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致力于乡村建设已数十年,在乡建乡创领域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尤其是在社区营造、休闲旅游、精致农业、农村人才培养等方面具有先进的理念。而大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为台湾地区乡村建设者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台胞通过参与大陆乡建乡创,不仅获得了更多的实际利益,还增强了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断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福建省出台了一系列惠台政策。其中,继国务院台办、农业农村部等11个部门出台《关于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农林22条措施”)之后,福建省发布《关于深化闽台乡建乡创融合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对台胞台企加大资金扶持并提供更多的辅导对接服务,鼓励台胞台企抓住福建乡村振兴发展机遇,积极投身乡村建设。据福建省财政厅统计,截至2021年10月福建已支持144个闽台乡建乡创项目,引进95支台湾建筑师(含文化创意)团队,下达资金5000万元,与2020年同期相比资金量和项目量均增长了近3倍。闽台乡建乡创项目合作范围由原来的村庄规划设计、文创拓展到集镇环境整治、历史文化保护、农房建设、产业培育等方面。台胞积极参与福建乡建乡创,为进一步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提供了有利契机。因此,深入研究台胞参与福建乡建乡创路径,进而构建台胞参与乡建乡创长效机制,有助于惠台政策落实和闽台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近年,台湾地区乡建乡创理念已经在两岸交流中不断得到实践,为大陆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经验。在理论层面,学界对两岸乡建乡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第一,关于两岸乡村建设的比较研究。学者们认为,两岸乡村建设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建设理念、组织功能和运作模式等方面。一是两岸乡村建设的理念不同。从20世纪末开始,台湾地区乡村建设理念已由追求经济增长转向永续发展,“社区再造运动”侧重于乡村文脉的传承与守护,立足在地资源创意文化项目,构建社区文化认同感;而大陆主要处于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规划和建设乡村的发展阶段,侧重于改善乡村基础设施。二是两岸乡村组织功能有明显的差异。袁方成认为,台湾乡村组织是民间自发组建,以农会为主要载体,与相关公共部门形成合作伙伴关系,高效运作的乡村组织带动居民高度、自发参与乡村建设,有效增强了农村的治理效能。李翠玲认为,大陆乡村组织以政府为主导,承担公共管理和服务的功能,但是存在服务组织单一、管理水平较低、乡村精英少、农民参与度低、志愿者活动非常态化、社区营建经费匮乏等不足。三是两岸乡村建设的运作模式不同。郭圣莉、陈竹君通过对比研究认为,台湾地区社区营造强调自下而上,而大陆功能性乡村治理模式则表现为自上而下。胡洁人、费静燕认为,台湾地区的乡村建设是以当地居民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为基础、自下而上对在地资源进行整合的文创运动;而大陆乡村建设更多藉助政府或乡贤精英等外部力量的推动而缺乏内生的原生动力。
第二,关于台湾地区乡建乡创的经验研究。台湾地区乡建乡创以社区文化再造为先导、社区公民为主体,注重保留基层社区治理的地方特色。台湾地区与大陆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且基层社会具有相似的组织框架和发展过程,因此台湾地区乡建乡创的做法对于进一步推动大陆乡村振兴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罗文剑、廖坤荣等认为,台湾地区的农会通过参与农业发展、社会福利、农村教育等领域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推行,成为一个有效的“乡村治理体制”。大陆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参考台湾地区农会运营模式,建立和发展“综合性农协”,以弥补农民合作社的不足,有效助力乡村发展。岳经纶、陈泳欣通过研究台湾地区桃米社区的实践,发现台湾地区乡村营造注重把营造理念转化为社区居民的共识,促使乡村社区成为利益相关、高度自治的共同体。