“铁板沙”之称。“深水可行舟处不过一线”，贴切生动的呈现此域沙坚水浅之险恶。台湾道刘良璧《红毛城记》亦云：“缘铁板沙线纡回盘出，潜伏水底，非老舵水则错行港路，而船身触礁，片板无存。”以“片板无存”四字，具体可感地表现出鹿耳门之险。

　　同样的叙述片段亦出现在朱仕玠的《泛海纪程》中：

　　门约长三四里，左右皆礁石。土人又名铁板沙，潜藏波内，弯环屈曲。其道止容一舟，深不逾寻丈，出入必脱尾舵，恐舟隔碍。门外则系七鲲身沙脚，巨石森布，潜波二三尺，长约百余里。常时无风，海水自内河涌出，怒激潜石，翻银喷雪……舟将进口，海边渔人斫木裹白黑布为左右标记，就礁石弯环屈曲插之，使知趋避。凡海舟来台者，每岁出金少许，以酬其劳。舟上下偶失标记，立至糜碎，人百不一生。

　　这段文字对鹿耳门作了十分详细的描述，鹿耳港狭窄迂逥，深不寻丈，七鲲身外海暗礁四布、沙线隐藏，且时常怒涛激石，稍有不慎即舟毁人亡。需雇请有经验的渔夫，在礁石上做黑白两色记号，提高警示，使知趋避，方可安全通过。“舟上下偶失标记，立至糜碎，人百不一生”，如此凶险，的确令人惊骇。

　　朱景英《记洋澳》也有一段关于鹿耳门附近海洋环境的文字纪録：

　　鹿耳门，全郡之门户也，四周皆海。海底铁板沙线，排列如铸。南曰北线尾，北曰加老湾，又西南曰隙子港；两岩沙脚环抱，中通一径，状如鹿耳，故名鹿耳门。商舶率衔尾出入，不敢并棹。潮长，水深丈四、五尺；潮退，不及一丈，舟人必悬柁始能出入。港路迂逥，舟触沙线立碎。于盘旋处，插竹剪布，南曰北黑，名曰“荡缨”，一曰“招子”，使出入者知所趋避。或令人驾小舟导引，亦曰“招船”。

　　本段与朱仕玠所写大致相同，鹿耳门因其形状如同鹿耳而得名。其附近海域皆浅沙堆积，深水可行处仅如鹿耳般大小，礁石极其锋利，船只误触立碎，故沿海居民遍插竹旗标示航道，避免船只触礁。对此，《厦门志·台澎海道考》也有提及：

　　鹿耳门海底皆铁板沙线，横空布列，无异金汤。门内浩瀚之势，宛似大海；港路纡回，舟触沙线立碎。南礁树白旗、北礁树黑旗，名曰荡缨、又曰标子，以便出入。潮长水深丈四、五尺，潮退不及一丈；入门，必悬起后柁乃进。此厦门海舶入台之艰难也。

　　以上记载，可以想象鹿耳门内外的海岸险象，渡海之难，难以上青天。无怪乎清代台湾民歌唱道：“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知生知死都是难”；“休劝诸亲来台湾，台湾头路甚艰难。台湾世界纷纷乱，分明不比我唐山”。是对渡台中九死一生旅程的生动写照。

　　是故，任职台湾的陈瑸，会有生死之叹：“自厦门开船至台湾，有一千二百里。汝父此行，不但不知有身家，并驱命亦付造物矣。”这种叹忧正源自其心灵深处对那片未知海洋的恐惧。可见，清代游宦者进入陌生新环境，心理的忧惧，不仅来自海洋的神秘浩瀚，也来自渡海时遭遇的惊风骇浪，此未见过的场景，如同那未知的仕宦空间，使入台者的身体感官随着渡海状态而高低起浮，文人的感官经验与精神世界不断胶着杂糅，透露出无以名状的不安和焦虑。这种不安的表现，恰如程代熙《现象学·美学·文学批评》中所言，是一种“意向性向外物投向的活动，是作家用心体察外在空间世界诸物，反应内心心灵意向的活动”。

　　第二节　生命意识：跨海旅程中的海神信仰

　　夏之芳《海天玉尺编序》言：“台湾，山海秀结之区也，万派汪洋，一岛孤峙，磅礴郁积之气亘絶千里。”自康熙将台湾划归辖下，纳入版图后，便派遣不少官员人士赴台开发台湾。清代前期实行凭照渡台政策，“康熙二十二年至干隆四十八年（1683——1783），厦门至鹿耳门为惟一对渡航线。干隆四十九年（1784）、五十三年（1788）加开鹿仔港、八里坌为第二、三正口；道光四年（1824）再加开五条港、乌石港为第四、第五正口”。对所有寓台文人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经验。台湾海峡素以流急浪大着称，不少人尚未到达台湾就已葬身鱼腹。海洋的浩瀚辽阔、诡谲多变，令人闻之色变，蚀骨销魂。一叶孤帆进入溟溟大海，不知方向，不知未来，成为旅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霾。干隆十八年（1763），朱仕玠调任凤山县学教谕，渡海之前，内心徘徊不定，惶恐不安，升迁之望与性命之忧交织挣扎，矛盾重重，这种矛盾的情感淋漓尽致地体现在《泛海纪程》“榕城晓发”一诗中：

