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沙、南沙、中沙群岛水产资源丰富、地理位置重要,一向为某些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所觊觎,他们不仅经常性地掠夺这里的大好资源,甚至妄图染指我国的神圣领土。针对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国提出“要把解决渔业问题和解决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和当前国际领海权斗争联系起来”。为此,1973年,原海南行政区水产局、国营南海水产公司、海南水产研究所等单位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出版《西、南、中沙群岛渔业生产和水产资源调查报告》(图10,简称《调查报告》,下同)。《调查报告》除了记载土地名外,还有丰富的内容。本文在阐述《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从历史角度,对其重要性,进行历史文化解读。
一、首次成立联合调查组,实地调查西、南、中沙群岛
《西、南、中沙群岛渔业生产和水产资源调查报告》出版于四十多年前,是反映海南渔民开发、经营南海西、南、中沙群岛的重要文字实録。《调查报告》除前言外,共分西、南、中沙群岛的自然环境,海南岛渔民开发西、南、中沙群岛的历史简介及该海区渔业生产的现状,水产资源概况和关于今后开发利用西、南、中沙群岛水产资源的一些设想四个部分。
我国渔民最早发现、开发、管理和经营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是我国渔民世代出海作业、耕海捕鱼的“祖宗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原海南行政区有关单位组织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西、南、中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渔业生产和水产资源情况,探索西、南、中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合理开发利用途径。《调查报告》在前言中提到,“1971年3月,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水产局、国营南海水产公司、海南水产研究所组织专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访问琼海县潭门公社有航海经验的老渔民,并实地考察西沙群岛若干岛屿。”这是我国解放后第一次有规模的对西沙、南沙、中沙群岛实地考察,此后各有关单位还展开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文物史料、岛礁地貌、地名普查、资源环境等科学考察,积累了大量的基础科学资料。如广东省博物馆联合海南行政区文化局组成文物考察队赴西沙群岛进行文物调查(1974年4-5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组织科研人员到西沙群岛进行南海诸岛史料实地考察(1977年5-7月)、华南师范大学组成8人的调查队到西沙群岛进行地貌考察(1981年7-8月)、广东省测绘局组织华南师大、南海海洋研究所、海南行政区地名处、中山大学、海南师专等单位进行南海诸岛地名普查(1980-1982年)、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会同全国40多个科研单位联合组成南沙群岛综合科学考察队对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区进行了综合科学调查研究(1984-1994年)等。
联合调查组通过深入考察西沙、南沙、中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地理环境、渔业生产、水产资源等方面的情况,取得了丰硕的调查成果。《调查报告》前言还提到,“1973年5月,联合调查组在调查访问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有关资料编写《西、南、中沙群岛渔业生产和水产资源调查报告》”(由海南水产研究所王鹏执笔),并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出版(见图10)。这是我国解放后第一本对西、南、中沙群岛实地考察整理的成果。
