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国博弈及柬埔寨内部政治斗争背景下，中国投资在柬埔寨正式经济和非正式经济方面造成的问题被利用和放大。本章探讨西方跨国网络和“逥旋镖”模式在柬埔寨的应用，分析中国投资被动卷入双层博弈的原因、路径，以及双层博弈对中国投资的影响，进而详细分析西方国家对中国投资污名化的手段和载体，并研究西方国家从“中国模式输出论”、“债务陷阱论”、“掠夺资源论”、“助长腐败论”及“破坏环境论”等五个方面对中国投资进行批评和污名化的具体手段。

　　第一节　西方跨国网络和“逥旋镖”模式在柬埔寨的体现

　　一、西方跨国网络在柬埔寨的建立

　　为落实1991年10月签订的《巴黎和平协定》，联合国根据安理会第745号决议在柬埔寨成立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al Authority in Cambodia, UNTAC, 简称联柬权力机构）。该机构的成立，意味着联合国第一次接手管理一个独立国家。联柬机构的目标是在柬埔寨实行西方选举政治体制，制定新宪法，使国家恢复正常秩序。联柬机构在柬埔寨的外交、国防、财政、治安和信息等各个方面行使“监督”或“观察控制”权。联柬机构拥有15900名士兵、3600名警察、2000名文职人员、450名联合国志愿者。跟随联柬机构进入柬埔寨的还有大量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欧美的发展援助组织大量涌入柬埔寨，接管了社会发展、教育和卫生等诸多方面的工作，某些组织影响力甚至超过政府。

　　1.在柬埔寨活跃的主要国际非政府组织情况

　　西方国际非政府组织进入柬埔寨后，资助当地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形成了强大的跨国网络。据柬埔寨国务部长兼外交部长巴速坤透露，在柬埔寨内政部、总理府、外交部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和协会大大小小近6000多个，其中有600多家十分活跃，这包括有欧美背景的300多家。柬埔寨人口仅1650万，人均非政府组织数量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卢旺达。柬埔寨有欧美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大多受到以下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助：

　　（1）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简称NED）由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于1983年成立。在立法上享有自由行事权，不受政府直接领导，法理上为“独立非政府组织”，但与国会两党、国务院、中情局等机构有密切联系。该基金会宗旨是通过支持全球“民主运动”来推行美国价值理念，扶植亲美势力，扩大美国在相关地区的影响力，确保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该组织号称在柬埔寨等90多个国家或地区进行西式民主推广。

　　（2）国际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简称IRI）成立于1983年，主要宗旨是针对各国政党、民间组织、媒体成员、青年人、政界候选人和弱势群体开展培训，从思想观念和行为上灌输西方民主思想，实施渗透。自1992年以来，该机构加大对柬埔寨的工作力度，特别重视支持下一代柬埔寨青年精英。它还通过公民教育加强民众对西方民主参与、政治治理和法律的理解，提升柬埔寨民间组织能力。

　　（3）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 简称CIPE）成立于1983年，是美国商会独立注册的基金会，主要致力于西式民主与经济交叉发展，旨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私营企业和市场导向的改革。它已建立私营部门组织、经济智囊团和面向市场的非政府组织的能力，以扺制其所谓的委内瑞拉、津巴布韦和俄罗斯等世界各地的非民主政权的“猛烈镇压”。国际私营中心在加强世界各地的商业协会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一直积极与柬埔寨商业协会合作。

　　（4）美国国家民主事务研究所（Naushawng Development Institute, 简称NDI）成立于1983年。其成员主要由美国民主党的领袖和精英组成，机构主要包括全体理事会、执行机构、高级顾问委员会三部分。其代表着美国民主党的核心利益并深受其政治传统影响，兼有民间智库和政治组织的属性（尽管其自称是非政府组织）。该研究所一方面利用智库属性影响美国政府龢民主党决策；另一方面，通过其政党背景扩大组织影响，在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项目活动，成立了65个地方办公室。其自成立之初便深深烙上美国对外进行西式民主推广的印记。因为其主要任务是在世界范围内加强和扩大西式民主的推广，为公民领袖和政治领导人提供促进西式民主价值观的实际援助，建立政治与公民组织，维护选举，促进公民参与。

　　（5）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 也称Solidarity Center, 简称ACILS或SC）成立于1997年。是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通过整合美国自由劳动发展研究所、亚美自由劳动协会、非美劳工中心和自由工会联盟四家劳工组织而成立的。该组织与AFLCIO共同协作，为世界各国的劳工组织提供援助，维护工人权利，协助全世界的工人共同对抗歧视、剥削和贫困的制度，以实现全球经济的共同繁荣。其在柬埔寨设有分支机构，简称为团结中心柬埔寨分部（Solidarity Center Cambodia,简称SCC），主要致力于与柬埔寨工会和其他主要行业的盟友合作，通过培训和支持，对外声称保护和促进工人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共和研究所、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国际私营企业中心、全国民主事务研究所，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四大“核心受让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最大资金来源是美国国会拨款，而四大“核心受让方”的资金来源大部分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要采取对外提供经费资助方式，以渗透、宣传、扶植民主势力等隐蔽手段推动西式民主。其主要任务是令下属四家研究所发挥各自优势，针对专门领域开展“民主活动”。此外，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也直接对世界各地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如“民主杂志”、“世界民主运动”、“国际媒体援助中心”等。

　　2.柬埔寨非政府组织与民间团体的繁荣

　　在西方国家和跨国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政治支持下，柬埔寨民间组织发展成为公民社会的骨干力量。需要指出，“非政府组织”（NGO）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这两个词在柬埔寨是同义词。非政府组织是指“具有独特法律特征，关注公益目标的私人、非营利以及专业的组织。非政府组织包括慈善基金会、教会发展机构、学术智囊团和其他关注人权、性别、健康、农业发展、社会福利、环境和土著居民等问题的组织。”

　　到21世纪初，柬埔寨围遶地方特定问题或需求，例如渔业、信贷储蓄小组、森林和教育的社区组织（CBOs）的数量有所增加。公民社会组织变得逐渐多元化，除了非政府组织外基层自治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部分公民社会组织旨在提高民众的政治意识并动员他们参与反对人民党运动。2015年以前，柬埔寨政府虽然扺制人权龢民主非政府组织，但仍允许其开展活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对西方国家援助的依赖和由此产生的压力。如上文所述，从1993年到2017年，海外发展援助约占柬埔寨政府年度预算的40%。二是反对派阵营内部分歧及柬埔寨执政党选举成功，使得柬埔寨政府认为没有太大必要封禁公民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更何况禁止这些民间组织活动将导致柬埔寨政府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紧张，后者始终将其援助和贸易优惠政策与公民社会组织的自由政治空间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背景下，常有非政府组织向柬埔寨政府控诉相关部门或组织侵犯人权、掠夺土地，要求政府采取行动解决这些问题。当诉求得不到满足时，非政府组织便游说西方政府和“人权观察”、“全球见证”等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世界银行，向柬埔寨政府施加压力。

　　柬埔寨的一些非政府组织还组织了有关人权、透明度、问责制、公平、性别平等和回应能力等主题的培训。这些概念以前并不是柬埔寨社会政治话语的组成部分，如今已在柬埔寨社会扎根。