　　垂暮冒微秩，学舍如小舟。府檄猝焉下，量移外海陬。根荄惭植薄，奚足供薪槱，深荷栽培意，不遗葑菲求。有母叹笃老，未敢身远投；且虞灵胥捐，遽与蛟蜃俦。再三辞不获，乞假旋旧邱。四载阔奉侍（予庚辰岁扺德化学署，至癸未岁离家四载），筋力欣尚遒。顾念春秋积，难令百岁留，况将蹈不测，微躯惛自谋，存没两无定，肝肠纷细抽。鬖髿垂项雪，未审继见不？别泪强抑制，恐贻白发忧。驰驱扺会城，仓卒发行辀，七日距鹭门，两郡经置邮（道经兴化、泉州二府）。更欲泛溟涨，远尽天东头。定更验涂程（海道以更为定），涛浪荒谘诹。嘒星尚磊落，行子逝悠悠。

　　清代横渡海峡入台，水程虽只有十一更，若海上状况良好，大约一昼夜便可到达，但海洋状况百出，随时有丧身的危险，其艰辛是可以想象的。在科学知识与航海技术落后的时代，面对茫茫海域，似乎只有焚香祭天叩天求神，祈求海神庇佑，才能聊以抚慰那颗惴惴不安的心灵，海神信仰也因此孕育而出。

　　海神中最重要也最普遍的当属“妈祖”。妈祖，又称天妃，出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相传神为莆邑湄州东螺村林氏女，自童时已具神异，常于梦中飞越海上，拯人于溺”。中国把妈祖作为海神加以膜拜始于宋代。妈祖是中国沿海信奉最普遍的海神，以清代的航海技术，要渡过凶险的黑水沟并非易事，加上清政府的海禁政策，致使渡海入台艰险难测，为求心理上的平安，先民往往携带神明香火袋或小尊神像，船上往往也奉祀“船仔妈”、“船仔婆祖”的妈祖。平安扺台之后，继续奉祀这些神像，以保平安，也是当然之事。关于天妃妈祖，郁永河记载：“海神惟马祖最灵，即古天妃神也。凡海舶危难，有祷必应；多有目睹神兵维持，或神亲至救援者。灵异之迹，不可枚举。洋中风雨晦暝，夜黑如墨，每于樯端现神灯示佑。又有船中忽出爝火，如灯光，升樯而灭者；舟师谓是马祖火，去必遭覆败，无不奇验。船中例设马祖棍，凡值大鱼水怪欲近船，则以祖棍连击船舷，即遁去。”天妃妈祖成为海上守护神，出海前必须举行庄严神圣的祭拜仪式。

　　最为典型的祭拜天妃海神仪式，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赴台的吴桭臣《闽游偶记》中有详细记载：“先要备牲醴，祭天妃海神。每人预做红袖香袋，上写天妃宝号。至进香时取炉内香灰实袋，缝于帽上，以昭顶戴之诚。再于荷包内装灶土些微及人参少许佩于身边，以防晕船时服之；并带小磁礶，以防呕吐。”出海前要准备牲醴，鸣金伐鼓，焚香祈祷，举行祭拜天妃海神的仪式，以示祭祀者之虔诚。康熙四十一年（1702），陈瑸在渡台前举行祭神仪式，《三月初三日舟泊大嶝门上岸拜神》云：“炉香载拜古祠前，今日轻舟泛海天。愿借长风凌万顷，莫教骇浪阻三川。动心也学临危坐，濡首犹期解倒悬。神若有灵应庇我，片帆飞渡水宫仙。”祭拜时，有些能文之士还会撰写祭文，祷告诸神，如巡台御史徐宗干出海前的“祭海文”：

　　维某年四月甲辰朔，某敢昭告乎天后圣母、风神、海神之前曰：恭奉诏命，授职东瀛。吁求圣母，慈悲显灵。诸神保护，稳渡开行。天清日朗，风顺水平。出口入口，无惧无惊。誓尽心力，报国安民。天地鬼神，鉴此丹忱。谨告。

