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因素与幸福感

　　（一）收入水平

　　田国强、杨立岩(2006)分析了收入对于国民幸福感的影响，指出存在一个非物质临 界收入水平，在达到这个临界值之前，收入增加可以增进国民幸福感的提升，但是到达 这个临界值之后，收入继续增加对于国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变得不明显，此时，如果收入继续增加，国民幸福感不仅不会再有任何的提高，还会导致一定程度的降低。主要原因是，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国民对于其他非物质需求变得更为强烈，收入的增加效应被其他因素的负效应给扺消了。邢占军(2011)指出，国民收入与国民幸福感之间存在一定条件下的正相关性，但是，地区的富裕程度对于国民幸福感的区别影响作用不明显。他的研究还指明，需继续加大经济建设力度，同时，对于民生建设的投入保障也应提到一个更重要的高度。潘春阳(2011)指出，国民收入不均等存在两个效应，一个是对人的幸福感起促进作用的“隧道效应”，还有一个是对人的幸福感起破环作用的“相对剥夺效应”。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作用有限，机会不平等的破坏作用则非常巨大，其中对于底层国民幸福感的 破坏作用更大。研究指出，想要提高国民幸福感，应在保障各阶层国民基本生活需求的 前提下，进一步维护好社会公义，促进机会均等的社会环境。

　　（二）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因此失业对于国民幸福感起显着的负影响作用。米健(2011)研究了就业对于幸福指数的影响，他研究指出，失业率增加对国民幸福感起到先减后增的影响。初期，失业率增加导致国民幸福感降低不难理解，一段时期后由于失业国民感受到周围人与自己遭受同样情况而减轻了其内心的不平衡感，使得失业率增加的边际效应减小，国民幸福感反而得到略微提升。

　　二、政治因素与幸福感

　　幸福感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合力，而“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政治因素在提升幸福感中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学者将政治参与视为与民主政体相关的概念，因为只有在民主国家中，人民才能通过定期选举领导人以影响立法机关或政府。政治参与被定义为“具有影响政府行动的意图或效果的行为，既包括直接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行为，也包括间接影响人们政策选择的行为”。政治参与有多种形式，比如参与投票、参与选举、参与社区事务或维权抗争等。所以，城乡居民参与选举、参与村委会或社区居委会的事务，会使居民感受到他们的行为对政府产生影响以及政府对其诉求有所回应。现有研究表明，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和活动对其幸福感会产生影响。

　　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合作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是以信任为核心，同时强调由社团组织建立的公民社会网络和互惠规范，公民社会网络和互惠规范两者相互联系能够产生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维度，“信任”与居民幸福感紧密相关。信任由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两方面组成。政治信任定义为“社会成员对政府、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共同体的信任和支持”；而社会信任指的是“基于社会组织的横向关系、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信任”。尽管已有学者研究了居民幸福感和信任之间的关系，并表明当居民幸福感降低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也随之下降，公众认为自身的行动难以影响政府的行动；当居民幸福感较高时，公民相信政府的行动都为同胞考虑，同时公民自身的行动也会对政府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这种信任基本上是指政治信任。虽然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但二者又有不同之处。社会信任是信任的组成部分，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应该受到学界的关注。学者研究认为，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存在长期稳定的协调关系，幸福感降低的重要原因是社会资本中社交网络和社会信任的减少。

　　三、文化因素与幸福感

　　（1）文化背景

　　文化因素对SWB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研究者主要是从个人主义文化背景、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以及宗教信仰三个方面展开研究的。Diener等人（1995）的研究发现，自我满意感和整体生活满意感之间有显着的文化差异。在个人主义文化的西方国家，自我满意感与生活满意感有较强的相关；在集体主义文化的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女性的自我满意感和生活满意感之间的相关较弱。Suh等人（1998）的研究表明生活满意感的情感归因有文化差异。我国对SWB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个人主义国家个体生活满意感主要有情感体验预测，而集体主义国家个体生活满意感主要有情感体验和外在准则共同预测，且两者几乎有相等的预测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外在准则没有对大陆和香港大学生产生作用，反而对美国大学生的生活满意感产生了增值贡献。这很可能与研究者和被试者的文化背景不同有一定的关系。

