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

　　“一国两制”模式提出以来始终是解决台湾问题的首要方针。学界也对此提出了不同的革新方案，一种普遍的方式是以其他地区为借鉴对象来进行研究，其中“欧盟模式”、“德国模式”作为主流研究对象活跃于该研究领域。然而，笔者认为坦桑模式从历史与联合模式路径来看有着更特别的参考价值。

　　坦桑模式即是指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合并经验，该国由坦噶尼喀（Tanganyika）与桑给巴尔（Zanzibar）联合而成。合并前两者均为主权国家，他们基于政治经济利益与特殊的历史因素达成了联合共识，并作为一个完整的单一制主权国家存在。这种权力与地位近乎均等但仍然保持单一制度的特殊联合模式或可为两岸问题的破解提供一定的参考。因此，本论文以此为研究主题来探析对两岸模式的借鉴意义。

　　二、坦桑模式特质与启示

　　2.1权力归属

　　在这一部分权力归属问题中探讨的是在统合过程中两个政治实体的定位，从两岸统合来说这也是尤为关键的问题。一直以来两岸对于两边的政治称呼都十分敏感，尤其是大陆政府，因此在各项合作中都趋于暧昧化地逥避该问题。一个最为直观的例子就是1922年“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何为“中国”的概念并没有在此次会谈中得以确认，相反更多的是保留了双方的政治意见，模糊化原则问题以便开展合作。所以，台湾的定位始终都是不明朗的，究竟是同属中华，抑或是中国、新中国都交由“各自阐述”。可是事实上如果无法就原则问题达成协议，那么无论何种形式的合作都难以转化为政治认同，统合也难以运行。

　　而就这一问题坦桑模式展示了一种极其特殊的联合模式，笔者首先就相关政府架构进行了一定的总结：

　　表格1　笔者根据文献资料自行整理“坦桑尼亚国家概况”，中国外交部2021年8月，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1206_678574/1206x0_678576/；王贞威：“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模式与两岸统一模式初探”，《中国评论》2011年2月号。

　　总统制度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由选民直选产生；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总统经桑全体选民直选。桑团结政府有权处理除外交、国防、警务、税收、银行、货币、外汇、航空、港口和邮电等22项联合事务以外的桑内部事务。

　　议会制度国民议会：一院制，是联合共和国最高立法机构，每5年举行一次。

　　桑给巴尔人民代表会议：桑立法机构，拥有联合事务以外的桑事务立法权。

　　政府体制设联合政府与桑给巴尔政府。

　　内阁由总统、副总统、总理、桑给巴尔总统和联合共和国各部部长组成。

　　桑给巴尔总统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桑总统任命政府部长和副部长，由首席部长主持政府日常事务。

　　涉外事务桑给巴尔总统在涉外事务方面享有极大的权利，可与外国元首独立地讨论各领域的问题。

　　司法机制设有宪法特别法院、上诉法院、高级法院、地方法院以及检察院、司法人员委员会和常设调查委员会。

　　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各设伊斯兰教法庭，处理违反伊斯兰教义案件。

　　桑给巴尔独立行使司法权，但上诉案件由联合共和国上诉法院审理。

　　那么，根据上方表格所总结的坦桑尼亚政府结构来看，坦噶尼喀主要承担国家主权角色，继承基本的中央职能；桑给巴尔则以自治地区的身份加入联合共和国，享有广泛职能，主要以“成员”身份融入国家治理。笼统地说，这是一种形似联邦体制的运作模式。但是从权力分配关系来看，相较于联邦制坦桑模式中“成员国”具有更大的自治权力，桑吉巴尔地区享有独自的政府、总统、司法权等且不隶属于中央机构。他与联合共和国政府无论是政治地位或政治级别中都近乎平等。这也意味着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并不全来自中央政府也源于地区人民，所以，坦桑模式的联合带有明显的分权性质。徐千茹：“论坦桑‘两府’模式与两岸整合——宪政学的视角”，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硕士论文，2011年6月4日。

　　当然，在谈论坦桑两府行政权“一分为二”的政治体制时，所指的分权性并不完全认为桑给巴尔“独立自治”，而是指在确保国家完整性的前提下给予最大程度的自主性，“自治和分享治理”应用国家结构中的这一形式邓砂：“坦桑联合及其对两岸整合的启示”，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硕士论文，2009年6月8日。。笔者认为政治实体权力地位的平等性这一概念更接近于张亚中学者基于欧盟模式研究所提出的两岸统合理论，即在宪法位阶上两岸地位平等，但是在政治权力上两岸不对称，保持“各为主体、共有主体”的特殊关系。本质这也是化解笔者开头所阐述“一个中国”定位问题的参考答案之一。