《调查报告》以内部资料形式出版后,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科学考察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历次科学考察,科研人员不仅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而且出版了一系列科学著作,为我国南海诸岛史地研究积累了重要的基础资料。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有《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韩振华、林金枝、吴凤斌编,东方出版社,1988年)、《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陈史坚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国南海诸岛地名论稿》(刘南威着,科学出版社,1996年)、《南沙群岛自然地理》(赵焕庭主编,科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珊瑚礁地貌研究》(曾昭璇、梁景芬、邱世钧合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
二、首次披露《更路簿》手钞本并绘制南沙航行路线图
《调查报告》第二部分提到,“至今在琼海一带的渔民中,还流传着不少有关西南沙群岛的‘航行更路’的钞本”。这是第一次披露我国海南渔民拥有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航海秘籍——《更路簿》手钞本。及至1974年4月至5月间,广东省博物馆组织考古人员到西沙群岛调查时,才“发现”琼海县潭门公社老渔民苏德柳有一本《水路簿》(当时的叫法),至此学术界才得到具体的《更路簿》手钞本,进而开展广泛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目前,各单位已先后收集到不同版本的《更路簿》有19种版本。其中,广东省博物馆收藏到的有苏德柳钞本《更路簿》、彭正楷钞本《更路簿》、卢洪兰钞本《更路簿》、李魁茂钞本《更路簿》;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搜集到的许洪福手抄《更路簿》、郁玉清抄藏本《定罗经针位》、陈永芹抄存《西南沙更簿》,八一电影制片厂征集、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符宏光根据土地名绘制的《西南沙群岛地理位置略图》;华南师范大学搜集到的有林鸿锦钞本《更路簿》、王国昌钞本《顺风得利》、麦兴铣存《注明东、北海更路簿》、李根深执《东海、北海更路簿》、蒙传稠口述《去西、南沙水路簿》(整理人手钞本)、柯家裕钞本《更路簿》、符树万钞本《更路簿》、陈泽明钞本《更路簿》、黄家礼钞本《驶船更流簿》;海南大学搜集到的有卢家炳钞本《更路簿》、王诗桃钞本《更路簿》等。
各种版本的《更路簿》均载有航行路线,其航行方向用“路”表示,距离用“更”表示,可以说《更路簿》是用文字表述的“航海图”。《调查报告》附有一幅《海南岛渔民历年在南沙群岛生产作业示意图》(图15)。据《调查报告》第二部分记载南沙群岛各岛礁的具体情况,提及海南渔民前往南沙群岛从事渔业生产,到达太平岛后,船队即分东头线、西头线和南头线三条路线分散作业,并按三条路线依次介绍各岛礁情况。有的先取红草峙或马欢岛(俗称罗孔)。这三条路线是:
东头线:红草峙→马欢岛(罗孔 )→蓬莱礁又称百克礁(鲎藤)→仙宾暗沙(鱼鳞)→海口暗沙(石良)→蓬勃暗沙(东头乙辛)→捷胜礁(五孔)→仁爱礁(断节或断截)→信义暗沙(双担)→仙娥暗沙(鸟串)→美济礁(双门)→蔡伦礁(火埃)→李白礁(三角)→半月暗沙(海公)→安达礁(银锅或银并)→杨信暗沙(包括两个小礁,一个称裤裆,一个称铜锅)→舰长暗沙(石龙)。
西头线:大现礁(劳牛劳)→永署礁(尚戊)→毕生礁(石盘)→华阳礁(铜铳仔又称铜送仔)→东礁(大铜铳又称大铜床)→中礁(弄鼻仔)→西礁(大弄鼻)→南威礁(鸟仔峙)→日积礁(西头乙辛)。
