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将人才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举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的政策概念，党的十九大以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目标与内涵做了详细的阐述。总的来说，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就是和谐稳定，根本内涵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主体是党委、政府、社会和公众通过合作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位于偏远山区、劳动力外流严重的贫困村面临空心化的难题。古村修复后如果没有人能够长期居住则无法实现村庄真正意义上的活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乡村已经进入乡村更新阶段，面对城市市民下乡带来的新的居住需求，通过自下而上的参与式乡村社区营造，促进乡村振兴和乡村生态价值实现。如何能够让年轻人留在乡村重建乡村社会秩序，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发展问题。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物流网络的发展，乡村突破原有的地理位置局限和发展瓶颈，使人才进入乡村、留在乡村成为可能。与此同时，乡村进入更新时代，新一代年轻人开始选择新的乡村生活方式，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较低的生活成本、宁静的乡村成了他们追求新生活方式的选择。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兴起，让个体藉助新媒体传播的工具打造个人价值，成为新时代乡村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乡村也因多元人才的聚集成为生态社区，形成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对此，想要活化村庄，关键在于为这批人构建出让其安心留在乡村发展的制度环境。

　　一、理论分析及研究框架

　　乡村是个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是近年来众多学者关注的领域，其内涵特征和演进方式已经得到部分启发性的结论，尤其是关于如何构建互为生态的环境、中介作用及创新效应的研究，成为不少学者研究的重点。乡村是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村庄更新时期的乡村需要新的治理机制，以匹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新需求，即在追求纯粹的“经济效率”还需要考虑“社会性”，重点突出非市场的复杂作用关系。社会经济回归社区和人的发展需求，追求的是将经济发展带来的盈余用于服务其成员，而非用于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现代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家追求效率也追求公平，整合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乡村的公共池塘资源主要采取自治理模式共建共治共享地处理乡村公共事务，是除了私有化和公有化的第三条道路，强调了合作性和公共性。奥斯特罗姆将其总结为自主治理八项原则。组织生态学理论认为，在特定的生态环境和稀缺的生态资源下，生态系统内的行动者之间形成竞争和共生的关系。组织在生态系统从非平衡态向平衡态的演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使得生态系统具有自修复、自分化和自适应能力。具体而言，组织的功能就是通过资源的配置将因生态位重叠形成竞争关系的各要素实现生态位分离，使得生态系统内不同要素占据不同的生态位，形成具有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从而能够对复杂环境变化形成响应过程，增强生态系统韧性。乡村自组织是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为基础的多中心治理规范。通过乡村自治可以激发新老村民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热情，从而促进乡村资源的转化龢利用。人才是组织的核心和根本。乡村人才振兴和组织振兴是良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保障。

　　社区营造是指参与主体因相似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聚集形成了小型的乡村社区。这种乡村社区是一种村落共同体，奠定村庄发展的社会基础，塑造出独特的社会经济。社会经济是指在社区范围内形成社区自治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模式，除了经济利润以外，还将社区参与性、公平性和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目标。社区发展对于经济利润的追求是作为服务社区的手段，而非资本积累和膨胀的途径。社会行为理论指出，收益分配的差异产生不公平感将导致锦标赛理论中的激励效果降低、激化团队协作矛盾、降低合作意愿，从而影响收益，这也是乡村人才振兴的核心问题所在。社区营造使得社区内村民集体行动能力增强，村民可以通过自组织来解决各类问题。进一步，社区营造对于保护和传承乡村社会文化、维系社会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农村的生产合作组织体系不健全时，集体行动能力下降，将导致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破坏。通过社区营造可以形成互为生态机制，即在社区范围内，不同主体之间紧密合作、整合资源、双向赋能、协同创新，共同营造生态系统的机制逻辑。

