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游记概念界说

　　“游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然而对于游记概念的界说，古今各家在使用或诠释上仍存在诸多分歧。

　　游记文体，各有所论。一种持宽泛看法，认为诗、赋、骈文和散文均入游记范畴。杨庆存指出：“最广义地说，游记应包括纪游的一切体裁，即包括诗歌和散文。”谭家健认为游记文体不拘一格：“不论山水书简、山水诗序，还是山水赋，不论骈或散，只要符合所至、所想、所感三要素，均可称为山水游记。”梅新林、崔小敬认为：“游记文体赋、书、序多元幷存而以记为主。”朱德发反对将游记文学局限于描写自然环境的散文的一种，主张“把具有游记性质的词、赋、诗歌、小说等都纳入游记文学范畴”。

　　另一种则认为“游记”属于散文的一种。贾鸿雁指出：“游记是以散文体记叙与抒写作者亲身游览时的见闻感受的文献。”王立群也认为山水游记“是一种独立的散文文体”。叶圣陶强调“游记是散文的一个分支，属于散文范畴”。许宗元指出：“游记是记述、描写作者（旅游者）旅途见闻、旅游地景观、现状、历史，表达作者（旅游者）思想感情的散文。”王兆胜认为：“纪游散文，是一种真实记録和描述作家旅行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念的散文体式。”

　　此外，古人在游记作品汇编标准上亦各有千秋，最早有宋代陈仁玉所辑《游志》，惜已佚。后有明代陶宗仪辑佚之《游志续编》，何振卿《古今游名山记》十七卷，王世贞《古今游名山记》四十六卷等，这些游记选集的体例都比较驳杂，书信、序跋、铭文、辞赋等各种文体均纳入其中。清人吴秋士强调赋颂诗歌，体裁各别，概置不録，所辑《天下名山游记》将赋体、书信体、日记体游记以及记园林幽趣的文章全部删除，只留下单纯记山水名胜的散文体“记”，范围大大缩小。

　　综上所述，现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是游记文体。“游记”这个文体，其特质是由整个文学史来看，并非是固定的，而是依时代而有所变化，文学史上出现文章辨体的专门讨论起于宋，以明为多，但直到清代“游记”才成为独立的文学体裁。梅新林、俞樟华指出：“从‘游记’一词的构成来看，‘游’是‘记’的文学内涵，‘记’是‘游’的文学体裁，彼此的双向互进而最终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1980年版的《辞海》解释“游记”为：“文学体裁之一，散文的一种。文笔轻快、描写生动，记述旅途见闻，包括历史沿革、现实状况、风土人情、社会风尚和山川景物、名胜古迹等，也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明确将“游记”界定为散文的一种，排除赋体与骈体。因此，通行说法的“游记”指的是散文体的游记。若是以诗歌或非散文体裁表现者则统称为“记游文学”：

　　记游文学是作者运用艺术的笔法，记述其游览山川，旅途生活中的见闻、感受。

　　记游文学，或谓纪游文学，如果更宽泛地说，称之为旅游文学亦可，体裁十分广泛，包括游记、旅游诗、词、赋、小说等。是记述旅途见闻，描绘各种自然与人文景观、历史沿革、社会习尚、风土人情等，表达作者思想感情与见解的文学。其中，游记是旅游文学的第一重镇，占据旅游文学的半壁江山。冯光廉也指出游记“是游人对旅途中所见山川景物的记録，是叙事抒情散文中的重要体式，在我国古代文章分类中属杂记文的一种……从文体上说，除规范式游记散文之外，还有书信游记和日记体游记”。确切地说，游记作品应是包含在大范围的纪游文学中，但由于体裁的划分，游记另成一门独特的文类，但若从文体分类的角度而言，游记是属于“记”这一种文体，就“记”本身的文体属性而言，则更偏重于散文体。但游记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则并非一成不变，往往以散文体为主，韵散相杂、诗文一体，如张岱的《西湖梦寻》、高濂的《四时幽赏録》、张际亮的《翠微山后记》等。

