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经济的概念最早见于英国人类学家基思·哈特（Keith Hart）针对加纳首都阿克拉城市人口中农村移民的研究报告，当时他使用了“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ector）一词，用以归纳城市经济中未被“正式”部门吸纳的收入机会与工作形式，尤其是小规模的“自我雇佣”行为，哈特（Hart）还指出“非正式”并不意味着絶对的“不合法”。亚瑟·刘易斯（ArthurLewis）在其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型中把非正式经济用于描述发展中国家一种不属于现代工业部门的就业类型。联合国劳工组织（2004）认为非正式经济是因现代化或资本密集化而被边缘化的经济活动，并强调这种经济活动为穷人提供了收入或安全保障，但这一概论并不包括犯罪经济。“非正式经济”中的生产或就业安排可能并非完全合法，但该部门生产和分销合法商品和服务。埃米尔·埃斯特拉达（Emir Estrada）认为尽管“非正式经济”常带有负面污名化，但是对于大多数个体而言“非正式经济”不是理想选择，只是生存所必需的行动。

　　基于以上观点，可知非正式经济指纳入正规管理的、主流经济部门之外的经济活动，而学界并未对非正式经济定义形成完全的共识，特别是在这种经济活动是否非法这一点上。为了便于开展对柬埔寨相关情况的论述，笔者主张以“是否构成犯罪”和“是否为边缘化的经济活动”作为界定非正式经济的标准。需要指出，所谓边缘化是相对于所在地的主体经济、正统道德观念而言的。相反，游走在法律边界甚至违法的“灰色经济”或“黑色经济”应界定为地下经济。地下经济的概念是埃德加·费格（Edgar L. Feige）提出的，他认为区分“地下经济”与“非正式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经济活动是否遵守已制定出来的游戏规则”。

　　以此为标准，中国人在柬埔寨从事的小商小贩行为没有纳税但遵守着合法买卖原则，当属非正式经济之列；酒吧、歌厅等行业远离主流人群，亦属非正式经济。贩毒、色情、洗钱等犯罪行为明显是黑色的“地下经济”。博彩业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公司没有合法注册，大部分公司则已通过柬埔寨政府审批且依法纳税。但是这一行业以线上经营为主，“8·18禁网赌令”颁布之前，有政府执照网络博彩的当属非正式经济范畴。但是，中国人在柬埔寨经营的网络博彩以在中国的中国人为主要对象，伴随着大量的坑蒙骗行为，因此该行业在经营过程中兼有地下经济的特点。中国人在柬埔寨“非正式经济”方面的投资主要以博彩业为主，该行业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其他非正式经济行业的发展。本章重点讨论中国在柬博彩业的投资，以及由博彩业带动的其他“地下经济”的发展及影响。

　　第一节　柬埔寨博彩业的历史及现行管理政策

　　一、发展历史

　　柬埔寨和许多东南亚国家及中国一样，民间有赌博文化存在。1295年，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中记载过吴哥民众的日常赌博习惯。吴哥窟古建筑修复专家戴斯（Daith）告诉笔者：“吴哥窟巴戎寺的壁画上也记録了吴哥时期民众斗鸡赌博的场景。”有学者认为这是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萨弗罗斯·鲍（Saveros Pou）和菲利普·詹纳（Philip Jenner）称中国文化对印度化的吴哥文化的贡献包括美食、贸易、金融以及赌博等。米尔顿·奥斯本（Milton Osborne）在其著作中写道：16世纪末金边大约有3000户中国家庭，中国商人在沿港口商业区提供赌博、鸦片和其他娱乐方式。1870年左右，美国旅行者弗兰克·文森特（Frank Vincent）将金边的“大街商业区”描述为到处都是用竹子建成的商店，这些商店主要由中国人所有，有些是赌场。也有学者认为柬埔寨的赌博文化受泰国影响。19世纪三四十年代，赌博在泰国曼谷极其盛行，引起西方传教士深深的担忧。泰国开放赌博的原因是希望增加税收以支持国家官僚体系的建设。诺拉·库克（Nola Cooke）认为诺罗敦国王在泰国的成长经历使其深刻领悟到税收的重要性，因此借鉴泰国方法的柬埔寨实行一系列“税收农场”（tax farms）制度，增加收入用以支持皇室家族的开支，其中包括了赌博活动。和泰国不同的是此时柬埔寨并没有为了增加税收而开设国营赌场。

　　博彩业作为一种经济行业在柬埔寨的出现，始于西哈努克国王统治时期。1949年，西哈努克国王支持叶姆·桑巴尔（Yem Sambaur）任总理并授意在金边开设一家赌场。这次成功的尝试成为西哈努克后来开建赌场为国家创收的原因。柬埔寨脱离法国殖民后，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现代税收制度，政府财政收入严重不足。1962年，柬埔寨政府在度假避暑胜地波哥山（Bokor Hill Settlement）上开设高档赌场。1969年初，又在洞里萨河沿岸水上运动综合体中开设赌场，由于是国家行为，该赌场得名“国家赌场”(State Casino)。在首都区域范围内设赌场，足见这一行业对政府的重要性。此举目的不仅在于推广旅游休闲项目，还起到缓解日益严重的国家财政危机的作用。但是，赌博往往造成倾家荡产、家破人亡，那个时期的金边常有传言称赌博负债导致许多自杀事件。1970年朗诺时期以及此后的红色高棉时期，赌场在柬埔寨不复存在。

　　内战后，随着柬埔寨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民间赌博风气重现。八十年代中后期，柬埔寨政府鼓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放宽对赌博的限制。金边出现许多大大小小的赌场。金边的金界娱乐城（NagaWorld）带领着柬埔寨的博彩业迈入正规化和国际化的道路。1993年联合国监督选举后，柬埔寨政府开放了赌场牌照登记。金界娱乐城的老板马来西亚华人曾立强获得了第一块赌牌，于1995年开始在皇宫附近的金边洞里萨河上租用一艘游轮运营金界赌场。金界赌船是现在金边著名的赌场度假酒店“金界娱乐城”的前身。这张赌牌的颁发拉开了柬埔寨博彩业合法化的序幕。此后，柬埔寨政府开始实行赌场牌照登记制度，规定申请人向柬埔寨财经部申请并缴纳足额经费即可获得赌场合法牌照。这一时期颁发的赌场牌照数量已无从考证，但估计九十年代后期，金边有上百家有证或无证的大大小小的赌场。

　　曾立强购买码头附近土地，于2003年建成金界娱乐城第一期赌场(NagaWorld 1)。该赌场持有为期达70年至2065年的赌场牌照，并享有金边市方圆200公里范围内至2045年届满的独家赌场经营权。在收获瞭高投资回报率后，曾立强又投资3.69亿美元创造了金界娱乐城第二期赌场(NagaWorld 2)。两期娱乐城通过3800平方米的地下购物中心相连。2006年，金界娱乐城以集团公司“金界控股”为名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成为首家于联交所公开招股上市的博彩类公司。金界娱乐城引领了柬埔寨博彩业的发展方向，也将柬埔寨的博彩业推向国际化舞台。金界娱乐城在短时间内能在柬埔寨取得如此大的成功，除了拥有独家赌牌外，还离不开其获得了业务上几乎絶对的自由。柬埔寨政府1995年与该公司签订合同允许公司将赌场设于指定范围内任何场所，无须政府批准即可决定经营博彩类型、赌桌及电子博彩机的数量、博彩空间、博彩中介人的佣金及回扣。2014年，柬政府再次确认赌场的牌照期限为70年。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柬埔寨几个边境城市也逐渐开放了赌场，旨在利用周边国家禁止赌博的政策，在边境城镇建立赌场度假胜地吸引邻国赌客。泰国前国王普密蓬·阿杜德明令禁止在泰境内一切赌博行为，越南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也严格禁止赌博（2012年后，越南为刺激经济也向外国游客开放赌场）。柬埔寨于是在波贝、巴域、柴通等边境检查站之间设立“赌场地带”，允许泰国、越南民众免签证自由进出，赌场提供接送服务。柬泰边境的赌场甚至允许使用泰铢作为赌资。当金边的博彩业向垄断发展时，边境赌场也发展得如火如荼。