　　社区营造形成的关系嵌入增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社会资本。波兰尼最早提出将非经济制度“嵌入”经济活动中，形成嵌入理论。关系嵌入理论认为，解构复杂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理解社会生态系统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人力资本要素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处于核心位置，通过关系嵌入形成多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参与主体遵循着关系信任原则嵌入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网络[15]，不同的网络节点的本质是一种互为生态的关系取向。

　　二、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解构复杂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因关系嵌入形成的稳定社会关系网络，分析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中的新村民以关系取向为基础形成的互为生态机制，诱致演化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相关制度安排。采用该方法的原因是：首先，回答如何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这类问题，运用案例分析方法，可以更好地呈现乡村变迁以及参与主体行为逻辑的过程。其次，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可以具体剖析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中存在的社会网络关系和经济利益关系。

　　（一）案例选择

　　在案例选择方面，按照典型性原则选择屏南县作为案例，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1.乡村人才振兴取得突破性进展

　　屏南县位于偏远的贫困山区，曾经是典型的贫困村、空心村。2017年前，大量村民外出务工，留在村内的大多数是老人和留守儿童，人口不足200人。2017年，屏南县开始实施“文创兴村”计划，推行“人人都是艺术家”公益油画项目，吸引了大批对艺术有兴趣的新村民，认领古民居入驻屏南县。截至2021年底，全村人口从原来的不足200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其中包括100多名“新村民”和300多名的老村民返乡创业。新村民中有来自英国、香港、北京、上海、江西等地的艺术家、作家、音乐家、设计师、钢琴家、律师、著名导演、建筑师、文化媒体人、支教老师，认领和修缮古民居并定居在村庄，共同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态社区，形成了多业态协同繁荣发展的局面。

　　2.具备一定的知名度

　　该模式多次受到中央电视、地方电视台等媒体宣传报导，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并吸引多个地方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前来考察。

　　3.发展过程的丰富性

　　该发展模式经过了一系列的演变过程，各方参与主体探索的举措和模式已初步成熟，为本研究提供了经验资料。

　　（二）数据收集的过程

　　从2020年起，调研小组进驻村庄进行调查研究，除了集中调查以外，还派驻相关研究人员长期驻点跟踪观察。本研究的资料收集以非正式访谈为主，并查阅相关资料和报导，采用了半结构化访谈法对新村民、老村民、县乡村各级领导干部等在屏南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进行深度访谈。运用“三角验证”的方法，对两委干部、新老村民、消费者等进行分别访谈，尽可能多视角观察事件的发生，从而保证数据和资料的可靠性。对于县、乡、村三级的相关干部的半结构化访谈主要包括村庄的发展历史、人口流动情况、新村民资料信息、村庄业态变迁、组织结构、政府支持和外部主体帮助情况等等。关于新村民的半结构化访谈主要侧重个人经历、与村庄成员的关系、存在的困难和对未来村庄发展的看法等。最终将録音资料和文字资料进行整理，为开展探索性的案例研究奠定基础。

　　三、社区营造降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交易成本

　　屏南县最初以“文化创意产业”为着力点，吸引外来文化人才加入，带动多位新村民定居在村庄，营造出独特的生态社区，形成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新村民进入村庄进行资源开发，面临着一系列不确定环境，思考如何通过突破资源约束形成关系嵌入，在复杂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形成获取价值资源的能力，达到生态系统内外部的资源整合和协同配置的目的。良好的制度设计有利于将松散耦合的系统整合成价值共创的生态系统，其中不同价值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和互为生态机制是构建稳定的、可持续的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社区营造具有内生性、公共性和非契约型的典型特征。

　　（一）以空间聚集降低社区居民的内部交易成本

　　在制度非均衡的情况下，乡村社区内的新村民受到社会偏好结构的制约，为获得预期资源或利益通过社区营造缔结成非正式组织，自发推进隐形制度创新。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大背景下，社区营造通过互为生态机制使村庄具备一定的集体行动能力，可有效推动乡村发展。社区营造通过非正式组织的人际沟通促成村庄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进了内部的沟通与互助，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利于实现乡村人才振兴。社区营造还能解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资源分配利用不均以及利益共享机制不畅的问题，平衡村村民之间存在的经济异质性。由此，社区营造使得原先因劳动力外流导致弱化的乡村关系格局在村庄更新时期得以重建，并通过价值主体互为生态、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最终实现新的治理形态。