　　上世纪末，柬埔寨非政府组织主要通过向民众灌输政治活动来促进民主进程，但由于缺乏社会动员能力和地方力量支持，其政治变革诉求受到了严重限制。21世纪初，柬埔寨非政府组织一定程度上改进了这些不足。社区组织成为柬埔寨公民社会的重要力量，公民社会不再是非政府组织的代名词。这种扩展是三个关键因素导致的，一是裙带权贵关系对资源的占用激化民众对当地社区的不满，促使政府权力下放，基层社区的可操作空间变大；二是柬埔寨民众政治权利意识增强；三是西方国家对在柬埔寨发展公民社会的重视和推动。

　　执政党同意在2002年举行地方选举，在村庄和城市社区选拔出基层公社委员会（Commune commission,其级别与中国的乡镇一级政府相当）。政治上的权力下放使地方社区参与政治多元化。事实上，柬埔寨政府实施权力下放政策目的是提升基层政府在教育、卫生和自然资源管理等领域的管理与服务能力。毕竟柬埔寨中央政府缺乏满足基层需求的能力和资源，鼓励发挥基层积极性是国家治理的自然选择。但这导致了社区团体在基层的迅速扩张。2015年7月13通过的《柬埔寨非政府组织和协会管理法》加强了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导致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为规避法律的约束和制裁，将非政府组织分解为一个个小的团体在柬进行活动，加强了公民组织的经费预算和动员能力。但是，由于社区团体不受该法律限制，变成了“影子团体”，导致柬埔寨政府对其组织活动、经费来源等很难监管。

　　20世纪末，步入和平稳定的柬埔寨重视经济发展，并逐渐融入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权贵阶层从农民和城市贫民手中大规模征用了土地、森林和渔场，部分政府官员与商业寡头的利益联姻对民众生活产生严重影响，成为后者权利意识增强的背景。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促进因素，一是柬埔寨非政府组织的多年培训积累；二是民众有从广播等传统媒体和脸书等社交媒体获取资讯的渠道；三是柬埔寨人民党放松了管制。2013年全国大选开始时，人民党就对选举充满信心，因此放松了对广播的控制。尽管政府继续驳回反对党的广播执照申请，但允许亚洲自由电台、美国之音、独立妇女电台、民主之音和蜂巢电台(Beehive Radio)等独立的广播电台运营。省级电视台获许可转播外国电台节目，而其内容大都是权贵与商人滥伐森林、掠夺土地、官员腐败和施政管理不善等负面新闻。

　　西方援助国家逐渐意识到，与落实基本人权相比，实现公民权利才是柬埔寨的当务之急，因此将大量人权培训项目资金转移到通过基层赋权促进公民权的项目上。同时，西方国家力推民间社会组织和社区团体携手，要求总部设在金边的柬埔寨非政府组织培育社区团体参加社会运动，目的是给政府施压，让政府实施问责制和反馈机制。西方国家和资助柬埔寨民间社会组织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认为，要求政府推行问责制和反馈机制能促进民主化进程。除了接受来自西方的培训，柬埔寨非政府组织还向东南亚地区及其他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学习经验。例如每年东南亚地区的非政府组织会组织研讨会。会议期间，这些非政府组织分享经验，并就如何在各自国家促进民主和人权制定战略。柬埔寨非政府组织派遣代表“到菲律宾和泰国等国家学习，瞭解他们的社会行动主义和基层动员。”

　　柬埔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西方援助国，以及柬埔寨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团体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地方层级的社会政治活动随之加剧。这些活动形式多样，从公众抗议到要求政府采取行动解决掠夺土地和砍伐林木问题，再到要求参与土地使用规划设计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与没有社区团体的地区相比，有社区团体的地区当地人获得土地所有权的程序更加透明、公平与公正。

　　需要指出的是，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团体的合作在政治上是有利于反对党的，因为反对党声称其行动纲领和“社区团体以及非政府组织相一致，都致力于解决腐败、掠夺土地和促进政府提升响应能力等问题”。此外，反对党还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成长的成衣制造业中受益。当时，工人常因为工资低和虐待劳工等问题组织罢工，要求获得合理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他们的要求得到“血汗工厂观察”（Sweatshop Watch）、“清洁布运动”（Clean Cloth Campaign）等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工业化国家工会的支持。反对党利用工人的抗议活动组建了第一个永久性工会，即柬埔寨王国工人自由工会。沈良西通过将“代表性和分配性议程注入沈良西党的劳动和产业政策来使工会政治化。”西方国家对柬埔寨的优惠贸易政策也帮助了反对党，例如美国的普惠制（GSP）和欧盟除武器外一切免税的制度为柬埔寨进入欧盟和美国市场提供了条件。这些贸易政策都以柬埔寨尊重人权龢民主为关键条件。非政府组织龢民间团体的存在及合作导致政治变革的社会压力上升。柬埔寨政府对公民社会组织的打压遭到西方国家的批评甚至制裁。

　　3.西方跨国网络与柬埔寨的联系

　　2015年6月，柬埔寨内阁会议通过了《柬埔寨非政府组织和协会管理法》，旨在完善对非政府组织和协会的管理制度。2017年8月23日，美国国家民主事务研究所接到柬埔寨政府的通知，要求其关闭在柬办公室，并在七天内从该国撤回国际员工。西方国家认为这是洪森首相打击其国内政治性民间组织和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手段。为应对柬埔寨政府的打压策略，美国民主基金会等国际非政府组织立即暂停柬埔寨所有地面公开活动，并中止与当地组织的合同。从表面上看，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柬埔寨境内的活动被限制，西方国家在柬埔寨的渗透网络伤筋动骨，几乎没有西方支持的民主人士可在柬埔寨的政治空间中运作。但实际上，美国国家民主事务研究所等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柬埔寨深耕20多年，已经建立起非常完善的跨国网络。这些跨国网络早已建立起从上至下，从精英到平民的联系，并资助柬埔寨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短时间内难以根除。根据笔者调研发现，一是西方非政府组织在柬依旧活跃，只不过更换了“马甲”。这些国际组织先后被柬政府依据《非政府组织法与协会管理法》与《税务法》要求停止活动，外国雇员全部离境。上述组织转换活动模式，选择与马来西亚、缅甸、老挝、菲律宾等东盟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携手。按照东盟内部合作协议，东盟国家的NGO组织是可以合法、畅通无阻地在柬活动的。通过这些“马甲”，西方非政府组织仍然能为柬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支持与人员培训，能在柬发挥影响力。二是西方非政府组织把柬埔寨所有的培训转移至马来西亚、印尼等穆斯林国家。西方国家选择马来西亚、印尼等穆斯林国家不仅是因为当地有人接应，更重要的是可以打“穆斯林”这张牌。据一位内政部官员表示，柬埔寨政府知晓这些情况。柬埔寨有23万穆斯林，占总人口中的1.6%。穆斯林人口虽少，但其与沙特阿拉伯穆斯林的联系相当密切。柬埔寨政府担忧一不小心将挑起柬埔寨国内穆斯林的种族矛盾，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作罢。

　　从以下被资助的对象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的跨国网络与柬埔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紧密的联系。