　　与其他航行者一样，徐宗干的祭文寄寓了相同的的心理诉求，祈祷神灵庇佑，平安到达台湾。

　　不但出海前要祭海，每艘船只还设制天妃神之祀位，供奉妈祖神像以随行保佑：“舵前相距二丈余，设立板屋，宽约一丈余，深约一丈，内供养天后像。”船内配有妈祖神棍，即“天妃杖”，用于驱逐各种海怪。“舶首左右刻二大鱼眼，以像鱼形，长约十丈余，阔约二丈，深约二丈”。这种奇特的鱼形设计，或有取鱼善游之象征意义，寄寓了渡海之人最纯粹的生命意识。从祀位的供奉、神棍的配备、船舶的设计，以及渡海前祭海仪式的庄重、准备程序的繁复可知，帆船在航行中所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不可掌控性，都相当直接地影响了旅人台海对渡旅程的距离和感受，透露出横跨重洋时的不安心理。

　　天妃海神外，另有水仙尊王，亦称“划水仙”，是清代旅人又一普遍海神信仰。“划水仙”，即“划水求仙”之意，是船员们向水仙尊王祈祷的方式之一。关于“划水仙”，郁永河《海上纪略》对“水仙王”作了详细说明：“水仙王者，洋中之神，莫详姓氏。或曰：‘帝禹、伍相、三闾大夫，又逸其二’。帝禹平成水土，功在万世；伍相浮鸱夷，屈子怀石自沉，宜为水神，灵爽不泯。划水仙者，洋中危急不得近岸之所为也。海舶在大洋中，不啻太虚一尘，渺无涯际，惟借樯舵坚实，绳椗完固，庶几乘波御风，乃有依赖。每遇飓风忽至，骇浪如山，舵折樯倾，绳断底裂，技力不得施，智巧无所用；斯时惟有叩天求神，崩角稽首，以祈默宥而已，爰有水仙拯救之异。”置身辽阔洋面，别无他法，求助神灵是唯一希望。孙元衡《飓风歌》中，叙述一位商旅在黑水沟遭遇飓风时，因天妃显灵及划水仙得以生还的历程：

　　天妃神杖椎老蛟，攘臂登樯叱魔祟（名马祖棍，可驱水怪）。事急矣，划水求仙，披发执箸虚摇船（法曰划水仙，颇验）。牛马其身蹄其手，口衔珠勒加鞍鞯。雷霆一震黄麻宣（飓闻雷则止），金鸡放赦天所怜。扶欹尽仗六丁力，中原一发投苍烟。

　　在飓风的疯狂撕扯下，众人命悬一线。千钧一发之时，只能求助超自然力量，或高举妈祖神棍，驱赶蛟龙；或划水仙，并衍生出一套仪式性的“划水求仙”动作，由人扮演牛马，身上配带鞍辔，借此消除海上神怪所带来的危机，使船只平安度过风暴。

　　这种通过划水仙得以脱险之事，郁永河《海上纪略》亦有记载：“余于台郡遣二舶赴鸡笼淡水，大风折舵，舶复中裂，王君云森居舟中，自分必死；舟师告曰：‘惟有划水仙可免’；遂披发与舟人共蹲舷间，以空手作拨棹势，而众口假为钲鼓声，如五日竞渡状，顷刻扺岸，众喜幸生，水仙之力也”。在船只即将分崩离析的危急时刻，众人“划水求仙”，披散头发，蹲在船舱，双手做出划浆动作，口中发出锣鼓之声，如同端午赛龙舟之势，以此求取水仙王的庇佑，最终得以平安靠岸。

　　《裨海纪游》中有一段非常奇特的海上历险记，精彩纷呈。“舵与帆不洽，斜入黑水沟者再；船首自俯，欲入水底，而巨浪又夹之；舟人大恐，向马祖求庇”。开船走了一天之后，不知为何船舵与帆无法协调，方向不能控制，斜入危险的黑水沟中。在妈祖的庇佑下，幸运度过一劫，不曾想更大的危机随即又来，船只再度漂流至外海，在大浪不断袭击，船只即将沉没的紧急情形下，舟师引领众人：

　　“惟有划水仙，求登岸免死耳！”划水仙者，众口齐作钲鼓声，人各挟一匕箸，虚作棹船势，如午日竞渡状。凡洋中危急，不得近岸，则为之。船果近岸，拍浪即碎。

　　船只在浪涛中破裂瓦解，众人在千钧一发之际保住了性命。“大量的动作叙述，除了带有强烈的动感，灾难的紧张气氛也时时融于其中，整个过程高潮迭起，场景变换相当迅速，生死关头一再出现，虽然是王云森复述，但将一个非亲身经历的事件写的如此活灵活现，更可以看出郁永河写景记事的功力与成就”。郁永河友人靠着划水仙的方式得以脱险。这种划水仙仪式与中原传统龙舟五日竞渡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原河流文化的宗教仪式被人们巧妙地应用于海洋之中，文化的移植与融合，可窥一斑。