　　赌博带来大量社会问题，1996年柬埔寨政府迫于压力出台《禁止赌博法》，规定在柬埔寨未经授权的赌博形式为非法，禁止柬埔寨公民参与赌博。此后，柬埔寨公民的合法博彩行为只有购买国家彩票和玩老虎机两种。老虎机游戏因为引发了数起暴力事件，于2009年被全面禁止。但禁止本地人进入赌场的政策在当前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柬埔寨赌场对赌客身份几乎没有限制，这与澳门、新加坡的赌场规范管理有很大差距。无论是在金边还是边境地带没有任何安保人员检查进入者的资格。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本地赌客流量大，柬埔寨本地人对赌博机非常着迷，本地赌客可能贡献了金界娱乐城游戏机七成利润。再者，违法成本低，柬政府没有对违法赌场严格执行惩罚措施。

　　二、现行管理规制

　　全球通用的博彩立法模式有非限制性司法管辖和限制性司法管辖两种。前者是指博彩得到明确的授权，对运营者或博彩者的国籍和地域没有限制，或者说，博彩经过明确授权是被允许的。限制性司法管辖是指博彩投注活动被禁止或受到严格的限制。在限制性司法管辖的国家和地区里，博彩因其特殊的社会影响而被视为是非之地，立法者尽可能限制博彩活动，包括传统的博彩活动和网络博彩。限制性司法管制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全面禁止”司法管辖；另一类是“保护性禁止”，允许博彩的存在，但博彩经营必须在国内并获得经营许可。

　　柬埔寨对博彩业实行限制性司法管辖，相关法律规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地域上进行限制博彩活动。柬埔寨王国政府规定，金边市只允许金界娱乐城挂牌营业，并享有在金边市方圆200公里范围内至2045年的独家赌场经营权。其他的赌场因此远离金边市。在柬埔寨并不是每一个城市都可以从事博彩业。政府明确规定只能在西港、柬越、柬泰等边境省份开放博彩业，且坚决杜絶在暹粒等这样有影响力的城市开放博彩业。换而言之，除了以度假酒店模式经营的金界娱乐城在金边市以外，其他的博彩业只能远离社会经济发达的城市。

　　2.从博彩类型入手限制博彩活动。柬埔寨博彩类型分为赌场和网络博彩两种。赌场可以经营桌面游戏（table games）、博彩机（slot machines）和扑克（Poker）等其他纸牌游戏。桌面游戏主要有二十一点（blackjack）、骰宝（craps）和轮盘（roulette）等对赌游戏。而网络博彩一度可以通过获得牌照合法经营，主要包括真人荷官游戏、电子游戏、体育投注和彩票游戏等。2019年8月18日柬政府禁止网络博彩，规定现持有牌照的公民可以合法经营至牌照期满，过期后不再续签新牌照。因此，这一博彩类型正在逐渐被取缔。

　　3.通过牌照限制博彩活动。柬埔寨授权财经部管理博彩行业和颁发博彩牌照。现在，牌照发放区域主要集中在西港和边境城市，规定一张牌照只能开一家赌场。赌场牌照价格不统一，根据赌场所在的地区、赌场规模定价，约35万美元至300万美元不等。柬埔寨财经部规定，赌场申请牌照登记时必须有合法的经营场所，只能在所申请场所经营，申请人不得擅自变更经营场所。除金界娱乐城外，赌场不得随意增加赌桌数量及规模。赌场和网络博彩两种牌照不能互通使用，即赌场牌照只能经营线下赌场，“8·18禁网赌令”之前网络博彩牌照只可用于经营电子游戏。

　　4.通过规定玩家资格来限制博彩活动。柬埔寨政府在1996年颁发《禁止赌博法》，明令禁止本国公民参与赌博，但是允许外国游客在柬埔寨合法参加博彩娱乐活动。这是柬埔寨博彩业发展的基础。柬埔寨允许外资投资博彩业，外资的进入加快了柬埔寨博彩业的发展速度，并促进了其规范化进程。

　　第二节　中资进入柬埔寨博彩业的动因

　　一、柬埔寨博彩业管理规制及运营成本因素

　　1.柬埔寨博彩业合法化且发展潜力大

　　博彩业是一个政策垄断的行业。在絶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博彩运营商需要持有执照才能运营赌场。博彩业是规模巨大的暴利行业，英国H2博彩资本公司估计全球博彩业市场规模高达4400亿美元。兴业证券研究所认为这只是对合法博彩市场的估算，如果加上地下非法博彩市场，规模估计达万亿美元以上。巨大的税收吸引力使得柬政府放开在大西港圈和柬越、柬泰边境的城镇建设赌场。柬财经部官员罗斯·菲伦(Ros Phearun)认为：“尽管赌博有负面影响，但政府有明确的政策管理博彩行业，以确保增加国家预算并保护国家安全。”同时，博彩业还能带动旅游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以西港为例，房地产、建筑业、餐饮和娱乐在网络博彩业的牵引下欣欣向荣。而赌场及其配套产业对解决就业问题作出的贡献不能低估。柬埔寨政府允许博彩业存在，同时明令禁止本国公民参赌，试图把赌博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再者除金界娱乐城因历史原因开设在金边外，其他所有的赌场都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因赌博出现的种种社会乱象不会影响柬埔寨社会经济发展大局。

　　柬埔寨政府宽松的博彩业政策，与正在寻找商机的部分中国资本可谓一拍即合。一些中国投资者认定“中国人天性好赌”，把这一行业的多数客户定位为国内和在柬的中国人。高峰时期在柬中国人约60-70万，再加上每年约200万的中国游客，博彩业的商机不可限量。柬方寄望于博彩业的税收，因此发放赌场执照的效率极高，有些赌场还可以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政府颁发的网络博彩牌照。这几重因素叠加，让柬埔寨博彩业发展的商机和潜力凸现。2015年后，大量中国人涌进了西港、贡布、柴通、巴域和波贝等地投资和从事博彩业。

　　2.非法网络博彩业有生存空间

　　除金界娱乐城拥有金边200公里范围内的垄断经营权，能实现高额盈利外，大部分在西港的实体赌场并没有赚到大钱。西港某赌场CEO称：“柬埔寨赌场并不像拉斯维加斯或澳门的赌客流量那么大，有实力的赌客不会选择来这里。由于赌场管理不规范，大部分柬埔寨赌场只提供现金提取不提供‘支票’，即使提供了也无法像澳门或拉斯维加斯赌场提供的‘支票’一样得到全世界的认可，无法成功将钱‘洗’乾净。”柬埔寨的博彩业能在东南亚国家“脱颖”而出，最主要的原因是网络博彩的存在。

