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南《更路簿》的性质

　　海南《更路簿》，是民间航针经书之一种。它是帆船航行时期，历代海南渔民在西沙群岛海域和南沙群岛海域，从事渔业生产和航海实践的产物，又是他们在这一带耕海过程的航海指南，是海南渔民自编自用的航海“秘本”。因而《更路簿》是一种 “航海图”，但它不像我国古代航海图，也和现代海图不一样。我国古航海图多以一字式展开，以山水画形式绘制，如郑和航海图（图11）。现代航海图是按照地图投影的数学方法和用符号系统绘制的海图。而海南《更路簿》却是特殊的海图，它没有地图，是用文字表述特殊的航海图。由于航海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南海周边国家渔民多在其附近沿海活动，不可能产生《更路簿》。因而海南《更路簿》在世上是絶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是海南渔民的创造，智慧的结晶。

　　二、现存海南《更路簿》的版本

　　现存《更路簿》有多少种版本，说法不一，有说20多种，有说26种，有说32种，有说50多种。这主要与《更路簿》定义有关。究竟什么叫《更路簿》，在给它下定义时，要体现《更路簿》的形成年代，每条航线的航向都用“路”、“距离”，都用“更”，航线的起点和终点的地名，都用海南渔民的称呼和在西、南沙群岛海域活动。据此，海南《更路簿》，作为用文字表述的特殊海图，是指现代海图传入我国之前的帆船航行时期，航行路线称“路”，用古代我国人民发明的罗盘方位表示，航行距离用我国古代计时单位“更”表示，以古人焚香支数为记，西沙、南沙海域航线起讫地点采用琼人俗名（即海南渔民的命名）的本子。

　　符合上述条件的已搜集到的现存《更路簿》有20世纪70年代西沙文物调查期间广东省博物馆收集的7种，20世纪80年代南海诸岛地名普查期间，华南师大地理系收集的7种，21世纪10年代田野调查期间，海南大学收集到的3种，华南师大地理科学学院收集到的3种，共20种版本。具体是苏德柳祖传《更路簿》钞本、许洪福祖传《更路簿》钞本、郁玉清祖藏本《定罗经针位》、陈永芹祖传《西南沙更路簿》钞本、林鸿锦祖传《更路簿》钞本、王国昌祖传《顺风得利》钞本、麦兴铣存祖传《注明东、北海更路簿》钞本、李根深执祖传《东海、北海更流簿》、蒙传稠口述祖传《去西、南沙水路簿》、卢洪兰祖传《更路簿》钞本、李魁茂祖传《更路簿》钞本、彭正楷祖传《更路簿》钞本、柯家裕口述祖传《更路簿》、符树万口述祖传《更路簿》、王诗桃祖传《更路簿》钞本、卢家炳祖传《更路簿》钞本、陈泽明祖传《更路簿》钞本、黄家礼祖传《驶船更流簿》钞本、吴淑茂祖传《更路簿》钞本、梁琦瑞祖传《更路簿》钞本等20种。

　　其中，蒙传稠口述《更路簿》，在有关出版的书刊中，称蒙全洲口述《更路簿》，据2019年上半年华南师大地科院研究生张洒洒、汪镇坤等田野调查时访问蒙传稠侄儿蒙绪武，其侄说伯父不叫蒙全洲，而叫蒙传稠，并提供族谱，以示证明。因而本书将其正名为蒙传稠口述祖传《去西、南沙水路簿》。

　　把蒙传稠写成蒙全洲，估计蒙传稠1975年口述时，是由公社技术员记録的，可能因为传稠与全洲音相近，技术员把传稠记为全洲的。蒙传稠1980年去世，海南行政区地名处干部麦穗未能亲自听到蒙传稠口述，只能用符和容的记録材料，进行整理，因而还是把“蒙传稠”写成“蒙全洲”。

　　《更路簿》本无统一名称。在20种版本中，除郁玉清、陈永芹、王国昌、麦兴铣、李根深、蒙传稠、黄家礼等版本，虽有名称，但名称各不相同外，而其余版本都无名称。直至1974年3月至5月，广东省博物馆和海南行政区文化局的文物考古人员到西沙群岛进行文物调查时，琼海县潭门公社草塘大队66岁的老渔民苏德柳将他钞写的祖传本献给国家，广东省博物馆在报导此事时，用的是《水路簿》名称（详见广东省博物馆，西沙文物，文物出版社，1974年），后来人们根据各版本中，每条航行路线都有“更”和“路”，而学界又认为称《更路簿》比叫《水路簿》更为确切，而统一称之为《更路簿》。因而前述苏德柳、许洪福、林鸿锦、卢洪兰、李魁茂、彭正楷、柯家裕、符树万、王诗桃、吴淑茂、梁其鋭等本无名称的钞本，都被保存者或搜集者统称为《更路簿》。