　　2.2国家认同构建

　　由此，也延伸出第二个问题，即曾经的两个主权国家居民如何在地区自治的前提下依然构建出统一的身份认同。

　　（1）政府行动

　　尼雷尔政府是重构国家认同的主要推动力量，实施了一系列为了维护国家认同的政策措施。1964年联合国家定名为“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同年十月又更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无论先后更名均在强调“坦桑”共同体身份与二者的平等地位。同时，1977年两国主要政党在建国后合并成立新党，取名为“坦桑尼亚革命党”并确保桑给巴尔地区在党派中的利益与权力保障。定名与党派统一是为了确立统一的国民身份，确保政府内部在执政方针、路线上的一致性。与此同时，在政治体制构成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见政府为避免“部族化”以及确保平等性所做出的调适：其一，关于选举制度中央委员115人中除了各行各业代表外，所有主要族群代表均可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二，立法机构中一院制议会每个部族都必须占有一个席位；其三，坦桑尼亚实行总统内阁制以宪法规定总统与内阁总理必须两个地区各占一职；周泓：“坦桑尼亚民族过程及其民族政策”，《民族论坛》1997年第4期。其四，政府鼓励桑岛当地政治精英参与国家决策，上诉诉求，通过主动分享权力来使得桑给巴尔人成为参与融合的推动角色。

　　以上所有的一体化政策都促进了新国家认同与民族融合。幷且，政治上的良性互动也在催发其他领域包括文化、经济上的融合，也由此深化了两地对联合共和国的国家认同。

　　（2）良性社会互动与天然历史文化因素

　　桑给巴尔与坦噶尼喀原本地理位置相近，在联合以前就有天然的经济贸易联系，而伴随着这种往来，与之带来的是双方文化与语言上的流通、融合，现如今坦桑尼亚所使用的斯瓦希里语本身就是在来往中逐渐演化的一种混合语言。邓砂：“坦桑联合及其对两岸整合的启示”，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硕士论文，2009年6月8日。坦桑之间“斯瓦西里”文化的交汇培养了彼此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更甚的是，坦桑两地本身也是非洲泛民族主义运动的被影响者，两个地区都有遭受帝国主义殖民的印记，具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民族抗争情绪与民族记忆，这也是构建统一认同的重要基础。

　　但也正是基于不同殖民烙印所带来的文化入侵，坦桑两地诞生出相差甚远的新文化，所以在合并后坦桑尼亚就好比非洲文化的大熔炉，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文化国家。除了基督徒和穆斯林外，还存在120个部落，具有丰富的文化背景。这片土地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大规模文化庆祝活动举行，诸如巴加莫约国际艺术节（BagamoyoInternationalFestivalofArtsandCulture）、独立日（UnificationDay）、桑给巴尔国际音乐节(SAUTIZABUSARAFESTIVAL）等等，其中也不乏包含政府或地区自上而下推行系列文化宣传活动。通过当地的节日活动建立广泛的地区文化自信，培养独有的坦桑文化意识，同时在不同领域提高坦桑尼亚的国际知名度也是反向构建对自身国家荣誉感的一种方式，国家认同也由此得到强化。

　　（3）类比台湾问题

　　那么，对标台湾问题。从政府行动来看，台湾政府在緑营的政治影响下长期缺乏与大陆政府的政治互信。而大陆在台湾问题方面，偏爱口号式的呼唤和强硬的输出方式，当然这彰显了大国五常的实力龢民族大义，但是同时也导致了台湾的逆反心理。例如“祖国统一，众望所归”、“解放台湾”、“中国永远不会允许台湾独立”……这些口号的指向性看似在台湾，实则更加对“大陆人”的胃口，这是站在“主人”的角度所下达的命令式口吻更可能激起台湾人的扺触。中国也应当充分利用软实力输出、宣传等方式拉拢台湾的民心。

　　而如果单纯从历史角度来看，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文化民族羁绊理应更为紧密，但事实上台湾自1996年李登辉上台实施“台湾政治本土化”与“两国论”后就已经逐渐与“中华”文化割席。近期伴随着《认识台湾》作为初中社会科学教材及“九年一贯国民教育”改革后，“本土化”问题逐渐显现，中国史的意涵也发生转变，它被等同于政治上的中国意识而遭到这一世代的台湾青年排斥，他们也自然而然接纳了台湾并非地区而是独立国家的概念。所以，台湾已经具备越来越明显地逥避与大陆历史联系的倾向。从坦桑联合的实践来看，良性的政府与社会、文化互动是一体化所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就近期的台海关系而言，明明具有天然优势的中华文化反而是最难以被接受的部分之一。

　　2.3渐进式改革

　　坦桑联合是循序渐进的一种过程。1964年两国实现联合会谈，以条约形式确立了联合形式，成立联合共和国；此后，双方总统持续促进彼此的政治合作，1977年，实现政党合并，建立革命党并修订宪法；1992年又从一党制转向多党制并于1995年开始多党制选举。邓砂：“坦桑联合及其对两岸整合的启示”，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硕士论文，2009年6月8日。此后不断对体制、政策进行改革修正，概括地说渐进改革是取得联合成功的重要原因。邓砂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概括式途径”，即政治优先，先实行政治统一后再解决内部其他矛盾的方式，以新的政府来带动经济、意识形态的整合，邓砂：“坦桑联合及其对两岸整合的启示”，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硕士论文，2009年6月8日。本质上特征就是“政治优先，渐进改革”。

