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要介绍两岸同胞的社会比较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对比。社会比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是指人们根据特定的行为或结果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的过程。事实上，对于个体来说幸福是相对的，个体感知幸福与否是建立在与他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个体通过与他人在财富、权利、地位等方面的比较来确定自己的幸福程度。而社会比较可能会引起满意或不满的感觉。具体来说，向下的社会比较即个体与比自己情况差的个体进行比较会产生满足的感觉进而感到幸福；而向上的比较即个体与比自己情况好的个体进行比较，而向上比较通常与不满有关。而以上两种是简化的社会比较的版本，而社会比较的心理现实及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高度复杂的。基于此，本章拟从四个小节探讨大陆同胞和台湾同胞的社会比较对幸福感研究的现状以及两岸人民在社会比较对幸福感影响的方面的对比分析以及其后的研究展望。

　　一、社会比较的概念

　　社会比较最早源于1954年Festinger提出的社会比较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天生就具有评估自己能力和观点的需要，当在现实情景中缺乏客观评价自己的标准时，个体会通过寻求与他人的比较来满足自我评价的需求。1959年Schachter将社会比较拓展到情绪领域，当一个人处于新的或不明确的情绪状态时，如果之前的经验不能用来衡量他们的情绪，那么他们就会选择用社会比较对自己的情绪做出评价。1977年Goethals和Darley把归因理论应用到社会比较领域，他们认为所谓的社会比较，就是和一些具有特定属性的人做比较，通过这种方式来评价自己。社会比较的对象并不局限于相似的个体，范围扩展到与观点、行为具有相关的特定属性，即在进行比较的同时会考虑多种因素。Kruglanski和Maylesess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所谓的社会比较就是个体在某个既定层面（例如学业、人际等）的基础上，对于来自社会的刺激（例如同学、朋友等）所进行的比较等。综上所述，在本书中，作者认为社会比较为是个体与他人进行比较的过程是自我评价的一种手段，涉及能力、观点、性格、品质等多种方面。这一过程涉及到认知、情感和行为等不同的成分，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二、社会比较的分类

　　社会比较在日常生活中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根据比较倾向的角度，可以将社会比较分为高社会比较倾向和低社会比较倾向。从比较的方向来看，社会比较可以分为向上的社会比较、向下的社会比较和平行比较三类。

　　社会比较倾向是个体使用社会比较对自身各方面的属性进行评价的次数，即通过比较的使用次数来确定比较倾向。高倾向的个体意味着其利用社会比较进行自我评价的次数较多，即个体经常将自身各方面与他人进行比较；相反，低倾向的个体意味着其利用社会比较进行自我评价的次数较少，即个体较少以他人为标准评价自我。

　　向上比较，又称为上行比较，即个体与那些在某些方面比自己更成功或优越的人进行比较。首次提出上行比较观点的学者是Wheeler和Thornton (1996)等人，他们的观点是:当某些个体寻求进步的时候，往往与一些优于自己的人作比较。他们努力寻找自身与他人的差距，从而实现自我提升的目的。与前人不同，Collins (1996)认为上行比较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对未来预期的影响:假如个体认为自己在未来不能像比较对象样优秀，就会形成对比效应(contrast effect)，随之会出现消极的心理体验：假如个体认为自己在未来会像比较对象样优秀， 这就会形成同化效应(assimilation effet)，随之会出现积极的心理体验。

　　平行比较，即个体与相似的他人进行比较。在平行比较中，个体可以获得更多客观真实的可利用的参考信息，即个体把相似的他人看作未来的自己，因此个体可以通过平行比较对自己所进行的行为产生的结果进行预测。

　　向下比较，又称为下行比较，即个体与那些在某些方面比自己更不如自己的人进行比较。Hakmiller 于1962年首次提出下行比较的相关观点。他认为如果有事件或信息对自我的自尊产生威胁，个体就会自然地选择与差于自己的他人进行比较，用以维持或提升自己的自尊。在其基础之上，Wills (1981)提出了新的社会比较理论DC(Downward Comparison)理论，该理论则对下行社会比较进行了更为全面系统的阐释。DC理论表明，负面信息或消极事件会对个体的自尊和心理健康水平产生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往往会选择境况不如白己的他人去进行比较，以此来维持或提升自己的自尊和心理健康水平。

　　三、社会比较对幸福感的影响

　　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重要的他人进行比较。基于这种比较，他们可能会对自己的情况感觉更好或更糟，这反过来又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判断。在幸福感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开始聚焦于主观幸福感这一概念，主观幸福感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是个体对其生活状况做的整体性评价，是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重要指标，包含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三个方面。而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大量研究表明，衡量一个人的幸福感程度没有絶对的标准，人们在评价自己幸福与否时，往往以周围相关的人的处境（如：朋友、同事、亲戚等）为标准将自己和周围的人进行比较，这就是社会比较的过程，而在很多方面的研究中发现社会比较在主观幸福感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在研究居民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时发现，当居民收入水平都较低时即当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时, 收入与幸福的相关较高，增加收入就会增加幸福感；但当居民的收入水平超出了基本需要的满足时，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的影响将会减少，而这时社会比较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此时对于居民来说，相对收入比絶对收入能更准确的预测居民的幸福感，在外国学者Hsee 等人(2009)的模拟实验中发现，虽然贫穷社会中的富人比富裕社会中的穷人能够挣的钱还少, 但前者比后者更幸福。这些结果都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瞭相对收入有时比絶对收入对幸福更为重要, 也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宁做鸡头, 不做凤尾”。

　　社会比较对幸福感产生怎样的影响，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结果，就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来说，大量研究发现相对收入对幸福感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即作为参照或比较对象的收入越高, 个体就处于相对劣势地位, 其幸福感就越低, 此谓“嫉妒效应”(jealousy effect)或“地位效应”(status effect)。这与我们之前讲述的社会比较类型中的向上比较相对应，而大量研究也表明向上的社会比较会使个体产生消极的心理体验进而可能影响起感受到的幸福感水平。

　　在经济动荡的时代，研究发现相对收入或参照收入对幸福感提升产生积极影响，这一现象称为“隧道效应”(tunnel effect)或“信号效应”(signal effect)，即参照组收入越高, 越能增加个体的幸福感。因为对于经济不稳定的时代中的人们而言, 参照收入不再作为社会比较的尺度, 而是作为一种信息来源, 使人们形成对自己未来经济前景的期望。而关于社会比较方向对其情感和幸福感作用的理论有两种，一种是向下比较理论，另一种是选择——启动模型，两种理论都认为向下比较可以使自我得到提升和增强的，会提升个体的自尊和幸福感，但选择—启动模型同时认为，向上比较是自我威胁的，会降低主观幸福感和自尊。也有研究表明，社会比较的情感结果并非比较方向所固有，比较的方向性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一个不确定的指标，Bunnk等人的研究表明，向上和向下比较同时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和负向的效应。向上比较既会使人们感到自卑，降低主观幸福感；也会使人们受到激励，希望变成像他人一样优秀，从而增强主观幸福感。向下比较既会使个人感到优越，增强主观幸福感；也会使人们相信自己的情况会变糟，降低主观幸福感。目前在中国本土文化下中国居民的社会比较现状以及在不同方面社会比较对居民幸福感将产生什么影响还要具体分析，因此本章节将进行一个详细的汇总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