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湾社区营造回顾

　　（一）1965至1980年代：社区发展

　　台湾地区的社区发展最早可追溯至1965年，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开始推行社区发展运动，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也为社区发展做了以下定义：所谓社区发展，是从人民出发，与政府共同联手，一起改善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把社区和国家整体发展合而为一，是一种过程。过程中强调两个内涵：强调通过人民自己的参与，努力改善其生活水准;由政府以技术或其他服务介入，促进其发挥更有效的自助与互助。当时台湾地区也吹起一股“社区发展”风潮，而且早期推行的社区发展工作也是从改善农村出发，主要投入在物质建设；但当时台湾地区正处在戒严时期，群众力量无法被凝聚、自主的社会力量也不被允许，是一种“自上而下”模式。

　　在这样的模式下，地方的基础建设确实获得提升，从最基本的造桥铺路、农村污水排放整治、农舍改建、民生用水提升到后来的社区活动中心和社区托儿所、技能培训所，等等；但是在硬件提升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人民的参与，因此也凸显出了忽视居民需求、地方特色属性、一元化的发展模式，甚至引发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主抓地方放展的社区理事会也逐渐成为政令宣导单位，也丧失凝聚人民意识的功能，导致民众开始反思人与环境、人与社区间的关系，而这股草根力量随着解严的到来逐渐觉醒。

　　（二）1994年：社区总体营造

　　随着台湾地区解严，社区意识逐渐兴起，相关管理部门也因应社会动态的局势以及解决社区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于1994年正式提出社区总体营造概念。其核心概念为：住在同一地理范围内的居民，持续以集体的行动来处理其共同面对社区的生活议题，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创造共同的生活福祉，让居民彼此之间以及居民与社区环境之间建立起紧密的社会连系，开始强调人与环境、地方和人之间关系的营造，而关键核心在于人的参与。随着居民主体意识的觉醒，相关部门也将原本的社区理事会改制为社区发展协会，同时社区发展协会用人民团体法，可登记为法人。通过这些做法逐渐将自主权交给居民，希望以此凝聚、发挥“自下而上”的群众力量，共同参与到社区建设中，而行政管理部门则逐渐退居幕后。

　　然而，从实际层面看，各地社区发展依旧仰赖公部门的资金注入，社区发展协会所运营之项目随着相关领导的换届、调离，导致社区发展项目出现断裂、碎片化，无法形成可持续性发展，使得社区变相更加仰赖政府介入；同时由于“政党轮替”、选举制度导致地方社区发展组织受到政治力量的介入，社区成为选举的政治舞台，各地绑桩的情况随处可见，政治势力独霸一方景象逐渐形成，导致原先想要发挥的“社区自主力量”依旧无法凝聚，同时造成资金浪费、投入产出不成比例以及成效不彰等弊端。

　　整体来看，大陆自党的十九大、二十大以来强调的乡村振兴战略和台湾社区营造的发展阶段是相当类似的，一样都是由政府带头“自上而下”大力推动基础建设，之后再根据地方特色去打造、形成所谓的“一村一品”，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小康生活”。因此，台湾社区总体营造在特殊的时光背景、政策制度下，地方的发展相对变相成为地方居民的使命、责任；反观大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之下，则是依然由政府主导，人民参与的方式带动地方的发展，相形之下两者的优点与限制正好形成对比。台湾地区“小而美”的制度导致地方的发展相对仰赖人民自主的内生动力和参与度，反观大陆“大有为”的体制则易出现人民参与度不高的情况，但两者的处境都有一个共性，那便是“群众”能力跟不上地方、社区的发展，导致他们无法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因此，如何去活化在地人，让在地人从“不想”参与到“想要”参与最后“能够积极”参与地方事务，这一个过程正是“造人”，而这正是我在厦门参与乡村社区治理的切入点。

　　二、参与厦门乡村社区治理实践与感悟

　　（一）打造文化宜居美丽乡村：青礁村芦塘社

　　1.导览解说形成文化认同

　　社区治理层面很广，而我过往是以社区书院、现在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载体，面向居民开展文体活动、社区志愿者队伍组建管理以及在地文史调研，幷且将这些调研结果结合我的教育专长去形成文化课程，如：开台文化公园小小解说员、芦塘书院小小解说员的课件，回馈给村庄的孩子，让他们对自己的家乡产生认同。而我现在主要也是负责这两个板块工作，但以项目化的方式进行，结合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办两个单位来开展社区营造；除了参与闲置空间的规划，我们更多主轴是在“人”的关怀，去关注到一些特定人群，幷且给予鼓励，最终形成一股力量回馈到社会。