　　二是游记题材。似乎都将“游记”作为文学作品看待，或隐或显的更加注重“山水自然”书写在游记中的重要性，名称上亦常见“游记文学”的字样。不可否认，旅行就是在自然中徜徉，游记为人与自然的结合提供了沟通桥梁，但不能因此将书写对象局限于山水自然。笔者以为有必要对“游”这个概念进一步加以厘清。“游”在先秦典籍中具有两重含义，一重指出游，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如《楚辞·远游》的“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另一重指游览之游，诸如游赏、游览等，带有更多的审美性，强调主体对客体的审美观照与主观感受。如宋玉《风赋》的“宋玉与楚襄王游于兰台之上”。因此，游记书写应涵盖上述两方面，既包括山水名胜游赏记，也包括出使记、宦游记、考察记等各种旅行记，应兼而顾之，不可偏废。

　　由于“游”本身具有神与物游的超现实意义，除了上文所言的出游、游览两层意思外，有时又可引申出非现实的梦游、神游、目游、卧游、幻游等精神之游。著名的《岳阳楼记》，虽具备了游踪、景观、感想，但作者并未亲身游历，而是化用想象，铺叙神游，妙笔生花。梅新林、俞樟华认为可将其作为一种虚拟性的“准游记”来看，但不可推而广之，严格意义上的游记应建立在作者亲身游历、亲见真闻的基础上。又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虽具备了游记的游踪特征，却是一篇虚构的世外桃源游玩经历，不可将其视为游记。六朝名士所锺爱的以“卧游”为基础而作的游记，同样因其虚拟性而不能看做游记，游记的“游踪”应该以实地游历为依据。通常说法，“游记”包含三大要素，即景观、游踪与观感：如梅新林、俞樟华：“游记在内容上它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因素。第一，所至，即作者游程；第二，所见，包括作者耳闻目睹的山水景物，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历史掌故，现实生活等；第三，所感，即作者观感，由所见所闻而引发的所思所想。”其中，“游踪”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欧明俊认为：“游记是‘游’而‘记’，着重动态记述，有别于一般的‘记’或‘杂记’。”强调游记必须是真实的游览经历，那种完全采集传闻轶事，或是全部虚构幻想的记载，严格说来是不能当成“游记”的。当然实际创作过程中可以灵活掌握，有些“游” 甚至已弱化，游者亦隐避一旁，但仍可视为游记之一体。

　　周冠群《游记美学》指出游记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游记泛指一切对山川风物、民习人情等等的散体文字记载。狭义的游记则强调其目的性，认为旨在描绘山水自然之美，极写山水自然所勾起的愉悦之情，有浓郁散文之风的作品方能称为‘游记’”。欧明俊《近代域外游记综论》指出：“‘游记’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游记包括一切‘游’而‘记’的著作，如行役记、科学考察记、政治考察记、宗教考察记、风俗记、山水名胜记等，传统目録学中入史部·地理类，并不视为文学。狭义的游记则专指文学游记，它是散文的一种，记述旅途见闻，描写山水景物、名胜古迹、风土人情，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相对而言，两分法的界说是比较全面的。从广义上说，游记不仅描绘山水形态，更展现人间百态，实地游览中的一切见闻均可入文。不可否认，游记中不少作品，尤其山水名胜游览记，可以纳入文学作品行列，但游记不一定都是文学作品，那些不具备文学性或文学性不强的游记也较多。如一些行役记，按日期或按路程展开行踪，间有考证或为数不多的状物摹写，文学色彩澹薄，从文学性上看似乎无甚可取之处，如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中提到的类似于地理著作的舆地志游记，以及一些类似“方志”类的著作也是如此。