　　关于“水仙王”的前身，丁绍仪《东瀛识略》载：“渡海非风不驶，又最畏暴风，相传樯折舟倾，危不可保，惟划水仙可救。其法，在船之人咸披发蹲舷，空手作拨棹势，假口为钲鼓声，如五日竞渡状，可冀破浪、穿风疾飞扺岸，其应如响。台郡有水仙宫，祀大禹、伍子胥、三闾大夫、王勃、李太白，盖大禹平成水土，余皆没于水；如方太守者，附祀为宜。”可见，水仙王是众水神的一个集体称谓，比较常见的水神有大禹、伍员、屈原、王勃、李白，神像若只有一尊的话，则为水官大帝——大禹。以大禹为主神，“祀大禹王，配以伍员、屈原、王勃、李白（按鸱夷之浮，汨罗之沉，忠魂千古；王勃省亲交趾，溺于南海，殁而为神；虽李白表墓谢山，前人经订采石之讹，第骑鲸仙去，其说习传久矣）。”大禹之功，伍员之浮、屈原之沉、王勃之溺、李白之毙，均与水相关。他们的入祀水仙庙，再次体现了中原文化对海洋环境的又一个跨界影响。

　　要之，海洋的变幻莫测远远超出人类所能掌控的范围，其实，面对无法控制的海洋灾难时，时人无可奈何亦无能为力，持神棍、拜天妃，划水仙，各种奇特的海上宗教仪式的开展，只不过是自我的一种心灵慰借与精神寄托，是否真有奇效，不得而知，但虚无飘渺、超越自然的海神给旅人带来了惟一的生存希望，某种程度上透露出人类在遭遇海上危难时，那种既消极又积极的生命意识。

　　第三节　山海览异：写实与想象的奇幻交织

　　诡谲多变、凶险莫测的渡海旅程，航海交通的落后与科学知识的贫乏，外加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进一步晕染了海洋的神秘与恐怖，也因此激起了宦台文人的浪漫想象与文学遐思，让潜藏在记忆深处的神话传说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典籍里的神怪雏形，被充分运用到台湾海峡书写中，以此比拟凶险的台湾海峡和奇特的海洋景象，夹杂着各种民间传闻，赋予海洋瑰丽阴森的神怪式诠释，使得海洋空间书写，常常在现实与神话、真实与想象之间交织错杂，呈现出异质的奇幻色彩。

　　在清代渡海入台的记述中，“黑水沟”最是个神秘的海洋阴森诡谲处，也是横渡海峡遇难最频繁之鬼域。王必昌《重修台湾县志·山水志》载：“鹿耳门外，初出洋时，水色皆白。东顾台山，烟云竹树，缀翠浮蓝。自南扺北，罗列一片，絶似屏障昼图。已而渐远，水色变为淡蓝，台山犹隐现于海面。旋见水色皆黑，则小洋之黑水沟也。过沟，黑水转淡，继而深碧。澎湖诸岛，在指顾间矣。自澎湖放洋，近处水皆碧色，渐远则或苍或赤。苍者若靛緑，赤者若臙红。再过深黑如墨，即大洋之黑水沟。横流迅驶，乃渡台最险处。既过，水色依然苍赤。有纯赤处，是名红水沟，不甚险。比见水皆碧色，则青水洋也。”“黑水沟”为众水域的通称，它还包括一些海域，如小洋黑水沟（或谓之小洋，今澎湖水道）、大洋黑水沟、红水沟、清水洋（三者合称大洋，今厦门到澎湖段海峡）。各个海域的区别，全凭舟人视黑水的颜色而定，大扺水色可分白色、淡蓝、黑、淡黑、深碧、靛緑、臙红、纯赤等。全段最险的海域是大洋。这种特殊的海洋生态，引发了文人奇妙的想象因子。季麒光《台湾杂记》云：“黑水沟，在澎湖之东北，乃海水横流处。其深无底，水皆红、黄、青、緑色，重叠连接，而黑色一沟为险，舟行必借风而过。水中有蛇，皆长数丈，通身花色，尾有梢向上，如花瓣六、七出，红而尖；触之即死。舟过沟，水多腥臭，盖毒气所蒸也。”奇特的海蛇、腥臭的海水，构成了黑水沟特有的空间特征。作者藉助丰富的想象与虚实交织的手法，将虚构与真实连结起来，营造出一个奇幻的海洋空间，黑水沟成为这个空间的连接点。这种对黑水沟及其生态环境的奇特书写，不仅成为游宦文人渡海前的海洋想象，更广被之后的文学作品、台湾方志所转载、引用，甚或夸张渲染。

　　康熙三十六年（1697），郁永河赴台采硫，其《裨海纪游》写道：“台湾海道，惟黑水沟最险。自北流南，不知源出何所。海水正碧，沟水独黑如墨，势又稍窳，故谓之沟。广约百里，湍流迅驶，时觉腥秽袭人。又有红黑间道蛇及两头蛇绕船游泳，舟师以楮镪投之，屏息惴惴，惧或顺流而南，不知所之耳。”“独黑如墨”成为“黑水沟”的标志，充斥着一股强烈腥膻气味，加上海中出现的奇特海蛇，更增添了郁永河的海洋想象。