南头线:景宏岛(称钩峙)、包括华礁(钩线)、高邻礁、鱆礁(鬼喊线)、威南礁(九章头又称牛厄)、屈原群礁(包括女星峙、女星线和赤瓜礁),此外,还有位于此群礁滩的西北排列的长线、南门、东门,总的来说这群群岛屿、礁、滩,渔民统称为九章→荷落门(系渔民俗称,在图上无名,其位置在利生礁东南方约10浬)→利生礁(六门)→天兰礁(无乜线)→司令礁(眼镜铲)→榆亚暗沙(深筐)→利嘉礁(簸箕)→南海礁(铜钟)→安渡礁(光星仔)→弹丸礁(石公厘)→皇路礁(五百二)→南通礁(丹积)→南屏礁(墨瓜线,又称棍猪线)。
《海南岛渔民历年在南沙群岛生产作业示意图》是调查人员根据实地考察访问,在南沙群岛分布图上准确勾勒出三条作业路线并依次标注沿途经过的岛礁土地名。这是我国第一幅土地名位置标注准确的现代地图形式表示的南沙群岛航海图,对我国航海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三、首次报告海南民间有大量的南海诸岛土地名
《调查报告》第一次报告我国海南民间有大量以口头形式保存下来的西沙、南沙群岛土地名,这些土地名是我国古代海南渔民用海南方言对西沙、南沙群岛的命名,已经海南渔民世代传承并长期使用,是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属于中国的有力证据,后多被《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采用为标准地名或以“渔民习用名”的形式与标准地名相参照。而此前,1935年中华民国“水陆审查委员会”审定的《中国南海各岛屿图》直接采用翻译的英文地名,1947年中华民国内政部审定的《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也大量采用翻译的英文地名,这两次民国政府审定的地名均忽视了我国传统的渔民命名。
《调查报告》第一部分“西、南、中沙群岛的自然概况”载有猫驻(永兴岛)、猫兴(东岛)、半岛(中建岛)、尾峰(金银岛)、船暗(赵述岛)、船暗尾(西沙洲)、长峙(北岛)、石峙(中岛)、三峙(南岛)、圆峙(甘泉岛)、老粗岛(珊瑚岛)、四江岛(晋卿岛)、大三脚岛(琛航岛)、全富(全富岛)、三脚峙仔(广金岛)、白峙仔(盘石屿)、石屿(石屿)、银峙(银屿)、鸭公(鸭公岛)、七连岛(七连屿)、红草一(南沙洲)、红草二(中沙洲)、红草三(北沙洲)、筐仔峙(筐仔沙洲)、船暗尾(西沙洲)、仙桌(湛涵滩)、三匡大榔(滨湄滩)、三匡(浪花礁)、干豆(北礁)、二匡(玉琢礁)和大匡(华光礁)等西沙群岛土地名31处,第二部分“海南岛渔民开发西、南、中沙群岛的历史简介及该区渔业生产现状”载有艾罗(双子群礁)、艾罗上峙(北子岛)、艾罗下峙(南子岛)、秤钩峙(景宏岛)、第三(南钥岛)、红草峙(西月岛)、黄山码(太平岛)、罗孔(马欢岛、费信岛)、劳牛劳(大现岛)、鸟仔峙(南威岛)、南益岛或南密(鸿庥岛)、铁峙(中业岛)、双黄峙仔(双黄沙洲)、锅盖礁(安波沙洲)、艾罗铲(奈罗礁)、簸箕(簸箕礁)、长线(长线礁)、秤钩线(华礁)、赤瓜线(赤瓜礁)、大光星(光星礁)、大弄鼻(西礁)、大铜铳(东礁)、丹积(南通礁)、东门(东门礁)、断截或断节(仁爱礁)、二谷(二角礁)、光星仔(光星仔礁)、鬼喊线(鬼喊礁)、棍猪线或墨瓜线(南屏礁)、九章(九章群礁)、九章头(牛轭礁)、弄鼻仔(中礁)、火埃(火艾礁)、荷落门(南华礁)、海口沙(柏礁)、海公(半月礁)、鲎藤(鲎藤礁)、裤裆(库归礁)、六门(六门礁)、南门(南门礁)、女星峙或女星浅(柒青沙洲)、浪口(浪口礁)、屁股(位于深匡之西南端)、梅九或九甸(梅九礁)、鸟串(仙娥礁)、双担(信义礁)、双门(美济礁)、三角(三角礁)、尚戊(永暑礁)、石盘(毕生礁)、石良或石龙(舰长礁)、石公厘(弹丸礁)、铁峙铲排(铁峙礁)、铁链或铁铲(铁线礁)、铜钟(南海礁)、铜铳仔(华阳礁)、五百二(皇路礁)、五孔(五方礁)、无乜线(无乜礁)、线排头(线头礁)、西头乙辛(日积礁)、银锅或银饼(安达礁)、眼镜铲(司令礁)、鱼鳞(仙宾礁)、深匡(榆亚暗沙)、南奈罗暗沙(乐斯暗沙)、艾罗角礁沙(永登暗沙)、东头乙辛(蓬勃暗沙)、铜锅(杨信暗沙)等南沙群岛土地名69处,总数达100处。《调查报告》记载的西沙、南沙群岛土地名数量仅次于《更路簿》的120处。