对此,大陆乡村建设可以此为目标,探索把乡村打造成为村民利益相关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第三,关于台胞参与大陆乡村建设的经验研究。巨东红从社区政治活动参与、社区志愿活动参与、社区文体活动参与等方面考察台胞参与大陆社区的意愿和程度,并探讨台胞社区参与和幸福感的关系,发现台胞参与社区的文体活动、帮助困难群众及捐款捐物是增强幸福感的主要途径。艾明江通过考察厦门市院前社、曾厝埯社区、兴隆社区等典型社区,认为厦门市主动将乡村社区治理与两岸同胞融合发展相结合,总结出专家参与、多元共治、家园文化等不同的两岸融合发展模式。张燕红认为,晋江市金井镇发挥台胞在基层治理的作用,学习借鉴台湾地区在建设志愿者队伍、发展公益慈善类基金会、推进社区营造、创新乡村治理、注重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做法,探索晋台融合发展新模式。
通过梳理文献可以看出,目前对于两岸乡建乡创的研究多集中在理论层面的比较研究,对于台胞参与大陆乡村建设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在实践层面的路径探索有所欠缺。本文以福建省泰宁县际溪村“耕读李家”为例,分析台胞参与福建乡建乡创的实践经验,并对持续推进台胞参与福建乡建乡创提出一些建议,有助于福建进一步发挥独特的对台优势,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
二、台胞参与福建乡建乡创的基础条件
福建西邻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闽台处于同一纬度区,都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台湾在乡村建设、文创产业发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对于台湾乡建乡创从业者而言,福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藴和多样化的自然资源将为其带来持久发展的源泉。闽台资源互补,两地融合发展具有广阔的空间。
(一)闽台乡村建设呈互补性发展
1994年,台湾地区提出“社区营造”。同年,台湾地区生产总值为2564亿美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2160美元;而福建地区生产总值为1696.74亿元人民币,人均GDP为5355元人民币,两地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差距悬殊。此后的20多年,福建经济飞速发展,2019年福建地区生产总值首次超过台湾,而台湾地区生产总值仅排在全国第9位。
福建经济高速增长带来消费需求的提质升级,福建居民人均消费比2008年翻两番。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的基础上,福建居民更加追求生活质量、追求緑色健康消费,这在客观上再次刺激消费者对生态农业和休闲农业的需求。近年,福建充分挖掘龢利用生态资源,乡村旅游发展如火如荼,但在民宿经营和餐饮管理上仍较为落后,服务水平不够精细,远不能满足城市游客的需求,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相较而言,台湾农业以精致农业和休闲农业为特色,尤其注重创意注入,在乡村民宿经营和餐饮管理方面形成鲜明特色和品牌效应,在乡村产品生产上形成产品多元化、产销综合化、一二三产业互动良性发展的格局。但是,随着台湾乡村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台湾休闲农业也面临高成本和供给饱和的挑战,迫切需要向外寻求新的发展空间。福建乡村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藴不仅为台湾创意团队带来创作的灵感和持续的经济收益,也为台湾农业资金、技术、管理转移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这种差异化农业需求成为推动闽台乡村产业深入合作的基础,也为闽台乡建乡创从业者共创共赢提供更多的发展契机。
(二)闽台农业融合基础扎实
明清时期,福建和台湾就开始了农业交流合作,移居台湾的福建人把蔗糖、茶叶等生产技术带入岛内,为台湾农业开发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两岸关系对峙,闽台农业合作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后两岸关系逐渐缓和,经过40多年发展,闽台已形成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闽台农业交流格局。
