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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大陆同胞信仰与价值观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现状

  当下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传播的社会,这也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个贸易日益国际化的时代。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海峡两岸的人口流动频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两岸人民在旅游、务工、求学等方面的联系日益紧密。在这个时代,无处不在的互联网促进了两岸人民的信息互动,增进了两岸人民的友好往来。因此,幸福感中的两岸文化差异正在下降,也就是说,全球化、信息化的力量不仅有助于减少两岸间的文化差异,对于增进两岸人民福祉的政策和相关机构的标准化的进步也有重要影响,而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对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和积极心理健康的影响。

  因此,本章将讨论以下问题:某些价值观体系(即个体价值观、物质主义价值观、文化价值观、自我超越价值观、宗教信仰)对幸福、主观幸福感和积极心理健康有何影响? 

  一、个体价值观对幸福感的影响

  幸福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从人类起源开始,先哲们就在不断探寻幸福的本质。积极心理学的出现和发展,将心理学研究从以往的病理性研究带入到了积极的领域,幸福感问题也成为了近几十年来人们研究的焦点之一。幸福感有多种,主要包括主观幸福感(subject well-being,SWB),和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ling),其中,SWB侧重于快乐的体验,PWB 侧重于人的潜能的实现。不同的个体对快乐的体验、追求幸福途径的看法和标准是不一样的,这就涉及到一个幸福观的问题。幸福观是一个人价值观在对待幸福问题上的具体观点,是比较稳定的、深层次的、系统化的价值选择体系,正确的幸福观是个体幸福的重要源泉,也是个体心理健康的一项重要表现。国内也进行了主观幸福感与价值观的相关研究。王晖选取西安地区六所高级中学的549 名学生,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及其与人格、价值观和生活事件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结果表明人格因素、价值观、生活事件与高中生主观幸福感之间有密切关系。不同价值观的高中生主观幸福感有明显差异,踏实型价值取向的学生主观幸福感最高,功利型和冷漠型价值观对高中生主观幸福感有消极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价值观中的功利性因素对高中生的主观幸福感起到了显着的预测作用。刘胜江以青年军人为研究对象,探索了他们的生活目标价值观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青年军人生活目标价值观的发展目标价值观维度分别对生活满意度和总体情感指数产生影响。

  个体价值观与幸福感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决定着个体目标的设立,并激励着个体对目标的追求 ( Zhang,Hui,Lam ,Lau,Cheung,& Mok,2014)。因此,当价值观与个体基本需要一致时,追求并达成相应目标的过程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 反之,当某一价值观与个体基本需要相悖时 ( 如仅仅以他人或社会评价为导向),将导致目标与需要的冲突,进而产生焦虑、抑郁、精神障碍等心理问题 ( Mineka &Zinbarg,2006)。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与目标内容理论(goal contents theory,GCT),内部目标(自我接纳、健康、社区贡献)由于满足了人类基本的心理需要(自主、胜任、亲密关系),从而增强了个体的幸福感;而外部目标(如财富、权力、社会地位、名望等),忽略了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由此导致幸福感降低 ( Deci & Rylan,2000)。再者,外部目标建立在向上的社会比较与不切实际的物质期望之上( Sirgy,1998)。根据Michalos(1985)提出的多元差异理论 (Multiple Discrepancies,MDT),这种不合理的比较会导致幸福感降低。目前,个体价值观与幸福感的关系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精神性价值观有利于幸福感建立,而物质主义价值观会破坏个体的幸福; 而另一种则认为物质主义价值观不一定会破坏幸福感,甚至可能会增强幸福感。

  大量研究表明,精神性价值观与幸福感有密切的联系,其中多数研究结果表明精神性价值观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对内在价值目标的研究表明,主要关注内在价值目标(如自我成长、情感的亲密关系、社区贡献等)的个体比关注外在目标(如财产、美貌、社会名望和声誉等) 的个体具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更高的自我实现水平、更有活力,具有更高的自尊水平和思维开放性,且表现出更少的抑郁、焦虑等健康问题( Kasser &Ryan,1993; Sheldon & Kasser,1995)。Zhang 等人(2014)以中国大学生为样本的纵向研究的结果表明,精神性价值观(如:自我超越与保守)显着正向预测主观生活质量,不仅如此,另外一些研究还揭示出精神性价值观与身体健康有关。

  不同时代与文化背景中的哲学与宗教都认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是精神层面的快乐与智慧的对立面(Belk,1983),早期的精神分析与人本主义理论学者也对物质主义持批判态度,如弗洛伊德 ( Freud) 、霍尼(Horney)、弗洛姆(Fromm)、马斯洛(Maslow)与罗杰斯(Rogers) 。来自元分析的证据也表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幸福感呈显着负相关 (Dittmar,Bond,Hurst,& Kasser,2014)。有研究表明,即使达成物质目标也不能带来快乐(Niemiec,Ryan,& Deci,2009)。Zhang 等人(2014)的研究也发现即使收入增加也不能增加物质主义者的幸福感。