　　在朱仕玠《小琉球漫志》中，也有许多关于台湾与海洋的新奇书写，如《泛海纪程》：“澎湖至台湾约计二三百里；据舵工云：偶当夜静波恬，或闻台湾鸡犬鸣吠声；未审然否也。”赋予鬼怪式的联想。“下午渡黑水沟。海水横流，为渡台最险处，水益深黑，必借风而过。台湾杂记云：‘沟中有蛇，皆长数丈，通向花色，有梢向上，如花瓣六七出，红而尖，触之即死。’舟过沟，水多腥臭，盖毒气所蒸。予以惊怖，未敢出视。舵工云：‘常下铅筒棕绳，尽百数十寻，未及底，莫测浅深。’……海中黑水，固不一洋。及暮，风益烈，涛浪如山，倏闻船底喧嚣，声如地中万道鼓角，意加怖。”通过视觉、嗅觉、听觉感官，摹写台湾海洋景象，藉助《台湾杂记》所载的奇异传说，赋予文本更加深刻的恐惧感，鲜活生动，使人如临其境。其《海东剩语》中对海翁鱼的描述：“海翁鱼，即海鳅也，皆属胎生，大者如山。”又引《述异记》：“海船至七洲洋，一夜阴云晦昧，星月无光，忽有火山从后起，光烛帆上，如野烧返照渐与船并，水工竞以木扣舷，不絶响，约两更次方隐，知为海鳅目光，柁挂其体，捩柁横开，始得脱耳。”又引屈大均之语云：“海鳅身长百里，口中喷火，能吞巨艚。予往来厦南，闻诸土人云：每岁天后三月诞辰，必有海鳅来朝。或潮退偶困泥沙，土人取大木长数丈，直拄其口，竞入腹内，割取脂膏数千石；及潮至，仍掉头摆尾而去。”海洋的神秘多变令作者难以捉摸，于是作《飞借鱼》一诗：“尚剩差池两翼舒，阴阳变化费踌躇。牛哀为虎休惊怪，试看扑灯飞借鱼。”海洋的种种奇闻、异象与神秘之说，既令朱仕玠备感费解，同时也成为其认知海洋的媒介，带给作者无穷的想象空间，其笔下之海洋自然充满了真实与想象相互交错的奇幻色彩。

　　朱景英《海东札记》卷二《记洋澳》云：

　　传有怪蛇长数丈，遍体花纹，尾梢向上，毒气熏蒸，腥秽袭人。此为渡海极险处。或顺风鼓柁，不泊澎湖，谓之透洋。然必视澎湖以定向。若舟不收澎，或飘越台之南北而东，则渺不知其所之。或未及泊澎，为东风所逆，不得不仍回厦门。倘已收澎湖，值风大浪涌，惟日泊澳以待而已。

　　如前所述，海难多由风向和潮汐引起，但受限于已有的知识系统，外加黑水沟那迥异于其它海域的特殊颜色，浓烈的腥膻味，以及大量不知名的海洋生物，更增添了文人的文学想象，故海蛇长数丈或蛇有两头之神奇说法才会绵延不絶，使得描写海洋的作品带有一股浓厚的奇幻意味，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旅人渡海时的忧虑与恐惧。

　　海蛇外，与“黑水沟”相关的还有“弱水”“无力水”“万水朝东”之说。时人盛传在黑水沟遇险者，往往是被海浪冲往东边“弱水”一带。关于弱水，孙元衡《黑水沟有序》云：

　　“大海洪波，实分顺逆；凡适他国，悉循势以行。惟台与厦藏岸七百里。号曰横洋；中有黑水沟，色如墨，曰黑洋，广百余里，惊涛鼎沸，势若连山，险冠诸海。或言顺流而东，则为弱水；虽无可考评，然自来浮去之舟，无一还者，曾亦有足信焉。”

　　“弱水”，别称“无力水”，原指甘肃地区的河川，“西王母”就住在弱水旁。然其后辗转传说，如《史记·大宛列传》之“索隐”引《玄中记》说：“天下之弱者，有昆伦之弱水，鸿毛不能载也。”以其名之“弱”字加以想象，“秋毫不载”成为“弱水”的代名词，成为引起航行者内心恐惧的想象因素之一。