截至2021年10月,福建省累计批办台资农业项目2800多个,合同利用台资超43亿元人民币,农业利用台资数和规模保持大陆首位。全国有29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福建省拥有6个,居全国各省市之首。截至2021年5月,福建省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累计入驻台资企业660家,年产值超过60亿元人民币。当前,福建省台湾农民创业园已形成“一园一特色、一区一产业”的发展格局,成为两岸农业合作的示范样板。同时,福建省9个闽台农业融合发展产业园加快建设。2021年1月至6月全省闽台农业融合发展产业园新批台资农业项目共计18个,合同利用台资2210万美元,产业集聚发展效应初显。台湾农业强调精耕细作,其在标准化生产、规范管理、质量可溯源、品质保证等方面的优势,在台湾农民创业园和闽台农业融合发展产业园的建设中得到最大发挥,并充分带动周边地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三)福建惠台政策体系日趋完善
为了鼓励台胞台企积极参与福建乡村建设,2009年5月福建省发布的《福建省促进闽台农业合作条例》,成为大陆第一个关于两岸农业合作方面的地方性法规。2011年,福建省出台《关于加快台湾农民创业园建设的若干意见》,为台湾农民在闽创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建省陆续出台多项惠台政策,闽台合作交流不断加强。2013年8月,福建省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闽台农业合作的若干意见》,加大基础设施、财税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投入,深化闽台农业产业合作与对接。2018年6月,福建省台办、发改委牵头出台《福建省贯彻〈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实施意见》(简称“66条实施意见”),进一步发挥福建省独特优势,给予在闽台湾同胞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等方面的同等待遇。2019年5月,福建省出台《关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实施意见》,着力在海峡两岸融合发展上先行先试、闯出新路。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勇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推动“农林22条措施”落地见效,同年3月和9月福建省先后发布《关于深化闽台乡建乡创融合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和《关于促进闽台农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全力支持企业对接台湾农业优势产业和领域,支持台胞台企参与福建农业科技发展和乡村振兴,为来闽参与乡建乡创的台湾团队提供资金扶持、项目对接辅导、组织工作等方面的政策保障,有力支撑闽台农业产业合作和要素资源对接。
(四)文创为乡村振兴赋能
文创注入乡村,将带来低耗能、高附加值、文化传承等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把文化创意融入乡村建设,就是要用富有创意的设计和方法整合乡村自然和文化资源,发展高附加值的乡村特色产业。
台湾乡村文创产业已经走过20多年历程,在品牌化、在地化、精致化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涌现出很多优秀的文创团队。台湾乡村文创注重乡村的特质,从当地人文、自然、产品、历史、习俗等方面汲取创意灵感,着重培养在地特色。例如,台湾乡村旅游通过挖掘在地文化,用创意拓展消费市场,实现乡村旅游的价值增值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特别是在项目的前期策划阶段,尤为重视创意植入,通过设计不同的主题,让不同的乡村得到差异化发展,展现不同的地域特色,增强游客独特的体验感。
福建乡村具有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如何通过文创为传统产业创造出巨大的增值效应,是乡村建设从业者需要不断思考的议题。虽然福建在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也涌现出优秀的乡村文创案例,但是乡村文创尚未形成产业化发展趋势。引入台湾文化创意团队,共同开发在地自然文化资源,通过在地体验、参与手工作坊、购买特色文创产品等形式延长乡村休闲旅游的增值链条,将为推动福建乡村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发挥独特的作用。
三、台胞参与福建乡建乡创的泰宁“耕读李家”实践