  精神性价值观往往引导人们对意义的追求,然而有意义并不等于快乐,追求意义的过程甚至还伴随着痛苦、压力与焦虑(靳宇倡,何明成,李俊一,2016),这无疑降低了强调积极情绪的主观幸福感。一些关于意义感与幸福感的实证研究表明,寻求意义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靳宇倡,何明成,李俊一,2016)。然而精神性价值观却更能满足个体本质的需要,并由此提高强调自我实现的心理幸福感。

  有学者指出,物质主义作为一种旨在追求物质享乐的价值观,可能并不会与主观幸福感冲突,甚至可能增加个体的快乐体验(Brdar, Majda,& Dubravka,2009)。近年来,国内学者郭永玉与李静等人也一直在强调物质主义对主观幸福感的积极作用(李静,杨蕊蕊, 郭永玉,2017)。现有的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物质主义与焦虑、抑郁、精神障碍有着密切的关系 ( Schmuck, 2001; Chaplin & John, 2007; Solberg, Diener, & John, 2007),与生活质量(Roberts, & Clement, 2007)、主观幸福(Gonez, Allemand & Grob, 2012;Martos & Kopp, 2012)、身心健康 (Kasser & Ryan, 1996 )、心理幸福感 ( Brdar, Majda, & Dubravka, 2009)呈负相关。然而, 也有与此相反的研究结果,一些研究表明物质主义与主观幸福感 (Sagiv & Schwartz 2000)、生活满意度(Sirgy et al.,1998; Wong, Rindfleisch, & Burroughs, 2003)呈正相关。此外,还有研究发现物质主义与幸福感呈零相关 (Malka & Chatman, 2003)。还有学者指出,物质主义作为一种旨在追求物质享乐的价值观,可能并不会与主观幸福感冲突,甚至可能增加个体的快乐体验(Brdar, Majda, & Dubravka, 2009)。 

  个体价值观与幸福感的关系较为复杂,仅仅通过探讨二者的相关关系仍然难以厘清二者关系的内在机制。因此,关于个体价值观与幸福感的研究应更多地通过理论的建构与验证来更加系统、深入地解释二者的关系。

  二、文化价值观对幸福感的影响

  文化是无所不在的,人类的任何心理和行为都受到文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幸福感作为一个心理变量,有其内在的文化根源,与文化的关系甚为密切。近几年,大陆学者对中国文化价值观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张梦霞分别研究了佛家和儒家价值观的内容和结构,及其对购买行为的影响。高岩编制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冲突问卷》并探讨新旧中国文化价值观与中国人幸福感的研究综述。对中国人来说,幸福不是狭隘的感官上的享乐,而是通过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获得的心灵的安宁。梁世钟的研究结果显示越受传统价值观的大学生各种心理症状越少,相对来说心理更健康。张静的研究结果证明儒家和道家传统价值观对大学生的幸福感有正向的预测作用。邢占军结合我国的文化背景提出了体验论主观幸福感,并编制了《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验证了我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由身心健康体验和享有发展体验两种成分构成。

  三、宗教信仰对幸福感的影响

  近20年来,学术界对同胞宗教信仰的关注和兴趣同浓,但主宰研究过程的价值定位依旧难脱西方宗教理论与信仰模式的窠臼,居高临下诉诸于感性色彩的批评和怀疑多于置身于特定情境之中的感受和理解,具体的研究过程则更多的是现象之泛泛描述,鲜有实地与实证的观察和考量。国内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现状的描述性研究;还有一部分描述大学生的宗教信仰现状。对大学生宗教信仰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批判性的研究,很难做到价值中立。年轻学者梁丽萍教授所着的《中国人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一书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藉助于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多元方法,为客观解读国人的宗教心理进行了探索性的努力。

  侯阿冰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少数民族价值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表明,少数民族群众的主观幸福感属于中上程度,总体上感到比较幸福。少数民族群众的少数民族价值观与主观幸福感的结构模型拟合指数理想,少数民族价值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主观幸福感作出预测。

  四、自我超越价值观对幸福感的影响

  自我超越价值观有益心理健康, 从而使个体获得持久的幸福感。研究指出,关注他人幸福或集体利益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诸多好处(Crocker et al., 2016)。有研究者要求被试记録自己每天的情绪体验,结果发现,具有自我超越取向的个体报告了更高的自尊水平,以及更多的诸如爱和人际联结的积极情感体验(Morelli et al., 2015; Canevello & Crocker, 2015),甚至当生命健康受到威胁时也较少死亡焦虑(Abdollahi et al., 2019; Iosifyan et al., 2019)。

  自我超越价值观也有助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Crocker et al., 2016), 给个体带来更多的联结和满足, 获得持久的幸福感。有研究发现, 对伴侣的关心和照料可以增加新婚夫妇的婚姻满意度并提高夫妻关系的质量及稳定性(Reis et al., 2014; Fehr et al., 2014)。具有自我超越取向的个体对伴侣的个人成长、伴侣对环境的探索和目标的追求更为敏感,可为伴侣提供更多的鼓励和支持(Feeney et al., 2013)。对自己的伴侣真诚相待, 表 现出与自己内心感受、态度和信仰相一致的行为, 有助于个体形成亲密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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