　　以行贿受贿为基本特征的“政商关系”，是非法博彩公司得以存在的基础。中国人在柬埔寨的网络博彩不仅需要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获得执照，还需要依靠当地“保护伞”来维持经营。腐败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根据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的资料显示，2019年，柬埔寨的腐败指数在180个国家中排名162，腐败情况较为严重。有学者将此问题归咎于柬埔寨的体制，如索邦（Sorpong）认为从柬埔寨人民党动用司法体系解散救国党并禁止救国党参加选举可以看出柬埔寨在司法独立、透明及问责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对于柬埔寨的司法腐败问题，联合国柬埔寨人权事务官员罗纳·史密斯（Rhona Smith）也曾呼吁“司法机构在业务运作方面需更加透明，采取更多措施打击腐败并加强司法独立和公正”。官员利用职务之便向企业进行“权力寻租”事件时有发生，中国投资者对此深有感受。一位从事建筑行业的商人表示，其工地曾发生一起纠纷，在柬埔寨连警察出警都索要钱财。在柬埔寨投资工厂近20年的一位中国商人表示，工厂着火时消防人员先谈灭火费用，价钱不到位则袖手旁观，坐观火灾蔓延。当然柬埔寨公职人员索贿受贿的对象并非只针对中国人。柬埔寨人日常生活中也常遭受腐败的行为，例如在获得医疗服务、处理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办理相关政府许可证以及法院判决时都可能会遇到腐败的事情。

　　柬埔寨某高级官员认为要探讨中国投资者与柬埔寨腐败问题的关系时，必须从行贿者和受贿者两个层面讨论。柬埔寨存在腐败土壤，部分中国投资者是在这种特殊的营商环境中，迅速适应并找到生存之道。当柬埔寨存在合法的网络博彩运营空间时，博彩业及其带动的相关娱乐产业都属于赚快钱的行业，这导致行贿金额越来越大，加剧了柬埔寨的腐败程度。腐败程度加剧，反过来又使中国投资者受累。

　　柬埔寨政府不能说不重视反腐，早在2010年《反腐败法》便已出台，腐败官员最高可获刑15年。2019年3月1日，洪森首相罢免了西港两位副省长孙顺和派文万那，并在其Facebook上直言：“今天，我决定要罢免西港副省长。我需要把鞋子里的石头和沙子取出来，才能更好地往前走。我没有太多时间与那些知错不改的官员说太多，因为我已经教育他们很多次了。现在，只要侵犯了人民的利益，老虎、蛇、老鼠、苍蝇一起打。”由此可见，洪森政府对西港的腐败问题是知晓的，并不断加强反腐的决心和力度。2019年8月柬埔寨又启动反腐工程，将受贿官员撤职、冻结财产及依法定罪。这些反腐措施的出台，有效地控制了赤裸裸地大腐败案件频发，但是柬埔寨的小腐败形势依旧没有发生根本扭转。两个因素影响了反腐成效，一是柬埔寨公务人员的薪资低，有依靠灰色收入改善生活的强烈动机。柬埔寨普通公务员的工资是200-300美元左右，金边皇家大学教授的工资也不过300多美元，难以维持在首都金边体面的生活。二是柬埔寨的政府体制内部已经形成了“买官卖官”的潜规则。例如，要当上某个级别官员需要用钱“买”，此后每个月还得向提携关照者“纳贡”。此外，笔者田调期间发现柬埔寨的公务员系统和军队中存在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有些公务员或军人，在企业谋另外一份差。平时基本在企业工作，偶尔才回原单位报到。据说这些人在原单位的工资需要和上级分享。这种制度的存在，不仅给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也制约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发展。这种畸形的官场生态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打破。这也是洪森首相三令五申加大反腐力度，却收效甚微的原因。滋生腐败的土壤加速了网络博彩公司在柬埔寨的崛起。

　　3.互联网技术使博彩的网络化成为现实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这个时代带来了深刻变化，在互联网大爆炸时代，很多事物被颠覆、革新。互联网与生俱来的社交属性与娱乐属性给博彩业的扩张和转型提供了条件。网络赌博是利用现代通信网络技术和金融支付手段进行的新型赌博活动，对传统博彩业进行了显着的重组和推动。宽带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一方面壮大了网络赌博，另一方面因其隐蔽性赌客容易抛开传统道德的束缚，抱着侥幸心理无视法律规定大胆参与。目前，在全球利用互联网组织和参与赌博的案件已处于高发态势，涉赌人员众多，涉赌资金庞大。

　　柬埔寨的互联网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快。1997年5月，柬埔寨通过与新加坡的链接实现互联网络化。澳大利亚电信公司（Telstra）第一个在柬埔寨启动商业ISP BigPond服务。这一时期柬埔寨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可谓是相当落后，2013年，柬埔寨采用中国信威公司的McWiLL技术，正式跨进4G电信网络时代。信威公司针对柬埔寨的地理环境，在柬实现了宏基站加微基站的组合技术方案，这次技术革新在柬埔寨的互联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这不仅使4G移动数据信号能够实现柬埔寨大部分地区的覆盖，还为室内密集覆盖提供巨大的数据容量，也大大降低了建网成本。柬埔寨4G移动互联网技术为网络博彩业提供了稳定的技术支撑。因此，有些东南亚的博彩公司直接把技术运营总部建在柬埔寨。柬埔寨的互联网技术应用是东盟国家的后起之秀。电信公司Smart Axiata在中国华为公司的支持下完成了柬埔寨5G网络现场测试，柬埔寨很可能成为东盟最早推出5G服务的国家之一。互联网技术不断的更新换代，为网络博彩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4.柬埔寨网络博彩业运营成本低

　　通过笔者实地调研发现，相对于发达国家或地区，柬埔寨博彩业运营成本相对低廉是必然的。实际上，即便是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柬埔寨博彩业也有成本优势。从与东南亚网络博彩胜地菲律宾的对比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网络博彩业的运营成本主要包括人工成本、物业成本、政府税收及签证、劳工证费用等方面。从人员薪资方面来说，柬埔寨网络博彩公司大部分员工都是中国人，底薪平均八千至一万元人民币，加上食宿医疗等，公司平均在一个员工身上的开销至少约1.5万，这还不包括业绩抽成。该项成本在柬埔寨和菲律宾没有太大差别。但是，菲律宾网络博彩公司按照“行规”每月需为外籍员工承担25%的个人所得税，每月的税款就达到20亿比索（4081万美元）。据菲律宾某大型网络博彩公司的内部人士透露，平均每人每月的税收高达2万多人民币。物业成本上，柬埔寨地价、房价近年有较大上涨，但总体仍比菲律宾便宜。菲律宾网络博彩业只允许在政府指定的帕塞、马卡蒂、阿拉棒等地区经营，这些地区房价、租金与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不相上下。2016年菲律宾的马卡蒂30平方米的公寓租金约4000-5000元人民币，同一时期柬埔寨西港特区同样面积的公寓租金只需500-600元人民币。税收方面，菲律宾对网络博彩公司征税不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而且极其高昂。2019年底，菲律宾众议院通过对博彩业征税法案，特许经营税从2%上升至5%。还针对单个网络博彩项目提出不同的收税要求，例如POGO实时远程桌面游戏税额为10,000美元，RNG游戏项目每月需缴税5000美元。柬埔寨没有针对网络博彩行业出台过专门税收政策，此外偷税漏税的情况也非常严重。签证和劳工证的费用对比同样显示出柬埔寨的相对优势。菲律宾专门为网络博彩公司员工而设的9G签证（包含劳工证以及一年内多次出入境）办理费用约1500-2500美元；而柬埔寨办理劳工证的费用200-300美元,一年内多次出入境的工作签证费用是300-350美元。