　　《更路簿》是历代渔民世代相传保存下来的，在以往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中，《更路簿》的搜集者，对不同版本《更路簿》，都叫“□□□《更路簿》”，这里的“□□□”是该版本《更路簿》的保存者的姓名，他们大多是20世纪出生的现代渔民，其保存的《更路簿》，是祖辈留下来的，如苏德柳本是苏德柳（1909年生）在其13岁时抄自其父在1921年从文昌县渔民借来的《更路簿》，麦兴铣（1902年生）本是其姐夫何世俊留给他的，吴淑茂（1944年生）本是其父吴清泉留给他的等，把不同版本的《更路簿》称“□□□《更路簿》”是不能体现祖辈相传的。为此，本文把不同版本《更路簿》加上“祖传”两字，是更为符合实际、更为贴切的。

　　三、海南《更路簿》的形背景和形年代

　　上述20种《更路簿》版本的保存者及其祖辈全是琼海市潭门镇和文昌市清澜镇、铺前镇等镇渔民。这些镇多处在由石英沙、珊瑚沙和贝殻等物质组成的滨海沙地上，土层浅薄，难以从事农业种植，不能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而面对的西沙、南沙群岛海域，又海洋生物丰富、种类繁多、经济价值高。如鱼类有金枪鱼、红鱼、马鲛、鲨鱼、鲣鱼、飞鱼、旗鱼等数百种，其中鲨鱼肉可制粉，皮可制革，肝可制油；棘皮动物有海参类，海参是珍贵滋补品；食用海参有梅花参、二班参等近20种；软体动物有鱿鱼、墨鱼、章鱼；贝类有500多种，以马蹄螺、珍珠贝、砗磲等为主，其肉鲜美、营养丰富，是高级工艺品原料；爬行动物有海龟类，如海龟、玳瑁、蠵龟和梭皮龟，其肉和卵可供食用，营养丰富。致使琼海潭门、文昌沿岸人民不耕田而耕海，以捕捞为生。

　　据考证，至迟在明初之前就有海南渔民到西沙、南沙群岛一带从事渔业生产活动。这时《更路簿》已在孕育酝酿之中，之后《更路簿》中的更路条文，不断由近及远、从少到多，逐渐积累，不断增加，存在于老船长们各自的记忆中。后来，老船长中识字之人，将其记忆中的更路条文，写成《更路簿》的初稿。再由历代船长根据各自航海实践经验，不断对初稿进行修改、补充、反复验证、辗转传钞，逐渐完善，形成了不同版本的《更路簿》。

　　四、南海诸岛维权的铁证

　　《更路簿》的基本内容是航行路线，航行路线包括西沙、南沙海域航线和南洋航线。各种版本的《更路簿》，必有西沙、南沙海域航线，而未必有南洋航线，因而西沙、南沙海域航线是《更路簿》的主体。《更路簿》中的西沙、南沙海域航线记载了大量的琼人俗名（又叫土地名、渔民地名）总数达120处（注：用处而不用个，是因琼人俗名存在一名多写的状况），这120处琼人俗名全部被当作标准地名或与标准地名相对照，使民间地名变为官方地名，奠定了标准地名的群众基础，《更路簿》还记载众多的西沙、南沙海域航行路线，总共有310条，密集在西沙、南沙海域，构成完整的海上交通网（图14）。

　　不同版本的祖传《更路簿》钞本，其字迹都不相同，是出自不同渔民（船长）的手笔，因而《更路簿》记载的大量琼人俗名和众多的航行路线，是渔民亲自用文字形式记録、保存下来的，是海南渔民长期在西沙、南沙群岛海域从事渔业生产、往返航行、居岛生活的必然结果。我国渔民在耕海实践过程中，认识并熟知西沙、南沙海域的地理环境，最早给沿途的岛屿、沙滩、暗礁、暗沙和暗滩等具体岛礁进行命名，记録往返航行路线、时间、海产、风浪和潮流等基本情况。因此，《更路簿》是我国渔民最早发现、命名、经营和管理西、南沙群岛的历史见证，又是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属于中国的十分珍贵的文字实録和重要的实物证据，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陈史坚主编．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7．

　　〔2〕刘南威．中国南海诸岛地名论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3〕周伟民．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北京：昆仑出版社，2015．

　　〔4〕刘南威，张争胜．海南《更路簿》解读．南海学刊，2017（3）: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