　　第一，注意对柬埔寨“民主人士”的培养，插手柬政治局势。西方国家通过其完善的跨国网络资助柬埔寨的反对势力，试图影响柬埔寨的政治局势。一是在柬推广西式民主政治制度，保护柬埔寨的西式民主空间。国际共和研究所等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柬埔寨超过25年时间，曾和该国所有的主要的政党有过非党派合作。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政党加强公民社会发展，加强妇女和青年人在政治中发声，建设公民社会组织的能力，从而建立西方国家眼中所谓更“民主”的柬埔寨。从2017年8月柬埔寨政府加强对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和独立媒体的管理后，西方非政府组织调整了项目计划和方法，将目标转变为保护柬埔寨的“民主空间”。先后资助开展“维护民主话语权空间”项目、“支持受威胁的民主力量”项目、“保护维持民主人士空间——在次国家层级提供民众参与度和政府响应度”项目。二是培养市镇级领导人，企图动摇人民党基层政治根基。2001年至2009年，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支持柬埔寨的地方治理项目，声称帮助新当选的领导人特别是市镇一级的领导人，以专业和透明的方式履行职责。此外，还资助举办市镇议员能力建设讲习班，提早与基层议员建立联系，并保持对其影响力。

　　第二，重视与柬埔寨青年群体保持密切关系。柬埔寨拥有500万的青年群体，约占其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因此，西方社会极其重视与柬埔寨青年群体的联系与合作。首先，资助青年群体，鼓励青年参与政治。例如，2015年至2016年，国际共和研究所资助柬埔寨本土非政府组织“政治咖啡馆”（Politikoffee）开展“青年领导人赋权”项目，目的是支持柬埔寨青年积极分子通过多种平台，发展和传播不同的政治见解和分析。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类似的项目，其主要目的：一是提供能力建设培训班；二是帮助该组织重新设计了青年声音论坛；三是评估柬埔寨反腐败和权力下放方面的挑战，从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寻找提供援助的机会。其次，鼓励优秀青年赴美交流学习，培养亲美人士。西方国家通过“富布莱特计划”（Fulbright Program）、东南亚青年领袖项目（SEAYLP）、批判性思维技能交流项目及YESLA艺术青年领导力项目等对柬埔寨的高中生、大学生、青年学者、艺术家等群体进行资助，为其提供签证、往返机票、每月津贴、意外和疾病保险等条件，让其赴美交流学习。通过这些项目，不断加强西方国家与柬埔寨青年群体的“粘性”，培养柬埔寨国内的亲美人士。

　　第三，培植独立商会，灌输变革思想。柬埔寨的独立商会主要由中小企业组成，中小企业是该国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支柱。此外，这些独立商会往往不是由政府或与政府有联系的商业寡头领导，而是由一群具有变革思想的专业年轻人，极其有望成为柬埔寨理想的变革影响力中心。为使柬埔寨商会成为远离洪森及其人民党赞助制的影响力中心，美国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IPE）加紧在柬埔寨培植独立商会，积极向私营机构提供宣导培训、技术支持，意图使独立商会成为柬埔寨“西式民主”的捍卫者。国际私营中心战略性地选择资助了3个商会，分别是柬埔寨女企业家协会（CWEA）、柬埔寨中小企业协会联盟（FASMEC）、柬埔寨青年企业家协会（YEAC）。这三个商会分别代表着女企业家、中小型企业家和青年企业家，是柬埔寨国内冉冉升起的新兴力量。其中，柬埔寨青年企业家协会（YEAC）成立于2009年9月。西方国家将青年企业家协会作为塑造柬埔寨下一代民主和经济方面的领导人进行培养和扶植。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在国际私营中心的资助下，青年企业家协会启动试点项目“保卫私营企业协会的公民社会空间”。此外，柬埔寨商业协会联合会（CAMFEBA）也是美国国际私营中心在柬埔寨的代理组织之一。该组织成立于2000年6月，是柬埔寨最大的商业组织，完全独立于柬埔寨政府。该组织约24个商业协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及有200家公司作为会员。

　　第四，资助独立媒体在柬发展。柬埔寨的大众媒体极为活跃，且基本上不受监管。这种情况导致柬埔寨许多私营企业进入媒体领域，成为独立媒体。因缺乏专业的新闻学培训和道德操守，许多独立媒体成了西方国家对柬渗透的工具。在柬埔寨全国各地，几乎每个省都有几十个独立广播电台。这些电台，除了播放自己的节目外，还把广播时间卖给了西方国家资助的“亚洲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VOA），以及当地广播公司“民主之音”。“民主之音”在柬埔寨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柬埔寨900万注册选民中，估计有700万是其受众。其“热点视频点播”（VOD Hotnews）受“东南亚媒体中心”资助而设立，该中心又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获取资金支持。此外，蜂窝广播电台、柬埔寨妇女媒体中心及莫哈·诺克电台同样在柬埔寨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其中，蜂窝电台于2014年通过电台广播，组织群众在民主广场举行示威集会，并组织群众游行到新闻部。“美国之音”等媒体机构在柬埔寨不停地宣扬西方国家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持续抨击洪森政府，基本已形成一套全方位、众领域、多层次的宣传体系。柬埔寨的民众能很轻易地辨别“亲执政党”和“亲反对党”的媒体机构。2017年“热点视频点播”的三个省级电台、柬埔寨妇女媒体中心因违反规定，被柬埔寨政府下令暂停广播。但在西方压力下，这些电台又陆续获准复播。

　　二、“逥旋镖”模式实践：以2013年“颜色革命”为例

　　2013年7月28日，柬埔寨举行大选，执政的柬埔寨人民党赢得国会68席。赢得55席位的柬埔寨救国党宣称大选出现违规行为，拒絶承认选举结果，扺制国会幷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包括摩托车集会。这种游行活动在政府于2014年1月在示威阵地展开清场行动，导致4人死亡而有所暂缓。这场长达一年之久的政治危机，最后以救国党同意参加国会而结束。洪森政府将这场政治危机定义为救国党与外国势力合谋，以民主为幌子企图推翻合法政权的“颜色革命”。

　　西方国家在柬埔寨策动“颜色革命”的动机也不难看出。柬埔寨是西方世界主导下及在联合国监督下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的模范，但是洪森首相已经连续在位超过30年。这表明柬埔寨虽有“民主选举”的表面形式，但实质上并不符合西式民主政体的理念。当然，若洪森政府“听话”，西方国家可睁一眼闭一只眼让此政权继续维持。但是，洪森政府“不听话”。洪森于1997年策动“七月事件”，赶走排位第一的首相拉那烈王子。此后，西方国家对柬埔寨进行严厉制裁。洪森政府不但没有妥协，而是开始恢复与中国的接触，试图用中国来制衡西方的压力。此外，洪森政府与中国走得太近，影响了美国在亚太的地缘政治利益。再者，在南海问题上，柬埔寨利用东盟一票否决权的机制，在2012年东盟外长会议上，拒絶了菲律宾与越南将南海主权争议写入联合公报的要求。2016年东盟外长会议上，柬埔寨力挺中国并阻止将南海仲裁案写进联合声明中。这挫败了美国想让南海问题东盟化和国际化的阴谋。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利用其早已完善的跨国网络扶植柬埔寨反对党，资助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煽动“民主运动”，策动“颜色革命”，企图推翻洪森政权。图5-1显示了西方国家在柬埔寨策动“颜色革命”的原因及操作手法。