　　二、国际博彩业资本向柬埔寨迁移的大势推动

　　菲律宾政府整顿非法网络博彩行业后，不少由中国人经营的公司于是看中了运营成本低廉的柬埔寨。网络博彩行业曾经在菲律宾野蛮生长了20年，菲律宾政府试图规范这一行业，并重组利益格局。从2016年7月开始，菲律宾政府陆续关闭菲网旗下286家以网吧形式存在、实际带有赌博性质的网络平台，“休闲和度假村世界”（Leisure & Resorts World）旗下53个电子游戏也被封禁。2016年9月起，仅允许菲律宾娱乐和博彩公司（PAGCOR）合法发放赌牌。该公司为隶属菲律宾总统办公室的国有企业，是菲继海关、税务局之后的第三大财政收入来源。其发放的牌照截至目前不过60张，每一张都价格高昂。同年11月，菲律宾移民局、司法部和军队突袭“克拉克”度假村的非法网络博彩公司，共逮捕1000多名员工，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克拉克”是一个高档的私人度假村，曾经是美军基地，后来非法网络博彩公司扎堆，是“菜农”们心目中最安全的地方。紧接着，菲律宾突袭拉瓦格度假村和马卡蒂市区的巴甘地大厦，逮捕2000多名中国人。这些举措极大程度地压缩菲律宾非法网络博彩运营商的生存空间。中资在柬埔寨的网络博彩公司是从2016年底、2017初开始繁盛的，与菲律宾的强力管治时间耦合。

　　澳门博彩业走向下坡，某种程度上助推着柬埔寨博彩业的兴盛。澳门的入境旅客中来源地最多的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区占据了澳门90%左右的客源。澳门赌场絶大部分收入来自内地游客，有一种说法称民营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占了其中很大比例。2013年开始，中国加大反腐和反洗钱力度，占赌场收入约七成的贵宾厅的营业收入急剧下降，从而影响澳门赌场整体利润。澳门赌场还一直被外界视作洗钱的天堂。美国FTI谘询公司认为有中国官员通过“境内结算人民币，境外结算外汇”的方式把资金通过澳门赌场中介人换成筹码，之后再兑换成合法支票后用灰色市场网络转移到离岸银行账户。澳门和中国内地不断加强合作，打击利用澳门赌场洗钱的违法行为，令澳门博彩业一些“高端客户”却步，影响赌场获益。而柬埔寨博彩业刚刚兴起，还不像澳门那样受到政府管理部门的监管。此外，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博彩税率较低，这使其赌场更具有市场竞争力。澳门赌场的中介人佣金约40%;而在柬埔寨等国家中介人佣金可高达50-60%甚至80%。于是中介人纷纷把赌客往东南亚的赌场和网络博彩上引。澳门贵宾业务面临东南亚国家分流的压力。虽然这些国家的硬件设施及治安环境与澳门仍有明显的差距，但是由于其对博彩业的监管相对宽松，在澳门博彩业管制趋严的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对于部分内地贵宾赌客的吸引力有所增强。

　　赌博在中国属非法行为，披着“网吧”外衣从事变相赌博的游戏机厅也不断被严打、取缔，相关投资者于是往海外寻找空间。笔者访谈了福建连江专门从事游戏厅机生意的某投资者，他认为为举办上海世博会，中国警方对游戏厅等赌博性质的场所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整顿和严打使得这些行业在中国境内没有生存空间，只能向东南亚等法律法规不太健全的国家转移。东南亚的网络博彩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壮大。这批人中许多并未受过高等教育，但在柬埔寨等地获得巨大利润，有的大鳄身家甚至高达数百亿美元。“造富神话”的效应吸引了大量效仿者，“一夜暴富”的梦想驱使着人们不断地往柬埔寨涌进。

　　在柬埔寨非法从事博彩业人员一度难以受到法律制裁，其中原因复杂，例如针对涉及国内犯罪行为的海外调查取证困难。柬埔寨网络博彩公司的基地、员工都在柬埔寨，只有顾客是中国人。此外，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深知网络博彩在中国是非法行业，所以极其谨慎。他们早已形成自己的一套管理模式，管理上等级森严。公司管理上要用层层分解的模式，大部分人很难接触到公司的核心管理层。取证后的执法同样困难。网络博彩在柬埔寨一度合法存在。但这些网络博彩离岸公司，大部分赌客是中国人，这违反了中国法律。这里存在着违法界定、执法裁量的问题。有些网络博彩公司在柬埔寨当地找到“保护伞”，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也加大了执法难度。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2019年8月18日中柬两国联合执法之时。

　　第三节　柬埔寨中资博彩公司现状

　　柬埔寨博彩业主要分为赌场和网络博彩两种类型。本文主要围遶着赌场和网络博彩两个方面作具体分析。

　　一、赌场

　　1.数量

　　柬埔寨官方并没有关于赌场数量的权威数据。据媒体报导，2017年柬埔寨有营业执照的赌场98家，2018年上升至150家，同比增长53%。2019年，柬埔寨财经部长Ros Phearun表示，柬埔寨有163家赌场，西港占据了91个。2019年3月，笔者访谈了西港某大型赌场CEO，他介绍：“柬埔寨现约有240张线下赌场的营业执照，其中约90张在西港。”当时官方公开的西港赌场数量和笔者获取的信息基本一致，但全国数据与笔者调研有出入。按规定，1张营业执照只能合法开设1家赌场，因此240张赌牌中可能已有163张用于赌场营业，其余的还没有投入市场。博彩业发展速度过快，一些手握营业执照的公司观望市场走势；还有些人趁着政策宽松申请博彩执照，意在日后高价出售。2020年12月，笔者在柬埔寨田调期间，相关人士透露柬埔寨已颁发的赌场营业执照数量超过了300张。柬埔寨的赌场除了金边的金界赌场之外，主要分布在西港、波贝、巴域、柴通、柴祯、菩萨、白马和贡布等边境城市或地区。

　　2017-2019年是柬埔寨博彩业最火爆的三年，金界娱乐城的营业收入涨幅可以作为印证。金界娱乐城2017年的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增长了69.2%，2018年、2019年的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53.06%和33.46%（表4-1）。中国资本正是在这一时期涌入柬埔寨博彩业。西港是中资投资博彩业的重镇。中资背景赌场数量不详，但据笔者在西港访谈过的中国投资者反馈，大部分西港赌场是华人所有。

　　2.规模

　　与国际知名赌场相比，柬埔寨赌场规模相对较小（表4-2）。即使是金界娱乐城也无法与拉斯维加斯和澳门的赌场相提并论。金界娱乐城作为柬埔寨最大的赌场，现拥有1700间客房，600张赌桌和500台游戏机。金界控股2019年的收入分别是银河娱乐、美高梅中国和金沙中国的0.08%，29%和0.08%。柬埔寨赌场的规模需要严格遵守财经部发布的规章制度设立。赌场的赌厅、赌桌和老虎机数量都是根据申请执照时的数量而定的。因为赌场规模不同，申请执照时的价格也不同。但是柬埔寨存在着利用赌场作为掩护而从事网络博彩的现象。这类赌场规模很小，有的只有一个赌厅。这种极端情况在柬埔寨并不少见。2019年“8·18禁网赌令”颁布后，这类赌场要么转型专心经营实体赌场，要么只能关闭。