　　反观台湾，在普遍流行的统合理论中则全然相反，主要以“经济优先、循序渐进”为特质，往往以构建其他领域的共同体为优先，而最终利益扩溢辐射至政治领域，其中两岸共同市场理论最具备典型性。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构建大中华市场，整合大陆、台、港、澳四地经济建立自由贸易区从而实现全方位的经济与政治整合目的，将两岸目光主要集中在经济效益和合作机制上，有效逥避两岸敏感政治议题，模糊政治立场。但现实实际已经为该理论写下了失败符号。在经济层面，两岸经济失衡，无法扺御共同对外关税与贸易政策的不对称性冲击影响；在政治方面，政经难以分离，台湾高度警惕两岸经济合作导致对台湾本土的经济冲击与利于大陆一方政治效应；在法规层面两岸的差异化导致贸易自由化条例难以确立……在过去的经验中，与经济相关的两岸措施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失败色彩，无法有效转化为政治认同，事实上一旦将经济政策视为服务于政治目的的工具，合作就难以展开。所以，坦桑模式的改革为两岸展示了先政后经的可行性，但前提是双方能够就原则问题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与认可。

　　2.4小结

　　综上所述，坦桑模式经验提供的是崭新的联合模式与崭新的联合路径，而我国特区形式也是一种相似的中国式试验，但缺乏了坦桑模式中政治范畴的自由度与参与度，实际运行下来更像一个独立，被隔开的与众不同的地区，而不是融入于国家之中。但新方案并不是需要彻底摒弃港澳模式，而是应在港澳模式的基础上融合新思路。毕竟本身坦桑模式作为两国的合并经验就与两岸的主权国－地区关系不相符合，实际并不能够轻易复刻。

　　三、反思

　　诚然，坦桑模式经验为两岸统合带来了启示，但是在国际问题中“模式”原本就很难存在，絶大多数境况下他国难以复刻别国的成功，因此，对于该模式笔者也对其展开了一定的反思。

　　首先，平等概念与大陆民族情绪相斥。自古以来中国大陆历史教育赋予了居民“大中华”的身份，同时“一点都不能少”的外交姿态也在不断坚定人们对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与絶对领导角色的认知。所以，要实际承诺认同台湾的“主权”地位，即便是名义上的平等也存在很大争议。而且，以坦桑模式下实现统一，意味着台湾作为联合的推动者或会享有比新疆、港澳地区更高的权力与职能，这一点有无可能实现暂且不论，即便实现了势必也会引来其他地区的冲击和反馈。

　　其次，坦桑模式难以复刻的另一原因在于双方的意愿和地位。坦桑模式的成功在于对于彼此的角色和作用是有互相的妥协与承认的。而能够达成妥协的原因在于双方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基于共同的利益和政治需求自主选择的结果，但台湾社会中缺乏统一动力。长久以来，民进党始终试图全面移除台湾社会中的一切中国元素，彻底切断两岸历史与文化脉络。幷且在台湾选举的推动下，族群矛盾激发了台湾特有的民粹主义，原本用于选举的宣传效益被扩大，形成了民族自豪感并进一步被分离主义党派利用。而原本与大陆有“亲情关系”的台湾伴随着老一代台湾人的去世而就此消亡。

　　再者，以港澳的经验下双重身份所带来的身份割裂感并没有因为统一而消失。此处所探讨的是模式本身的作用性问题。以“地域歧视”做例子，国内地区时常发生类似地域歧视的事件，但是往往不会上升到对国家认同的威胁，因为普遍而言默认国家身份远高于地区身份。但在特别行政区内，往往对其他地域的否定会降低国家认同，并转化为对自身特殊身份的优越感或自信、自豪感。即便特别行政区以自治地区的身份融入国家体制，但港澳模式下始终没有形成广泛的对国家的认可。诚然，统一的第一要点是先要有统一的外殻，但以联邦或者形似联邦的模式开展统一，或许并不能够确切地从根本解决该问题。

　　四、总结

　　两岸统一是坚决的政治目标，也是必然的趋势，但是以何种形式统合不同学者都有各自不同的答案。寻根溯源来说，台湾问题要解决的是两地之间的权力归属问题以及在这一问题之中双方究竟具有多大的妥协空间与妥协意愿。既要维持一国两制的大框架，又要就台湾的特殊性予以变通改革。笔者认为中国首要的目标是台湾法理上的回归与国家统一而不是实际掌控地区管辖权，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中国愿意让台湾掌握更多的权力来换取统一。江泽民也曾表示：“台湾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党、政、军系统都由自己管理。中央政府不派军队、行政人员驻台，而且在中央政府里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江泽民：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人民日报1995年1月31日，http://unn.people.com.cn/GB/channel2567/2608/3474/3478/200301/22/240782.html。而坦桑模式的经验借鉴便是在试图解决上述的两个问题，从而对解决两岸问题提供价值。遗憾的是，一国两制的设想暂时没有实战的空间，不过越是如此越要不断更替方案，时刻做好和平统一的准备。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台港澳与世界事务专业方向澳门籍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