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台湾特殊历史遭遇给很多岛内民众带来沉重的身份认同危机，未来如何导正台湾民众的家国认同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课题。2015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时首次提出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主张，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开启了新的工作指南，也为推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化解台湾同胞身份认同盲区提供了重要参考，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未来如何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主张落实落细，值得学术界深入思考，本文即尝试对两岸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路径进行简要分析。

　　一、以两岸群际互动消解岛内“主体性想象”

　　长久以来，中华民族身份认同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主要依靠传统文化维系和王朝统治权行政约束，前者为人们提供心理寄托和集体归属感，并逐渐内化为集体无意识；后者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维度里控制着人们的想象，迫使人们只能按部就班地遵守既定的民族认同。但就台湾而言，由于荷兰、日本等外族接连入侵以及中央王朝对当地实际控制影响力的不断弱化式微，台湾对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出现了断档，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自然也同步出现错位。特别是自李登辉至蔡英文执政时期，台当局在岛内疯狂推行“文化台独”路线，鼓吹“台湾人是新兴民族”、“台湾文化是新兴文化”，把两岸的中华文化对立起来，否认“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分支”，主张以“国与国”定位进行两岸文化交流，民进党以选举为诉求，实施了“本土主义的身份政治”，也可被视为是“反应性身份政治”，“文化台独”则顺势借本土文化实现自我包装，实现了由手段向目的转换。受民进党执政特别是其“台独”意识形态布局等因素影响，目前台湾民众在家国认同方面异化分化严重。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在1992年至2019年之间，“台湾人”身份认同比例显着上升，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民众所占比例逐年滑落，两岸关系由和平发展迈向和平统一至少在表面上呈现一定的民意流失困境。

　　“台湾民众统独立场趋势分布(1994年12月—2019年12月)”对于两岸关系进化图景和历史演进脉络的思考，必须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加以深入分析，要认识到两岸关系是一种建构性过程，其实质是大陆和台湾这两个施动者行为体之间所建构的不同层次的群际结构的总和，因而需要重构双方的合作逻辑。

　　（一）对台湾社会“同情之理解”

　　温特认为建构主义的核心要义有二：其一，国家政治的根本是结构性的，而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其二，这些结构不仅塑造了行为体的行为，更塑造了行为体的身份龢利益。由此可以看出，在分析语言文化交流对两岸命运共同体建构影响的过程中，有必要对两岸特别是台湾体系内的社会分化进行深入分析。1895年以来，台湾与大陆长期分离，两岸在不同的实践场域展开了不同的实践活动，并承载了不同的社会化内容。这种差异性从历史角度来讲，主要体现在台湾社会的悲情意识。台湾历经荷兰、日本等殖民统治，在历史的“集体记忆”中，充满了浓郁的“亚细亚孤儿意识”。对于台湾独特的历史文化脉络和现实政治文化生态，大陆要以包容的心态给予理解，不能简单地把台湾民众因为复杂心态所产生的“台湾意识”就认定为“台独意识”。这种差异性从现实角度来讲，主要体现在台湾独特的政党政治文化。“对于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社会，该共同体必须由参与者所共享的自我理解构成，幷且体现在社会制度安排中。”台湾“解严”以后，在社会制度安排上逐步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在政治文化上也试图模仿和挪用西方的政治文化，逐步由“一党专政”的“威权体制”过度到两党轮替的所谓“民主体制”。族群认同“工具论”“将族群视为政治、社会或经济现象，以政治与经济资源的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与变迁。”在岛内也同样如此，族群认同不仅仅是文化归属感的塑造，它更是利益争夺的重要工具。为攫取执政资源，岛内两大政党和蓝緑阵营矛盾与对立持续加剧，形成了具有极端性、冲突性和对抗性的政治文化，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台湾社会的撕裂。

　　（二）消解“台湾主体意识”