　　不同规模的赌场提供的就业机会不同。金界娱乐城2019的员工是8652名，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4%的员工为柬埔寨人。除此之外，大型赌场的员工达上千人；中型赌场的员工平均约为500－600人，这类赌场数量较多，大约有10-20家左右；小型赌场的员工上百人左右，这类赌场数量也较多，大约有70-80家左右；而为网络博彩作为掩护的门面赌场数量最多，规模最小，员工约二三十人。以上这些赌场的员工85%-90%是柬埔寨人，中国员工只占极少数，多以中高管理层人员和技术人员为主。从法规上说，这样的人员配比大体符合柬埔寨劳工部提出的“1:10”的员工结构要求，即雇佣1位外籍员工，就要同时聘请10位柬籍员工。因此，推算赌场直接解决当地人就业人数约为5-6万人。相比于网络博彩，赌场解决的当地就业数量是比较可观的。

　　3．经营模式

　　赌场的经营模式本质上是一样的。本文以金界娱乐城为例，该公司为上市公司，每年发布公告和财务报表，数据来源相对真实可靠。金界控股的博彩经营模式和业界其他公司一样。由贵宾业务、大众业务组成，大众业务又细分为中场业务和角子机。贵宾厅业务面向投注额高的富有人士，中场业务是各种轮盘、桌面扑克游戏及百家乐等。后两者一般情况下以各种散客为主，其收入主要来自于各种游戏的概率差异以及抽成。此外，金界控股的收入还包括非博彩的酒店、餐饮及娱乐收入。从表4-3可以看出金界娱乐城各类业务的占比情况。尽管其他赌场的规模比金界娱乐城小，但业务收入占比大致与金界娱乐城相同。金界娱乐城大众市场的收入与贵宾市场的收入相当，但是贵宾市场的毛利率却比大众市场低。贵宾市场的胜出率为2.7%,而大众市场大厅赌桌的胜出率是19.4%,电子博彩机的胜出率是8.8%。因为若贵宾厅输钱概率过高，客户资源容易流失至其他国家的赌场。因此，贵宾厅的业务胜在投注金额高，留住客户，利润自然可观。

　　二、网络博彩公司

　　1.类型

　　相较于赌场，柬埔寨的网络博彩更加引人注目。柬埔寨网络博彩数量和规模曾在东南亚首屈一指，当时的网络博彩属于“保护性禁止”类的限制性司法管辖。柬埔寨网络博彩公司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获合法网络博彩牌照的公司。这类公司牌照难申请，为数极少，但一般规模很大，员工可达2-3万人。在管理上属封闭式，外人很难进入。这类大公司一天的收入可能高达数千万元人民币，最高峰时据说日均收入上亿。博彩带来的巨大利润给了当地官员权力寻租空间，因此合法网络博彩牌照往往需要动用高层官员关系纔可能办妥。

　　第二类是借用或共享赌场经营执照的公司。此类公司一般是设在正规赌场的楼上。一楼门店开设线下赌场，二楼及以上分租给大大小小的网络博彩公司。柬埔寨政府颁发的执照虽有线上和线下功能，但是政府明确规定一张执照只能开设一家赌场和经营一家网上赌场。这些网络博彩公司“打插边球”，本质是违法经营。这类博彩公司数量最多，难以统计。其规模也大小不一，较大的有几百名员工，较小的也有几十名员工。

　　第三类是租在写字楼或民房里的小作坊。这些所谓的公司常常由几个人加几台电脑构成，自然没有合法的网络赌牌，也没有借用线下赌场做掩护。公司规模小，隐蔽性强，很难被执法部门发现。

　　2.数量及规模

　　持有合法牌照的公司数量容易统计；借用或共享营业牌照的公司数量，以及第三类租在写字楼或民房里的小作坊数量难知其详。一般认为，“8·18禁网赌令”前，除了金边以外，在西港、巴域、波贝等地的中国人约80%都从事网络博彩行业及相关延伸产业。通过估测在柬埔寨的中国人数量，可大致窥见柬埔寨网络博彩业的规模。

　　目前在柬埔寨的中国人数量并没有确切的官方数据。一是因为柬埔寨出入境管理部门存在管理漏洞。柬埔寨实行落地签证政策，给有关工作人员小费，可以绕过排队窗口直接出入境。这一部分人群是否録入出入境系统是存疑的。二是可以从柬泰、柬越和柬老边境地区偷渡进出柬埔寨。柬政府官方数据认为大约有50万中国人在柬埔寨，但是不少接受笔者采访的中资公司负责人推测中国人数量应有60-70万之多。2019年12月31日，柬埔寨移民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18禁网赌令”颁布后有447676名中国人离开柬埔寨（包括游客），主要从西港和金边两处口岸离境。按照除金边外80%的中国人从事网络博彩估计，最鼎盛时期大约有30-40万中国人在柬埔寨从事网络博彩，其中大西港圈约20多万，巴域、波贝约各有5-6万人，柴通、柴祯等地约有2-3万人。

　　3.经营模式

　　网络博彩从经营模式上可分为代理模式和非代理模式两类：

　　（1）代理模式。代理模式呈多级管理的金字塔结构。如图4-1所示，境外博彩公司处在金字塔的最顶层，主要负责搭建博彩网站或APP。这些公司也称为IT基础服务性公司，主要设立在菲律宾、柬埔寨、缅甸等管理较松散的国家。境外博彩公司通过每一级代理向下发展分级代理来扩大规模，操纵国内的博彩业务。代理商再通过各自的渠道做博彩推广吸引赌客。常规的推广渠道有贴吧、QQ群、短信、搜索引擎和社交平台等。赌客再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方式往境外博彩网站/APP充值并参与赌博。境外博彩公司再使用各种手段将网站/APP中的赌资变现。

　　代理模式的每一级之间层级分明，组织严密，互不相识。代理商主要通过佣金的方式实现盈利。佣金主要是“占成”或“返水”两种方式。“占成”是根据代理账号盈利状况核算，佣金为盈利额的一定占比；“返水”是按代理账号内投注总额核算。每一层代理商的佣金不同，且可享受一定比例的推广奬金。

　　代理模式中，推广是整个链条中最需要雇佣大量员工的环节，也是最“烧钱”的环节。大多数境外博彩公司都选择这种模式，以通过代理公司分摊推广成本。这等于把经营风险转嫁给代理商。如果代理商无法成功运营，那么前期投入的推广费用便有去无回。这是很多人在柬埔寨从事网络博彩却难以获利，成为所谓“炮灰”的原因。代理商承包一个盘口，前期的推广费用、人员工资、房租等投入大约达100-200万人民币。一位福建籍商人表示：“亏两三百万人民币卷铺盖回家者不在少数。”这种说法同时在其他几位访谈者那里得到了验证。博彩业里成功的标杆是少数，随处可见的是失败案例。

