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以上的章节分别介绍了幸福感的概述，从不同角度对幸福感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本章将从断代序列的角度对两岸同胞的幸福感进行分析比较。其中断代序列研究是一种结合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的做法，就是同时对不同年龄组的研究对象进行追踪。结合具体情况，在本文中，“断代”也即“横向”对不同地域同一年龄段的研究对向进行探讨；“序列”也即“纵向”对同一区域不同年龄段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前文已对幸福感相关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本小节不再赘述。本小节旨在探讨大陆同胞幸福感断代序列研究情况，将从学龄前、小学、中学、大学、中年、老年的纵向角度；从少数民族、特殊人群、城乡人群的横向角度进行分析。

　　焦晖（2022）以150名大班幼儿与其家长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是幼儿与家长的配对问卷调查。研究工具有幼儿园主观幸福感问卷、家长版家庭教养方式问卷、家长版亲子沟通问卷等其它相关问卷。研究结果发现：大班幼儿的幼儿园整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体验、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在性别、户籍地上存在显着差异，在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父母受教育程度上不存在显着差异。其中大班女幼儿的幼儿园主观幸福感显着高于男孩；农村儿童的幼儿园主观幸福感显着高于城市儿童；家庭教养方式与大班幼儿幼儿园生活满意度呈显着相关，家庭教养方式中的专制权威维度与大班幼儿幼儿园生活满意度显着负相关；亲子沟通中的主观体验维度与大班幼儿幼儿园生活满意度产生显着正相关，但亲子沟通与大班幼儿幼儿园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着相关关系。

　　姚一玲等人(2016)选取上海2149名3至5年级的小学生和2180名6至9年级初中学生进行调查，旨在对小学生与初中生主观幸福感的差异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工具是Opdenakker等人（2000）开发的 LOSO Well-being问卷。研究结果发现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总体显着高于初中学生，小学3至5年级以及初中6至9年级学生在学段内部无显着性差异，即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在学段之间有较大差异，而在同一学段内部各年级之间无显着差异，初中生在学习兴趣和对学校满意度方面的均值显着低于小学生。初中学校的课程设置增多、种类及难度与小学也有很大不同，从而容易带来学业问题，而学业问题会进一步使得学生的学业压力增大、焦虑感增强、学习兴趣降低、缺乏信心和动机等，幷且还会对学校的态度更加消极。因此，为了减轻初中生的学业压力，在小初衔接的课程设置方面是日后需考虑改进的一个着眼点。

　　孙琬琰(2022)以江苏省苏州市1725名10岁小学生和1894名15岁初中生的全球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研究项目测试数据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1793名，女生1826名。研究结果显示小学生幸福感显着高于初中生（t =21.20，P <0.001），其中小学生的幸福感没有显着性别差异，但初中生中男生幸福感显着高于女生的幸福感（t =4.05，P <0.001），男生群体从小被灌输理性，女生被从小灌输要温柔，所以，在面对压力或需要对情绪进行控制时男生能更理性对待，代入较少的情感因素，因此体验到的幸福感也会更高。

　　谢妮(2021)以广西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城镇两所小学的513名五、六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仫佬族地区小学高年级学生的自尊、父母教养方式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工具参考了蒋奬等人（2010）的简版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Short-Enga Minnen Barndoms Uppfostran Chinese Version, s-EMBU-C）、张兴贵等人（2004）编写的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以及Diener（2000）所编制的快乐感量表。研究结果表明仫佬族地区小学高年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总分的得分率（69.02%）高于平均水平，小学高年级学生的积极情感得分率（56.62%）高于平均水平，消极情感得分率（44.02%）低于平均水平；不同家庭所在地的仫佬族地区小学高年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不存显着差异，而农村家庭学生的消极情感得分高于城镇家庭的学生。父亲积极教养方式、自尊、母亲积极教养方式和父亲消极教养方式能显着正向预测积极情感，母亲消极教养方式能显着负向预测积极情感。

　　张国娣与纪忠华(2018)以浙江省桐乡地区的随机抽取的671高中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当前的高中生主观幸福感的水平，并分析主观幸福感及各个维度的影响因素，以努力提升高中生主观幸福感。该研究参考了段建华（1996）修订的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GWB）。研究结果表明，幸福感总分显着高于均值 72分，高中生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高中生中男生、女生在主观幸福感与精力、生活的满足与兴趣、抑郁或愉快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等 4 个维度上表现没有显着差异；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学生比重点高中的学生主观幸福感得分更高，精力更充沛，愉快心境更多，普通高中学生比职业高中学生对生活更加满足，充满更多的兴趣。

　　张家喜等人(2022)以陕西省某两所高校的245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气质性乐观、领悟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以及检验是否领悟社会支持在气质性乐观对主观幸福感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该研究以Scheier等人（1987）生活取向测验修订版（LOT-R）、Zimet等人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Diner&Such等（2000）编制主观幸福感量表为参考的测验工具。研究结果显示，气质性乐观与主观幸福感中的正性情绪、生活满意度存在显着正相关，与负性情绪存在显着负相关，领悟社会支持在气质性乐观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从该研究结果可知，培塑个体乐观的气质、增加个体社会支持，有利于改善个体情绪体验、提高其生活满意度，从而提升个体主观幸福感。与此对应，如果人们的幸福感得到更好的满足，就越有利于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实现个人的社会心态与社会支持的良性互动与发展。

　　陈霞与郑爱明（2020）在216名职员工为研究对象，探讨儿童时期的父母心理控制，对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工具有：Wang（2007）编制的父母心理控制问卷、总体幸福感量表（GWB）中文修订版。研究结果父母心理控制的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呈现显着负相关；本科学历主观幸福感最高，博士最低。家庭教养方式对孩子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持久的，民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能获得家长的支持与理解，同时能得到家长的引导，对主观幸福感是有益的。相对本科生，博士生学历高，对社会和自己的期待也会更高，当期望没有达到预期，更容易产生压力，所以主观幸福感更低，说明，博士生等高学历群体可适当调整自己的心态，提升自身的主观幸福感。

　　罗洁（2022）本文选取946份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的数据，探究社会支持对老年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老年流动人口总体比较幸福，但在城乡户口、身体健康状况、年龄、教育程度上存在差异。非农业户口比农业户口的老年流动人口幸福感越强；拥有良好身体健康状态的老年流动人口幸福感得分更高；年龄越大的老年流动人口感觉更幸福感；教育程度也与幸福感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