福建省际溪村距离泰宁县城12公里,村域面积22平方公里,是2013年建档立卡贫困村。从前,际溪村自有集体年收入不到6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9600元。2014年,泰宁县委县政府提出“五朵金花”旅游专业村建设项目,把际溪村定位为“耕读李家”。其中,“耕”指的是际溪村保留的传统农耕文化,“读”指的是泰宁县特有的岩穴文化,“李家”则是因为际溪村是明朝兵部尚书李春烨的故乡,且村民大多数姓李。该项目是泰宁县为推动旅游转型升级而重点打造的森林康养示范基地、乡村振兴示范村,也是福建省青年岗位能手、来自台湾的张欣颐及其伙伴们在福建的第一个乡村营造项目。2014年,台湾上趣智业团队在张欣颐的带领下入驻际溪村,开展乡建乡创,通过整合要素资源和多元主体、争取政府资金扶持等方式,极大地推动了当地乡村建设。正是在台湾创业团队的积极参与下,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般的贫困村,在2020年7月被国家发改委、文旅部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走上了闽台文旅融合发展道路。
(一)清晰的理念支持,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共存
台湾的乡建理念是在生态自觉和乡村文化认同的共识中,通过原汁原味地复原乡村传统风貌、营造乡土情结,吸引年轻人和艺术工作者入驻,同时把创意与多元化的特色产业相结合,形成当地可持续发展的增长点。台湾创意团队在参与乡村建设过程中,对乡村当地资源先期展开调查,厘清发展思路,进而制定符合现实基础并具有前瞻性的发展规划。
2014年12月,台湾上趣智业团队进驻际溪村后,对际溪村的历史风貌、民情民俗作了深入的调查。通过调查发现,际溪村拥有独特的丹霞田园风光和深厚岩穴文化,曾有朱熹、李纲、杨时等历史名人在此隐居并讲学,留下许多值得挖掘的故事。际溪村还拥有两座千年古寺香火相传,是自然和人文资源保持完好的传统村落。因此,际溪村“耕读李家”被定位为“一座丹霞山乡、一脉岩穴文化、一处心灵静地、一方农耕乐园”。2015年3月,在台湾上趣智业团队的指导下,际溪村减少对外来材料的依赖,充分利用在地自然资源。村落整治没有大拆大建,村落立面和人居环境改造都充分利用在地产出的可循环利用的材料,实现了新老建筑与周围自然风貌和谐统一。这种乡建方式让参与的村民感受到自然环境的力量,也增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际溪村的自然与人文资源转变为资产,仅森林康养产业就为当地村民带来了5000多元的人均年收入。同时,台湾上趣智业团队将古建筑视为村落的灵魂。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台湾上趣智业团队对际溪村的江日彩、李春烨等名人故居及其他古建筑展开保护与修缮,收集古建筑构件进行改造翻修以达到修旧如旧的效果,为传统古村落保留了独特的历史韵味。不仅如此,台湾上趣智业团队还对周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让古村落成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二)明确的自我定位,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
台湾社区营造倡导居住在同一地理范围的居民共同处理生活议题,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亲密关系。其核心是激发村民内心对改造的愿望,由原来的“让我做”变成为“我要去做”。台湾社区营造还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把对村民诉求和权利的尊重融入到村庄整治的全过程中。
台湾上趣智业团队认为,村民才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是乡村发展的内生力量。只有激发起村民的参与意愿,乡村建设才能产生持续的动力。首先,入驻际溪乡村后,台湾上趣智业团队花了3个月进行走访调查,通过与当地村民、村干部座谈交流,瞭解他们的想法和建议,并在互动交流中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其次,在乡建乡创的起步阶段,台湾上趣智业团队尤为尊重村民的意愿,优先考虑村民利益,为村民提供相关业务培训,并在达成乡村建设共识后,与村民建立起利益联结机制。再次,台湾上趣智业团队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不断强化村民对当地文化的自豪感与归属感,推动村民自觉、主动地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比如,“我爱际溪”乡村表白计划,不仅让村民切实感受到当地文化的魅力和价值,也吸引更多的离乡青年回村从事乡村建设工作,为乡村振兴注入新鲜血液。台湾上趣智业团队还组织部分乡镇干部赴台湾乡村考察调研,吸收台湾乡村建设的有益经验,促进闽台乡村乡建融合发展。
(三)先进的理念传输,提升乡村产业附加值
台湾在乡建乡创过程中高度重视培育当地村民的参与性,通过“看得见”的惠民措施循序渐进地激发村民对乡村人居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心,进而推动其积极参与乡村建设事务。