　　（2）非代理模式。非代理模式相对于代理模式，省却中间复杂的代理商环节，控制权更为集中。如图4-2所示境外博彩公司搭建博彩网站/APP，通过多渠道推广吸引赌客进行注册充值，所有的业务都有博彩公司全权操作掌控。这种运营模式较适用于规模较大的博彩公司。这类公司起步较早，已形成自己特定的商业模式，拥有稳定的推广渠道和顾客群体。因此，非代理模式可以说是博彩业的大鳄们使用的运营模式。因为搭建博彩网站/APP和业务推广是运营流程中投入最大的两个部分。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无法同时支撑这两个运营环节。曾在西港投资网络博彩的重庆籍商人的说法印证了这一观点，他说：“现在博彩行业的竞争激烈，只有那些起步较早且已经做成功的博彩公司可以全程自己运营，不需要分一杯羹给别人。”因此，在网络博彩行业真正赚到钱的是食物链顶端的软件开发者和大的博彩公司，而处在食物链底端的代理商们成功的概率就小多了。若一旦成功，带来的是巨额的回报。这也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原因。可以说，投资网络博彩本身就是一场赌博。

　　4.公司的组织架构

　　网络博彩公司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大部分博彩公司的基本架构是由人事部、推广部、客服部和行政部组成。人事部负责员工招聘；客服部负责充值和解答客户疑问；行政部负责后勤、安保等工作；推广部是公司的核心部门，主要负责赌客资源的开发和维护，吸引赌客充值下注。行话称负责博彩推广的人为“狗推”。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主管（行话称“狗主管”），主管直接对公司老板（行话称“狗庄”）负责。各个部门又下分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由组长单独带领由数人到十几个普通“菜农”开展工作。在博彩公司，每一个人拥有编号或者“外号”，不能使用真实姓名。网络博彩公司内部等级制度森严，部门之间相互独立。此举的目的应该是即便警方抓获，“菜农”们能提供的信息很有限。此外，为了防止被警方一网打尽，一些大的博彩公司会把公司的基地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是中国警方打击力度如此之大，而网络博彩却无法被彻底根除的原因。

　　除了有严格的组织架构之外，博彩公司有严格的办公场所的管理机制，外人难以进入。第一类大的博彩公司基本有专属的封闭式管理的园区，在园区内办公、食堂、宿舍一体化管理。有专业的安保人员把守，外人难以进入。这类博彩公司的员工有严格规定的外出时间。第二类共享牌照的博彩公司对办公大楼的管理非常严格，但对员工工作时间以外的生活管理较为松散。这类公司基本是租在独栋的办公大厦，这种办公场所也有专业安保措施，严格的出入限制。保安会对要进入办公大楼内的陌生面孔进行严格的排查、询问。不过，在中柬加大联合执法力度之前，这类博彩公司员工下班后是完全自由的状态。这群松散管理的“菜农”，是带动周边餐馆、娱乐业等兴起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治安问题，例如酒后驾车逃逸事故、打架斗殴等事件频发。“8·18禁网赌令”后，第二类、第三类网络博彩公司是打击的重点，这些公司或解散或搬离至缅甸、帕劳、尼泊尔、蒙古国等管制较松散的国家。第一类公司由于受到良好关照，大部分继续留在柬埔寨经营，但是对“菜农”们进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这类公司多位于配套设施齐全的工业园区或社区，里面有餐馆、酒店、KTV、会所等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与外界完全隔絶。员工须申请由人陪同纔可外出。这种封闭式管理杜絶了“菜农”与柬埔寨当地社会的密切接触，减少了由社会治安问题带来的批评和关注。

　　5.内部管理制度

　　博彩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批“菜农”在网上做推广并招揽赌客。“菜农”的入职门槛非常低，熟悉电脑的基本操作、会打字、中文流利即可。在柬埔寨当“菜农”的絶大多数是中国人或是会说普通话的华人，这是由顾客群体的特征决定的。博彩公司招聘的岗位主要有博彩推广、技术维护以及客服等职位。招聘途径多种多样，主要可以分为直接招聘和间接招聘。

　　直接招聘是指博彩公司人事部直接发布招聘信息，并负责员工的筛选、面试和到岗培训等。这一类招聘最主要的特征是不产生中介费。间接招聘是指通过猎头公司或中介机构招聘，这是较为常见的招聘方式。猎头公司在58同城、智联招聘等网站发布高薪招聘信息，进行社会招聘。当然还出现过中介机构直接将触手伸向校园，披着“科技公司”的外衣与大中专院校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企图以境外互联网公司游戏开发、推广、测试等岗位进行招聘，高薪诱惑应届生出国进入博彩公司工作。间接招聘模式根据员工的岗位薪资而产生不同的中介费。这笔费用由博彩公司付给猎头公司或中介机构，如果员工未工作满6个月离职时需要赔付中介费、差旅费等。除此之外，招聘触角还伸向了广大的农村地区。初中、高中毕业的农村青年如果到大城市的工厂打工，平均工资大约是3000-4000元左右。而前往柬埔寨当“菜农”的待遇是包吃包住，底薪8000元至10000元起。这样的诱惑让很多人难以抗拒，一些“农二代”青年不愿意像父辈们一样到大城市打工挣钱，又幻想轻松的衣食无忧的生活，柬埔寨的高薪“菜农”工作因此具有极强吸引力。尽管大部分“菜农”知道这个工作非法，但仍前赴后继，成为网络博彩得以存在的人力资源基石。

　　博彩公司关于员工跳槽或离职有严格的规定。“菜农”出国时，博彩公司会“周到”地协助办理护照、购买机票，落地柬埔寨后有人接应办入境手续。但是博彩公司随后通常会扣押应聘者护照，强迫其签署不合理的合同条款，规定若工作不满6个月离职需要赔偿中介费以及机票、签证等差旅费。普通“菜农”的中介费大约在3000-13000元，加上机票及签证等费用，价格大约是10000-20000元甚至更高。未达合同要求，若要跳槽至其他公司，则需要下一家受雇佣的公司带着赔付金“赎人”。不厚道的博彩公司在“移交”员工时还会加一笔“中介费”。这些“中介费”都是在受雇者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产生的。若再离职，就得重新计算入职时间和赔付金额。若想离职回国，需要直接赔付给受雇佣的博彩公司。如果本人赔付不起，博彩公司会联络员工在中国的家人赔付。正是这种赔付制度，衍生出许多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

　　来自四川的吴某说：“大的博彩公司管理较为规范，不会出现打人等违法行为。但是他们会‘家访’，直到收到赔付款为止。”有些“菜农”会逃跑或以暴力方式回应不合理的赔付金要求及严格的管理体系，打架斗殴、虐待、非法拘禁等违法事件因此频发。现实是进入了博彩业，要离开却非常难。一方面博彩业高薪轻松的工作诱惑大，疫情期间直航中断，依然有中国人试图从老挝、越南等边境偷渡前往柬埔寨。另一方面东南亚的博彩公司之间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所谓“通缉叛徒”的数据库，系统内上传了各公司“叛逃者”的户籍所在地、护照、身份证、电话、微信等详细信息，备注栏标明当事人“违规”事项。假如有人从柬埔寨“叛逃”，可以在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网络博彩圈对其进行“通缉”。