　　2.村庄妇女：被忽视却又不可忽视的力量

　　芦塘社早在2016年便开展“美丽厦门、共同缔造”工作，当时村庄建设中许多妇女自发性地参与进来，不仅参与让地让物，更多的是担任志愿者工作；如今的美轮美奂都离不开这群“爱心妈妈”的付出，正是因为这群妇女的“韧性”，在2021年芦塘社便以“妇女培力”为主题，我们提供服务去回馈这群妇女，幷且在过程中挖掘这些妇女的能量，试图与产业进行链结。

　　我们不难发现村庄妇女有良好的手工、厨艺，我们甚至为他们成立了小鼓队、走秀队，在满足个人活动、社交、娱乐需求的同时，也是培养他们技能，为日后村庄打造旅游动线做足准备，如同形容台湾的那句话“最美的风景是人”；我们也希望将农村妇女进行打造，让他们成为村庄的IP之一，最终通过自身的成长去带动村庄，在村庄发展的同时自己也能创收。

　　（二）着重产业发展的新农村：洪塘村赤土社

　　1.赤土公益书院众筹

　　有别于青礁村芦塘社的文化移居乡村，洪塘村赤土设更是着重于产业振兴。赤土社是位于厦门4A景区的天竺山脚，过去人们要上山都必须经过村子。赤土社的建设始于2020年，前期主要也是基础建设的打造，包括：平改坡、弱电下地、雨污分流、路面白改黑、夜景工程等基础建设；而我们团队入驻赤土社时收到的第一个任务便是进行公益书院的盘活，这户原先由10户人家共有的老宅，经过我们社区营造员的入户拜访后，终于达成共识愿意将老宅以修代租十年给村委会承包下来作为书院使用，同时我们也希望带动村民一起“走出小家、共建大家”、一同参与到公益书院的改造当中。我们通过村民大会邀请村民一同为公益书院进行众筹，最后募款达到10万余元、爱心书籍3千余册。

　　2.以书院为平台开展“以物载人”造人工作

　　在书院经过公益众筹后，我们希望这块空间能够作为扭转在地人思维的一个实体空间，我们单位在书院开展了飞鸟计划公益活动，希望通过书院活动导入，帮助村民开拓视野、挖掘村庄能人，如同飞鸟一般飞出自身小家，一同为整体村庄努力。我们开展了一系列亲子读书会、夏令营、冬令营、小小院长培训、闽南童謡颂唱队，通过与孩子的互动，我们更好地去接触到村中青年力量，通过志愿者理念的导入，我们成功在公益书院这个空间孕育出了飞鸟爸妈志愿者队伍，为日后书院自主管理培育骨干力量！

　　3.开心婆婆带起村庄人文色彩

　　随着团队在村庄入户，我们也挖掘到了赤土旧有的西鼓队和腰鼓队阿姨们，因为一些原因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出来打鼓了。而在农村这些民俗活动是特别具有文化含义的，这些阿姨过去就是在村庄中有红白事、民俗节庆时专门出来表演的队伍，而通过基金会的努力，我们重新将这些阿姨凝聚起来，找回二十年前指导他们的老师，让赤土社民俗传统文化随着硬件的建设，也再度重返乡村，不仅仅弘扬了在地文化，同时也让两岸青年和村庄的情感更加融合。

　　4.“让在地人做在地事”——陪伴村民赋能

　　不论是企业、社会组织或者我们基金会，都是带着任务而来，而随着项目、任务的收尾，我们有一天会离开，因此我们开展村民“赋能”：为村庄导览培训组建青年导览队、公益书院组建飞鸟爸妈志愿者，基金会作为平台提供舞台给村民机会参与公共事务，通过“我做你看”到“我们跟着做”最后变成“你做我看”，借由陪伴村民成长、同时给予赋能，这正是我们在赤土的“造人”。