　　在基础设施方面，社区营造体现在教育、休闲、物业、艺术、文化等多个空间的建设，修建美术展览馆、公益教学中心、博物馆、音乐室、文化服务中心、休闲广场等，为新老村民提供了“文创空间”，依托空间形成社区营造的氛围体系。在环境改造方面，村庄的古民居风格在总策划的统一规划下保留和恢复土木结构建筑风格，具备了“系统性”和“整体性”。地方政府在建造流程上改革创新，放弃造成“跑冒滴漏”的招标法，采取通过村集体来动员群众参与建设的“工料法”，节约了古民居修复和改建过程中的时间和资金成本，为村庄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村庄开展了整体环境的整治，修整了巷道、污水管网，新建了水车、雨廊等具有文创特色的景观。

　　（二）以文化资本降低社区居民的内部交易成本

　　在文化艺术方面，屏南县举办多场音乐会、戏剧节、美术展、红酒诗歌会，定期举办公益晨练、环保徒步、瑜伽唱诵活动、艺术集市（包括手作、器物、农特产品的售卖、旧物装置展、T台秀等）等等。2020年春节期间，20多位新村民留在村庄过年，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村晚”活动。在互动沟通方面，乡村生态社区通过“朋友局”这一社区营造形式，就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沟通，寻求解决对策，从而营造出高效率、高质量的沟通氛围。

　　在生活服务方面，开展环境整治匹配村民需求。新村民的生活需求偏向于城市化，与村庄基础服务体系不适配。值得一提的是，在教育医疗方面，屏南县通过复办小学，一方面满足了新村民下一代的基本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支教老师留村发展成为村庄发展的主力军。恢复村医，解决居民基本的就医问题。在社区运营方面，新村民发挥创造力和能动性，借由新媒体工具宣扬个性和理念，进行创作和思想表达。这群年轻、有文艺气息、富有创造力的新村民，通过自媒体宣传让更多的人认识和瞭解屏南县，让屏南县具有典型的特色形象定位。社区营造通过导演课程、音乐会、集市活动等等提升了乡村社会资本。正是丰富多彩的社会营造活动构成了乡村生态社区的文化内涵，奠定了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基础。

　　四、社区营造形成关系嵌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生动力

　　（一）社区营造形成的关系嵌入增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社会资本

　　在城镇化进程中，被弱化的乡村秩序能否重塑取决于微观机制主体的行动逻辑。屏南县的发展不同于传统的休闲旅游发展路线，它是一种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求，具有精神的、动态的、个性化的审美。新村民个人品牌所衍生出来的产品效应是无穷的，不只局限在某一地点、某一产品，而是广泛的、具有延展力、可持续输出的产品效应。新村民具有差异化，其资源变现能力也将是立体的、丰富的、延展的和可持续的，同时又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避免了过度庸俗的商业化。新村民在村庄这个熟人社会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逐步积累了社会资本，使其对于村庄公共事务的介入更深入，逐步成长为重要工作和活动开展的中介力量。新村民运用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直播带货，拥有一定的社群粉丝，形成了个人IP效应。多位新村民运营公众号，传播和推广乡村生活理念。

