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然而，当前乡村治理的实际情况过度依赖自治和法治，德治未得到足够重视；同时，德治作为一种柔性管理手段，主要依靠精神力量和习俗传统来约束村民，由于不具备实体组织架构和制度权威，所以经常被随意破坏，屡屡出现失德现象。本文以余姚市邵家丘村“道德银行”实践为例探索社会变革大背景下乡村德治实践，探寻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从而在乡村治理中牢牢把握德治定位，充分发挥德治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

　　一、如何裂变：乡村德治之衰落表现

　　费孝通先生在剖析乡土社会的结构特点时，提出了“熟人社会”的概念。贺雪峰在借鉴“熟人社会”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半熟人社会”的概念。当前我国乡村正从“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同时，乡村德治正面临一个双重消解的尴尬局面，即：一方面内生性的、乡土社会的治理体系没有了，另一方面嵌入式的、依靠高度组织化和集体化的乡村治理也没有了，乡村治理出现大量的真空。

　　（一）德治内容失范

　　农村传统熟人社会全体村民累世聚居，产生了对道德情感、是非标准、行为方式、理想追求等方面的一致认同，形成了村落共同文化并固化为共同遵守的各种程式。然而，乡村诚信道德观念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蚀，传统的农村道德规范以及社会准则遭受冲击，“利字当头”引发了农村的礼崩乐坏、道德崩塌，乡村从文化共同体转向纯粹的地理共同体。比如，农村天价彩礼、薄养厚葬、人情攀比等不良风气兴起，打牌赌博和封建迷信等落后于时代的文化活动滋生，甚至还萌生了低级文化、庸俗文化和色情文化等不健康的文化因素。

　　（二）德治载体萎缩

　　随着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一方面，众多农民外出打工，老人和孩子留守村中，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农民缺乏组织带动和联结，没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缺少利益纽带和情感纽带。打工二代之间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群体，彼此收入、财产和社会关系等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尤其是我国东部地区，农村出现“人口倒挂”现象。这些外来人口不再顾忌熟人社会的伦理道德，不受当地传统乡村德治约束，激励措施与舆论压力难以形成，村规民约开始失效。

　　（三）德治桥梁减少

　　村民丧失了共同参与、相互帮助的舞台，村民之间不再相互依赖，联系日益松散。传统乡村文化的解构使得各种习俗、习惯和仪式不再神圣，村民共同参与祭祀、节日等活动大幅减少，缺少村落自我认同、村民相互交流的平台。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市场因素不断渗入农村社会，农业现代化具有市场化、工业化、社会化、城乡一体化的内涵，农业发展方式转向机械化和雇工化。村民的交往方式随之改变，社戏、庙会、杂耍、串门聊天等往昔的休闲方式逐渐淡出了农村社会，逐渐被电子智能设备替代，村民之间往来频度大幅降低，日渐成为最陌生的邻居，关系生疏，村落共同体解构。

　　（四）德治抓手难觅

　　德治的本质是以道德规范来实现对村民行为的约束，但道德看不见、握不牢，“缺抓手、少参与、难抓实”是乡村德治面临的一大难题。此外，德治只具有软约束力并能起到引导作用，在实施手段和效力上很难与法治相比较。部分农民还存在随地吐痰、乱倒垃圾、不遵守交通规则等不文明行为习惯，若只依靠教育劝说而没有强制的约束机制以及科学的激励机制，很难有效改善不良风气。

　　（五）德治动力不足

　　乡村德治运行的激励惩罚机制是主要利用乡村社会中的舆论监督、信用激励、面子处罚等非正式约束，使得乡村德治的运行具备激励性与惩戒性。但是在乡村德治的实践中，由于自身素质水平与认知能力有限，部分村民对“乡村德治”实施的目的与意义缺乏深刻的理解，以至于乡村德治中的激励与惩罚措施流于形式，难以持续有效地发挥作用。此外，由于乡村熟人社会的消解，村民个体间的信用网络随之消解，“面子”和“信用”作为激励手段发挥效果有限，使得乡村德治的激励惩罚机制驱动力不足。

　　二、为何裂变：乡村德治之衰落原因

　　（一）村庄撤并

　　根据数据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我国有48.9万个村委会，2012年第一季度我国有59万个村委会，十年间全国村委会缩减17.12%。村庄结构改革是乡村德治衰落的客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村民之间的距离，加深了村民之间的隔膜。行政村是国家按照法律规定而设立的农村基层管理单位，区别于自然村下的熟人社会，行政村是半熟人社会。一是村际空间及地缘距离较远，在物理空间上造成了交流阻碍。二是在行政村内部，原自然村各自为阵，村民缺乏公共生活，关系较为陌生。