　　5.从“造人”走向产业提升——打造可持续发展基础

　　造人完成后，接下来便是将这些力量导入到村庄的产业之中。我们为村庄打造研学业态，通过盘点村民农田、餐饮，在保障村民务农生活习惯之余，根据村庄农忙季节特色开展“跟着二十四节气游赤土”研学小旅行；我们穿针引线村庄重要节点、产业节点进行串接，跟村民共同商讨课程、开发体验项目，为村庄日后大力发展文旅项目，先让村民抢到先机。

　　三、台青参与乡村社区治理对于两岸融合的正向作用

　　（一）直接接触基层政府单位，从而瞭解大陆政府运作模式

　　通过参与到基层社区治理，台青可以更真实地去看到大陆“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比起从新闻媒体中“听到”二十大精神，更多会参与、体验到在地方的基层如何落实和实践，是有其整体性、一致性，而与台湾岛内的蓝緑内斗、内耗有本质上的区别。台青在大陆更能体会到所谓的“听党指挥”不是不容许个人思想，而是在党的带领之下自身该如何去抓准发展机遇，同时也能顺藤摸瓜去更好地理解政府的政策。同时也有机会去认识相关部门与团体，包括：地方台办、台联、政协、妇联、关工委等等单位，都是我们台青可以去提建议、发声的管道，而不是台湾媒体中曲解的威权、专制；相对于台湾地区追捧之西方式民主所出现的缺点，大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举“人民为主”旗帜，实事求是地在基层为人民服务，我认为是更多岛内台胞需要去认识和理解的。

　　（二）结合台青文创软实力，用创意带动地方特色、转型

　　两岸青年各有其优势，台湾青年在创意、文化上有更深的敏感度，在地村民则是有地方人脉资源、懂营销、宣传，同时瞭解地方历史；当台湾青年参与到基层治理，可以更好地发挥自身文化软实力，通过挖掘地方文史可以为村庄打造IP，结合台湾社区营造经验、案例可以更好地去协助地方产业发展、转型。

　　（三）以台青作为第三方，有效降低沟通成本

　　以海峡城乡发展基金会为例，我们是采用团队制根据项目进入到村庄中，由政府购买服务，员工有自己的基本工资收入；同时基金会属于民非慈善组织，我们承接项目的资金根据相关法规需要将其中之百分之八十投入到项目中，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作为人员的奬励；我们基金会系由民政局和农业农村局共建，当村庄有硬件改造的工程要进行，农业农村局会将消息同步给到民政局，而民政局也就会派遣我们单位开展驻点项目前期准备工作。这样的第三方、不涉及利益的角色正是村庄在带动人民参与时很重要的角色，区政府建设容易忽略村民需求，过程中不小心损害到村民利益，导致村民在面对新政策落地执行时会特别谨慎小心；而当我们台青角色出现，可以协助地方政府和村委会更好地进行沟通交流，不仅让台青可以和在地农民建立情谊方便后续开展社区营造项目，同时也缓解村委会时常入户拜访的工作压力。

　　四、台青参与乡村社区治理发现之困境

　　村庄主要的发展困境依旧是人民参与度不高，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村民能力有待提升以及对地方基层的不信任。

　　（一）政府部门政策冲突和矛盾

　　经调研，村庄发展目标是打造观光花海景点，而村委和区文旅局等单位想积极发展观光旅游项目，却受建设局、农业农村局等单位限制；主要问题还是在地目限制，村庄目前闲置的空地多为耕地，而村庄现有的空间容积率不允许更多耕地变更为建地使用，导致相关项目迟迟无法落地，甚至是不了了之。

　　（二）相关政策制定局限地方发展

　　政府大力打造观光打卡景点，村庄也想要借此发展观光民宿去带动村民、村集体收入，而通过挖掘地方历史、盘活改造村庄老宅、田野景观提升、打造村庄的五个美丽等举措皆为村庄观光民宿产业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而民宿营业许可证申请需要经过消防等诸多单位审批，然而改造过的老宅因消防、公安等安全因素不符合城市指标而导致有关部门迟迟不给予营业许可，导致村庄明明有发展民宿的客观良好条件，却因为乡村先天性短板因素导致无法获得营业许可而无法营业、进而无法形成文旅规模业态。此外，村民们想要打造研学项目，却因为地目属于耕地，导致无法在耕地上去搭建旅游等娱乐设施，使得村民无法在既有农耕基础上去获得创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