　　安东尼·史密斯在其著作《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中认为民族是指“具有名称，占有领土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通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在单一经济之中幷且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一个民族共同体下可以同时共存不同的地域族群，而各自的族群认同并不妨害一个拥有共同历史命运感的民族共同体形成。依据这些理论可以看出，台湾只是一个区域概念而非主权概念，是一个族群概念而不是民族概念。所以两岸交流的本质是在一个中国政治体系框架下的不同地域族群的互动，双方应该彼此尊重，在凝聚民族认同基础上增进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逐步化解所谓“台湾主体意识”。近年来，大陆本着“两岸一家亲”理念，相继推出“31条”、“26条”等一系列惠台举措，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但与此同时，也要高度警惕这些惠台措施潜在的负面效应。如惠台举措的对象自然是针对台湾同胞，这是否会进一步强化台湾同胞的“台湾身份认同”，误认为自己只有标榜“台湾人身份”才能获得这些优惠政策，这反而会进一步固化他们的“台湾人意识”。此外，有部分台湾民众不再将优惠政策提供的利益看作是大陆的优待，而视为其应有的“自然权利”，因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依赖感甚至不满足感。在这种认识支配下，他们的要求往往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一旦得不到满足就极易产生对大陆和国家的不满甚至愤恨，以至于有部分台湾人从大陆回到台湾后，持续以“现身说法”的名义来抹黑和扺制中国大陆。

　　（三）构建两岸“我们群”意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岸开启交流以来，台湾对待中国大陆崛起具有三种态度：基于理性主义（rationalism）算计与选择基础上的接受与欢迎，更多是着眼于两岸广阔的商机；基于情感和对未知想象的纠结与恐惧，担心被“吃掉”；基于未来愿景的期许与向往，自愿融入其中。未来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应成为两岸交流的主导性思维，通过交流交往衍生出对和平发展的持续和深层次的需求。两岸应坚持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在持续交流互动中彼此相互借鉴，相互参照，相互启迪，相互融合，进而产生一个更高效的善治系统，并对接两岸若干治理机制，进而共同维护共同体的福祉。相信随着中国大陆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两岸之间的群际互动也将产生重要的外溢效应，逐渐导正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认知，纠正其已有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偏差，促进两岸集体身份的不断建构和内化，这也将为导正台湾民众的家国认同和两岸统一后的台湾社会治理打下良好的基础。

　　两岸文化融合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两大层面，一是公权力的政策和制度驱动，二是市场龢民间的内生源发动力。为了强化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政治身份认同，首先要强化公权力职能角色，将民间潜能充分释放出来。从博弈论角度来讲，作为两岸关系主导者角色的中国大陆应发挥主体能动性，强化对两岸关系的规制力量，加大对台湾的磁吸效应，主动建构两岸同胞共同的国家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既有主观认同，又有客观认同，前者顾名思义是指心理上的归属，后者主要是指含有身份认同表示或符号的器物，如身份证、护照、台胞证等。大陆公权力部门在推进两岸语言文化交流时，也要充分关注在器物层面对台湾同胞的影响，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如近年来大陆相继推出的台胞卡等重要举措，对于两岸一体化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相信随着中国大陆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两岸之间的群际互动将产生重要的外溢效应，由利益共同体走向命运共同体，这也有助于逐渐导正和改善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认知，进一步减少彼此的隔膜，消除台湾部分民众的误解和偏见，促使其身份认同逐渐“跨越行为体的‘知识’边界，从自我延伸到他者、将他者纳入到自我的身份界定中”，进而打破其已有身份界限认知的藩篱，逐渐由“你群”、“我群”而交集成为“我们群”的共有认知。2020年民进党继续执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势将面临更大阻力，但并不能根本上改变两岸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融幷且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趋势。

　　二、认同兼容：由文化认同向政治认同的转换

　　从文化政治学的角度来讲，在国家竞争和文明冲突中，文化本身就具有政治性。现在大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台湾建构“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的认同，在其核心价值上都充满了政治考虑。两岸政治关系是在一个政治体系内部的两个次级政治体的关系，若两岸无法以共同的政治认同即“两岸一中”作为最大公约数和根基，就很容易造成“鸡同鸭讲”的情况。从另一方面来看，政治冲突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其深刻的根源是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感情所以，两岸问题表面上看是政治问题，但也是文化问题。与打造两岸经济利益共同体相比，建构两岸共同的文化认同的任务更为复杂艰巨。由此可见，解决两岸的政治冲突，不能只从政治角度考虑，还需要深化两岸的文化融合。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新时代背景下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如果过于强调资源的利用与权力的分配，过于渴求“一体”的同质化形成，我们同样会误入政治本位和政治中心主义的误区，因为任何时候凸显政治性往往都会引发民粹的躁动。如此之下，我们需要以复线的逻辑进行顶层设计，力争把看似矛盾对立的事务合二为一，以便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寻找到最佳的路线图指引。