　　西方大国（步骤A）利用其建立起来的完善跨国网络，直接地或者通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步骤B）对柬埔寨进行援助或提供贸易优惠政策。这些国际援助通常带有推广西式民主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附加条件。当柬埔寨政府认为西式民主制度并不适合其国内的政治发展道路时，并对中国给予的援助或投资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再者，2012年柬埔寨对南海问题投否决票一事，让西方国家认为柬埔寨越来越靠近中国，甚至认为洪森政府已经失控。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会选择支持柬埔寨的反对势力对洪森政府进行施压。此外，柬埔寨的反对势力和非政府组织在柬埔寨国内政治斗争中，也会主动从国际社会寻找帮助，为自己在柬埔寨争取政治生存空间，于是就形成了“逥旋镖”效应。

　　2013年的“颜色革命”前后，西方国家给柬埔寨反对党、非政府组织及其他民间组织提供以下支持（步骤C）：

　　（一）提供政治支持。在扶植柬埔寨反对党方面，救国党与美国的关系最为紧密。救国党由“人权党”和“沈良西党”于2012年合并而成。这项计划是由外国势力进行战略协调和提供财务支持而达成的。据悉，撮合两党合并的是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IRI）亚洲区主任巴科维奇（Julija Belej Bakovic）。美国为扶持柬埔寨救国党，采用了多种方法，其中包括直接扶持该党领导人，给予政治支持和战略支持、利用非政府组织资助该党等手段。例如，1993年根索卡当选国会议员后成为第一位受美国政府邀请到美国学习“民主进程”的柬埔寨议员，每年都去美国。2013年，根索卡在CBN（柬埔寨广播网络）上播放向支持者的公开声明视频中表示：“美国帮助我实施了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模式，这些模式成功地推翻了独裁者米洛舍维奇（Milosevis）。他们向我传授了我在柬埔寨实施的策略。”“颜色革命”失败后，西方国家资助流亡份子，图谋重返政坛。2019年11月，沈良西及其同僚宣称要返回柬埔寨，鼓吹推翻合法民选政府。沈良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多名美国议员向柬埔寨政府发出呼吁，希望在确保他及跟随者安全的情况下让他们返回柬埔寨，并正常参加政治活动。

　　（二）提供资金支持。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直接或通过其下属的四家研究所赞助柬埔寨的反对党及非政府组织。资金支持大多以“捍卫新闻自由和媒体独立”、“支持民主政治力量”、“保护民主言论的空间”、“支持受到威胁的民主力量”的名义进行。柬埔寨救国党曾于公开场合表示，其政党经费来自柬埔寨国内外民众捐款，但实际上大部分来自欧美。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例，该组织曾多次向亚洲自由选举观察网络（ANFREL）提供资金，称该资金用于监察柬埔寨国民议会的选举情况。“颜色革命”失败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向亚洲自由选举观察网络、国家民主事务研究所等组织划拨应急资金，用于资助流亡海外的柬埔寨的“民主”领导人，使之成为柬埔寨重回“民主”进程的“可靠政治力量”。此外，柬埔寨的非政府组织中存在一种特殊的现象，有一类机构打着“非政府组织”旗号，但实质上是“拿谁的钱替谁说话”。根据笔者调研，这一类组织的数量不在少数，且大多与柬权贵阶层有某些联系。这类组织的生存之道大多是接受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外包服务而获取资金。在柬埔寨，这类非政府组织大多依靠西方国家的资金支持而得以维持经营，因此大多热衷于宣扬西式民主及人权。有位曾在柬非政府组织工作过的华人告诉笔者：“这些钱80%用于机构日常运营等开支，真正用到帮扶项目上的经费是不多的”。这一说法，得到了曾在意大利某非政府组织工作过项目官员的认可，他说：“这些非政府组织，连简单的培训都要放在高档五星级酒店举行，而真正投入项目的钱是非常有限的。”

　　（三）提供技术支持。西方国家对柬埔寨的技术支持涵盖范围极广。一是插手柬埔寨选举。亚洲自由选举基金会（ANFREL）在柬埔寨成立了“柬埔寨团结处（SDC）”，致力于政治权利和与选举有关的问题。2018年大选月，亚洲自由选举基金会在金边设立一个临时办事处，并组织了一个由5名选举专家组成的监测和记録小组。在选举后三天发布中期报告，两个月后发布最终评估报告。在整个选举周期内，亚洲自由选举基金会还发布若干新闻稿和报告，向利益相关者通报选举进展和事项。“人权观察组织”亚洲总监布莱特·亚当斯认为柬埔寨的选举存在投票斯诈行为，并呼吁联合国和柬埔寨援助国必须向洪森及其政府表明态度，并成立独立观察团监督选举。鉴于非政府组织干预选举的行为，柬内政部发言人乔速比在选举前对非政府组织发出警告，阻止他们监督选举的行为。二是协助制定战略计划。为提高反对势力制定战略计划的能力，国际非政府组织定期举办“战略规划培训会”，重点培养参与者倡导柬埔寨回归民主、多党、多元化的宣传能力，让参与者们努力思考他们对国家的愿景和规划，以及如何在严苛条件下实现。同时，协助其如何制定短、中、长期战略计划，为其提供资源、工具、知识和持续的指导以保证活动的安全和效率。2013年根索卡在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柬埔寨广播网络上播放面向支持者的公开声明中就已提到其从1993年以来受到美国给予的战略规划协助和支持。三是举办多种培训。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对柬埔寨民主人士的培训形式有讲习会、研讨会、训练会等。由经验丰富、精通战略计划与实施的专家施教。培训内容重点是加强民主人士在制定战略计划、发动基层并构建联盟网络、利用社交媒体宣扬西式民主、解决争端、外部通信讯息交流和内部安全通信等方面的能力培训。相关训练包括写作、发表联合声明、组织联合活动等。此外，还分享在白俄罗斯、冈比亚、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的经验教训，以应用于柬埔寨的政治环境中。例如，2011年救国党前主席沈良西被安排赴突尼斯进行为期三天的考察，与当地的民主人士见面交流经验。

　　反之，柬埔寨的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公民社会组织则为西方背景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本土信息和服务（步骤D）。在提供信息方面，柬埔寨的反对势力实时监测局势变化，与外国援助者交流经验情报。反对势力密切监控当地的新闻和社交媒体平台，时刻关注柬埔寨国内形势变化，分析当下形势演变对局势的挑战，并与在柬埔寨实施西式民主、人权和治理项目的人员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交流经验和情报，并共同策划下一步可能采取的措施。为使民主人士在不被柬政府问责的情况下，这些参与者使用“信号”（Signal）加密电话交流和反馈信息，防止被政府在线监测而导致信息泄露。在提供服务方面，2013年的“颜色革命”期间，反对势力煽动民众上街游行示威。反对党主要以选举舞弊、政府腐败及不作为、工人对最低工资不满等挑起民众积压已久的怨恨情绪，以及利用柬越边境领土争端等问题煽动柬埔寨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号召广大工人上街游行示威。此次游行示威活动从2013年7月开始，陆续持续到2014年7月才告一段落。此外，反对势力善于制造国际舆论压力，并给西方国家提供批评指责甚至干涉柬埔寨内部事务的机会。针对此次示威活动，美国国会议员埃德·罗伊斯呼吁“洪森是时候结束自己掌权30年的局面，辞职下台”。