　　（二）人口流动

　　一方面，本地人口大量流出。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后，村民分为留守和在外两大群体。首先，对于留守者，由于年老死亡、居住分散、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老年活动辐射有限，他们习惯的串门聊天等社交方式日渐缩减，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农村独居老年人，来往越来越少，逐渐成为“留守在屋”者。其次，对于在外者，即使是儿时亲密无间的伙伴，由于务工区域不同及家庭、工作、生活等投入大量精力，同村人的感情交流大大限制。而且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习俗的影响使彼此的关注、爱好等开始改变，关系开始生疏，逐渐成为陌生人。最后，对于留守群体与在外群体之间，由于无法保持长期紧密的联系，两大群体间生疏感日渐明显。

　　此外，由于务工时间长期化，受打工地生活习俗等的潜移默化，大量农民对外出打工生活逐渐适应并有了比较稳定的预期，产生了对打工地的认同，而对家乡开始淡漠。这种淡漠在打工二代的身上更为明显，他们随着父母生活在城市，或是在留守祖父母与外出打工父母之间流动，几乎从未参加过农村劳动，没有乡土情怀，也不认同农村生活。他们虽是父母所在乡村的村民，但对父母所在村的大多数村民来说，他们却又是一个相当陌生的群体。

　　另一方面，外来人口大量流入。“外来”二字本身就带有地域歧视的属性，外来人口天然地与本地居民存在者隔阂。加之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本地居民认为外来人口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低下，是造成村庄脏乱差的主要原因，因此产生排斥和鄙视心理，加剧了隔阂，甚至出现冲突矛盾。这也导致了外来人口的乡村认同感与归属感低下，两大群体关系陷入恶行循环。

　　（三）思潮冲击

　　随着社会发展，村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与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接受外来思想的机会也随之变大。加之现代社会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是电视手机等智能设备等强力渗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村落共同文化。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下沉到农村，乡村社会阶层龢利益格局重新配置，物质利益的诱惑对村民原有的道德观念产生猛烈冲击。村民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展开利益博弈，冲突和摩擦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现代传媒过多强调休闲娱乐，以致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等充斥着村民生活，庸俗的价值观日益渗透着乡村的传统道德文化，失序与失范、错位与越位交替出现。

　　三、如何焕新：“道德银行”之制度构建

　　余姚市邵家丘村“道德银行”使乡村德治的内生秩序重焕新生，通过道德与信贷精准“联姻”，把无形的“道德资产”变成有形的信贷资本，推动全村农民共创富裕富足、和谐美好的幸福家园。“道德银行”的信用评价体系把村民内心对公序良俗的信念外化，幷且给村民的社会参与借力，帮助村民进行尚善崇德的主动表达。这一信用评价体系也是沟通村民诚信与公共信任的桥梁，既可以反映公民诚信状况，又为公共信任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道德积分制度：乡村德治有章可循

　　只有明晰定位，抓住虚无缥缈、消失殆尽的乡村道德，牢牢把握着力点，才能有的放矢。“道德银行”创新性地提出道德积分制度，将基本行为规范和公序良俗纳入评价内容，制定科学的评议标准，确保道德评议有据可循、有章可依。并依据村民自评、他评使道德转化为具体分值，使无形道德有形化。道德评议标准以“遵纪守法”“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志愿奉献”4大方面以及3条一票否决项目为评分依据产生道德积分，其中一票否决项目2条为法治否决项。这样一套评定标准体现了以法治为底线、以德治为主要内容的精神内核，既是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又可以追溯到传统村落共同文化对现代农民是非观的深刻影响。

　　（二）激励惩罚机制：乡村德治长效运行

　　除瞭解决了乡村德治如何运行外，“道德银行”还解决了当前乡村德治所面临的内生力缺失等最大的痛点。从激励约束方面看，其最大限度地遵从村民的社会心理并进行改造创新，从而实现其新时代的使命，这一点非常适应于当下村民具有充分自主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承前启后，生生不已

　　“道德银行”首先作为一项乡村德治实践，有效利用了舆论监督、信用激励、面子处罚等非正式约束手段。也由于乡村社会半封闭的特征，村庄里的消息传播十分迅速，加之现代舆论传播工具的日益发达，如乡村微信群等的运用，更加使得“乡村舆论”自发地具备了日常监督的作用。“道德银行”除了展开道德评议，还依托三级评议开展各级好人评选活动，聚焦并迸发了“面子”和“信用”的激励作用。

　　2.需求导向，独树一帜

　　构建道德授信类别并分类授信是乡村德治的新型激励惩罚机制。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德治找到了人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切合点，把无形的道德资产变成有形的信贷资本，使过去只是无形的、在精神层面上得到认可的道德问题，如今能获得有形的物质回报，顺应了村民的经济理性。

