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章中，我们对物质幸福感的两岸差异进行了比较和讨论，这一章我们将围遶人际幸福感进一步讨论。人际关系不仅仅局限于朋友，更是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互动和交流，例如：家庭、爱人、同事等。人是社会性动物，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一项人生的重要课题。同时，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让人感到幸福、安全、舒适，从而感到幸福。很难想象，一个不懂得和人交流、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的人，能够有幸福的体验。

　　人际幸福感(interpersonal well-being)最早由Ryff和Singer基于心理幸福感的交互作用模型理论(SPI)提出。他们在对心理幸福感进行结构化分析时发现，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心里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际关系分量表中高分者的特征为，对人际关系感到满意，能与人相亲相爱，彼此关心对 方的福祉，懂得给予和索取，能够感同身受，相互温暖与信任。在他们看来，人际幸福感是主观幸福感在人际交往中的延伸，它涉及到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等多个方面。在西方学界，对于人际幸福感的概念界定主要基于或采用Ryff和Singer的定义，他们将其定义为在与重要他人(配偶、父母、子女、同事、朋友)的交往中体验到的友爱、亲密、充实、愉快的感受。然而，Ryff等人并没有对人际幸福感的内涵进行深入的研究，而是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人际幸福感对生理健康的促进方面。时隔十三年，Ryff对人际幸福感的内涵说明与最初提出时完全一样。没有相关的理论支持，人际幸福感各个维度之间结构松散，内部关联显得不够密切。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人际关系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包容性，有时候甚至以牺牲自主性为代价，这与心理幸福感的理论建构本身将自主性与人际幸福感对立起来的做法相矛盾，同时与心理幸福感强调个体价值及自我实现的理论基础不符。国内学者彭文会和黄希庭在总结Ryff的定义基础上，融合东方文化，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际幸福感定义，他们认为人际幸福感是指人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兼顾自己和对方的感受时，体验到的情绪上的平和感以及认知上的中正感。

　　通过比较分析Ryff、Singer和彭文会、黄希庭对人际幸福感的概念界定，我们不难发现东西方心理学家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西方研究者认为人际幸福感的内涵是个体在与他人进行人际交往过程中，个体所感受到个体自身的认知和情绪等一系列感受； 而东方研究者认为人际幸福感是个体在综合考虑交往对象及自己的需求和感受基础上，所获得的体验及感受。出现这种划分是缘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所造成的研究范式不同：西方研究者坚持个人主义的心理学研究假设，而东方则更多的以群体主义来进行心理学假设。有研究者指出在研究心理机制问题时，文化背景是重要的考虑因素。Kitayama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发现文化可以对幸福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心理学作为舶来品，其自身必然掺杂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在里面。而我国几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精华，是我们行为的参照标准，影响着我们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将西方心理学变量进行本土化的转换是中国心理学不断发展的动力所在。通过比较Ryff和彭文会等人对人际幸福感的界定，我们发现两者都认为人际幸福感是在人际交往中的双方相互作用而获得的积极的情绪体验。考虑到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体，所以在研究时我们应把个体的社会角色加入研究范畴。个体的社会角色只有在组织系统中才能表现出来，所以人际组织系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对于人际幸福感的结构，Ryff等人把它分为积极和消极维度。积极维度包含关心他人、 信任他人、密切的关系等； 消极维度包含孤立 的人际关系、没有知心朋友、在人际关系中不 愿意做出妥协。彭文会等人则把人际幸福感分为情绪的平和感和认知上的中正感两个维度。综合以上观点并加入中国传统文化，吴迪认为人际幸福感的结构划分应该包含三个部分——即中正的个体特质、平和情绪体验以及和谐的社会组织系统。

　　人际幸福感作为对人际交往过程及结果进行评价的满意程度，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遗传因素 

　　个体自身的影响因素即包含遗传物质所决定的因素，也包括后天生存环境所导致的因素，还包括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因素。性别作为受遗传决定的因素，其对于人际幸福感的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在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性别就给了我们一个出乎意料的结论。这个结论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相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认为女性的情感比男性更敏感，这使得女性更容易获得情绪上的体验。但在心理学家的研 究中，男性和女性的幸福感接近平等，不存在显着性差异。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人是主体。那么交往主体之间的人格、气质同样会影响人际幸福感。在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自尊、乐观、坚毅等因素可以有效预测幸福感的程度。这说明人格和气质因素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预测指标。心态是受遗传和后天环境共同影响的因素，它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视的。人际幸福感是在人际交往中获得的，和谐的人际交往更有利于人际 幸福感的获得。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同一系统内在的各要素具有差异性是实现和谐的前提条件，然而交往主体自身非合理的心理定位以及对差异的非理性反应，阻碍了人际和谐的实现， 我们称之为社会心态。社会心态是个体对外界的感性反应，也掺杂着理性成分。