　　除“弱水”之外，与“黑水沟”传说相关的还有“万水朝东”之说法。郁永河《裨海纪游》云：“而鸡笼山下，实近弱水，秋毫不载，舟至即沉；或云：名为‘万水朝东’，水势倾泻，卷入地底，滔滔东逝，流而不返。”所谓“万水朝东”之传说，当指澎湖东北的黑水沟，当船进入黑水沟，有时会被强劲的洋流带往东北方向，神秘消失。这种说法持续影响着后人的“黑水沟”认知。如干隆十年（1745）任巡台御史的范咸，作有《二十六日晚泊澎湖》一诗：“黑沟惊狂澜，横洋畏屯蹇。传闻弱水近，东去不复返。”将黑水沟与神话传说相连接，并将这种传说载入其纂修的《重修台湾府志》中，此后多部台湾方志亦相继沿用载録，如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行舟者皆以北极星为准；黑夜无星可凭，则以指南车按定子午格巽向而行。倘或子午稍错，南犯吕宋或暹罗、或交趾，北则飘荡莫知所之。……苟遇飓风……入于万水朝东，皆极险。”海上航行，变幻莫测，神话传说的介入，进一步渲染了黑水沟的神秘与恐怖气氛，给航海者带来极大的心理挑战。

　　其实，不管是“弱水”还是“万水朝东”的传说，都给渡海旅程渲染了异常神秘和恐怖的气氛。再加上当时渡海船只都仅依靠风帆之力，一旦洋流或风向不畅，船只本身便毫无抗衡之力。正是这种“智巧无所用”的无力感，使得渡海之人或套用过去的历史神话，或听闻船员中盛传的各种传说，从而产生丰富的想象，使海洋成为真实与想象错综交织的奇幻空间。

　　要之，不管是“弱水”“无力水”，还是“万水朝东”的传说，都让未知的渡海旅程变得更加诡谲与惊怖。汹涌的浪潮、腥臊的海水、奇特的海洋生物、雄壮的海洋自然力量，如此神秘的海洋场景，让游宦文人备感震撼的同时，也让他们产生丰富的文学想象，于是神话传说中的海洋神怪孕育而出，使海洋成为真实与想象错综交织的奇幻空间，体现了中原文化对海洋文化的影响与融合。对渡海文人而言，传说中的神怪并不可怕，真正让他们不安的是海峡的诡谲多变、航海技术的落后以及仕宦空间的未知。变幻莫测的海洋不仅仅是写实，更象征着文人内心世界的不平静，也正因如此，“这些现实中的海洋特征，在文人们的作品里面被反复书写，赋予了令人恐惧的象征意义，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当时海洋的地方特色与文化内涵”。

　　第四节　情随境转：海洋性情的审美体认

　　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对相关海洋知识的进一步掌握，航行者对海洋的瞭解程度逐步加深，于是作品中想象成份渐趋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写实的手法。更为关键的是，道光三十年（1830）后，海洋航程技术逐渐迈向现代化，欧洲的新式动力轮船远超古老的旧式帆船，形成如连横所言“然自海通以来，轮船铁舰纵横海上，而旧式之船不足一顾”的情形。蒸汽轮船克服了帆船依赖风向的缺点，使航行可以定向定速，不再为风候所限。同治五年（1866），福州设立船政局，同治十年（1871），两岸开始有西式轮船对渡，入台航程大大便利，安全系数亦大大提高。

　　道光二十七年（1847）任职于台湾道幕府的丁绍仪在《东瀛识略》中提到：

　　台湾开辟未久，无奇闻异事可记；而仰观俯察、耳目所接，有迥异内地者，不谓之奇不可，然有言之甚奇，而其实不足信者。如王圻续文献通考言：“水至澎湖渐低，谓之落漈；漈者，水趋下而不回也”；台湾杂记言：“台之东北有暗洋，一年为一昼夜”；稗海记游言：“鸡笼山下实近弱水，舟至则沈，或名万水朝东，其势卷入地底”；陈资斋总戎伦炯海国闻见録言：“南澳之东南有南澳气，吸四面之流，船被吸入则不能返”。今西国舟船，北极冰海、南极新得之默瓦兰，东西经行数万里未闻其落漈，亦未闻有暗洋、弱水、南澳气；此犹蓬莱、方丈，渺茫荒忽，以作掌故用可耳。

　　丁绍仪指出，台湾开辟未久，鲜少奇闻异事可记，口耳相传中难免产生讹误，随着航海技术与海上交通工具的进步，海难之事已絶少发生，流传中的海中险域，诸如暗洋、弱水等传说，自然被逐一戳破。从丁绍仪的海洋认识中可以发现，曾经谈之色变的台湾海峡，如今已不再是那个变幻莫测的未知领域，于是海洋书写中的想象成份、渡海旅程中也便逐渐减少了。道光后，台湾游记中关于海洋中不确定的未知险处，便鲜少再被提及了。