　　应该说，以上各家所论皆各有千秋，在综合各家界说的基础上，从个人理解与研究的角度，笔者试对游记的概念特征做如下概括：游记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游记指一切“游”而“记”的散体文字为主的记载，记述描写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既包括文学性强的自然山水游览记，也包括各种文学性弱的考察记、旅行记等。狭义的游记专指文学游记，为游历之地的自然山水、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以及见闻感受的散体文字记载。

　　针对本文所论之“清代台湾游记”，笔者对其概念及范围作进一步界定：一、属于广义的游记范畴；二、作者曾实地考察或亲身游历过台湾；三、以散文体为主记録游历台湾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包括台湾的山水名胜、风土人情、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历史掌故等等；四、时间节点上，本文所论清代，指的是清政府统治台湾的212年间，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将台湾纳入版图，到19世纪末光绪二十一年（1895），台湾被日本侵占。

　　符合以上四点特征的“清代台湾游记”为本文的研究范围。

　　二、研究现状

　　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清代台湾游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记録风土民情，叙写心志，评议时政等功能，对于瞭解清代台湾的山水景物、风土人情、历史变迁，瞭解两岸文化的渊源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一直以来，游记关注度并不高，沈从文说：“游记文学历来不列入文章正宗，只当成杂着小品看待，在旧文学史中位置并不怎么重要。”的确，相较于语言凝练的诗歌领域，散文研究明显滞后，而古代游记研究，尤其台湾游记研究在散文研究中则更加薄弱。不管是散文史或是文学史，清代台湾游记均未得到专门的关注和研究。

　　从文学史的写作看，大陆方面有三部著作颇值得一提。一是梅新林、俞樟华主编的《中国游记文学史》（学林出版社，2004），该书是学术界第一部游记文学通史著作，论述了自魏晋以来直至当代的游记文学，对中国游记文学的发生、发展、演变以及体式、内涵做了深入的爬梳。但作者采用常规的游记分析手法，将相关的游记作品做简单概括，并未对特定区域的游记进行分类阐述，对于清代的台湾游记亦未曾涉及。二是王立群的《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该书为古代山水游记研究的通论之作，首次提出了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的三个文体要素，对游记的产生、类型以及结集、流传作了充分论述，分析了晋宋地记对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的影响作用，但依然不曾涉及本论文所言的台湾游记。三是贾鸿雁的《中国游记文献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为近年来国内第一部中国游记文献整理的专著。该书对先秦至民国两千年间的游记文献创作、结集与出版情况，以及学术文化价值作了详瞻的梳理，书末附録《游记篇目一览》及《民国游记书目》，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近年来大陆学界的游记研究有呈上升之势，涌现出了一些关于游记方面的论文，对于区域游记的研究，如长江游记、武夷游记等，亦呈扩大趋势，还有一些学者涉足域外游记，包括欧美游记、亚洲游记研究等。但针对清代台湾游记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尚未出现一本专门研究清代台湾游记的专著。目前涉及台湾游记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是史学角度的作品个案研究。