　　（一）以文化交流推动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基本特质，是民族身份的象征，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实现两岸统一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两岸在构建身份认同的范式逻辑上，要注重从自有发展到共有，从互动层次的共有知识即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内化为体系层次的集体知识（collective knowledge）。其中，共同知识的稳定性较弱，容易发生波动；集体知识则具有更高程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若是经过长时间内化，则可以逐渐成为集体无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是个体被群体文化影响固化的过程，是个体对所属中华文化的归属感，表现在从地理方位、历史记忆到民族划分的方方面面。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标志民族特性以及塑造凝聚力、向心力发挥着支撑性作用，也可以有力抑制“台独”势力“去中国化”的阴谋。因而未来两岸更应该通过加强文化交流，厚植合作基础，增强民众互信，从两岸敌对关系向竞争关系、再向朋友关系和家人关系迈进，努力追寻两岸友善度和亲密性达到理论最高点的“两岸一家亲思维”，因为中国人向来注重“有国才有家”的家国同构思维模式，两岸一家的背后必然要以两岸同属一国为支撑。

　　（二）构建两岸中国人认同共同体

　　在社会分层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的背景下，集体身份认同尤其是集体政治身份认同对国家的统一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化解台湾同胞国家认同危机，强化和巩固其对统一国家的政治认同，是两岸关系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

　　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文化历史背景与记忆关系的重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直接影响政治的发展脉络。就两岸关系而言，当前两岸之间的政治认同存在明显的分歧，因此应当从文化认同入手，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才是构建两岸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要以中华传统文化重塑两岸民族认同，由文化认同召唤或者说过渡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儒道释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脉，可以考虑以这三者来推进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同时也要注重采取族谱文化、宗教文化、饮食文化等多种文化形式如举办黄帝祭祀、妈祖礼仪等传统文化活动来发挥传统文化的精神纽带作用。

　　但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政治认同并不是只靠传统文化认同就可以达成的。文化认同有助于形成政治认同，但并不必然导致政治认同，是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对此，有台湾学者曾指出，“海峡双方在沟通上是否要完全依赖于文化认同的共识，也是大有反省余地。诉诸中华民族主义以解决两岸分裂问题并不能赢得台湾社会各族群之一致认可”。“如果我们仅仅以传统文化作为武器忽略了两岸在近代过程中的文化差异简单地从民族大义的高度出发来批判‘台湾意识’，想借此消弥台湾社会在文化方面的对抗，非但是缘木求鱼往往还带来相反的结果”。“台湾在去中国化之后年轻的一代根本不再谈论中国传统价值这是新世代年轻人很大的危机。”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对政治认同有一定支撑作用但絶非决定性作用，若要以文化认同促进政治认同，还需要在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等方面开掘新的空间，塑造新的范式。

　　（三）推动两岸交流由“中国化”迈向“中国梦”

　　从体系建构主义角度来看，国家作为一个理性行为体和施动者，具有对自己的身份龢利益进行反思并塑造自身的行为的能力。对于两岸关系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并非合目的性的自发憧憬，它首先要推进两岸关系的中国化进程，需要公权力的适度介入，为此中央政府应该努力创建一套有利于该认同的政治文化，强化“国族符号”的教育和代际传播，即“以政治方式形成的文化”努力消除两岸隔阂，淡化边界意识，弱化区域本位认同，强化国家认同，让两岸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化而非清晰化，让“中国公民”成为最具代表性和最具权威的国民身份认同。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认为“民族是具有同一历史本源和同一历史命运感的人民组成的政治体系。”但两岸之间一直缺乏同一历史使命感，未来在中国化的基础上，也要更进一步，推进两岸同胞的历史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号召两岸同胞共同推动中国梦的进程。认同源于认知，身份认同其实也是一种自我规范与权益获取的认知过程，它必然会与权益相关联。对于身份认同，首先要强调的是自我价值实现，包括能否更好的实现个人价值观、理想、目标、情感等。未来在构建两岸中华民族身份时，应该优先回归个体身份认同，让台湾同胞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实现人生价值理想，从而产生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参与感、获得感、成就感和荣耀感，这也有助于推动极具政治意涵的“台湾主体意识”身份逐步淡化、退化与消解。