台湾上趣智业团队在进驻际溪村后,需要租住村民的房子并解决吃饭问题。在村里选择餐饮和住宿时,台湾上趣智业团队让村民获得较高的收益,并潜移默化地开展知识培训、技术培训,培养村民基本的服务技能。在餐饮方面,台湾上趣智业团队通过指导培训菜品设计、环境营造、服务流程等,协助提升乡村从业人员的接待能力,如“稻田里的咖啡”已成为际溪村乡村旅游的网红打卡地。在民宿方面,台湾上趣智业团队指导民宿从业人员服务游客、布置房间等。台湾上趣智业团队坚持“成熟一家再培训一家”的工作模式,逐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持续提升际溪村餐饮龢民宿的服务品质。位于“耕读李家”核心景区的创客坊,不仅为外来创客提供了优质的产业孵化平台,更为当地村民的传统手工艺品和农产品搭建了广阔的舞台。在创客坊里,际溪村的传统小食、传统手工编织等通过创意包装成为受游客欢迎的伴手礼,村民的经济收益明显提高。
在台湾团队先进理念的传输和影响下,际溪村村民不仅认识到本村资源和自我的价值,更进一步激发其保护环境、传承传统技艺的热情。而台胞也在互动交流中与当地村民建立起更加牢固的信任关系,实现了个人的社会融入。
(四)多元的产业培育,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第一,闽台农旅融合发展,助力农民增收。在农业方面,杉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城旅游公司”)牵头流转际溪村闲置用地60余亩,从台湾引进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黄花菜高山一号品种。杉城旅游公司通过试种黄花菜,逐步吸纳际溪村及其周边贫困户和村民以资金、土地、劳务等形式入股,扩大基地种植面积,并结合闽台合作开发黄花菜周边文创产品,让黄花菜成为“致富花”。
目前,际溪村已形成集种植、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百亩萱草园(台湾黄花菜种植基地)。际溪村还着手开发村里的山地、林地、崖壁等自然资源,大力发展崖壁铁皮石斛的种植项目,每年获取林地、崖壁资源使用费达12万元。在生态旅游方面,“耕读李家”项目通过流转村组、村民的房产开发民宿项目,建成静心书院、星空民宿、独隅民宿等特色民宿。据统计,际溪村每年接待游客达6万余人次,流转土地500余亩,收取土地租金管理费等4万余元。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际溪村生态旅游开发,截至2021年6月,际溪村又有50多户村民自发将自住房改造成民宿、农家乐等乡村旅游业态,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第二,闽台文创合作共生,助推文化融合。际溪村在桥头组汤家处流转改造民房500余平方米,打造台湾自然教育和手工创作实践基地,并成功引进台湾手工创作团队入驻。两岸传统文化传承者、两岸民间文化交流志愿者郭晓红女士,依托“耕读李家”植入青少年自然教育、台湾手工皂制作、经络理疗等康养业态,传播家庭养生文化,助推闽台文化融合。际溪村还引进资金5000万元修建国学馆、佛学馆、禅修馆等设施,打造集休闲养生、文化传播、商务交流为一体的禅修中心,文旅康养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通过几年的探索,际溪村集体年收入增至30多万元,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18000元,实现了富民与富村的统一。
(五)凸显的品牌效应,整合多元的社会资源
在台湾上趣智业团队的悉心耕耘下,“耕读李家”乡村品牌的知名度大幅提升,吸引了两岸从事乡建乡创的青年、社会精英人士,以及高校院所、旅行社等。际溪村闽台美丽乡村交流中心(以下简称“交流中心”)传承当地乡村建筑特色,借鉴台湾北投图书馆建筑格局,由两岸20多名“80后”青年共同设计修建。交流中心内设咖啡吧、图书吧、闽台工作室、产品展销区,是集两岸文创、商务交流、游客中心为一体的多功能建筑。目前,交流中心已成为台湾上趣智业团队“美丽乡村”文创业务拓展基地。台湾上趣智业团队还引进台湾高雄实践大学、昆山科技大学等高校在此建立实训基地,并与台湾两家农会合作开发“李家”文创产品及伴手礼。际溪村发挥“耕读李家”品牌效应,多次举办“跨越海峡来乡建”活动,吸引大批两岸乡建乡创青年来此交流分享,进一步丰富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借由系列活动的影响力,30名台湾高校学生和设计师参加团队驻村工作,助力福建乡村振兴。际溪村日趋完善的旅游条件也吸引了杉城旅游发展公司进驻。杉城旅游发展公司与三明学院签署合作协议,把际溪村打造为三明学院的写生、摄影基地;同时,还与泰宁县3家旅行社合作,承接“耕读李家”的乡村旅游业务。越来越多的团队来际溪村开展企业团建、美术写生、研学等活动,目前,际溪村每年游客量达12万人次。际溪村计划以全域景区的标准打造“耕读李家”文旅康养基地,推进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交流平台——耕读学院的建设;积极对接福建省内师资与台湾高校人才,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培养一批思路广、经验足、懂技术、能带富的“新农人”。