　　2013年的“颜色革命”爆发后，洪森政府深刻意识到西方国家对柬埔寨社会的渗透度和影响力。西方国家利用其跨国网络与柬埔寨的反对势力联手起来，已经对人民党的执政地位产生巨大威胁。柬埔寨全国上下的官方层面都提高了警惕，并把防止颜色革命阴谋写进“四角战略”等国家发展战略之中。柬埔寨政府利用其执政党的优势地位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为反对势力在柬埔寨的活动设置障碍（步骤E）。

　　一是出台《非政府组织与协会管理法》，对在柬埔寨境内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进行规范管理。2017年8月23日，柬外交部援引《非政府组织与协会管理法》，指责美国国家民主事务研究所漠视柬埔寨法律，在等待外交部注册审批的同时一直开展各项活动。外交部勒令其关闭在柬机构，并责令其外籍员工在7天内离开柬埔寨。此外，柬政府援引《税务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对《柬埔寨日报》、《金边邮报》、莫哈·诺克电台、柬埔寨妇女媒体中心等媒体进行整顿。

　　二是努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洪森政府的执政纲领，也是维持政权的最根本保障。近10年来，柬埔寨在全球需求放缓的外部环境下，始终保持了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这为人民党增加了执政合法性。再者，重视工人农民等底层群体利益。上次颜色革命上街游行的主体是工人。上文已经提到柬埔寨仅纺织业就有80-100万工人，加上其背后的家庭，大约能影响400-500万人口。2013年后，柬政府成立了偏向执政党的工会组织，与反对党长期培养的工会相抗衡。再者，政府重视这个群体的权益保障，逐年提升最低工资，在疫情肆虐的2021年也上涨2美元。

　　三是提升执政党在媒体与非政府组织领域的影响力。首先，以洪森为首的官员亲自开通Facebook等社交媒体账号，加强与网民的互动交流，及时对突发紧急事件发声，提升透明度。此外，号召支持者在网上积极发声，与反对势力的声音相抗衡。其次，洪森领导的人民党成立相关非政府组织龢民间团体，同时也引入中国非政府组织龢民间团体的力量，业务覆盖从城市到乡村的医疗、教育、农业等领域，试图与西方主导的非政府组织相抗衡。

　　洪森政府的这些政策和措施确实为阻碍反对势力的进攻取得了一些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党的政治生存空间因为柬埔寨激烈的党派斗争而受到挤压，这会促使反对党主动地从国际社会中寻求更多的帮助。救国党被解散后，其高级领导人沈良西、莫淑华等人在西方国家奔走呼吁，希望西方援助国给洪森政府施压。2017年10月莫淑华在接受路透社（Reuter）和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呼吁国际社会出面干涉，包括通过制裁解决该国的政治问题，并呼吁日本停止援助柬埔寨兴建桥路。反对党通过西方跨国网络不断给洪森政府制造压力，洪森政府于是向外求援。2013年选举后爆发的长时间的游行示威活动给执政党巨大压力。同年12月，洪森首相对越南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紧急访问。救国党指控洪森此举意在寻求越南军事援助。越南虽是洪森的坚定支持者，但无论从经济体量还是国际影响力上，越南都无法给予更多的帮助达到制衡西方霸权国的压力。因此，柬埔寨2013年大选后爆发的“颜色革命”，令洪森政府清醒意识到西方国家与柬埔寨救国党的勾结图谋，也深刻认识到其眼下的危险处境。

　　可以说，2013年洪森政府实施“对冲策略”以制衡西方压力，2013年的“颜色革命”是柬埔寨外交政策的重要转折点。此外，“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中国加大对柬埔寨的投资和援助，帮助其发展国内经济从而巩固执政党的政权合法性。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功经验及其治理模式对柬埔寨的吸引力，促使柬埔寨对华从“对冲策略”转向“追随策略”（步骤F）。大国博弈激烈环境下，当柬埔寨对中国采取“追随策略”时，西方国家则不遗余力地利用其完善的跨国网络对中国进行制衡。如前文所说，当前中国与柬埔寨的合作更多侧重在政治、经济领域，几乎不涉及意识形态的领域。因此，鉴于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和投资逐年增加，对柬埔寨经济社会带来显着成效之时，对中国投资进行抨击和污名化就成为西方跨国网络的重头戏，甚至利用中国投资及中国人在柬埔寨造成的负面影响来攻击洪森政府及人民党（步骤G）。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投资被动卷入大国博弈及柬埔寨内部的党派斗争之中。这也是中国投资被污名化的根本原因。

　　第二节　西方国家对中国在柬埔寨投资的污名化

　　一、污名化的手段和载体

　　污名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是指“人们选择人、地域、技术或产品的特征，并诋毁、歧视这种特征的持有者，甚至可能构建一套污名‘理论’或‘情节’来解释这种劣等性及其根源的过程”。污名化的过程就是施污者对蒙污者贴上污损性的标签，放大、夸大蒙污者的负面形象，并进一步固化蒙污者的刻板印象，集聚负面情绪和激荡社会排斥，由此引发歧视与偏见的过程。西方国家以国际社会话语权为支撑，不仅无视中国投资对柬埔寨经济社会做出的贡献，还利用其完善的跨国网络抹黑中国在正式经济领域的投资，并对中国人在非正式经济领域造成的问题进行渲染和放大。主要的手段和载体有以下几种：

　　1.利用媒体对中国投资进行负面渲染

　　西方国家在柬埔寨掌握话语权的主要载体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社交媒体，主要有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德国之声、美国《环球金融杂志》、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官方脸书等。这类媒体对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及部分中国人在柬埔寨非法行为的报导存在这样几种问题。一是完全无视中国投资的贡献，夸大中国的负面信息。例如，2019年12月29日，《东盟邮报》发表文章《中国如何改变西哈努克城》，夸大中国人在西港的负面行为。二是将中国投资者简单的投资行为政治化。例如，2019年7月3日，自由亚洲电台发表题为《柬埔寨中资大楼垮塌中国渗透再惹国际关注》文章。文中提到“柬埔寨西哈努克市近日发生在建楼宇倒塌，导致50多人死伤的惨剧，事件背后暴露了中国投机商人，全面渗透柬埔寨社会各阶层的情况。”自由亚洲电台多边分社网站中涉及中国的信息中大多都是反华言论。针对柬埔寨关闭多家外国媒体，其声称是由于柬埔寨一直都有接受中国经济及军事上的援助，所以在中国施压下，不得不听从。三是打着“人权问题”的旗号抨击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法新社报导称，柬埔寨向中国倾斜的原因是中国为柬埔寨提供大量基础设施贷款，且不像西方国家重视柬埔寨内部的人权问题，中国助长柬政府的腐败。

　　2.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投资的污名化

　　丹麦援助教会、“透明国际”柬埔寨办公室、无国界记者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极尽干扰之事：

　　一是煽动民众反对中企投资行为。例如，丹麦援助教会2017年底增设国公省与西港办公室，主要为当地民众提供固定村落讲堂（villageseminar）、工作坊（theme workshop）和培训课程（trainging courses）。该组织针对中国优联集团在国公省的“七星海”投资项目上，鼓励当地村民在土地拆迁、土地交易、非法雇佣、环境保护等问题上积极与政府沟通、陈请抗议或国际发声。