　　二、环境因素

　　影响人际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是指环境因素， 主要包括家庭环境、工作学习环境、社会环境。 

　　家庭作为构成社会的细胞，其内部的稳定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家庭环境主要指家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良好的关系可以增加内 部成员的和谐满意度，从而影响人际幸福感；工作学习环境同样具有这种结构，在工作单位和学校获得满足和愉快可以有效的增加积极情绪，适度的积极情绪会到时人际幸福感的产生。 

　　社会环境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环境，囊括了各种因素。社会地位作为其中之一，它决定了一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以及他周围的人和环境，社会地位的高低会直接的影响人际交往 的和谐程度，从而影响人际幸福感的获得； 财富作为社会地位的附属产物，它的多少也会影 响在人际交往中的情绪体验；社会关系同样也是影响人际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三、文化因素 

　　在中华悠远的历史之中，文化的沉淀和礼仪的积累，发展出了中华民族的独特人际交往特点，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礼教、人情，既是社会心理构建的基础，同时也是复杂因素的综合体，它们以复杂的方式影响着人际幸福感。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它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方式，自杨中芳和赵志裕首次对中庸进行构念化以来，中庸作为本土心理构念的代表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兴趣。吴佳辉和林以正认为中庸在人际互动情境中主要表为对事件线索的多方思考、整合性与和谐性。根据杨中芳和林升栋对中庸实践思维体系构念的说明，中庸所追求的生活目标就是维持 内心及人际的和谐安宁。高良等人认为，和谐是传统中国文化中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特征，赵菊和佐斌认为其本质体现了关系中多个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从人际关系外在的人际和谐层面来看，和谐的亲友关系是中国人排在第一位的幸福感来源。从人际关系带给人们的内在 的心理和谐层面来看，和谐的人际关系带给人们理性平和、深情依靠、温暖幸福、轻松自在之感。而和谐之道的达成又有赖于中庸之道的践行，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如何既考虑自己所期待实现或达到的目标，又考虑他人的感受（期待），以达到合情合理，内心与人际的和谐，需要中庸智慧及中庸美德。因此，中庸与和谐一体两面，中庸以和为美，和谐以中庸为用，尽管东西方文化同样存在心理幸福感，同样强调人际幸福感，然而，东方基于中庸－和谐的人际幸福感更加强调内外、人我平衡，更加强调自制性和包容性。
 
　　在中华传统文化氛围下，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际关系不仅被视评价一个人能力的重要体系也是体现着一个人的交友、处世的哲学。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文化与其他文化体系所表现的处世哲学、行为模式有所不同。从幸福感、人际幸福感研究之初，就已经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中西方心理学家在研究预设上的不同。大陆学者杨宜音认为中国社会心理学家以儒家“关系”概念为中心的群己关系研究范式与北美社会心理学家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范式以及欧陆社会心理学家以群际关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都不同，在讨论中华文化背景下群己心理联系时，应注重“关系”这一特有 的文化心理机制。中国本土的人格测量工具 CPAI（张建新，周明洁），与 NEO-PI的联合因素分析提出的六因素模型，相对于五因素模型，增 加了人情、亲情、面子、和谐性等人际关系性因素。王登峰和崔红从中国词彚出发得到的“大七”人格，同样具有人际关系、善良、处世态度等中国人所独有的人格维度。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它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方式，自杨中芳和赵志裕首次对中庸进行构念化以来，中庸作为本土心理构念的代表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兴趣。吴佳辉和林以正认为中庸在人际互动情境中主要表为对事件线索的多方思考、整合性与和谐性。根据杨中芳和林升栋对中庸实践思维体系构念的说明，中庸所追求的生活目标就是维持内心及人际的和谐安宁。高良等人认为，和谐是传统中国文化中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特征，赵菊和佐斌认为其本质体现了关系中多个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从人际关系外在的人际和谐层面来看，和谐的亲友关系是中国人排在第一位的幸福感来源。从人际关系带给人们的内在 的心理和谐层面来看，和谐的人际关系带给人们理性平和、深情依靠、温暖幸福、轻松自在之感。 而和谐之道的达成又有赖于中庸之道的践行，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如何既考虑自己所期待实现或 达到的目标，又考虑他人的感受（期待），以达到合情合理，内心与人际的和谐，需要中庸智慧及中庸美德。因此，中庸与和谐一体两面，中庸以和为美，和谐以中庸为用，尽管东西方文化同样存在 心理幸福感，同样强调人际幸福感，然而，东方基于中庸－和谐的人际幸福感更加强调内外、人我平衡，更加强调自制性和包容性。