　　建构主义理论旗手盖尔纳称，“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民族早就了民族主义。”哈贝马斯也说，“集体认同与其说是先天就有的，不如说是后天人为造就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尽管目前岛内有部分民众对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度不高，但不必过于悲观，对于所谓“台湾主体意识”也是完全可逆的，只要两岸关系在融合发展的正确轨道上前进，台湾民众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就是可以预期的。

　　三、以“大一统”意识构建两岸新型时空观

　　民族文化认同作为一个动态过程，面临着两方面的实践逻辑，表现为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交换。一方面是源于中华民族文化自身在演进过程中内在结构的变迁与诉求，另一方面是源于全球化与当代世界文化碰撞下中华话语权的保持与走向，在这一过程中既要防范“第三方”力量对两岸关系结构性冲击，又要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怀，正确梳理台湾本土认同感，将台湾乡土情怀引向对中国的国家认同。

　　（一）以中华文化五千年坐标导正台湾历史叙述

　　欲去一国，先去其史。民进党执政时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重构台湾历史。陈水扁到处鼓吹“本国史就是台湾史”，“中国是外国”。2004年时陈水扁当局进行教科书改革，将“台湾史”从“中国史”中独立出来，中国史被划入“世界史”。如此一来，岛内对于台湾历史的描述不再以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为参照背景，而开始刻意凸显台湾四百年的本土历程，特别是在陈水扁、蔡英文时期，积极构建所谓“同心圆史观”，即以台湾史为中心，将中国史作为东亚史一部分来编写教材和教书育人，背后的逻辑自然是“中国史只是外国史”，让接受这一教育的青年群体形成对大陆的“外国感”和疏离感。

　　“从历史认同的定义来看，认同是在时间变化中的认同”。台湾人的家国认同也不是一个单一而静态的定义，而是一直处于动态变化当中，它反映了台湾在不同时期特定社会形态下不同的关系组合和治理类型。所以我们应该理性面对岛内“台湾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中国人”认同逐步下降的客观趋势。其一，要深刻认识到，两岸文化差异导致两岸文化冲突，而文化冲突并不必然是负面消极因素，它往往是文化融合的前奏，有助于两岸文化在比较和竞争中良性互动。其二，短期的两岸交流及大陆的惠台政策，有助于缓和两岸紧张局势，巩固和平发展局面，但无法有效提升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政治认同和正面观感。在台湾，旧有的中国人认同（对“中华民国”的认同）逐渐衰弱，而新的跨两岸的中国人认同，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群际集体知识，需要长时间的内化和建构，因此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鼎力。其三，从长期来看，两岸可以通过经济贸易、人员往来等方式，强化彼此的对接和融合，逐渐强化台湾同胞的双重身份认同，即由原先简单的“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平面对立、非此即彼，转向“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的兼容并蓄、和谐共存，最后再提升为更高层级的立体兼容，促其认识到，所谓的“台湾人”意识只是乡土情怀，而“中国人”才是家国认同。两岸文化认同不仅要能使两岸民众产生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血缘联想，更要产生我们现在和未来都是五千年中华文明传承人的文化归属感。

　　（二）以“大一统”为旨归破解台湾“领土化想象”

　　从历史传统来看，“大一统”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要义，历朝历代都以实现统一为己任。汤因比研究世界文明非常看重“大一统”，包括国家大一统和宗教大一统。他认为中国的特点是国家大一统而非宗教大一统。在两岸“大一统”理念的构建过程中，中国大陆自不待言，始终坚持两岸一国。台湾当局的政策龢民众的心态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起初国民党把台湾“处处抹上大中国的色彩”。20世纪70年代起，在台湾宣传话语体系中“大中国”色彩逐渐褪去，“中华民国”转化为“中华民国在台湾”，在民进党的表述则是“中华民国是台湾”。从此，台湾人的心态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只要“小台湾”放弃“大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他者，与台湾无关。