　　二是恶意揣测中国投资的目的。典型例子是国际非政府组织揣测中国优联集团以旅游开发为幌子，在七星海建造港口、机场，用来存放中国的军事资产，建立军事基地。

　　三是指责抹黑中国投资。“透明国际”柬埔寨办公室曾发文称中国人是西港的“麻烦制造者”，表示柬埔寨有关部门对待中国人和本国人“双标”，即优待中国人。然而在中国人看来，柬埔寨有关部门的“双标”并非指优待中国人，而是对中国人更为严苛。“透明国际”还认为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存在人口危机，因此中国制定了一项计划，将中国人派往其他国家以缓解人口压力。该组织建议柬埔寨必须加强此类移民相关的法律。

　　笔者田调发现，西方非政府组织长期向民众灌输中国投资无用论、中国投资“不道德”论。例如，一些非政府组织成员对1号公路沿线民众称：“中国修建金边-西港高速公路是为了服务在西港投资的中国人。你们住在1号公路，会用到高速公路吗？”“中国人在你们这边修桥，但你们几乎不会用上，所以没有什么帮助。”一些有公信力的人群介入其中，使謡言更具“说服力”。柬某非政府组织负责人曾告诉笔者：“柬埔寨一些中国人的工地用从中国监狱运过来的犯人当建筑工人。这些人工作没有报酬，且受到虐待。”从其神情判断，他对这个明显的假新闻深信不疑。类似的消息也在柬公务员队伍包括警察系统流传。

　　3.利用智库、学者指责中国投资

　　智库及学者对中国投资的选择性的批判性研究，并不像媒体或者非政府组织那样直截了当。“史汀生中心”以美国政治家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命名，是分析与对外服务促进国际和平安全的智库。该中心专门设有“东南亚计划”，声称用以“保护湄公河的核心生态并支持该地区的经济发展”。2020年4月13日，发表文章《中国如何关闭湄公河水龙头》，指湄公河下游的乾旱情况与我国在上游修建水坝蓄水池有关，指责我国修建大坝引起下游水位不稳定和破坏性变化。紧接着，6月16日发表文章《在湄公河上讨论中国的水坝》，主要讨论我国在湄公河上建造水坝对下游造成的影响的证据、政策动机等。这两篇文章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除智库外，还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在柬博寨的投资和援助表示担忧，主要集中在讨论中国的投资和援助对柬埔寨的法治环境、贪污风气、行政效率、财政透明的负面影响。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这些学者对中国抱有“先入为主”的负面印象，再加上他们很难从中国投资者方面获取真实可靠的一手资料。因此容易被西方社会固有的观念所影响，加之西方社会主导期刊发表，对中国研究多以批判性为主，因此对中国的偏见可谓是根深蒂固。

　　二、对中国投资污名化的几个方面

　　西方国家对中国投资的批评声音不絶于耳，包括指责称柬埔寨底层民众无法从现行的中国援助和投资模式受益，中国投资者不尊重当地文化和习俗等。除此之外，西方国家对中国投资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模式输出论

　　在西方看来，中国模式是忽视人权和自由的一种专制模式。“无国界记者”亚洲事务负责人丹尼尔•巴斯泰（Daniel Bastet）表示：“中国当局向柬埔寨提供大量投资设立媒体机构。‘中国媒体模式’与自由媒体模式完全相反，媒体没有新闻自由，不透明、不独立。”非政府组织“大自然母亲”（Moher Nature）的研究员迁达塔说：“中国人不讲操守。他们来这里投资，根本不关心人权和法律，只顾自己的利益。”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认为柬埔寨是中国输出“中国模式”的样板：支持具有威权主义倾向的政权，大量金钱援助，逐渐扩张中国的地区影响力。2018年6月，法新社报导称，受中国的影响，原本推崇新闻自由的柬埔寨逐渐将媒体推向专制模式，协助洪森巩固权力。“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负责人塞德里克·阿尔维安尼（Cedric Alviani）说，尽管柬埔寨对媒体的控制远未达到中国的强度，但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业。

　　2.债务陷阱论

　　近年来，美印等国以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些重要节点国家出现严重债务问题为由，指责中国贷款使债务国落入“债务陷阱”。该论调的蔓延成为某些国家攻击“一带一路”的工具，挑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柬埔寨也是其中之一。到2019年，柬埔寨的债务总额为69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28.6％），其中欠中国的债务为48.4％。一些人因此推断柬埔寨将陷入中国债务的陷阱。随着柬埔寨加快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进程，西方国家就“债务陷阱”的炒作愈演愈烈。柬埔寨“透明国际”执行董事帕莱普·科尔（Preap Kol）称柬埔寨与中国签订的货款协议达40亿美元，如果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到柬埔寨，届时政府将遇到债务难以偿还问题。《国际政治文摘》认为如果中国继续向柬埔寨提供缺乏透明度、问责制的援助或贷款，这会使柬埔寨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轨道之中。还有一些媒体的报导与西方国家的论调如出一辙，认为像柬埔寨、老挝、菲律宾这样的东南亚国家，在债务压力下将“屈服于北京”而失去外交独立性。费德·恒（Pheakdey Heng）污称：“中国在柬埔寨日益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受到普遍关注。尽管柬埔寨获得了经济利益，但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却带来了重大的风险。依赖中国的援助可能会导致柬埔寨陷入债务陷阱，导致丧失作为主权国家的自治权，并削弱其与其他东盟成员国的关系。”此外，“中国解密”（China Uncensored）是一家宗旨为“扰乱中国和谐宣传”的专门针对中国政府、带有明显偏见的网络媒体。其各类新闻、采访视频广泛传播于Youtube、Facebook等社交媒体，其中《五个国家已经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在Facebook上已经超过160万次观看。

　　实际上，柬埔寨债务水平处于可控水平。世界银行2019年的报告指出，“根据2018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债务困扰水平仍然很低。”应当指出，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政策还考虑了柬埔寨积累的债务水平。为了减轻柬埔寨的债务负担，中国还签订了建造-经营-转让（BOT）合同。中国的投资策略不同于西方的援助模式，顾佳赟认为，这是因为“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大，耗时长，收益低，受到的关注也少，美国和欧洲国家对此不感兴趣。”王秋彬等认为，“中国债务陷阱论”兴起的原因是“一带一路”某些沿线国家自身存在严重的债务问题，加上美印等国基于“一带一路”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崛起而产生的战略焦虑，以及某些债务国内部复杂政治斗争的外溢对该论调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者“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为该论调的传播与蔓延提供了便利条件。

　　3.掠夺资源论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提升中国与柬埔寨的经贸合作水平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其中对外直接投资是中柬经贸合作的核心议题之一。然而，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活动却被西方一些国家视为掠夺当地的资源或者推行新殖民主义。《纽约时报》攻击中国只不过是另一个渴望攫取自然资源的帝国主义大国，并不关心当地民众。“全球见证”（Global Witness）于2015年2月在其官网上以多种语言发布了《奢侈的代价：中国对奢侈红木家具的需求助长数百万美元的柬埔寨木材走私活动》一文，指责柬埔寨商人和政府官员串通，非法砍伐后将受保护的珍贵木材运往中国。费德·恒认为“中国项目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这也给柬埔寨带来了社会和环境挑战。民间社会人士普遍批评中国企业竞相开发柬埔寨的资源，却很少考虑国际最佳发展实践。”