　　期刊论文方面，阚勇《台湾鹿港、淡水同知曹士桂及其<宦海日记>》[《文物》，1984（12）]，概述了曹士桂的生平事迹，并从清代台湾的建置沿革、台湾的民族习俗、列强侵台史实三个方面，肯定了《宦海日记》的史料价值。霍有光《清道光前期台湾社会发展概貌——<蠡测汇钞>的史学价值》[《台湾研究》，1988（2）]，指出《蠡测汇钞》中有关道光初期台湾高山族管理及居住生活情况，以及城市建设与文化教育事业的记述，可填补台湾未再编修《府志》出现的空档，有助于瞭解道光早期的台湾府情。刘仲华《清代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生平及其学术成就简述》[《唐都学刊》，2005（6）]，对黄叔璥的生平、交游及学术成就作了简要的阐述。罗小平《从邓传安<蠡测汇钞>看闽学在台湾的传播》[《炎黄纵横》，2007（4）]，从台湾书院的创建方式、教学内容、教学理念，从清代闽学在台湾的传播情况等方面，指出《蠡测汇钞》的价值。李玉昆《曹士桂<宦海日记>及其史料价值》[《闽台文化研究》，2008（3）]，对曹士桂生平，对《宦海日记》的内容、保存与出版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并从台湾与大陆的地缘关系、台湾的建置沿革、台湾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对水沙连地区的开垦经营、台湾少数民族的民俗语言、泉州民俗等六个方面阐述了该作品的史料价值。孙炜《防抚之间：清政府对台湾原住民的认知及应对——<台海使槎録>所反映的清前期治台政策分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1（2）]，从正反两面分析了《台海使槎録》对清初清政府制定理台政策的双重影响。王志彬的《论原住民文化与台湾明清宦游文学》[《学术交流》，2009（9）]与罗春寒的《清代台湾平埔族文化变迁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05），涉及到对某些台湾游记如《禆海纪游》《台海使槎録》的探讨，二者结合明清时期的文献资料，从文学与文化交叉的角度，综合阐述台湾少数民族文化与宦游文学的互动影响，提供了一个大陆如何看待台湾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视角。另有林奕彬主编的《蓝鼎元研究》一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收録了多位学者对蓝鼎元的研究成果，内容主要包括蓝鼎元的生平、思想、民本观、理台观、教育观、史学观、社会性别意识等等，但多未涉及游记文学研究。

　　综上，大陆学界对清代台湾游记的研究比较薄弱，多个案分析，少综合探讨，多注重作者身份、思想、对台策略与贡献方面的考虑，极少对文本作文学上的艺术分析。相较而言，台湾方面对于清代台湾游记的关注度比较高，出现了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具体如下：

　　一是文献资料的整理、考证。盛清沂《朱景英与<海东札记>》[《台湾文献》，1974（4）]，对朱景英生平资料做了诸多考证，指出其作品在台湾史学上的重要性。许雪姬《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研究——试论其生平、交友及著述》[《台北文献》，1978（44）]，论述了黄叔璥生平、交友及著作版本情况。叶大沛《曹士桂<宦海日记>述略》[《台湾文献》，1996（4）]，爬梳了《宦海日记》的成书过程与思想内容。林敏胜《吴子光与<一肚皮集>》[《台北文献》，1997（63）]，则是一篇就《一肚皮集》的内容、体例以及写作动机进行探讨的文章。黄武智《黄叔璥生卒年及其著作<台海使槎録>序文作者考证》[《高雄师大学报》，2005（19）]一文，运用大量资料对黄叔璥的生卒年及该书的序文作者进行了考证。杨正宽的《明清时期台湾旅游文学与文献研究》（台湾编译馆，2007年），列举了1661年至1895年的有关台湾岛景观、见闻、旅游心情的许多作品，包括诗、词、赋、散文、竹枝词、甚至地方志等各种文体，并对部分作品进行了文学方面的探讨，为本选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资料。

　　二是文学角度的研究。丁旭辉《论<裨海纪游>的散文艺术》[《台湾分馆馆刊》，2004（1）]，通过文本解读《裨海纪游》的二大特点，一是封闭结构中的灵活书写，二是曲尽其妙的写景艺术。指出郁永河成功运用了日记体的长短自如与游记体的流动变化，作品精彩出色，但因篇幅简短与单薄，文学成就与价值离“伟大”仍有距离。王幼华《吴子光〈双峰草堂记〉连作创作技巧论析》[《兴大人文学报》，2007（39）]，从“定位记景”“章法大要”“修辞技巧”“作品特色”四个方向，分析《双峰草堂记》九篇的修辞技巧及章法大要。吴芳真《<禆海纪游>之文学研究——以柳宗元游记文学为对照》（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以比较学的方法，从写作动机、思想内容、表现手法、艺术特色等方面对二者的游记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分析其中的异同，进而肯定了《裨海纪游》的地位与贡献。叶静谦《吴子光与<一肚皮集>中的台湾风土探析》（台湾逢甲大学硕士论文，2009），按照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探讨吴子光对台湾风土的纪録，再将吴子光的生平、师承与交友、文章体例及创作观点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宋子江《吴子光<一肚皮集>中的“记”体古文创作论析》（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则将研究范围限定在29 篇“记”体古文上，分析作品呈现出的个人情志思想、台湾风物民俗及表现手法。