　　光绪十八年（1892），应邀渡海编纂《台湾通志》的蒋师辙，于当年二月自天津搭船至上海，三月中再搭乘“驾时”轮船至沪尾。《台游日记》记载其游历情景：

　　十五日……晚闻驾时船已扺埠。台湾轮舶二：一曰献美，一曰驾时；献美通厦门。十七日……汛小舟至下海埠登轮舶，官舱已无隙地，舟人导至大餐厅间息焉……十九日，辰刻，舟发，出吴淞口，转轮而南，风涛不惊，如履平地……午后，东南风作，微苦颠簸，移步欲踬，遂僵卧。晚餐粥一盂，蒙首跧伏，夜分始成寐。二十日，微风，仍不能起立。午后稍恬适。日晡启船窗，见沧澜万顷中，一岛孤悬，有若黑子。询舟人，知过鸡笼屿矣。久扺沪尾，纁昏亡所见。明星数点，若隐若见，盖市楼镫火也……午餐后买小舟登岸，榕阴如幄，流泉出蹊术间，颇饶幽致。小市居冈麓，肆廛栉比，海腥罗列，状多诡异。略一涉历，复登轮舶，凭阑侧顾，山势逦迤，如屏如幛，草卉蒙密，不见山骨。海关及军垒隐露其颠，疑入画境。向夕岚蒸，一白横抹，舟人曰，此瘴气也，惟醉可敌，不则中之必病。

　　与前文所述徐宗干的航程相同的是，蒋师辙仍饱受晕船之苦，但此时的海上交通情况却已大有改善，远不如清初那般凶险。没有了生命之忧，自然可以欣赏沿途的风光，所见海洋景观也变得明亮鲜活起来。

　　相较于蒋师辙的晕船之苦，同年赴台旅游的池志征的旅程更加顺利，其《全台游记》记载：“是岁十月二十日，由沪坐斯美轮船渡海。申初开行，二百里天雾，泊鞍子岛。廿一日雨，午霁，散步柁楼，回顾有岛重迭如列屏，舟人告余曰：‘普陀山已过，入大洋界矣’。巨轮鼓浪，黑烟滚滚，大有乘长风破万里浪之意。快哉此行！”他于上海搭乘“斯美”轮船至基隆，交通工具的进步使得航程不再惊心动魄，更无生命之忧，也因此得以有闲情逸致欣赏旅程中的各类景观。相反，清初的徐怀祖、郁永河等，受限于科学技术与航海交通工具，又无前人经验可借鉴，故航程中时常面临生命挑战。池志征虽说到东部胡传帐下服务时，过程仍倍感艰辛，但渡海入台与在西部游历时，透过轮船、火车等先进交通工具，较之郁永河只有简陋船只、马车或步行之情形，在旅行日程与安危程度上已有相当程度的改善，游历时的心境自然有所差异。正因如此，池志征对海洋已不如徐怀祖那般惧怕，文中不仅没有海怪翻腾的虚构夸诞想象，甚至有“大有乘长风破万里浪之意，快哉此行”的豪言壮语，这种渡海体验恐怕是清初旅人很少有过的。

　　航海知识的增加与交通工具的改善是跨海旅程变得美好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当行程顺利，或是在台居住了一段时间者，在真实感受过海洋的力量之后，掌握了海洋的变化规律时，往往能够试着用心去体会和书写，让陌生恐惧的海洋，变得雅致生动且具美感。

　　一、航程顺利时

　　清初渡海航程中，极难遇到一路顺利的情景。现存清代台湾游记中行程比较顺利的，仅见干隆时期的朱景英，渡海前期亦曾遭遇风浪袭击，但总体较平顺。其《记洋澳》曾这样描述红、黑水沟及鹿耳门海域：

　　由大嶝出洋，海水深碧，或翠色如淀。红水沟稍赤，黑水沟如墨。更进为浅蓝色，近鹿耳门则渐白矣。又泛海不见飞鸟，则渐至大洋；近岛屿则先见白鸟飞翔。

　　没有了海浪滔天的咆哮，没有了晕船的痛苦，没有了茫茫大海中的孤立无援，仿佛周遭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作者通过视觉的转换描绘出海洋的变化多端，连海水颜色也是如此多变，极具画面感。

　　在接近岛屿或泊于岛屿时，文人心情趋于平稳，周遭的海洋似乎也变的闲适美好，郁永河即是一例。其作有《舟中夜作》一诗，并于诗前记云：

　　二十三日，乘三板登岸……余独坐舷际，时近初更，皎月未上，水波不动，星光满天，与波底明星相映：上下二天，合成圆器。身处其中，遂觉宇宙皆空。露坐甚久，不忍就寝，偶成一律。

　　风平浪静，大海如明镜般清澈，满天的星斗和迤逦的月光交相辉映。海天上下一色纤尘，身处其中，顿觉时空之浩瀚与自身之渺小。赴台之旅不仅仅是一种冒险，更是对生命的另一种追求，如同经历了惊涛骇浪后，终于求得的精神抚慰与心灵享受。也因此，横渡重洋纵有千难万险，却极少流露出点滴的惊或惧，难怪学者赞以：“这恐怕是整个清代宦游文学中，难得一见的特异色彩，在面对黑水沟这个历来不变的渡海第一大考验时，犹能展现对于自己生命的快意与辽阔者，郁永河应是宦台者中的絶佳代表。”诚不为过。