　　4.助长腐败论

　　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9年的腐败感知指数，柬埔寨在180个国家中排名162,属于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根据卡拉凡（Calavan）等学者在2004年的调查估计，仅贪污这一项，一年大约损耗柬埔寨超过12.5%的GDP（相当于40亿美元）。像西方国家指责中国投资助长非洲腐败和依赖一样，他们也开始指责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对于柬国内的民主建设、法治环境、贪污风气、行政效率、财政透明的负面影响。2020年9月15日，美国国务院依照“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中国优联集团实施制裁。蓬佩奥攻击“中国通过与柬埔寨腐败官员的通力合作，对无辜人民使用军事力量，公然获取非法经济收益。”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批评“中国投资者通过特殊方式获得经济土地特许权，使柬埔寨人失去了他们有充分法律依据的土地。”费德·恒认为与世界银行和日本的官方发展援助不同，中国和柬埔寨尚未建立明确的援助管理机制。多数情况下中国的援助没有统筹规划，通常根据柬埔寨政府要求提供。他认为向柬埔寨这种治理能力较弱的国家提供的长期援助有可能破坏善治，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微乎其微。

　　5.破坏环境论

　　西方国家不停批评中国投资者漠视环境保护，认为中国投资破坏柬埔寨的森林，威胁物种生存，污染河流水质。国际人权组织称中国投资不考虑当地的人或环境，对当地社区的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最受关注的当属中国在柬埔寨投资的水电站项目。西方政府和智库认为这些项目缺乏环境影响评估，规避“繁杂而昂贵的环境和社会保障标准。”救国党前主席莫淑华说：“中国水电开发项目侵犯人权，破坏我们的自然资源。”世界水坝委员会（WCD）的调查发现建造大坝过程造成一些当地人被迫离开家园，其经济困境、原有生活社区解体以及心理健康等易被忽视。湄公河委员会对湄公河下游地区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和越南的12个水电项目进行了全面的战略环境评估，认为这些项目促进电力供应和投资收益，但也会给湄公河国家和社区带来许多的不确定性，例如环境恶化、粮食安全受到威胁和贫困加剧等。国际河流组织的研究表示，水电热潮导致当地渔业受损严重，造成洪灾和水土流失、水质问题，使成千上万少数民族流离失所。

　　柬埔寨政府和中国公司向公众保证水电站建设项目遵守了环境保护规定。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投资缺乏环境保护意识的指责一直存在。为此，中国大使馆与柬埔寨权威智库亚洲愿景研究院（AVI）合作对中国在柬投资的企业进行深入调研和评估，并形成《中国企业在柬埔寨可持续发展报告2020》，旨在对外界质疑作出回应。但是，美日等国继续指责中国为这些水电站建设提供的贷款是不透明的，具有剥削性，可能导致债务陷阱。这种指责背后藴含着大国博弈的实质。为了制衡中国在湄公河地区的影响力，美国针对湄公河地区提出“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倡议，声称为包括柬埔寨在内的湄公河国家提出竞争性的替代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案，意在与中国竞争。

　　第三节　柬埔寨内部政争对中国投资的冲击

　　一、中国投资成为柬反对势力政治斗争工具

　　柬埔寨反对党及其支持者不甘失败，在夺权和干涉执政党国家治理方面不余遗力。由于近年来，柬埔寨对外关系格局的变化，中柬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再者，中国投资是两国合作的重中之重，自然就成为反对势力攻击的目标。

　　首先，批评洪森利用中国投资巩固威权统治。反对势力批评洪森治理国家的方式具有浓厚的威权主义色彩。随着近年来中国对柬埔寨投资力度加大，污名化中国投资也成为反对势力攻击执政党的一种手段。西方国家政府、媒体、非政府组织及学者批评中国投资和援助有助于洪森巩固威权统治。反对势力以“民主”旗帜自居，受益于并积极应和于西方的这种态度。救国党副主席莫淑华说：“柬埔寨民主已死，洪森政府主要目的是巩固政权，遇到反对党龢民众压力之时便向中国寻求帮助，带着几百万美元“礼物”（修路、建桥、建港口）回国。”莫淑华还说，中国作为柬埔寨最大的投资国，对该国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但中国不能向他（洪森）提供只有民主国家才能得到的合法性。”救国党前主席根索卡的女儿莫诺维西娅（Monovithith Kem）呼吁西方对洪森政府进行制裁。

　　世界人权观察组织抨击洪森等权力稳固的独裁者及其崇拜者们依旧漠视基本人权，柬埔寨通过禁止反对党参与的虚假选举来加强政权。人权观察亚洲区执行主任布莱德•亚当斯（Brad Adams）说：“洪森铲除最大在野党及其成员的行动，无异赤裸裸攫取政权，将数百万柬埔寨人民在上次选举投下的选票作废，使明年大选失去实质意义。只要执政已32年的洪森继续担任首相一天，民主难见复苏之日，国际社会必须立即给予回应。”受西方观念影响，柬埔寨旅居海外的学者持同样观点，多与反对派站在一个阵营。柬裔学者皮索邦（Peou Sorpong）和普桑巴斯（Phou Sambath）批评缺乏监督与责任感的中国援助在不同程度上协助、巩固了洪森的独裁与威权统治。流亡海外者王庆民在《中国战略分析》发文称“随着洪森政权对反对派一连串的削弱、打压，柬埔寨的民主日益萎缩，至今几乎消亡。中国对洪森的扶持是柬埔寨民主进程逆转的重要外部因素。

　　其次，指责得到柬政府支持的中国投资无益民生。一是炒作中国投资不能让民众直接受益。柬埔寨人在中国投资行为中的角色可以分为三类：直接受益者、直接受损者、非直接相关者。直接受益者如中国投资者的商业合作伙伴，对中国投资持欢迎和肯定的态度；直接受损者如同业竞争对手，对中国投资多持负面评价；非直接相关者人数占相对多数，对中国投资的认知容易受外界影响。反对势力通过社交媒体等平台传播这样一种思想：本地民众并没有从中国投资中普遍受益，受益者是拥有土地、经营产业或者迎合中国人的特权阶层，试图影响第三类民众的对华认知。二是称中国投资的项目从中国引进大量劳工，“入侵”柬埔寨，抢走了本地人的工作。洪森首相曾专门进行瞭解释，他说：“柬埔寨没有足够的熟练工人，必须引进中国人来修桥铺路。完成工作后他们将回国，我们没有任何法律允许他们留下来。”但相关传言始终存在。在柬埔寨并没有中国劳工数量的准确数据。面对反对势力的指责时，中国企业百口莫辩。三是指责中国企业非法征地拆迁。最大的两个案例是金边万谷湖商业地产项目和国公省的“七星海旅游度假区”。2007年金边市政府与柬埔寨的苏卡科（Shukaku Inc.）公司签订了99年的土地租约，要将包括湖在内的133公顷土地开发成一个现代化高级商住区，后者与中国鄂尔多斯鸿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万谷湖征地问题随后引起国际舆论关注，将中资公司卷入其中。实际上在2010年与苏卡科公司签订的万谷湖项目协议中就明确注明瞭“在柬方完成土地拆迁后，中国公司才参与项目”，因此根本不涉及其中纠纷。此外，中国优联集团开发的“七星海旅游度假区”，其中包括港口和机场，也被指责在国公省圈了40000公顷的特许权土地，超过柬埔寨法律允许的四倍，还将在该地区生活了好几代人的牧羊人驱赶出土地。救国党创始人沈良西指责称：“中国公司在柬埔寨毫不顾及人权地开采矿产和森林，柬埔寨人民是掠夺和滥用土地的受害者。”针对优联集团的旅游开发，莫淑华频繁指责“洪森把国公省一大块土地划拨给中国一家企业做度假区，将土地上原有的渔民、农民等驱赶走，甚至将反抗者关进了监狱。”