　　三是文献学、史学等多角度综合研究。林淑慧《黄叔璥<台海使槎録>的人文关怀探析》[《台湾分馆馆刊》，1989（3）]一文，探讨了黄叔璥对平埔族文化活动的实録，从黄叔璥观察社会问题的视角，突显其对民族文化的人文关怀。黄武智《<台海使槎録>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以<番俗六考>与<番俗杂记>为例》[《高雄师大学报》，2005（19）]，专门针对卷五至卷八中关于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记録，阐述《台海使槎録》对于保存与记録台湾早期先住民族文化所起到的历史作用。黄美玲《论朱景英<海东札记>在台湾清初游记史之地位与价值》[《联大学报》，2012（1）]，从地理、气候物产、汉人习俗与台地建筑、少数民族风俗等方面论析，提出《海东札记》与早前清代台湾游记之异同，据以论定该书之地位与价值。林淑慧《台湾文化采风——黄叔璥及其<台海使槎録>研究》（万卷楼，2004），是一部针对黄叔璥及其作品的全景式研究著作，详细考察了黄叔璥的生平、交游、学术思想、在台事迹等，对《台海使槎録》的成书始末及取材来源，所反映的清代台湾社会面貌、文化特色等作了详细的分析，并于文后附録《黄叔璥生平简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上述论文或专著，涵括了以游记作者及其作品为中心的研究，探讨了作者的家世背景，生平思想，交友情况，并对作品的版本体例、思想特征、风格特色等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四是涉及某些游记的相关著作与论文。主要是对台湾文化与文学的综合观察，内容上没有局限某一文体，诗、词、赋均包含在内。如王幼华《清代台湾汉语文献原住民记述研究》（台湾中兴大学博士论文，2004）与吴梨华《从文献资料解读清代台湾平埔族的社会文化》（台南师范学院硕士论文，2004），通过大量详实的文献资料，解读清代台湾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林淑慧《台湾清治时期旅游书写的文化义藴》[《中国学术年刊》，2005（27）]，集中分析清初入台文人对台湾的观察与书写，从中心与边陲关系的透显、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再现、台湾风土书写的承袭与影响等三大层面，探讨旅游巡视散文的文化功能。林淑慧《台湾清治时期散文发展与文化变迁》（台湾学生书局，2007），从宏观视角，比较了清治前期、清治中期及清治后期三个时期的散文特点，探讨台湾清治时期212年间的散文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关系。蓝侦瑜《清代来台文人之台湾特殊性书写研究》（台湾成功大学硕士论文，2008），以“特殊性”为切入点，阐述清代入台文人在台湾的特殊观察视角与特殊文化情怀。谢崇耀《清代台湾宦游文学研究》（兰台出版社，2003）一书，体系极其庞大，将清代所有赴台官员及其作品，不分文体一一呈现，并对作品内容与特点作了简要阐述。但因其范围过于庞大，未能展开深入论述。

　　纵观台湾学界的研究现状，不难发现，对清代台湾游记的研究已经具备了一定数量的学术成果，研究的角度亦呈多样化趋势，但多集中于个别名家名篇研究，仍有部分作家作品流于边缘地带，已有的成果多以期刊论文的形式出现，因篇幅所限，难免有不够深入之憾。一些相关的区域文学研究，也只是将某些游记作品作为文献资料加以引用，并未深讨细究。因此，清代台湾游记仍存在诸多可拓展之处，亟需学界加以研究，并赋予文本新的生命。此外，笔者在现有的关于明清时期台湾游记研究的著作中，发现了一些未被提及的游记作品，如刘良璧的《红毛城记》、徐宗干的《浮海前记》《渡海后记》等，具有补阙意义。因此本文拟以清代台湾“游记”为分析对象，希冀从宏观上重新架构与归纳清代台湾游记，探讨台湾游记的主题思想、特点、影响与价值等，以提供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的一个可行性视角。