《调查报告》记载的100处土地名中,除85处与其后“发现”的《更路簿》记载的相同外,有鸭公、石屿、三脚峙仔、红草一、红草二、红草三、石峙、长峙、仙桌、南门、东门、长线、鬼喊线、二谷、屁股等15处土地名为《更路簿》没有记载的。《更路簿》没有记载的土地名,还有海军航保部出版的海图中的咸且屿(咸且屿)、银屿仔(银仔峙)、东南角(小现礁)和西门(西门礁)4处以及《调查西沙群岛报告书》(沈鹏飞,中山大学,1928)中的小巴岛(石岛)1处,总数达20处,《调查报告》的15处土地名占75%,是数量最多的。在1983年4月25日《人民日报》受权公布的《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中,《调查报告》中《更路簿》没有记载的15处土地名除屁股1名外,被作为标准地名的有鸭公(鸭公岛)、南门(南门礁)、东门(东门礁)、长线(长线礁)、鬼喊线6处,被与标准地名相对照的有红草二(中沙洲)、红草三(北沙洲)、石峙(中岛)、仙桌(湛涵滩)、二谷(二角礁)、艾罗上峙(北子岛)、长峙(北岛)、三脚峙仔(广金岛)8处,从土地名变为标准地名,从民间地名到官方地名,《调查报告》这14处土地名是对西沙、南沙群岛主权属于中国的维护。据研究,《调查报告》中的“鬼喊线”,就是明嘉靖年间顾玠《海槎余録》记载的“鬼哭滩”,这表明南海诸岛土地名的起源很早,与我国古代图籍中的古地名一脉相承(刘南威、张争胜,2015)。因此,“鬼喊线”是论证南海诸岛土地名起源于明代的两个重要佐证之一。
四、首次全面扼要记载海南渔民对西、南、
中沙群岛的经营情况
尽管我国渔民最早发现、开发、管理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但史料中的相关记载不够系统、零乱不全。联合调查组通过访问有经验的老渔民、老船长,并到西沙群岛对若干岛屿进行实地考察,首次全面地搜集和整理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从事渔业生产和居住生活环境等情况。《调查报告》第二部分还载有“东海岸的文昌、琼海一带的渔民,世代相传,每年都自行组织船队,不畏难阻,远涉重洋至西、南、中沙群岛作业生产。他们对这一海区每一个岛屿都极熟悉,积累了大量的有关航行、气候、水深、地形、土质、淡水分布、资源状况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他们还经常有人在备足常年的生活资料后,较长期驻留岛上,搭盖茅屋,移殖林木,甚至播种番茨,以便在岛上从事捉海龟、海鸟、鸟蛋等。加工处理以待来年运回海南。目前西南沙群岛上所繁生的椰树、海棠、菠萝蜜、木瓜等树木,都是勤劳的海南岛渔民培殖的。”“广大渔民……凭着勇敢和智慧,世代地坚持了这个事业,并为我们奠定了难得的基础。每当立冬或冬至时节,海南的渔民就趁着东北信风,扬帆南下,直至翌年清明或端阳前后,再趁西南信风回航。在生产过程中,一般是先至南沙,后转移西沙、中沙。”这也是第一次较全面扼要记载历代海南渔民在西、南、中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从事渔业生产和居住和生活等情况,是我国海南岛渔民长期开发、经营并有效管理西、南、中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历史见证。
《调查报告》第三部分述及“过去对这一海区的水产资源未进行过系统调查,资料很少”。 经访问调查后,“联合调查组”才在《调查报告》中记载,西、南、中沙群岛有:青甘金枪、黄鳍金枪、鲣鱼、鲨鱼、旗鱼、金带梅鲷、马鲛、飞鱼等30多种鱼类资源;蛇且参、白底靴参(赤瓜参)、梅花参、黑狗参(黑参)等18种常见有经济价值的海参资源;宝贝、珍珠贝、马蹄螺、砗磲等42种具有经济价值的贝类资源;海藻资源有麒麟菜(石花菜)、马尾藻等;甲殻类资源有螃蟹、龙虾等;以及海龟、玳瑁、章鱼、墨鱼等。这是第一次较详细、具体地报告西、南、中沙群岛海域丰富的水产资源。
五、结语
《西、南、中沙群岛渔业生产和水产资源调查报告》虽是以内部资料形式出版,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调查报告》有丰富的内容,有诸多“第一次”,是一本具历史意义,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值得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著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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