　　新村民对所在的社区拥有“身份认同”，并以“身份嵌入”方式嵌入社会生态系统。屏南县在新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创新性地在村“两委”班子中设立专岗，让新村民也能参与到村级基层治理中来。新村民逐步从“外地人”身份转变为“本地人”村民身份。在社会生态系统中，新村民积极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中，并做出一定的贡献，会增强其对村庄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形成避免生态资源这一“公共池塘资源”被过度开发龢利用的重要约束力量。新村民在社区内开展生产和生活活动，培养了乡土情结、关心村庄的公共事务、重视村庄生态环境的建设，幷且逐步承担着社区建设责任。社会生态系统的新村民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嵌入村庄，使得他们对于组织村庄公共事务有着强烈的服务动机。因此，新村民在社会生态系统中构建出社会关系网络，实现了社会资本的累积。社会资本的积累能够促进乡村集体行动能力的提升，发挥资源编排能力，促进乡村秩序的重建形成新的自治理模式。

　　（二）关系嵌入的支撑：政府、能人与村民

　　乡村社区成员的异质性可以弥补个人资源要素稀缺的缺陷。人才流失造成的乡村秩序弱化需要在乡村资源的重新编排下得以重塑。社区营造使得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实现关系嵌入，形成乡村社区内外不同的“差序格局”社会网络[27]，从而影响乡村经济组织制度安排和风险分担安排。在这个乡村社区内部的新村民行动逻辑的起点就是从自身向外扩散的关系取向。乡村复杂社会生态系统具有三层关系取向的社会关系网络。

　　第一层是县、乡、村三级地方政府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关系取向。一是在县级层面成立传统古村落文创产业项目指挥部，相关负责人及时指挥和处理各类问题。二是各级干部深入基层，高效、务实、肯干，勇于承担风险，吸引各界人士进入村庄。三是村书记等干部主动服务新村民，获得新村民对于村庄的信任，增强新村民的归属感和集体认同感。屏南县在最近的村级换届选举中，首次设立专职副主委，由得票最高的新村民担任，运用身份关系嵌入方式，促进乡村人才振兴。

　　第二层是合作社、公司等经营主体对于乡土社会的关系嵌入。合作社与公司通过联合分散的村民，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匹配联结问题。合作社、公司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嵌入能够大幅度增强互相的熟悉程度，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刚性约束，基于信任机制对彼此的合作行为起到规范作用，从而在此关系取向的基础上衍生出多重利益纽带关系。村民依靠自身的知识技能和掌握的资源渠道设立公司或者合作社，在乡村生态社区的建设中发挥一定的影响力，在个人关系嵌入的基础上增加了合作维度的关系取向，将行动逻辑嵌入到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从而重塑乡村秩序。经营主体的合作紧密趋深化也意味着关系取向的复杂化，在更广泛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形成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衍生出稳定结构的利益分配模式，完成诱致性制度变迁。

　　第三层是村民之间嵌入的关系网络，包括了新村民与老村民之间的关系取向。互为生态机制构建了内部信任网络，使之成为更为紧密和稳固的社会生态组织。在社会生态系统中，乡村生活、生产与城市的差异性进一步触发了新村民的沟通和协商需求，新村民在乡村构建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方式，并以非正式组织的形式构成网络结构，形成互为生态机制。最为典型的是，新村民自行发起的“朋友局”交流会，话题围遶乡村未来发展和组织化等问题，探索乡村自组织的权利与义务，从而不仅能够创造经济效应，更能为乡村良性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最终促成乡村人才的回流和安定化。通过非正式组织，村庄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得以有效沟通和协商，将与外部投资主体的交易费用前置化、内部化，从而有利于吸引外部投资主体进入村庄进行产品开发和投资。互为生态机制有助于提升村庄凝聚力，解决了村集体行动能力匮乏的问题，从而构建了稳定的乡村社会生态系统。

　　五、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在生态领域，乡村保持了生物多样性、避免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鼓励多业态发展。首先，新村民盘活闲置的生态资源。例如，利用植物拓印帆布包、利用瓦片等闲置资源进行废物利用获取高附加值收益等。其次，对农产品资源进行重新的编排与价值的挖掘。例如，柿子作为一项“沉没”的农产品资源，没有适合的营销方式和销售渠道，柿子挂在树上无人采摘。新村民对资源进行重新编排，运用自媒体宣传，增加个性化包装和文创故事营销元素，将原来5元/斤的柿子干卖到了8-12元/斤，一年销售量高达3万多斤；原本无人问津的桃胶经过新村民的资源挖掘后价值得到显化，价格达到30-50元/斤。