　　三、研究价值与意义

　　台湾地处东南蛮荒海隅，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在中国的古典文献中，如《尚书·禹贡》《三国志·孙权传》《隋书·东夷传》等已有对于台湾的最初记载，但因台湾岛孤悬海上，加上早期航海技术的落后，较少有与中原文明接触的机会，台湾岛始终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充满着无限的神奇。台湾的先住民来自于大陆，17世纪荷兰人、西班牙人侵占台湾。明郑时期，大批汉人移居台湾，当大陆文人首次登临这块土地时，才真切地感受到台湾的真实面貌。他们将这些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通过文字保存下来。此前因台湾先住民没有自己的文字，自然景观、风土人情无法以书面形式留存下来，陈第的《东番记》为揭开台湾的神秘面纱起到积极的作用，虽然叙述比较简单，仍有助于中原对台湾的认识，为研究台湾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率兵平定台湾，将台湾纳入版图，设置官员、推行教育、传播文化，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台湾成为日本在东亚的殖民地之一。那么，在清政府治理台湾的212年间，台湾经历了哪些风云变幻？寓台文人又是如何看待台湾？选择以何种方式来观察台湾？他们在旅程中瞭解了哪些风土民情？记録了哪些历史变迁下的社会面貌？显现出何种内涵？传达出怎样的经世理念？游记作品具有怎样的艺术特色、价值与影响？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本文尝试以清代入台文人及其台湾游记文学为研究对象，考察台湾游记的发展演变，对游记进行综合观照，探讨台湾游记的真实面貌、影响与价值等。

　　台湾学者陈佳妏在《滚滚波涛声不息，斐然有绪焕文章——论清代台湾八景诗中的自然景观书写》一文中指出，观察清代所遗留下来的大批文字纪録，如大量台湾地方志的编写、密集完成的游记书写等等，这些文字或多或少消解了中国的旅者（或统治者）对台湾的陌生感，并进一步提供清朝的统治者治理台湾的方向。藉助这些作品，于是日月潭、水沙连、玉山、安平海吼等著名景观陆续为中原所知晓。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游记的内容并非仅限于自然景物的描摹，而是兼涉对台湾社会经济、民风民情等的观察与书写，因清政府派往台湾的官员，均带有官方身份与特定的职责。因此，他们眼中的自然景观往往带有某种政治性色彩，观察面涉及台湾地区的地理位置、经济民生等。游记不以文采见长，而是作者的一种有意识的论述形式，或借此表达对社会面貌的描绘，或显现当时知识分子的时代心境、应世态度、理台策略等，为清政府治理台湾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更为我们研究文本的主题特点、文学价值及时代意义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清初，大批汉人移民到台湾，由南向北、向东，逐步开发台湾，清晚期台湾还受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入侵。200多年间，台湾不管是社会面貌、物产经济，亦或地理景观、人文风情，均发生了巨大变迁。而游记作品提供了阅读台湾的窗口，通过游记，可以瞭解社会思潮的演变，瞭解台湾少数民族文化及其变迁的过程，瞭解作者的价值观与情志体验，瞭解自然人文景观的形成，瞭解地理环境的变化，甚至西方列强的入侵等，可以说，清代台湾游记就是一部台湾的鲜活历史，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统一台湾后，宦游台湾的大陆文人是这一时期台湾文学的主要创造者，采风问俗、述怀志异是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主要特征。本书拟将清代台湾游记作为一个整体对象纳入研究视野，在纵向性的历时观察外，在深入解读文本题材内容的基础上，从横向对台湾的游记文学作品进行整体的架构与观察，把游记文学与社会时代相联结，从历史的审美阐释角度将文学与历史、地理、民俗等相结合，探讨清代台湾游记的特点与价值，希冀还原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论题属于地域文学的综合研究，因此本文将以传统的文学史方法为主，尽可能全面搜集相关文献资料，结合有关区域社会经济史学与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架构清代台湾游记，从二百多年来的各家游记中，窥见台湾地理景观的沧桑变化、汉人移民社会的形成、少数民族群的变迁，以及西方列强入侵后台湾所受到的各种冲击等。在论述过程中，除了常用的技术性研究方法外，将主要运用以下四种方法综合贯穿于整篇论文的写作中：