　　6.变现模式

　　网络博彩公司把服务器设在柬埔寨、菲律宾等政策宽松的国家，建立主要面向中国人的博彩网站。博彩经营产生的利润需要提现，否则前期博彩推广和销售的努力就付之东流。提现也是整条利益链中最重要、最难的一个环节。在警方的打击下，网络博彩公司不断规避技术侦查手段寻找生存空间，“创新”形成非常系统、庞大的洗钱产业链条。资金先经非法结算平台“洗白”后，在中国境内外完成提现。

　　行内人称为“水房”的非法结算平台，专门负责收钱、洗钱，方式已从以前的线下银行卡交易转移至网络支付。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是较为常见的提现手段。较为流行的做法是大量购买个人的“四件套”和企业的“八件套”，用以申请银行账户，开通微信支付、支付宝、银联支付、百度钱包等。“四件套”是指身份证照（正反面）、实名制手机SIM卡、银行卡和网银U盾。“八件套”除了法人的“四件套”以外，还包括了企业资质材料。两种较为常规的做法，一种是在境外通过二维码完成支付后，在境外提取现金。在柬埔寨的博彩圈催生了这样专门的行业，利用二维码转账汇款，赚取3%的手续费。这只是产业链最底层人员的收益。处在产业链顶端的手续费高达20%-25%。这些微信、支付宝的实际主人可能是被出售“四件套”的个人。此外，还有人用收购来的四件套资料在电商平台上开网店，发布正常商品，假装购买和发货；再把付款链接换成二维码放在博彩网站中；赌客充值赌资时直接扫码购买，相当于在电商平台买了等价的商品。如此一来，赌资的充值行为变成了电商的购买行为。

　　第三方支付平台需要牌照，具有严格的风控和监管，这催生了第四方支付平台的兴起。第四方支付是指未获得国家支付结算许可，违反国家支付结算制度，聚合了支付宝、财付通等正规第三方支付平台，通过大量注册商户或个人账户，非法搭建的支付通道。第四方支付平台的实质是介于商户和电子支付平台之间的“中介”。免去了商户与支付宝、微信等电子支付平台一家一家谈判、签协议等繁琐的手续，统一形成一张通用的可支付的二维码。目前，第四方支付属于监管的空白地带，成为博彩网站的金融结算中心。网络博彩等公司利用第四方支付平台提现主要有两个关键的操作流程：一是利用“四件套”、“八件套”申请第三方支付的账号。二是利用已申请的第三方支付账号进行伪装交易。通过上述建立的“第三方支付”账号后，再搭建网络平台收取客户资金，承担相关黑灰利益链条的资金结算工作。伪装交易的类型五花八门，手段纷繁复杂。可以说，第四方支付平台在赌客和博彩网站中间充当一个“中介”，把赌资层层漂白，最后统一归集到“狗庄”的收款账户中。这些变现模式也早已形成完整的洗钱产业链，但中国公安部实施的“断卡2020”专项行动有效扼制了此类违法犯罪行为，对防止中国资金大量外流起到积极作用。

　　第四节　博彩业的影响

　　一、税收、就业及产业带动

　　1.竞争机制和国际资本进入，加速柬埔寨博彩业发展

　　外国资本进入后推动了柬埔寨博彩业发展。2010年以后，柬埔寨政府加快了赌场牌照的发放，西港、波贝、木排等地的新建赌场数量猛增。由2012年的24家增长至2019年的163家，仅7年时间翻了5.79倍。增长速度最快的当属2017-2019这三年。仅2018年西港就有37家在建赌场，波贝有10家在建赌场，巴域有2家在建赌场。现在，柬埔寨云集了九大国际娱乐博彩集团，其中以星际娱乐博彩集团、皇冠集团娱乐博彩、云顶集团、澳门何氏集团等规模较大。这些国际资本的进入，标志着柬埔寨的博彩业走向竞争与开放，走向国际舞台。为了迎接竞争，本土赌场只能进行企业革新以防被市场淘汰，主要的措施有改革内部管理制度、控制营运成本、强化员工培训、扩建和新建赌场、完善硬件设施等。在竞争机制的推动下，促进了柬埔寨博彩业服务水平、服务质量的提升。柬埔寨博彩业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有机会发展成为区域内综合性、多元化的博彩旅游中心。

　　2.增加税收，带动就业

　　赌权开放引入了竞争的机制，激发了柬埔寨博彩业内在的活力，对增加税收和解决就业起到积极作用。柬埔寨政府的赌场税收政策是线下赌桌1500美元/月，老虎机300美元/月；网络博彩合法时，按电脑台数纳税，一台电脑200美元/月。2018年，柬埔寨博彩业的税收总额是5000万美元。2019年增加到约8000万美元，占柬埔寨国家税收总额（28.19亿美元）的2.8%。尽管柬埔寨博彩业纳税占总税收的比例不高，但是这部分资金对当地政府的社会治理、民生投入起到较大补充作用。博彩业创造的大量工作岗位，为解决当地就业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按上文的推算，赌场直接解决当地就业人数约为5-6万人。通过关联行业产生的间接就业潜力更是巨大。

　　3.带动其他行业发展

　　柬埔寨博彩业对经济有带动作用，不仅促进地产业、建筑业兴起，也刺激着旅游业、娱乐业、餐饮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西港是典型得益于赌场和网络博彩的兴盛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城市。2016年国际资本进入西港博彩业后当地住房需求迅速上升，特别是不少中国投资者前往当地投资酒店、餐饮等服务性行业。截至2019年6月底西港有156家酒店和客栈，中资企业占150家；有436家餐厅，95%由中资企业投资。酒吧、夜总会等娱乐场所也在这三年之内快速发展，最高峰时期大约有2-3万的娱乐业从业者。而此前西港不过是一座2-3万人口规模的小城。“8·18禁网赌令”颁布后，大量中国人撤离西港，当地房地产市场以及相关产业几近崩溃。西港变成了“空城”，这从反面印证了博彩业对当地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

　　二、物价及社会治安方面

　　1.推高物价

　　中国资本为主的外资进入柬埔寨，给当地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也给社会生态带来严重问题。柬埔寨开放赌场经营的城市，其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居民的生活成本大幅提高。物价高涨的原因一是因为短时间内涌入大量中国人，必然打破原本的供求关系，拉高物价；二是博彩业者来钱太快，容易一掷千金。尽管西港一直存在着针对本地人和外国人两个价格体系，即相同的物品对本地人的售价比外国人低1/2到1/3。但是随着外国资本的涌入，本地物价水涨船高。这对于月平均工资200美元的当地人来说无力承受。西港的一位嘟嘟车司机告诉笔者：“（大量中国人到来）以前，在西港1餐花1美元就能吃饱；现在一餐要花3美元，有时还不一定吃饱。”再者，博彩业的发展，各种娱乐场所、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带动了房地产价格大幅攀升。部分西港本地人把房子或者土地出售或出租给中国人，搬到其他城市生活。在西港无房产者只能在偏远郊区租房。高企的物价严重地挤压了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

　　2018-2020年笔者在柬埔寨田野调查期间发现，新冠疫情爆发前，主要城市金边、西港、暹粒以及边境允许赌场合法存在的城镇物价与中国一线城市上海、广州等地不相上下。西港的“沙县小吃”1碗拌面或馄饨的价格是4-5美元，十几平方米的小吃店租金达7000美元/月，且每隔一两个月便上涨一次，菜品价格亦随租金相应调整。西港当地普通民众月平均工资不高，但承受的物价水平堪比中国一线城市。柴通、柴侦、巴域等边境地区的物价也因博彩业的存在而畸高，其物价与广州、厦门的消费水平相当，甚至更高。