　　近年来随着大陆综合实力的稳步提升，台湾在面对大陆时的信心有所萎缩，对大陆呈现出一定的排斥性和防范性，担心因为两岸实力对比越来越大会导致大陆对台湾的磁吸效应越来越强。台湾对大陆的敌意和自私性不断上升，友善度和无私性则在不断减弱。当台湾对大陆的扺触情绪上升时，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台湾主体意识”也开始同步上涨。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未来在两岸语言文化交流过程中，应该以“大一统”意识进行集体动员，推动两岸同胞共同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感。

　　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注重以史为鉴，消解台湾同胞的“领土化想象”。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制定了打破族群居住格局隔离的相关法律，鼓励不同肤色人种混居，研究表明，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各种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种族之间的“分离指数”明显下降。与之相反，苏联则发起了民族“领土化”的先河，中央政府为每个族群划定了以该族命名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等明确的自治地域，这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些族群的“准领土意识”，后来也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催化剂。从这种历史经验对比中，可以看到，未来无论是两岸统一之前还是两岸统一之后，都应该持续扩大两岸交流，以“大一统”为旨归，避免台湾民众产生区域本位主义甚至“准领土意识”。

　　由于两岸空间上的距离特别是心理上的隔膜，两岸文化冲突在所难免。面对这种差异，两岸应当摆脱“以我为主”的思维，要换位思考，避免本位主义挂帅。“所谓文化整合，就是指人类文化在相互冲突中实现相互融合的矛盾运动过程”。但两岸文化融合不仅仅是交流与互补的过程，也是重新“一体化”和新文化体系的建构过程，所以文化融合是“指两个比较接近的文化体系接触后，原来的文化体系随之消失或改变其形貌，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的过程”，或说“指不同的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文化不仅有排他性，也有融合性。特别是当有不同文化的族群杂居在一起时，他们的文化必然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逐渐整合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

　　《易·系辞》云“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未来两岸语言文化交流中，大陆固然要对台湾特殊的历史境遇，应以同理心给予充分理解，但更要加速两岸同质化和一体化进程，强化台湾同胞的家国认同而弱化地方本位认同。

　　（三）以他者为参照系凸显中华民族认同自豪感

　　萨义德曾说，“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与其相异质幷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对于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也要打破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的幻想，跳出两岸关系的框架，不应为建构而建构，而应该寻找到一个“他者”，将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放置到更为宽广的全球视野和坐标体系中来，在处理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对撞、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不断积聚起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内生动力，来塑造两岸同胞也包括台湾同胞的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即如费孝通所说，“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两岸既要在内部鼓励两岸民众跨地域流动和群际交往，进一步凝聚共识，同时也要合作推进对外文化交流，共同承担起对中国文化进行国际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可从两岸抗拒性最小的经济领域整合起步，构建台湾对大陆的不对称依赖，并以中华民族经济体的身份共同进行对外经济竞争与合作，并向文化等领域外拓。在与其他文化接触和碰撞中，两岸要强化文化合力，在与其他文化的积极区分（positive distinctiveness）也即与其他文化比较的基础上找到自己群体的优势、进而提升自 尊水平，形成新的集体记忆和新的集体身份即“我们感”（we-ness），形成新的精神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共同以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而感到自豪，并借此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系统性动力。只有在分享中华民族的荣耀感中，台湾民众“悲情意识”才会逐步改变，两岸同胞的心理隔阂才会从根本上得以逐渐消除。

　　四、结语

　　两岸各项交流都应该以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旨归，避免为交流而交流的盲点，这是检验两岸交流成效的重要标准。两岸交流不是“你对我错”、“你高我低”、“你死我亡”的零和博弈，也不是你追我赶或我争你抢的战场厮杀，而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今中外文化互动交流背景下的两束新枝，本出同源，共生于厮。两岸文化交流是由浅入深、由点及面层层推进的长期过程，应注重以文化创新带动文化整合，充分利用新媒体等开拓文化整合新路径，强化民族性和现代性结合，这是两岸文化在实现由冲突到融合的必然过程，也是推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和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