　　第一种是学科交叉研究。清代台湾游记的影响与价值是多元的，在考察中，注重文献史料的运用，充分借鉴《台湾文献丛刊》《台湾文献汇刊》《全台文》，台湾地方志等文献资料，结合文化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民俗学、美学、传播学等学科，交叉分析，尽量做到知人论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理论与创作并举、考证与批评互补，通过对文本的深层次分析与归纳，总结出清代台湾游记的一般特点与多重影响。值的一提的是，有三部丛书对于本选题中台湾游记的文本查阅及相关材料的收集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一是周宪文等主编的《台湾文献丛刊》309种，20世纪60～70年代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该丛书资料极为丰富，收録了唐代至清代以及日本占领时期的台湾文献资料，集台湾之历史、地理、风俗、民情、社会、文化等文献之大成，本选题涉及的清代台湾相关的方志、游记、文集等，多能从中获取。二是由大陆学者陈支平等主编的，2005年由九州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台湾文献汇刊》，共7辑100册。内容涵盖郑氏家族与清初南明相关史料、康熙统一台湾史料、闽台民间关系族谱、台湾舆地资料、台湾相关诗文集、台湾事件史料、林尔嘉家族及民间文书资料等。其中第2辑康熙统一台湾史料与第5辑台湾舆地资料为瞭解台湾历史地理提供文献参考价值。三是2007年台湾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出版，黄哲永、吴福助主编的《全台文》，共75册，2400万字。该书搜集了明末到1945年间的有关台湾的古典散文，以迁徙台湾或旅居台湾、仕宦台湾者所撰古文为主体，其中第49册—66册为杂记文，为本论文的材料收集提供重要的资料来源。

　　第二种是互动关系研究。台湾游记作者多为大陆赴台的官员、幕僚，极少台湾本土文人。宦台文人的作品主题及风格与大陆学术风气、文化传统、个人身份、写作动机、时代变迁等皆是互动关系，并非单向的影响关系，时代风气影响创作特点，檏学精神对赴台作家的创作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作品风格的形成反过来又开启了时代文学创作特点。个人的身份特征影响了观察视角与创作动机，观察视角的不同又形成了不同的写作风格。在清代台湾游记创作中，这种互动关系可谓无处不在，文学与文化、思想与文学、时代与个体，不断地相互融通、互相影响。

　　第三种是比较研究。一是横向比较，对同一时期或同一主题的游记作品进行横向比较，如同样描写渡海经历，同样关注少数民族习俗，不同的作者往往会有不同的切入点，其思想特征、观察视角都会因人而异。一是纵向比较，针对作者本身的才性、人生际遇以及流寓记録进行纵向性的比较与历时性的考察，将游宦经验与文人本身的生命时间作连结，从中发现时代变迁与文学的关系。

　　第四种是注重时代与社会背景分析。文学虽有其自身发展逻辑性，但同时又与时代、社会及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的进程离不开它所依赖的时代背景与文化传统，离开时代背景谈文学，就文学论文学，只能将文学简单化、孤立化。清代台湾游记同样如此。清政府治理台湾的212年间，时代发生剧烈变化，台湾原汉民族的时代变迁、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沧桑变化等，都是游记创作的背景，只有将文学置身于广阔的时代背景中，结合背景谈文学，才能真实反映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反映文学创作的实际及其藴含的文化意藴，从而加深对作品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