　　从经济角度来看，首先，餐饮、住宿等多业态兴起。由于游客量的增加，餐饮的需求增加，短短三年时间餐馆从原来1家增加到6家。除此之外，便利店从原先的1家增加到10家。新村民修缮古民居，老村民将自家的房子改造成民宿对外营业，累计有37家民宿。其次，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挖掘。村庄内有两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平戏和红曲黄酒酿造技艺。这两项文化资源在2017年前并未得到挖掘，新村民进入以后，通过资源融合将黄酒与四平戏相结合，开发黄酒的四平戏小瓶包装，将原来5元/斤的黄酒，提高到10元/斤。通过“醉梦家山”的品牌运作，提高了黄酒的附加值，最高售价可达到100元/斤。“醉梦家山”品牌黄酒在2019年销售了8000多斤黄酒，销售额高达50-60万。文化资源在新村民的资源整合下价值得到显化和增值。

　　从社会角度来看，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因特定的文化背景而呈现独特的制度逻辑，乡村社区的关系嵌入将从某种程度上影响新村民的经济行为，从而推动形成乡村社区范围的经济理性，进而增强新村民的社区黏性。自2017年5月以来，常住人口从不足200人增至500余人，游客达到年20万/人次。随着社会生态系统的形成，非正式组织逐渐增多，并依托非正式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吸纳了本村的劳动力和周围邻近村庄的劳动力。同时，社会生态系统的品牌宣传效应使得村庄的游客量大幅增加，吸引外流劳动力回村就业，形成了逆向打工潮和创业潮。这不仅仅有利于乡村的生产经营，也扭转了乡村的空心化局面。因此，社会生态系统中的非正式组织和活动吸引了劳动力回流村庄，从而提高了乡村新格局的人力资本水平。

　　总之，新村民通过将人力资源和生态资源有机结合，重新编排现有资源，在生态系统内部和外部进行跨层次、跨组织的资源整合，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在经济、社会、生态多维度实现价值共创。幷且通过社区营造实现深层次的关系嵌入，以良好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形态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六、研究结论与讨论

　　社会生态系统综合了多样化的生产要素，促进了生产关系变革：自然生态要素（山水林田湖草）、社会文化要素（乡规民约）、人力资本要素（文创）、固定资产要素（民宿）、资本要素（政府投资）等，体现的是新理念和新格局。这些空间资源的立体开发改变了以往工业化传统要素（资本、劳动力、土地）的增值模式，重新缔造了符合生态文明时代的新要素，符合乡村人才振兴战略所内涵的市民下乡扩大乡村生态消费理念。新村民突破原有行动者的价值维度，运用自媒体和互联网技术传播个人价值，培育受众群体和现实影响力，使自身具有一定的品牌价值。多个新村民聚集在社区空间场域内，通过紧密合作、资源整合形成互为生态机制，共同打造乡村社会生态系统。通过新村民的培育和互为生态机制的构建，在统一的题材运作下构成稳定而富有创造力的生态社区，使得高度复杂的生态社区拥有组织韧性，为生态社区中行动者的集体行动创造条件。

　　价值共创是人力资源与生态资源之间的信息搜寻、资源配置和交互作用，最终实现创新发展的过程。新村民之间的价值共创是基于机制主体的属性特征，通过互动形成资源配置和整合作用，由此形成动态可持续发展机制。由价值共创内涵延伸出的需要是与新村民互为生态机制息息相关的。因此，在新媒体、互联网时代，新村民的效应得到凸显，由新村民形成互为生态的社区组织，形成“乡村社区营造－互为生态机制－价值共创”演化路径并构建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最终实现乡村人才振兴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