四、推进台胞参与福建乡建乡创的路径建议
从泰宁“耕读李家”项目可以看出,台胞参与福建乡建乡创是理念“传输-转化-重塑”的动态过程:在理念传输阶段,注重立足于本地自然、生态、人文等资源禀赋特点,实现既有资源和村民诉求的融合;在理念转化阶段,注重实现资源到经济价值的转化,如自然资源的产业化利用、文化资源的创意活化、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等;在理念重塑阶段,注重凝聚村民共识,培育村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乡村跨界整合资源打下基础。作为生态大省和对台前沿省份,福建应进一步发挥独特优势,持续推进台胞参与乡建乡创,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一)发挥自然生态优势,促进闽台生态产业协同发展
2020年,福建是全国唯一保持水、大气、生态环境全优的省份,全省70%以上建制村创建“緑盈乡村”,“緑化、緑韵、緑态、緑魂”遍布乡间。但是,现阶段福建乡村生态优势尚未发展成生态产业优势。台湾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发展休闲农业的基础性工作,幷且在发展休闲农业的过程中,将休闲娱乐与环保主题教育融为一体,通过体验活动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到生态保护的意义和价值。相较而言,福建深度挖掘环保主题的休闲农业发展还处于较低层次,产业价值也尚未得到充分体现。建议在引进台湾高素质乡建团队参与乡村环境整治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闽台在休闲度假、生态科考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提升乡村旅游景观的生态价值,促进闽台生态产业协同发展。
(二)加强闽台农民合作组织交流,培育乡村内生发展能力
农民合作组织突破乡村地理和血缘的限制,通过共同的利益关系把农民组织起来,重塑农民之间的互利合作关系。在台湾,分布最广、成员最多、影响最大的农民组织是农会。台湾农会积极开展技术推广、文化教育、经营销售等专业培训,增强农民农业生产、组织管理的能力。台湾农会的管理运营模式和发展经验表明,农民合作组织是农民和相关公共部门的重要纽带,不仅有助于推动农民自主参与乡村建设,还能有效弥补相关公共部门管理的不足。支持闽台农民合作社成立产业联盟,共同开发农产品、共创品牌、共同营销、共享收益。鼓励台湾同胞申请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在台湾农民创业园、闽台农业融合发展产业园等台胞聚集区扶持以台湾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经济组织,借鉴台湾农会的管理运营模式,定向培养基层涉农产业人才,活化当地特色资源,积极探索乡村振兴中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三)拓宽乡村产业合作渠道,深化闽台融合发展
福建应积极推进台湾农业良种、先进技术及农业机械设备的引进、示范和创新推广;支持闽台联合创立农产品品牌,共同研发緑色小精尖农副产品;加快拓展闽台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业科技研发创新、农业科技教育培训等产业合作。鼓励台胞参与福建设施农业、乡村旅游、特色小镇等乡村振兴战略项目,引导台湾创意团队参与乡村发展规划与建设,联合举办具有文化特色的乡村节庆创意活动。提升台湾农民创业园和闽台农业融合发展产业园的建设水平,鼓励台农与当地农民建立“农户+企业”“农户+合作社”等利益联结机制;加快推进涉台农业园区与大陆电商的深度合作,搭建园区优质农产品的线上交易平台;推动建设闽台农产品交易展示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
(四)构建闽台乡建乡创对接平台,助力台胞追梦圆梦
一是有效整合乡建乡创产业链所需的闽台资源要素,建立台湾建筑专家人才库,定期举办项目对接交流会,推动闽台乡建乡创从业者快速组成项目团队,改变乡建乡创中台湾资源相对分散和单方面引入造成台湾团队水土不服的现象。二是建立台胞台企共同参与的乡村振兴联席会议机制,构建“政策有辅导、项目有信息、合作有对接、落地有跟踪、问题有协调”的全过程服务和协调机制。设立乡村振兴青年创业驿站,为台湾创业团队提供办公场地,以及优惠政策、金融扶持、企业对接、创业谘询、创业导师对接等服务。加强宣传和推广台青参与乡建乡创项目和示范点。三是积极推动闽台文旅领域交流,携手挖掘传统民俗文化,建立师徒传承机制,让闽台文化深度融合。依托各类文创服务机构,为来闽就业创业的台湾文创企业、青年文创业者、个人工作室提供服务,全方位打造闽台文化产业合作平台。出台保护在陆台胞的文创成果的法律法规,积极推动台湾文创成果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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