　　反对势力对相关问题的无限夸大甚至无中生有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其主要驱动力是政治利益。民生在所有国家特别是后发展国家中极其敏感的话题，与选举时的选票走向息息相关。撬动农民、底层工人民粹主义情绪，培植对执政精英的不满，也就动摇了人民党的执政基本盘。中国投资是柬埔寨政府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重要助力，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领域全覆盖的特点又与民生息息相关，易成为非议目标。在相当程度上，中国投资被动地卷入了柬埔寨的政治斗争。

　　笔者无法就反对党所指称的中国投资种种问题进行全面求证，但曾针对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中企用工问题对柬埔寨西港和中国南宁的两个代表性建筑项目作了考察。调查情况说明，反对势力的指责并不客观。以西港项目为例，柬埔寨工人工资约15-18美元/天，而中国工人的工资达60美元/天。当然这里的中国工人是指技术岗位的工人。中国南宁项目的小工最低工资是180元/天，技术工人的收入最低230元/天，普遍能达到300-400元/天。中国企业要招聘中国的技术工人前往柬埔寨工作，当然要提供高于后者在中国的收入待遇。一般情况下，相同工种是中国的1.5倍以上才招得到工人。企业以盈利为目的，考虑到用工成本问题，普通岗位更倾向于使用柬埔寨工人或者越南工人。技术工人可能会因为海外高薪待遇而选择海外就业，而普通工人不会为了比国内低的薪水而背井离乡。实际上，从中国引进技术工人是中国企业在柬埔寨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困境。如果柬埔寨有符合企业用工要求的工人，中方企业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同时还要承担机票、签证、住宿、人身安全等额外管理成本。然而，柬埔寨由于战乱多年，基础教育断层多年，极其缺乏技术工人。此外，在柬埔寨投资的制衣、建筑等企业都抱怨过工人不稳定，从而不得不使用中国工人的情况。例如，柬埔寨工人没有加班文化，有的中国企业为赶工期而花高价从中国引进工人。

　　二、负面宣传强化了民众对华投资负面观感

　　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在柬埔寨更是如此。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一项调研表明，2019年5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对柬埔寨影响最大的国家，202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57%；同时69.2%的受访者认为未来3年两国关系还会“加强”或“显着加强”。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民众对华观感复杂，这与两国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显然不同步。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上述研究没有直接调研柬埔寨民众对华好感度或对中国投资的印象，不过有一项数据提供了线索：当问及“最想访问的国家”时，选择欧盟国家、澳大利亚、日本及东盟其他成员国的均有相当比例，但无一人选择中国。受样本量影响，该调研结果未必有很强的代表性，但透露出的信息不容忽视。笔者实地访谈时，相当数量受访者毫不掩饰表现出对中国投资的负面认知，例如有些柬埔寨人认为“钱都让中国人赚走了”，“他们把在柬埔寨获得的利益汇到国外而非继续投资。”

　　这种观感的形成，除了与中国投资项目的直接接触，就是传统和电子传媒的报导和宣传。西港一度存在的乱象使民众对中国投资的负面印象达到了高峰。西方媒体主导、反对党或非政府组织主动配合的负面渲染是其中重要因素。毕竟“发达国家既是世界话语的主产地，又是传播渠道的主控者，内容与手段双重操控下所形成的话语霸权塑造了媒介世界的现实图景。”

　　对中国投资的负面观感，在柬埔寨一些人心中泛化成对中国人和中国国家的扺触心理。《柬华日报》某从业人员说：“我2013年到柬埔寨时，中国人在这里的地位非常高，很受尊敬。但是近几年明显感觉到，中国人在这里的地位下降了。”柬埔寨反对党烛光党的主席貂万诺（Teav Vannol）说，“中国人来到这里，不尊重柬埔寨人，不尊重法律。他们在柬埔寨生活，态度也很糟糕”。他还说由于柬埔寨遭到越南入侵等历史积怨，传统上很多柬埔寨人反感越南人，而如今他们对中国人的反感超过了对越南人的反感。旺纳里斯（Vannarith）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柬埔寨的中国形象受到西港发生一系列事情的影响。他说：“中国赢得柬埔寨人民的心是很重要的。中国如果在柬埔寨失败，则意味着在东南亚地区失败。”

　　更有甚者，一些柬埔寨人形成思维惯性：每当发生治安事件便先入为主地认为作案者是中国人。这种认知对中国形象损害极大，对未来的中柬关系影响不容小觑，正在摧毁中柬老一辈领导人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极端的例证是，西港底层民众厌华情绪日益严重，转变成对中国人的排外、雠恨。2018年10-12月，在西港发生十几起专门针对中国人的打击报复行为，夜间摩托车党趁人不备从背后用棍棒或刀砍杀中国人。这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的袭击，不抢钱财，只为报复。12月中旬，柬警察总局加派特警至西港才逐渐平息事态。

　　柬埔寨的学术界则担心随着中国通过投资发挥的经济影响力增加，柬埔寨将成为中国的“附庸”。如柬埔寨合作与和平研究所(CICP)的龙克·萨尔（Long Kosal）等学者所关切和质疑的不是中国在柬埔寨的利益以及对柬发展产生的帮助，而是洪森近年来不管是在南海问题上还是其他区域政策上明显的亲中立场。学者阿尔文·林（Alvin Lim）还认为柬埔寨对中国的支持会使柬埔寨卷入到中国与印尼、马来西亚、文莱和菲律宾的南海争端问题中，不利于柬埔寨的和平与发展。柬埔寨战略研究所（CISS）的研究员恩布兰（Cheunboran）认为在中柬关系中柬埔寨是较弱小的一方，在一定程度上会经历战略风险和脆弱性，甚至不得不在某些外交政策自治或者主权方面做出妥协以取悦中国。他主张柬埔寨不应一味追求中柬关系的深化而不加选择地迎合中国的利益，柬埔寨应该建立一个自主且全方位的外交政策，中期透过强化与东盟各国的战略合作、维持与美日印等大国的等距关系，减少对中国援助的需求与依赖。菲克迪（Pheakdey）认为，柬埔寨可以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获得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加强双边和多边关系，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益处，但是他也认为这可能将造成环境恶化、缺乏独立的外交政策，甚至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常批评中国的切拉尼（Chellaney）教授也认为，中国很可能将这些迫切需要基础设施的国家纳入其经济和安全领域。例如中国在希腊、塞舌尔、吉布提和巴基斯坦以商业名义收购了几个港口，这与中国军事扩张有直接联系，柬埔寨在处理中国贷款时应非常谨慎。这些学者认为柬埔寨应巩固与亚洲及其他大国的关系，称日本、印度、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对于柬埔寨的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仍然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