　　（2）宗教信仰

　　宗教既是一种特定形态的思想信仰，又是人类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习俗等方面，并渗透到文学艺术、天文地理等领域。宗教是以异化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而被实体化了的一种社会体系和文化生活方式，这便是宗教的文化属性。这种具有异化反映方式特征的宗教文化，并非一种孤独的思想游魂在空中飘来飘去，它总要附着在某种文化实体上，通过一定的文化系列在社会生活中发生实际的作用，例如通过宗教道德、宗教哲学、宗教文学、宗教艺术、宗教习俗、宗教典籍、宗教活动，影响人们的思想情趣，成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它是人类在具有社会组织结构后，有意识地发展的一种社会行为，从而形成一种大的习惯势力龢民族心理定势，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影响着国民幸福。

　　例如，雷锋选择信仰共产主义，就形成了无私奉献的人格；又如数以千万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为了忠于自己的信仰，革命征途上的枪林弹雨挡不住共产党员坚定的步伐，敌人刑场上的刀光剑影折不弯共产党员昂扬的身躯。方志敏烈士喊出的“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震撼了多少浑噩麻木的灵魂。夏明翰烈士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又激发了多少人前仆后继的斗志。革命先烈的大义凛然的精神归属于他们内心的信仰——马克思主义。

　　因为信仰是影响人们生活的最高精神因素，有没有信仰，或信仰什么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进而直接地影响人们对生活的评价、感受。台湾同胞的信仰多样性比较丰富。

　　（3）价值观

　　价值观是指人们断定客观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根本观点和评价标准。价值观决定了人生的根本方向，对人生的各种活动起着导向作用。享乐主义价值观把个人享受作为人生的目的，就必然以个人快乐特别是肉体感官的快乐的获得视为人生幸福。享乐为人生价值观的人仅仅把生活看成是满足人的生物本能需要的过程。它认为，追求感官的快乐，充分满足个人的物质生活享受，是人生的唯一目标。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吃喝玩乐，否则就是白活一场，毫无意义。台湾同胞由于受资本主义的熏陶，其主流价值观为享乐主义。

　　四、社会因素与幸福感

　　（1）社会支持

　　具有良好的社会支持的个体会有比较高的SWB比较高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较低的消极情感。因为社会支持可以提供物质或信息的帮助，增加人们的喜悦感、归属感，提高自尊感、自信心，当人们面临应激生活事件时，还可以阻止或缓解应激反应，安定神经内分泌系统，增加健康的行为模式，从而增加正性情感并抑制负性情感，防止降低SWB。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社会支持会对SWB产生影响，但在预测SWB时，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大学生来说，异性的朋友支持对SWB的影响最大；其次为老师支持和母亲支持；对老年人来说，社会支持各维度中除了主观支持外，均对SWB各指标存在显着的预测作用，而粱渊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客观支持通过主观支持对SWB产生了比较大的间接影响；而对于军队护士来说SWB可以通过社会支持的、主观支持这两个维度来大致预测。这些结论都间接地支持了跨范围缓冲器理论。根据跨范围缓冲器理论，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能缓解个体不同交往过程中的压力和不满对SWB造成的伤害，从而间接地提高SWB水平。

　　（2）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变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变量之间具有相关关系，但不同程度的受教育情况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和高中（包括中专）的群体与受教育程度为研究生及以上的群体相比主观幸福感显着较低，但受教育程度为大学（包括大专）的群体与受教育程度为研究生及以上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相比并无显着上升或下降，即较低学历水平人群与较高学历水平人群相比主观幸福感较低，但较高学历水平人群的主观幸福感不再显着受到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3）人口因素

　　人口统计量对SWB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年龄、性别、婚姻这几个变量上。年龄与 SWB的关系并非是人们早期所 设想的那种 SWB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降低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U型关系。这一结论是布兰克夫劳和奥斯瓦德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在英国和美国的居民中（样本量为70万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抽样调查研究后得出的。他们发现在儿童时期和老年时期人的主观幸福感最高，而中 年时期大约40岁左右时的主观幸福感最低。以往的研究发现，在青年和中年人中，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多的主观幸福感和满足感，但对老年人的研究发现并没有这种差异，这可能是社会赋予男女的社会角色不同而造成的，但随着人的老年化，男女社会角色的差异将逐渐减小，从而使主观幸福感的差异也随之消失。婚姻生活被人们视为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学者在对老年人的幸福感研究中发现，婚姻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着的影响，有配偶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好于无配偶的老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