　　2.博彩业利益被小部分人群垄断

　　博彩业形成的财富相对集中于投资者、有产阶层（拥有土地和资源的人）以及政府官员群体，普通的民众很难直接享受到相关福利。税收方面，尽管博彩业每年向政府纳税，税收可用于教育、医疗等民生工程的建设。但相比于澳门、拉斯维加斯、新加坡等博彩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柬埔寨博彩业的纳税总额并不高。这除了柬埔寨税务系统不完善之外，还存在着“权力寻租”的腐败问题。柬埔寨民众抱怨：本该上交国家财政的税收换了一种形式进入了官员个人的口袋。博彩业带动之下的关联产业的兴旺，也没有让当地百姓直接受益。因为部分中国人闭环式的商业模式难以直接惠及普通民众。传统观念认为，中国加大对柬埔寨的投资，改善柬埔寨的基础设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保持GDP年平均7%的增长是惠及柬埔寨最有效的表现。然而，事实上很大一部分中国企业在柬埔寨只做中国人自己的生意，和柬埔寨当地的族群几乎完全割裂开。以西港某著名房地产项目为例（图4-3），中国开发商在西港购买土地，使用中国的承建商、从中国人手中购买建材、租用中国人的机械设备，甚至大部分雇佣中国建筑工人。大部分工人喜欢在中国人开的超市、酒店、餐馆消费，而很少和本地人产生商业往来。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是语言不通，存在沟通障碍，影响沟通交流的效率。二是文化差异影响商业交流的顺畅。三是在柬的中国人拥有敏鋭的商业嗅觉，能迅速捕捉到商机，抢占市场先机。四是中国人吃苦耐劳，为了赚钱可以牺牲假期时间提供各种商业服务，效率高竞争力强。因此，中国投资者在柬埔寨形成相对封闭的商业圈子。普通民众当下时刻无法直观感受中国投资益处，甚至觉得权益受损，必然心生反感。

　　3.博彩业使柬埔寨洗钱行为猖獗

　　网络博彩洗钱的方式多，规模大，成本低、风险小，危害重。除了网络博彩公司本身需要洗钱之外，还有很多“脏钱”通过网络博彩这个渠道“洗白”。2002年美国法律执行委员会在年度报告中说：“网络赌博絶对是洗钱的‘快车’，钱的数目大，流动快，具有国际性，幷且地点多在偏远地区，这些特点使网络赌博极易成为洗钱工具，并难以抓住证据。”利用网络博彩进行洗钱，对全球反洗钱工作形成了严重挑战。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组织长期以来认为柬埔寨极易受到有组织犯罪集团洗钱的影响。2018年，旨在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全球反洗钱监督机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将柬埔寨列入“灰色名单”。柬埔寨能成为洗钱犯罪团伙的目标，有以下几重原因：一是如FATF在报告中所说的“柬埔寨的司法系统腐败程度很高，柬埔寨也缺少调查金融犯罪的意愿”，这给洗钱集团有了可趁之机；二是柬埔寨银行业发展得较快，能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对接与合作。但是银行业的各项制度不够健全，有管理漏洞可钻；三是网络博彩是依托互联网进行的赌博活动，而互联网的无国界性进一步增加了调查这些洗钱行为的难度。柬埔寨被FATF列入洗钱的“灰色名单”后，不仅会阻碍良性资本进出柬埔寨投资，也将进一步影响柬埔寨正常的国际贸易合作。

　　4.衍生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

　　博彩业兴盛之处必然有夜总会、酒吧等娱乐场所兴起，并伴随有毒品交易、人口走私、枪支贩卖等犯罪行为。柬埔寨媒体上常有关于博彩业所在地区的恶性治安事件的报导。有人把相关地区的犯罪行为总结为“飞车边、爆头港、跳楼贝、艾滋牌”，指金边飞车党横行，西港多发枪击爆头案，波贝频发坠亡案件，木牌则艾滋病泛滥。这些社会治安问题在柬埔寨引起极大的反响，尤其是西港的犯罪事件频频见报。一位在中国留学过的柬埔寨华人告诉笔者：“部分民众认为是中国人将黄、赌、毒及色情业带到了西港，赶走了欧美国家的游客，破坏了西港昔日的安宁。”此外，中国“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使部分涉黑组织及人员潜逃至东南亚，柬埔寨也是他们的落脚点之一。这部分素质较低且带有黑社会背景的人员涌入西港，惹事生非、街头斗殴事件频发，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8·18禁网赌令”后，部分黑社会成员跟随着网络博彩公司及人员撤离至其他国家，但有一部分依然滞留西港、贡布、菩萨等地。2020年3月，新冠疫情在柬埔寨爆发之时，洪森政府下令关闭了赌场、KTV、夜总会等娱乐场所。涉黑背景人员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没有收入来源的这群人让西港的入室盗窃、抢劫、黑吃黑等恶性事件频发，产生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

　　当然，当前西港等地的社会治安问题在中柬警方的联合执法下已有所好转。自2019年以来，中柬在取缔网络赌博、打击犯罪、执法能力建设等方面成效显着，双方启动联合严打专项行动，聚焦重大案件，联合打击恶性暴力犯罪、电信网络诈骗、跨国贩毒和组织偷渡等，抓捕遣返各类在逃犯罪人员，加强出入境管控、执法能力建设合作，持续支持“平安西港”建设，切实维护两国安全和社会稳定。

　　5.“社区赌博化”问题

　　所谓“社区赌博化”指居民所生活的社区被浓厚的娱乐场所氛围包围，从视觉感官上、心理上、日常的生活中，形成全新的三维立体博彩空间，社区的邻里周边乃至家庭亲人等都处在赌博环境或是与赌博相关产业的包围之中。尽管柬埔寨政府严禁本国公民参赌。但当地人很容易接触博彩资讯，可畅通无阻地进入赌场。耳濡目染中，一些柬埔寨人改变了“万恶赌为先”的传统观念，赌博带来的道德罪恶感下降，社区伦理约束与舆论谴责的效力弱化。社区赌博化不仅败坏当地社会风气，还衍生出病态赌徒的问题。病态赌徒是指容易产生赌瘾，沉迷赌博无法自拔，参与赌博成为强迫性行为的群体。高棉语中有古谚称“赌博总是摧毁（生命）”（lbaeng taeng vineah），然而病态赌徒却觉得“赌注要越来越大才觉得过瘾、刺激，通过增加赌博次数来获取快感”，后果可能包括家庭暴力、离婚、债台高筑、破产以及危害社会的极端行为等。

　　中国的金融和社会秩序受到境外博彩业冲击。根据中国新闻网报导，中国公安部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每年由于赌博而流到境外的资金超过6000亿元。网络博彩公司通过软件设计，操控赔付率，使许多赌徒倾家荡产，引发严峻的社会问题。猎网平台数据显示，在2017年，中国境内“博彩诈骗”的涉案金额，共计已经达到5977.6万元，人均损失36853元。此外，网络博彩网站不仅提供赌博，还存在着淫秽色情和诈骗等互联网犯罪行为。这类犯罪行为门槛低但危害大、蔓延快，存在“抓不到人，查不清钱，难以固定证据”的打击难题。网络博彩还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已发现有些非法网络赌博网站利用赌徒心态开发的“作弊软件”包含病毒或间谍软件，窃取个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