　　除了人际幸福感的理论本土化外，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也在不同的群体中对其人际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范榕在调查社会隔离对老年人人际幸福感的影响时指出，人际幸福感与社会支持间存在交互作用关系，低人际幸福感和低社会支持可增加社区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发生风险。并提出当前社会近 1/4 的社区老年人发生了社会隔离，社区工作者需特殊关注高龄、文化程度低、居住在较高楼层、患慢性病数量多、有感知觉功能改变、存在认知障碍、内倾型性格、低水平人际幸福感、无配偶、独居、无代际经济支持、家庭关怀不良、低水平社会支持、社区功能一般、社区公共服务利用率低的社区老年人，应采取相应措施，预防社会隔离的发生。彭文会学者基于中华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进行了老年人人际幸福感量表的编制，提出居家老年人以人际满意感及人际价值感两个维度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幸福感符合仁的人际幸福感理论。

　　关于青少年人际幸福感的性别差异，各种研究显示了不同的结果。梁忠轩（2002）发现台湾女中学生的幸福感高于男性。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认为，青春期男孩的心理和社会幸福感高于青春期女孩（吕敏昌，1993；翁树树，1990）。然而，一些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和青少年幸福感之间没有显着差异（石建斌，1995；胡忠义，1997；郭怡玲，1995；陈启龙，2001；严迎新，1999）。大陆学者发现青少年中性别对于人际幸福感没有显着的差异。国内学者对性别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做了调查，结果与国外研究类似（苗元江等，2010）。也有一些学者针对性别到底是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这一问题，作了更深入的分析。有学者提出，女性和男性对主观幸福感的概念理解是不一样的，因此这可能是导致前人研究结果不相一致的原因。更进一步说，女性和男性在社会上，特别是家庭中，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所以主观幸福感的内容上就存在着差异（Lu，2000）。另外，孙凤（2007）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性别、职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职业女性比职业男性有更高的工作幸福感和更低的生活幸福感。这一结果其实也说明瞭社会角色这一变量在性别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这说明，人际关系、社会角色等与人及相关的因素对幸福感的调节与影响相当重要。

　　一项18项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儿童和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患病率为19.85%，样本量为29626人。据报导，与全球水平相比，中国青少年的抑郁症患病率更高。另一项研究报告称，1.3%的中国儿童和青少年患有重度抑郁症，这进一步支持了与全球数字相比更高的抑郁症发病率。中国青少年抑郁的危险因素已被记録，可分为四类：家庭因素、社会因素、社会人口因素和身体因素。同时，台湾的一项研究表明：（1）台湾小学生的乐观解释风格与人际关系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2）台湾的人际关系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3）台湾的人际关系在解释风格和幸福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根据多项研究结果，人际关系在提高小学生幸福感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很少实施预防干预措施来管理儿童和青少年的抑郁症。据报导，中国一项基于学校的健康促进计划在干预后阶段减少了抑郁症状，这表明更健康的学校氛围以及更健康的社会和情感环境可以降低抑郁风险。因此，需要开展进一步的干预研究，以继续检验学校干预是否能够改善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

　　除了社交方面的人际关系对幸福感有影响外之外，与家人之间的良好人际关系也是影响人际幸福感的重要方面。台湾学者叶光辉（2004）在谈到现代中国家庭成员的互动关系和心理过程时提到。从修正后的“关系论”理论来看，每种关系的互动过程至少包括三个内涵成分的交换和功能，分别是位置、情感和欲望。所谓数量内涵成分，是指根据姓名与职位的关系表达的情感成分，属于“应该”、“义务”和“义务”，是符合儒家“礼法”的情感成分；情感内涵成分是指与同一个人的表达相对应的情感成分，是“自发的、无私的”和“非强制性的”。它是符合儒家“仁义”精神的情感成分，如“共享”关系中所表现的情感；至于欲望的内容，它是指与生物需要和本能力量通过可能的联系或学习规则建立的习惯性行为模式的表达相对应的情感成分。换句话说，欲望的内容主要由个人欲望和需求驱动，这些欲望和需求是“真实的”、“本能的”、“自动的”和“工具的”。目标是实现“有效”的情感表现，如不安全的亲子依恋。同时，叶进一步指出，对于特定的二元关系，根据上述三种情感成分的参与，将形成多种互动关系类型，而三种情感因素的参与将形成不同类型的互动关系。孙世伟（1994）发现，年轻人在早年仍对父母保持相当积极的情感依恋，这种依恋关系主要表现在个人的“内部运作模式”，而不是寻求与父母亲近的依恋行为。换句话说，在青春期，个体不一定通过身体接近来表达依恋行为，而是寻求依恋对象的支持并获得安全感（Jiang Jierru，1998；Rice，Fitzgerald，Whaley，&Gibbs，1995）。因此，来自父母和孩子的依恋的安全感主要不是来自父母的实际陪伴，而是来自年轻人对父母的信任，即他们相信父母在需要时可以给予他们支持和照顾。其他学者以此为基础进行了以人为中心的研究，结果支持了上述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