　　另有朱仕玠《泛海纪程》生动刻画了海上观日出之美好体验：

　　初二日戊子，不复有山，空絶飞鸟，时有小青蛇游泳舟侧。初三日已丑夜半，观日出。未出时白光一抹，长竟天东；俄焉霞彩照灼，须发可鉴，近东海水尽赤，环望西南北三隅，甚黝黑，计内地晨鸡初鸣。良久日始出，西南北渐开霁，则内地昧旦时也。

　　于舟中观海上日出可谓人生之一特殊体验，于清代台湾游记也是絶无仅有的。最初只是天边的一抹白光，须臾间霞光万丈，海水尽染，随着晨鸡初鸣，太阳始出，云雾渐开，整个日出过程尽收眼底。斑斓的色彩、动态的画笔，将海上日出晕染得如画般唯美。这种特殊的海上观日出之体验，颇有洗涤作者心情之功效。大海开阔了作者的视野和心胸，也增强了海洋认同感。

　　这种心灵上的壮游，可以庄年的一首诗作结：舟行红水黑沟间，蜃气嘘成海面山。风静沧波平似镜，东南一抹是台湾。以欢快、兴奋的笔墨勾画了恍如蓬莱神仙岛的台湾海岛，赞叹之情溢于言表。

　　二、在台居住时

　　于中原文人而言，海洋如同人一样拥有生命与灵性，而海涛则是海洋展现生命力的重要表征：

　　海吼俗称海叫。小吼如击花鞚鼓，点点作撒豆声，乍远乍近，若断若连；临流听之，有成连鼓琴之致。大吼如万马奔腾，钲鼓响震，三峡崩流，万鼎共沸；惟钱塘八月怒潮，差可仿佛，触耳骇愕。余尝濡足海岸，俯瞰溟渤，而静渌渊渟，曾无波灂，不知声之何从出。

　　这就是著名的“安平海吼”，是“台湾八景”之一，场面极其壮观、震撼。此时的郁永河已在台湾多时，对海洋已极为瞭解，于是奔腾怒号的海涛不再震摄人心，而是如同人一样，富有性情，小吼如鼓琴之致，乍远乍近，大吼如万马奔腾，万鼎共沸，视觉、听觉，排比、夸张、拟人、比喻，各种手法齐上阵，写尽海吼之情态，大有白居易《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之精髓，可与浙江的钱塘怒潮一较高低。

　　与“性耽游”的普通文人郁永河不同的是，同样写海吼，康熙六十一年（1722）赴台任巡台御史的黄叔璥却写的十分有趣，其《赤嵌笔谈》“形势”篇云：

　　台地诸山，本无正名，皆从番语译出。内地诸水，皆西流于海。安平、七鲲身，环郡治左臂，东风起，波浪冲击，声如雷殷。谚云：“鲲身响，米价长”，谓海涌米船难于进港。

　　安平之地多海吼，尤其在波浪相激，冲击而起时，海吼声如雷殷，震耳欲聋。同是“声音如雷”，浪涛汹涌，作者不似郁永河般着力状写“海吼”本身，却将海吼与谚语结合，海吼声大表示海象欠佳，交通不便，米船不能靠岸，米价就涨，确是有趣。在这里，海吼已不仅仅是台湾的一个景观，更是与民生经济息息相关的自然气象，应该说，这样的切入点与黄叔璥的巡台御史身份不无关系。

　　又如朱仕玠居台一年后，其《海东剩语》中以客观的笔调刻画了“海族夜光”的海洋景象：“予在学署，偶向夕巡檐，见阶下光数十团，拾视之，乃所剥虾殻也。渔人云：鲎鱼雌雄相负，多在沿海沙泥中，雌雄尾各一，每夜潮退，尾出水面，各有光一团，如碗大，因觇其光取之。福清陈国学瑛，邵武参将正寅之子也；家产渐落，渔于海上。尝为予言：凡昏晦之夕，海鱼大上，则有数万点火光；随火光聚处，每下一网，可以获鱼盈船。海鱼头至夜皆有光，非久于海滨者，固不知之也。”海洋知识的增加，使其对海洋生物瞭如指掌，与前述描写“海翁鱼”的奇幻意味不同，客观写实逐渐代替了传说中的怪诞。

　　本章讨论了清代文人对于台湾海洋的认知过程，从中可以发现，在航海知识与航海条件不够充足的情况下，文人们往往带着想象的思维来构建这片陌生的危险海域，或开启上古神话系统，或联结传闻掌故，或藉助庄严虔诚的海神信仰与宗教仪式，来慰借跨海旅程中的陌生感与恐惧感。随着航海经验的增加与海上交通的发展，凶险的航程也变得赏心悦目起来，于是，神话传说被海洋知识渐步取代，想象夸诞被客观写实逐一击破，文人们开始以审美的眼光去审视这片特殊的海域，去享受海洋的美好生动与雄奇瑰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