　　“道德银行”发挥金融活水作用，以户为单位，设立道德档案并依据评定的道德积分开设道德账户，解决了农村扺押难、担保难的融资难题，满足了村民贷款需求。道德积分在80分以上村民在满足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等基础条件上，根据“三有三无”原则——具有固定住所、有确定职业、有稳定收入，无不良记録、无过度融资、无负面评价——施行分类授信。道德积分除影响准入外，还影响贷款利率和贷款额度。

　　此新型奬惩机制不是单调的正负反馈也消除了主观因素的决定作用，而是多元化、客观化、精细化的结果反馈。村民的道德行为无需达到高标准就能得到道德贷款，促使村民从小事行善施德，积小善为大善，积小德为大德，让群众形成道德建设的自我推动力。

　　3.远近兼顾，精益求精

　　“道德银行”金融贷款满足部分村民迫切需求，其提供的社会服务则满足了全部村民的长远需求。村民道德积分高于80分且未发生过刑事案件、信用不良等情况，就会赋予“德码”，可在余姚内享受各类礼遇。“道德緑卡”作为“道德银行”关爱礼遇的身份凭证，对三级好人分别授予三级“道德緑卡”，持卡者除了享受银行优惠贷款外，还享受300多项社会关爱礼遇，为好人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服务，激发广大群众“崇尚道德、践行道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弘扬了“好人好报、德者有得”的社会氛围。

　　四、何以焕新：“道德银行”之嵌入路径

　　如何确保道德评价体系的公平公正？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组织原则遵从“差序格局”，社会关系的圈层如同投石入水所形成的涟漪，是逐渐一个人一个人推出去的，而人与人之间相对圈层的所在是由血缘、地缘、社会地位和势力而决定的。道德评议在传统“差序格局”的框架下难免会受到人情因素的影响，使得评议缺乏客观性、公正性。同时，从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人际关系疏离和村庄非亲密化使道德互评依据不足，道德评议存在盲目性与随意性。

　　“差序格局”任然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根本模式，“道德银行”没有摒弃传统的微观治理方式，而是选择嵌入，顺势而为是其成功的关键。通过搭建科学的道德评议组织体系和道德评议机制，“道德银行”使新型“差序格局”得以实现。

　　（一）“差序格局”的扬弃

　　“道德银行”嵌入传统微观治理单元，在行政村层面组建“道德银行”网点,并成立由行政村负责人、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先进人物、德高望重者等组成的道德评议小组。行政村层面充分发挥“微网格”作用，将全村划分成30个“微网格”，动员“微网格”内的党员骨干或村民代表自愿担任“微网格长”，利用他们“距离近、人头熟、情况明”等优势，每季度同村干部一道，义务进行道德积分评定工作。数字化时代的产物如网格长交流群和村民交流群能及时精确反应情况，为村庄重搭了关系网络，使得村民的沟通更加明瞭、密切，拉进了村民间的关系。由于交流的频繁化使村民间相互熟悉，出现的嫌隙也会变少，社会信任也将更加牢固。“微网格”作为“道德银行”体系的基本单位正是对“差序格局”的传承与创新，这一微观自治单位主要利用了地缘差序结构，而弱化了血缘差序与势力差序，顺应了传统“差序格局”仍然隐存的现实。更可贵的是，依托大数据改革，“道德银行”有效缓解了线下评议碍于面子而不好意思打低分而使真实评价难以表达，线上移动服务平台给予评议人一个隐秘的不被他人干涉的空间，表达真实的道德判断，实现道德评议的真正价值。

　　（二）“差序格局”的扩张

　　“微网格”及行政村作为微观治理单元只是自治与监督的基本单元，并非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村民道德同样受到来自外在之力的评议与监督，需要通过多领域、多层次的个人信息分析研究，确保产生的道德积分更加公平公正。这就扩大了传统“差序格局”所构成的人情社会，因此要构建乡镇层面及市级层面的道德评议组织。乡镇层面组建“道德银行”支行，并成立由乡镇相关负责人、各行政村负责人、相关部门派驻机构负责人组成的“道德银行”支行工作小组。市级层面组建“道德银行”总行，并成立由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市金融办、市发展和改革局、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人民银行余姚支行等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市长兼任组长。依靠市大数据局的信息资源，“道德银行”建立以法治为底线的准入模型，主要体现在对村民违法违规行为的考察。通过大数据调查村民是否存在犯罪记録，是否有行政处罚，是否诚信纳税，是否有法院被执行人信息等等，无负面信息即可准入。此举措在传统村民道德自评互评、上级部门评议的基础上通过大数据调入政务数据共享介入道德评议环节，相当加入了政府、公安、工商、财税等部门对村民道德积分的审议环节，将“差序格局”扩张至国家，并将道德评议立于法治基础之上。

