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旧儒学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阻碍作用

　　旧儒学发展到明清时代，已经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消极阻碍作用，这种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旧儒学抑制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儒学到了明清时期，已经进入了它的衰老期，明代统治者继承了元代推崇理学的思想，将其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指导思想，要求科举考试必须围遶着四书五经里的内容出题，且必须围遶着朱熹等人的思想展开，不允许超越这个范围，必须做到所谓“替圣人立言”。在旧儒学的控制下，明清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也创造了非常灿烂的文化成果，但是在丰富性上以及发展潜力上已经落后于整个时代，在这个历史时期，并未出现专业性的学科分工体系，儒家经典依然是士子们安身立命的必读书目，古典学术依然围遶着旧学进行，经学依然是核心讨论对象，在这种文化生态下，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难以得到充足滋养，并没有出现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专业机构和学科，因此对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具有很强烈的阻碍作用。

　　2.旧儒学抑制了儒学的更新换代

　　旧儒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导致了儒学自身陷入教条化、僵化，阻止了儒学的更新换代，中国儒学的鼎盛时期是先秦两汉时代和宋代，这两个时期的特点是学术讨论比较自由，门户偏见较少，学者之间比较宽容，儒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们今天所说的理学思想也是在两宋时代较为自由的学术环境中，同其他流派的儒学思想家相互碰撞，辩论而产生的。到了明清时期，儒学思想已经陷入僵化，理学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成为“道统”和“正统”的载体，难者或曰明代的心学和清代考据学的存在证明明清时期的思想并不僵化、沉寂，但是不论心学还是考据学都未上升为学说生态，而已经僵化、教条了的理学思想却同封建王朝的整体文化生态之间产生了强烈的“路径依赖”，因此政治思想史者皆指出，考据学和心学皆陷入沉寂，这种沉寂固然存在着一定的学术规律，但是政治因素和社会制度因素导致的独尊理学生态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旧儒学固守“道统”与“正统”的藩篱，最终窒息了儒学，阻碍了它的更新换代。

　　二、儒学思想的现实应用：悲观角度的评判

　　笔者认为，弘扬中国文化固然是本世纪中国人所面临的重要历史任务，但是这个任务不能依靠食古不化的方式予以推进。对于儒学的国内应用和国际输出不应持过分乐观的态度。

　　在国内方面，虽然近几年来以读经教育为核心的所谓“国学热”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共识，笔者也不反对读经教育，但并不认为以读经教育为核心的儒学文化传播能够发展为一种主流文化价值，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儒学文化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儒学，这就决定了儒学不可能成为我国的主流指导思想。虽然目前有一部分学者刻意将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相等同，甚至认为“中庸”中包含着辩证法思想，“民本”意味着人民民主，但是这些都是一种对儒学思想的误读，例如“中庸”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折衷主义思想，同建立在扬弃黑格尔哲学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是一回事，唯物辩证法不仅强调两面性，更主张观察认识事物的主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对根本性质、根本道路问题的认识上是旗帜鲜明、当仁不让的，而在“中庸”的思想指导下，对很多根本性质和道路的问题之认识，只能更加模糊不清。

　　第二，儒学文化不接“地气”，无法呈现强烈的时代张力。诚然，儒家文化的某些信条、原则仍然在长时间内影响着中国社会，笔者无意对其进行激烈批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再次“王者归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目前以经学热为核心的“国学热”，在学术上仅仅停留在一些大学（如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并未成为学术界的广泛共识，且所谓“国学”在学术体例和学术思维上，难以和现代学术或者西方学术完全区隔，也并未见到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将传统注疏、义理等学术方法在经学领域进行全面复兴。在社会层面，絶大多数“国学”爱好者尚未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难以入脑、入心。

　　第三，儒学文化难以获得稳定的传播平台。目前，在中国社会，儒学文化并未占据社会文化传播的主流渠道。任何一种文化，必须占据主流文化传播平台，才能成为一种主流文化。在我国古代社会，儒学文化作为一种主流文化，在长时间内牢固地占据了官学和私学体系，到了明清时代，不论是官方设置的书院还是民间私学，皆以信奉儒学、习颂孔子为主旨。

　　第四，在国际传播方面，在短时间内，儒学难以在国际之间传播为一种“普世价值”，甚至难以为普罗大众所喜闻乐见，其原因如下：

　　首先，儒学文化有极其强烈的文化特殊性，只能在东亚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共鸣，而并不能为西方大众所接受，更不可能成为一种所谓“普世价值”。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儒学文化对日本、韩国、越南和琉球等国家存在着很深的影响，它们的文化被以儒学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所深刻影响，因此在这些国家推广儒学文化，提升其与中国的共情。但是在西方国家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儒学文化难以被广泛接受。其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受到一神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强烈影响，宗教的出世思想和儒学的入世的世俗主义思想格格不入。在现实政治层面，已经狭隘化了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对这些国家的影响远高过儒学文化，中国儒学文化的传播仅仅停留在少数学者的层面，难以得到广泛共鸣。虽然目前为止，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已经体现出很大弊端性，无法约束和治疗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各种弊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文化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其次，儒学文化无法发展成为一种世俗性的现代文化。从儒学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它就是一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士人群体所信奉的文化，目前，不论是中国社会还是其他国家的社会，都已经不存在古典儒学所依赖的社会阶级基础，古典儒学早就成为了无根之萍、无本之木，这不意味着儒学思想的一些深层次因素也在影响着中国人，但是并没有达到大陆和港台一些自称“新儒家”的知识分子们所希望达到的状态。现代世俗文化是一种快餐性的、普及色彩浓厚的甚至比较功利化的文化，而长期范围内，儒学由于其自身浓厚的知识分子色彩和精英属性，难以真正被外国群众所接受，因此也难以进行文化转型。

　　三、展望

　　提出一些对儒学文化的浅见，有些属于逆耳忠言，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第一是推动儒学自身的创新，将封建儒学和现代儒学相分离，抛弃儒学思想中的封建主义毒素，让儒学为现代化社会服务。儒学所根植的封建社会状况决定其政治主张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儒学自身的社会教化功能对人性自身的可靠性认识不清，因此儒学文化将长期处于在野的地位，这种现状也有利于推动儒学自身的创新。

　　第二是将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主流予以对待，中国文化一直是多种多样的，近年来一部分社会舆论将儒学理解为中国文化的全部，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儒学并非中国文化的全部，而只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复兴儒学不能等同于复兴传统文化。

　　总之，目前复兴儒学的呼声往往沦为“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是儒学并未进行彻底的现代化转型，从旧儒学转变为新儒学，只有儒学彻底完成现代化转型，才能迎来儒学复兴的春天。


　　作者系廊坊师范学院明史与明代文献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讲师。