　　（三）“差序格局”的突破

　　“道德银行”打破了传统“行政网格”的限制，将道德评议单元分为“行政网格”和“单位网格”。不同于行政网格是根据基层社会治理“一张网”进行划分，单位网格主要由城乡机关事业单位和规上企业构成。这一体系不仅使道德评议多元化进而科学化，还鼓励村民除了在小群体内相互帮助、遵守秩序，还要有更宽广的胸怀、进行更广泛的社会参与。

　　（四）“差序格局”的融合

　　道德评议是“道德银行”贷款的主要影响因素，但网格化评议模式不能完全取代银行客户经理入户调查，三级评议仍然需要客户经理进行实地评议，这是“道德银行”的基础。银行评议模式融合了“差序格局”的不同圈层，使贷款操作更加便捷、贷款标准更加科学，与乡镇街道、村社老百姓更加接近，真正体现金融为民、普惠金融的理念。

　　银行评议采取“背靠背”模式，评议期间实行“四眼原则”，即网格长评议、村干部评议时，需要由客户经理、风险经理等共同参与；客户经理评议时，需要与“关键人”共同参与评议。“关键人”可以是村两委成员、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品正气的贷款客户、有威望的个人等。对于不同的客户采取不同的具体评议模式：一是对于批量入住的客户，采取“1+1+1+N”的“一格多员”网格管理模式，“N”由网格民风确定。客户经理作为最后评议人，通过找到“关键人”，即：每个网格要有一个网格长、1个村干部（村干部人数可以设多个，但只要有一个人完成评议即村干部评议结束）、一个客户经理、N个其他评议人员（人选可以参照关键人，支行根据网格村风、民风确定人数）。二是对于零星入住的客户，采取零星评议的模式，客户在完成自评后，客户经理找到“关键人”完成对客户的道德评议。

　　银行的评议模式诠释了内外联动相结合的评议：“关键人”代表着“差序格局”的内圈层，充分发挥乡其代表客观公正、在乡村富有威望和人缘的优势，幷且掌握评议对象的“软信息”发挥银行与客户的桥梁作用。客户经理和风险经理代表着“差序格局”的外圈层，掌握评议对象的“硬信息”，其共同参与增添了评议的科学性与金融贷款的风险把控，注入现代化、市场化的因素。

　　（五）“差序格局”的连接

　　数字化改革是“道德银行”一大亮点，实现了从“人工评议”到“数据跑腿”，提高效率与信息共享。村民可以通过移动服务平台随时随地自主完成道德自评、村社评议，社保、工税务、公安等政务数据通过大数据调取介入道德评议环节，改变原先线下逐级评议、人工审核、纸质传阅等带来的繁琐手续，节省了许多不必要的时间、人力成本。此外，“道德银行”从线下搬到线上后，也扩大了原先受惠群体数量，提高了受惠程度。以往由于数据的不共享性或者不便捷性导致地区间不太承认对方地区群众的道德积分，群众所能享受的优惠只能在本地区范围内，而这个地区往往是极其狭窄的。但如今，依靠大数据实现了数据共连，个人实现多地区优惠共享。

　　五、结论：乡村德治之经验推广

　　基于乡村社会逐渐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这一基本乡情，传统礼俗秩序让位于现代平等交往，村民的契约意识增强，经济理性成为村民处理相互关系的最主要准则，治理方式要向现代法治方式转变。余姚“道德银行”的德治实践，既承接传统治理资源又开拓新的治理模式，可总结出以下可推广经验：

　　第一，余姚市“道德银行”作为一项由市委市政府牵头的乡村德治实践模式，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坚持以人为本的普惠金融理念，抓住了农村切身利益的需求，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政府介入为乡村德治增添了法治保障，改善了德治只具有软约束力的作用。

　　第二，“道德银行”运行过程中的奬惩制度、评分细则以及资金人才分配方法均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做到了资金合理调配、奬惩公开透明，形成了全面的制度供给，是规范和约束村民行为的一种依据，不仅使国家制度规范在乡村基层贯彻落实，还将“隐性”的村规民约显性化、规范化。

　　第三，“道德银行”以实现“道德理想国”为目标，搭建了一个新型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治理主体包括政府、乡镇街道、村委会、银行、村民，多元主体构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凝聚社会多元力量。第四，顺势而为是“道德银行”得以嵌入的关键，既尊重并改造传统乡村德治模式，又增添瞭如市场化、智慧化的现代化因素，为乡村德治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